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城记忆之二十三：
三峡省：一个远去的梦


在共和国建设史和行政规划史上,曾短暂出现过一个很有意思的省份:三峡省。宜昌,作为三峡省的省会所在地，也曾因此燃起过绚烂的梦想。由于机遇和工作关系，我曾目睹了三峡省筹备、兴起、运行到最后停摆、解散的几乎全过程。
上世纪80年代初，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鼓舞和推动下，百废待兴的中国大地出现了热火朝天的经济建设高潮。由此带来的能源瓶颈紧缺的局面，又将三峡工程这个中国人百年来的梦想推进到国家高层决策面前。
1980年7月11日，时任中共中央副 、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从重庆乘坐“东方红”32号轮顺江而下，专程就三峡工程建与不建的问题进行实地考察。陪同考察的还有时任湖北省委书记的陈丕显、四川省省长鲁大东等，考察时，小平同志向陪同考察的我国著名水利专家、时任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副主任魏廷铮提出了很多问题，如坝址选址、移民、对生态环境影响等等。7月12日，小平同志一行抵达宜昌。那一天，身穿洁白短袖衬衣的小平同志冒着高温酷暑，兴致勃勃地视察了葛洲坝工程上游围堰淤堤，察看了正在兴建的三号船闸最底层，考察了安装中的巨型闸门，观看了葛洲坝工程电动模型，看望了挥汗施工的建设者。一路上，小平同志看得很具体，对工程建设质量，他尤为关注。
7月12日，在武汉东湖宾馆，邓小平同志不顾连日行程的疲劳，与中央主要负责人具体商谈了三峡工程建设问题。小平同志从三峡工程的防洪、航运、发电三个方面谈了自己的一些思考，他认为：三峡工程对长江的航运影响并不大，对生态的影响也不大，但对防洪所起的作用却很大，发电效益很大。他最后说了一句：“轻率否定搞三峡不好”。
1980年8月，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专题研究三峡工程建设问题，并作出决定：“关于三峡建设问题，由国家科委、建委负责，继续组织水利、电力及其他方面的专家进行论证，提出意见。”
1984年2月17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在中南海召开会议，专门研究三峡工程。会议还对有关工程建设和移民的管理机构进行了筹划，决定成立国务院三峡工程筹备领导小组，筹备“三峡特别行政区”和三峡开发总公司。7月3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第147次会议在北戴河召开。时任中共中央 胡耀邦主持了这次会议。在此次会议召开之前，水电部党组向党中央、国务院建议，将原来议定的“三峡特别行政区”改为“三峡特区”。这个建议，在此次会议上获得与会者的赞同。为加快三峡地区的建设，妥善解决三峡库区移民问题，会议“决定成立三峡特区，特区政府直属国务院领导，川鄂两省凡有移民的地区，划归三峡特区政府管辖”。
1984年9月18日至21日，在北京召开的国务院三峡工程筹备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上，传达了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关于成立“三峡特区”的决定。这次会议对“三峡特区”的范围、组建工作以及三峡工程施工准备和三峡工程科研等问题，提出了原则性的意见和贯彻执行措施。此外，会议还对中国三峡开发总公司的任务、职权、体制提出了意见。
1984年10月26日，在国务院第47次常务会议上，与会者再次研究三峡工程问题，建议将“三峡特区”改名为“三峡行政区”并决定成立“三峡行政区”筹备小组。会后，又有人研究了宪法，说上面没有设“行政区”的说法，于是，水电部党组几经商讨，两次向党中央、国务院建议组建“三峡省”。 从“三峡行政特区”、“三峡特区”到“三峡行政区”、“三峡省”，一年时间，连续改名四次。真是好事多磨，最终，筹建“三峡省”的建议得到了中央领导的赞同。
