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缘与救赎》 -- 郁达夫在1936年前后


（一）影响郁达夫的一段禅悟

1936年，对郁达夫来说，只不过是年谱纪事中，再平凡不过的一年，
但我怎么看，却发现里面有个线头，手指轻轻一拉，隐喻着日后种种的“情缘·还愿·救国·赎己”的连串故事，便显露了出来...

其中的禅机，还得从1936年12月31日说起。

是日，郁达夫在广洽法师等人陪同下，到鼓浪屿日光岩拜访仰慕已久的弘一法师，笔者查询日后的文献资料，当天双方话语不多。郁达夫在离别前，广洽法师在厦门虎溪岩设素宴为其饯行，并邀题词存念，郁达夫即挥毫留墨：“我见他人死，我心热如火，不是热他人，看看轮到我”。

广洽法师日后赴新加坡弘扬法事，一直将之珍藏，旁人表示不解，猜想其中固然是郁达夫的留墨存念，抑或偈语出自受人敬仰的弘一法师，见字如晤恩泽。

1937年1月3日，郁达夫回到福州后，作诗一首，赠送弘一法师，诗前有小序：丁丑春日偕广洽法师等访高僧弘一于日光岩下，蒙赠以《佛法导论》诸书，归福州后，续成长句却寄。”不似西泠遇骆丞，南来有意访诗僧。远公说法无多语，六祖传真只一灯。学士清平弹别调，道宗宏议薄飞升。中年亦具逃禅意，两事何周割未能”。

郁达夫曾将诗稿寄呈“广洽法师指正”，始发于1937年1月17日厦门《星光日报·弘一法师特刊》；同年1月30日《越风》第二卷第一期再登。后来不知为何流传竟出现异字，譬如“两事”又作“两道”“其道”，“诗僧”为“高僧”等不同版本解读。

诗中述及逃禅之意，或许是亲见弘一大师那超然一切，清净洒脱的风姿后，引起郁达夫内心对命蹇时乖的人生，产生许多感触。从整首诗来看，郁达夫是非常珍惜这次会面。

郁达夫早年留学日本，1921年与郭沫若等组织“创造社”，1928年又与鲁迅合编《奔流》杂志，后来还参加蔡元培、宋庆龄倡导的“中国人权保障同盟”。但他周身却洋溢着古代风流才子的旷世遗风，放荡不羁之大性情，譬如他的散文与小说，直抒胸臆，清丽、沉郁、坦诚、热情、苦闷，袒露了一个极富才情的知识分子，在乱世的心境和命运。

若按笔者突发萌想的解读，这次郁达夫拜会弘一法师，应该是去“求解”的，包含这几年仕途屡遭坎坷，情感问题等疑惑，藉此获取某种悟道的慧根，因而衍生了日后还愿续缘，以及救国赎己的情怀。这确是连郁达夫自己也始料不及。

其实早在这次会面的两个月前，即1936年农历九月一日，弘一法师在鼓浪屿写给广洽法师的信末尾提到：“又郁居士托代订《佛教公论》一份，乞仁者代付大洋一元交订，住址附呈。定单乞直接寄与郁居士。此费，俟他日晤时奉还也”。信中的“郁居士”即时任福建省政府参议兼公报室主任的郁达夫，而《佛教公论》是指厦门南普陀寺佛教养正院出版的期刊。（参阅林子青编《弘一法师书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0年出版）。

郁达夫墨迹留字给广洽法师“我见他人死，我心热如火，不是热他人，看看轮到我”，显然是读了先前收到的《佛教公论》，作为课业领悟交心，表示明白人生无常与学佛解脱之意。这段佛语源出志公禅师（418- 514年，南北朝齐梁时期）劝世念佛的其中一段“生老病死苦，人生那个无？若不念弥陀，怎的免三途。我见他人死，我心热如火；不是热他人，看看轮到我。要免轮回苦，及早念弥陀。生前多念佛，死后生极乐”。

12月31日会面当天，弘一法师另赠送郁达夫《佛法导论》《清凉歌集》等书，一周后，郁达夫以诗作复，有“远公说法无多语，六祖传真只一灯”及“中年亦具逃禅意，两事何周割未能”等句，郁达夫以慧远大师六祖传灯，寓意感谢弘一法师的教导与开解，自己年逾中年（四十岁），也有“跳禅”（出家）的念头。

