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从下面这篇文章中得知这件事的：

亚洲铁人的体坛传奇——第一个荣获奥运奖牌的中国人杨传广
转自《河南日报》2008年6月19日那一期的第09版的“人物志”版块， 那一期《河南日报》的电子版的具体网址、具体地址则是：http://newpaper.dahe.cn/hnrb/html/2008-06/19/node_43.htm
他号称“亚洲铁人”。
1960年，他在第17届奥运会上夺得“十项全能”银牌，成为第一个荣获奥运奖牌的中国人。
20岁时他入选中国台湾地区亚运军团，申报的项目是跳高和跳远。但教练发现这个年轻人无论是铅球、铁饼还是标枪样样都行，于是临时决定让他改报十项全能。结果，他一鸣惊人，在1954年的亚运会上，以5454分夺得十项全能的冠军。当地报纸以“ASIANI RONMAN”称呼他，这便是他“亚洲铁人”称号之由来。传奇也就此开始书写。
1956年，他在第16届墨尔本奥运会上以总分6521分名列第八。1958年东京亚运会，他又以7101分蝉联亚运会冠军。
最精彩的传奇始于1960年的罗马奥运会，他与美国选手琼森争夺十项全能的金牌。
罗马奥运会上，十项全能被公认为田径比赛中争夺最激烈的项目，他与琼森都有夺金实力。整个赛程扣人心弦，让全场５万多名观众紧张得喘不过气来。
第一天进行的是百米、跳远、跳高、铅球和400米的角逐，他四个项目均胜过琼森，可惜铅球成绩大幅落后，最终琼森以55分的优势暂时领先。由于突降大雨，赛程一再延期，一直到晚上11点，两人才拖着疲惫的身体返回奥运村。
翌日9时再战，琼森在110米跨栏中败下阵来，他积分反超对手128分。第7项是铁饼，琼森奋力一掷，又将领先优势夺回。第8项撑杆跳是他的强项，他跳出了4米30米的好成绩，却没有想到琼森也有超水平发挥，跳出了个人最佳成绩4米10，此时，他总分仍落后24分。标枪赛过之后，他还落后琼森67分，如果他要获胜，必须在最后一项——1500米的较量中比琼森快10秒以上，此前，他的最佳成绩是4分36秒，琼森则是4分54秒，理论上讲，他仍有机会夺金。
最后的决战在晚上9点15分开始，他放手一搏，琼森也始终紧咬对手，现场观众看得激动，一路为两人加油，最终他虽率先冲线，却无力改变总分落后的局面，琼森成为这场铁人大战的最后赢家。终点线上两个一路苦苦争夺的对手紧紧相拥，互相搀扶着走向休息室，
这一幕打动了所有观众，颁奖典礼时他们大喊着，“两个都给金牌！”
罗马奥运会之后，他继续扬威世界田径场，并于1963年4月29日在美国的一场比赛中以总分9121的高分打破世界纪录，此后，国际田联修改了记分方式，他也成为十项全能赛事中无法逾越的“九千标杆”。

台湾的公务人员一被“刁民”训斥，就立即当场向“刁民”道歉了！【转贴】
大陆的平民在公仆，尤其是在工商局、税务局的公仆面前往往陪笑脸，诚惶诚恐，成为“惶民”；而台湾的平民，在台湾的公仆面前则大多不需要诚惶诚恐，陪笑脸，做“惶民”，有些甚至是刁钻，做刁民！比如下面这篇文章中所提到的台湾的公职人员：

