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情和敬意 　　抗日戰爭年代，錢賓四先生在他的名著《國史大綱》卷首，提出了“閱讀本書應具以下信念”，其中說到對本國歷史應有一種溫情和敬意。時在民國二十九年。這當是針對那些對中國歷史抱偏激的虛無主義，將我們當身種種罪惡與弱點，一切諉卸于古人之思潮而提出的。為了抗日，要提高國民的愛國心，就必須先使國民對國家以往歷史有深厚的認識，就必須有正確的歷史觀。嚴耕望先生在《錢穆傳》中說到這《國史大綱》，說：“此刻抗戰正艱，此書刊出，寓強烈之民族意識，，又親蒞重慶等地作多次講演，一以中華文化民族意識為中心論旨，激勵民族感情，振奮軍民士氣，故群情嚮往，聲譽益隆，遍及軍事、政治、社會個階層，非複僅黌宇講壇一學人。國家多難，書生報國，此為典範，更非一般史家所能並論。” 　　在抗戰以前，錢先生有沒有在什麼場合講過這“溫情與敬意”？至少我們在《中國歷史研究法》（修訂本）書裏，可以找到這樣一段（民國二十六年北京師範大學《歷史教育季刊》之《歷史與教育》）“任何一個國家的國民，對其本國史的知識，絕對需要而有用。尤其是所謂知識份子，在社會各界為中心領導的人物，對其本國歷史，更不該茫無所知。”這段和《國史大綱》卷首四個信念中第一個正相似。接下去進一步就有“中國人研究中國史，尤其是中國國家教育其國民的本國史科目，其態度和意味，應該與外國人眼光中的中國史，以及外國學校裏講述到的中國史，絕對不同。此所謂不同者，並非抹殺歷史事實，或偽造歷史事實之謂。而是歷史事實上之輕重、先後、大小、緩急之分，尤其是映照在事實上的一點感情之有無或向背之分。現在中國教育界對其本國歷史，正可謂無情感，甚至抱有一種相反的惡情感。其對本國史的態度，不幸而令人疑其像是一個外國人。這正是現中國人所極端崇拜的所謂客觀主義而並不像是一個中國人在指導其本國青年所應具的本國史知識。”這段的意思，顯然也被吸收到《國史大綱》的應具信念裏了。 　　下面又一節就是溫情與敬意的初始狀態了：‘中國歷史決非無文化，而中國文化決非無價值。此層有待於深細發揮，驟難詳說。惟本國人對本國史，應有一種相當的情感與敬意，則實為必爭之事理，且亦為共明之事理。我們固不願對國史多所曲解或粉飾，然亦不願對國史盡只有輕薄與誣衊。一個國民對其國史，應先付以相當之親情，如此可獲懇切之瞭解；此為負有歷史教育之責者所首當肯認之事理。換辭言之，即國史教育之責任，至少當使國民對其本國史具一種溫情及善意之看法與理解。此實為具有教育的國民所應有之態度。”　　還有“今人讀史，好以我見蔑古，如坐堂上判堂下罪人之曲直，惟我意之所向。古人不復生，將奈我何。即據最近史事言，石達開、李秀成乃革命之先覺，曾國藩、胡林翼為異族之走狗。石達開的幾首詩，李秀成的一篇供狀可以鄭重而道；曾、胡的言論行事可以懵無所知。以此等態度治史，自然傲視千古，更何所謂溫情與善意耶？” 這裏二處用了“情感與敬意”和“溫情及善意”，還有 一處用“親情”,到《國史大綱》裏，就寫成“溫情與敬意”了。 　　溫情當然比感情更明確更具體；敬意好像也比善意進了一步深了一層。但是,原來的 “不願對國史多所曲解或粉飾，亦不願對國史盡只有輕薄與誣衊”,應當是完全一樣的。 　　《國史大綱》成書到現在，很多年過去了。《國史大綱》這書，也在香港、臺灣、大陸不知又印了多少次多少部。對本國歷史應有一種溫情與敬意這一信念，顯然還需要我們繼續宣傳使之成為人們的共識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以下重复，

最后多了几个字，抱歉

石达开、李秀成乃革命之先覺，曾國藩、胡林翼為異族之走狗。石達開的幾首詩，李秀成的一篇供狀可以鄭重而道；曾、胡的言論行事可以懵無所知。以此等態度治史，自然傲視千古，更何所謂溫情與善意耶？

可以提吗，除了楼主，还没人提过没人回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