序
人过半百，已知天命。回首往事，如同昨日。看镜中鬓发斑白，想往事过眼云烟。喜怒哀乐、悲欢离合，一齐聚到心头。冻雨洒窗、夜不能寐。披衣灯前，奋笔疾书。一篇文字，呈于诸君面前。还望大家指点一二云而。
是为序。


1、
我叫李跃，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的家乡在滕州市东南不远的一条季节河的边上，它是一个小山村。村东3里路就是往东连绵起伏的泰沂余脉。小河叫郭河，它发源于东北方向的大山里，是荆河的支流，蜿蜒逶迤从东北方向走来，从村西流过，折向西南最终注入微山湖。每年到夏季就会爆发山洪，浑黄的河水平了两岸，洪水还会沿着水沟倒灌进村里，村里的低洼处和大街上也满是黄水，好几天才退。
记得小的时候夏季连阴雨特别多。发大水的时候就去村西看洪水，汹涌的洪水翻滚咆哮，从上游滚滚而来，确实有荡人心魄的气势。河水里飘着些柴草和木头之类的，农村土语叫淤柴，也有大木棒和门板，可能是从上游的村子里冲出来的，有人站在岸边的水里，用带铁钩子的长杆子捞那些东西。
河上有一座石头桥，是漫水桥，发大水了就不能走了，河的两边就会挡住许多汽车。我们小伙伴最感兴趣的是票车，就是现在的公共汽车，农村的孩子十几岁了都没坐过票车，因为你没有什么事要到城里去，即使上城去了都要靠两条腿。所以，一发水票车就停在河边，车门打开，乘客下来看水、休息，我们就会趁机跳到车里，过过瘾。
2、
我家兄弟姊妹众多。母亲共生了8个孩子，3男5女，成了7个。我上边有一个二姐叫小菊，小时候得病死了。我们家9口人，在当时的村子里也是为数不多的。孩子多家里就穷，我上学以前不记得穿过新衣服，都是小的拾大的穿小的再穿，一件老蓝粗布衣服上补丁摞补丁。
现在回想起来，童年的生活是快乐的，没怎么觉得苦，也没想过什么是苦什么是乐，因为家家都这么过，从小这么过现在还这么过。村里有的人家日子过得比我们家还苦。再者也许年龄小，体会不到父母的艰辛。
我一直比较佩服我的父亲，他是一个很有能力、很有本事的人。从我记事时起，我们家的情况在村子里数中上，直到现在还是这样，都是父亲操持的结果。提起父亲母亲就很自豪，听母亲说，父亲姊妹兄弟四个，他是老大。父亲22岁那年，我爷爷就得病去世了。那时，我奶奶45岁，大姑19，二叔12，二姑9岁。全家5口人的生活重担压在了父亲的肩上。发送爷爷，同年我母亲进门，这2件人生大事是父亲靠借债完成的。
3、
我是1968年夏天开始上学的， 6岁半，个头瘦小。记得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二叔领着我到了村子的小学校，接待我们的是一位满头白发、有学者风度的老师，后来知道是朱校长。上学的名字也是二叔起的。二叔是村子里为数不多的大学生，我上小学时他已经大学毕业了。
学校在村子的东南角，有一条季节性的小水沟从村中流过，天然地把村子划分为两半，学校挨着水沟。解放前，沟南边的人家比沟北的富裕，村子里最大的王姓地主就在沟南，小学校就是解放后没收他家的房屋改成的。沟北人穷，70%的为陈姓，大部分靠给沟南的地主打工、租种他们的土地过日子。当时在陈姓人口里流传这样一首顺口溜：累死累活不给王子林家干活，清起里（早上）饼子晌午（中午）窝窝，辣椒子踹蒜不准多抹，多抹一点抠鼻子挖眼。表达对王姓地主抠门的怨恨。
我上学正赶上文化大革命闹得凶的时候。这一次沟北的人可逮住机会，揪斗沟南的地、富、反、坏、右，把沟南以前有点家产的人都绑起来游街，更残酷的折磨人的办法是，把人的头发剃光，双手在背后绑住，桌子上放椅子，人站在椅子上，被绑的双手吊在房梁上，人站在椅子上刚好能够到脚，身子弓得像虾米，光头的上方点着一只100多瓦的大灯泡，身子骨弱的人是撑不住多长时间的。村子里一条南北方向的街道两旁，用木棒扎了架子，绷上席子做成宣传栏，上面贴满了大字报，画了许多人身攻击性的漫画，尽是些牛头马面、人首蛇身丑化人的。沟南的人也不是吃素的，后来乱了套，演变成沟南和沟北两大阵营的争斗，白天大人们斗得热火朝天。晚上，两边的小孩子也都组织起来互相打斗，我是积极的参与者。在明亮的月光下，隔着水沟互相扔石块、打弹弓。弄得一身泥水，有的被打破了头也不哭，很英雄的样子。
文革中的左是极端的，在农村也表现得很离奇。一天下午，我和几个小同学坐在教室里，抬头见黑板上写了一行字：毛 万岁。字排的有点歪斜，进来一个学生随口说了句：毛 歪了！ 说这话的学生家庭是地主成份，正是要专政的对象，有同学报告给了老师，说XXX说毛 歪了。这下子可不得了了！学校里立马组织全校师生开批斗会，这个学生吓跑了。正是秋初季节，地里的玉米有多半人高，学校一面派人去玉米地里找那个学生，一面派人到他家里把他爹揪来，批斗了一番。那个孩子在玉米地里过了一夜，第二天晌午才偷偷回的家。
武斗结束后，两边已经势同水火。公社里也没办法，公社做主，和两边的头头商量的结果是，以水沟为分界线，土地人口一分为二，一个村划分为两个村，因为村子里有大水坑，所以沟南叫南池大队，沟北叫北池大队。
大水坑在北池村的西北，听老人们讲，原来那地方有一座火神庙，不知建于何时。有一年夏天下雷暴雨，忽然从天上掉下一个火球，一下子击中了火神庙，引起了爆炸和大火，村子里的人听到了隆隆的雷声，等雨停火熄后，人们惊奇地发现火神庙不见了，原地出现了一个大坑，大坑里积满了水，形状像一枚葵花籽，面积约十几亩地。下雨的时候 ，村子里的水顺着条条街道汇到大坑里，坑里的水满了就流进村西的郭河里。

