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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李子旸 李子旸 2022-01-04 19:55收录于话题#看中国110个#看历史102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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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接着说说群众路线-苏式计划经济这场路线斗争对应的社会矛盾。这就是广大民众和知识阶层之间的矛盾。



在中国，这个矛盾基本上是近代以来产生的新东西。在古代中国，这个矛盾不算突出，这主要是由于两个原因。



第一，古代农业社会，生产力水平很低，加之汉字、古文读写的艰深，知识阶层，甚至说识字的人，肯定不多。其他人呢，对此也没多大奢望——正如我们大家并不奢望能参加奥运会比赛。这样一来，自然矛盾不突出。



第二，唐宋以来，中国实行科举制。读书人有了正规的上升通道。事实上，能考中的幸运儿，数量很少，但因为有科举制在，广大读书人就有了一个不小的饭碗——开馆教书。自己考不上，但可以教别人家的孩子去考。大量落榜的书生，后来成了私塾先生。



客观上，这就产生了一个很好的社会效果——文化知识有可持续的“下沉”渠道。私塾先生成为国家教育的骨干和核心。通过他们，文化知识从知识阶层流传到社会各界。普通的农家子弟，也有机会具备基本的文化知识和伦理观念。这是科举制往往被人忽略的一大作用。



不必高估这种“下沉”渠道的作用，毕竟，农业社会的生产剩余很少，只能供养一小部分“脱产”知识分子。古代中国，大部分乃至绝大部分普通民众，仍然是终身文盲。重点在于，因为有“下沉”渠道在，社会保持了整体性，没有被撕裂为互相隔离的两部分，广大民众和知识阶层之间的矛盾，不突出。



清末，科举制被废除。文化知识的这个“下沉”渠道，也就无形中消失了。广大民众和知识阶层之间，开始出现越来越尖锐的矛盾和越来越深的鸿沟。



主要是近代以来新教育的兴起，造就了这个鸿沟。这是因为，新教育往往都是西化教育，地理上主要分布在沿海沿江的大城市，观念上则是当时英美主流的自由主义，和广大中国民众，无论是观念上内容上，还是资源投入上，都渐行渐远，直到格格不入。



问题是明摆着的。科举制下，人们投资让孩子们读书，水平高运气好的，能进入官僚集团，来个阶层跃升；水平不够运气不好的，可以当个私塾先生混碗饭吃。再不济的，在私塾里读两年圣贤书，背背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也能学到做人的道理，认识几个字，将来干农活做小买卖，都用得上。



没了科举制，有识之士兴办新学。这种新学，传授的往往是来自西方的社科和自然知识——新学总不能带着大家也读孔孟吧。这些知识，当然也有用，但前提条件是学生要接着深造，成为中学生和大学生，乃至出国留学；或者进入城市，从事工商业。



对于广大内陆农民来说，让孩子学这些知识，基本没用，纯属浪费。没有需求，也就不会有什么人像私塾先生那样深入乡村去传授西学。乡村地区，基本上还是原来的私塾教育。孩子们继续背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但因为没有科举的机会了，整体水平大幅下降。



这样一来，国内的广大民众和知识阶层，就成了互不相关、很少沟通融合的两种人。他们之间的矛盾，和城乡矛盾、贫富矛盾，乃至阶级矛盾，很大部分是重合的，是同一个大问题的不同侧面。



费正清在剑桥中国史中尖锐地指出：



“（中国那些）从国外回国的最高层的学者，往往是与世隔绝的知识分子。他们所受的训练是去教学生国外生活而不是中国的生活。他们通常缺乏是和中国农村生活需要的实地经验、思想、教科书和方法。在民国最初20年间，其结果是主要按照外国模式建立了高等教育，这样就扩大了精选的、外国化的上层社会精英与基本上仍是文盲的农村群众之间的鸿沟。”



1930年代，当时的国联组织了一次对中国教育的调查。在调查报告中，国联的人毫不客气地指出：



“（中国教育）使中国的人民群众与知识分子之间产生了巨大的鸿沟。前者是文盲，不了解国家的需要，而后者在奢侈的学校受教育，对群众的要求漠不关心”。



新中国就是带着这种鸿沟开始工业化、现代化建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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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旧中国知识阶层脱离民众的这种情况，共产党非常清楚。事实上，从延安时期开始，党就用各种方法和这种不良倾向做斗争。毛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是要求知识分子们努力和民众相结合，为人民服务，懂政治，有大局观，不要抱着英美那套自由主义、个人主义观念不放。



