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什么大国博弈、纵横捭阖，追本溯源的话，其实都是咱们老祖宗玩剩下的！
所谓“古今变革之会”，说的正是距今两千多年的春秋战国时代。风云变幻之际，各方诸侯粉墨登场，上演一幕幕精彩纷呈的大戏，权谋、智慧、典故、习俗，时至今日依然为人津津乐道，彷佛就发生在昨天……
闲言少叙，咱们直入主题。



第一章 周公旦的局
1 “红颜祸水”之辩
公元前771年，一场突如其来的叛乱，终结了周幽王声色犬马、醉生梦死的奢靡人生。这个世界变化得实在太快，周幽王来不及琢磨，即使来得及恐怕也想不明白，好端端的一个西周王朝，怎么说亡就亡了呢？
一般认为，西周王朝的轰然崩塌，皆由周幽王迷恋一个名叫褒姒的女子所致，他重色误国，失信失德于天下，以至于失了江山。其实不光认为西周如此，纵览对中国古代史的分析，有一个非常微妙的巧合：论及王朝的衰败与覆灭，史学家们通常会归因为“红颜祸水”，王朝的气数似乎总是在君王的裤腰带上晃荡。
对于这种看似无懈可击，实则避重就轻、只图省事的说法，后蜀国君孟昶的妃子花蕊夫人曾写过一首著名的《述国亡诗》进行驳斥：

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那得知？
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

直白一点说就是：“红颜祸水”的锅，老娘不背！
照此推论，将西周王朝覆灭的锅扣到褒姒的头上，恐怕有待商榷。但一个看似好端端的王朝倏忽间灰飞烟灭，亡国账成为无头账，不符合人们“以史为鉴”的治学初心。那么，西周覆亡到底应该由谁来买单呢？
要想让答案经得起推敲，还得从西周王朝的“国本”说起，毕竟国本不牢，地动山摇。西周王朝的所谓“国本”，便是一代先贤周公旦为这个新兴王朝谋划的“万世之基”。通俗一点，不妨将之称为“周公旦设下的局”。
毫不夸张地说，在华夏文明史上，周公旦的这个局起到的作用是质变性和跃迁式的。为了更加透彻地理解这一极高评价，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西周以前的历史，看一看延续至今的中华文明是从哪里走来、怎样走来的。

