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说起北大，人人都知道；说起陈步云教授，甚至是上世纪60年代的北大毕业生，也很少有人知道。但是，一点不容置疑，陈步云教授和他的三个研究生失踪在茫茫荒原中，是北大有史以来最大的疑案。
在写下下面的话之前，我掂量了很长时间，因为很多事情本来就应该消失，不再为人所记起，这不仅是为了让死者安息，也是为了让生者安心。然而，我还是决定写下来，不是为了什么别的目的，只是为了实现我的一个理想——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历史，其实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陈步云教授恰恰是一个想告诉人们历史真相的人，所以关于他的一切记忆就被故意抹去了，消失得仿佛这个人似乎从来没在世界上出现过一样。
我之所以知道世界上曾经有过陈步云教授这个人，是因为我无意中发现了他的一本日记。
但是，我可以肯定，那些故意抹去人们记忆的人只是为了减少消灭真相，他们并不知道，这本日记的背后，连接着一个巨大秘密。
20年前，我曾在北大当过3年的档案管理员。多年的积累，使北大的档案资料汗牛充栋，我的工作，就是天天翻这些陈旧发黄、带着腐味的档案资料。

那些物欲中挣扎、缠绵于灯红酒绿中的人们，很难理解当档案管理员的幸福。当我翻开一本几乎要化为碎片的旧纸片，突然落款是三个清晰的毛笔字——“蔡元培”时，我的心会颤抖，会狂喜。
其实，即使是这些书写者，也会忘记自己写过什么。但是他确确实实在这么一张纸上写过东西，并且和一些不为人知的秘密相联系。
“昨图书馆一管理员来访，阔论一番，其人识见不凡，然学问不足，难以成材”、“昨日玄同来，告予以赵家楼之事，并言学生偏激，政府无能，涉语多愤，乃知其为性情中人也，不可徒以新派人物视之”……纸片上，虽然只有寥寥数语，却让我看到那些名人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看法。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虽然收入微薄，加上当时物价飞涨，我对这份工作却是乐在其中，每日从鸡鸣到日暮，在这些故纸堆里疯翻不止。

说起20多年前的北大档案馆，现在知道的人不多了；但是如果说起现在的北大研究生院，估计很多考过北大研究生、或者北大毕业生的人都知道。
当时的档案馆，就设在这座古色古香、飞檐走壁的大红楼里，具体位置想必大家也知道，就在未名湖北，和珅石舫附近。不过我还要交代一下，在1993年之前，当时还不叫北大档案馆，名字叫北京大学综合档案室。
在档案馆里工作，一点也不轻松。我通常早上6点多起床，傍晚闭馆后，还要在馆里再呆一段时间，去整理几个房间里乱放的旧纸堆。因为在文革期间，大批的档案被造反派抄去或者被外单位借去，10多年来，一直在陆续返还中。
等我回到宿舍时，常常已经是晚上8点多。如果我发现了有价值的资料，熬个通宵去整理也是常有的事。

当时，整理档案有个规矩：先粗选，把一些涉及到名人的材料整理出来；然后再细选，把一些还算完整的材料挑出来，编好号；第三道程序是将原本一本本，后来因为种种原因而散佚的资料归整为一册，这个程序就很麻烦了；最后一道程序最麻烦，是将那些已经破损的碎纸张拼起来，然后再归整。
据说，北大的这种做法后来被推广到全国。现在几乎所有的档案馆都按照我们创造的这套流程在做。

当时我在北大档案馆，做的就是第三道程序，主要负责整理1148室的资料整理。这个室现在还在，如果你有空到了北大，不妨去看一看。只要进了现在的北大研究生院，沿着走廊向西，折个弯，再走到底，就是这个房间。
这个房间的背后，是一些隆起的土丘，土丘上长着一些古树。大树遮天蔽日，再加上房间是最北边的，终日不见阳光，所以一直是阴森森的；而且除了树叶的沙沙声，几乎听不到任何声音。
里面的纸堆了却不少，大约占了三分之一个房间的空间。资料整理起来也很麻烦，因为有的是两三页粘在一起，其余的却散佚掉了，有的则是干脆一页页散落在纸堆里。要整理好这么一大堆资料，确实难度很大。

