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作义将军是著名的爱国将领，并因促成“北平和平解放”和“九·一九”绥远和平起义而名垂青史。鲜为人知的是，1931-1937年，傅作义将军担任绥远省 期间，国内不少人正好大力倡导“实业救国”“开发西北”，傅作义领导下的绥远省政府，以此为指针，做了好多非常具体而且富有实效的工作，当时在国内各省堪称典范。

在所有的这些具体活动中，肃清土匪、稳定社会、发展生产和绥远抗战，都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效。其中与“实业救国”“开发西北”配套更为紧密的实施项目，就有“绥远省农民训练所”“绥远省农林试验场”“绥远省农产比赛会”“绥远省物产竞赛会”“绥远省国货陈列馆”等等。1934年11月初，蒋介石视察归绥期间，就对傅作义的工作表示高度赞赏。

1932年，第一届“绥远省物产竞赛会”在位于归绥市（今呼和浩特）城内西街旧参领署地址的“绥远省国货陈列馆”举行。凉城县选送的“红毛酒”（鸿茅药酒历史上的名称）在本次竞赛中获得了优等奖，其后便在“绥远省国货陈列馆”长期展览，一直到1937年归绥市沦陷。在此期间，“红毛酒”作为绥远省“高价值重量比”的地方名优特产，赢得了海内外诸多赴绥人士的驻足。

— 壹·「开发西北」的独特历史背景 —

任何事情都有独特的历史因缘，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实业救国”“开发西北”也不例外。民国十八年（1929年）前后，西北地区发生特大旱灾，绥远省尤为严重。据当时从事绥远省赈灾工作、解放后长期担任内蒙古参事室参事的赵国鼎老先生回忆，在这场大灾荒中，归绥、和林、萨拉齐和包头等地，饿死的人都不在少数。面对这种情况，再加上其他一些历史因缘，当时的国民政府开始倡言“开发西北”。

但“实业救国”“开发西北”真正形成巨大声势的，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九·一八”事变对整个国家的冲击都非常大，也刺激了国人救亡图存的意志和决心。事变发生后，因“中原大战”下野的阎锡山潜回山西重新掌权，于1932年编制了“山西省政十年计划”，战略上“工业山西，农业绥远”，同时提出了“实业救国”“开发西北”的口号，吸收内地人到绥远投资。

同样是在1932年，感受到来自日本侵略的巨大压力，国民政府将洛阳定为行都、西安定为陪都并定名为西京，为落实这一决定，还在西安成立了“西京筹备委员会”。从这个时期开始到其后的几年，国民政府党政要员频繁视察西北，大谈“开发西北”的重要意义，把这股声势推向高潮。1934年蒋介石“归绥之行”，实际上也与此有很大关系。

在这种背景下，“开发西北”成为举国上下的热门话题，并形成了强大的舆论导向。北平、上海和南京等地的专家学者、知名人士，纷纷创办相关刊物，同时以当时有影响力的《中央日报》《大公报》《申报》《国闻周报》等报刊为主要阵地，阐述开发西北的意义，探讨开发西北的办法。这些文化名人中，比较典型的，就有《大公报》记者范长江，以及冰心、郑振铎等人。

范长江青少年时期就追求革命、追求进步，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他还是新中国新闻事业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1950年1月，范长江被任命为《人民日报》社社长，“范长江新闻奖”还一度是中国记协主办的全国中青年记者的优秀成果最高荣誉奖。1935年，范长江深入中国西北地区考察采访，采写了《中国的西北角》《塞上行》等经典作品。

在《塞上行》一书中，绥远省所占的比重最大，范长江对当时日本图谋西北地区的野心、西北政治、民族宗教问题的复杂性都做了精辟的分析，有些见解发人深思。而在1934年夏，国人“开发西北”的呼声正值高潮，应平绥铁路局局长沈昌邀请，燕京大学教授吴文藻组织了“察绥旅行团”，对平绥沿线进行考察，介绍当地的古迹、物产和风俗，以激起游客兴趣。

这次知名文化人士大旅行，由冰心、吴文藻、郑振铎、顾颉刚、容庚、雷洁琼、陈其田、赵澄8人组成。7月7日，旅行团由北平出发，18日到平地泉，因铁路被洪水冲坏，被迫返回。8月8日再度出发，8月9日抵达归绥，受到绥远省政府的热情欢迎和款待，傅作义及其夫人接见了他们一行。