2 从“公天下”到“家天下”
撇开盘古开天地、女娲造人这类涉及“宇宙第一推动力”的朴素臆想的神话故事不谈，上古时期大抵被认为是“三皇五帝”的时代。然而，语言、文字、纪事毕竟是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司马迁忍辱偷生、发愤著书的时候，面对各种寓史事于神话的离奇传说颇感无奈，着实难辨其真伪。且不说事迹真实与否，就连“三皇”到底是哪三皇都众说纷纭。司马迁遍览群书之后，采纳了“天皇、地皇、泰皇（又称人皇）”的说法，认为泰皇最为高贵。对晚一些的“五帝”，分歧则稍微少一些，《史记》采纳的说法是“黄帝、颛顼、喾、唐尧和虞舜”。相传，大禹以治水之功从虞舜的手中接过权柄，后来传位于自己的儿子启。还有另外一种说法：禹生前选定了一位名叫益的接班人，禹去世后，启召集族众硬将王位抢了过来。不管怎么说，启终究是将“公天下”变成了“家天下”，开创了夏王朝的新纪元。
记得上中学的时候，奴隶社会较原始社会更加进步的说法，曾在我们这些懵懂少年的心中掀起过波澜。当年在课堂上的争论、辩驳已然忘却，只是对老师不厌其烦地辨析明理却收效甚微还依稀有些印象。同样，对于从“公天下”到“家天下”不是历史倒退而是历史演进的观点，我也是在多年之后才有了感悟。
“公天下”的核心要义是通过“禅让”，实现贤能者居之的权力交替。这看似公平合理，但是随着社会发展，治理结构、社会事务变得日益繁杂，人们对“贤能者”的评价标准也愈来愈难以达成广泛的共识。原始的氏族部落对生存的诉求远远超过对发展的诉求，谁能率领族人多抢到地盘，多搞到吃的，谁就是当仁不让的贤能者。譬如说，大禹能除水害，后来又率兵讨伐“三苗”，因而得到了虞舜的青睐。但是，生存问题基本解决之后，五花八门的诉求就出现了，判断贤与不贤，拥有不同诉求的人们心中各自有一杆秤，继续搞禅让那一套，势必导致内乱与分裂。另外，就人性而言，“公天下”奉行禅让制使得统治者缺乏改造世界的原动力。借用孟子的说法，“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有人为了权柄去拼政绩，如愿以偿之后则务求稳妥，毕竟改革与发展都是要冒风险的，谁知道以后花落谁家呢，犯不着拿自己的政治生命做赌注。
在时代背景下，贤能的判定标准和统治者原动力两个问题，必然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死局。最终，人性的私欲战胜了对公平的期望，“家天下”应运而生，后世所津津乐道的选贤禅让制变成了简单又蛮横的家族世袭制。从此，江山社稷成为统治者的家族“恒产”，其世世代代为这份家业竭尽所能，功在自身，造福子孙。
但是，“家天下”的设想再美好，也架不住“生儿不象贤”。夏朝是第一个吃世袭制螃蟹的，却传到启的儿子太康就不行了。就像当下某些不知创业艰辛的富二代一样，太康的品行堪称坑爹、纨绔典型。他视这份家族“恒产”为理所当然，而被有穷氏钻了空子，败得惨不忍睹，王位也不敢要了，灰头土脸地跑到别的部落去避难。
有穷氏的首领名叫后羿，与神话故事中嫦娥的丈夫、举箭射日的那个后羿同名不同人。这个后羿挺有意思，按说撵走太康之后，该轮到他自己登位了吧，但他不愿意坐这个王位，偏要挟持太康的弟弟中康做傀儡。中康死后，他的儿子相继承父业，继续被后羿挟持做摆设。
后羿擅长箭术，热衷于到处田猎，治理国政还不如人家太康呢。一位名叫寒浞的下属实在看不下去了，起兵杀掉后羿和相，断了夏朝的命脉。好在相的遗腹子少康是个人物，成年之后收拢残众灭了有穷氏，重建夏朝，史称“少康中兴”。少康传N代（具体数字不详）之后到了桀，子孙不肖的悲剧再度上演，夏朝不再幸运，终为上古贤相伊尹辅佐成汤所灭。

商朝人爱生活

从夏朝到商朝，姒家的天下变成了子家的天下（夏朝的君主姓姒，商朝的君主姓子），这在历史的大坐标上，只是一个周期性循环。不过，商朝跨越五百多年的光景，在文明演进的征途上还是成绩斐然的。
首先，考古发现了同时期的直接记载文字，即甲骨文和金文，商朝由此得到了史学界的正式承认。而夏朝的存在来源于后世的间接记载，尚有待于考古发现直接证明，故而从理论上讲还是“黑户”。
其次，商朝人的生活方式变化非常大，吃、穿、住、用都与原始氏族部落不可同日而语。原始人吃野物，猎杀什么、采摘什么，就吃什么，商朝人则学会了驯化动、植物。动物驯化为家畜，除了具有代表性的“六畜”—马、牛、羊、猪、狗、鸡之外，还驯化了其他种类的动物，例如大象（可用于作战）。植物则驯化成农作物，人们果腹不再靠运气，而是开始遵照天时种地。甲骨文中不乏涉及五谷的文字，如“禾”“黍”“麦”“米”“稷”“糠”等。吃家畜、谷物似乎缺了点儿啥，于是商朝人又发扬潜心钻研的精神，发明了酒这个好东西。从此，吃饱与喝足、酒足与饭饱成为绝佳伴侣。《诗经·荡》这样写道：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
天不湎尔以酒，不义从式。
既愆尔止，靡明靡晦。
式号式呼，俾昼作夜。