@彭燎 2016-09-30 12:37:44
文字简洁、流畅，欣赏了，问好文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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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支持！

4、
村子分开了，我们的学也上不成了。南池的人自然不会再让北池的学生上学，把我们北池的学生撵回了家。反正孩子不能没学上，没办法，北池村白手起家，回村的高中生当老师，盖好房子还没搬进去的人家，被大队做工作，新房子当教室，门板刷上黑板漆当黑板，就这么凑乎着开了学。我那时正上2年级，在南池上学的北池的学生约30多人，各个年级的都有，因为条件限制，各年级的混编成3个班，分别在村子不同的地方上课。好在那时的课程简单，小学好像只有语文、数学，各个年级的内容差别不大，我在的那个班1、2、3年级的都有，年龄从8、9岁到12、3岁。在这种艰苦的环境里我上了2年学，1970年底北池小学才建成。
5
在我家7个孩子当中，我排行老三，上边一个姐一个哥，下边一个弟弟3个妹妹。姐大我9岁，哥大我4岁。姐是老大，从小就吃苦耐劳，帮母亲操持家务，下地干活。哥小时候挨过饿，得过病，好像对智力的发育有些影响。后来上学总是不入门，上课老是打瞌睡，鼻涕拉的老长，成绩垫底儿。我上边又毁了一个二姐，加上我比较聪明，所以比较受父母的偏爱。
我在班里个头最矮、年龄最小，但学习成绩却是数一数二的。老师们喜欢我，同学们尊重我。我自认为是一个老实的孩子，不惹事不多事。概括自身的特点是：聪明有余、成事不足，是一个被动型的人，总想运气来找自己，不去主动追求。做什么事没有恒心和毅力。看过一幅启功题的条幅：行文简浅显 做事恒平诚。我缺少的就是做事恒平诚。秉性如此，没有办法。想想大半生以来的人生境况，就是这种秉性导致的结果。

