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古川隆久《毁灭与重生：日本昭和年代（1926—1989）》。作者的目标是尽量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描绘昭和时代的日本历史外貌，叙述脉络上按时间顺序分为四段；1926—1937年的“混沌时代”、1937—1945年的“战争年代”、1945—1960年的民主化与复兴、1960—1989年的成长与成熟，论述的角度有三：重视普通民众、重视国际关系、不遗忘少数派，所以书中有政治、经济的大事件，也有社会、娱乐的小细节，十分可读。
1926年12月25日凌晨，47岁的大正天皇去世，1921年已任摄政的皇太子裕仁迅速“践祚”，是为昭和天皇。此时，日本国家的根本法，是1889年颁布、1890年开始施行的《大日本帝国宪法》。制定这部宪法时，列强以修改与日本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为条件，希望日本采用与欧美相当的法律体系，但伊藤博文、山县有朋则将自由民权运动视为妨碍富国强兵的不智之举，努力将其影响排除在国家日常运作体系之外，制定了以天皇大权为中心、弱化议会权力的宪法，制定军事制度的目标则是：即使自由民权派掌握政权，也无法对军队产生影响。1882年颁布的《军人敕谕》，表明了军队直属天皇的性质，又规定军人不得干预政治，总之使军队与民意隔绝。令人遗憾的是，他们很成功。
《大日本帝国宪法》以天皇下达诏敕的形式颁布，是由天皇赐给臣民的，接受宪法的国民无异于天皇仆从，被要求对国家忠诚，并付出一切。换句话说，国家不是为了国民而存在，国民是为了国家而存在。既然宪法的宗旨是天皇主权，自然不会有“民主主义”“民主化”，于是产生吉野作造提倡的“民本主义”的说法。法律、国家预算案，都需要帝国议会（由众议院和贵族院组成）的批准，但敕令、军令、条约等法令议会无权干涉。国民拥有言论和思想的自由、居住和职业的自由，但政府制定的《新闻纸法》《出版法》《治安警察法》《治安维持法》《军机保护法》又对这些自由进行了限制。
法律让社会接受，还要靠教育。明治后期，教科书均为国家制定，日本史的课程中，《日本书纪》中的神话内容是作为事实教给学生的：“日本建国以来的历史已有2500余年，属于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古国之一，而且一直由‘万世一系’的天皇所统治，当真是举世无双的可贵国度。”《教育敕语》宣扬的，是天皇至上主义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学校各科目中也大量采用宣扬国家至上为主题的内容。令人遗憾的是，这种教育又很成功。
所有的成功，都指向一个失败的结果。日本毫无意外地走上了对外侵略的道路，“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陆军派军官在全国各地展开演讲，宣称在日俄战争中牺牲了大量士兵和资金才得来的利权，绝对不能放弃。宣传也是成功的，激起了大部分国民的狂热，占领中国东北成了所谓的日本“国家利益”，对侵略行为有意见的人怯于民众的狂热，选择了视而不见的默认态度，昭和天皇周边官员乃至天皇本人，都开始觉得不能全面否定陆军的所作所为。无所畏惧地发出帮助弱者、反对战争声音的，是当时的共产主义者。《治安维持法》的牙齿磨得雪亮，1931—1933年间，每年都有超过1万人因被怀疑违反《治安维持法》被捕。日本共产党自不待言，对共产主义有共鸣的学生、教员及艺术家群体都被摧毁，许多人像小林多喜二那样被警察拷打致死。《治安维持法》曾在1928年修改，将参与意图改变国体行动的人列入惩罚之列，并将最高刑罚定为死刑。实际上，只有共鸣，没有行动的意图，也可能遭到怀疑而被捕。“因为某种思想就遭到逮捕，这种情况使得日本几乎脱离了法治国家的轨道。就这样，《治安维持法》和战争一样，成了战前日本黑暗面的代名词。”1940年后，《治安维持法》又被修改为对于可能进行违法犯罪的人物，可以在真正犯下罪行之前就实施逮捕。