众所周知的是，从那时起到现在，有些知识分子对《讲话》一直口服心不服，或者干脆口也不服。他们认为，这是对高贵知识阶层的冒犯，是对知识创造干预。作为知识阶层，他们理应享有自由创作的空间。只有这样，才能让国家在文化知识领域更快更好地发展。



这些知识阶层忽略或者不理解的重要一点是：中国要想实现工业化或者现代化，仅仅依靠他们和少数精英，是不可能的。中华民国的历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到1949年为止，中国连个10万吨级的钢铁厂都建不起来。知识阶层或许创造出了美轮美奂的个人作品，但他们对国家现代化的作用，几近于无。



中国要想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必须也只能是全国人民共同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而脱离民众、孤芳自赏的知识分子，学术水平再高，在这项伟大事业中，也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新中国建立以后，这种矛盾和鸿沟，在国家发展道路上，就表现为群众路线-苏式计划经济之间的路线斗争。



苏式计划经济，高度依赖专业精英的作用。仅仅是那些没完没了的调查、统计、填表、总结、报告，就足以拦住大部分非知识分子。至于制定五年发展计划，在全国范围内平衡各种项目，保持生产建设的稳定和合理，更是需要高度专业化的知识，绝非“大老粗”们能胜任。



在企业层面，苏联则实行“一长制”，也就是厂长一个人说了算。当然，还有背后的整套科层制和等级制。之所以实行这种制度，就是强调“专业事交给专业人”，不能让“大老粗”们掺和进来瞎指挥。



毛 主张的群众路线，则强调群众积极性的作用，反对精英包办一切，更反对精英利用知识壁垒脱离群众。实际政治运作中，就是强调党的领导，而不是专业人员垄断的“一长制”。在1958年的南宁会议上，毛 严厉批评说，财政部送来的文件，非常复杂，外行根本看不懂。他只好根本不看直接签字。



看起来财政部的做法无可厚非。国民经济本来就很复杂，报告再怎么通俗易懂，也无法保证外行能看懂。可国家治理的政治性就在这里。或许开始时是不可避免的复杂，但精英们很快就会充分利用这一点，从而在事实上剥夺政治领导人的决策权——你要决策么？这里有一大堆文件，都给你看。你24小时不睡觉也看不完。你懒得看或者看不过来了，也就等于乖乖交权了。



对官僚机器的这种“软磨硬泡”，政治家基本是束手无策的。英国著名的政治讽刺剧《是的，大臣》就生动表现了这个问题。



但毛 可不是那种轻易就“束手无策”的政治家。毛 是“把革命进行到底”的革命家。



于是我们就看到了毛 一而再、再而三地发动政治运动，目的就是解决官僚机器的种种“软磨硬泡”，动员群众、社会平等、反对官僚主义、充分利用精神力量来搞建设。



对知识阶层（也就是知识分子）来说，最直接的冲击则是1958年的反右运动。



表面上看，1949年到1958年之间，局势相对平稳。大的政治运动基本都在后面。实际上，那几年，对知识阶层来说，暗潮涌动，变化剧烈。



首先，基于对中国知识阶层严重脱离人民、脱离社会的判断，建国后，国家很快展开了对知识分子的教育，用马列主义思想取代中国知识阶层广泛信奉的英美自由主义。



有少数知识分子——比如著名的陈寅恪——明确反对这种思想教育，但大部分知识分子接受了这种教育。这和他们对国民党政府的反感和对新中国的支持，直接相关。当时，整体的社会气氛不错。



基于这种情况，毛 认为，对知识阶层的思想改造，很有成效。知识分子已经成了可以国家建设依靠的力量。所以就有了“百花运动”，号召知识分子一起来批判官僚主义，提意见。当时还有一个背景是1956年匈牙利、波兰爆发的群众事件。看到这些事情， 担心新中国的官僚主义也积重难返。



实际上， 的这种做法，党内很多干部是不同意的。在这里，就能看出旧中国延续下来的民众和知识阶层之间的鸿沟和矛盾。共产党员包括共产党干部，从整体上来说不属于知识阶层。他们大部分来自农村的民众。党员和干部队伍中，文盲和“大老粗”的比例，很高。



建国以来，“大老粗”干部和城市中知识阶层相处的过程，并不愉快。知识分子们经常表现出对“大老粗”的蔑视和排斥。所以，干部们对号召知识分子批评官僚主义，很担心，认为这帮人本来就看不起我们，再让他们来个“百花齐放”，非把党批倒不可。



