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藏书楼史话

作为文化密码的藏书楼

易奇

闲暇之余，好读一点文史，不求甚解，自得其乐，人不知其乐何乐。喜读书，纯为休闲也罢，如果真想有所心得，恐怕要耐得住寂寞，更重要的是注重读书的方法，才可以做到事半功倍。胡适、顾颉刚、陈垣等诸师认为：治文史，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从版本目录、文献学的角度入手，提纲挈领，学术之门由此打开。

大凡爱书之人，都喜欢思考、富钻研精神。一旦真正搞起学问来，就要涸泽而渔地寻找材料。而好材料总要猫在故纸堆里面等着我们去挖掘。此外，欲寻好书，除了勤跑书店之外，自然不免跟旧书商们打得火热。里面的来来往往，过眼的书人和书事一多，自然会对买书、藏书以及藏书的历史和文化产生不同寻常的热爱。

梳理我国的藏书史，自清末叶昌炽《藏书纪事诗》面世之后，我国藏书历史文化研究进入专门化、系统化的时期，百年来先后出现过两次研究热潮。首次热潮成于上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中，至日寇侵华而止，为期不过十年。此时期，以伦明先生《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杨立诚、金步瀛二先生《中国藏书家考略》、吴晗先生《两浙藏书家考略》、《江苏藏书家小史》以及陈登原先生《古今典籍聚散考》为一代风骚之作。

第二次高潮为1982中华书局出版许碚生先生《古代藏书史话》、李希泌、张椒夫妇《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春秋至五四前后）》两书为始，中国藏书历史文化受到更多的注目，有关学术研究渐入佳境。近年，又有《中国藏书通史》、《中国藏书楼》、《中国古代藏书楼研究》这样大部头学术著作的问世，都说明关于中国藏书史、藏书文化的研究正在进入更为可喜的广阔天地。

作为藏书历史文化研究中的一个子课题，现在地域性藏书文化引起了广泛的兴趣，这从《藏书家》、《文汇读书周报》等刊物上的许多文章以及最近出版的《书乡漫录》（按：江苏常熟藏书史话）、《书城琐记》（按：天一阁藏书史话）等书上足可见一斑。一定的文化活动，总是在一定的地域上展开，藏书活动离不开一定地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等因素。此外，藏书家、藏书楼是一个地区重要的文化标记。

由于江浙、安徽、山东等地历史上一直以来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重视，有关这些地方的藏书历史文化，已经陆续有专著问世。至于本地，目前可知的只有民国时期何多源先生《广东藏书家考》和徐信符先生《广东藏书纪事诗》两书，虽世有流传，一般人却不容易见到。此后的半个世纪中，关于岭南地区藏书历史文化的专论也鲜有在各种文本上论及。

其实，近代广东的藏书楼发展大有后来居上之势，与江浙、安徽互有伯仲。本地藏书文化的勃兴，除了西风吹拂，商贸发展等社会原因外，一方面是由于清末一批江浙藏书家在粤为官，如布政使姚覲元、兵备道陆心源、提学使沈增桐等，这些人嗜好藏书，上行下效，对本地藏书风气的形成，具启发之效；另一方面，一批具有相当经济实力为后盾的本地巨富，商而优则藏书、刻书，人以书传，著名如伍崇曜“粤雅堂”、潘仕成“海山仙馆”、孔广陶“岳雪楼”等。他们对中国藏书历史的延续和对地域文化的发展都是应该重重描上一笔的。这些文化史迹，都等待着我们去挖掘、整理和宣传。

所以冀此史话系列，钩沉湮没之历史，传承地域之文化，远怀乡贤，近启士心，或为一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