6、
对异性感兴趣，大概是在10岁左右。
经常和我一块玩的伙伴叫小常，他父母大概希望他长长久久，所以小名取这么个小名，他大我3岁，我们是一个生产队的。那年夏天，我和小长常把小我2岁，一个叫三妮的小女孩领到村西快成熟的麦地里，让她脱光衣服躺在田埂上，我和小常学着遛乡骟猪蛋人的样子，给三妮骟猪蛋。只记得正午的阳光明晃晃，三妮的小身子雪莹莹，她闭上眼，直直地躺在田埂上。四周静悄悄，南风吹过，成熟麦子的馨香沁人心脾。那时对异性懵懵懂懂的，没有做坏事的念头，只觉得那样好玩。
三妮家和我家住一条胡同，她家在胡同口，挨着一条南北路，沿路往北通向生产队大院和村小学校。她家姊妹6个，2男4女，在女孩子中她排行三，小名就叫三妮。她姊妹当中数她长得漂亮。
因为住的近，出门就能碰到，经常在一块玩，我也比较喜欢她。她虽然生长在农村，家庭条件不算好，但是她很会打扮，整天把自己拾掇得很干净，有一股清新的气息。我曾有要娶她做媳妇的想法。平时没事时总是找她玩。我们一个姓，我和她在五服的沿上，是关系比较远的本家，那时的农村很封建，认为同姓的人不能婚嫁，是乱伦，要娶她是根本不可能的，当时的想法只是一个初更人事的少年的冲动罢，况且我们两家的关系不太好。自那次在麦地里一块游戏以后，我和三妮再没有过亲密接触。她很能干，割草挣分、下地干活，样样拿得起、放得下。后来长大了，14岁我就离开了北池大队，开始了漫长的求学路，她留在了农村。后来我参加了工作，我离家更远了，少年时期的一段情缘就此烟消云散。

@彭燎 2016-10-05 19:48:53
写得好，问好文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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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国庆节快乐！

7、
村小学在村子的北边，校门朝南。一个不大的土墙院子，北墙边从东到西一溜土坯房，共有7、8间，是学校的教室，课桌是土坯垒的水泥台子，板凳是学生从家里带的。讲台也是土坯水泥台，比下面的课桌高一倍。教室没有门，学生上学、放学自己扛着板凳。教师的办公室在西头，这里的门窗完好。
教室门前一直到学校大门，是个大院子，也当操场使用。厕所在东南角，大门内往东靠南墙，有几棵黄梨树，梨树有大人的腿一般粗，枝繁叶茂，很有些年头了，每春天总是繁花似锦、枝繁叶茂。厕所的外边生长着几株高挑的枣树。
别看小学校小，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中都有。一个班大多数十几个孩子，因为教室少、班级多，小学的学生轮换上课，有的年级上午上课，有的下午上课，共用一个教室。初中和高中各一个班。文革期间，公社高中解散了，本村的小学就开设了高中班，那时叫农中。半天上课半天劳动，学校东墙靠北边开了一个门，外边就是农中的实验田，有5、6亩地，按农时种各种庄稼。
8、
我的小学、初中是在北池小学完成的。我初中毕业时才不到13岁，个头瘦小，也就1米3、4，干不了农活，在生产队里连个半劳力也算不上，我家姊妹多，也不缺我一个人干活，父母让我继续上学。
在农村，一般的孩子初中毕业后就回家帮父母干活挣工分了。所以，继续上学的不多，我们那个农中班10几个学生。 上午上课，下午学农，到东边的试验田里干农活。试验田里无非是春季浇麦、栽地瓜、翻地、晒垡。麦收以后点玉米，秋收后耩麦子。
学校的试验田被一圈土矮墙围起来，南边是人家的屋北墙。墙面上抹了白灰，上面用墨汁刷着诸如：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大有作为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等最高指示。西南角有一口水井，井上安着水车，田里旱了，同学们就分作两班推水车浇地。
初中2年当中记忆深刻的事情有：蒋介石去世、学白卷先生张铁生、学黄帅。毛 诗词记忆犹新的是：不见前年秋月朗，订了三家条约。。。。。。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许放屁，试看天地翻覆；敢上九天揽月、敢下五洋捉鳖。光会读、会背，不知什么意思！那是还有一首流传甚广的顺口溜：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不会ABC、照样建设社会主义。
有时候也干一些体力重的活，我们班有一个女生叫王志秀，长得比我高大，方脸尖下巴，不算漂亮，但下地干活、操持家务，显然会是一把好手，如果在农村娶到这样的媳妇，男人会有好日子过的。遇到重的活，她总是帮我干，那时我还没开窍，不知道什么是爱情，觉得王志秀对我好，平时就和她走的比较近。现在想，她可能喜欢我。