对于早年留学日本的郁达夫（还有郭沫若，鲁迅）和这位弘一法师，其实大家都互有所闻，心有灵犀一点通，并且对中国传统文化尤其在书画和诗词方面都同有深厚积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后，中国传统的格律诗词创作渐趋式微，在当时能够写一手漂亮古体格律诗词的新文学作家已经不多，其中的翘楚就有郁达夫，诗风格雄浑瑰丽，典故佳句浑然天成，深得世人赞赏。

弘一法师（1880—1942年）出家前俗名李叔同，在1905年25岁时，曾作诗一首《金缕曲》述志报国：“披发佯狂走。莽中原，暮鸦啼彻，几株衰柳。破碎河山谁收拾，零落西风依旧，便惹得离人消瘦。行矣临流重太息，说相思，刻骨双红豆。愁黯黯，浓于酒。漾情不断淞波溜。恨来年絮飘萍泊，遮难回首。二十文章惊海内，毕竟空谈何有！听匣底苍龙狂吼。长夜西风眠不得，度群生那惜心肝剖。是祖国，忍孤负？”。

诗句充满了炽盛的爱国热情，更不乏“当时年少青衫薄”的冲动与柔情。这和年轻时代的郁达夫又何其相似，但这位渐臻于完美之境的大艺术家，却在五四运动前夕的1918年8月19日，在杭州定慧寺出家，正式皈依佛门。

但很显然的，郁达夫与弘一法师的性格秉性不属同类，李叔同选择了出家出世，郁达夫在情场与官场中挣扎浮沉，人生最后选择出走南洋，续缘还愿，抗日报国，入世救赎，以身殉国。这已是后话。

（二）背负《毁家诗纪》骂名

郁达夫一生最为人诟病的，是他与王映霞一段感情的处理。这源于他性格上带有颓废文人的气质，处世为人也颇有歇斯底里的倾向。

根据1931年北新书局出版的《日记九种》，我们读到郁达夫对自己在元配妻子孙荃与王映霞之间的犹豫、彷徨、痛苦、忏悔与激情未加掩饰的直接流露；其中郁达夫也记下追求王映霞的经过，以及其间所遇到的挫折和痛苦，虽然他把这段爱情结合说成是“富春江上神仙侣”。

1936年年初，郁达夫在杭州建成新屋，取名“风雨茅庐”，诗云“朝来风色暗高楼，偕隐名山誓白头。好事只愁天妒我，为君先买五湖舟”，希望这里能够成为自己趋避乱世的桃源之所，而实际上，郁达夫与王映霞在此这里仅居住三次，加起来时间不足个把月。

1938年，郁达夫在武汉与王映霞发生一番争吵，后者匆忙离家出走，郁达夫一怒之下，在《大公报》刊登“寻人启事”：“王映霞女士鉴：乱世男女离合，本属常事。汝与某君之关系，及携去之细软衣饰现款契据等，都不成问题，唯汝母及小孩等想念甚殷，乞告以住址。郁达夫谨启”。此事闹得满城风雨，后来虽经友好从中调解，但从那时开始，两人关系愈闹愈僵。郁达夫意志阑珊，为了挽救婚姻出走南洋，郁达夫在《珍珠巴刹小食摊上口占》一诗中有所流露：“如非燕垒来蛇鼠，忍作投荒万里行”。

到了新加坡以后，又经一次夫妻争吵，郁达夫心绪烦乱，索性把以往两年所写的诗词选出19首，加注编成《毁家诗纪》，在《大风旬刊》30期周年纪念特大号上发表。这组诗的注解中公开了他们夫妻婚变内幕，以及王映霞红杏出墙的艳事。而且不单发表，郁达夫还说要把这些诗，寄给蒋介石、邵力子、于右任、柳亚子等全部国民党上层。见报后，他还故意放在家里的书桌上，让王映霞一眼就能看到。经过文字攻讦、当面争辩、分居冷战、朋友规劝，前后一年多的折腾，1940年5月，双方终于无可挽回地离异了。

这应验了郁达夫1931年与友人共游桐庐严子陵钓台时，乘着酒兴，在祠堂高墙上《钓台题壁》留诗一首：“不是尊前爱惜身，佯狂难免假成真。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劫数东南天作孽，鸡鸣风雨海扬尘， 悲歌痛哭终何补，义士纷纷说帝秦”。

