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官骑瘦马，富豪穿破衣
道光皇帝以身作则，奉行节俭，各级官员则效仿皇帝，举国上行下效，大兴节俭之风。
大臣之间见面也不再说恭喜发财、恭喜高升之类废话、恭维话，而是相互抱怨哪里的菜又涨价了，在哪里买油买盐差点又被坑了，生活如此窘迫，没法活了等等，有些官员更是将自己如何智斗小商贩，伶牙俐齿砍价，少花了一文钱的事，对外大肆宣扬，赢得满朝交口称赞。一时间，朝臣都开始关心粮食和蔬菜，开口闭口“喂马、劈柴，周游菜市场”，开始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了。
其中，将这种节俭精神贯彻得最为彻底的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武英殿大学士曹振镛。本着走过路过，绝不错过的原则，我在此处插几句，介绍一下道光爷麾下的第一任首席大总管曹振镛同志。曹振镛，字怿嘉，号俪笙、秀溪，安徽省徽州府歙县（今安徽省歙县）人，据说是魏武帝曹操的后代。如果要说中国古代的官场不倒翁，肯定得首推五代十国那位历经5朝8姓11帝而圣眷不衰的“长乐老人”、“十一朝元老”冯道，泱泱中华5000年历史，能够如此“道德立世”地在虎狼丛中长立身，而且一直立的是将相、三公、三师之类一品大员之身的，冯道当属独一份；排在冯道那独一档之后，我们的曹振镛大学士至少也能够高居第二档候选人之列了，与长乐老人多次跳槽、多次换老板不同，曹振镛胜在雄霸官场的时间长，曹振镛从27岁中进士，直到80岁逝世，53年时间内，历任翰林院编修、侍读学士、少詹事、体仁阁大学士兼工部尚书、首席军机大臣、武英殿大学士、军机大臣兼上书房总师傅，平定张格尔叛乱后又晋封太师、加封太傅，沐乾隆、嘉庆、道光三朝隆恩圣眷，一直不停地加官进爵，1834年死在工作岗位上之后还被道光帝赠送谥号“文正”，老曹用自己的一生诠释了什么叫做“生荣死哀”，要知道文正为大清文官谥号之首，有清一朝276年历史，一共2748名文武满汉大臣死后获赠谥号，获赠文正谥号的，除了大名鼎鼎的曾国藩之外，加起来一共也就7人；再加上他父亲曹文埴曾经做过20几年的左副都御史、刑部、兵部、工部、户部侍郎以及顺天府尹等高官显爵，父子一共影响乃至把持朝政长达75年，活脱脱就是一部大清由盛转衰史。
闲言少叙，言归正传，我们继续说说曹大人的节俭史吧。且说曹大学士朝会上穿的裤子，两个膝盖都打了补丁。道光帝的裤子只是一个膝盖有补丁，每次看到曹学士，总是不自禁地龙颜大悦。
曹大学士每天赶着一辆破旧的驴车上早朝。早朝结束后，出了故宫大门，他便脱下朝服，换上更为破旧的衣服，拎着菜篮子到现在的北京大栅栏那儿有个菜市场去买菜。他经常为了一文钱与商贩讨价还价，每次都争得面红耳赤。为了不被不法商贩坑蒙拐骗，曹大学士还自己带着一个称，每次买菜，他都要亲自称一下重量，生怕给那些卖菜的奸商给忽悠了。饶是如此，有时候免不了还是会出现缺斤少两的事情，曹大学士是一个性子比较急躁的人，每每遇到这种情况，他也不管自己是当朝第一大员，就像街头大妈一样，当街破口大骂，争得面红耳赤，惹急眼了呢，曹大学士就把自己“国务院总理”、“政治局第二常委”、“军事委员会第一副 ”等等有关证件一股脑儿拿出来，把菜贩子给送到居委会、派出所、市场监督管理局等有关部门，因为那些菜贩子的，谁也没有见过那么大的官，所以就很害怕，别说是便宜几文钱了，吓得连魂儿都丢到九霄云外去了，话儿也说不利索了，止不住地两腿筛糠，连连磕头求饶。
最有意思的是，曹大学士的种种节俭行为总能通过各种途径传到皇帝耳朵里。皇帝也因此更加喜欢曹学士。
