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意识和自由精神的极力弘扬
――红高粱现象嬗变轨迹

莫言是首位中国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中篇小说《红高粱》1986年发表，是他至今为止最负盛名的作品。本文试图从文学、电影、舞剧艺术形式入手，对“红高粱”艺术现象发展轨迹所呈现的内涵作粗浅的勾画。

莫言在《红高粱》系列中，构建了一种理想的历史文化生存状态，人物、情节、环境，作者并不想就此寻求个别的具体意义，而是通过这些基本意象去表现民族原本的粗犷生命力以及强悍、刚健的精神气质。作品认为：人作为主体的社会存在，活着应该轰轰烈烈，坦坦荡荡地去追求一种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生命过程，彻底摆脱儒家哲学意义上的那种功利性羁绊。

小说中“我奶奶”戴凤莲是一位具有叛逆性格的风流女子，为了反抗父母卖买婚姻，不屈封建礼教对命运的束缚，厌恶、拒绝患麻疯病的丈夫，毅然投入土匪（“我爷爷”）余占鳌的怀抱，追求的仍是一种对正常人性的生命意义上渴望和回归。“我爷爷”是个顶天立地的伟丈夫，为了得到“我奶奶”，采取极端的手段——“灭门夺妻”，从而由轿夫成为土匪。在作品中，土匪是作为一种生存方式、文化形态而存在。它尽管有极大的残忍性、破坏性，但是在民族濒于沦亡（抗日战争时期）的特定背景下，它在一定程度上象征着对既成秩序、等级挑战和蔑视及生命自由精神得到释放的意义。

莫言所描写“奶奶”和“爷爷”结合的情节过程与传统小说叙事情节相比，也显得相对的淡化，但这不是作者的主要目的，他所构建的仍是包孕渗透情节之中的生命涌动。在高粱地的“野合”场景里，莫言以洋溢着浓烈浪漫主义韵味与幻觉现实主义相结合的叙述语言，描写了“我爷爷”与“我奶奶”在生机勃勃的高粱地里“干柴烈火”式的最原始的性爱场景。

莫言写道：“余占鳌把大蓑衣脱下来，用脚踩断了数十棵高粱，在高粱的尸体上铺上蓑衣。他把我奶奶抱到蓑衣上。奶奶神魂出舍，望着他脱祼的胸膛，仿佛看到强劲剽悍的血液在他黝黑的皮肤下川流不息。……奶奶心头撞鹿，潜藏了十六年的情欲，迸然炸烈。奶奶在蓑衣上扭动着。余占鳌一截截地矮，双膝啪哒落下，他跪在奶奶身边，奶奶浑身发抖，一团黄色的、浓香的火苗，在她面上哗哗剥剥地燃烧。余占鳌粗鲁的撕开我奶奶的胸衣，让直泻下来的光束照耀着奶奶寒冷紧张、密密麻麻起了一层小白疙瘩的双乳。在他刚劲动作下，尖刻锐利的痛楚和幸福磨砺着奶奶的神经，奶奶低沉喑哑地叫了一声‘天哪’……就晕了过去。”整个场景呈现出的是莫言对人的生命元气的发扬，是对人的蓬勃生命力冲动的悲壮的呼唤，也是小说生命意识、自由精神颂扬的最酣畅淋漓的章节之一。

小说是一种语言艺术，它塑造的人物、画面是间接性的，读者必须通过自己的想象不断去补充文学形象，来达到审美效应。它与电影艺术不同，如果说，莫言的小说《红高粱》是一个平面、无声、视觉的认知审美时间结构；那么，张艺谋导演的在1987年上演的电影《红高粱》则是一个平面的、听觉、视觉的认知审美时空综合结构。

张艺谋更忠于自己的人格力量和艺术个性。他读了《红高粱》小说后说：“那无边无际的红高粱的勃然生机，那高粱地里如火如荼的爱，都强烈地吸引着我，这些男人、女人豪爽开朗，旷达豁然、生生死死却狂放出浑身热气和活力，随心所欲地透出作人的自在和欢乐，我这个人一向喜欢具有粗犷浓郁的风格和灌注着强烈生命意识的作品，《红高粱》小说的气质正与我的喜好相投。”

为了更忠实电影艺术的特征及深化对人的生命活力的冲动和对人的精神自由的讴歌的主题，张艺谋对小说《红高粱》的人物设计作了较大的改动。在影片中“我爷爷”从轿夫成为烧酒作坊的伙计，把他放到普通的农民的位置上，而着力去表现他身上那种构成人的本质的热烈狂放的生命态度。在小说中，风流、叛逆的“我奶奶”不仅与“我爷爷”有性爱关系，与罗汉大叔——酒坊伙计也有私情。张艺谋从电影艺术特征、人物形象、人物性格心理逻辑以及个人的审美理想入手，在影片中“我奶奶”被净化为一位纯情的女子——“九儿”，着力所再现的是民族特定时期的生存状态中传奇人物。在“颠轿”、“祭酒”、“打日本”等这些场景中，张艺谋充分运用电影视听、时空艺术特征，整个影片画面以太阳、高粱、烈火、鲜血、黄土、衣裳及脸庞等等色彩衬映，构成了悲壮的充满内在生命力涌动鲜红血色意象氛围，引起强烈的审美效果，深刻地呈现出普通中国人心灵中那种不可驯服的强悍生命力。

