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洋军阀中，张宗昌始终只算是个二流角色，然而其曝光度却远远胜过一些一流军阀。“狗肉将军”、“三不知将军”等等绰号人人皆知，“大炮开兮轰他娘”的张体诗也是“脍炙人口”。事实上，在这些看似大众舆论对他的嘲讽当中，潜藏着的，也有对他的某种认同。如果张宗昌的人生不是靠自己顽强努力，不是从一无所有到一方霸主，又如果他没有大起大落的经历，他是吸引不了大众舆论的关注的。张宗昌最后被政敌所刺杀，只是他全部轰轰烈烈故事中的一个阴暗结尾。

1897年，山东大旱，15岁的张宗昌与老爹一起，跟着一批人闯关东。由于忍受不了东北的严寒气候，张父一年半后就返回了山东，而张宗昌则决定留下来。

当时，俄国在中国东北的势力极大，正在修筑中东铁路。张宗昌在1899年也加入了修路大军。由于他有过人的记忆力，不久他的俄语口语达到了翻译级水平。俄国人不久升他为工头。

张宗昌身材魁梧，性格又豪爽无比，加上花钱如流水，那些喜欢称兄道弟的北方汉子一下就都集聚到了他的手下。那时的张宗昌呼朋唤友，豪赌任性，又得到俄国人的信任，因此也度过了几年快乐时光。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张宗昌立刻被俄军网罗去做军队翻译。张宗昌在这里也发挥了他的领导才能，他组织当地绿林朋友支援俄军，俄军则对他委以重任。由于张宗昌勇于任事，且待人真诚坦率，他的部下不久就超过2万人。张宗昌也与到他军队指导军事的俄国军官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1905年，日俄战争以俄国的失败告终，东北落入日本的势力范围，张宗昌的命运也就此而改变。张宗昌虽然从俄军那儿得到了大笔的遣散费，成为巨富，但喜欢与人同乐的他不久就花光了这笔巨款。他虽然得到朋友们的爱戴，但也把自己变得身无分文。

穷极无聊的张宗昌不久就瞄准了西伯利亚的金矿挖掘业。在那个野蛮荒漠的地方，张宗昌立刻又确立了自己的地位，不但做了金矿的总工头，还在西伯利亚的冰天雪地里练就了一手好枪法。再次变成巨富的张宗昌决定带着钱回山东老家置房置业。然而，当他路经东北时，每到一处，老朋友就蜂拥而至，他招架不住，不久就再次把钱花了个精光。一贫如洗的张宗昌不得不跑到海参崴去做门卫。由于其与俄国军警的良好关系，又熟识华人黑道，不久张宗昌就成为海参崴黑白两道炙手可热的人物。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受到革命党人的劝说，张宗昌带着四百多号人乘船从海参崴到达上海参加革命，受到陈其美的热烈欢迎。这样，张宗昌成为革命党的一员。

1913年，袁世凯与革命党决裂，北洋军南下接管南方省市。在自己的世界观及强大的北洋军队面前，张宗昌选择了投靠北洋直系军阀冯国璋，并成为冯国璋的心腹副官。

1918年，冯国璋派张宗昌到湖南攻击“护法军”。在战场上胜利的张宗昌由旅长升任为师长。但是，随着1919年冯国璋的死去，张宗昌的命运再次逆转。

冯国璋死后，张宗昌变成了无根浮萍。他一度想投靠直系的曹锟，却被看不起他的吴佩孚所阻止。

无处可去的张宗昌不得不二次“闯关东”，寄希望于东北那片土地，寄希望于张作霖。

张宗昌到达东北后，受到张作霖的欢迎。张宗昌后来曾说过：“我一生遇到过两位知己，一位是冯国璋，一位是张作霖。”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张作霖的奉军被吴佩孚打败。这时，在东北出现了一股从后方夹击张作霖的势力，这股势力集结了当地的土匪，宣布从张作霖的统治下独立，并进攻哈尔滨。正在山海关前线的张作霖，既没有多余的兵力来应对变乱，也派不出相应的将领。关键时刻，张宗昌主动请缨，希望由自己去平息这场背叛。

原来，这群叛军中有不少是张宗昌当年修铁路时的铁哥们，张宗昌一到，这些人立刻倒戈跟了他。就这样，一场关系到全局的危机，由于张宗昌往年在东北的人脉及个人魅力，被简单地平息了。张作霖喜出望外，授予张宗昌混成旅旅长及中东铁路护路军副司令的头衔，而人马却要张宗昌自己去解决。

