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与中晚唐文人之夫人观
──兼与日本之比较

孟光是东汉时代著名隐士梁鸿的妻子。笔者曾在拙著《晚唐诗人考──李商隐、温庭筠、杜牧的比较和考察》中讲述：在中晚唐时代被士大夫赞为“孟光”的妇女们，均生活在从贵族门阀时代转变为科举时代的历史背景下，实际上嫁给的丈夫都已非隐士，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她们既是丈夫步入贵族门阀社会时的桥梁，同时又是丈夫受挫时的慰藉。总而言之，她们可以说是唐代的“新孟光”。另外，当时的贵族之间，以孟光为典型教材，对女子进行清贫精神教育之事，可以作为唐代“新孟光”诞生的背景来看待。所谓唐代“新孟光”的代表人物就是白居易的妻子和元稹的妻子。
李商隐虽在岳父的的祭文里用孟光故事来比喻妻子，但是在诗歌中却未直接引用。另外，李商隐在诗歌中，还使用了李夫人的故事来比喻自己的妻子，这是当时别人所不曾有过的。中晚唐时代，用李夫人故事为题材的诗歌不少于十几首。但是，它们并非是诗人写自己的妻子。
关于孟光故事在日本引用之事，笔者在拙稿《孟光故事的变容──白居易的妻子和北条政子》（《日本中国学会报》第53集）里讲过：在日本贵族社会的平安时代，孟光故事虽未为人们重视，但是到了武士社会的镰仓时代却倍受注目，成为理想妻子象征和教训故事而被固定下来了。开创武士社会的源赖朝曾把他的妻子北条政子比喻成孟光。日本的这种引用状况跟中国的中晚唐非常相似。这可能是由于日本武士社会跟中国唐代关于“家庭”确立的背景有共同之处。但是，引用李夫人故事来比喻自己的妻子的例子，却连一个都没有。

一、唐代以前的引用倾向

为了便于理解唐代的孟光故事被引用的状况，首先必须把握唐代以前的状况。刘宋时代的《后汉书·逸民传》载有孟光的故事。原文曰：
梁鸿字伯鸾，扶风平陵人也……同县孟氏有女。状肥丑而黑，力举石臼。择对不嫁，至年三十。父母问其故。女曰：“欲得贤如梁伯鸾者。”鸿闻而聘之。女求作布衣麻屦，织作筐缉绩之具，及嫁始以装饰入门。七日而鸿不答。妻乃跪床下请曰：“窃闻夫子高义，简斥数妇。妾亦偃蹇数夫矣。今而见择，敢不请罪。”鸿曰：“吾欲裘褐之人，可与俱隐深山者尔。今乃衣绮缟傅粉墨。岂鸿所愿哉。”妻曰：“以观夫子之志耳。妾自有隐居之服。”乃更为椎髻著布衣。操作而前，鸿大喜曰：“此真梁鸿妻也。能奉我矣。”字之曰德曜。名孟光。……乃共入霸陵山中，以耕织为业，咏诗书弹琴以自娱，仰慕前世高士，而为四皓以来二十四人作颂。……为人赁舂，每归妻为具食，不敢于鸿前仰视，举案齐眉。
《后汉书·列女传》的《袁隗妻》里已经有了引用孟光的例子。袁隗不是隐士，他的妻子是大儒家马融的女儿。原文曰：“君若欲慕鲍宣梁鸿之高者，妾亦请从少君孟光之事矣。”
由于同书《后汉书》《逸民传》和《列女传》的这些记载，我们可以看出孟光故事本来就包括了以下三种因素：其一是隐士的妻子；其二是具有备受贫困而对丈夫相敬如宾精神的妻子；其三是为了入世立身而装做过隐士生活的人的妻子。第三种因素是日本学者下见隆雄氏在《儒家社会和母性──从母性的威力观点来看的汉魏中国女性史》所指出的。
后来，在贵族社会的魏晋南北朝期间，按照以下六个例子，除了继承这三种因素之外，还出现了一个美丽幻想的美女之比喻。第一，《晋书·列女传》序文里的隐士的妻子之例。原文曰：“少君之从约礼，孟光之符隐志，既昭妇则。”第二，同书《孝友传》孙晷传曰：
“会稽虞喜隐居海嵎，有高世之风。晷钦其德，聘喜弟预女为妻。喜戒女弃华尚素，与晷同志。时人号为梁鸿夫妇。孙晷的妻子是他所尊敬的虞喜之姪。关于虞喜，同书《隐逸传》里的任旭传说： 旭与会稽虞喜俱以隐学被召。这意味着虞喜以“隐学”来企图任官。因此，《孝友传》里的《梁鸿夫妇》也被联想成为了出世装着隐士人的妻子。”第三，《宋书·隐逸传》里的《朱百年传》引用了隐士妻子之行迹。原文曰：“百年孝建元年卒山中，时年八十七。蔡兴宗为会稽太守，饷百年妻米百斛，百年妻遣婢诣郡门奉辞固让，时人美，以比梁鸿妻。”第四，《宋书·孝武文穆王皇后传》中江斅《让婚表》里将孟光故事作为朴素的婚礼和妻子的典型来引用。原文曰：“年近将冠，皆已有室。荆钗布裙，足得成礼。”第五，《文选》所载的梁代任昉《刘先生夫人墓志》将孟光作为贤妇的象征来引用。原文曰：“既称莱妇，亦曰鸿妻。”第六，《玉台新咏》所收的梁代沈约《梦见美女》诗里的比喻跟其前有所不同，它描写了非现实的梦里美女的举止。诗云“既荐巫山枕，又奉齐眉食。”

