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言说者的痛苦与迷茫
我会在某一个瞬间，质疑自己所言说的内容——我讲的，就一定是对的吗？
如果言说是不妥当的，甚至是错误的，那这些言论会在孩子们心里植下怎样的一颗种子？这种子将来生根发芽，又会给他的一生带来怎样的影响？
慎矣，为师者不可以不慎。
但是，我痛苦和迷茫的是，谨慎却不一定就能避开言语的误区。
毕竟人的认知是有限的，是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遮蔽的。所知愈少，无知愈多。而这少的可悲的“已知”中，可能还有相当一部分知识是含混不清楚甚至是错误的。当我清醒的意识到自己无法确保言说内容纯正性这一事实后，我就会时不时的进入到质疑、消解自我的模式当中。然而，比意识到自身局限性更痛苦的是，我不知道如何去突破这局限。通俗点说，就是我知道我言说的内容不够好，我也想变得更好，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去变得更好。古人说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而基层言说者的尴尬现状是向上并无切实有效的提升渠道，向下挖掘自身又缺乏相应的智慧、自律、时间、以及精力。
另一个情况，是思想观念的前后不一乃至自相矛盾，也令人心生迷茫。言说者自身的知识体系是逐步建构完善的，其思想观念也是在不断更新、改变的，这是不可避免也是必不可少的过程。但这在无意中会带来另一个问题，即言说者思想的不稳定性，观念认知的前后变化，极易加剧信息接受者单一、固化、极端的思维模式的形成。这是最叫我惶恐的事情。
以我自己为例，以我对柴静、龙应台的认知为例，这个认知就经历了一个由肯定到否定再到肯定的过程。最初的肯定里，我在讲新闻，我讲《看见》，我讲《目送》，讲《穹顶之下》。而我被潮流裹挟一味的否定她们时，就讲“一条大河”那场演讲，讲“中国人是不是人”那场访谈——所以你看，当言说者缺乏清醒的认知能力时，就会以自己的好恶为时代的好恶，并且把这好恶不假思索的传达给学生。
这多叫人羞愧。在漫长的教学生涯里，我竟然未曾教会他们全面、客观的去看待人事，竟未曾教会他们包容和尊重，我究竟是教给了那些孩子们一些什么呀
念及此，我一下子理解了在有关于柴静的争论中指责谩骂我的那些人，那些人里，极有可能就有我的学生。
很荒诞是不是？
这个社会荒诞的时候，教师是要负一部分责任的。
而教师荒诞的时候，社会是要负很大一部分责任的。
所以，我在这学期的新闻课上，先对他们说了这样的话，我说：
我负责给你推开一扇窗子——我必须要给你推开这一扇窗子，但我无法保证方向的正确性；我为你展现一片风景，但领略风景的角度未必尽善尽美。我是不得不言说，但你切勿盲目的听信我——不盲听，不盲从，不盲信，从我这里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