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雷登（1876年6月——1962年9月），美国基督教长老会的传教士，成功的教育家和不成功的外交家。因为创立燕京大学而在中国声名鹊起，又因为担任美国驻华大使而变得声名狼藉。
1876年，司徒雷登出生于中国杭州的天水堂教士住宅，父母都是早期到中国传教的长老会传教士。由于长期生活在中国，他自小接受了中国的传统和文化教育，尤其与杭州结下了不解之缘。

1919年初，司徒雷登从南京北上抵达了北平，会见了即将合并的协和大学和汇文大学有关人士，还召集了蔡元培等著名学者组成校名委员会，最终决定以“燕京大学”为新学校的校名。揭牌后，司徒雷登走马上任成为燕京大学的首任校长。
新成立的燕京大学听起来非常“高大上”，实际上却规模很小，在校学生不足百人，师资力量严重短缺。面对如此的窘境，司徒雷登显得忧心忡忡，多次往返美国进行募捐筹款，终于缓解了燃眉之急。
有了经费后，司徒雷登决定给学校另选一处新的校址，选中了清华园西边的一块地。此处原先是满清王爷废弃的园地，如今已经辗转到了陕西督军陈树藩的手中。经过他的不懈努力，终于以6万大洋的价格购入，再加上陆续买进的周边荒废地，使得燕京大学的新校址比原来大出数倍有余。
经过了数年的建设，燕京大学新校园内融合了中西文化，犹如宫殿一般富丽堂皇和庄严肃穆，倾注了司徒雷登的无数心血。在1929年迁入了新校址时，他不无得意地表示:凡是来访者，无不称赞燕京大学是世界上最美丽的校园。
在司徒雷登的积极穿梭和不懈努力下，美国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都同意燕京大学与哈佛大学合建了著名的“哈佛燕京学社”。在增强燕京大学国际知名度的同时，更促进了中美之间的文化交流。
短短两三年间，燕京大学就一跃而起，成为了中国学术水平最高的教会大学和中国最顶尖的大学之一。毫无疑问，它成为了中国当时规模最大、质量最高、环境最美和氛围最好的高校。

随着“九一八事变”的爆发，日本发起了侵华战争。作为校长，司徒雷登亲自带领燕京大学的师生走上街头进行游行，在队伍最前列，他一边行走一边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1934年，就在司徒雷登赴美进行募捐期间，得知北平的许多高校都准备组织罢课以反对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他立即返回中国并宣布燕京大学也将积极参与这次爱国活动。面对一些人的不理解，他公开表示:有人问我，燕京大学的学生是否也去南京请愿了？我们答复“是”，如果此次燕大学生没有参加请愿，那说明这些年来我的教育就完全失败了。
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占领了北平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联合迁往西南大后方，组建了“西南联合大学”，而司徒雷登领导的燕京大学却选择继续留在北平。虽然凭借自己美国人的身份，日军对他有所忌惮，但仍然经常逮捕燕大的师生。
对此，司徒雷登积极出面斡旋，不断奔走于美国领事馆和日军司令部之间。他曾经这样表示:
北平沦陷期间，我的学生在参加爱国活动之后，每次回校总会兴奋地告诉我，他们是如何用实际行动来报效祖国和人民的。这使我感到十分欣慰，因为他们已在身体力行燕大的校训“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

1941年12月，随着日军成功偷袭珍珠港，美日之间终于开战，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了。此后，日本也不再顾忌美国的反应，早就对司徒雷登和燕京大学心怀不满的日本宪兵队闯进燕园大肆逮捕了数十名的爱国师生。
正在天津为学校募捐的司徒雷登也立即遭到了逮捕，还被押回北平进行监禁，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才被释放出狱。在四年的监禁生涯中，他完成了前半生的自传，还在出狱后整理成了《在华五十年》一书。