《先秦诗鉴赏辞典》将这首诗翻译成白话，相当有打油范儿：

文王开口叹声长，叹你殷商末代王。
上天未让你酗酒，也未让你用匪帮。
礼节举止全不顾，没日没夜灌黄汤。
狂呼乱叫不像样，日夜颠倒政事荒。

吃上享受，穿着也不能太随意。原始人的蔽体之衣主要取材于植物，最初是树叶茅草，后来学会将麻、葛加工成原始的布帛；除此之外，也有直接用兽皮的。商朝人则在利用谷物酿酒之外，又发现了一种神奇的事：蚕竟然会吐丝！于是，爱生活的商朝人有了扮靓自己的新选择。
说到住，原始人的标配是山洞；夏朝人则主要住在黄河两岸的平原地区，天然的洞穴已不够住，他们便挖山刨地制造洞穴，但本质上还是穴居。商朝人呢，吃得好了，穿得漂亮了，老是住在洞里当然不舒服，便继续发挥聪明才智，向平地上要空间，用树木、茅草、石块等天然物资造起了房舍，开启了室居时代。
最后说用。原始社会有一个漫长的历史阶段，考古界称之为“石器时代”，根据石器加工的精巧程度，又分为旧石器、中石器、新石器三个时期。到了商朝，人们逐渐地不再玩石头了，改从某些特殊的石头中获取一种新的物质来制作器具，这种新物质便是我们熟知的“铜”。于是乎，石器时代就演进到了青铜器时代。
尽管商朝为文明演进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但岁月如霜刃，终于在荒淫暴虐的商纣王身上露出了锋芒。经过文王、武王两代首领的不懈努力，兴起于关中渭水流域的周人成了商朝的终结者。

终结者姬部落

周部落姓姬，最早并不称“周”。相传他们认后稷为始祖，后稷的母亲叫作姜嫄。据说姜嫄出去散步游玩的时候，看到地上有一只巨大的足印，好奇心使然，她一脚踏了上去。当时只觉暖流遍及全身，畅快莫可言状，谁承想就这么怀了孕，生下后稷。姜嫄琢磨这孕怀得太过离奇，恐怕是个妖蜮孽种，就毫不犹豫地把刚呱呱坠地的后稷给扔了。说来也奇怪，当妈的一心想扔，却怎么也扔不掉，各种离奇的事情层出不穷：扔到巷子里吧，过往的牛马都自觉绕开，防止踩踏到他；扔到山林里吧，原本人迹罕至的荒野莫名其妙地冒出很多过路人；扔到封冻的冰河上吧，突然有只大鸟飞过来，用羽翼为婴儿取暖。离奇复离奇，足以令姜嫄怀疑人生，怕遭天谴，不敢再扔了，只好抱回来自己养着，并给这个甩不掉的儿子取名为“弃”。
这些事太过神奇，可能只是周人故弄玄虚、捏造异象，为自己的祖先披上一层受命于天的光环。神话传说不足信，但切忌一棍子打死再扔到九霄云外，毕竟寓史于神话是上古史的纪事常态，咱们得适应并习惯。剥去玄幻的外衣，这则神话故事还是能够提供不少信息，帮助我们探究周部落的起源的。
第一，言及后稷之母而只字不提其父，说明当时还处于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的时期。姜嫄在野外离奇怀孕，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这一点，生存繁衍的形式（野合、群交）决定了没办法找到孩子的生理学父亲。
第二，据后世学者考证，姜、羌两个字在上古是同源的。姜用于姓，羌用于种族，说明周人可能本属于羌人，至少二者之间有密切的血缘关系。
第三，后稷以五谷中的稷为名，在神话故事中是农神，传说他刚生下来就懂得如何种植农作物。周人认他为始祖，说明这个部落是依靠农业逐渐兴盛的。另据《山海经》记载，后稷有一个侄子叫叔均，周人奉他为田祖。
这个聚居于渭水流域的部落，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年复一年地辛勤耕种，原本与定都千里之外的商朝八竿子也打不着。关中和殷墟所在的安阳相隔几百公里，如今坐高铁打个盹儿的工夫就到了，但以当时的交通条件，他们是否知道彼此的存在恐怕都得打个问号。不过话说回来，假以时日，再遥远的距离，在不安生的周人眼中也着实算不上什么问题。姬姓部落立“国”晚，资历浅，大约是夏末商初之际，才建都城于豳（今陕西旬邑附近），称之为“京”（意为高冈）。