【在台湾看新闻】
（转自《陕西日报》报社主办的名叫《非常关注》的杂志2013年第9期；“龙源期刊网”中如下这个地址的网页上有那一期《非常关注》的电子版供大家在线阅读：
http://www.qikan.com/magdetails/909426FB-5B18-41D8-8502-A0BC48749390/2013/9.html；作者是陆应铸）
在家里看CCTV的台湾新闻，与置身台湾的宾馆里看电视新闻，那感觉是截然不同的。
引起我注意的是东森新闻频道播出的两条社会新闻。
第一条新闻情节很简单。
台湾花莲县附近海域6月8日发生了一次地震，有位居民在地震中腿脚受了伤，住院治疗，这一天，这位老兄在医院里闷得慌，打电话给媒体，说我住院这么久了，为什么县政府只派人看望了我一次，他们怎么可以如此不负责任？记者闻讯赶到县府采访，县长也不慌张躲避，坦然面对镜头诚恳道歉、解释，并亲自看望慰问了该受伤灾民。
另一条新闻要曲折一些。
6月15日傍晚6点多，高雄“119”接到当地居民报警，蚵仔寮 海域有人不停地挥动手臂，像在求救，可能溺水了。梓官消防分队与“海巡署”五二“岸巡组”立即出动两艘救生艇和6名人员，火速赶往现场，实施了救援，成功救起一位五旬陈姓妇人。
有意思的是，上岸之后，救援人员才发现，这位陈姓妇人身上泳镜、泳帽、泳衣、“浮标跟屁虫”等游泳装备一应俱全，当事人也全然没有溺水被救者的面色苍白或奄奄一息。面对镜头，陈姓妇人很不高兴：我在蚵仔寮海域游了20多年泳了，我在正常锻炼身体，你们凭什么不分青红皂白就把我抓上岸？
我也是一个资深游泳爱好者，我能想象正在享受游泳乐趣的人被人七手八脚地强行弄上岸，会是什么样的心情；但话又说回来，救援人员无偿救援反倒救出罪过来了？人家毕竟是为了履行职责排险救人而来，并无主观恶意。
我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视屏幕，看“好心被当成驴肝肺”的救援人员怎么回应。
救援人员甲仿佛真做错了事，低头鞠躬：对不起，非常对不起。救援人员乙首先承认自己错了，然后解释说：蚵仔寮海域去年暑期曾经有3人溺水“往生”（注：台湾人称死亡为往生），我们救援的责任很重。根据规定，接到报警电话之后，救援人员必须立即赶到现场，迅速实施救援，分秒必争，不允许因辨别报警信息真伪而有一点点耽搁。由于我们的失误，本次“不当(的)救援”让你受到了惊扰，深表歉意。
看到这里，有一股暖流在心中涌动，这条新闻让我感到了温暖。
耐人寻味的是记者接下来的采访。面对道歉，陈姓妇人的脸色并未放晴，她说，我只是游个泳，你们动用6个人、两艘救生艇，虽然是误救，有惊无险，但我平白无故地占用了这么多公共资源，往后邻居们会怎么看我，我的颜面往哪搁？（楼主点评:这位妇人游个泳却导致消防员开车赶过去，“海巡署”两艘救生艇也赶过去，车和艇都消耗了燃油，油钱来自于大家交的税，所以她说自己平白无故多占用了公共资源）
说实话，看这条新闻的前半部分，我心里对这位陈姓妇人得理不饶人的做派很有些不以为然，看到这里，我仿佛找到了陈姓妇人恼怒的原因，对她又不由得心生敬意。
尽职的记者并没有就此打住，他们在海边拍摄到“此处海域多‘疯狗浪’，十分危险，民众不要入海游泳”的警示牌，以及海滩上三五位居民嬉水消暑的场景，并对其中一位居民进行了采访，该居民说：不能光靠一块警示牌来推卸自己的责任，应该做到既让居民安心游玩，又切实保障他们的生命安全（楼主点评:对公家的要求也太高了吧?）。
自始至终，记者没有发表一句评论。整个报道，对置警示牌于不顾下海游泳的陈姓妇人以及在海滩嬉水的居民，没有任何批评、指责的意思。
我今年6月中旬旅游台湾，这条新闻是18日返程前在宾馆里看到的。和许多大陆游客一样，一开始我也对台湾火药味甚浓的时政新闻充满了好奇，但很快我就对由于党派纷争而明显有失偏颇的时政新闻没了兴趣，倒是这些不带政治色彩的社会新闻，让我看到了台湾真实的社情民风，看到了2300万同胞的生存环境与精神世界，于饱览宝岛旖旎风光之余，久久回味，收获良多。


台湾政客为了赢得选民的心还是“蛮拼的!”：所在的选区里谁家有丧事，他们都跑去吊唁，跪拜死者的遗像或遗体【转帖】
哪个百姓家有丧事,就到谁家的丧礼上给谁家“披麻戴孝”,当“孝子”——台湾政客迎合低俗的选民简直迎合得没底线！我是从下面这篇报道中得知这种现象的：