可是，千万别小看这堆发黄的纸，里面的宝贝可不少：蔡元培未寄出的家信，在里面；胡适文章的草稿，也在里面；最值得珍贵的是，是鲁迅设计的北大校徽原件：“北大”两个篆字上下排列，上部的“北”字是背对背侧立的两个人像，下部的“大”字是一个正面站立的人像……
呵呵，说起来还有点难为情，这张北大校徽的原件就是我当档案管理员是，从在1148室的纸堆里找出来的。在找到这张纸之前，很多学者还为北大校徽是谁设计的在争执呢！直到这封鲁迅写给蔡元培的信函原件被我找出来，很多人才知道，原来现在处处可见的北大校徽原来是蔡元培委托鲁迅设计的。

虽然纸堆里的名人手迹很多，却也有相同之处，那就是以文字为主，有图案的极少，这似乎和当时的风气有关。所以，就不难想象，当我见到陈步云教授的日记时，心里涌出的那份既诧异又惊喜的感觉。
那是1990年初冬的一天晚上，时间大约在7点多。我刚刚整理完傅斯年在北大当校长时签的一些公文。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我找到的最后一份公文是傅斯年开除周作人的通知，理由是，周作人在抗战八年中当过“伪北大”教授兼文学院院长，所以“汉贼不两立”。
看到这份措辞强烈的通知，我脸上露出了微笑，因为这正好说明了一桩陈年旧事：抗战胜利后，傅斯年被推荐为北京大学校长，傅斯年却把这桩好事让给了胡适；没想到傅斯年保举胡适后，却又到处找人，表示要到北大当一段时间的代理校长。但这并不是傅斯年反悔了，而是他担心胡适爱做老好人，对那些当过汉奸的教授下不了狠手，所以要在胡适到来之前，先帮他“清理门户”。

周作人是鲁迅的弟弟，兄弟两个，一个为北大设计了校徽，至今仍在用；一个却因为当了汉奸，不但被北大开除教职，还被民国政府公开审判。兄弟俩走的路径，真是大相径庭。
带着这种白云苍狗的感叹，我揉揉酸痛的腰，闭闭有些迷离的眼，然后继续在暗淡的日光灯下整理资料。
我突然发现，在纸堆中，有一张纸与众不同。整张纸上，是围成圆形、环环相扣的八个圆圈，中间则是一个更大的圆圈，里面是环环相套的圆圈，我数了一下，总共有五个。这张纸是用黑色墨水钢笔画的。
这张纸上，字数寥寥无几。在八个圆圈上，标注着八个毛笔大字：“乾、坤、坎、离、震、艮、巽、兑。”而那五个圆圈上，则拉出五条线，第一条标着“金刚墙壹”，其后则依次是“贰”、“叁”、“肆”、“伍”。除此之外，再也没有其它的字，甚至连个签名都没有。

