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小时候我以为
父母永远是父母
孩子永远是孩子
兄弟姐妹打打闹闹
一家人永远生活在一起。

我们一直长不大
父母永远不会老
但是
岁月不饶人
日光如流水
我们已长大
父母已变老。
父亲生于1929年。听奶奶说，日本鬼子进滕县的时候，父亲那时9岁。为了生计，父亲小小年纪挎个篮子，天明后走八、九里路，到县城去卖攒了几天的鸡蛋，换几个大钱买吃的。
父亲21岁那年，爷爷去世了！爷爷是为了一家老小劳累死的。那时全家6口人，日子过得艰难。爷爷个头不高，没什么力气，家里只有几亩山岭薄地，养不活一家人。他老人家一个人挑付担子，靠贩卖粮食、棉布养家糊口。在外不舍得吃不舍得喝，长年累月积劳成疾，倏然去世，享年五十一岁。

父亲为长子，要担起这个家。那时大姑19岁，还未出嫁；叔叔12岁，在上学；小姑8岁。一家人生活的重担落在父亲肩头。21岁的父亲才成亲没多久，母亲嫁给父亲时十七岁。但父亲硬是咬牙扛了下来。把大姑打发出嫁、把叔叔供应成大学生，把小姑也打发出嫁。在那样艰苦的年代里，父亲是这么做到的？我不敢想象。换做我，我是做不到！
父母共生养了八个孩子，养大成人七个。听父母说，我二姐三岁的时候拉肚子，没有钱看病去世了！
我们兄弟姊妹七个，大姐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最小的妹妹生于七十年代初，正是建国后艰难岁月！父母用什么办法把我们养大的！想一想都会让人愁出几身冷汗。
所以，我认为父亲是伟大的。

母亲不识字，家庭分工主内，肩负一家九口人的衣食，还要参加生产队劳动--挣工分；一家人的缝洗浆补，母亲是在农闲或者是在夜晚做的。父亲主外--挣钱养家！母亲是文盲，一辈子没赶过集买过东西，吃喝拉撒一应所需，均是父亲一人操办。成年累月奔波操劳，父亲被生活的担子压弯了背---自我记事时起父亲背驼了！
我是六岁半开始上学，正赶上文化大革命，学习没有正常过，学工学农学习解放军，半天学习半天劳动，文化课断断续续地。当我农中毕业时，传来了国家恢复高考的消息，那时我才十四、五岁，在生产队连半劳力也算不上，不上学能干什么？于是我蹲级到村子办的初中二年级，在一九七七年夏，考入滕县第十二中学--前身是南沙河高中。

我小时候上的学，现在的年轻人根本想象不到。那时候都是村办小学，初中毕业生当代课老师教小学生，高中生在农村就是高学历的人才，真正的凤毛麟角。老师不敢管学生，老师在讲台上讲课，下面的学生睡觉的睡觉、打闹的打闹，放任自流，可想而知那时教学质量是多么的低。后来公办学校不招生，各村子就自己办初中、高中；再后来学校里学反潮流英雄--黄帅--黄帅日记，又出来一个交白卷的张铁生。全国教育领域的混乱以致如此。记忆深刻的是一首打油诗：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不会ABC、照样建设社会主义--不知是谁写的。宣扬这样的东西，教育的目标是什么？
记得刚进滕县第十二中学时，身高一米四五，体重九十斤。在公社高中的两年，我一直是那届学生中的前五名，学习成绩比较好。一九七八年夏，我还代表我们学校参加了济宁地区物理、数学、化学竞赛，取得了什么名次忘了。
那时的高考，中专、大专两张卷。报考中专的考中专卷，报考大专的考大专卷。我是成绩好的，自然报考大专，高考成绩出来，差一点五分没考上，班主任老师到家里做我父母的工作：这孩子的成绩一直不错，这次考砸了，如果放弃可惜了！这孩子自是个上大学的料，让他复读，准能考上。老师说，滕县二中招收复读生，只要拿着高考成绩单，就能上学。
父母亲商量了几天，最终咬牙决定，不让我回家挣工分，去滕县二中复读。在二中开学后不久，父亲去县城，路过滕县一中，看到学校大门旁贴着招生告示：高考多少分以上的，可以到一中复读，我的分数超过了他们的复读线。父亲为这事内疚很久，他以为我上一中会有更好的前程，错过了。