【献花、献果、行跪拜礼 台民意代表“跑丧”学问大】
转自“中新网”(“中国新闻网”)中如下这个地址的网页：
http://www.chinanews.com/tw/2015/08-11/7460406.shtml。“中国新闻网”是“中新社”(“中国新闻社”)主办的，而“中新社”与新华社同为中国大陆仅有的两家新闻通讯社之一。
中新网8月11日电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台湾南投县长林明溱上月晚上到竹山镇跑行程捻香，回程出小车祸。坊间一般习惯，“探病、吊丧要在早上”，很多人讨论“县长怎会晚上去跑丧宅？”
林明溱一派轻松地说，每天行程满档，下班后时间较从容，到丧宅可跟民众多聊几句，从当“立委”到现在，一直是晚上跑丧宅；当“立委”时，白天在“立法院”，开完会搭高铁回南投都晚了，只得晚上去吊唁，跑丧行程排在晚上，已是多年习惯。

南投县长林明溱（右）到信义乡慰问因工安意外丧命的刘德标父子家属。来源：台湾《联合报》

其实，台湾民意代表、官员跑丧捻香的学问很大。1个丧家要去几次，什么时候去，都有学问。县长、乡镇市长、“立委”、议员等，几乎天天有祭拜行程，要让丧家留下深刻印象，各有一套独到作法。
一名南投县议员说，白天到丧家，只有几个老人看家、折纸莲花，亲属各忙各的，民意代表或首长去祭拜，没什么人看见。跑丧行程安排晚上，丧家子女或亲戚大都在，“争取选票效果较佳”。(层主点评：台湾的立委、议员等“民意代表”是可以连续任职两届以上，永远担任这种职务的，只要他能每次在竞选中都击败其他候选人。台湾的县长、市长虽然只能连任两届，但只要两届完后，中间空一届不当，就可以再次竞选，再当两届，当然，前提是他能再次连续两届在选举中击败他的对手们，击败其他候选人)
碰上黄道吉日，常跑到腿软。林明溱曾在周休日，排50多场告别式，明知跑不完，只有尽力了。前几天苏迪罗台风来袭，清晨6点就去跑告别式，回头再主持县府的防灾会议。（楼主点评:从6点到9点去上班，中间有3个小时可以用于去给这次台风灾害的遇难者吊唁和慰问遇难者的家属）
彰化县长魏明谷也常清晨4点就去捻香跑行程；他说，彰化县没有火葬场，大都安排到南投县水里乡火化，路途遥远，彰化县告别式比外县市来得早。
魏明谷说，民意代表赶场捻香“要起得比鸡早”，一直有个心愿，“当上县长，盖座火葬场，县民就不必这么辛苦了。”（楼主批注:当时魏明谷当县长才8个月，此前他一直担任“立委”）
一个丧家要去几次？也是学问。彰化县芬园乡地方小，乡长洪庆章接获信息，常第一时间赶到丧家，了解死者家境后，送花圈或罐头篮，第二次带“公所”补助的白包探望，熟一点的丧家在出殡前会到对方家中坐两次以上，也告知“乡公所”能提供的协助，“死者留下的遗物若要清理，清洁队免费服务。”（楼主附注:“公所”是官府、政府的意思）
林明溱当“立委”时，看路边有白色花圈，就叫司机停车，先进去祭拜，不等选民送来讣闻，告别式再去一趟；一个丧家通常跑两次，但碰上大日子，告别式“冲堂”，就没办法了。
高雄市前“立委”朱星羽生前跑告别式，除献花、献果外，还来个“五体投地”的跪拜大礼，多礼举动，让丧家感动不已。
南投县议员张志铭，曾任民进党高雄市党部主委，深谙这项礼数，他在南投县跑丧家，也常行跪拜礼。“礼多人不怪”，据说，行跪拜礼很能打动家属的心，但不是每个民意代表学得来的。

【由于台湾的公仆需要真正地“舍小家、顾大家”,“脱光衣服”接受民众的“检查”、监督,所以台湾女性既不愿意给台湾公仆当“二奶”,也不愿嫁给公仆当原配！】（转贴）
本文原载于《环球时报》，它在“环球网”中的具体地址则是：http://taiwan.huanqiu.com/article/2015-08/7320213.html，原标题为《情人节小调查 台湾人最不喜欢的伴侣：政治人物》
摘要：政治人物几乎24小时都须投入选民服务，就连周末假日都要忙着跑红白事，一举一动都接受媒体放大镜(式的)检视，常令另一半抓狂。
【环球时报报道 记者 方一粟】今天是七夕情人节。你最不希望自己的爱人是什么职业？一份最新调查显示，在台湾，男性、女性最嫌弃的爱人职业，不约而同都是政治人物，原因是政治人物没有明确的上下班时间，更没有隐私，不利于恋情发展。
据台湾中时电子报19日报道，台湾1111人力银行8月初针对1081名单身会员进行随机抽样调查，结果发现，政治人物同时高居两性嫌恶爱人职业排行榜 之首，显见台湾人对政治人物好感度普遍偏低，对于要选政治人物做爱人，更是敬谢不敏。1111人力银行副总李大华分析说，政治人物几乎24小时都须投入选民服务，就连周末假日都要忙着跑红白事；一举一动都接受媒体放大镜检视，常令另一半抓狂。
前民进党 谢长廷对此回应说，“好在我结婚了”。国民党“总统”参选人洪秀柱认为，政治人物自己要检讨，整天讲些没有意义的话，让人家讨厌。
调查也发现，受访男士最喜欢的爱人职业是老师，女士最欣赏的爱人职业则是医师。

