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上世纪启动“夏商周断代工程”以来，一直也未能给出一个圆满的结论。却曝露出了夏商时代的另一种社会生态—即类似“汉派三国魏蜀吴”那样--即三股势力互不隶属、同期共存的社会政治形态。
魏蜀吴三家自董卓弄权开始东汉分裂、群雄逐鹿，持续纷争到三国归晋，百余年中一直也未能形成过一个统一的“权力中心”。而所谓的“三代”，特别是夏商两季，就一定形成过一个“大一统”的“中央政府”吗？虽然历经千余年，时间跨度的确长了些，可舜帝之前的人类社会何止千年。有过一个“中央政府”吗？即便是轩辕黄帝的“监万国，宾诸侯”、陶唐放勋的“睦九族，和万邦”，其“万国、万邦”能是一个“整体”吗？“监、宾、睦、和”哪个字恐怕也描述不出“中央”对“地方”的治理模式吧？
人类社会是呈波浪式发展而来的，历史演进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免不掉也有巅峰、有低谷，甚至出现停滞和倒退。这既是抹不掉的轨迹，也是避不开的规律。
之所以夏商无法断代，根源就在于其根本就没有断过代，而同属一个在舜帝重华积三皇四帝传承之功打造“首代中国”、初创“重华文明”的巅峰时遭遇断崖式陷落—分裂为几股势力并存、重新归于混沌的社会进化低谷期。
何以是说？
一是考古界连五帝三代之前的红山、龙山、仰韶、良渚等文化遗存都能发掘出来，可为什么却发现不了丁点儿夏及商早期的文化痕迹呢？这还说明不了由于大禹“撂挑子跑路”撂荒了舜帝的“文明架构”，使得社会重新回归到了一个混沌不明期吗？
二是虽然《尚书》记载着“殷革夏命”。但这场革命依然未能让社会摆脱混沌，重拾舜帝的“九司十二牧”行政体制。直到商末，维持的仍然是其“一司奴隶制”。不然谁能告诉我，夏商二季的政府架构究竟是个啥样子的呢？
三是如果全盘否定了《尚书》、《史记》记载，以为舜帝打造首代中国及其后的夏商分裂、倒退全都不曾存在过。那“司母戊”大方鼎上的“司”字又是哪里来的呢？
合乎历史发展必然规律的史实唯有：舜帝重华变尧之‘和’为‘合’—合有台、陈峰、有戎、娵訾、陶唐、有虞、高辛、高阳八大氏族之力，经两次“合国改革”，才打造出了“中央九司（司空、司徒、司稷、秩宗、大理、朕虞、共工、典乐、纳言）”加地方“十二牧”体制的首代中国，开启了“重华文明”。却未能解决好接班人问题。
舜帝选定的接班人大禹虽然是个“实干家”，却也不脱一个十足的“两面派”。惧于乃父治水九年无功被诛而不敢表露半句怨言。唯唯诺诺、惟命是从。靠苦干、实干赢得舜帝信任。可舜死后，他却“甩锅跑路”去河南另建了自己的“家天下”。
其家天下“去稷不务”—显然司稷一族的“农业集团”是没人跟着跑路的。
这个家天下的“有夏集团”还被《尚书》描述为“毋文书，仅语言约束”。足以说明其“甩掉了”所有掌握文字的人。所以当时的司徒、典乐、秩宗、纳言、共工以及丹朱、商均两支帝裔等数族人脉，均是被大禹抛弃掉的。甚至就连其本宗族的“有戎人”也因对其父“鲧”的诟病而追随者无多。至多仅有皋陶、伯益父子以及他的“治水骨干”随其而去。
依据后来纵横家苏秦“禹无百人之聚”的叙事，这个集团的实力是显然有限的。加之水土不服，又与夏地土著有扈、有葛等部族进行了百年争夺战。未过四代即被覆灭。虽然后来在其老家的舜裔有虞人和同宗有戎人的南下匡扶下，又实现了“少康中兴”。可在其同期的河北，却先后起码又崛起了三股势力。
一股就是实力大于大禹集团的“司徒子褉集团”。这个团队在大禹治水时是负责后勤保障的。在前后方的物资供给交接中，难免产生摩擦。十三年日积月累，由工作矛盾造成化解不开的家族恩怨。恐怕这也是造成虞朝分裂、大禹撂挑子的一大直接肇因。这在《皋陶谟》中已有着明确暗示。在舜帝召开的讨论如何促进社会进一步发展的“理论务虚会议”上，大禹只做“表扬与自我表扬”。自矜己功，肯定了后稷种出的蔬菜、粮食和伯益提供的鲜肉，却对直接送货补给者三缄其口。子褉在大禹甩锅后也“决不当头儿”，专业搞起了买卖。形成了自家的“商旅世家”。
一股是“司稷有邠集团”。其始祖就是胎带畸形、曾被数度丢弃的“畸弃”。畸弃虽身有残障却智商爆表，长大后集其外公族裔神农世家的农耕技艺之大成。先被其异母哥哥尧帝放勋名之“大农”—即农艺师、农业示范户；又被其侄女婿舜帝重华举为“司稷”—即首代中国的首任农业部长。只是早于舜帝去世。其子不隘因大禹撂挑子而“失其稷官”，又在姥姥家门上受到排斥，不得已“自蹿于戎狄之间”—去投靠与其父畸弃异母的叔父子褉家族。不隘的孙子公刘“复修稷业”赢得大众拥戴，其子庆节趁着虞戎人大部去河南匡助少康中兴所造成的当地政权空虚档口，在磁河分岔中的“古分门”创立了自家的“有邠国”。