我在滕县二中重新上高中，学习成绩在班级、乃至级部仍然是前几名的。一九八一年高考，报的还是大专，还是差2、3分没能考上。不光父母、我自己也很灰心。那时家庭不是很好，父母有想让我回家务农的念头。我们村子一个本家在二中教学，他比我矮一辈，称呼我叔，他对象教我们班英语。秋季快开学的时候，他到我们家去劝我父母：大老爷，你能供我小二叔4年高中，就不差这一年，你就再让他复读一年，你们家也不差他一个人挣工分。小二叔学习一直很好，正式考的时候考砸了。
父母想想他说的也对，也不差一年，明年再考不上就死心了。

我在滕县二中重新上高中，学习成绩在班级、乃至级部仍然是前几名的。一九八一年高考，报的还是大专，还是差2、3分没能考上。不光父母、我自己也很灰心。那时家庭不是很好，父母有想让我回家务农的念头。我们村子一个本家在二中教学，他比我矮一辈，称呼我叔，他对象教我们班英语。秋季快开学的时候，他到我们家去劝我父母：大老爷，你能供我小二叔4年高中，就不差这一年，你就再让他复读一年，你们家也不差他一个人挣工分。小二叔学习一直很好，正式考的时候考砸了。
父母想想他说的也对，也不差一年，明年再考不上就死心了。

一九八一年的时候，在县城上高中可以卖转移粮--拿着孩子上学的证明，用粮食到公社粮所换粮票，学生在学校用钱、粮票买饭票吃饭--不像以前那样从家里带饭菜上学。
秋季开学后，父亲为我上学的事很上心。到了该给我换粮票的时候，父亲吃过午饭，用自行车把粮食带到村西的公路上晒，然后把粮食用口袋装好，骑自行车七、八里路到公社粮站给我换粮票。
第二年高考的时候山东省开始实行大中专一张试卷。我还是没能考上大学，只能报中专。接到成绩单的那天，全家人很高兴，父母亲又供应出来一个中专生。自打我们村建村以来，我之前考上学的人（连旧社会考秀才、举人都算上）不超过五人，我是第六个考出去吃公家饭的人。

我记得填报志愿的时候是在夏天，一家人高高兴兴喝过汤（那时农村没有吃晚饭一说，晚上家里烧几碗汤，谁饿谁吃，统称叫喝汤。可见那时生活艰难的程度！），在院子里围坐在一起商量。依我的意思，想报公安学校，我想当警察，但是父亲说当警察太辛苦，没家没业的。那时商业很吃香，谁家有在商业部门工作的，往往能走后门，买到别人买不到的紧俏物资，父母决定让我报济南商业学校，第二志愿报山东省银行学校。等了去通知书下来，才知道被山东省银行学校录取了。我虽然没考上大专，但是分数不低，山东省银行学校是仅次于大专的中专学校，在中专学校里可以第一批次录取。

学校开学是在当年的九月十八号。那天一早我和父亲去滕县火车站坐火车。我们爷俩起了个大早，父亲用自行车带着我，我抱着头天晚上母亲给我收拾的行李，坐在父亲的自行车上，一路往县城赶去。我们爷俩快到县城时，天才亮了，街道上有了稀稀拉拉的行人。到了火车站，父亲的额头上沁出了汗珠。
给我买了火车票，父亲又买了一张站台票，把我的包袱拿上车。一九八二年，我二十一岁，是头一次出远门、头一次坐火车。父亲年轻时走南闯北、闯过关东，在外闯荡的经验比较丰富，上了火车就一再嘱咐我在外怎样怎样，恐怕我在外受人欺负、上当受骗。不知不觉中火车开动了，父亲下不了车，一直坐到开出滕县的第一站--界河站才下了车，父亲是怎么回去的！年轻的我没有去想。

那时火车像爬虫，慢得要死。从滕县到济南不过二百六十公里，坐火车要大半天。我天刚亮坐上的火车，等到济南火车站下车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一点多了。
九月中下旬的天气，中午的时候依然很热，提着行李站在站前广场上，没有一丝风，晴空万里艳阳高照，浑身上下汗津津的。不一会身边聚集了一大批手提肩扛行李的年轻人，看来都是来济南的学校报到的。不一会，一辆加长型的公共汽车在身边停下，是省银行学校接我们的车接我们来了，于是上车到了位于黄台的山东省银行学校。

烈日下的大客车颠簸地行驶在曲曲弯弯的马路上，昏昏欲睡中依稀听得售票员报着站名：解放桥、青龙桥。。。。。。我睁开了眼，汽车已来到了郊外，路两边是大片的农田。又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汽车来到了工业北路南边的黄台----省银行学校到了。
提着行李跟随大队人马来到了一条南北土路，路东有一座座北朝南的三层红楼---那是银行学校和省工会共用的办公楼。
山东省银行学校--白底黑字--的大牌子挂在一颗树上，朝西的大门没有门，只是供出入的路口。院内杂草丛生。靠北墙两座高大的办公楼、学生宿舍楼巍然屹立，靠南墙的教学楼也已启用，但整个院子坑坑洼洼，还堆放有预制板等建材，表明院子内的施工停止没有多长时间。