我国“解放战争”期间美军的军车在我国的大街上“横冲直撞”的真实原因并非“纯粹是美军横行霸道”！【转贴】
1941年日军偷袭美国的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随后美国开始大规模地援助我国，比如直接向我国派遣“驻华美军”，以及赠送汽车(含军车)给我国。无论是驻华美军自己的军车，还是美国赠送给中方的汽车，都是美国制造的美制汽车、美式汽车，车子的方向盘、驾驶座都在车内的左侧，而当时及那之前的中国，交通规则都是车子必须靠马路的左侧行驶，因此当时我国的汽车的方向盘、驾驶座都安装在车厢、车身内的右侧；而无论是开有轨电车和汽车的人，还是骑自行车、拉“黄包车”(人力车)的人，也都习惯了靠马路的左侧行驶！
那么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驾驶着美制汽车的驻华美军一下子很难把自己的习惯改成靠左行驶，关键是美制汽车的方向盘、驾驶座在车内的左侧！于是看起来似乎就是“美军的军车在中国各城市的大街上‘横冲直撞’ ”。从1946年开始，我国的交通规则改成了跟当时全球70%的国家一样的“靠右行驶”，但那么多开车和骑自行车的中国人一下子改不了几十年养成的靠左行驶的习惯，当时中国大多数的汽车仍是方向盘在车内右侧的汽车！所以当时有大量的中国人违反新的交通规则，在大街上“横冲直撞”，只不过由于美式军车在中国街道上的汽车中所占的比例属于“少数”，于是当美式军车在中国的街道上行驶时，看起来反而象是遵守着我国新的交通规则的美式军车在“横冲直撞”。不信的话，就请看下面这篇文章及其所附的老照片！

我国最早的交通法规定 汽车必须靠左行驶
来源：公安部“交通安全微发布” | 2015-01-14 09:48
转自“交通网”的这个网页：https://www.122.cn/jtwxiang/jtbjd/496198.shtml；“交通网”则是“公安部道路交通安全研究中心”主办的。
我国交通通行方向经历“右—左—右”变革，汉代长安城实行“右为入，左为出，中为御道”的右侧通行制。唐代也有车辆靠右行驶的规定，“以鼓城门入由左，出由右，皆周法也”。但真正意义上的交通规则的产生，是在汽车出现之后。

民国时交警站岗亭 车辆靠左通行

鸦片战争后 各地汽车左右通行的规则不同
1841年鸦片战争后，英国殖民势力把左行制传入香港和上海等英租界，浙江、广东等地同样是受到英国的影响，采用左行制。伪满洲国、蒙疆政府和日本占领区也采取左行规则。而山东、直隶（今北京、天津一带）等北方省份，由于德国、美国等国的影响，采用右行规则。

民国华成烟草股份有限公司印发烟片正面：汽车靠左边走


民国华成烟草股份有限公司印发烟片背面：公路交通安全须知的宣传语提到“靠左边走”

1934年颁布的最早的交通法规实行左行通行制
中国最早的全国性交通法规是1934年12月国民政府颁布的《陆上交通管理规则》，当时实行左行通行制。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接受了大批美国援助，美国汽车由于马力大、性能好，开始大量进入中国，右驾车占了数量优势，于是国民政府下令从1946年1月1日零时起，汽车一律靠右行。当年颁布的《公路汽车监理实施办法》也开始改为右行制。
交通改革遇阻时“车辆靠右，行人靠左”原因：汽车多由美国造，改左成本高昂。靠右行还是靠左行，并非一开始就固定，而是长期演变的结果。以英国为首的岛派国家的行驶原则源于欧洲中世纪人们骑马步行的风俗习惯。当初，上马石都设在道路的左侧。也就是说，在汽车出现以前，左右行规则已经有了。在清朝后期，外国进口的“自动车”开始在中国的一些大城市出现，一直是左侧通行，一直到抗战结束。