这时，张宗昌做了一件“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事。除了大力召集散落在东北的山东人加入自己的军队外，张宗昌还把眼光瞄准了当时流落在东北的“白俄”军人。

由于张宗昌当年与俄国人建有深厚的关系，不久，逃到东北、穷途末路的白俄散兵就集合到了张宗昌的麾下。张宗昌利用这批白俄军队，得到大量散落的西伯利亚白俄军军火。同时，张宗昌也给这支白俄军队极大的自主权，将领都由白俄人担任，且享受极好的待遇。这些白俄军人都称自己为“张宗昌的老毛子”，“我爸爸是张宗昌”。这支白俄军队打仗虽然勇敢无比，但是军纪极差。张宗昌的部队虽靠着这支军队取得不少胜利，但这支军队同时也败坏了张宗昌的声誉。收编白俄军是张宗昌最为成功之处，同时也是最受诟病之举。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这次，由于直系冯玉祥的临阵倒戈及张宗昌等的血战，奉系取得了大胜。张作霖很高兴，打电话给张宗昌：“你他妈拉个巴子可真行啊。这回吴老二真是栽在你的手里了，等我见了你的面，非得好好捶你一阵不可。”这样，张宗昌被升任为军长，拥有10万人马。他的军队也从东北进入关内，一直进击到上海。

最终，由于在战场上大显身手，张宗昌得到了他梦寐以求的地盘：老家山东。

1925年，张宗昌在济南上任山东督办，成为山东的主人。

跟那些没有文化又向往文化的人一样，一旦上位，张宗昌就表现出对文化的异常热情。他对知识分子极其尊重，每次有知识分子来访，他都陪迎陪送，而且要送到大门口，这与他对军人的态度形成极大的对照。对军人，他是颐指气使，从来不假颜色。

1926年，当时山东财政拮据，百废待兴，张宗昌却坚持拨款成立山东大学。学校包括文理科，成为当时山东最大的综合性大学。不但如此，张宗昌还要求各县增设学校以“改进教育”，并派遣学生留学海外。

由于自己被认为是没有文化的人，可以想象张宗昌对文化及文人的内心纠结。除了大力办学外，他还请来鸿儒教导自己，且把从清宫得到的殿本《十三经》重新刊印，引得各地的学者纷纷求取。

然而，张宗昌在山东经济上的所作所为，却给家乡人带来很大的苦痛。为了维持不断增加的军费开支，张宗昌除了加大税收力度外，还滥发纸币，山东经济基本上被他搞垮。他主政山东期间，告别故土闯关东的移民由每年40万增加到百万。

1926年北伐开始，蒋介石联合冯玉祥及阎锡山进攻吴佩孚、孙传芳及张宗昌的直鲁联军及张作霖的奉军。战争中，张宗昌诱杀冯玉祥第八军副总指挥郑金生。

1928年第二次北伐开始，直鲁联军及奉军节节败退，到6月，张作霖不得不退出北京，在回奉天时被炸死在皇姑屯。

张宗昌也想退回到东北去，却遭到张学良的拒绝。9月，张宗昌留下他的5万大军，逃亡去了日本。

移居日本后，张宗昌依然“重义轻利”，而跟随他到日本的部下的开支不久就叫他又揭不开锅了。虽然他国内的老部下还在不断地接济他，但撑到1931年，他的收入已经支持不了他的生活，他不得不回到大连。

回国后的张宗昌看到街头不断增多的剃着光头穿着木屐的日本年轻人，凭着他军人的敏感与本能，觉察到日本是在暗中增兵。他托人到北京警示张学良“日本增兵东北，切不可疏忽大意，掉以轻心”，张学良却回答他：“一个小小日本，有国联组织存在，他还敢吞掉东北!”

不久就发生“九·一八”事件，日本全面占据了东北。

“九·一八”事件后，为了避免“汉奸”的嫌疑，张宗昌决定离开大连到北平去。在天津与北平，他都受到当地军界及教育界人士的热情欢迎。当时正是国民党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之时，一些留居北方的人土意识到期望国民政府无望，于是把抗日的希望寄托在张宗昌的身上，筹划成立华北抗日联军，由张宗昌任总司令。

不过，张宗昌当时已经是光棍一个，手里既没将也无兵，只得到处联系主张抗战的将领。而他的老部下，大多留在山东。

当时坐镇山东的，是倒戈将军冯玉祥曾经的部下韩复榘。说是曾经的部下，是因为韩复榘学自己的上司，也是个倒戈将军。在蒋冯中原大战时，韩复榘倒戈投靠了蒋介石。

冯玉祥当时失势，也隐居在山东泰山。当他听说张宗昌复出时，警告韩复榘：“如果张宗昌当上抗日联军总司令，拉着队伍南下，你在济南还呆得住吗?”