学校的集体生活很快开始了，那时的人们很单纯--现在看来甚至有些憨。作为大部分农村出来的我们，心地纯净而明亮，没有曲里拐坏的心思。吃饭的时候，用一个搪瓷大洗脸盆盛一大盆菜，四五个人围坐在一张桌子吃饭。中专生生活由国家供应，百分之七十的细粮、百分之三十的粗粮，粗粮主要是玉米面，玉米面用来烧汤。一个星期吃个一两回玉米蒸的卷子。吃的菜记忆深刻的有黄瓜丝或片炒鸡蛋、芫荽粉皮炒肉丝，我很惊奇：以为黄瓜是凉菜，在农村一直是蒜末醋凉拌黄瓜，怎么还可以热炒？芫荽是调味品，还能和粉皮一块炒？真是开了眼了。济南的菜咸！
学习生活枯燥而漫长，仔细回想，两年的时间似乎又过得很快。不知不觉中就毕业了。毕业前，省人行、省工行、农行等到学校招考学生，每次我都很认真的准备、积极报考，可录取名单下来总是名落孙三。记得一九八四年五月份，枣庄银行学校来招考老师，我又兴致勃勃地报名、考试，那次共录用了五名同学。自然没有我，看着被录取的同学，我是羡慕嫉妒恨啊！我百思不得其解：我的学习成绩不差啊、在省银行学校的两年里，一直担任班干部，先是担任生活委员，后又担任纪律委员。学校对我的评价应该不会差，怎么我就选不上呢！

六月到了学生们也该离校了。大家都整理好了行李，等待着。。。。。。。班主任赵峰老师--高高瘦瘦带副近视镜，第二学年我们的班主任--找到我，说，秦毅，你不要整理行李了，学校让你留下，让你干后勤，具体管理咱学校的食堂。我才恍然大悟，我以前的努力是白费的，你参加多少次选拔也白搭，学校把你的档案预留下了。我才知道，我留校了。一九八二年枣庄地区的学生总共留校两个，另一个是学生会副 ，一个姓王的同学。
离校的那天，吃过早饭，学校租来的大客车停在校园里，男同学还好，虽然流露出依依不舍，但不至于有失态的表现；我们班有几个女同学，泪流满面、用手扒住车门不上车，表现出对学校、对学生生活、对同学的留恋。我站在车下，帮同学们把行李送上车，也是在隐隐泪光里和同学们挥手告别。

第二天，由管后勤的老师带着我来到位于学校西北角的食堂，在食堂办公的地方，召集所有工作人员开会，宣布今后由我管理食堂。我看出在座的各位都比我年纪大，他们不经意间在脸上流露出轻视的神色。我装作没看见，在心里说：呵呵，走着瞧！
我从膳食科那里要了一份向学校打的报告《关于食堂实行承包责任制以来的执行情况及打算》，以便了解食堂运行情况、人员配置情况和他们今后的打算。我又到市里菜店了解时新蔬菜价格，比如：韭菜 5分/斤，莴苣 7分/斤，黄瓜 0.23元/斤，卷心菜 7分/斤等等。米、面、油由国家供应，价格全国统一。
我正在做着前期准备工作，让自己尽快进入角色。管后勤的那个老师找到我，说，秦毅，学校的食堂很不好管理，没有几个学校的食堂办得能让师生都满意的。这个差事不大好办。他们写的那个报告《关于食堂实行承包责任制以来的执行情况及打算》你也看了，学校的领导拿不准他们提出的新的承包办法可不可行。老师递给我一张火车票，接着说，这是明天去杭州的车票，学校打听了据说杭州师范学校食堂搞得比较好、比较成功，已经和人家联系好，你去学习去，把人家好的做法学来。把咱校的食堂搞好。

