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栩

（作品：《布达佩斯往事：冷战时期一个东欧家庭的秘密档案》，［美］卡蒂·马顿 著，毛俊杰 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4月）

按照通俗的认识，一个人入狱、判刑，必定是犯了罪，才会遭此厄运。然而，人类中仍然有相当部分的人群曾经戴着囚犯的枷锁，在“刻意搜寻自己的罪过”。他们不明白自己到底犯了何罪，因此陷入自我折磨的反省里。“反省自己做过的一切，从而找出国家处罚他的理由”。而这，正是代表国家的那个当局的最终胜利。

在这个胜利面前，囚犯会一再的反躬自问，直到迷失心智的彻底崩溃。崩溃带来发自心底的绝望，会让意志坚强之人沦为丧家之犬向当局露出摇尾乞怜的可怜相。这样的可怜相差一点在安德烈·马顿身上再一次印证当局百试不爽的高压手腕。

因为孩子是马顿的弱点。经过一系列有预谋、有组织的监视以及告密者细针密缕的报告，当局令人厌恶的象征——秘密警察，认为已扼住了令马顿俯首贴耳的命脉。殊不知，正是孩子撑起了马顿挑战强权、反抗当局的勇气。这股勇气具体反映在马顿同秘密警察斗智斗勇的周旋上，持续二十年，成为他和妻子生命中的插曲，用这种淡然的姿态稀释了令人闻之色变的恐怖。

“稀释恐怖”是马顿和妻子在受到秘密警察和告密者包围的日子里做人的基本准则。它保持了人的尊严，也给年幼的孩子们留下了父母自尊、自爱的童年印象。所以，长大后卡蒂的记忆里，父亲风度翩翩，母亲优雅迷人，在阴霾密布的1950年代的匈牙利，是一对招摇于街头，让别人艳羡不已的特殊的夫妇。这对夫妇中的丈夫因为“对政府定为国家机密的东西表示兴趣”，而被秘密警察建立了长期的档案。可在熟识马顿的朋友们眼里，他不过是一名直言不讳的人，写出了许多真相罢了。

这就是卡蒂长大之后，通过阅读匈牙利秘密警察的档案，重建的关于父母的形象。父亲，安德烈·马顿，美联社通讯记者，因为报道真相，成为秘密警察的眼中钉。母亲，伊洛娜·马顿，合众社记者，在丈夫的说服下加入合众社，完全出于人性层面上的考虑。对“美国新闻人”魅力四射的生活的欣羡，让伊洛娜在回忆里不加掩饰的表露出自己对待“生存”和“生活”两者难以调和的矛盾心理。多了一份来自国外的薪金，马顿夫妇不仅能更好的维持自己一家的生活水平，还多了一个能给自己提供保护的强大的新闻组织。实际上，伊洛娜尽管对重大事件有着敏锐的观察和机智的评论，却不是作家，因此，同时供给美联社和合众社的新闻稿件皆出自丈夫之手。这就使得作为父亲的马顿在卡蒂的重建下形象更为丰满。

当然，这是秘密警察以及忠实于它的告密者们无法探知的隐密。这一隐密让马顿的形象丰满，却难以令卡蒂重建出父亲具体、可感的仁慈与关爱。这就需要在当年告密者的监视记录里寻获一个男人在孩子面前的细腻和耐心，它们共同塑就了伟大的父爱，别致而讽刺。

卡蒂的讽刺恰到好处的将秘密警察和告密者们戏耍了一番，同时揭示出告密者的监视记录有着难以想象的精确。它不仅给秘密警察提供了一份对“敌人”精确到细节的翔尽的跟踪报道，还在很久以后的某一天成为阅读档案的卡蒂还原记忆的有效方式。

循着卡蒂那亦庄亦谐的讽刺的文字，拥有关于父母的大部头档案是否应该感到骄傲是个无解的问题。阅读档案的过程里卡蒂所生发出的心灵的颤抖正好说明了恐怖随着岁月的流逝延续了摄人魂魄的力量。这力量让恐怖不会真正消亡，它会在对沉渣残余的追逐中唤醒全面复苏的一刻。

这是恐怖的真谛。除了肉体的施虐，对所谓的“敌人”加以精神的折磨是让其丧失自我尊严的长效的手段。卡蒂从父母的档案里读出了颤抖，也读出了令自己担惊受怕的内容。虽说那些内容已成为历史，重新回顾的过程仍然能感受到一股砭骨的森然。同森然相对应的，则是让卡蒂欣慰的出自秘密警察的真实记录，“审讯期间，安德烈·马顿没有揭发一名匈牙利公民”。刻板的文字反映出秘密警察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这不是尊重事实的记录，而是对“翔尽”和“精确”机械式的复制。卡蒂从中看到了一个勇敢的父亲，他热爱生活，兴趣广泛，重视享受，却能守住最后的道德底线。这种勇敢不同于过于理想化、浪漫化的“无畏无惧”的勇敢。它允许软弱，允许迷茫，甚而允许囿于逃避一切的幻想，仍然坚持“不出卖，不背叛，不当告密者”。卡蒂因此对秘密警察心存感激，因为档案让她认识到父亲的勇敢正是良知的确切反映。这在讽刺的角度而言，秘密警察的档案恰是见证良知的历史文献。故而，《布达佩斯往事》成书后，卡蒂想将其题献给匈牙利秘密警察，以感谢他们用巨细无遗的监视记录帮助自己重新认识了父母。卡蒂的这一想法遭到了丈夫理查德的反对，“他担心有些读者可能会误读其中的讽刺”。