民国汽车驾驶执照守则 第八条关于汽车左行的规定

为何左行又变成了右行？
上世纪30年代的“新生活运动”规定车辆都得靠左行驶。而后的东北等日本占领区也采取左行规则，全国的左行规则基本得到统一。但十多年后，又“一律改为靠右行”，主要是因为抗战期间的后方大城市和抗战胜利之初的上海、天津、成都、重庆等城市驻扎了一定数量的美军。美军不习惯中国靠左行驶的规则，频频发生交通肇事案。以当时情况论，世界各国靠右行驶确为多数。据《申报》统计，二战之前靠右行驶的国家约占世界各国总数的7/10。因此，中国改为靠右行驶，也是为了适应世界趋势。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继续维持这一交通规则，1955年8月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颁布的《城市交通规则》第五条规定：“驾驶车辆，赶、骑牲畜，都必须在道路的右边行进”。这是新中国第一次以法律形式规定了靠右行的通行制。

美国人1945年拍摄的北京前门大街“五牌楼”上挂着的“車馬改靠右行”的宣传横幅。

另外，促成汽车“左改右”还有一个有趣而重要的现实因素。抗战期间，美国的援助最多，汽车多由美国输入。美国的车辆到中国后，必须对方向盘及灯光进行改装，而这需要大量改装费用。1945年12月31日的《申报》称：“改装费须达车价百分之十二。统计全国车辆因改装而支出之费用，殊为浩大，故节省改装费用，亦为改靠右边行驶理由之一”。与此同时，为适应此项改革，政府还绘制了全国公路行车路线示意图，其中包括行车靠右示意图、超越前车示意图、岔路口顺右拐弯示意图等涉及行车安全与文明的一系列图文结合的资料和规定。

民国左侧通行路标

车辆“一律靠右” 行人靠边走
车辆“一律靠右”，而对公路上的行人，国民政府最初设想是“行人仍靠左走”，其理由一是民众已有靠左走的习惯；二是政府认为车与人相对进行，则人早望见，易于避让。但后来有人提出意见：车辆靠右，行人靠左，如车与人相对而行，易增加肇事情况。因此此项规定做了调整，规定如有人行道，行人须走人行道，不得走行车道；如无人行道，“行人靠边走”。
《新新新闻》上的一段旧资料印证了当时的道路交通情况：在上海，“在这熙熙攘攘嘈杂的人群里，有时会有一小队的童子军走过，他们真使人喜爱，他们服装整洁，精力充沛地用着轻快的步伐走着，他们不是闲逛，而是负责帮助维持交通的工作，因为车马靠右行开始的第一天，恐怕车马行人们都未习惯，致紊乱了交通秩序，所以全市警察、青年团团员、市党部服务队队员和全市学生，都参加这督导工作，他们在细雨蒙蒙下，充分表现着他们的服务精神。”《申报》报道当天上午9时的成都：“公路局之督导车即载警局车管所、公路管理局、市府工务科三机关督导人员，出巡全市……成都童军分会派出童军十余队，协助警局服务，各童军在车民喧嚣拥挤之中，颇能尽责……”
任何通行规则的制定和改变都有其历史原因，既要顺应道路交通的发展方向，又要兼顾人们的通行习惯和实际需求，改变和完善通行规则就是为了减少和杜绝事故的发生，保证交通参与者的生命财产安全。就拿抗战结束后不久交通规则的“左改右”来说，当时政府充分准备、民间宣传充足、交通秩序维持认真，才得以顺利实施。


从这张老照片里右侧的人力车和自行车可以看出，它们都是靠路的左侧行驶的。图的右侧还能清晰地看到两个招牌：“東方(牌)毛線、襯衣、袜子、毛衣、織品”，和“XX銀號”。


民国时山东省青岛市某马路上的汽车和人力车，汽车都靠路的左侧行驶。图中最右侧的建筑物上镶嵌着“山東汽車行 電話：三一○/三五○ 號”两列字。


新中国建国后虽然沿用了民国末期的交通规则，但建国初期不少北京人骑车时仍习惯靠左行驶。这张建国初期的老照片中的乘客可能是当时的“苏联专家”、苏联留学生或东欧某个红色国家的人。


建国初期的很多北京人骑车时仍习惯于靠路的左侧行驶，虽然图中的公交车——电车是靠右行驶。(从图片左上角的楼房可以看出，电车是靠右行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