10、
1976年，我14岁，在农村算个半劳力，如果不再上学的话，没有什么出路。我家姊妹多，家里也不缺我这个半劳力挣工分。于是我蹲级到初中班，继续学业。
1977年9月，国家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决定恢复已经停止了10年的全国高等院校招生考试，以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方式选拔人才上大学。
这是具有转折意义的全国高校招生工作会议决定，恢复高考的招生对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
会议还决定，录取学生时，将优先保证重点院校、医学院校、师范院校和农业院校，学生毕业后由国家统一分配。
与此同时，当时停课闹革命荒废了的公社高中也恢复招生。于是，我于1977年夏天考入滕县第十二中学。开始了我的高中生涯。
滕县第十二中学坐落在一片田野中，在我家东南方向，枣木公路的东边，离家大约7、8里远。

10、原来的南沙河公社高中在公社驻地，由于近10年没有招生，校园、教室等已荒废，院子里的杂草有半人高，到处是残垣断壁、倾颓的房屋。
新的校址选在仓沟村东，枣木公路的东侧。一春的功夫，新的学校就建好了。我们是新学校的第一批学生。
我记得是1977年夏天开始的我的高中生活的。北池村那年共考上了7个学生，5男2女。开学的时候，我们一个生产队的一个年近60的大爷，送他的孙女上学，连带着把我的行李用地排车拉到了学校。我入学的时候不到15岁，身高1.45米，是个小个子。因为离家远，我们村的学生住校。
下了枣木公路，拐上一条有并排两辆地排车宽的土路，向东走大约300米，路北就是滕县第十二中学。

11、滕县第十二中学座落在一片农田之中，农田属于贫瘠的山岭薄地，田地里零散地分布着许多大小不一的石块。往东不多远就是连绵不断的泰沂山脉的余脉——笃山。校园方圆大约有20亩地大，被一圈一人高的石墙围起来。学校的大门有一丈多宽，进门是一条土路，将校园的前半部分为东西两半，路东由南往北分三排，依次是教职工宿舍、校医务室和学生宿舍；路西共两排房屋，前排是三大间连在一起的、高大宽敞的教室，后一排是学生宿舍。学生宿舍后边是一个大大的操场，学生食堂在校园的东北角。有一天从东边山上下来的小水沟，挨着北边的院墙，由东向西穿过校园而过。

12、在学校的东北方向，有一个大的单位叫24野战医院，不知道全称是什么，大家都这么叫，离学校约有4、5里路，出了校门向东北穿过荒芜的农田，走上个把小时就能到达。
24野战医院应该是一个军事单位，但并不实行军事管制，印象里大门口没有站岗的哨兵，附近的农民可以随便进出。我记得上学的两年里，去过好几次24野战医院，都是去那里看露天电影。至于看的是什么片子，早已忘记了。去看电影，我都是一个人自己去，看完电影，晚上9点多了，自己一个人再摸黑深一脚浅一脚地汇学校。我一个人走在荒芜人烟的野地里，一点都不知道什么是害怕，即使是微雨濛濛的寒夜，穿行在坟地之间，也泰然自若。我自认为是一个憨大胆，天不怕地不怕，一个人走夜路，就怕短山劫路（方言，拦路抢劫）的。
对24野战医院印象这么深，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班有一个女同学是24野战医院的，名字叫姜绍明。我们学校的学生，几乎都来自农村，一个个面带菜色、弱不禁风的样子，明显的营养不良。但是，来自24野战医院的姜绍明不存在营养不良问题，面色莹润、白里透红，个子比我还高些，在我们班里真的是鹤立鸡群。我逐渐对她心生暗恋，我知道我们之间的差距不是一点两点，仅仅是暗恋而已。姜绍明在我们学校没上完高一，就随家迁走了。我后来打听到，他们一家迁到兖州去了。我只知道兖州在北边，天下九州之一就有兖州，是一个古来就有名的地方。离我们有多远，不是我这个16、7岁的中学生知道的了，我没出过远门。