曹老大人驾鹤西去以后，穆彰阿接过了首席军机大臣的印把子，由于清随明制，而明朝自从朱元璋在胡惟庸案后废掉了宰相制度，之后就再也没设过宰相，往后内阁就逐步取代了宰相的职能，内阁首辅大学士也就成了事实上的宰相，后来雍正皇帝为了集权方便，设立军机处来架空内阁，自此以后军机处就成为了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打那之后，首席军机大臣实际上也就成为了不是宰相的宰相，所以穆彰阿也成为了事实上的宰相。穆彰阿追随道光帝多年，当然知道道光帝省俭，所以，在接过曹老大人的印把子的同时，也接过了曹老大的破衣烂衫，经常穿着破旧打补丁的朝服上朝，引得道光引他为知己，多加重用。
在皇帝这个节俭达人倡导的节俭东风沐浴和连续两任“宰相大人”这个泰山北斗般巨大的带头模范的示范作用下，底下的官员们使出浑身解数，力求与时俱进，与皇帝、宰相保持高度一致，满朝大臣个个争当节俭标兵，人人抢做抠门英雄，节俭的极端案例层出不穷，抠门的花样如雨后春笋般，不断翻新。
首当其冲为大家“衣衣不舍”的就是北京大街小巷的衣服铺子，官员们争先恐后地把新衣服拿到衣服铺子里换取旧衣服来穿。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京城内的旧衣铺子生意火得不得了，所有的存货都很快被一扫而空，只能从外地买进旧衣服来卖；起初，旧衣服的价格比新衣服低很多；随着需求的日益旺盛，很快旧衣服的价格与新衣服持平；后来，旧衣服的价格飞速增长，一件旧衣服竟然高于两件新衣服的价格；旧衣服价格日甚一日的飞涨，以至于有钱的官员才能穿得起旧衣服，官俸低的官员已经消费不起旧衣服了，他们只好在新衣服上打上补丁，在袖子上抹上油腻的物质，以显示与朝廷保持一致的节俭立场；最后，不仅旧衣服价格飞涨，给衣服打补丁的价格也涨了很多，打个补丁的手工费比搬一个月砖的血汗钱还多，官俸低的只好请家人自己动手给衣服打补丁，或者是亲自操刀，在衣服上做起了补丁八股。
看到满朝文武如此简朴，道光皇帝龙颜甚悦，每日价里春风满面，得意于自己治国有方。
不过，“道光丽莎的微笑”背后，皇帝躬身奉行、举国倡导的节俭并没有给朝廷省下什么钱。反而给那些手段极为卑劣、内心极为龌蹉的人开创了一条打着节俭的幌子，大兴捞钱之行的新路子，例如内务府的人。内务府总管皇宫的事务，皇帝一家的吃喝拉撒都靠他们打理。这群人的生财之道是从采购和工程中吃回扣。道光皇帝把宫廷预算削减了一半，停掉了很多工程项目，这让内务府的人非常不爽。混在皇宫里的这群人虽说下面没想法了，但是上面有办法，皇帝不是倡导节俭吗？那就在皇帝的节俭中大做文章。据《春明梦录》记载，有一次，道光帝的裤子破了个洞，内务府安排人打补丁。皇帝看到内务府的账目时吓了一跳，原来这个补丁报了三千两银子的账。
至于这味“节俭药丸儿”，如果是寻常五七口之家，用来治家，肯定疗效显著。但是，道光爷把它搬来治国，到底疗效如何，只有谁用谁知道了，道光用了，道光应该知道，可是道光不知道，不知道怎么办？
答案是：不懂就要问，这是我们小学就学过的。道光爷不懂，道光爷也要问。所以，有一天，道光帝又把曹学士叫来了，指着他的裤子上的两个补丁，就问他多少钱补的，曹学士也是懂得内务府的道道的，为了“照顾”内务府的面子，就往大了说，本来才用三钱银子，就故作轻松地说：“臣的补丁被坑了点，花了五两。”道光帝听了大为感慨：“真的吗？你补一个补丁才五两银子，为何我的就要三千两呢？”边说还边掀开龙袍跟曹学士比“成色”。
曹学士见说“漏”了嘴，赶紧补了一句：“皇上的补丁比臣的考究多了，所以价格贵。”道光听了虽然心里舒坦了一点儿，可到底还是愤愤不平：一个补丁就这么费钱，以后不让内务府那帮奴才做了，逼着后宫那些妃子免费缝补，该有多好！
在当时，三钱银子足以买一条新裤子，一个补丁竟然花了三千两银子，要是以现在的物价计算，也就是说300块钱就可以买1条新裤子，内务府给皇帝打一个补丁，竟然花了300万元。皇帝问责时，内务府总管解释道，皇帝的裤子用的是上好的布料做的，这种布料只有苏州才有，而在苏州凑齐各种花色的面料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此外，来回的路费和办事人员的差旅费加起来，可不是小数目。而且，为了避免路上出现闪失，还得聘请顶级镖局的上等镖师来保镖，这笔费用也是不小的。内务府算了这笔账之后，道光皇帝才发现，原来三千两银子还是内务府报少了，虽然自己倡导节俭，节俭出几百万人民币一个补丁的铺张浪费来了，但此事也只能不了了之。