二、唐代之孟光评价和引用倾向

苏冰、魏林两氏所著《中国婚姻史》里说：“秦汉时代形成一夫一妻（多妾）的婚姻结构模式，在魏晋以后曾不像原先那样有约束力。进入统一的和平时期后，唐中央政府以法律手段重申正统规范。”还有，雷良波、陈阳风、熊贤军三氏所著《中国女子教育史》说：“隋唐是中国封建社会繁荣昌盛时期。这个时期国势强盛，学艺昌明，文明开放，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方面，均取得了巨大成就，生产的发展，经济的繁荣，政治的清明，国家的统一，以及较长时期的稳定，使整个社会民心振奋，精神昂扬，妇女教育问题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因之，女子教育理论较前有较大发展，女子在社会中的地位也有回升。”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孟光故事遂成了妻子的理想。比如，《旧唐书·列女传》序文有“梁鸿之妻，无辞偕隐”。还有，《蒙求》标题《孟光荆钗》。这个标题的对偶是《马后大练》（后汉明帝马皇后身穿着朴素的裙子之故事）。这里，孟光故事可以说已经被认同为一般士大夫妻子之代表。

三、唐代女子教育之教材

唐代是从六朝以来的贵族政治转变到科举出身者抬头的官僚政治的时期，因此政局形成了贵族和官僚两个势头。在这样的情况下，一方面，寒门出身者怀有对贵族的憧憬，更进一步为了立身入世，需要把名门当成自己的靠山。另一方面，名门望族也为了增强新势力而希望于科举出身者的女婿。但是，因为当时的政局非常复杂，所以这些受到指望的女婿们并不一定能一路顺风地发迹。因此，名门望族用孟光的故事来对女儿施行忍受贫困的教育，其原因是为了培养女儿嫁出以后，无论面临什么困难，都能够支撑丈夫的精神。比如，中晚唐刘长卿《别李氏女子》诗云：
念尔嫁犹近，稚年那别亲。
临歧方教诲，所贵和六姻。
俛首戴荆钗，欲拜凄且嚬。
本来儒家子，莫耻梁鸿贫。
汉川若可涉，水清石磷磷。
天涯远乡妇，月下孤舟人。
这首诗里叙述了快要结婚的女孩子所应有的思想准备。作为教训的主题是孟光的精神，它在这里已经是“本来儒家子”的教育了。
还有白居易的《赠内》诗曰：
生为同室亲，死为同穴尘。
他人尚相勉，而况我与君。
黔娄固穷士，妻贤忘我贫。
冀缺一农夫，妻敬俨如宾。
陶潜不营生，翟氏自爨薪。
梁鸿不肯仕，孟光甘布裙。
君虽不读书，此事耳亦闻。
……
君家有贻训，清白遗子孙。
我亦贞苦士，与君新结婚。
庶保贫与素，偕老同欣欣。
这里，白居易对妻子引用历代隐士故事，来陈述与自己妻子结婚之时的觉悟。第二句“同穴”“偕老”的出典是《诗经》《大车》和《击鼓》，都表示一生不变的夫妇情爱。
白居易还把“荆钗”作为贫家的妻子或女儿的象征来引用。比如在《青冢》诗里说：
无辞插荆钗，嫁作贫家妇。
《秦中吟十首》第一首《议婚》诗曰：
贫为时所弃，富为时所趋。
红楼富家女，金缕绣罗襦。
见人不敛手，娇痴二八初。
母兄未开口，已嫁不须臾。
绿窗贫家女，寂寞二十余。
荆钗不直钱，衣上无真珠。
几回人欲聘，临日又踟蹰。
主人会良媒，置酒满玉壶。
四座且勿饮，听我歌两途。
富家女易嫁，嫁早轻其夫。
贫家女难嫁，嫁晚孝于姑。
闻君欲娶妇，娶妇意何如。
四、唐代的新孟光
到了中晚唐以后，文人已经毫不犹豫地开始描写自己的妻子了。随着这种现象的出现，孟光故事被引用的例子也增多了。首先来看白居易的例子。他的妻子杨氏的门第比他高。他写道：
传衣念褴褛，举案笑糟糠。
（《渭村退居寄礼部崔侍郎·翰林钱舍人诗韵》）