（三）1936年前后，发生影响郁达夫的两件事

世间的繁琐闲杂不断，但1936年前后发生的两件事，却让我们读懂了真正的郁达夫。了解他如何从情缘走向救赎。

一件事是发生在1935年8月，时任上海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的郑振铎，打算聘请郁达夫教职，但当时的教育部长王世杰批驳认为“达夫的生活浪漫，不足为人师“而告吹。据郭沫若在《论郁达夫》一文中说：“记得有一次在日本报纸上看见过这段消息”，可见传闻甚广，影响至深。

另一件事是发生在1936年2月初，福建省政府 陈仪器重郁达夫的才华，邀请他来闽工作，任省府参议兼公报室主任，期间少不了公私宴游酬酢。3月1日，郁达夫在参加福州文化界、新闻界的宴请时，即席作就五言绝句《赠福州报界同人》：“大醉三千日，微吟又十年。只愁亡国后，营墓更无田”，这让陈仪大失所望，觉得郁达夫“随随便便，不受约束”，看来他“不是一个适当人选”。

当时的情况是：1930年以后，作为左翼作家联盟的成员，郁达夫主编的刊物受到了当时国民党政府的严格审查。他的许多社会评论和文学作品都被禁止发表，笼罩上海的白色恐怖气氛，这不但让郁达夫感到精神极度压抑，也使他的经济状况陷入了困境。而1935-36年这两年，正是郁达夫职业生涯谋求转折的重要时期。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举进攻之下，上海、南京及浙江的杭嘉湖地区相继沦陷，整个东南地区形势危急。

1938年4月，郁达夫应当时正以全力筹组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的郭沫若邀请，由福建回浙江携家挈眷经南昌、九江而至武汉。根据后来郭老的抗战初期回忆录《洪波曲》，才得悉本来是要郁达夫担任第三厅对敌宣传处处长，但因不能及时赶到，处长改由范寿康担任；郁达夫到后来只能挂了“设计委员”的头衔闲差。

1938年9月，郁达夫接到前福建上司陈仪的电报，要他重回福建共商抗日大计。他束身就道，在回闽途中，抒怀《毁家诗纪·十三》，诗云：“自愿驰驱随李广，何劳叮嘱戒罗敷。男儿只合沙场死，岂为凌烟阁上图?”，但让他失望的是，福建当局消极抗战、苟且偷安的现象并未稍改。

12月中旬，郁达夫接受福建籍著名侨领胡文虎所办《星洲日报》社邀请，憾然离开这个他曾经倾注热情的地方，前往新加坡主持该报文艺副刊。

郁达夫是在1938年12月28日经香港去南洋，在新加坡三年（1939~1941）担任报馆职务，主导抗日活动，在新加坡1942年2月15日沦陷之前几天，撤退到苏门答腊三年半，继续蓄心抗日，就在战争胜利前夕的1945年9月17日，参遭日军杀人灭口，客死他乡，让人唏嘘。

（四）再续情缘：郁达夫还愿暨南大学及福建省政府老上司陈仪

郁达夫虽然未能登上暨南讲坛，却毫不积怨，反而与大学结下不解之缘，以致影响后来决定出走南洋。

上海的暨南大学成立于1927年，翌年便设有“南洋文化事业部”，聘刘士木主持该部，罗致一批研究南洋与华侨问题的专家，定期出版学术刊物《南洋研究》，郁达夫就常拜访他们，这对他日后选择去新加坡受聘《星洲日报》任职，及一起共事埋下机缘，他们很多先后也到了新加坡，期间还另外创立《南洋学会》经营至今犹存。郁达夫也与他们一起编辑星洲日报十年庆祝特刊（1929~1939年），其中包括来自暨南大学的刘延陵教授，毕业生姚梓良（姚楠）等人，他们还住在同一小区。后来姚楠与孙锦秀于1939年7月2日结婚，证婚人就是郁达夫；1942年1月8日，郁达夫把12岁儿子郁飞托孤给他们夫妇携带着自己两个女儿，先到印度的加尔各答，然后乘飞机到重庆，而自己留在南洋继续组织反日抗战。

暨南大学校园里还有一个颇具特色并有些名气的文学团体——秋野社，定期出版《秋野》杂志，发表不少充满南洋情调的作品，使人耳目一新，称之为“南洋文学”，郁达夫交往甚勤。一次在暨南教师汪静之家里，郁达夫邂逅秋野社的一位活跃分子——温梓川，日后他在马来亚的槟城主编《星槟日报》，与郁达夫一南一北，座谈祖国抗日形势与华侨使命，不失为文坛一段佳话。温梓川写有《郁达夫别传》《郁达夫南游记》记载两人的交往。