1985年2月8日，备受海内外人士关注的“三峡省筹备组”在北京正式成立。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鹏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到会祝贺。
1985年3月4日，中共中央以中发〔1985〕4号文件的形式，向各省、市、自治区颁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成立三峡省筹备组的通知》。
1985年4月15日，“三峡省筹备组”在湖北宜昌市桃花岭饭店正式挂牌亮相。宜昌几千年的历史中，在宜昌几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筹建省一级政府，无疑是开天辟地第一次。宜昌城里张灯结彩，一派喜气。宜昌地、市为“三峡省”的筹建腾出了最好的房子，抽调了最强的干部，创造了最好的环境。1985年4月初，我从当时的宜昌地区化工厂被抽调到三峡省化工厅筹备组。当时化工厅筹备组人员以宜昌地区化工局和宜昌市化工医药局抽调人员为主，办公地点设在宜昌地区化工局办公楼。筹备组组长为时任化工部规划设计院院长尹仪民，一个温文尔雅的学者型领导（尹院长后来给宜昌化学工业的发展给予了极大的帮助，那是后话），副组长是化工部矿山局副局长徐德诚，一个风风火火的实干家。
1985年 7月6日，“三峡省筹备组”以三峡筹字〔1985〕37号文件的形式，正式向国务院报送了《关于三峡省省级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方案的报告》。
“三峡省”筹备工作的顺利进行，使得宜昌骤然成为中外关注的热点。按“三峡省筹备组”办公室1985年6月9日编印的一份《筹建中的三峡省简况》中获得的最权威资料：
“三峡省”辖湖北省宜昌市、宜昌地区、恩施地区巴东县、四川省万县地区、涪陵地区，省会宜昌市。三峡省总面积84213平方公里，全省大体为“八山半水一分半田”。总人口1759.65万人。1984年的工农业的总产值为89.82亿元。在全国，人口名列第24位，排在新疆、上海、北京、青海、天津、西藏之前；工农业总产值名列第27位，排在青海、宁夏、西藏之前。是一个典型的“小省”“穷省”。
三峡地区究竟穷到何种地步？1985年初，三峡省筹备组组长、水电部副部长李伯宁上任不久，便带人翻山越岭实地考察。我们化工厅筹备组也安排人员参加了考察调研。通过对大量贫穷落后的客观事实的调查，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穷得可怕，穷得触目惊心，也叫贫病交加，我没见过这么穷。”
此时，李伯宁做了一件当时轰动中南海、至今仍为三峡人感慨不已的事情。
为了让中央领导和更多的人士了解三峡地区的真实情况，也为了赢得上上下下对三峡地区脱贫致富的理解与支持，他组织了一干人马在宜昌至重庆的峡江两岸日夜兼程，爬山涉水，拍摄了一部真实反映三峡地区人民贫病交加情景的电视片《穷山在呼唤》。
1985年的年底，党中央在北京召开农村工作会议，李伯宁以“三峡省筹备组”组长的身份出席大会。在李伯宁的恳求下，主管农业的副总理田纪云让出席会议的党委书记、省长、部长们观看了《穷山在呼唤》。
紧接着，李伯宁又组织人马赶制了80余部《穷山在呼唤》，送给中央领导人以及民政部、水电部、卫生部、农业部、林业部等部委负责人。
会议结束之后，国务院专题研究了三峡地区扶贫问题，这引起了中央各部委以及全国各地对支援三峡的普遍重视。国家财政部、卫生部、环保局等部门纷纷解囊相助，全力支持三峡地区脱贫致富与防病治病。
也就是从这一年开始，国家每年就为三峡库区投入2000万元，进行开发性试点移民。到1992年为止，国家仅此一项就为三峡库区投入近5亿元。