“野合”画面更是惊心动魄，悲壮神圣，被誉为中国电影史上“经典性”镜头。当电影画面上展示“我爷爷”发疯似踩平一块高粱地后，接着镜头便是：
“（中景——全景）“我爷爷”走上前，再次用有力的胳膊稳稳地抱起“我奶奶”，朝高粱地深处走去，我奶奶不再挣扎，任凭他抱去。
（特景）“我奶奶”泪水满面，仰天缓缓倒下。
（全景）在高梁林中，被踩倒的高粱杆形成一个圆形圣坛。仰面躺着的“我奶奶”一动不动，“我爷爷”在一旁双膝跪下。
（中景）狂舞的高粱。（叠化）
（近景）狂舞的高粱。（叠化）
（中景）狂舞的高粱。（叠化）
（全景）狂舞的高粱。（叠化，高速）”

银幕上的心跳节奏似的击鼓声和呐喊似的唢呐声拔地而起，“画面”——风声中狂舞的高粱叠化奇观栩栩如生。生机盎然的场面，传递出强烈的人类求生存，求爱情，求自由的生命活力。镜头大幅度调动空间位置。仰视：那株株随风摆动、唰唰低语的高粱骚动不安的活力，那缕缕闪烁其间的灿烂阳光，所显示的生命动感，岂不就是人的精神自由象征！俯瞰：“我奶奶”仰面躺在圆形的祭坛上，纹丝不动，“我爷爷”双膝跪下，祷告上苍，他们之间炽热的感情和旺盛的生命力，表现得灼人心扉！

张艺谋以环境、气氛、音响、旋律、蒙太奇、电影叙事、时空转换、情绪调动等多种电影艺术技巧，博采西方现代电影艺术及新时期电影语言探索过程中的成功经验，创造了一个理想的精神世界，往人性最深层次中发掘，准确地表达人类求生存、求生命、无视既成法规的自由自在精神。

如果说，文学、电影都是平面时间或空间综合艺术结构，那么大庆歌舞团王举编导的在1989年上演的《高粱魂》舞剧则是一个时空交错、视听综合的立体认知审美结构；如果说，电影《红高粱》通过镜头语言、人物动作以及直观具象反映内在的主题，那么《高粱魂》舞剧则博采文学、电影、戏剧、舞蹈所长，将众多的、具体写实民族生存、生活场面、人物命运的演变，运用抽象、写意、模拟、象征的人体语言，通过道具、布景、灯光展示出来，使体现在文学、电影中那种讴歌生命力旺盛与自由自在精神表现得更为强烈。

“我爷爷”、“我奶奶”作为单个人物故事情节的意义在舞剧中已淡化，所要表达的是作品在哲理本质意义。所有这些在“野合”的篇章中表现得最为典型、充分。在如火如血、烈烈扬扬的红色灯光耀闪下的舞台上，唢呐声、喇叭声……民族乐器齐奏，身着红装的舞女，翩翩起舞，鱼贯而出，双臂直引上举作高粱随风摆动舒展状。舞台场面肃穆、庄严，群舞构成一幅动态的人体造型——象征浓郁、稠密的高粱林。

“高粱林”随着风啸声，摆动渐渐剧烈，灯光由暗转亮，“我爷爷”、“我奶奶”双人舞旋上，节奏活泼、刚健、奔放、热烈，种种舞台动作造型，把内在情绪体现为显目人体语言，它使象征着民族生生不息、瓜瓞绵绵、求生存、求自由的精神更加凸现；接着众舞女纷纷向后仰身，模拟高粱林倒伏状，“我爷爷”缓步、虔诚地抱着“我奶奶”向“高粱林”深处——舞台中心走去。“我奶奶”仰脸双眸松闭，泛着兴奋、幸福、舒泰的神情，胸脯急促地起伏，两臂无力垂下，众舞女起伏的舞姿在“我爷爷”、“我奶奶”四周转动，围成一个圆圆的＂祭坛＂。“我奶奶”双足反背向后仰身，羔羊似躺在那儿、纹分不动。“我爷爷”虔诚地向着“祭坛”，顶礼膜拜，下跪俯首！

突然，激昂、雄浑乐声响起，众舞女繁花似地环形撒开，神圣、庄严充满生命意识的自然欲求一幕在众目睽睽的舞台上展现：两人时而上挺，时而下俯，时而缠绕，时而散开，时而屈身，时而展肢……时而瞬间凝固，在红光反照下，宛如一组红色的玉石雕塑……感情狂风骤雨之后化为万里晴空，血、火似的灯光映在“我爷爷”、“我奶奶”的身上，脸上一片恬静、明亮，心里充满了温柔的喜悦，在静寂的舞台上，众舞女又缓缓地苏醒，站立起来，作高粱随风飘拂状，音乐响起模似风吹的啸啸声……

舞剧《高粱魂》，它超越了一般供人欣赏花鸟虫鱼、轻松愉快、欢庆颂扬的之类作品，吸收现代舞蹈手法，用人物形体的力度，表现为这种悲壮美，从而达到对人、对生命，对人之本质、对人生之价值最高层次深思和表达，以舞剧独特的形式把民族对生命本能欲望和外在形式法规压抑的最激动人心的内在冲突场面化为直觉具象，以美的感召来激励民族的精神力量。

“红高粱”艺术现象仍在嬗变中，经久不衰，尤其是2012年莫言获诺贝尔奖之后，“红高粱现象”再度升温，如2014年上演的郑晓龙导演的大型电视连续剧《红高粱》，之后2014年青岛歌舞团又上演舞剧《红高粱》――2017年7月还去美国硅谷巡演等等。这一方面说明是莫言的小说《红高粱》有着丰富、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值得挖掘、演绎；另一方面也是小说《红高粱》深刻的思想内涵在不同的艺术形式中得到的展现、阐释，也使我们能够在不同的审美层次上对作品获得进一步启示和体悟。


2022年2月3日

谢谢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