另有一次，道光皇帝又无意间问了一下内务府的官员：“朕每天吃的鸡蛋多少两银子一个？”内务府的官员只能按照报账“账单”如实回答道：“每个鸡蛋需要花费30两银子。”也许大家对30两银子到底值多少钱没概念，毕竟各种影视剧里都充斥着动辄吃个路边摊都要丢几十两上百两银子的场景，事实是——一品大员的年薪也仅仅180两银子，所以，大家以后再看到动辄吃个路边摊就要几十两银子的场景，自个儿心头得掂量掂量。好家伙，1个鸡蛋要花国务院总理2个月的工资，道光皇帝听了也是非常的惊讶，没想到这小东西竟然会这么的贵。道光皇帝上完早朝叫曹振镛留下，问他：“爱卿，最近市场上鸡蛋多少钱一个呢？”经过上回问补丁搞得那次整船人都吃瘪的事情后，曹振镛这次回答格外小心，说：“臣胃口不好，消化不良，从不吃鸡蛋，也不买鸡蛋。”
当然，除了内务府，包括曹振镛、穆彰阿在内的满朝文武，并非是真正的厉行节俭，除了像上面说的这种闹剧，除了给后人增添一些茶余饭后的笑料之外，就是典型的形式主义，就像有句俗语说的：高官骑瘦马，富豪穿破衣。
就说这曹振镛吧，他的节俭无非就是为了奉迎上意而做的戏，照着道光皇帝这只老虎画一只猫。对此，有门生向他请教为官之道，他给出了可以作为千古官箴的回答：少说话，多磕头。
事实上，除了“少说话，多磕头”，他确实也没多少拿得出手的丰功伟绩，翻开《清史稿》里的《列传一百五十.曹振镛文孚英和王鼎穆彰阿潘世恩》，你就会发现，关于曹振镛的生平记述不过聊聊七百字，要知道古人写史，凡是遇到丰功伟绩总是会忍不住大书特书的，而曹振镛这区区七百字里，除了生平官职升迁简历，记述的最显著的事迹就是他主持撰写《清会典》等6部书和“牺牲小家为大家”支持朝廷改革盐法这2件小事，也难怪世人给他“庸庸碌碌曹丞相”这个评语，说他是巧佞当道、大奸似忠。
而他之所以成为历三朝而不倒的官场常青树，除了上面说的善于体察上意和谨慎慎行2点之外，你别看曹大人好像人畜无害的老好人，他坑起人来也是杀人不沾血的。比如当时有一个能臣叫阮元，与他一样同为三朝元老，先后担任过浙江、江西、河南3省巡抚及漕运总督、湖广总督、两广总督、云贵总督4任总督，任上政绩斐然，曹振镛相比之下就逊色多了。而且阮元还是大学问家，书法精深、文采出众。这样一来曹振镛自然对他忌惮非常，但他明白皇帝对阮元青睐有加，决不能贸然打击，于是他一直等待着机会，直到某一天皇帝偶然对他谈起阮元，皇帝说："阮元担任一方大员已有30年，他三十多岁就升到了正二品，他为什么升官这么快？"，曹振镛诚恳的夸赞阮元的学问高深，能力出众。皇帝又问，你怎么知道他学问高深？曹振镛话锋一转绵里藏针的回答到：臣在京城常能看到有人传颂阮元的文章，听说他经常在云贵地区举办文会，与当地的文人彼此应和，创作出许多佳作。云贵地区素来难以治理，阮元却尚有时间吟诗作对，可见能力非常出众。话说“勤俭、勤俭”，“勤”、“俭”二字是不能分家的，道光帝亦然，左手节俭，右手勤劳，在这点上，他遗传得了他曾祖父雍正皇帝的优秀基因，也是个工作狂，喜欢“996”式的干部，一听说阮元竟然有闲功夫去与人吟诗作对开沙龙，大怒，不久就把阮元召回京城安置在一个闲职上直到退休。所以，如果你遇到这种细节上从来都不出任何差错，对谁都只是“说好话儿”的“老好人”同事，你自个儿得提防了，当然这是题外话。
而穆彰阿接过曹振镛的权力接力棒以后，虽然表面逢迎道光皇帝的“节俭国策”，但是暗地里却十分腐败，在当时的官场上，每个人要想获得升迁，就必须巴结他，给他送礼。就连另一位一生以清廉著称，谥号文正的曾文正公曾国藩都曾送礼给他，只不过曾老夫子送得比别人巧而已。