在三峡省化工厅筹备组，我分到计划处工作，那时各方面工作刚起步，千头万绪，十分繁忙。1985年冬，我代表三峡省化工厅到山东烟台参加1986年全国化工计划会议，记得到了会议报到处，接待小姐拿着我的介绍信楞神了半天，“三峡省？怎么有个三峡省？”在我的再三解释下，她仔细查看了参会单位名录，确认有个三峡省化工厅（筹），才没有把我当成骗子。那次会议，走到哪里都要自报家门，认真解释一番，真是万事开头难啊！回程时经过北京，想到如何解决当时宜昌磷化工产品出口外贸难题，就硬着头皮去建国门外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申请拜访当时如日中天的业务部总经理王总。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是由邓小平倡导和批准，由前国家副 荣毅仁挑头，于1979年10月创办的当时中国最大的主管外贸出口和外资引进的国有企业，其办公大楼位于北京建国门外大街，31层（地面29层）、楼高101米，外表饰以深棕色玻璃马赛克，在周边低矮的浅灰色建筑群中，如鹤立鸡群，显得格外不凡，人称“巧克力大厦”。
在一楼接待大厅填写了访客登记后，我坐在墙角的沙发上，只觉得暖气很舒服，没作能被接见的指望，我们这种小办事员人家不可能见你。然而，不可能的事居然发生了，不一会就听到接待小姐叫“三峡省化工厅的余先生，请到xx楼xxxx号房间”，我一听乐坏了。在礼仪小姐带领下我终于见到传说中的王总。这位开国上将的大公子居然很随和，我正襟危坐，准备汇报黄磷出口的问题，他话锋一转，问到：三峡省真那么穷吗？谈话间我才知道，他刚刚看了李伯宁送交的《穷山在呼唤》，一听说有三峡省那边来人了，就赶紧通知见见。我告诉他，我们厅也派人参加了实地考察，有些情况比电视片反映的还要困难，因为有些村根本没有路，去不了。他听我说后，沉思了好久，然后眯缝着眼睛望着窗外熙熙攘攘的车流人群，沉痛地说：解放这么多年了，居然还有这样穷的地方，我们都不知道。说轻了，是官僚主义，说重些是严重的失职啊！
这次接见，虽然没有解决实际出口的批量问题（因为当时我们能拿出的量太小），但这位手握重权的哈军工高材生，其着眼于国际国内大形势的思维方式，以及强烈的家国情怀还是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临走时他还递我一张名片，叮嘱我有困难就给他打电话。他后来一直官运亨通，最后做到了中信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可惜，天不假年，2019年6月，他因病逝世。祝他天堂安息！
这次在京还发生一件趣事，我住在和平里化工部招待所，由于厅里经费紧张，出门时，带的钱少，结账时发现房费不够，那几天北京大雪，我天天窝在招待所，等厅里汇钱来，哪都不敢去（没钱呀！），反正在招待所还可以赊账吃饭。后来厅里钱总算汇到了，结账时前台那位小姑娘还善意地调侃我：没见过这么穷的化工厅，你幸好是住在我们系统的招待所，如果住在外面，人家不把你赶出去呀！
那段时间，总的感觉就是人少事多，经费紧张还又老是开会、出差，忙得不亦乐乎，但心情特兴奋，总觉得是在干一件今后可以载入历史的大事。
1986年3月，化工部在无锡召开八六年化工产品交易会，我提前先去了安徽合肥。因为当时宜昌黄磷生产遇到一个大的瓶颈制约就是主要生产配件电极棒紧缺，合肥铝厂是当时国内比较大的电极棒生产厂家，想去寻求一点货源。铝厂在合肥郊区，是一个因厂形成的小镇。那天在厂子里谈的还比较顺利，人家一听说是新成立的三峡省都报以支持。傍晚时分，初春天气已经擦黑，冷风嗖嗖，在返回铝厂招待所的路上，前面突然出现几个人影，领头一个额头上还挂着一副茶色的太阳镜，他突然对我喝到：“外地来的，放点零花钱！”我有些紧张，那时没有银行卡，出差都是带现金，最大面额10元，我们称之为“大团结”，几百元就好大一叠。心想这下麻烦了，正踌躇间，听到后面传来脚步声，转身一看是刚才见过面的铝厂物资供应处的小黄等三人，他们也认出了我。只听小黄大声呵斥：“又欺负外地人了？”打劫的几个一看是小黄，连声说：“不敢、不敢！”说完就飞快地溜了。合肥铝厂是个大国企，在当地势力很大，小流氓们一般都不敢招惹铝厂。我向小黄等表示感谢，并说：晚饭时间了，大家如不嫌弃，找个地方喝点小酒。跟随小黄的一位爽朗地说：蛮好蛮好，就去东南大酒楼。我一听有点头大：我的天，东南大酒楼，什么层次的消费呀？但还是表现极为热情。不一会，到地了，一见是一间路边的2层小屋，还有些破烂，但门前确确实实竖着一人多高的大招牌：东南大酒楼。一看就是一个由住房改建的乡间小酒馆，亏得老板取了这么玄乎一个名字，差点吓坏胆大的湖北佬。这餐酒喝得特别痛快，四个人喝了两瓶“古井贡酒”，结账时小黄还坚决不让我付钱，他抓住我的手：“兄弟，给我点面子，我在这个店可以签单！”真是坏事变成好事，我俩后来成了好朋友。