该旅行团返回北平后，一批考察成果相继问世，有冰心的《平绥沿线旅行记》，顾颉刚的《王同春开发河套记》，吴文藻的《蒙古包》，郑振铎的《西行书简》《西北胜迹》，雷洁琼的《平绥沿线之天主教会》等，这批著述有助于国人对西北特别是对内蒙古中西部的了解。

对于当时的绥远省来说，此轮“实业救国”“开发西北”还具有另外独特的背景。以归化城、包头、丰镇、河口镇和杀虎口外宁远厅（凉城县）为代表的这些地方，清代和民国初期，属于旅蒙商以及万里茶道的重镇，并尽享其中的商贸往来及产业配套的红利。但这一切在民国十八年（1929年），都成为了历史，一是因为“中东路事件”，国民政府与苏联断交，外蒙古也关闭了中国的所有商号，张库大道、公路都被迫中断，二是因为马仲英带兵入疆，旅蒙商的“大西路”也遭受阻断。

在旅蒙商时代，归化城（今呼和浩特旧城）属于整个西北地区的经济和商贸中心，连接内外蒙、青海、甘肃、宁夏、新疆甚至西伯利亚及中亚。但1929年之后，旅蒙商的“外路”“西路”统统不通。在这种情况下，整个绥远地区的经济和产业，何去何从，属于一个非常严肃和重要的问题。1932年，红毛酒（鸿茅药酒的历史名称）所参与的“绥远省物产竞赛会”，就是在这种大的时代背景下发生的。

— 贰·当时绥远省自己的定位和描述 —

这种状况在当时绥远省的一些官方材料中都有明确的描述，其中相关的重要文献，除了《绥远省物产竞赛会报告辑要》，还有《绥远概况》《绥远省分县调查概要》，我们先从相关引文中感受下过往的历史。傅作义将军曾为《绥远概况》（绥远省政府编印，1933年12月版）作序，在序言当中，他本人如是说：

“绥省控制边陲，延袤千里，天然宝藏，甲于东南，果使焚萊辟土，厚利民生，不徒地方繁荣，而全国之富力系焉，曩者作义莅政伊始，首鑑于斯，讵承积弊之余，民困方亟，不得已以剿匪理财为治标之计，年来绩效虽著，而民利未兴，顾不足以言根本之治也，方今国难严重，经济恐慌，国人悚然于救亡之切，佥以开发西北相号召，奈因边陬荒僻，声息隔阂，徒竭谘访之劳，仍多扞格之苦，瞻顾迟疑，良由于此作义备立斯土，兴利未能，亟思引集国内之人才资力，共图发展，庶使有裨地方者，转而供献国家，以树富强之基础，因就平日见闻所及，不计粗浅，尽量搜求，以充篇幅，明知内容冗杂，缺点甚多，不过聊备有备西北事业者之一种参考资料，特为发凡，藉申喤引，正所谓筚路褴褛，以启山林者也，若以严格体察，悉本科学原理，仍当俟诸国人发扬而光大之，则非草创是编之区区本意矣，兹值汇刊付梓。略志数言，以述其缘起云尔，是为序。傅作义”

从中我们可以得知，在傅作义将军看来，绥远省的物产、矿产资源丰富，“天然宝藏，甲于东南”，经济获得长足发展的底蕴非常好。傅作义将军主政绥远之后，在剿灭土匪和行政财税方面，也取得了很大成就，因此踌躇满志，想借全国之浪潮在“开发西北”方面获得更大的作为。政府编撰《绥远概况》之目的，也是为了更好沟通与宣传，以期“开发”能收到更好的实效。

与《绥远概况》基本同期的，还有绥远省立民众教育馆编印的《绥远省分县调查概要》（1934年4月版），是由当时担任民教馆馆长的樊库编写。而在这两部重量级的史料中，对凉城县的传世特产——“红毛酒”（鸿茅药酒的历史名称）作了较为具体的介绍并给以很高评价。樊库是绥东集宁（今乌兰察布市集宁区）人，连续担任陶林、东胜以及临河县长，抗战时期出任过“绥远民众抗日自卫军”五路军总指挥。在这部记录抗战前绥远省情重要史料的序言中，樊库半是代表绥远省半是代表自己做出了如下描述。