不仅仅是臣下把节俭当成戏做给道光帝看，道光帝本人的节俭最终也沦为做秀。比如说他营建自己的陵寝，前后竟用了15年之久，占了他在位时间的一半，在清帝中建陵用时最长；他的陵寝东建西迁，两建一拆在清帝中耗银最多。
他从39岁即位，就开始操办自己的百年后事，他知道按照“昭穆相建”的祖训，自己应当在东陵择吉建陵，他却没有这样办，而是为了满足自己想跟与他共同生活了13年之久的结发之妻——孝穆皇后合葬的私心，执意想在京西的王佐村营建陵寝。所以就派大学士戴均元、户部尚书英和等人前往孝穆皇后所葬在的王佐村相度。道光帝这一公开违背祖训的做法遭到了群臣的强烈反对，大臣们一致要求道光帝遵守祖制，而且还罗列出王佐村不合水法，又不方便建筑施工等理由，奉劝道光帝放弃在王佐村建陵的想法，道光帝见众议难平，于是假惺惺地说要遵守祖制，最后确定东陵界内的宝华峪为万年吉地，并于道光元年（1821年）十月十八日卯时开工。历经六个寒暑，终于在道光七年（1827年）秋把陵园建成了，同年九月将孝穆皇后葬入宝华峪陵寝地宫。
建陵一事按说至此可以暂告一段，就等道光帝百年之后入土为安了。让人始料未及的是，陵寝建成第二年，地宫里出现了渗水，因未设龙须沟（也就是排水沟），渗水滞留地宫，浸湿了孝穆皇后的棺椁。道光帝极为震怒，严惩了办工大臣。按说陵寝依山而建，地宫又深在地下，地宫里出现渗水并不奇怪，他爷爷乾隆帝的裕陵于乾隆十七年（1752年）完工时，地宫里就出现过渗水。乾隆帝就仅仅是找到了渗水原因后，将地宫做了维修改进而已，道光帝的宝华峪地宫完全可以以此为例，维修改进一下就行了。
道光帝却不这么想，他以此为理由，废弃了刚刚建成一年的陵寝，派出了许多心腹重臣在遵化东陵及京畿一带重新相度万年吉地。经过3年的卜择，最后选中了西陵界内的龙泉峪，并于道光十一年（1831年）十一月兴工，至道光十五年（1835年）建成。
一波三折又波澜壮阔的建陵一事，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的人力、财力、物力浪费，给人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当真是当得上“生的节俭，死的奢侈”！
皇帝做秀，宰相做戏，那满朝文武呢？据刘诚龙《暗权力》记载，今人皆知的封口费就是道光年间流行的。当时叫做卖奏费。如果官员渎职、犯法、贪污、有作风问题，负责纪检和监察的官吏就会整理材料，准备上奏。这时，该官员就会准备一笔钱，让其保持沉默。难怪中国人向来喜欢说沉默是金，至少道光年间的监察官，一旦沉默，必然有金子。
道光帝奉行的节俭美德，最终成了皇帝与大臣默契配合上演的一出闹剧。

@tjm676058 2022-02-04 06:54:10
你应该都放在一个帖子里接楼，
这样一条开一帖不好找。
看着不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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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谢谢提醒，往后我会每个周更新两次，都在这个帖子下面接龙吧。非常感谢！

第一章七宗罪. 第三节 皇帝家没有余粮了
从天性上来说，人都是好逸恶劳的，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群体，更是充斥着荒淫奢侈者。为什么到了道光皇帝这里，变得一反人情常态，沦为几近受虐狂般的好劳恶逸呢？难道道光帝脑子被烧坏，神经错乱了？非也，原因说出来谁也不信——皇帝家没有余粮了。
道光帝从他爹嘉庆帝手中接过大清这副担子的的时候，国库存银27489790两。乍一看，还挺多。可是，你得横向纵向做做对比，就知道多不多了。让我们来查查道光之前几任皇帝击鼓传花般地接过担子时候的家底儿吧。
康熙皇帝接手的时候，国库存银20余万两；