合肥是个古城，人称“三国故地、包拯家乡、淮军摇篮”。曹操是安徽亳州人，合肥至今还留有不少和曹操有关的古迹，比如教弩台、逍遥津。几天后，我还去了教弩台，即兴写了一首诗：
教弩台上忆曹操，逍遥津里意气骄。
可叹今日众僧侣，只解枯坐收门票。
作为一代枭雄，曹操也很能侃，赤壁之战，他本来只率军十几万众，却写信给孙权，说亲率八十万大军“将与将军在吴地打猎”，吓坏了东吴一干文臣武将。看来，“东南大酒楼”的老板还真有一点其乡人曹阿瞒之遗风。
1986年5月，化工部在河南安阳召开八六年下半年统配产品订货会，行前，我拿着拟好的订货报告清单向化工厅筹备组长尹院长请示，他看了报告，沉思好一会说：先报上去，如果部里有不同意见，不要争，看看再说。我有点诧异，但也没多想。那时，虽然也听到不少三峡省的负面消息，但总是想：成立三峡省是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下了红头文件的，不能这么草率地说不搞就不搞了吧？
记得1985年夏，一天晚上，我们在办公楼4楼纳凉聊天（我们当时住在4楼），尹院长曾感慨地说过：建设三峡工程、成立三峡省，这么大的两件事，现在好像就是李伯宁一个人在上上下下地忙，这有点不正常。我们没敢往深处问，只觉得他望着黑暗夜空的眼里有着一种不可言说的忧虑。
我们后来才知道，当时反对建立三峡省的声音不小。最厉害的是1985年3月，全国政协六届三次会议在北京举行，有些政协委员对三峡工程提出了反对意见。从20世纪50年代起就反对上三峡工程的著名反对派代表李某，再次上书中央，语气则更为过分，说：“秦始皇筑长城，隋炀帝修运河，都没有好下场。现在领导要修三峡，也不会有好下场……”一时间，山雨欲来风满楼。海外也对此作出了迅速反应。香港一些媒体争先恐后地对三峡大坝所带来的隐患作了报导。美国《工程新闻记录》发表文章，对三峡工程的“150方案”大加指责。还有个美国人布拉光韦尔斯断言说：“中国建设如此巨大的大坝将严重影响生态环境，毁杯文物古迹，造成巨大债务。”
会后，全国政协常委、政协经济建设组组长孙越琦不顾92岁高龄，亲率9位平均年龄超过70岁的政协委员奔赴四川，从重庆顺江而下，对三峡库区进行了长达38天的实地考察。然后，他向党中央呈送了一份题为《三峡工程近期不能上》的调查报告。不久，中央统战部在京召开党外人士会，孙越琦等老先生对此“再谏不讳”。
与此同时，重庆市一份打到国务院的报告，更是引起上下关注。
这份报告提出：“三峡大坝150米方案回水末端在重庆以下的洛碛与忠县之间，使重庆以下较长一段天然航道得不到改善。”因此，重庆建议三峡工程正常蓄水位提高到180米，以便使万吨级船队可以由武汉直达重庆，使川江真正成为连接西南和华中、华东的黄金水道。
重庆市建议的“180方案”与国务院1984年原则批准的“150方案”有明显差距。这水位一变，不仅使投资增加55亿，移民人数也陡增了72.19万人。显而易见，这不是一件小事。
党中央、国务院对重庆市的建议相当重视，特意委托国家计委、科委对三峡工程的水位问题再作进一步论证。
到底如何决策？国务院决定1986年5月再到三峡库区进行一次考察，然后作出最后决定。
参加这次考察的有国务院主要负责人、以及国务院副总理李鹏，全国政协副 王任重和十几位部长，队伍可以说是浩浩荡荡。
这次考察的目的，是在一片反对声中，研究决定三峡工程是进还是退？和三峡工程连在一起的“三峡省”是筹建，还是撤销？进，马上按中央国务院决定的150方案迅速开工，“三峡省”也加速筹建，并按已经批准的计划单列正式运行，开始正式移民。这里还有个要不要提交全国人大讨论通过的问题。建国以来，全国修建了几万座水库，没有哪一个大工程是通过人大讨论通过的。这次反对兴建三峡工程的不只在政协，也有部分人大代表对此表示疑虑，或持不赞成态度，因此，要不要通过人大？