讽刺是卡蒂从父亲那里继承而来的写作本领，这一本领让文字里的锋芒变得不再引人注目。或许，只有具备一定领悟力的读者才能藉由卡蒂的文字发出会心的微笑，因为她的谐趣与调侃，将一个家庭曾经在恐怖中度日如年的窘境以轻松的方式呈现，这让制造恐怖的始作俑者犹如跳梁小丑般的在历史的展示台上曝露出无法掩饰的丑恶。

马顿夫妇对真相的报道，令自己置身于一个危险的境地。但他们不像其它匈牙利人，常常不明不白的消失，被人带走，从此下落不明。似乎有某种东西或某个人在庇护他们。即使被捕判刑，秘密警察官员也以老练的手法将马顿一案同国家利益挂钩，对其做出模棱两可、但肯定进退有据的定论。卡蒂总结到，这全赖父母作为一种“有用的资产”成为秘密警察看风向行事的筹码。

拉科西执政时，马顿因为深受美、英、法等外国人的欢迎而显得自身格外珍贵。为了掌握西方世界更多的动静，尤其是美国人的动静，秉持“拉科西愿意再等一等”的意愿，秘密警察给予了马顿夫妇暂时的自由。这样的自由以有人尾随为特点，在马顿夫妇周围织就了一张人员纷繁、庞杂的告密网。餐馆侍应生、理发师、邮递员……，皆是这张告密网上细密的针脚。他们组成了一个无孔不入的“治安志愿者”队伍，在对他人生活的渗透和窥视下，逐渐转变成秘密警察忠实的帮凶。

就在这些帮凶的簇拥和尾随中，马顿夫妇频繁的同美国外交官和新闻人宴饮、游乐，交换对时局的看法和意见，然后报道、发稿，毫不在意周围那些平庸一如邻人的告密者。这种豁达的境界，正是一笔宝贵的遗产，它滋养了卡蒂宽厚的胸怀。《布达佩斯往事》里，卡蒂在阅读父母的档案之初就受到一个善意的忠告：不要评判他们，只能评判这个制度。这里的“他们”，当指告密者而言。他们不值得评判。当指责和批评加之于这些告密者之上，也就等于将他们从历史的垃圾堆里挖掘出来，又一次粉墨登场的尽享作为一个恶棍给他人带去恐惧和颤抖的快感。这些早已变成齿轮的个人，在新的历史时期，“已经无关紧要，何必自寻烦恼？”

直面历史的卡蒂，不屑于对秘密警察、告密者以及滋生这朵“恶之花”的那个 政体作出饱含历史感的评判。她惊奇于父母移民美国后的遭遇，更从父母的遭遇中感受到人类亘古不变的情感——爱与尊严——对父母携手一生的支撑。

拉科西的时代终结之后，匈牙利当局意识到，一旦马顿夫妇离开熟悉的土地，就远离了获得第一手资料的机会，从此也就不会再产生出更多关于真相的报道。因此，马顿夫妇申请前往美国的签证几乎毫无悬念的获准签发。这一对“有用的资产”因为在拉科西时代被判刑所获得的声名，来到美国后，成为一些众议员谋取声誉的“理想的工具”。同时，也顺理成章的成为联邦调查局的监视对象。匈牙利秘密警察紧跟其后，不遗余力地制订了一项异想天开的招募计划，招募马顿夫妇中的任何一人为告密者。

在这复杂多变的生活浪潮中，马顿“置家人于职业之上”，巧妙的同各方周旋，平衡监视者和招募者施加于己的压力。这种压力其真实的内核透露出一个足以令人沮丧的信息，马顿夫妇终其一生，在故国匈牙利，一直被当作“人民公敌”来对待，定居美国，“他们也没得到美国人的全部信任”。可档案却让一个有尊严的马顿血肉丰满的活在女儿卡蒂的重建之下。

重建，让卡蒂还原出真实的父母。他们有着人性中复杂的一面，很少黑白分明。而这，正是普通人的面目。只是，与普通人相比，尊严是马顿一生的凭依。凭借作为盔甲的尊严，马顿活得超脱、镇定、警觉。除了为获取自由而付出的不突破道德底线的代价以外，没人能使他屈服。

（全文完。作于2021年11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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