还有一股则是与有邠并立的“秩宗土姑集团”。他们本来是一直传承在河北东路的神农炎帝和蚩尤一脉。在高辛时代，因献妃姜塬给喾帝成了“四岳之东岳有台氏”。舜帝打造首代中国时，虽举用其族人伯夷为“秩宗”—即专司各类庆典仪式的导演兼主持人—也就是“司礼、司仪”，却把其土地全部交由司稷畸弃去打理。仍然属于受压制的一族。所以在大禹跑路后，他们就把舜帝的“堂舅子—不隘”轰跑了。可不隘的重孙子庆节竟然在河北西路打造出了自家的“司稷有邠国”，并不甘心永远被别人压着一头的有台人也比肩而立，在河北东路建起了自家的“土姑—薄姑国”。
这三股势力恐怕哪一股都是大禹的所谓“中央”所控制不了的。即便曾被大禹视之做“客（音：切）”的有虞人，后来匡助大禹五代孙少康恢复了“夏政权”，并在彼域新建了“昆吾国”。让昆吾国的“华人（重华后裔）”加上少康的“夏人”初构了“华夏集团”。但其实力恐怕也是未能超越商、姑、邠三股势力的。
四大集团势力并行三百年，由于姑、邠势力的不断扩张、挤压，原居保定一带的尧帝陶唐后裔和原居石家庄一带的舜帝有虞后裔陆续辗转晋中到晋南，与豫西的华夏集团形成新的集结。但仍然不抵“握有雄厚资本、逐大邑而商”的“司商集团”，反被其吃掉了。
其实，商汤灭夏并未赶尽杀绝。只是类同“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给前一阶段做了一个“小结”：肯定了大禹的治水之功，历数了夏桀危害社会的种种罪责，保留了“夏社”及其守社人—不然后世的“陈杞之国”何来呢？仅仅剪除了夏桀的“称霸实力”而已。
终夏一季，包括其后的多半个商季，两家各自都是仍然以“舜帝中国”的“一司”自居的。不然殷墟出土的甲骨文、钟鼎文中咋只有“司”而不见“王”呢？不然谁能告诉我所谓的夏、商“中央”又分别是个啥样子的架构呢？
两家都是各自赌着当初大禹与子褉之间的“一口气”，都发誓自家决不“当头儿”、可又绝不能让对方“出头儿”。在商汤拔掉夏桀初萌的“尖儿”后，依然如故。整个东亚大陆，千余年中群星争辉、各自为政。唯有无政府的“公司化运营”才是资本逐利的最佳社会环境。
一直到周武灭商，才产生了“封建意识”。特别是周公旦还发明出了一整套“封建礼制”。也像当今的“国家语委”那样—正“司”为“后”，并赋予“后”字以“侯、王”新概念。开了“中央王国分封侯国”的先例。不过，他的所谓“分封”与舜帝的“锡土姓”截然不同，而是仅仅发放了一个“营业执照”、全凭自己去开疆扩土。以致后来的侯国间争霸、逐雄，合纵、连横，反到把“中央”晾在一边成了“摆设”。
的确，自大禹撂挑子造成“重华文明”断崖式陷落，终夏一季，一直在谷底徘徊。到商汤剪夏，才恢复爬坡—至成周重登坡顶、超越了虞朝。所以周人不甘再以“一司”自居，才正司为后。连自己始祖的“司稷”也改作了“后稷”--以达彻底摆脱其一司地位。
其实频繁出现在明清小说中的“有司”一词，至今被理解为“有关当局、有关机构”。在文字尚不丰富的上古，因其二字同源是不分你我的。有即司、司即有。共同的概念就是“拥有和管理”。经常出现在先秦典籍中的“有台、有戎，有虞、有夏、有商及有邠—有周”等，与“司夏、司商”意思也相差无几。而周人却把夏商两季的历代之“司”统统追谥做王、做帝，以示自家称王的合理性。
不过，周人在“钟摆效应”控制下，借“杨夏贬商”也编织了不少迷信。溢美神化大禹几近虚无掉了虞夏历史；为掩盖有夏的“一司”地位在更“司夏”为“夏后”的同时，不得不把与“司”同音的“姒”字赠夏为姓；还把自家骨子里的“重农抑商”的基因深植在了国人秉性中。
并用“姬姓”取代了自己始祖“畸弃”的“畸”字—以自我饰美。并追赠轩辕黄帝也姓上了“姬”。以致至今的“百家姓”探源中均以为大多数姓氏皆是源自姬姓的。全然无视畸弃虽智商爆表，然荷尔蒙并未也曾爆表，焉能十几亿人口都成了他的后裔呢？
这个问题看似无聊，其实是贻害无穷的！都去虔诚的相信迷信，任由穿着“新衣的皇帝”裸奔，谁也不屑去指破，我们的社会还能向前发展吗？唯有正确评价自己的民族历史，汲取前人智慧，破除迷信、开放思维，不断改革创新，才能使我们的民族永立社会发展的潮头。
总之，亘三代，中国的政治生态基本都是“多中心”的。就连成周也是仅有“一统理念”而无“一统实体”的。真正的一统理念和实体是初试于舜帝重华的“禋六宗，合八氏”、辉煌于秦皇汉武的！所以硬要区分开分裂、倒退期间的各个阶段，是并无多大现实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