13、求学的路是曲折的，充满了艰辛，身在其中的我们被这种艰辛所浸润，时间长了变得麻木不仁，没有觉得日子苦！习惯成自然。大家都这样，感觉不出什么苦不苦的，何况，我的家庭条件属中上水平。
每到周六，母亲就会在家里烙好煎饼，为我预备好下一周的干粮。周六我到家，母亲已经烧好开水，用一个大瓷碗，磕上一个鸡蛋，放上一大勺白糖，用筷子把鸡蛋和白糖打匀，用开水冲熟，最后点上香油，一碗喷香的鸡蛋茶就做好了。
母亲说，你在学校靠了一个星期，学习任务紧，给你增加点营养。
我感激地看了眼腰背有些微驼的母亲，趁热把一大碗鸡蛋茶喝了下去。我知道在农村，一般的人是舍不得喝鸡蛋茶的。那是生了孩子的女人，或者生病的人才有的待遇。一年之中，我不记得母亲喝过鸡蛋茶。在七十年代的农村，一碗鸡蛋茶应该是奢饰品了。
休息半天，帮父母家里、地里帮帮手，周日下午就要准备返校。
下午，母亲为我炒好咸菜，用一个大玻璃瓶装着，我背起一大包煎饼，去南池大队和陈玉坤一起回校。我到陈玉坤家，他母亲已经给他用包袱皮包好煎饼，我看到，他家里的煎饼筐里没有多少煎饼了，那他家里的人吃什么呢？他家的条件比我家差些，供他上学已显吃力。我见陈玉坤迟疑了一会，解开包袱，从包袱里拿出几个煎饼放回煎饼筐里，他提起东西，和我一起走出了家门。

14.1、因为家里穷，陈玉坤初中毕业想回家帮父母挣工分。他母亲不愿意，数落他：别人想上学还没有机会，你学习好却不想上学！你一个大半孩子能帮家里什么！家里的事不要你问，你好好上学，你想一辈子呆在农村吗！
陈玉坤比我大2岁，心事比我复杂的多。看他迟疑地从包袱里往外拿煎饼，我还想，包袱里的煎饼够你吃一个星期的吗？我不知道他是心疼父母。他知道，父母是在竭尽全力供他上学。

14.2、陈玉坤父母的心情可以理解，父母总是盼望自己的孩子能走出农村，成为一个有出息的人。可怜天下父母心！
1978年，为了提高教育质量，在全国兴起了各学科竞赛，即数学、物理、化学竞赛。那时刚改革开放，国家急需大量的建设人才，搞各科全国竞赛，是为了为国选拔人才。
1978年春天，为了参加 济宁地区各学科竞赛，我们学校经过考试选拔，选出5名学生重点培养，我就是其中之一。学校里各科顶尖 的老师单独给我们5个上课，采取题海战术，整天埋头试卷当中，做题做题还是做题，不会的由老师解答。光会做题，基础知识落下了，这无异于拔苗助长。

14.3那时的高中学制是2年。1978年春季各科竞赛我取得了什么名次忘记了。高二学年开始，学校把3个班里学习好的，集中到一个班，大家叫四班，大约有20几个学生，还是集中全校各科最好的老师教我们。四班类似于现在的快班或者尖子班。是我们校升学的希望所在。
现在的同学可能不理解，那时山东省高考实行大专、中专两套试卷。学生在报考前要选择报大专还是报中专，二者不可兼得。我是尖子班的，当然要报大专。1979年高考发榜，我是差1.5分没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