正当我准备去杭州学习的时候，学生科的老师找到我，说，秦毅，事情有变化，杭州去不成了。
我说，老师，有什么变化？
他缓缓地说，你们枣庄市教育局到省教育厅和我们学校打官司，要让你们两个留校的学生回去。他们说，枣庄是个落后的地方，各行各业都缺人才，我们枣庄培养出来的学生，不能留在济南给你们出力。学校努力争取了，但是省厅的意思偏向地方。所以，你们两个还得回去。省教育厅说了，枣庄市人行、工行、中行想去哪个单位，随你们选。
我无所谓，在哪工作都行，回枣庄才好呢，离家近啊。次日，我收拾好行李，去找王同学，我们一块搭伴回枣庄。
我到宿舍找到他，看见他正坐在屋里椅子上发呆，两眼湿润、脸上有泪痕，似乎刚哭过。和他说过两句话，我就去找其他同学，问王同学哭什么？
那同学说，王同学知道自己将要留校，他去年就谈了一个对象，叫XX，还是你们班的。知道要回去，他割舍不下和XX的感情，所以，他不哭才怪！我如梦初醒，我们班的女生怎么和他谈对象，我一点迹象没看出来啊？！太意外了。
就这样，在留校一个星期之后，我们回到了枣庄，我选择了中国银行。和家里人商量，中国银行是国家的外汇外贸专业银行，是代表国家银行业在国际上和外国打交道的银行，比较时髦比较广。后来在金融界流行几句关于各个银行的顺口溜：人民银行架子大、工商银行脾气大、中国银行牌子大......

之后的日子平淡无奇，结婚生子、柴米油盐、亲戚朋友、喜怒哀乐如此而已。
我家我们弟兄三个，哥在青州住三楼，我在枣庄住四楼，三弟在济南住四楼。当时行里分了住房，父亲专门来我的新居看看，房子122平方（不含公摊。算公摊面积大约146平。），三室向阳、大大的客厅，客厅有42个平方。父亲看了，觉得哪里都好，对我说，就是楼层太高了。那时我不理解父亲是什么意思。银行宿舍楼总共六层，一楼脏、二楼乱、三楼四楼住高干啊。等父母都八十多岁、身边离不开人的时候，我才知道，父母老了想和我们中的一个一起住，但是老人家老了，爬不动楼了。
经过商议、征得老人同意，把二老安排到滕县东北郊区的一家私人办的老年公寓。老年公寓位于一个村庄的前面，有一百七十亩地大，前面不远处是一条季节河。院内大片的空地，中心偏北盖了回字形的房子，大约有五十间，西北角一片房子是安排残疾人士的。房子全是红瓦起脊的平房，冬暖夏凉。父母包了一间房，吃饭有服务员送到房间里，住了几天父母很满意。
我们是二零一四年春节后把二老安排到老年公寓的。母亲说，现在的社会真的好了，该着过去，咱一个瞎字不识的社员，哪能想到老了，不愁吃喝，还有人把饭端到脸前，老辈的也没享过这样的福。此后住了三年，平安无事。
父亲的衰老是从二零一七年冬从床上摔倒地上开始的。
大概是一个下午，父亲午睡起来，不知怎么的一下子摔到了地上，服务员给我打电话：老爷子摔倒了，你快来看看吧。我立即驱车五十多公里赶到老年公寓，父亲已被人扶到了床上，不能动弹，也不知哪里疼。老年公寓里有卫生室，配备有医生，经初步检查，没有伤筋动骨。父亲在床上躺了两个星期，不愿意下床，吃饭由母亲一勺一勺地喂。这样不是办法，我们另外花钱，请了护工，每天上、下午把父亲从床上扶下来，练习走路。一个月以后，自己扶着轮椅能走了。
这以后，父亲无缘无故地又摔倒了两次，后来就糊涂了。直到二零一八年的那个初春。

在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我去老年公寓。母亲说，我听着你爹喉咙里呼噜呼噜地，是不是有痰？要不要吃点消炎片？
我到卫生室，问医生要消炎片，说是我父亲可能是上呼吸道发炎。医生说，老人家快九十了，熟透的瓜了。我们不敢给开针药，出了问题我们负不起责任。医生沉吟了一会，说，老爷子这个情况，长着一两年、短着也就可能一两个月。我听了心里一沉，预示不好。我对母亲说，医生不敢给开药。要不等有空，我带着我爹去市里的医院看看。
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八日凌晨大约零点左右，手机响了，一个急切的声音：你赶快来，老爷子不行了。我立马起床穿衣，开车赶往老年公寓。走了一会，我在路边停下车，把电话拨回去：你们赶紧叫120。等我赶到，父亲的床边站着两个医生，床头上的心电图仪上的图示已成一条直线，医生把床单盖在了父亲的脸上。时间定格在凌晨一点二十一分。老人家享年八十九岁。
想一想，都是泪。

每当想念父亲的时候，就在一个僻静的地方听《没有人比我更爱你》，我扬起脸、任冰凉流过两颊。
忧郁、伤感的歌声，总是能击穿你质地致密的心灵防护网，反复击打你灵魂深处那一片柔软--直至千疮百孔、遍体鳞伤！
呜呼哀哉、伏惟尚飨。是为祭

2021年3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