1946年6月24日，马歇尔导演的“国共两党和谈”终于宣告失败，中国内战爆发了。不久，美国政府正式任命已经70岁的司徒雷登出任驻华大使，希望利用他在中国国内的影响力为美国政府服务。对此，司徒雷登也心知肚明，他曾这样表示:
马歇尔之所以把我拉进他所致力的建立联合政府的事业，是由于我享有自由派美国人之声誉，对全体中国人都心存友好，以及并无对任何派别和思想学派的明显偏爱。
可惜，由于司徒雷登从未有过从政的经历，他的外交经验几乎为零，在大使的位子上干得远不如他在校长的位子上那么出色。甚至于，他在很多问题上都搞得自己里外不是人，无论是美国政府还是南京政府，都对他颇有微词。
自以为自己很了解中国，可司徒雷登还是错了！他坚信，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是中国的合法政府，而且也是唯一能抵抗共产主义的政府，可事实证明并非如此，他辛苦塑造的“爱中国也爱美国”的形象开始迅速崩塌。

1930年代，燕京大学已然成为国内顶尖的大学，学术上奠定了与清华北大比肩的地位。当时的燕大已经享誉国际而跻身于世界一流大学之列。1952年院系调整，燕京大学被拆分，并入清华、北大、政法大学和民族学院等大学。一代名校就此消失。

说一下1952年院系调整的背景
建国初期，我国全面仿效苏联，高等教育领域也没有例外。
私立高校全面退出历史舞台，国家确定俄文为“第一外语”，清华大学首创的专业俄文阅读速成法被广泛推广，在全国高校掀起了学习俄文的热潮。
院系调整之所以能够“雷厉风行”，是整个意识形态及社会氛围在支撑，包括大学里的思想整顿，也包括不容置疑的“向苏联学习”。那时候的教育目标一个是要求政治正确，一个是着重培养专业人才——学习苏联培养重工业人才，还有一个就是要生产劳动。
多学科的综合性大学在高校中所占的比重，由1949年的23.9% 降至1952年的10.9%。一大批历史悠久的优秀的综合性大学失去了应有的价值和地位，被改为工科院校。
大力发展独立建制的工科院校，相继新设钢铁、地质、航空、矿业、水利等专门学院和专业。人文社会科学由于与紧迫的工业化建设不直接关联而遭到否定，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被停止和取消。此后，一大批社会学学者或者转行民族学，或者遁入图书馆做资料员。南京大学的著名社会学家孙本文去了地理系搞经济地理，曾任金陵大学社会学系主任的柯象峰到外文系当了普通教师。清华大学的社会学系教授史国衡则完全脱离了教学岗位，在学校担任总务工作。正如祖庆年先生所说，院系调整后“哲学系竟失去了存在的余地”。
对于人文社会学科来讲，院系调整不啻为一场灾难。
由于照搬苏联高校系科设置模式，使原有的一些素负盛名的综合性大学程度不等地有所削弱。如解放初期的南京大学曾有文、法、理、工、农、医、师范等7个学院共42个系科，院系调整后仅保留了文、理方面的13个系，其中心理学系自1952年后即未再招生，仅有其名而无其实。尽管通过院系调整，南京大学新建了天文学系，加强了地学类和外国语言文学类系科，但人文科学领域的哲学系，社会科学领域的经济、法律、政治等颇有特色的系科或者被调出，或者被撤销，影响了学科的更新发展与人才培养的质量；同时，还妨碍了以后高等学校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开发研究的结合。不能不说是院系调整中的一个失误。

时间到了1966年，也就是院系调整的14年后，又红又专的高等教育路线再度升华，高考直接被取消，中断了四年大学招生，从1970开始取而代之是各地革委会（无产阶级革命委员会）推荐入学，录取的唯一条件是政治合格。
从1966年大学停止招生到1977年恢复高考的10年间，全国高等院校共招收了94万基于推荐制的大学生，统称为“工农兵大学生”。

司徒雷登在中国度过半生，回到他的故国，既无亲人，又无社保，以将近八十岁的高龄也没有人会雇用他。

仅在回国三个月后他就中风卧床，失去了自我照顾的能力。而他的妻子早在二十多年前就于北京病逝，司徒雷登无人照顾，全靠美国一家慈善机构的资助勉强度日。

1955年8月1日，司徒雷登留下遗嘱：“我指令将我的遗体火化，如有可能我的骨灰应安葬于中国北平燕京大学之墓地，与吾妻遗体为邻；我并指令，如果此种安葬证实不可能，则上述骨灰可安葬于其他任何地方。”——如果不葬在燕京大学与妻并骨，那么葬在何处，对他而言都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