郁达夫于1940年和王映霞离婚后，与李小瑛(筱瑛、晓瑛、晓音)相识，当时她是新加坡情报部的华籍职员，之后担任新加坡电台的华语播音员。招人好感的她，也是暨南大学毕业，中英文造诣均佳，国色天香，银铃般的声音，使本来已一潭死水的心池的郁达夫，又再掀波澜。李以“契女”名义住进郁达夫的书房，实为同居，几经婚嫁过程遭到儿子郁飞强烈反对而离开。郁达夫在撤离新加坡到苏门答腊途中，写了十二首著名的《乱离杂诗》，不乏对李筱瑛思念之情，与写给王映霞的《毁家诗记》组诗一样轰动传世。

而儿子郁飞由姚楠夫妇托带经印度回到中国，郁达夫仍没忘他1936年任职福建省政府的老上司陈仪托孤照顾，郁飞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末报读上海暨南大学外语系。这段乱世情缘与还愿的事迹，读来让人凄然泪光。

（五）救国与赎己

郁达夫在1938年底接受了《星洲日报》邀请，到新加坡“下南洋去作海外宣传”，动员更多侨胞支援抗日战争。在新加坡的三年零两个月期间，他接编《星洲日报》、《星槟日报》、《星光画报》的副刊编务，并代理过一段时间《星洲日报》主编；1941年又担任了新加坡的英国当局情报部创办的《华侨周报》主编。期间他写了四百多篇含抗日政论、杂文、散文和文艺杂论，可见报章已成为郁达夫在新加坡期间的主要战斗阵地。张楚琨在回忆文字中有这样的描述“他那瘦弱的躯体爆发着火一般的生命力，我仿佛看到一个在为希腊自由而战的拜伦”。

郁达夫出走南洋，与其说是挽救婚姻，后来却转变为一种救赎行为（救国与赎己）。因为实际上，郁达夫完全是可以在1942年新加坡沦陷之前，与姚楠及儿子郁飞一起经印度回重庆，重投老上司时任重庆行政院秘书长陈仪手下谋职，但他毅然选择在留下，1942年1月6日出任新加坡文化界抗日联合会 ，当天不知什么地，他突然想起了自己的得意门生，作诗《月夜怀刘大杰》“青山难忘海云堆，戎马仓皇事更哀；托翅南荒人万里，伤心故国恨千回”。

在撤退隐居苏门答腊山区期间，他开办了赵豫记酒厂，肥皂厂和造纸厂，又和当地华侨创建“苏西华侨垦植公司”，还是巴东“荣生旅馆”的大股东，如此这般，其实他大可“何日西施随范蠡，五湖烟水洗恩仇”，转身为陶朱公，韬光养晦，独善其身。尤其在1944年的12月，郁达夫已经被从新加坡转移到苏门答腊武吉丁宜的汉奸洪根培等告密，真实身份也被日本宪兵发现；他即立刻要求胡愈之、沈兹九和张楚琨等立即转移，自己却留下；另发生在巴爷公务的公路上，出手打了汉奸洪根培两个耳光的事情，这为日后被日军杀害的下场埋下祸根。隔年春节前还留下遗书，显然置生死为度外。刘大杰在1945年听闻郁达夫噩耗，满腔悲愤，执笔蘸墨以泪，写就悼诗：“飘零半世投荒死，子散妻离泪欲吞；春夜每难忘旧事，南溟长此望中原。许身报国诚无愧，隐姓埋名再不冤；凡文平生诗意苦，杜鹃啼血我招魂”。

后来人如笔者，捧读郁达夫短暂人生留下的文字和学者的研究文章，不禁追思，真实的郁达夫，怎么像我们刻板印象认识外的另一人，他虔诚地在为自己过去的任性，颓丧与沉沦，来续缘，还愿和赎罪，尤其是1939~1945年在新加坡与苏门答腊期间所作的系列爱国救国行动。

我仿佛读懂了郁达夫，还有1936年12月31日，那次影响他一生，有段没有对白的禅悟。

笔误纠正：（三）最后一段：‘参遭’，实为‘残遭’。

@干脆面不脆kk 谢谢赏读.