“……是地也，负山带河，沃野千里，外控蒙疆，内屏秦晋；言地利，则为国防要区；言物产，则宝藏甲于东南，洵为西北一带得天独厚之区也。……自东北四省沦亡，国人视线，始集注于西北，而开发西北之声浪，乃高唱入云。……然新青甘宁等省为远西北，绥远为近西北；欲开发远西北，须从近西北开端，……且有黄河曲绕于西南，平绥铁路横贯于东西；灌溉运输，均称便利，开辟发展，自较新青容易；……缺乏记载书籍，蕴藏虽丰，而知者甚尠；故国人多以西北穷荒目之，而绥远人亦以西北穷荒自划。本馆为引起国人之注意及绥远人之自强，草创是编，用备有志西北事业者之参考。……”

樊库的这篇序言，与傅作义将军的“绥远概况序”大致意思相同，但相对谈的更为具体，特别提到了“九·一八”事变之后，国内上下高唱“开发西北”的时代背景。另外也特别说明，绥远省的地理位置、天然禀赋和交通运输条件，都比较理想，只是缺乏资料典籍，无论是省内还是省外，对绥远省蕴藏的潜力都认识不足，《绥远省分县调查概要》便是要解决这个问题的。

对绥远省自己的定位，在时任绥远省建设厅长冯曦主编的《绥远省物产竞赛会报告辑要》所辑录的一些档案文件中，说的更为具体和明确，因为建设厅毕竟是绥远省“实业救国”“开发西北”的具体操办者，他们必须站在实施层面考虑更为具体的事情。其中《绥远国货陈列馆开幕暨举行物产竞赛会宣言》显得尤其意味深长。

“……又有一般爱国人士，倡言抵制外货，诚为根本之图，然而欲图根本抵制，是在所需自有，试举全国观察，我之工厂何在，社会所需，从何取给，……况我绥远，地当西北，出产丰富，绒毛皮革之原料，美不胜收，煤铁各矿之潜伏，到处皆有，其地农业生产，不可限量，工艺副业，来源充足，何以年来商困民穷，行将破产，推原其故皆因不能振作与奋兴，以致于斯，……所以本厅，一再图维，先从增进物产，提倡国货入手，惨淡经营，始有今日之举，……”

“……国货陈列馆之设立，是为普及观摩，促其一般迈进，且按绥远省域，当西北重要之区，值高唱开发之际，欲图经济发展，犹应提倡国货，增进地方产业，发达工业事业，第须集思广益，方可宏收实效，兹将各种国货萃聚一室，庶使长期展览，……”“……而我绥省僻处边陲，工业幼稚，各项物品之生产制造，仍多株守成规，不事改良，昔以内外蒙及新甘宁等省为销路，现已日见阻滞，且有俄货倾销而来，又有船来品之充斥，我之货物，已无出路，……是以本厅为唤醒工业发展起见，在国货陈列馆开幕之际，同时举行物产竞赛会，以供研究，藉求推进，……”

在其中的“物产竞赛会”筹备文件中，当时的绥远省建设厅还有更有内涵的说法，“绥远省物产丰富，人所尽知，然究系如何丰富，何物有何优欠，各具如何情况，殊少精切纪载，……乘此高唱开发西北之际，倘能将全省所有物产，切实调查表明各项状况，全盘托出，公之于世，庶可唤起国人之注意，与企业家之兴趋，来斯技资，兴办实业，藉以活动绥省经济，……且绥省位居西北重心，通内联外，至关重要，对于各项物产，亟应统筹并顾，有所研求，以期发展，是本年十一月一日举行绥远省物产竞赛会之由来也，……”

— 叁·物产竞赛会涉及到的诸多细节 —

类似的“物产竞赛会”，对于当时的绥远省来说，毕竟是新鲜事物，因此包括各县局县长、建设局长，以及一般工商民众，对此不太理解，将其看作额外的负担。他们对于赛品征集，刚开始的时候，不是敷衍塞责就是怀疑观望。针对这种情况，省建设厅一再饬令尽量择优征送，同时还派员分赴县局督促宣劝，最终还是取得了较为理想的效果，17局县共征送物产977种，共1438件。