国务院主要负责人带大队人马先到湖北神农架，然后过兴山、秭归到万县。李鹏带着钱正英、李伯宁等人先乘火车到四川达县，然后乘汽车过梁平、忠县，到万县与国务院主要负责人汇合。
1986年5月29日，两路考察队伍在万县汇合，然后乘船来到宜昌。在长江的一条游轮上，当时的国务院主要负责人明确表态：“中央有中央的难处，各方面反对意见很强烈，看来三峡工程要重新论证一下，三峡省也缓建为好。”
回到北京，国务院主要负责人特意将此次考察三峡的情况及想法向邓小平作了汇报。邓小平过去对三峡工程有自己的明确态度，听了国务院主要负责人的汇报，他讲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
如果技术、经济上可行，还是应该上。上有政治问题，不上政治问题更大。
多少年后，回头看邓小平这几句话，无疑是一个大政治家的睿智和气魄，28个字泾渭分明，气势磅礴，这28个字有因有果，有本有末，很是耐人寻味。
但是，最不愿看到的事终于还是来了。1986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关于三峡论证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决定三峡工程缓建、撤销三峡省建省计划，设立“三峡地区经济开发办公室”。这就是后来被三峡省筹备组一些人戏称“六月雪”的15号文。
后来一想：也真有讽刺意味，1986年5月，当我还在为三峡省化工系统八六年下半年统配物资分配与化工部计划司领导反复讨价还价时，我们不知道，这做的都是些无用工。我们为之操心的实体，已经准备解散了。
1986年6月，三峡省筹备组开始了大撤退。我们这些抽调人员也按照“从哪里来回哪里去”的原则准备返回原单位，企业来的还好说，尴尬的是从机关来的。原来的位子早有新上的人了，现在是“两个萝卜一个坑”，麻烦大了。临分别时，化工厅筹备组全体人员特地到葛洲坝电厂合影留念。筹备组长尹院长望着葛洲坝大坝充满信心地说：无论三峡省建或不建，三峡大坝肯定会建的，因为这是历史的必然，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
1986年8月，三峡省筹备组全体人员撤退完毕。宜昌憧憬了一年多的省会梦终于渐行渐远，三峡省给宜昌市留下的唯一显著印记就是桃花岭饭店的高耸的新楼，原是准备做省委、省政府办公楼的。我也回到宜化，担任厂办公室主任，开始了向另一个梦想奋斗的艰苦跋涉。但是，在三峡省筹备组这一段生活和工作体验，对我以后的工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1989年下半年，我作为企业的经营厂长，曾对川东各县逐县作了一次拜访。在和当地县领导、供销社、生资公司负责人的交谈中，只要提及三峡省，几乎莫不表示惋惜。奉节县生资的吕经理告诉我：一开始听说要成立三峡省，他的顶头上司、年过半百的老供销社主任便额首称庆，说：这下多年的穷根可要拔掉了。后来，听到三峡省撤销的消息，这位老主任竟潸然泪下，连呼：这不可能！这不可能！
幸好，千回万转，历史还是遵从了民意。
三峡省解散六年后，1992年4月3日，第七届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1767票赞成、177票反对、664票弃权、25人未按表决器。历史按照自己的逻辑前行。这一天，宜昌又是鞭炮声四起。再2年后，1994年12月14日，国务院总理李鹏在宜昌三斗坪宣布三峡工程正式开工。1997年6月18日，重庆直辖市成立，虽然表面看没宜昌什么事，但其背后，仍有三峡省的影子。2003年10月，三峡工程第一台机组并网发电。2012年7月，所有机组顺利并网发电，三峡工程胜利竣工，浓墨重彩书写了中华民族历史乃至人类历史的一个伟大传奇。“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
历史，终归是由人民创造的。

2021.07.16.于宜昌

（本文有关三峡省建设的历史资料参考了宜昌日报范长敏等几位老师的著作《世纪回眸：三峡省筹建始末》，在此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