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树铮（1880—1925），字又铮，号铁珊，秀才出生。江苏省萧县醴泉村(今属安徽省）人，北洋军阀皖系名将，陆军中将加上将衔、远威将军。
徐树铮自幼聪颖过人，才气横溢。3 岁识字，7岁能诗，13岁中秀才，17岁补廪生，有神童之称。光绪二十七年（1901 年），他弃文就武到济南上书山东巡抚袁世凯，陈述经武之道，未得赏识。后被荐为段祺瑞记室。光绪三十一年由段保送至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步兵科就学。学成回国，先后任段祺瑞军事参谋、总参谋等职，乃段祺瑞心腹幕僚，皖系重要领军人物。更因民国8 年（1919年），徐树铮任西北筹边使。历经5 个月的周旋，外蒙取消自治，孙中山电贺其成就可与傅介子、班超相比，名留青史。
距徐树铮外蒙撤治以过百年光阴，当我们拭去百年的历史尘埃，赫然发现历史的真实与我们传颂百年的传奇并不完全一致，让我们不得不对徐树铮在外蒙撤治中所起的作用，做一次重新的审视。
从1919年10月29日抵达库伦始至1920年7月4日免除“西北筹边使”止，徐树铮治理外蒙统共只有短短的八九个月。在这大半年的时间里徐树铮凭借铁腕政策，以最短的时间在外蒙取得了骄人的政绩。但在这骄人的政绩背后却也为外蒙二次独立，埋下了难以挽回的祸根。
笔者粗略归纳了以下几个方面，来全面阐述一下徐树铮在外蒙撤治问题上的几个重大失误之处。
第一、 对外蒙险恶的军事危机估计不足，没有足够重视外蒙的边防部署。
徐树铮出任西北筹边使入蒙的主要任务，就是率军进驻外蒙，巩固外蒙边防。但作为西北边防筹备处的主要负责人，其统辖的三师四旅的边防军，徐树铮仅带走了第三旅的七、八、九三个团的兵力入蒙。
在外有强敌窥伺，内有暗涌的外蒙地区，三个团的兵力无异于杯水车薪。入库之后，徐树铮也逐渐认识到了兵力不足的问题，但是徐树铮却没有向中央请求继续派兵，而是在外蒙就地征调当地汉人入伍扩军。短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组建了一支12000人的杂牌军。这支部队除了早于徐树铮入蒙的高在田的骑兵营和徐树铮的三个步兵团属于正规军之外，其余都是一群乌合之众，很多人连枪怎么开都不知道，根本毫无战斗力可言。
这在后来驻库八千大军面对仅仅只有八百人的白匪，竟然一枪不放便弃城而逃，就足以说明这支临时组建的部队是如何的不堪一击。
一向精明的徐树铮为什么会犯下如此重大的失误呢，这还得从徐树铮这个西北筹边使说起。
“西北筹边使”实际为北洋政府于1918年10月20日成立的“西北边防筹备处”之最高军政长官。而““西北边防筹备处”则脱胎于1918年3月1日成立的“督办参战事务处。”
督办参战事务处完全由段祺瑞一手打造的，以参战（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名，实为发动内战而组建的一个掌握北京政府军事大权的特殊机构。然而随着一战结束和南北和解，段祺瑞的督办参战事务处和他所训练的参战军在政治上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为了能够让这支部队和督办参战事务处继续存在下去，段祺瑞利用日益突出的边疆问题而将督办参战事务处更名为西北边防筹备处以掩人耳目，继续在暗中实行他的南北统一大业。
1919年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越来越不得人心，尤其是五四之后段祺瑞无疑成为众矢之的。恰在此时隶属于边防筹备处管辖范围内的外蒙问题日益突出，给了段祺瑞摆脱国内困境，转移国内民众视线的一个天赐良机。正式在这种大环境下，徐树铮被段祺瑞任命为“西北筹边使”前往外蒙处理取消自治问题。
因为这个特殊的政治背景，决定了徐树铮不可能把外蒙事物当做自己的工作重心。他此去外蒙的主要动机，无非是为了给段祺瑞赚取更多政治资本，为西北边防筹备处提供一个存在的理由。