为了打消参赛商户的顾虑，绥远省建设厅对所有参赛品都免除运费，并让其享受相应的税收减免政策。为了避免某些县局的消极应付，冯曦主导下的建设厅，还拟定了“各县局必征品种类表”，这些相当于是硬性的指标。从实际参展情况来看，这些政策上的“组合拳”还是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绥远省举办此类“物产竞赛会”，一方面是为了选优推荐，向海内外各界更好介绍绥远地区的名优特产，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对省内工商业户产生刺激，推动他们在产品品质和生产工艺上精益求精，进而在整体上获得长足的进步，对舶来品所带来的市场冲击形成有效遏制。

整个活动所征集的参赛物产共分为六类，一是农产类，凡农产之禾谷、蔬菜、豆属以及糖麻烟酒等工艺作物品均在内；二是林产类，凡木材、果食以及林木制造品均在内；三是矿产类，凡金属、石属、土属等有用矿产、物产、矿石、岩石、代石、硫磺、硝盐以及各项矿业副产品均在内；四是药物类，凡动植矿各种药用物品均在内；五是棉麻毛制品类，凡以棉麻绒毛所制之布匹、毡毯、鞋袜、衣帽、巾带、绳索、口袋均在内；六是工艺制品类，凡以机器或手工制造之金银铜铁器皿、纸张、胰皂、香粉、油膏、蜡烛、浆糊、玻璃、磁器、新旧式皮革品、各种材质的雕刻品均在内。

而其所征集的参赛品同时还须具有五项标准其中的一项。一、有行销国外之希望者；二、在国内、省内或当地行销较广者；三、有提倡改良及发展之价值者；四、有精巧之技术或特殊功用者；五、有代舶来品之希望者。凉城县选送的红毛酒（鸿茅药酒历史上的名称），清代曾畅销内蒙、外蒙以及山西等地，在万里茶道沿线有着良好的影响力，按照当时绥远省建设厅的征集标准，实际上同时符合第一条和第二条。

当时绥远省农业物产丰富，在各类农产品中，小麦和土豆的产量最多，其次是莜麦、谷黍、荞麦和高粮等杂粮品种，胡麻和菜籽等油料作物产量和品质也较为可观，但由于运费过高、销售半径较短等原因影响，容易出现谷贱伤农的弊端。相对而言，油酒粉条等产品的“价值重量比”较高且品质优良，每年都会大量输往山西、陕西和西北蒙地，而这其中“价值重量比”最高的还是红毛酒。

当时绥远省境内无论农作物品种还是动物养殖品种，都存在改良或者海外新品种引进试种，在本次物产竞赛会上，便有此类物产参赛。竞赛结束之后，农作物产品优胜者在位于归绥市新城（今呼和浩特新城区）的“绥远省农林试验场”长期展览，任人参观，而其他加工制成品，则在“绥远国货陈列馆”长期展览，凉城县选送的“红毛酒”，就属于后者的这种情况。

为了振兴经济，省建设厅积极倡导爱用国货、多用绥远土货，这从整个“绥远省国货陈列馆开幕暨物产竞赛会”的口号中就能反映出来。“服用国货就是救国”，“爱用国货就是有爱国热心”，“倡用国货就能充裕社会经济”，“推广国货就是抵制外货倾销”，“国货发展应由国民个个提倡”，“服用绥远土货就是救济绥远”，“振兴实业应从物产竞赛起”，“物产制造精良方能与人竞争”，“改良物产即是造产救国”，“绥远物产发达要在工业精进”，“欲图绥远出路必须自改进入手”。

这种情况在今天看来有些夸张，但结合当时绥远省经济所面临的危急状况，我们的内心又不由变得异常沉重，尽管时隔近90年，但所能感受到的不是急功近利而是良苦用心。如换成是我们今天，还可能会通过微信朋友圈、微信社群以及各地同乡会，充分发动绥远人的圈层力量，挖掘他们的销售潜能，为绥远经济的恢复服务，但那毕竟是90年前。

那个时候绥远省的矿产实力，已经非常明显，在“竞赛会”上展出的品种有八十三种，其中尤以煤炭和铁矿为要，安北（今乌拉特前旗一带）营盘湾，固阳石拐（今包头市石拐矿区），白云山铁矿（今包头市白云鄂博），都是当时绥远省建设厅给予厚望的区域，而且当时国民政府的实业部，将“白云山铁矿-石拐沟烟煤”，划为全国七大钢铁区之一，以作为发展西北之基本工业。