看到这张纸，我皱起了眉头。
要知道，在北大整个的校史中，讲这类阴阳五行的教授几乎没有。北大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确实设立过经学科，不过讲的却是毛诗、周礼、左传等，现在很流行的易经、八卦等东西根本不受重视，当然这也和孔子提倡的“不语怪力乱神”有关；在严复担任北大校长后，连经学也不像以前那么吃香了，他将将经科并入了文科，提倡东西方哲学、中外历史、地理、文学“兼收并蓄”。到1915年之后，新文化运动兴起，“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口号响彻全国，更不可能再出现八卦和“金刚墙”之类的东西。
从这张纸用的笔来看，也颇有可疑之处。钢笔在北大教授和学生中流行，是在抗战胜利之后，最早在1927年北伐战争前后被使用。这时在北大，根本没有图上所画的东西的立足之地。
对着灯光反复验看，我又发现了一个疑点，相比于常见民国信函用纸，这张纸明显比较厚，但是很平整，应该属于国外进口机器制作的纸；另外，边缘大部分发黄，最边缘处已经成为褐色，已经起了破损，可以认为这应该是民国时期的纸。
在当时，国外进口纸因为质量比较好，价格也很贵，要三块大洋才能买上一令，不是特别重要的文件，当时基本上不会有人用这种纸。
从这种种迹象看，我觉得这张纸不大可能来自于北大。“难道在归还档案时，中间夹了其它的资料？”我暗自想道。
这种情况确实并不是没有可能，我就曾经在这堆纸中发现混入的一张纸，先看到的是一个大印，上面的字是“华北剿匪总司令部”。仔细一辨，发现是一张调兵命令，内容是在平津战役期间，傅作义命令他的王牌军第35军军长郭景云火速增援张家口。
后来，我们把这份文件移交给了在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馆的一位研究员激动地给我们打来了电话，连声说“得到了珍贵的一手史料，解决了大问题”。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如果我把这张纸简单地丢在一旁，那我就会和这个秘密无缘。我的职业心却没有让我这么干，因为我知道，在这堆纸里每一张纸，都可能是珍贵的。
在北大，我只是个小人物，和那些名声远播的大教授们无法想比，可我也有自己的追求，毕竟在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接触到那么多名人的手迹，发现那么多不为人所知的陈年旧事。我后来才发现，就凭我在北大档案馆的这段经历，我已能比现在很多名人还要出名。
纸堆在一天天减少，和这张图笔迹相同的纸越来越多，我也已看出，这是一本日记。纸上不断出现的“北大”字样，使我意识到，这张图和北大确实有很大关系。
可是，这本日记的作者是谁呢？在我收集的日记中，不断看到的只是“昨天聚餐，人较多，数杯小酌，有欣欣然之感”、“今天上书，领导告知高层很重视，心甚慰”之类的话，作者从来没有写到自己的姓名。
也许，对人而言，最容易被忘记可能恰恰是他自己！

1990年12月31日，随着一张纸的出现，我终于知道了作者的名字。
我之所以记得这个日子，是因为前一天正好下了大雪，雪压垮了树枝，结果砸破了1148室的玻璃。第二天我发现时，已经有纸堆上已经蒙了薄薄一层雪。
这些旧纸，很多是用手工竹纸，用的是毛笔字，雪压在上面，万一化开，那有多少珍贵的资料会变得一塌糊涂。我赶紧处理起来，在把雪花抖开时，我发现了一张薄羊皮，上面写的是“步云杂记”。
这个笔迹很是熟悉，我打开档案袋，一对比，终于发现这张薄羊皮竟然是这本日记的封面。
“步云”是谁呢？虽然经过这段时间的工作，我对北大的种种掌故已经极其熟悉，可是我从来没听说有什么人名叫“步云”的。

这时，我想到了一个人：老秦。
在北大，老秦可能算对北大最熟悉的人了。他出生于1925年，父亲就是北大的校工，所以从小在北大长大，我只不过在纸堆里看到的那些名人手迹，他却看到他们本人。
“傅斯年先生是个胖子，很怕热，可是又很贪吃，可是当时北大没有冷气，有一次，傅先生为了吃好晚饭，居然先把自己淋透了，然后才坐在桌旁大吃”、“胡适先生对敌人也是很好的，鲁迅当年把胡适先生骂个臭死，抗战后，在审判周作人时，胡适还用北京大学的名义，向法庭出具了一份证明，说日伪期间北大校产未遭破坏，图书设备还有增加。当时，在报纸上又被骂了个臭死”……各种名人的逸事，只要和北大有关，老秦张口就来。

看到我时，老秦本来还笑嘻嘻的，可是一看到那张薄羊皮封面，老秦的脸色却变得很古怪。他脱下老花眼镜，拿起个放大镜，把羊皮封面看了又看，然后戴上眼镜，再把它拉下，一双炯炯的眼睛掠过老化镜，死盯着我：“这些东西你从哪里弄来的？”
“1148室的纸堆里。”
“那你毁了它吧！”
“毁了它？这、这怎么行呢？”我大吃一惊。
我估计，这些纸要是放到现在，如果拿出来拍卖的话，每张纸起码可以拍到几万元。虽然当时我还没有这种概念，却也知道这些东西都是价值不菲的文物。
老秦这个人，当然也知道这个理，为什么会突然冒出来这么一句话呢？