姬姓部落处在各种戎狄之间，生存条件相当恶劣，在练就了一身强健肌肉的同时，也难免遭遇“强中自有强中手”的无奈情况，最终其举族迁徙到岐山以南的周原。总是搬家并非长久之计，以新聚居地为名的周跟如日中天的商朝搭上了线，通过联姻结成同盟，从此，周人得到了“国家力量”的庇护。
大哥罩着好办事，周人扩充实力的速度相当惊人，特别是奉商王之命征讨鬼方，俘获了二十个大小头目，后来又讨伐余吾、始呼、翳徒等部落，接连告捷，几乎是谁挡路就灭谁，一时声威大震。眼瞅着“看家犬”养成了“野心狼”，商王文丁吓得不轻，照这样搞下去可不行，于是连哄带骗地将周人的首领季历囚禁至死。
季历的儿子是大名鼎鼎的周文王姬昌，他接班之后忍辱负重多年，打着拥护商朝的旗号继续暗自搞扩张。按照《论语》所言，此时的周已是“三分天下有其二”，取殷商而代之，指日可待矣！
胜利的曙光就在眼前，背负丧父之仇的周文王却难敌天命，撒手人寰。儿子姬发（周武王）继承遗志，在胞弟周公旦、“神人”吕尚（姜子牙）的辅佐下，以戎车三百、虎贲三千的核心力量，联合各方部落，经过著名的牧野决战，一举灭掉了商朝。
根据相关史料记载，这场牧野之战打得异常惨烈。首先是参战人数众多，《诗经》云“殷商之旅，其会如林”，密密麻麻的旗帜就像森林一样，更别说士兵的数量了。其次是伤亡极其惨重，《尚书》有一个形象而残酷的表述是“血流漂杵”，猩红的鲜血汇聚成流，连杵这样的长杆兵器都能漂起来。后来，孟子将武王伐纣定性为“以至仁伐至不仁”，选择性地屏蔽了“血流漂杵”这个敏感词，说“尽信《书》不如无《书》”。这里的《书》特指《尚书》，此句本来专指“血流漂杵”这件事，后来被用于鼓励挑战权威，倡导独立思考精神，当与孟子本意无关。
不管儒家如何辩解，牧野之战确实惨烈。然而，死人死了一大片，商朝的残余力量依旧不可小觑，要想赶尽杀绝，就得承担更大的风险，付出更大的牺牲。已有的战绩对于本想做小本生意的周武王来说算是中了大彩，他于心忍不忍不知道，主要还是玩不起了，便决定退而求其次，给商朝的统治阶层留一条活路。具体做法是这样的：将商纣王的儿子武庚及其宗族、部众集中起来就地安置；又将姬姓宗室的管叔鲜、蔡叔度、霍叔处（三人都是周武王的同母弟）分封在其周围，充当“带刀侍卫”，为武庚的残众提供贴身“保护”，称为“三监”。
将前朝遗民“画地为牢”，再派出三位骨肉至亲守在边上，监视其一举一动，这看似四平八稳的安排，却很快就惹出了乱子。周武王死后，成王姬诵嗣位。姬诵年幼，便由周公旦摄政，代行王权。周公旦跟周武王是一奶同胞，武王是嫡次子（嫡长子姬考早逝），周公旦排行老四，而“三监”当中，管叔鲜是老三，蔡叔度是老五，霍叔处是老八。眼瞅着四弟（四哥）成为无冕之王，“三监”的心里如同打翻了醋瓶，绵绵不绝的酸劲浸透全身上下的每一个细胞。不得不承认，人性就是如此，一旦有了妒忌之心，什么骨肉之情、血脉之亲全是瞎扯，为了一套房产都能闹得鸡犬不宁、六亲不认，更何况是王权呢？哥仨一合计，越琢磨越觉得姬老四有谋朝篡位的迹象，于是不断地造谣生事，制造舆论压力，弄得谣言满天飞，朝野难自安。
初兴的周朝陷入混乱，给被安置、被监管的武庚创造了绝地反击的机会。令周公旦始料未及的是，这些死灰复燃的前朝遗民不光自己在“狱”中造反，竟然还成功地策反了三位看守。监守自盗的监管者与伺机而动的被监管者将过往的恩恩怨怨一笔勾销，共同举起了反周大旗，史称“管蔡之乱”“三监之乱”。
临危受命的周公旦殚精竭虑，在召公姬奭（周武王的同辈兄弟）等人的支持下，历经长达三年的东征，将几个不安分的大佬杀的杀、抓的抓，方才平息了这场叛乱，顺带着将周朝的势力范围拓展到了东部海滨。