来春更葺东厢屋，纸阁芦帘著孟光。
（《香炉峰下新卜山居、草堂初成、偶题东壁》）

今宵始觉房碎冷，坐索寒衣支孟光。
（《冬至夜》）

素屏应居士，青衣侍孟光。
夫妻老相耽，各坐一绳床。
（《三年除夜》）

山妻未举案，馋叟已先尝。
……
徒夸五噫作，不解赠孟光。
（《二年三月五日斋毕闻素当食偶吟赠妻弘农郡君》）

还有，白居易回答朋友元稹的悼亡诗的作品里有：
嫁得梁鸿六七年……家贫忘却为夫贤。
（《答谢家最小偏怜女》）

元稹的妻子韦氏是京兆名族韦夏卿的女儿。他本人也在《望驿台》里把妻子比喻为孟光：
料得孟光今日语，不曾春尽不归来。

除了白居易和元稹以外，还有这样一些用孟光故事来比喻妻子的文人与诗：
权德舆：《禾氏役江西路上以诗代书内》《中书夜直寄赠》《中书送敕赐斋馔戏酬》
窦群：《初入谏司喜家室至》
杨坚志：《送妻》
河北士人：《代妻答诗》
再者，李商隐也在《重祭外舅司徒公文》里曾以“荆钗布裙，高义每符梁孟”来比喻妻子王氏。但是，在他所写的诗里却连一个这种例子都没有。从这里我们可以推测李商隐在为文时虽然敏感地采用过当时普遍流行的孟光故事，但是自己在写怀念妻子的诗之时，却还是维持了不引用孟光故事的表现手段。

五、传到日本的孟光故事

1．平安时代的引用例子

恒武天皇于公元794年将都城由平城（今奈良市）迁至平安京（今京都市）。从此至1192年的大约400年间，日本史称平安时代，以贵族为政治与文化中心。这时期是自701年正式开始的模仿中国的律令政治体制的崩溃时期，代替它的是以藤原家族势力为代表的“摄政关白”体制。其中藤原道长成为领袖的时候，藤原一族最为兴盛。他将自己的女儿接连嫁给天皇，皇子出生后即让其即位，在天皇未成年时他则做为摄政而代行政务。
《源氏物语》不但是平安时代女作家紫式部所写的作品，而且是世界上最早问世的最完整的长篇小说。当时，因紫式部失去了丈夫，做为女官入宫，所以故事无疑是根据宫廷的生活体验而写出来的。内容以光源氏为主人公，他天生美貌、多情而富有信义，故事还描写他所经历的种种爱情生活以及仕途上的历程，通过描写光源氏的种种爱情，使读者深感人生之无常。《源氏物语》的主题可以归结为“无常物哀”。
《源氏物语》里的《帚木》篇有光源氏跟朋友评论理想女性形象的内容，其中引用了白居易的《义婚》诗。但是，这里没有“荆钗”之词，并且没提到孟光故事。紫式部至少是应该知道孟光的，这是因为在同书里还引用了白居易《香庐峰下新卜山居草堂初成偶题东壁》诗，这首诗的第八句有“孟光”一词。
那么，紫式部为什么没有注意到孟光故事呢？我以为这与《源氏物语》成立的背景和内容有所关系。理由之一是《源氏物语》是以贵族社会为背景而创作的很浪漫的恋爱故事，因此具有现实性的糟糠妻的孟光故事不适应；理由之二，平安时代是一夫一妻多妾制的社会，因此家庭的妻子之存在本来没有成为引人注目的描写对象。平安时代末期还有说话集《唐物语》。《唐物语》第四篇有《孟光好好伺候梁鸿》之篇。但是这里被描写的孟光既不是隐士的妻子，又不是甘受贫困而对丈夫相敬如宾的妻子。她只不过是虽然长得很难看，但是心眼却很好地伺候丈夫之妻子而已。