后来的事实证明，“大老粗”们的担心不是多余的。在“百花运动”中，“齐放”的批评很快就指向了党和新中国的基本制度。他们实际上并没有放弃原来的英美自由主义。前一段的教育活动，成果其实不大。



迅速展开的反右运动，很大程度上是 对自己判断的纠正。从那时开始，在 看来，这坚持英美自由主义的阶层不再是国家建设可以依靠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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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看群众路线-苏式计划经济这场持续了几十年的路线斗争，会发现一个并非偶然的“伴随”现象。每当苏式计划占上风时，知识分子的处境就会好一些，甚至好得多。而每当群众路线占上风时，往往就会同时有对知识分子的批判和压制。



最重要也极富讽刺性的是，人民群众对这种批判活动一般都是欢迎和支持的。从英美自由主义的立场看，这当然是民粹甚至是暴民政治的表现，但我们中国人自己知道，这其实是在一点点弥合旧中国延续下来的广大民众和知识阶层之间的鸿沟。或者说，是在艰苦地重建中国在文化知识上的整体性。



经过这场路线斗争，加之普及教育、经济发展等多种因素，到1980年代初期改革开放开始之时，表面上的种种落后，其实掩盖了中国和中国人民的长足进展。旧中国那种深深的民众-知识阶层之间的鸿沟，已经被填平了很多。“和人民群众相结合”“知识为人民服务”不能说百分百落实了，但也有了根本性的提高。变化是根本性的。旧中国知识阶层高高在上、俯瞰众生的地位，已经不复存在。

前三十年教员的群众路线与修养稻爷的精英路线之争，逐步浮出水面，而八十年代精英路线的全面复僻，一长制一支笔最终对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从不断抽空到全面买断私有化改制，公厂长一变成私老板，更制造舆论将八十年代一长制的恶，栽赃为前三十年计划经济公有制的恶，形成全面变天之势，现在是越来越明确了

也难怪光美女士要沉思而语：“看今天的社会，毛 当年是对的！”爱萍老将军晚年要无比感叹：“什么是社会主义？第一，人民有发言权，第二，人同富裕。这两条，我们都没有做好。”

如果说他们是一开始就阴谋“篡党夺权”，我想，这也是不客观的。并且，也恰好正中1450造污离间术下怀。当年搞苏联官僚模式的一线领导，也确是教员一手扶上既定接班人的，对蒙哥马列也明说的，并在庐山斗上，宁愿舍大将军一脉而护定接班人设。（大将军当时主要冲一线头们的，而不是冲着二线的教员的。后来教员也不得不对大将军说，真理可能在你一边。）

随着三年自然灾害后全面恢复苏联官僚模式一套，大有形成官僚专政气象，就四清过程暴露出来的种种问题，已经令教员触目惊心。同时联系自苏联赫氏一出，教员多种感受一线对他的轻视，大有全面架空，达到“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地步，始忧虑日深，终动议发动文革。这也难怪王夫人后来要说，发动文革，是同“四清”运动联系一起的，不是个人恩怨问题，是准确的。

发动文革，首先是中央全会决定的。前五十天，也是一线领导全面展开，工作组进驻，结果，对青年学生，接近搞成又一个反右运动。由此才让教员大为震惊，终亲自出手，亲笔拟文，让人抄写，贴出炮打司令部大字报。由此，被挤边的周林等也紧随跟进，被镇压学生也翻身而起，终瓦解一线干部一脉。（就文革后对文革的清算程度看，也足以证明，即使经受文革打击，当年一线领导所铸就的干部线，拥有何等深厚的实力！等教员身后，随时起势，几成必然。）

不过，无论怎么说，教员与当年一线领导之争，也只能算是党内路线意识分歧，是同志不同路的问题，不存在纯粹的敌对逻辑。，因此，文革中搞成敌对问题，阶级问题，也是不对的。我估计，一线更信苏联官僚计划模式，与教员信的群众模式鞍钢宪法，由此在思想方法与工作逻辑上，难免互不认帐，要发生冲突。比如，等教员身后，实用主义就显然特别自负于自己的桥牌小聪明逻辑，胜过教员的阶级矛盾运动大智慧。