— 肆·红毛酒获得优等奖及关联状况 —

在竞赛会事后所作的《绥远省物产竞赛会报告辑要》中，对各县局选送的参赛品进行了相应的比较，相对而言，数量上归绥县（今呼和浩特市）所出最多，其次为包头和萨县（今包头市土默特右旗）。关于凉城县赛品的情况，物产报告中如是说，“凉城以白线麻、柳制器、药材、鸡蛋、红毛酒著称”。

绥远省建设厅给各县局的训令中，《各县物产必征品种类表》关于“凉城县”部分明确规定，“绒毛制毡毯帽鞋靴袜单袋，白麻及麻绳，柳器，红毛酒，大鸡，鹅，各种绒毛皮张，皮衣及皮革制品，各种药材，各种矿产，粉条油酒类，木炭灰”。建设厅以训令形式指名红毛酒进入“必征之列”，在这场“物产竞赛会”中显得非常特别，而且意韵深长、耐人寻味。

凉城县的“红毛酒”由一个名叫“蔚体坎”的人士负责选送，在本届“绥远省物产竞赛会”获得了优等奖。另外根据《绥远物产竞赛会章程》，油酒参赛物产，选送标准“以量计者以一升至五升为限”，赛品原则上闭会后由选送者领回，“但物品有转送他省与会竞赛之价值，商之应赛人愿缓期领回或有长期在国货馆陈列之价值情愿赠送者不在此限”。

在本届竞赛会上，凉城县由卢正刚选送的黄芩、黄芪和百合根等中药材，也获得了优等奖；而凉城县解怀珍选送的白麻和麻绳，更是以其卓越的品质获得了特等奖。这种情况，都能与《绥远概况》《绥远省分县调查概要》和《绥远通志稿》中对凉城的产业描述形成相互印证。

这次物产竞赛会对绥远地区的地方品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不少商家的产品，自此在营销上都主打“绥远省地方名产”的称谓。但对于红毛酒而言，早在“绥远省物产竞赛会”之前，就已经靠自身实力，名列“十大贡酒”，在万里茶道相关的内蒙、外蒙、山西、新疆及河北等地，成为了实实际际的“名优产品”，也正因为如此，绥远省建设厅才特别点名红毛酒参赛。

对于本次参赛的好多产品，其本身是通过“绥远省物产竞赛会”“绥远省国货陈列馆”来为自己背书和赋能，而“红毛酒”（鸿茅药酒的历史名称），与“绥远省物产竞赛会”“绥远省国货陈列馆”之间，是相互提供品牌背书的关系。换而言之，如果“红毛酒”不来参加这个竞赛会，竞赛会的规格和品味，给人感觉总会差些东西，其公信力上存在不足。

时隔四十多年，1973年，凉城县恢复生产红毛药酒，并将产品名称更名为“鸿茅酒”，当时国内销售的产品确定为“长青牌”鸿茅酒，而出口创汇的品名确定为“鸿茅祛风酒”。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鸿茅药酒的品牌推广活动中，鸿茅酒也以其前身红毛酒，1932年在绥远（农）物产竞赛会上获得优等奖而倍感自豪。

作为传承三百年的老字号和名优特产，鸿茅药酒（红毛酒）的品牌资源是一个不断积累、叠加和传承的过程。在这三百年的时光里，鸿茅药酒曾经见证了旅蒙商和万里茶道的兴衰，而在1931-1937年这段特殊的历史时期，鸿茅药酒又以一个参与者的角色，见证了当时傅作义将军主导下绥远省的“实业救国”“开发西北”的历史大事。

全面抗战之前，傅作义将军治理下的绥远，在经济及实业方面，还是取得了较为理想的成绩。以至于1934年蒋介石在西北各省视察期间，对绥远省的成效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由于蒋介石是当时的国民政府领袖，因此在归绥期间，傅作义和冯曦还特别安排蒋氏夫妇参观了“绥远毛织厂”以及位于新城区的“绥远农林试验场”，而蒋介石对此的评价则是，绥远省是“以少数经费而能刻苦实行建设，其最著者为织呢厂、农产馆与产马比赛会的完成，此外，各种公共仓库与合作事业的进步、畜牧的奖励，以及造林之见效，均属难能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