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破万卷（6358）·《汉将王陵变》
《汉将王陵变》，隋唐变文（小说）。作者佚名。
变文，唐代通俗文学形式之一，又省称为“变”、是在佛教僧侣“唱导”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一种民间说唱形式，是继承汉魏六朝乐府诗、志怪小说、杂赋等文学传统而新兴的一种文体。作者多佚其名，由于出土于敦煌石窟，故又称为“敦煌变文”。内容分为讲唱佛经故事和世俗故事两大类，变文即为民间说唱的底本。
《汉将王陵变》原文参阅《唐宋小说鉴赏辞典》。
鉴赏：公元一九○○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导致了二十世纪人类文化史上的一次重大发现，这就是一大批举世震惊的不世之宝——敦煌石室藏书被发现。事情大略是这样的：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五月二十六日，居住在莫高窟的一个名叫王圆篆的道士，在清除雍塞石窟甬道的积沙时，发现墙壁裂开一道缝隙，隐约可以看见里面藏有物品，挖开墙壁，原来这里是一个藏经洞，石室内竟贮有多达两万多卷的佛教经卷和手抄写本书籍，还有众多文物。在这批被清理出来的宗教典籍和儒家经、史、子、集中，讲唱体裁的俗文学“变文”尤为引人注目。“变文”的发现，充分表明，唐代不仅在诗歌、古文方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极致，民间通俗文学也颇为发达，融说唱于一体的俗文学代表着一种新的趋向，这种讲唱兼施的新兴文体对后世文学，尤其是宋代话本的影响尤为明显，在我国古典小说史上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变文”是唐代民间通俗讲唱文学的主要形式，最初是寺僧利用说唱形式向听众衍述佛经神变故事的一种文体，溯其源流，远在六朝之时的佛教说法“唱导”即肇其端。梁释慧皎《高僧传》卷十三“唱导”条云：“唱导者，盖以宣唱法理，开导众心也。昔佛法初传，于时斋集，止宣唱佛名，依文教礼。至中宵疲极，事资启悟，乃别请宿德，升座说法。或杂序因缘，或旁引譬喻。”针对不同层次的听众的志趣进行说教：“如为出家五众，则须切语无常，苦陈忏悔；若为君王长者，则须兼引俗典，绮综成辞；若为悠悠凡庶，则须指事造形，直谈闻见；若为山民野处，则须近局言辞，陈斥罪目。”“唱导”又称“宣唱”或“唱说”，其中唱经者称为“都讲”，讲说者谓之“法师”，各司其职，各擅其长.两人合作，互为表里，并依据传抄的本子进行“唱导”，逐渐形成传世的“变文”、“变文”之称始见于王定保《唐摭言》，张祜对白居易云：“明公亦有‘目连变＇，长恨词云：‘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岂非目连访母耶？”对于“变文”这一称谓的定名是长期争论，历经曲折，最后由郑振铎先生首创后得到学术界的公认。对于“变文”的内容、体制，前贤学者颇多歧异，尚难定论。定名以后，大致经历了音译论，进而转入文体论，直至导入分类论等几个阶段，至今在争论中。对此，本文不妄作臧否，仅就“变文”在中国古典小说史上的地位加以介绍，并以有关变文篇目进行鉴赏，以收现身说法之效。
作为我国讲唱文学的祖祢，《荀子》的《成相篇》已开其先声。“变文”这种韵散结合的讲唱文学形式承袭古代诗赋、骈文敷陈铺叙的遗风，克绍其裘，转益多师，是对传统民族形式的继承与发展，在艺术上也有独特的创造：首先，这种文学形式多种多样，内容丰富多彩，除变文外，还有话本、俗赋、词文等多种形式。其次，这种介于诗歌与小说之间的讲唱兼施的文学，韵散相间，采取通俗化的语言，易于为大众所接受；再次，手法上矫天变化，描摹生动，能适应听众需要，迎合世俗爱好。语言上，则以粗犷质朴，清新刚健取胜于时。与此同时，也暴露出这种文体一定的不足之处，由于受到时代的限制，一般说来，变文在故事情节的描写上比较粗糙，人物性格和内心活动的刻画也欠细腻传神。作为向白话小说的一种过渡，是难以苛责的。这些，在宋代以后的话本小说中逐渐得到了充实与完善。