雍正皇帝接手的时候，国库存银23711920两；
乾隆皇帝即位的时候，国库存银33959624两；
嘉庆皇帝即位的时候，国库存银56584724 两；
乍一看，2700多万两也是“中产阶级”，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了嘛，可是，得结合当时的具体环境来看问题，康熙接手的时候，他爹顺治皇帝刚刚入关不久，国家尚未统一，这是特殊时期，需要特殊看待。康熙六年（1667年），大清国库存银248万余两，虽然增加了不少，可还是入不敷出。后来经过北征沙俄、平定三藩、统一台湾、三征准噶尔，康熙皇帝一直忙于烧钱，国库自然存银不会增加多少；待到清朝的战事终于逐渐平息，经过三十多年的休养生息，到了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国库银子已经达到了约4400万两，不过，此时准噶尔部又开始搞事情，康熙派皇十四子胤祯率领大军前往平定；战火一起，国库里的银子就像流水一样不断流出，所以，一进一出，雍正皇帝即位的时候，国库存银并不多，但是整体走势是上升的。雍正皇帝一生宵衣旰食、励精图治，并推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到了雍正九年（1731年），大清国库里的银子增加到了5037万两，比康熙时期最高峰还要多出600百多万两。乾隆42年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顶峰，因为那时候在乾隆的治理下清帝国不仅灭了准噶尔汗国、平定大小和卓，而且帝国全面稳定，基本上没有什么战争，领土达到了高峰；乾隆不是败家子，他发扬和继承了爷辈、父辈留下的遗产，将康雍乾盛世发展到了巅峰，因此才有8182万两白银库存的记录；但是国家安定，给这位皇帝带来的却是不思进取；国家强盛了，乾隆渐渐地失去了积极进取的心思，开始挥霍，因此库中白银数量大幅度减少。
公元1799年，爱新觉罗弘历也就是乾隆先生终于离开了人世，离开了他恋栈了六十多年的皇帝宝座。但是他给继任者嘉庆留下的是一个无比糜烂的摊子，嘉庆面对当时已经愈演愈烈的川楚白莲教起义，简直是欲哭无泪。为了镇压起义，嘉庆帝废寝忘食，连续换将，拼命操作，总算是把起义控制住了，然而起义压制下去以后，嘉庆帝发现了一个悲剧的事实——没钱了，国库彻底没钱了。
为了镇压这次清朝历史上规模第二大的起义（第一是后来的太平天国起义），清廷花光了存留的白银8000余万两，乾隆朝所有的家底一口气全部耗尽，总计军费一亿多两。
为了对付白莲教起义清朝还收取了额外3000万两的“川楚事例”，我们稍微联想一下，就会想到明末那彻底让大明王朝走向坟墓的“三饷”。一个刚刚经历了“盛世”的清王朝，居然一眨眼的功夫就走到了油尽灯枯的边缘，这不由得让嘉庆帝浑身颤抖。
然鹅，事情并没有完结。道光接手后，先是忙于平定张格尔叛乱，历经8年抗战，花费了1100多万两雪花银，终于平定了此次叛乱；黄河、淮河、永定河又不停地出来捣乱，时不时闹个决口、洪水啥的，仅道光二十年，由于灾害而镯免各地的赋税一项,就花费了约为930万两的白银。为防水灾,每年要支出巨额粮银用于治河。据记载,道光元年到八年,每年河工需银五六百万两。道光五年(1825年),仅南河“修复湖堤各工”,就“用银三百万两”。黄河加筑高堰石工,一期工程又需银1000余万两。藏、苗、瑶、回、黎、彝各族群众反抗斗争此伏彼起,从未间断。起义地区遍及西南、西北、中原及东南沿海。为镇压起义,每次用兵多则数万,少则几千,有的连续用兵几年，这些花销，都是以百万两计的。虽然用兵的不少费用,都以各种名目摊派到人民群众头上,但是如此“碎刀宰羊”，已然造成国家财政极度拮据,民穷国贫,经济困难了。
而且，道光朝的数字，那是上报上来的数字，具体国库里面到底有多少存货，也许道光本人都不敢去看、不敢去想，怕越看越心慌，越想越心里没底，因为那时候存在一种致命的东西，叫做陋规，或者换句话说叫做腐败，抑或是监守自盗。