2．镰仓时期的引用例子

平安时代末，白河天皇奠定了“院政”这一新的政治体制。这就是已经退位但仍以太皇上的身份对国事具有影响力，在内宫继续执政。为此一直对藤原氏抱有不满的为贵族保卫土地的武装群体（以后成为武士）开始向太皇上靠拢。后来，天皇和太天皇又各自偏袒一部分拥有实力的武士。
这种斗争使武士的力量稳步增长。其中，源赖朝开始抬头，1192年受封为征夷大将军，建立了第一个由武士执政的政府，并在镰仓（今神奈川县镰仓市）开了幕府。源赖朝死后，接替其执政的就是北条政子。她不仅曾跟遭遇不佳的源赖朝结婚而支持他执政，而且在丈夫去世后，做为“尼将军”，于1221年，聚拢幕府跟企图举兵将权力收回朝庭的后鸟羽太上皇的势力进行战争，取得了胜利（承久之乱）。从此镰仓政府在全国的统治更加强大。
到了镰仓时代，孟光故事在《蒙求和歌》、慈光寺本《承久记》、《十训抄》里均被引用。甘受贫困而对丈夫相敬如宾的妻子之形象是这些被引用例子的要素。这是因为从这时期开始由于男人迎接新娘的《嫁取婚》制度而夫妻同居的家庭得到了确立，妻子跟丈夫一同管理自家的土地，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在社会上都须肩负起责任。她们的存在也随之受人注目，世人也开始注意到了理想的妻子形象了。我以为，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孟光的故事也像以下所说的那样，是通过《蒙求》和白居易的诗被日本接受的。
例一，《蒙求和歌》是把古注《蒙求》翻译成日语的原文和和歌，这是为了使武士子弟用假名来学习教养而编辑的书。其第五有《孟光荆钗》之篇。因此可以推测这时期孟光故事已经做为清贫象征渗透于武士社会。
例二，成书于1240年左右的慈光寺本《承久记》里有开创武士社会的源赖朝濒死之时把北条政子叫做“孟光”的记载。文曰：（源赖朝）把孟光叫到病榻说：“与君结了偕老，一起度过了多年。现在我面临同穴之时。”这段文章包含的“偕老”、“同穴”和把孟光做为妻子来比喻的表现方法都是在白居易的《赠内》诗里有的。
例三，《十训抄》成书当在镰仓幕府建立以后，已经过了50年的时期，经过了承久之乱，政府安定的基础已逐渐成形了。《十训抄》是镰仓武士不可释手的书。同书第五《可撰朋友事》篇里不仅有“偕老同穴”之词，还有孟光故事。特别是最后还引用了白居易的《议婚》。《十训抄》序文里说：“根据现在所听到的话题来写。”这意味着，当时孟光故事是和白居易的讽谕诗结合在一起而成为理想妻子的象征和教训的。
通过以上所陈述的例子，可以证明镰仓时代接受孟光故事的现象与中晚唐的情形有很多相似之处。这可能是由于日本武士社会跟中国士大夫社会的唐代，关于“家庭”确立而妻子的存在被重视的背景有所相像吧。
六、李夫人故事之引用