正是如此以西北边防筹备处名义组建的三个边防师、四个西北边防旅，最终被徐树铮带到外蒙的部队仅仅只有第三旅的第七、第八、第九三个团而已。而训练有素、装备精锐的三个边防师却被徐树铮留在了内地，准备发动对国内军阀的内战。如果当时段祺瑞、徐树铮等真心以祖国统一大业为己任，调派哪怕一个边防师入蒙恐怕外蒙的历史都不会现在这个样子。
第二点没能妥善处理与陈毅的矛盾，从而失去了与外蒙高层沟通和解的机会。
陈毅从清末开始便历任学部参事、图书馆纂 政馆统计科员等职, 精通边疆舆地。中华民国建立后, 任大总统府秘书、蒙藏院参事。1914 年9 月至1915 年6 月, 陈毅以北京政府全权专使顾问身份参与签订《中俄蒙协约》的恰克图谈判。1915 年6 月,被任命为中国政府驻乌里雅苏台佐理专员。1917 年升任驻扎库伦办事大员。
徐树铮没有出任西北筹边使之前，外蒙事物一直都是由陈毅负责。陈毅自1915年在外蒙任职，经过多年的经营，陈毅在外蒙高层当中拥有极高的威望和广泛的人脉关系。外蒙高层之所以透露出取消自治的愿望以及恳请中央政府向外蒙驻兵，都与陈毅在其中所做的努力是分不开的。所以北洋政府最初派徐树铮出任西北筹边使领兵入蒙，并没有给予他关于主持外蒙撤治之权，而只是让其负责外蒙边防事物。外蒙撤治仍由时任库伦办事大员的陈毅负责。
时任北京政府总的理靳云鹏发给陈毅的密电中写道：“筹边使为阅兵而来，撤治事归都护使（即库伦办事大员）办理。”
同样就在徐树铮动身前往外蒙前，北京国务院又一再叮嘱他“筹边使所部军队对蒙方并无直接责任，蒙事仍由都护使完全负责。”从这两条历史记载来看，北京政府实无让徐树铮插手外蒙事物之意。
徐树铮此行就是为了掌管外蒙撤治实权，焉能坐视陈毅将自己排除外蒙事物的核心圈。所以徐树铮一入库伦便对陈毅百般挑剔，尤其是对陈毅事先与外蒙王公制定的“对蒙六十四条”，大加指责。11月1日便致电北京，痛斥“六十四条”对外蒙过于宽厚，主张将外蒙军、政、财等大权应该全部从蒙古各旗扎萨克王公手中收回中央，彻底废除这些王公贵族的特权。11月4日北京国务院经过讨论，外蒙一切事物仍有陈毅主持，引起了徐树铮的极大的不满。
徐树铮为了夺取外蒙撤治的支持大权，于11月11日率领旅长褚其祥及其卫队前往都护使衙门，当面逼迫陈毅重议“六十四条”内容，遭到陈毅的拒绝。恼羞成怒的徐树铮公然命令自己部下在都护使衙门设置岗哨，限制陈毅的人身自由。甚至一度动了想要除掉陈毅的年头，幸亏当时的都护副使李垣斡旋方才得以幸免。不久之后被徐树铮以改组外蒙官制，废除都护使衙门为由强行押送回内地。
徐树铮这种野蛮行径遭到了北京政府的严厉斥责，尽管面对来自国务院、陆军部、参谋本部电令，徐树铮竟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为由依然我行我素，强行将外蒙撤治之权揽入怀中。
就在徐树铮监禁陈毅三天后，徐树铮以同样的办法强迫外蒙总理巴特玛尔多济签字确认自己制定的“外蒙撤治八条”。但无论徐树铮如何恫吓，巴特玛尔多济始终拒绝在条款上签字，外蒙撤治一度陷入僵局。
最后徐树铮不得不请陈毅出面，在陈毅多方斡旋下外蒙政府最终同意先声明取消自治，然后再和北京政府商定各项优待条件。从这件事中我们不难看出徐树铮将这样的重要人物排挤出外蒙事务的核心圈，不得不说这是一个非常不明智的举动。在缺少陈毅主持下的外蒙撤治，徐树铮根本无法完全融入外蒙政治之中。
北京政府想通过陈毅和徐树铮一文一武，对外蒙施以恩威并重的手段，通过胡罗卜加大棒的政策逼迫外蒙在取消自治的问题上就犯。但没有让北京政府所预料到的是，徐树铮的大棒没等砸在外蒙人的头上，倒先把陈毅这根胡萝卜砸了个稀烂。
第三点、盲目自大，不解蒙情，过激的政治举措使外蒙人心向背，失去了蒙人的支持。
在谈论这个问题时，我们需要搞清楚一点，外蒙撤治完全不是因为徐树铮的入蒙而促成的，其撤治主要因素全赖于当时的世界政治格局的聚变和外蒙内部的日益尖锐的矛盾。
外蒙自辛亥年所谓的第一次独立开始，其政府的运转全仗沙俄的支持和援助，政治、军事、经济全部被沙俄政府所掌控，俨然成为沙俄在东方的一处殖民地。