我们就拿1843年（道光二十一年）来说吧。国库上报存银1200多万两。然而令道光感到震惊的是，国库里实际并没有1200万两白银，甚至连500万两都没有。国库里竟然只剩下293万两银子，整整有927万两银子不翼而飞了。听闻这噩耗，道光皇帝几乎要晕厥过去，于是他气急败坏地找到了管理国库的官员，逼问他银子到底是怎么丢的！
据道光所知，清朝管理库银的制度相当严格，即使是寒冬腊月，管库士兵出入银库，都要脱光衣服接受检查，几乎没有夹带银两的可能，那么927万两银子到底是怎么丢的呢？面对盛怒的皇帝，管库官员只能唯唯诺诺道：“陛下，我们已经知道是库兵们偷了银子，具体方法，万岁爷听了可别吐！”
清朝国库内的银两，均铸造成50两的银锭，堆在库房之中。927万两白银，至少能装满100辆载重4吨的卡车，在严厉的管库制度下，库兵为何还能偷出白银呢？而且还偷走那么多！
首先，库兵偷银子是个长期的过程。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库兵偷银子，从道光父亲在位的嘉庆年间就开始了。那么他们又是怎么偷的呢？他们赤条条地进，赤条条地出来，哪里可以藏住50两的银子？根据调查，办法有两个：
其一，以“谷道藏银”，也就是将银子塞入肛门内。而做到这一点，是需要勤学苦练的，还得用点松筋骨的药。当库兵“神功大成”后，就会偷偷带点猪油进库房，将其涂在银子上，然后塞进肛门里。比较厉害的库兵，甚至一次可以塞100两，能忍受30分钟。出库门后，库兵们都能夹着屁股，将银子带回家。
这种方式虽然好用，但副作用也挺大，年纪大了后，库兵普遍会得肛瘘，而且夹不住银子。而且，这种方法只有夏天能用，冬天就不行了。
所以在冬天，库兵们就用另一种方式藏银。他们每天带着喝水的茶壶上班，进库房后就将银子放在茶壶里，出库时打开茶壶盖，将茶壶往下一倒，没东西掉下来，就若无其事地走过去了。实际上，银子已经冻在壶底了。就这样，库兵们不断将银子往外拿，积少成多、日积月累，偷走的银子竟然达到了927万两之多。
银子丢了那么多，难道管库的官员都不会查吗？实际上，历代官员对库兵们的行为都是十分清楚的，但却都不敢管！为什么不敢管？因为这不仅牵扯到官场利害，而且还事关管库官员的身家性命。由于库兵都很有钱，所以和黑道白道都有联系，如果揭露此事，库兵们必然报复，管库官员的小命就不保了。
有一次，户部尚书祁世长经过国库，一个库兵拿着水壶下班回家。然而可能使用期限太久，水壶的底竟然脱落了，银子也掉在了地上。祁世长大怒，准备升堂审讯这名库兵，谁知边上的人对他说：“你要兴大狱？你不顾自己身家性命了吗？”祁大人一听，立即明白了门道，只能含糊了事，并叮嘱在场的所有人“你看见什么了？”，得到的答复竟然出奇地统一，大伙都异口同声地说“我们什么都没看见！”此事也就这样暂时过去了。
然而国库亏空最终还是被发现了，这又是如何被发现的呢？原来，偷银子的库兵由于分赃不均，竟然相互攻击，将这事捅了出去，直到上达天听，窝里斗的官司竟然打到了道光皇帝那里！
听闻银子竟以如此荒唐的形式丢失，道光皇帝痛苦不已，立即下令，逮捕所有库兵，追回银子。然而库兵们消息灵通，早就脚底抹油，跑的无影无踪。除了少数几个倒霉的库兵被抓外，其他的大多隐姓埋名，逃之夭夭。追回银子，更是没影的事，道光帝只能欲哭无泪。
虽然此次国库银两丢失，存在一定的意外性，但是，整个道光朝，国库上报存银数据含有水分那是无疑的了。而且，即便是道光朝真有2700余万两实打实的存银，我们拿来跟那些大清朝的富豪一对比，就知道道光手头有多拮据了。