穿新鞋走新路

姬家的天下重归安定，作为胜利者一方的周公旦却没有半点喜悦之情。归纳起来，周公旦的忧虑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如何避免“管蔡之乱”重演；二是如何保证新生的王朝基业长青，国祚不衰。
先说刚刚平息的“管蔡之乱”。周王朝在草创之初便收到了这份“趁你病，要你命”的见面礼，原因不外乎两个：宗室内斗和前朝遗民的安置。解决宗室内斗，跟保证国运长久有关，暂且按下不表。至于安置前朝遗民，就地集中监管的方式已经被证明是埋炸弹，剩下的选项还有斩尽杀绝和分而化之。斩尽杀绝倒是可以一招除后患，但兔子逼急了还咬人呢，这么做风险太高，况且搞种族灭绝也极不利于新兴王朝声誉与形象的树立。如此一来，只能分而化之了，但应该如何分、如何化，考验执政者的智慧与谋略。
再说国运如何长久。这得从体制上找原因，就宗室内部而言，传嗣没有成法无疑是颗暗藏的政治炸弹。君主、贵族生活安逸，往往子嗣众多，可君王的位置只有一个，但凡有人野心膨胀或者煽风点火，骨肉相残的悲剧势必频繁上演。治国模式上“以史为鉴”并不是后世的发明，周公旦已经清醒地意识到，夏、商两朝的政权组织形式很不靠谱，周朝不能穿新鞋走老路。
严格来讲，夏、商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王朝，更准确的表述是“部落联盟”。几个部落抱成团，一言不合，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譬如夏朝，带头大哥是姒姓的夏后氏，但这朵红花还需要有扈氏、有男氏等绿叶部落的扶持，位置才能坐得稳当，而一旦遇到有穷氏这类实力强劲的“刺头”，就容易发生悲剧。
商朝草创之际，也曾经总结过夏亡的教训，但受时代所限，终究没有脱离“部落联盟”的窠臼。饱受戎狄欺凌的周部落便是商朝通过结盟培养的“打手”，哪成想昔日的丧家之犬越打越来劲，竟然打成了商朝自己的掘墓者。在周部落蜕变的过程中，商朝统治者的心里充满了矛盾与纠结：一方面极尽笼络之能事，先封季历为牧师，后命姬昌为方伯，期望周人能够一如既往地为己所用；另一方面对姬姓部落的日益强盛感到惶恐不安，下狠手将季历囚禁至死，据说周文王姬昌也曾经被商纣王囚禁于羑里，《周易》就是他在被囚期间百无聊赖、万念俱灰之下琢磨出的。如此软硬兼施，红脸黑脸轮番上场，却依旧没能扭转覆亡的命运。
纵观夏、商两朝，宗室内外，野蛮的丛林法则大行其道，危机四伏，百姓生灵涂炭。前车之鉴历历在目，初建基业的周朝该何去何从？
我认为，周公旦之所以被后世尊奉为圣贤，“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官德与人格固然不可或缺，最根本的还是因为他对国家命运进行了深入的思考，谋划出了在那个时代背景下近乎完美的布局。
为了有效而稳妥地解决现实（前朝遗民安置）和长远（国祚不衰）的问题，周公旦创建了两大相辅相成的“国本”制度：宗法制和分封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