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一直没搞明白所谓的三民主义对中国后来的历史进程到底起了什么作用，不要误会，我不是轻视孙中山的思想，我轻视的是从甲午以来所有革命者的思想。
原因在于，这些思想本质上都是一些肤浅的实用主义，就好像儒家提倡的民为贵，君为轻，听起来都不错，但实际上都是为了给剥削者打掩护或者说被利用起来打掩护。这些东西其实都没有什么哲学的底子作基础，无法让人们有一种深信不疑的感觉，整个民族无法从内心深处去理解它，体会它，也就无法让人自觉地维护和发展它。
事实上，中国人至今仍然生活在2000多年前诸子百家遗留下来的哲学框架里，我们最大的追求仍然是天人合一、内心安宁。再往上追溯，就是《周易》奠定的东方理性思维：神是靠不住的，只有靠我们自己。
一百多年来，我们所走的冤枉路非常多，付出的代价非常惨烈，包括今天的困惑和不自在，其实都是源于我们这套系统非常的老旧了。虽然我们依靠它曾经创造出了无比辉煌的成就，但面对汹涌的全球化和普遍的个性化，我们需要真正地更新我们的哲学系统，否则我们仍然只会是西方的追随者。
所以，我认为我们民族最大的问题在于实用主义为纲。这个问题不是近代才有的，自唐朝中期以来，自从科举制度将精英悉数筛选进王权系统从而造成整个社会的权力失衡后，整个社会就再也没有萌发新鲜思维的可能性。一切似乎都只是为了稳定和填饱肚子，除此之外，我们就再也没了其它追求。
而我国近代的革命者和思想家们，其实也没有真正跳出过实用主义这种肤浅的逻辑，认为只要学了西方的科学技术，就能迅速翻身，完全没有领悟到现代社会诸多底层运行逻辑，完全没有意识到西方的辉煌的现代文明是建立在其伟大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之上。
当然，实用主义或许正是我们民族在式微之际得以苟存并延续至今的主要原因，但它同时让我们忘记了先贤们开创的伟大道路，那就是：用人的理性战胜这个变幻莫测的客观世界。
我们永远不要忘记东方的先民是因为治水而定九州，这是华夏民族和中国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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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人认为，现实是复杂的，历朝历代、古今中外、资本主义、社会主义，都是实用主义缝合怪，靠念经（可能是指哲学之类的吧）死路一条。
公元前后，罗马人将犹太人驱逐四散，犹太人从此成为一个流浪民族。
同时期，还有一个民族，他们原本住在印度北部，当时奉召出兵援助印度中央王朝，但还没到地儿，中央王朝就被攻破，这帮人于是也辗转逃离开启了两千年的流浪旅程，他们的后代就是现在的吉普赛人。
更加巧合的是，吉普赛人目前的人口与犹太人也大致相当，差不多也是1200万左右。但两者在世界民族之林的地位差距，是显而易见的。
所以，念经真的没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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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也好，哲学也罢，其本质就是一个给人以绝对安全感的逻辑。就像你在大海上坐在一条飘摇的小船上，但你就是相信它永远不会沉。
人虽然是高级动物，但与其它动物一样，安全仍是第一需求。
实用主义最大的缺点就是它能让人苟话，但满足不了人们对绝对安全的需要，因为此时此地得来的经验，完全可能在彼时彼地失效。那些不以底层逻辑推导出来的什么主义和理论，更是非常的易碎。
比如一个人头一天聆听了私塾先生说的“民为贵，君为轻”，第二天可能就会因为被县老爷看上了他的土地而蒙冤下狱。
再比如口号喊得再响，但集体食堂很快就因为米缸见底而陷入停办的窘境。
这些都是经不起考验的理论，一个民族如果将未来寄托在这些易碎理论之上，就无异于自毁前程。
一个伟大的民族，必然有其内在的底层逻辑一直在支撑人们顽强的奋斗。而我们这个民族，最大的信仰就是先民治水之始就建立的人定胜天的信心。古代治水是华夏民族的大集结的起点，也是我们民族的原始基因。
所以，我并不认为近代革命者对历史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起关键作用的还是几千年来大一统的中国历史建立起的普遍的国家认同感，说白了就是历史家底太厚。让这帮并不出色的人，在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危局时，也依然有扳回局面的实力。有人说是强敌入侵唤醒了这个沉睡的民族，但我认为前提应该是这个民族以前曾经醒过。
我对近代这些革命者总体的评价只能说是合格，但还是远比那群原本应该担负起拯救国家重任的堕落士绅要优秀得多。
也正是因为这些革命者的平庸和士绅的堕落，让现代中国面临一个非常严竣的问题，那就是我们的哲学系统其实仍然没有更新，我们的底层逻辑仍然非常落后。
更确切的说就是，我们现在仍然没有重拾那种建立在底层逻辑之上的绝对安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