下面是老秦对我讲的话：
我今年67岁了，反正退休了，有些话说也就说了，没人会把我怎么样。你做事情也有干劲，为人也正派，有些话我也就对你说说，别人我还不一定愿意说。
人这个东西哪，在我看来，就一个字：贱！
为什么我这么说，因为人从来都是不知好歹的人，就拿周作人先生来说吧，当时国难临头，日本人打进来了，杀了多少中国人哪。可是他老先生，却投靠了日本人，当了什么北平市文化委员会主任，这不是汉奸是什么？所以，我是打心眼里佩服傅斯年先生，为什么？人家爱憎分明哪。
可是，话又说回来，毕竟傅斯年先生只有一个。北大的大多数教授还是那种很贱的人，日本人打进来了，北大师生南迁、西迁，变成西南联合大学，不要说老百姓吃苦，他们吃了多少苦哪。细论起来，也有周作人先生造的一份孽。可是抗战胜利之后，你知道怎么着？大多数教授却发起善心来了，觉得还是不要处罚周作人先生好。这不是贱吗？
说了这么多，你会觉得这和这本日记有什么关系？有关系，关系大了。所以我说你年轻，还不懂这个世界。

说了这么多，你会觉得这和这本日记有什么关系？有关系，关系大了。所以我说你年轻，还不懂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是什么？它最黑！它是欺善怕恶。你不知道这本日记是谁写的吧，我告诉你，写这本日记的姓陈名步云，也是北大的教授。说起这位陈教授哪，也真是古怪，从不和人打交道，从来不害人，只知道自己一天到晚琢磨学问，连门亲都没顾得上娶。
可以这么说，这位陈先生，总是世上难得的好人，该有好报了吧？才不呢！那些教授们，对做了汉奸的周作人先生发善心，可就是不对这位一直做好人的陈教授发善心，排挤他呀，冷嘲热讽呀，什么我都见过。
所以我说人这个东西，他就是贱！欺软怕硬！在这个园子里，你要是横着走，人家都避着你，你要是规规矩矩地走，人家都在挤你！别看这些教授们个个学问大过东海，可也是这副小心眼，一点不比普通人强！
就拿胡适先生来说吧，他抗战胜利后，要不是傅斯年先生先来一步，他不还是好坏不分吗？他要是当了国家 ，也就一昏君，这我也算看明白了。他自己说说是爱惜人才，可再是人才，他要是犯了国法，也要受惩处不是？这完全是两码事嘛！所以我说他是昏君。
扯远了，我再说说陈教授吧！后来，陈教授没办法啦，那时候也快文革了。他自己提出来说，我要和工农兵结合，我要好好改造自己，人家都到这份上了，这些教授们还不依不饶地，把他弄到大西北去了。

陈教授得罪他们什么了？什么也没有。无非就是不合群，可是不合群，就要这么整他吗？
讲了这么多，为什么我叫你把日记毁了，这是为了保护你自己。你别以为看到的那些介绍什么什么名教授的书是真的，十有八九是假的！我老秦在北大这么多年了，看得还不清楚吗？人家对坏人偶尔严厉一下，他的一群徒子徒孙说祖师爷是“嫉恶如仇”，要是对坏人宽厚，又说他是“胸襟广阔”。反正人嘴两张皮，说好说坏全由他！
人家不是说“名师出高徒”吗？有些人，不能证明自己是高徒，就来证明自己跟过名师！说穿了，还不是为自己！可是这东西谁也不敢揭穿它呀，你要说穿了，他们就想方设法把你往死里整。
为什么现在北大没人提陈教授，因为他亏啊，他没徒弟啊，没人替他讲话啊。人为什么要有后代，就是要有个人在你死后替你讲讲话，收徒弟的道理是一样，这徒弟最好是鲁智深，人家一讲师傅的坏话，他就跳出来，死瞪着大眼看着他：“你他妈的再敢讲的话，老子活劈了你！”
本来还好，人家都忘记了陈教授，现在你这日记一出，不把他们师傅的那些事给抖出来了吗？不证明他们的师傅其实不是名师了吗，不也就带着证明这些人不是高徒了吗？不知道多少人要恨你，要整你呢！
你还年轻，有些事知道就行了，犯不着太认真。何苦呢？
当然，那些教授做学问还是好的，可是就是一点不好，心眼太小，太计较！

