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赵匡胤改制（三） 制钱谷
众所周知，财富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之一，人如果想办事，绝大部分是需要财富的，当然，包括造反。
唐朝时，为了更好的开疆拓土和保卫国家，设立了节度使，给予他们兵权，让他们驻扎在全国各地，但士兵需要粮食、武器，以及军饷用来养家糊口，有时过节还要发些奖金，这些都需要钱。至于打仗就更不要说了，大家都懂，我不必赘述。
但当时交通不像现在这么发达，物资的调运很多时候都跟不上，比如唐朝西北边疆如果向朝廷申请调运粮食，即使骑快马送奏折也需要几十天。
为此，朝廷不得不让步，给予节度使驻地周边州县的财政权。
有了财政权，就有了钱，当时的生产力虽不如现在，但也能剩余，有多余的钱就可以招更多的兵。由此，节度使势力越来越大，安史之乱后很多节度使已经不服从朝廷的命令（有的死了直接让儿子接替，朝廷只能追认），成了国中之国。
唐朝灭亡的重要原因就是藩镇，到了柴荣时期，由于柴荣大力加强中央军的力量，暂时压制住了藩镇，但仍旧没有彻底解决问题。
赵匡胤即位后，大力整治藩镇，其中重要的措施就是“制钱谷”。把诸如节度使的地方官的钱拿走，让他们没有钱招兵来造反，就是造反也不会有人跟。
为此，赵匡胤实行了四条措施：
一、严禁私自占留。964年，赵匡胤下诏令州、郡所收税赋，除地方日常行政经费外，其余上缴中央或运至指定地点，不得私留。
二、设转运使。965年，赵匡胤开始设置转运使，负责掌管地方财政权、检查赋税情形、核对帐簿、考察民情，并将官吏违法情事上报朝廷。说白了，转运使拥有审计权、监察权。
三、监临场务。场务是指征收各种商税、专卖税的机构。五代场务多由藩镇差遣牙校管理，不立章法，大肆剥削，成为藩镇重要财源。赵匡胤即位后，派京官监临各处场务，制定法律，检查文簿，并将场务的税收直接收归朝廷，此后节度使不再有干预场务的权力。
四、禁止专卖。为了增加国家收入，并防止地方官员私下敛财。赵匡胤下诏，全国的茶、酒、盐由国家专卖，官吏与百姓不得私自贩售。
赵匡胤改制的影响
赵匡胤采用赵普提出的“收精兵、削实权、制钱谷”的方略对宋朝制度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对宋朝产生了巨大影响，影响有好有坏，具体如下：
先说好的。
赵匡胤改制，使地方再也无力同中央抗衡，改变了唐末五代以来藩镇割据的分裂局面，加强了中央集权，使宋朝得以存在三百一十九年。
对于提出建议的赵普，哲学家朱熹对其大力赞赏：“赵韩王佐太祖区处天下，收许多藩镇之权，土国家二百年之安，岂不是仁者之功？”
现在，要说坏的。
虽然坏的影响内容我叙述的较多，但并不否认赵匡胤改制的功大于过（国家存在三百一十九年，在历代王朝中已经是不小的成就了）。
当然，坏的影响多，也是因为赵匡胤改制的“矫枉过正”。
坏的影响，总的来说，是“冗兵”、“冗官”、“冗费”，合称“三冗”。不过这些不好的影响在当时并没有显现出来，起码不明显，但后来问题却越来越严重，并成为后来北宋衰落的根本原因。
“冗兵”
北宋时期的征兵制度是募兵制，优点是有助于加强军队的战斗力。但由于调兵权归枢密院，打仗时将领基本上是临时派出去的，这就产生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平常训练士兵的不负责指挥打仗，负责指挥打仗的不负责训练士兵，将领对自己的士兵一无所知，更谈不上什么感情基础。说白了，就是“兵无常帅、帅无常兵”。这就引起士兵战斗力得不到有效的发挥，经常作战失利。
士兵战斗力差，皇帝只能通过增加士兵的数量来弥补质量的不足，于是，士兵数量越来越多。在赵匡胤时期，士兵只有三十七万，在宋真宗时期，士兵已经涨到了九十一万人，到了宋仁宗时期，士兵人数已经达到了一百二十多万人，其中光禁军就有八十二万人。
不过，从北宋自宋真宗开始的历次战役的参战士兵数目上看，国家士兵总数应该有不少是空额。
空额也好，真人也罢，反正军事开支越来越多，据统计，北宋宋仁宗时期的税赋收入和军事开支，税赋分为钱、绢帛、粮、草四项，除了钱以外，其余三项税赋里军事开支所占的比重均达到了八成以上。
赵匡胤设立枢密院，用来发兵、调兵，这固然可以防止军队叛乱，但问题是枢密院官职基本上都由文官担任，他们不懂军事，只会纸上谈兵。后来你会发现，多少次本应该胜的战役或是不应该败得这么惨的战役在枢密院的“英明“指挥下而白白送掉了许多将士的生命。
“冗官“
恩荫制度是造成“冗官”的最突出的原因。何谓恩荫？恩荫是指由于封建制度下，祖辈、父辈的地位而使得子孙后辈在入学、入仕等方面享受特殊待遇，称之为“恩荫”。在宋朝，凡遇到朝廷吉庆大事,所有高官子弟都可以加官进爵。一个学士就可以恩荫几十人,真可以说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了。
另外，宋朝通过科举考试录取的官僚人数也是历代王朝之最。唐代每届取进士大约三四十人，而宋朝动辄都是四五百人，据统计，宋朝科举取士共115427人,平均每年就有361人。
在这个前提下，宋朝的官僚机构的增长如同野马脱缰。据统计，宋真宗时期官员9785人，宋仁宗时期为17300人，宋徽宗时期竟达48377人。短短一百多年中，官员就增加了五倍之多，这还不包括数倍于官的吏。
而且，北宋实行官、职、差遣分离制度（差遣是负责具体事物的），导致北宋官僚机构庞大，白吃干饭的官员（这里指只有“官”或“职”而没有“差遣”的官员）比比皆是。
官员数量暴涨除了使行政开支增加外，还有另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
宋朝政府政出多门，一个官员想办件事，必须有好几个人的配合（比如有的人负责审批，有的人负责盖章），因而行政效率低下。有些人品差的，仗着自己的权力故意让别人办不了事。
说起来也可笑，后来范仲淹、王安石为了改变北宋的“三冗”困境而发动的改革最终走向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没有足够的权力。
“冗费”
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军事机构使得宋朝的财政开支数目之多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1065年，北宋朝廷的财政收入达到一亿一千六百十三万八千四百五十贯，而这一年的财政支出却达到了一亿二千零三十四万三千一百七十四贯，财政赤字竟达四百万贯。
到了宋徽宗时期，由于宋徽宗太能花钱，“六贼”当国，横征暴敛，北宋已经烂到根子里了，被金朝灭亡似乎也成为了理所应当的事情。
无论如何，我认为，对于如何评价实行这场不完美的改制的赵匡胤（或是如何看待赵匡胤的缺点），用这句话形容比较合适：
“对于他们的缺点，要从历史条件加以说明，使人理解，不可以苛求于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