冯玉祥与奉系的仇恨由来已久，自第二次直奉战争冯玉祥倒戈之后，吴佩孚失势，冯玉祥本以为自己能主政北平，没想到张作霖入关，完全没有把他冯玉祥放在眼里，且当着众人呵斥他：“你倒戈是我用140万买的，这里没你说话的份儿!”不久，张作霖的奉军就与冯玉祥的国民军发生战事，而张宗昌就是那个彻底打垮冯玉祥军队的人。

然而，张宗昌现在已不是昔日军阀，而是一名抗日将领，并且是张学良的座上客。韩复榘自然也没有胆量敢公开杀掉张宗昌。于是，冯玉祥建议派被张宗昌杀掉的郑金生的儿子郑继成去暗杀张宗昌，这样可以冠以替父报仇的名义。

韩复榘来到北京，与张宗昌见面，假意附和，两人大有相见恨晚之感。韩复榘邀请张宗昌到山东去共谋大事，于是张宗昌决定回一趟山东老家，顺便扫扫坟。

张学良也好，张宗昌的部下也好，吴佩孚也好，听到张宗昌欲赴山东，都表示反对。吴佩孚更是指明：韩复榘是冯玉祥培养出来的人，皆奸诈狡猾，现在两个合在一块儿，你去山东，就如羊入虎口。

但张宗昌有自己的逻辑，他认为自己是为了抗日救国而去山东，若韩复榘对自己动手，就是跟全国人民对着干。

就这样，张宗昌瞒着张学良、吴佩孚及自己的家人，于1932年9月2日，偷偷坐上了赴济南的火车。到达济南后，他受到韩复榘等人的热情欢迎。

而北平的朋友们在得知张宗昌去了济南之后，立刻找到张宗昌的母亲侯氏，叫她速发电报叫张宗昌回来。每个人都觉得张宗昌已身临险境。

1932年9月3日，侯氏发电报给张宗昌：“老太太急病速回。”

而此时张宗昌正与韩复榘及其部下石友三乐呵呵地喝着酒。席间石友三对张宗昌的配枪爱不释手，张宗昌立刻把枪赠送给了石友三。

由于看不到韩复榘有跟自己“共谋大事”的打算，加上接到急电，张宗昌计划乘当晚6时25分的快车离开济南回北平。喝得有点微醺的张宗昌在车厢里对着大批记者发表一番反对日本侵略的谈话，他兴致高昂，送这些人到站台，还一一握手。

这时，一个叫陈凤山的人掏枪向他射击，没有打中。张宗昌一个箭步窜回车厢，立刻想从怀里掏枪，这才意识到枪已经在酒会上送给了石友三。

张宗昌于是拔腿就顺着车厢跑，陈凤山在后面追赶。逃到餐车头，张宗昌拉开车门跳出列车，沿着站台狂奔。这时郑继成从台柱后闪出，向张宗昌开枪，也没有射中。

就在张宗昌不顾一切往前奔跑时，突然四处枪声大作，张宗昌终于被击中倒地。

郑继成及陈凤山持着手枪，赶到倒地的张宗昌面前，各自补了几枪。

事后的尸检显示，击中张宗昌的致命一枪是步枪子弹，并非郑、陈两人所持的手枪。按郑继成后来自撰的回忆，说是另有两个张宗昌的仇家埋伏在铁道两边，开枪击倒了张宗昌。

事后，由于郑继成声称承担一切刺杀责任，陈凤山被立刻放免。

而冯玉祥则出钱请人编了一部《郑继成为父报仇》的小册子，四处传发，并动员家乡安徽的同乡会，请愿赦免郑继成。

不久，郑继成就被作为英雄释放。而张宗昌则被贴上标签，成为汉奸、“强奸民女”的恶棍。

张宗昌死后，其子欲到山东为父报仇，但被祖母侯氏死死拦住。

这起张宗昌被刺案，与孙传芳刺杀案有着不可思议的共同之处：曾经的军阀被仇人的后代刺杀，而舆论也都全面倾向于同情刺客，视刺客为英雄。从法律观念来说，刺杀一个人是要负重罪的，而这两起刺杀案，凶犯都得以无事放免。那是不正常的时代发生的不正常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