听完了老秦的话，我头顶好像被浇了一盆凉水，从头一直凉到脚。这么长时间，我废寝忘食，就是为了整理这些人的资料。
现在，我才知道，这些名人，其实就是一些学术水平比较高的常人，可是偏偏有一群人为了自己的利益，硬要把他们塑造成完人，变成不食人间烟火的神。正是这种有色的眼镜，使我看每件档案，都觉得它是神圣的，当然它让我工作积极性大增，可是却无助于事实的真相。
看着老秦讲完之后一脸满足的样子，我知道，这番话在他脑子里不知道憋了多长时间。现在，他之所以满足，是因为这些话就像一大堆垃圾。他说出这些话，就有一种倒完垃圾，通体舒坦的感觉。虽然他确确实实是好意，不过我还有一种莫名其妙充当了垃圾筒的感觉，说不清的难受。
我该为自己考虑一下了，我暗自想。

谢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这给了我很大的信心，利用双休日，我会多写一点，下面我继续写。

第一节 前往西部


1992年8月，北京的天气还是和往年一样，依旧比较热。8月1日下午，我来到了李成先教授家。
1991年时，我考上了北大历史系的博士研究生，李成先教授是我的导师。在北大，李教授属于那种为数不少、却名气不大的教授。其实，我原本可以师从那些更有名气的教授，不过我左思右想之后，却决定考李教授的博士。
这中间，不能不说老秦对我讲的一番话起了作用。我回去之后，对老秦的话反复琢磨了好长时间，终于明白了很长时间困扰我的一些难题。
现在很多人考博士，自然要选择那些名家，这其中有两个原因：同门人多势众，众人捧柴火焰高，有些人博士毕业后，甚至两年三年就破格升至教授，无论做学问还是当官，前途一片光明；导师头面广、路子熟，各种经费源源不断，在上博士时，也可以导师吃肉，自己啃骨头，日子过得不错。
这道理我很明白，我也不是不喜欢钱和前途的人，但是我不敢投入名门。因为当了名门的弟子，也有坏处。
比如说，本门的一些清规戒律你不能突破，要知道，所谓的名门，往往会有一个开山鼻祖，这个鼻祖自然是著作等身，他老人家书写多了，涉及到本门的各种观点自然也多。虽然说“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可是实际操作中，并不是这么一回事，谁也不敢在学术上和老祖师爷叫板，也不敢和为数众多的师叔、师伯们叫板，这样一来，当博士期间就要熟读本门的各种著作，三年时间，弹指一挥间，除了熟悉了本门戒律，什么也来不及学。

第二、既然是名师，想入门的自然踏破门槛，那些最善于做学问的人往往会落选，一些善于鉴貌辨色、讨人喜欢的人往往会被选上，原因也很简单，导师也是人，只要是人，总是不喜欢那些只能做学问的人。而且，在以后的读书过程中，为了争夺师门的资源，明争暗斗也是不免，师兄弟之间相互倾轧，也是常事。
学术界，其实也是江湖。人的精力总是有限的，我觉得自己是个“和天斗，其乐无穷”的人，却不是个“和人斗，其乐无穷”的人，于是就绝了考名门的念头。
李成先教授是搞中国古代墓葬研究的，这个领域在历史学中是偏门。搞历史研究的，最关键的要能“古为今用”，最好能用来资政，厉害的教授说不定当帝王师，政治影响力巨大。
至于墓葬，是死后事，虽说什么地方挖到一个古墓，鉴定年代和墓主身份的时候会请他去一下，不过几乎得不到什么科研经费，带的硕士生、博士生也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