变文大致分为讲唱佛教故事和世俗故事两大类别。讲解经文、弘扬禅门佛理的僧讲的主要对象是出家人：取材历史、传说或时事的俗讲演述世俗故事，主要对象是世俗男女。僧讲导源于六朝的“唱导”，俗讲则是其派生，这里选录的《汉将王陵变》是保存较为完整的一篇变文，几乎可以视为早期的讲史话本。这篇变文又名《汉八年楚灭汉兴王陵变》，是民间艺人根据历史敷衍的一篇作品。王陵的事迹见于《史记》和《汉书》.如《史记·陈丞相世家》：“王陵者，故沛人也。始为县豪。高祖徽时，兄事陵。陵少文，任气，好直言。及高祖起沛，入至咸阳，陵亦自聚党数千人，居南阳，不肯从沛公。及汉王之还攻项籍，陵乃以兵属汉。项羽取陵母置军中，陵使至，则东乡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既私送使者，泣曰：为老妾语陵，谨事汉王。汉王，长者也。无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剑而死。项王怒，烹陵母。陵卒从汉王定天下。”记叙颇为精练简洁，《汉史·张陈王周传》中所记与此大略相同。这一历史记载，被民间艺人运用丰富大胆的想象与虚构，铺演成一篇长达七千字的变文。这篇传世变文不仅题文完整。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而且创作手法也有可资借鉴之处。内容上，它不囿于史传的拘挛，以奇特的构思，大胆的夸张，使作品富于故事性，以曲折的情节吸引听众读者。描写上，叙述详明，语言通晓易懂。全文韵散分明，以散文叙事，贯穿情节；以韵文补充，关联应和，交错而行，相得益彰。韵文部分宜于弹唱，起到加深听者印象的效果。如描写陵母被胁持到楚营，阴怀自戕之志以坚其子事汉之心，她以修书寄发为名，赚得项王太阿之剑，只用了“陵母得剑，去霸王三十余步，为报我王知＇，陵母遂乃自刎身终”二十余字作简略描述，接着用大段韵文增饰其事，把陵母临终前对其子的嘱咐交待出来：“倘若一朝拜金阙，莫忘娘娘乳哺恩”。又越过时空观念，把王陵闻知母亲命丧楚营，“肝肠寸断如刀割，举身自扑似山崩，耳鼻之中皆洒血”的悲怆欲绝之态描摹如绘，进而写出王陵发誓血仇的举动来。这样以散文讲述故事，以韵文铺写情状，可以起到互为补充的艺术效果，引起听众强烈的反响。又如，钟离末胁持陵母到楚营和陵母拒招其儿降楚也是运用的这种形式。最为突出的是，这篇变文在人物的描写上运用了多种对比手法以塑造人物形象。通过王陵、灌婴两员汉将夜斫楚营的勇敢机智，来突出王陵的英雄形象。他二人领命出征，文中用了“二将辞王已讫，走出军门，模（秣）马攀鞍，人如电掣，马似流星，不经旬日之间，便到右军界首.”形象生动，言简意明。其中也暗示着军务火急，厮杀在即。写二人夜袭楚营，用韵文渲染其事：“王陵抬刀南伴斫，将士初从梦里惊。从帐下来犹未醒，乱煞何曾识姓名。暗地行刀声劈劈，帐前死者乱蹦（纵）横。项羽领兵至北面，不那南面有灌婴。灌婴揭幕蹤橫斫，直拟今霄（宵）作血坑。”这种以浅近的七言韵句进行陈说，颇有声色，琅琅上口，很有音乐感。又通过“项羽连声唱“祸事”，不遣诸门乱出兵”加以反衬。从而愈发显现出王陵，灌婴的英勇果敢、足智多谋。在塑造陵母临危不惧、大义凛然的形象时，通过钟离末献计胁持陵母的无耻和项羽使用酷刑逼迫老人的残暴，以暴露其丑恶的行径和蛇蝎之心。这样更加衬托出陵母刚烈的性格和高贵的品质。她在威逼面前志不稍屈，以自刎的行为坚定其子忠于汉室之心，颇为悲壮激烈。这样的描写手法，对人物形象的塑造起到了一石二鸟的效果。
《汉将王陵变》对后世影响颇大。取材于兹而增润其事的戏曲小说多有继作。元钟嗣成《录鬼簿》上载有顾仲清所撰《陵母伏剑》，南戏有《王陵》一种，京剧有《陵母伏剑》剧目（一名《黄金印》），根据《西汉演义》第五十一、六十六回改编，《全汉志传》、《西汉演义》载有其事，剑啸阁批评本《西汉演义》卷五有“知汉兴陵母伏剑”回目，情节与变文略同。由此可知，后世诸作与变文一脉相承，嗣响不绝。
变文对唐代文学，特别是传奇创作有较大的影响，唐初张鹭的《游仙窟》通篇采用散韵夹杂。唱白相间的形式，以散文叙事，以韵语对话，颇具变文的情致。后来出现的散韵合体的传奇，如《柳毅传》、《莺莺传》、《长恨歌传》等文人之作，也接受了变文的影响而有所光大。
评：沛人王陵为县豪，高祖微时兄事陵。高祖起沛入咸阳，陵聚党人居南阳。
汉攻项籍陵兵属，项取陵母以招陵。母泣语陵事汉王，伏剑而死项王烹。
肝肠寸断如刀割，举身自扑似山崩。陵从汉王定天下，英勇果敢立大功。
浅近七言韵句陈，琅琅上口声色明。变文后世影响大，戏曲小说多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