李夫人故事在中国也是脍炙人口的故事。它可以追溯到《汉书·外戚传》，原文曰：
孝武李夫人，本以倡进。初，夫人兄延年性知音，善歌舞，武帝爱之。每为新声变曲，闻者莫不感动。延年侍上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上叹息曰：“善！世岂有此人乎？”平阳主因言延年有女弟，上乃召见之，实妙丽善舞。由是得幸，生一男，是为昌邑哀王。李夫人少而早卒，上怜闵焉，图画其形于甘泉宫。（中略）初，李夫人病笃，上自临候之，夫人蒙被谢曰：“妾久寝病，形貌毁坏，不可以见帝。愿以王及兄弟为託。”上曰：“夫人病甚，殆将不起，一见我属託王及兄弟，岂不快哉？”夫人曰：“妇人貌不修饰，不见君父。妾不敢以燕媠见帝。”上曰：“夫人弟一见我，将加赐千金，而予兄弟尊官。”夫人曰：“尊官在帝，不在一见。”上复言欲必见之，夫人遂转向歔欷而不复言。于是上不说而起。夫人姊妹让之曰：“贵人独不可一见上属託兄弟邪？何为恨上如此？”夫人曰：“所以不欲见帝者，乃欲以深託兄弟也。我以容貌之好，得从微贱爱幸于上。夫以色事人者，色衰而爱弛，爱弛而恩绝。上所以挛挛顾念我者，乃以平生容貌也。今见我毁坏，颜色非故，必畏恶吐弃我，意尚肯复追思闵録其兄弟哉！”及夫人卒，上以后礼葬。（中略）上思念李夫人不已，方士齐人少翁言能致其神。乃夜张灯烛，设帷帐，陈酒肉，而令上居他帐，遥望好女如李夫人之貌，还幄坐而步。又不得就视，上愈益相思悲感，为作诗曰：“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何姗姗其来迟！”令乐府诸音家弦歌之。
其后，晋代干宝著的《搜神记》，唐代释道世著的《法苑殊林》里有承袭《汉书》的记述。晋代还有王嘉著的《拾遗记》。这本书里的内容比原来的故事丰富得多了。文曰：
汉武帝思怀往者李夫人，不可复得。时始穿昆灵之池，泛飞翔禽之舟。帝自造歌曲，使女伶歌之。时日已西倾，凉风激水，女伶歌声甚遒，因赋落叶哀蝉之曲曰：“罗袂兮无声，玉墀兮尘生。虚房冷而寂寞，落叶依于重扃。望彼美之女兮安得，感余心之未宁！”帝闻唱动心，闷闷不自支持，命龙膏之灯以照舟内，悲不自止。亲侍者觉帝容色愁怨，乃进洪梁之酒，酌以文螺之卮，卮出波祗之国。酒出洪梁之县，此属右扶风，至哀帝废此邑，南人受此酿法。今言“云阳出美酒”，两声相乱矣。帝三爵，色悦心欢，乃诏女伶出侍。帝息于延凉室，卧梦李夫人授帝蘅芜之香。帝惊起，而香气犹着衣枕，历月不歇。帝弥思求，终不复见，涕泣洽席，遂改延凉室为遗芳梦室。初，帝深嬖李夫人，死后常思梦之，或欲见李夫人。帝貌憔悴，嫔御不宁。诏李少君，与之语曰：“朕思李夫人，其可得乎？”少君曰：“可遥见，不可同于帷幄。”帝曰：“一见足矣，可致之。”少君曰：“黑河之北有暗海之都也，出潜英之石，其色青，质轻如毛羽。寒盛则石温，暑盛则石冷。刻之为人像，神语不异真人。使此石像彳生，则夫人至矣。此石人能传译人言语，有声无气，故知神异也。”帝曰：“此石像可得否？”少君曰：“愿得楼船百艘，巨力千人，能浮水登木者，皆使明于道术，赍不死之药。”乃至暗海，经十年而还。昔之去人，或升云不归，或托形假死，镬反者四五人。得此石，即命工人依先图刻作夫人形。刻成，置于轻纱幕里，宛若生时。帝大悦，问少君曰：“可得近乎？”少君曰：“譬如中宵忽梦，而昼可得近观乎？此石毒，宜远望，不可逼也。勿轻万乘之尊，惑此精魅之物！”帝乃从其谏。见夫人毕，少君乃使舂此石人为丸，服之，不复思梦。乃筑灵梦台，岁时祀之。
在诗歌方面，到了唐代，有些文人写过《李夫人》诗。比如，白居易的新乐府《李夫人》、李贺《李夫人》诗、鲍溶《李夫人歌》、张祜《李夫人词》、曹唐《汉武帝思李夫人》等。他们引用的主要因素是武帝思李夫人的缠绵的恋情、倾国的讽喻。其中用李夫人故事来比喻自己妻子的例子，连一个都没有。李商隐写的《李夫人》三首是悼亡诗。这说明李商隐的夫人观跟当时的文人有所不同。李商隐《李夫人》三首诗曰：
其一
一带不结心，两股方安髻。
惭愧白茅人，月没教星替。
其二
剩结茱萸枝，多擘秋莲的。
独自有波光，彩囊盛不得。
其三
蛮丝系条脱，妍眼和香屑。
寿宫不惜铸南人，柔肠早被秋眸割。
清澄有余幽素香，鳏鱼渴凤真珠房。
不知瘦骨类冰井，更许夜帘通晓霜。
土花漠漠（碧）云茫茫，黄河欲尽天苍苍。
关于这些诗，冯浩注说：“潘岳悼亡诗，独无李氏灵，仿佛睹尔容。”刘学锴氏、余恕诚氏著《李商隐诗歌集解》说：
此三首悼亡诗无疑，冯说大体近是。首章起二句比兴，意谓男女结合，需有两心相爱为基础，单丝不能成线也。“惭愧”，犹多谢之意。“白茅人”明指致神形之方士，暗喻柳仲郢，“月没教星替”，谓空致其神而不能使之复生，以喻柳仲郢虽赠伎，然“星”（小星）岂可替月乎？次章“茱萸”取其味辛，“莲的”取其心苦。“剩结”、“多擘”，盖谓王氏逝世后，所余者唯有无限苦辛。三四则谓王氏犹如波光莹莹之露珠，忽已消亡，虽有彩囊亦难盛而贮之也。三章冯解甚确。首二写王氏神像之形。“寿宫”句点明此系神像，四句则谓其秋眸宛若平生，令我肠断也。“清澄”二句谓独处幽室，似闻余香，真如鳏鱼、渴凤之思念旧侣。“不知”二句，谓己形容枯槁，夜夜思念以至晓霜透帘而不觉，即长恨歌“鸳鸯瓦冷霜华重”之意，末二句即此恨绵绵之谓。“土花漠碧”、“黄河欲尽”，当非眼前景，颇疑是遥想王氏坟墓之情景。
笔者在拙稿《李商隐的悼亡诗的多面性》（《九州中国学会报》第32集）上说过：李商隐除了《李夫人》诗以外，还在《房中曲》中也用象征化、虚构化来描写过妻子王氏。