楼主：薛依云 时间：2021-04-03 07:56:10
@我是毛毛爸爸哥： 谢谢你在其他栏目提问【薛主，看过您写的郁达夫文章，里面提到郁达夫托孤郁飞给姚楠夫妇。可是，有的文章却说给了陈仪，还有的是胡愈之。求厘清！感谢】谨答复如下：

（1）1942年新加坡沦陷之前，郁达夫托任职星洲日报同事姚楠（家属同行）带他儿子郁飞一起经印度回重庆，投奔时任重庆行政院秘书长陈仪（郁达夫1938年任职原福建省政府老上司），后者照顾郁飞安排他到暨南大学（上海）就读。

(2）二战时期的南洋，胡愈之时任南洋商报，而郁达夫任职星洲日报，两人交往密切，新加坡1942年沦陷日本侵略前，他们和一伙报界文人同船避难荷属的苏门答腊岛。

作者：我是毛毛爸爸哥 时间：2021-04-03 22:41:29
感谢薛主及时精准回复！非常感谢！因为我最近收集到姚楠与孙锦秀1937年6月订婚纪念的小碗，他们于当年7月2日结婚，郁达夫证婚。所以，就想进一步厘清两家人关系。感谢薛主。

楼主：薛依云 时间：2021-04-04 23:00

@我是毛毛爸爸哥 请参阅以下补充资料，姚楠与孙锦秀是在1939年7月2日由郁达夫证婚，不是1937年。

@我是毛毛爸爸哥 以下资料谨供参考。

根据资料考据姚楠与孙锦秀是在1939年7月2日结婚（不是1937年），证婚人就是郁达夫，出席婚宴贺礼会场的来宾多是当时任职新加坡星洲日报的同事。笔者另查阅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陈子善教授与姚楠在1980年中期一次书信来往中，姚楠作了文字证实“我同达夫先生商量，他比我大十几岁，是否肯当我的主婚人。他一口答应，后来在我们结婚时，他在结婚证书上签名盖章，使我们的婚约产生了效力。《星洲十年》编纂处同人那天大部分到场参加，并拍摄了团体照。这张照片我至今还保存着作为纪念”。（笔者注：《星洲十年》特辑于1939年出版）

姚梓良（姚楠）（1912~1996），毕业于上海暨南大学（这所大学的南洋文化事业部之设立, 标志着华侨史研究进入一个新阶段）。1935年1月，年23岁的姚楠出任上海振华油漆制造厂海外代表到新加坡，来于1939年（年27岁）出任新加坡“星洲日报”报社的出版部主任编辑；并主持编辑“南洋文化”“南洋经济”等副刊。1941年12月在新加坡沦陷日本之前回到中国。前后侨居新加坡七年。

郁达夫（1896－1945年）于1938年12月，应新加坡《星洲日报》邀请，在担任主笔期间，还同时编四五种刊物，发表了400多篇支援抗日和分析国内外政治、军事形势的政论、杂文、文艺杂论等，宣传抗日，海外华侨纷纷捐款捐物支持抗战。1942年新加坡沦陷前夕避难荷属苏门答腊，于1945年8月29日外出失踪，后证实被日本宪兵杀害。

姚楠与郁达夫是任职星洲日报多达三年的同事，共同编辑《星洲十年》特辑，关系密切，他们还一起住在星洲日报（及南洋商报）高管/文化人聚集的同一个住宅区，郁达夫（与王映霞/郁飞）当时居住新加坡的中峇鲁区忠坡路65号3楼24室（Block 65, Tiong Poh Road #03-24, Singapore）



而姚楠（与孙锦秀，两个女儿）当时住在邻街的永云街61号2楼（61-A, Eng Hoon Street，Singapore）



1940年3月17日姚楠与刘士木、张礼千、许云樵、关楚璞、韩槐准、郁达夫等人假新加坡南天酒楼成立“中国南洋学会”（创办南洋学报）并被推选为常务理事。郁达夫与姚楠的熟络关系更可能源自更早的上海暨南大学背景。

@我是毛毛爸爸哥 我有点眼馋你收藏之姚楠夫妇订婚纪念的小碗，可否拍个图片欣赏一下，一睹为快。

若情况属实，按笔者大胆猜测，其中有多层涵义：
1）添碗即增添一口人，表示愿意接纳对方进入自己家。
2）借碗具这样看似简单的仪式，寓意承担共建新家庭的责任，也是长辈赋予承载所有美好的祝福。
3）送碗给对方是试探心意（碗留即挽留）,留下收下表示接受。

