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否认中国的文化体系有其内在的纠错能力，要不然就不可能在历史长河中跨越那么多艰难险阻走到今天了。
但很多人一直揪着不放的东亚儒家体系其实是一个错误的概念，东亚文化体系从来都不是儒家一家撑起来的。在先秦，儒为显学，但也只是一家之说，信者未必及道法墨等家众。到了汉代及以后，虽然被尊为官方正统，但其实也是作为表儒里法的一面，而不是全部。
在中国，西来之佛教传入之前，道法等家其实一直都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三观，直至今天，道家对中国人的美学观、世界观的影响，法家对官方思维的影响，都非常的大或者说仍是主流。即便名义上已经消失了两千年的墨家，对后世中国民间盛行的侠义文化也有着巨大的影响。
所以，我常说中国人其实至今仍然生活在百家争鸣时代确立的理论框架里，诸子百家中的任何一家，其实都没有消失。而儒家的定位，更应该是一个便于统治者施政的明面上的工具，而它确实也起到了应有的作用，除此之外，给予更高的评价和地位就是吹捧了。
佛教在中国大盛，抛开形而上学的意义不谈，对普通的中国人而言，它其实更多的是起到一种精神慰籍的作用。这也很好理解，东西方人从身心结构上讲，同种同源，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区别，西方人摆脱不了宗教的奶嘴，中国人凭什么就有这样的本事？
所以，古代中国文化被定义为儒释道的混合体是客观公正的，而其它一些古老学说，其实也在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日常和思维。
我强调这些的目的是为了说明，中国从来都不是一个单纯的学说所塑造的，中国和其它任何一个国家一样，都是受这个世界各种自然条件和文化力量的冲刷而演变成了现在的样子。
但中国确实在近几百年来有一股强大的排它力量在阻碍我们前进，这股力量发端于明清官方的统治需要，而作为统治者附庸的儒家也帮了不少忙。这股力量是如此的强大，甚至于到了现代，当我们的社会思潮被西方学说分化成左右两派之后，仍然得不到有效的扼制。
一个明证就是，《西游记》作为中国民间一个超级IP，几百年来国人对它解构和欣赏延绵不绝，到了今天已然成了我们民族一笔重要的精神遗产。但就是这样一部经典却得不到所谓的新文化运动领袖们的正面肯定。
对《西游记》，作为新文化运动左派领袖的鲁迅的评价是：“然作者虽儒生，此书实出于游戏，亦非语道，故全书仅偶见五行生克之常谈，尤未学佛，故末回至有荒唐无稽之经目，特缘混同之教，流行来久，故其著作，乃亦释迦与老君同流，真性与原神杂出，使三教之徒，皆得随宜附会而已。”
而作为新文化运动右派领袖的胡适，对《西游记》的评价则是：“《西游记》至多不过是一部很有趣味的滑稽小说、神话小说；他并没有什么微妙的意思，他至多不过有一点爱骂人的玩世主义。这点玩世主义也是很明白的；他并不隐藏，我们也不用深求。”
我们再来看看一个明朝学者谢肇淛的评价：“《西游》曼衍虚诞，而其纵横变化，以猿为心之神，以猪为心之驰，其始之放纵，上天下地，莫能禁制，而归于紧箍一咒，能使心猿驯伏，至死靡他，盖亦求放心之喻，非浪作也。”
我们不能说喝了洋墨水的鲁迅和胡适就丧失了解构中国文化的能力，但他们这种还比不上明朝人的包容性的评价确实让人惊讶。
我不否认新文化运动对现代中国的塑造作用，也相当欣赏鲁迅、胡适等新文化领袖对中国文化的引领。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新文化运动有相当大的局限，非常的不彻底，更不应该成为当代中国人念经的唯一范本。
我一直认为，古典中国文化是具有相当大包容性的，但在宋代之后就不行了。这其实很好理解，因为宋代之前，我们民族正处在强势的上升期，有着非常强悍的开拓能力和强大的进取精神。但到了宋代，尤其是经过元清两代之后，当诸多问题势如危卵无法解决之时，我们民族的精神就开始不自觉地内敛，甚至于想要从纯粹的道德理论辨析中找到胜利的喜悦。这不得不说一种精神上的退却和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