七、传到日本的李夫人故事

李夫人故事也早就流传到了日本，如平安时代的《源氏物语》、《唐物语》。关于《源氏物语》的例子，高文汉氏著《中日古代文学比较研究》里说：
在“宇治十卷”里，物语作家借用或化用《李夫人》的诗句多达七次，分别散见于《总角》、《宿木》、《东屋》、《蜻蛉》、《浮游》等卷中。那么，物语作家为什么这么钟情于《李夫人》呢？归结起来，大致有两点：首先，《李夫人》与《长恨歌》有异曲同工之妙。从《长恨歌》一首诗来看，写的自然是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故事，但全诗却是以“汉皇重色思倾国”而引出全诗的，并且《长恨歌》的前半部分（“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曲”，约占全诗120句的四分之一）也具有较强的讽谕意义。而《李夫人》则将穆王、盛姬与玄宗、杨贵妃相提并论，以追思武帝、李夫人之事，旨在“鉴嬖惑”，其讽谕意义更是不言自明的。物语作家以《长恨歌》为蓝本，引出桐壶帝、源氏公子、薰三代爱情故事，最后在以《李夫人》作为结尾的参照对象，无疑是在警示后人：这种走火入魔式的“爱情”是靠不住的，是非常危险的。同时，在物语结构上，紫式部这种引用白诗的方式也起到了前后相加、首尾呼应作用。
到了镰仓时代的《平治物语》、《源平盛衰记》、《十训抄》里也都有引用李夫人故事的例子。但是，它们也都是承继故事本来拥有的因素而已，其中没有把李夫人故事来比喻自己妻子或者理想的妻子形象的例子。从这些情况来说，在日本接受而渗透的李夫人故事的要素跟中晚唐的一般文人所引用的侧面是一致的，而跟李商隐诗里的例子是不相同的。因此，我们可以知道从日本的对李夫人故事接受的倾向，可以看出李商隐夫人观的特异性。
([日]桐岛薰子 筑紫女学园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