八大后，教员既退二线，一线作主，在干部线己成主流，若无苏联变化，引起教员崭新的忧虑，或许也就没那么多事了。一线自信的一套发展理念，与教员虽然有所不同，也不纯粹同于政治夺权逻辑，存在对立篡夺祸心。因此，现在有些人又过度往政治厚轩角度想象，也是不对的。将刘往纯粹资产阶级政客一路想，不符合刘一生作为共产党人人格的。

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是，当年在发展二弹一星问题上，感觉一线就没有多少支持声。据说，有一个阶段，一线都把研制经费停了，所以，现在所有关于二弹一星影视剧，都没一线身影，只有教员、周总，聂帅，估计一线觉得，有苏联老大哥保护伞，自已确实不必搞。

我估计，一线当年是很有依附苏联模式之倾向的，毕竟，建国后的科研干部工作体系，是在人家老大哥派入大量指导员指导下建立的。这样也可以更准确地想象，当年说造不如买，买不如租，主要不是什么向西方帝国主义买，而是觉得可向苏联老大哥买。也因为当年中国的底子实在太薄了，因此，一线当年可能还真有点朝鲜金朝的格局，倾向于依附于苏联社会主义大家庭分工合作互经会体系发展路子搞，对教员的时时慎重于保持独立自主的警心，大概是有不屑之心的-----这一切，或许正是一线领导当年看轻教员思想的心理缘由，确实觉得，教员那一套革命群众人民史观理论，已不符合和平建设情况了，落伍了，不再合适八大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和平建国路线了，不如自已的建设理念与“修养”高明了。因此，教员与修养的矛盾，一切源于互为不解的一种深深的内在自负，以致最终形成决裂之势。

现在有人常将“前三十年”“搞苏联斯大林模式”“效率低”，种种滥调，全不加历史辩识地扣到教员头上，并指责教员“不懂经济”，事实很可能恰恰相反，当年的一线大员，才是这一切的主要角儿，连带浮夸风，一切缘由，恰恰在于与教员的群众路线独立自主往往相背道。而当苏联指导员及技术物质支持全面撒手，照抄苏联模式抄到三年灾变抄不下去的时候，又动了右倾的包产到户小心思。如此想来，五六十年代有意无意买办于苏联社会主义大家庭经互会，八九十年代开始则买办于欧美，唯生产力论就这么延续了下来：一直到文革后，美其名曰，“提高生产力”，“跟着美国的都富了”，“发展硬道理”。

现在，魔瓶已开盖四十余看，成就与问题几乎一样大：吃穿不愁基本小康歌舞升平中，发展深化已成魔鬼人质，劫犯买办，抢劫团伙，势大力大钱袋子大，正负心理谈判胶着，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再宣法与劝降尤其艰难中，幸有人民子弟兵瞄准，底线有保。如何解局，既救回人质，又击毙与瓦解内外合伙中的强大劫犯团伙？于新一年，是个艰难的问题。

前不久，看过温的视频，提倡民主自由平等人民发言权，这显然本意是没有什么错的，因此，人民现在也要理所当然地自由独立地发出对资本主义邪恶的批判之声！不能人民一对资本主义买办进行独立自由的批判之声，就要双标地惊慌错乱，指责人民群众又要搞文革那一套了！好象，自由民主独立只配为资本买办服务的一样，那就太邪恶了！

当今，真正蒙尘中的不是什么“传统文明”，而是马到毛的崭新中国化在几千万先烈的鲜血里好不容易建立了的“新社会”核心文化，及真正具有向未来辐射意义的共产主义信息！

现在形势特别复杂中。特别强调的马与中国传统的新结合，马的中国化，如何真切结合？如何中国化？在弥漫着种种暗势力操纵中的高级黑低级红刻意搅局的纷乱舆情之间，所以要牢牢掌握住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的主动权。尤其是个考验。

定义权，解释权，标准权，一失全失。当前星球，环球资本力量已经将无产阶级原子化，唯有看无产阶级政治组织的重新全面集结是否可能。而中国，是唯一让无望的星球历史还存一丝走出历史终结希望的火种。不知会如何演，资奴香蕉人水货尽管上，本人乐观生死见惯存亡，随便看云来云去网络心战士一批批。

我们这一代是无所谓了，可恶的是，年轻一代，照着邪路狂奔，真是看不到希望，一切被美国与买办厚黑操纵节奏了，这国，真是要出大事。

最后，有朋友说，你这里所述，没确切证据，显然，我也只能这样进行点猜谜文字游戏，仅供感兴趣者参考一个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