我们首先来看看大清首富和珅的家产吧：民间野史有说20亿两的，有说11亿零400万两的，也有说8-11亿两的，最少的则说只有区区四百万两上下。。。。。。其实，野史夸张了，毕竟，道光以前，每年的国库收入也就在4000-4800万两之间，收入最多的乾隆三十一年，也只有4858万两，要是和珅真被嘉庆抄出了8亿两以上的银子，那他平定川楚白莲教那区区1亿两军费也就不在话下，根本不可能把国库打空了，更不用在川楚征收“额外事例”了。和珅再厉害，也不至于贪腐了20年以上的国库总收入吧？事实上，内务府上报给朝廷的和珅抄家名单上，只有现银280万两。但是，和珅还有许多的田产、商铺、房产、银号等等。得出11亿零200万两之类结果的，是根据他名下的各类家伙什，按照一定的比例乘上去的，比如说珠宝，估值5倍的280万两，瓷器估值10倍的280万两……诸如此类，等等，最后算出个11亿零200万两的估值。其实，和珅的家产，估计也就2000多万两。
号称“世界首富”的十三行怡和行行主伍秉鉴，《华尔街日报》估算他有大约2800万两白银家产。
大清朝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光是为确保左宗棠西征新疆，就先后六次出面借外债1870万两白银；清光绪八年（1882年），胡雪岩在上海开办蚕丝厂，耗银2000万两。
胡雪岩的那位死对头盛宣怀，死的时候据说财产为1349万两，除了偿款及提存各款153万两外，实际应为1160万两。
也有说晋商的代表人——“乔家大院”的主人乔致庸鼎盛时期也是身价2000万。
综合上述我们就可以看出，道光朝国库上报存银已经是自从康熙朝战事平息以来的历年最低值，而且这个数据还大大的有水分。而这点带水分的上报存银数据，甚至还不如一个贪官、一个富商的财产多。
比国库存银不足更磕碜人的是，国库每年都入不敷出。“量入为出”的财政原则难以维持日常用度，支出项目的不断增加，财政平衡被打破，情况也日益恶化。就像前面说的，先是张格尔跳出来捣乱，同时藏、苗、瑶、回、黎、彝各族群众又此伏彼起,从不间断地起义，而且愈演愈烈，各种天灾、水患又频频爆发……
本来，在康雍乾三朝，承平时期，财政每年都会有七八百万两的盈余；道光朝银库上报存银，头三年连续走低，从嘉庆末的3000多万一路滑落到六年的1758万两；七年至十年，暂时回升到3000多万两；十二年又下降到2000多万两。长时间徘徊在“危险”红线之下，一旦再遇到像白莲教起义那样的重大危机事件，朝廷必然处于无力应对的境地。
而比起存银不多和入不敷出来说，整个财政系统的糜烂才是最让人触目惊心的。
在这里，我想有必要剖析一下清朝的财政体系。清代还没有完整意义上的现代财政体制，财政收入主要包括4大项，即：田赋、盐课、关税和杂赋。
田赋就是土地税，也就是根据土地面积大小和土质肥瘦而征收的税。清朝前期为了恢复社会生产和鼓励人口增殖，宣布以康熙五十年（1711年）的人口数为基准，实行“摊丁入亩”制度，从此田赋主要以土地面积为征税对象，其征税形式以征粮或征钱来完成，部分征钱，部分征粮，所以又称之为钱粮。田赋是全部税收的大宗，达到朝廷整个收入的70%以上。征粮部分，涵盖漕粮和屯饷2部分，以漕粮为最重要，征收区域限于山东、河南、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８个省份。漕粮征收数目有定额，大致每年400万石左右。
盐课是向每个食盐消费者间接征收的资源税，是税制中相当复杂的一种。也就是把全国划分为若干行盐区域，每一区域内由国家指定一定数量的垄断商人，由垄断商人负责食盐从收购到售卖等各环节的流通，官府则向这些垄断商人征税。
关税就是商品通过各种关卡收的税。清初对关税并不重视，康熙时年征额不过100多万两。乾隆以后，每年大约为400余万两，多时达到500余万两。
最后是杂赋。一是课，就是对各种特种商品征收的杂税，比如说茶课、金银矿课、铜铁锡铅矿课、水银朱砂雄黄矿课、等。二是租，相当如今的公共馆所场地出租征收的租子。比如说直隶省对旗地征收的旗租，各省对学田、公田和官田征收的地租等。三是税，如各省州县的田房契税、当税、牙税、落地牛马猪羊等税、牲畜税、烟酒税等。四是贡，主要是对少数民族地区征收的实物贡品，如马贡、狐皮贡、贝母贡、蜡贡等。杂赋征收的方式和用途是多种多样的，有的定额包征，有的不定额尽收尽解。杂赋有的专充兵饷，有的起运解到户部，也有的存留本省地方。杂赋收入，基本在50-100万两之间。由于杂赋纷繁复杂，有些财政统计资料往往略而不列。