陆军一手遮天，卢沟桥事变后，中日战争全面爆发。1937年9月11日，近卫文麿在日比谷公会堂发表演说，称这场战争是日本为了真正的国际主义，通过调和东西方的道德来为世界历史做出贡献的机会。大众媒体推波助澜，开始用“圣战”来称呼这场战争，日本国内已容不下反对战争的声音。对于前景充满乐观，陆军不免轻敌，1937年9月派往上海的援军有3个师团和1个联队组成，其中两个师团的兵员是用仓库里的旧装备武装起来的预备役人员，特设师团第101师团是召集关东地区的预备役人员组成，他们在家乡父老高呼万岁的欢呼声中被送往前线。日俄战争30多年后，日本具有实战经验的军人已经很少，但这帮被派往上海的士兵和大部分日本人一样，也是瞧不起中国人的，认为中国军队不堪一击，所以他们这次来，抱的是种观光旅游的心情。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完全出乎他们的预料，已经娶妻生子的预备役人员，谁也不愿意冲出掩体去拼命，为国捐躯的机会不妨让给特设军团的指挥官，结果特设军团的军官阵亡率挺高，战局却没有突破。直到11月5日陆军派遣部队在杭州湾登陆，上海守军腹背受敌，日军才终于取得优势，并于11月12日占领上海。上海一战，中国守军伤亡10万，日军投入兵力9万，其中阵亡者1万人左右，伤者3.1万人，阵亡率超过10%，比日俄战争中的日军阵亡率还要高。
上海战事结束，华中方面军兼上海派遣军司令松井石根说服陆军中央直趋南京，意在迫使中国投降，弥补未能迅速赢得上海之战的过失。不过，日军部队经上海苦战，早已疲惫不堪，本来期待的回国休假机会化为泡影，作者认为，随后的部队纪律失控，和士兵的情绪失控相关，这有点故意低估了日军多年来受的皇国教育的作用。进攻南京的作战计划本是临时决定，补给物资跟不上，成建制的部队开始沿途掠夺农作物和家畜，甚至抢劫财物，烧毁房屋，强奸妇女，杀害平民，对此许多军官基本采取了默许态度。日本没有加入1929年的《日内瓦公约》，士兵也完全没有按照国际化对待战俘的意识，1937年12月13日占领南京后，大量战俘被屠杀，加上平民，被日军杀害的人数达30万人，这就是南京大屠杀。南京大屠杀在全球被广泛报道，导致欧美各国反日情绪高涨。作者提到“日本国内关于此事的报道被禁止，一般民众甚至并不知情”，恐怕并非如此，比如1937年12月13日，日本《东京日日新闻》就报道了日军少尉向井敏明和野田毅进行的杀人比赛，当12月10日进攻紫金山之际，两人杀人记录已达105人及106人。1938年3月号的《中央公论》刊载了石川达三根据实地采访写成的小说《活着的士兵》，主要目的虽然是描写士兵的辛劳，但也涉及了日军的残暴行为。估计是从杀人的狂欢中回过味来了，内务省查禁了这一期刊物，石川达三和主编也被判处有期徒刑，缓期执行。
战争的氛围充斥日本社会，不少人在战争中获得了好处，社会整体氛围还算乐观，军需景气也带来了娱乐业的繁荣，1940年由东宝拍摄，长谷川一夫和李香兰主演的悬疑爱情电影《苏州夜曲》获得空前成功。李香兰当时活跃于“满洲国”，被认为是会说日语的中国人，事实上她本名山口淑子，是个中文极佳的日本人。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日本的好日子很快就到头了，1945年日本投降，盟军占领日本直到1952年。在被占领期间，日本以民主化为前提开始了重建，到1956年，人民生活基本恢复到了战前水平。
1978年，时任中国副总理的邓小平访日并与昭和天皇见面，天皇向邓小平表示，过去日本的种种行为是错误的，并道了歉，这让对方颇为惊讶。1988年4月，昭和天皇在出席记者招待会时表示：“虽然之前的战争是自己最糟糕的回忆，但是希望民众不要忘记那场战争，保护好和平。”1989年1月7日，昭和天皇去世。
作者指出，虽然昭和天皇并没有积极主张或是主导使用战争手段来解决国际问题，并在日本走向毁灭的时候决定投降，但是，他作为当时日本的最高领导人，虽然并不情愿，却依然认可了军队和政府使用武力解决问题的意见，并且为了避免无条件投降而赞同“一机讲和论”，导致战火进一步蔓延，人民受到更多伤害。在晚年，他也曾经对身边的人吐露因为不断被追问战争责任而备受压力。总体来看，虽有反省，作者昭和天皇的战争责任主要还是取回护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