然而随着俄国革命的爆发，外蒙政府唯一仰仗的主子沙俄已不复存在。没有了沙俄的支持，外蒙政府陷入空前的政治危机当中。
日本更是趁俄国内乱之际，扶持远东地区的白匪谢苗诺夫，试图建立一个囊括中亚、内外蒙、西伯利亚地区在内的所谓的大蒙古国，来实现日本控制整个东北亚的政治野心。
在日本的授意下谢苗诺夫对外蒙政府软硬兼施，甚至不惜以陈兵外蒙边界相威胁，试图让外蒙政府加入到这个疯狂的计划当中。
在外部环境持续恶化的同时，外蒙统治集团内部矛盾也日益尖锐。
1919年4月20日外蒙自治政府“总理”三音诺颜汗那木那苏伦突然病逝，按序应由其弟希宁达木定继承汗位。但是由于外蒙最高统治者哲布尊丹巴活佛因得梅毒之症而双目失明、不问政事，权柄被活佛身边的喇嘛集团和活佛妻子佛母所把持，喇嘛们为了排挤王公贵族的势力，不知从何处找来一个小孩突然宣布其为三音诺颜汗。此举在王公集团中掀起轩然大波，因为在清代王公继承人的选定职权由北京的理藩院所把持，但自外蒙脱离中国后这项权利则转移给了哲布尊丹巴活佛宫中，如果此权被喇嘛集团所操纵，外蒙各王公都有不保其宗祀之虞。
再加上自外蒙脱离中央以来，喇嘛频繁兴建佛宫，大兴土木，其耗资巨大，动则十数万两白银。这些巨资全部由各旗王公承担，不堪重负的王公贵族们在内外交困之下，宁肯失去所谓的自治权，也要重新回归中国，企图恢复外蒙在前清时的政治架构，以图摆脱喇嘛集团的控制。
从以上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外蒙撤治主要的动力完全来自于外蒙政府内部的愿望，尤以外蒙“外交长”车林多尔济为首的外蒙王公集团最为积极。
陈毅正是抓住了这千载难逢的历史契机，在经过多次利诱和劝导之下，终于和外蒙王公们达成了外蒙撤治“六十四条”。六十四条大致内容为：外蒙古“自治政府”自动取消，行政权完全统一于中央；外蒙古受库伦办事大员以及科布多、乌里雅苏台、恰克图等地帮办大员节制，办事大员的助理官员全由蒙古王公担任；中国不向外蒙移民；恢复汗、王公、台吉的俸禄；准许外蒙各王公派遣代表出席中国国会；中国驻外蒙军队的费用由外蒙承担等。基本上就是将外蒙恢复到了前清事情的政治架构之内，可以说六十四条最大化的照顾到了外蒙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政治利益。
但徐树铮却不顾实际情况，试图按照清末新政的做法，在外蒙实行所谓的趋同内地的行省化。最受行省化政策损害的恰恰是原先最为积极支持取消自治的外蒙王公。这些王公不仅没有因为撤治恢复昔日的政治权利，反而因为徐树铮大搞政治改革失去了比自治时期更多的政治权利，这让外蒙撤治的中坚力量对中央大感失望，反和喇嘛联合起来对抗中央。中国政府因此失去了外蒙政治集团当中最强有力的支持者。
徐树铮不仅在政治上对外蒙地方集团施以高压，在经济上更是不顾外蒙实际情况，要求外蒙各旗欠中国商号旧债及利息一律恢复，并补偿1911-1912年蒙军攻打科布多时对华商造成的损失。
为此华商要求科布多地区赔偿5.5万头骆驼，7.5万匹马、40万头牛和50万只羊，而该地区当时只有3.5万头骆驼、13万匹马、12万头牛和100万只羊。可以说徐树铮所谓的恢复旧债政策，如同一座重压在蒙民身上的一座大山，让蒙民原本贫苦的生活更加雪上加霜，从此彻底失去了蒙民人心。
纵观徐树铮治理外蒙，虽然在很多方面都颇有建树，尤其是对外蒙的近代化建设和加强与内地的联系上功不可没，但其不解蒙情，以武力压迫手段对外蒙事实铁腕统治，将自1915年以来中国政府在蒙苦心经营的民心丧失殆尽，令人扼腕叹息。
正如时任外蒙都护副使秘书孟渠所说：“撤销自治，本非陈使（陈毅）之功，实因外蒙内部分裂。而外蒙二次独立，实因徐以兵力压迫之所致。武人跋扈，不达蒙情，可胜叹哉。”
参考资料 《外蒙近世史》陈崇祖著
《北洋政府时期的蒙古地区历史资料》吕一燃著
《外蒙古撤治问题》李毓澍著
《在大漠那边—近世的外蒙古与战争》鹰扬著

各位看此贴的时候请端正态度。另外不要为卖国贼开罪解脱。这个帖子旨在还原历史真实，请各位客观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