‘碗’拼音为‘wan’, 在今天新潮流行文化亦另有惊喜浪漫新意：w即我的简称, a是‘爱’的简称, n是‘你’的简称，加在一起，就是＂我爱你＂的意思。

郁达夫与《灯蛾埋葬之夜》

查阅郁达夫写夏天的文字好像不多，难得在1936年5月27日的《北平的四季》一文中,读到这样精彩的句子：“我在北平，曾经过过三个夏天；象什刹海，菱角沟，二闸等暑天游耍的地方，当然是都到过的；但是在三伏的当中，不问是白天或是晚上，你只教有一张藤榻，搬到院子里的葡萄架下或藤花阴处去躺着，吃吃冰茶雪藕，听听盲人的鼓词与树上的蝉鸣，也可以一点儿也感不到炎热与薰蒸”。.....

笔者终于在《灯蛾埋葬之夜》一文中（写于1928年8月，原载当年9月20日的《奔流》月刊第一卷第四期，收入到《达夫全集》第六卷《薇蕨集》）找到了其中的原因：“我自己也知道是染了神经衰弱症了，这原是七八年来到了夏季必发的老病"。文中又说:“对于“生”的厌倦，确是促生这时髦病的一个病根；或者反过来说，如同发烧过后的人,在嘴里所感味到的一种空淡，对人生的这一种空淡之感，就是神经衰弱的一种症候，也是一样”。......

这种忧郁症用郁达夫自己标准的词汇来说，它就是一种“Weltschmerz”（世界之苦）。当代学者顾彬（Wolfgang Kubing）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述中，以独特的比较文学观点，将郁达夫的散文《灯蛾埋葬之夜》与歌德的诗作《Stirb und werde》联系起来，他给出郁达夫描写变态场景的理由是：“内里的折磨，可能反过来针对两个方面：一方面以革命行动的形式去对抗社会，另一方面，以施虐和受虐狂的形式对抗自身”，而歌德的 Stirb und werde（死和变）它不是字面上“死亡与存在”的意思，更有“飞蛾蜕变，臻于完善”的寓意。或许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认识，来理解作者个性与文学特性之间相互缠结的内因，而对作品有更深的体会。

《灯蛾埋葬之夜》有这样的描写：“灯盘上有一只很美的灯蛾死在那里。跑进去一看，果然有一只身子淡红，翅翼绿色，比蝴蝶小一点......。右翅上有一处焦影，触须是烧断了。默看了一分钟，用手指轻轻拨了它几拨，我双目仍旧盯视住这扑灯蛾的美丽的尸身，嘴里却不能自禁地说：“可怜得很！我们把它去向天井里埋葬了吧！”点了灯笼，用银针向黑泥松处掘了一个圆穴，把这美丽的尸身埋葬完时，天风加紧了起来，似乎要下大雨的样子。拴上门户，上床躺下之后，一阵风来，接着如乱石似的雨点，便打上了屋檐。一面听着雨声，一面我自语似的对她说：“霞！明天是该凉快了，我想到上海去看病去”。...

遗憾的是，时代治不了郁达夫的病。

1945年9月17日，郁达夫被日本宪兵杀害于苏门答腊山区荒野，无迹可寻。让我们不禁联想起林黛玉的葬花诗“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不胜戚戚焉。

我们今天缅怀郁达夫，感觉他就像一只扑火的蛾，在熊熊烈火中，燃烧着自己；他留下一些不灭的文字，依然散发着感人的温度，细看之间，还有几朵..几朵..飞跃的火花，迸发着亮光。

昨天新加坡有位朋友转发一则短讯：我在写一篇广洽法师与郁达夫的小文。看到薛先生提到广洽法师虎溪岩设素宴为郁达夫饯行一节，本想引用。但不知这个资料的出处。方便时您帮我问一下薛先生。

谢谢这位朋友提到拙书【水仙与手鼓】里面的一篇文章《情缘与救赎--郁达夫在1936年前后》，引述了广洽法师与郁达夫当年见面的情节。

相关文献可参阅
（1）郁达夫写于1939年《记广洽法师》，收录在浙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出版的【孤独是一朵莲花】（收录郁达夫76篇文字）。
（2）【李叔同身边的文化名人】一书中的一篇文章《诚心造访：弘一大师与郁达夫》。陈星著，中华书局2005年。
（3）【弘一法师书信全集】林子青著-1990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