除了上述4大项常例收入，当时清廷还有另外两项非常规的重要财政收入来源：捐纳与报效。捐纳，顾名思义，就是国家遇到特大事情了，临时因事征收的费用，大致可以分为军需事例、河工事例、赈灾事例、营田事例四种，其中以军需、河工为最多，就像平定川楚白莲教所征收的3000万两“额外事例”就属于军需事例类捐纳。报效则是统治者为解决财政困难而对商人这一特殊群体，采取的一种指派勒索办法。
财政支出方面，有如下12类：祭祀款，仪宪款，俸食款，科场款，饷乾款，驿站款，廪膳款，赏恤款，修缮款，采办款，织造款，公廉款。从财政管理的角度，可将这12类支出划分为三大块：京师经费、直省经费和杂支。京师经费也就是国家直接支配的，包括：京师王公百官俸银，兵饷，盛京热河围场、东陵、泰陵各官兵俸饷，外藩王公俸饷银，内阁等处饭银、吏部、礼部的养廉银，京官公费饭食钱，内务府、工部、太常寺、光禄寺、理藩院备用银，宝泉宝源局料银，在京各衙门胥役工食等。直省经费是指各省（将军府）支配的，主要靠地方存留银两支领，如果本省经费不够用的，则由户部从邻省拨款补贴。除此之外的支出，均为杂支，如贞节费、选秀女费用、差费、西藏驻防官兵费用等。从利用形式来说，大致可分为皇室经费、宗室和官吏俸禄、兵饷、驿站经费、科场学校经费、河工塘工经费。
在康熙中期至乾隆前期这段时间内，整个财政系统还算基本运行良好，没出现运转不良的问题。但是，到了嘉庆、道光爷儿俩接手的时候，财政系统在运行了100多年以后，已经是弊窦丛杂，痼疾重重。
首先是漕粮系统内痈外患。漕粮由州县负责征收，由军队负责承运，同时兼顾一定数量的民船，运至通州交仓，虽中间环节复杂，但环环相扣，体系完整。乾隆中后期，漕运制度已经成为了贪腐之窝。嘉庆以后，由于四处冒烟、处处起火，根本无力顾及运河的治理，使漕运的积弊愈演愈深。征收漕粮的时候，地方官府在没征收之前，先收一大笔各种名目繁杂的额外费用，比如什么打通上司关节的“规费”啦，防止运粮兵丁为祸地方的是“索费”啦，防止途中霉坏而多收的“浮费”等等。征收的时候，各级官员总不能白干吧？于是又做一次手脚，5万石的摊派数额，地方上就收他10几万石也是合理的。由于征收漕粮形成了种种贪腐舞弊，所以各地的反抗总是连绵不断，其中又有文章可做。运输的时候，由于从南方8省运到通州需要7、8个月，中途出现的幺蛾子也不会少，比如说掺白沙、石灰、糠秕、米屑之类，或者是将石虎、下西川、九龙散等发胀药物拌入米中，使米的体积胀大或者是干脆直接搀水使体积增大，当然途中还时不时有劫匪、饥民抢米什么的。运到了交仓的时候，又是一次做手脚的良机。
其次，是历年、各地拖欠越来越频繁，数额也越来越大。虽然清代的赋税制度相对简单，但经过多年的运行，也出现了不少拖欠赋税的情况。而此刻，政府已经没有魄力像当年办理奏销案一样，下令将所有人革籍降职了，因为有的拖欠已经长达百年之久，主管官员走马灯般地换了不知道多少茬，变成了压根没法查的“无头案”。乾隆时期，这样的现象已经越来越多。由于政府不缺钱，清廷虽然不断地讨论欠税问题，却没有办法整治。到了嘉庆时期，随着财政日益紧张，欠税问题被更加频繁地讨论。嘉庆十七年，仅安徽、山东两省，就各自欠税400余万。江宁、江苏的欠款也达到了200余万。为了清理税收，皇帝威胁将欠粮太多的地区的地方官员直接斩首，但依然无效。
第三个问题就是，八旗子弟的繁衍越来越快，人口越来越多，已经出现了晚明那种“富了朱家王爷，穷了天下百姓”的境况。入关之初，旗人小部分留居发祥地东北，大部分进入中原，由国家给予优待。旗人进入北京，旗人不必从事士、农、工、商等任何生计事业，坐享国家的福利，除了因官阶不同俸禄有羞外，人家的待遇都是相同的。清廷也想用此法一劳永逸的解决八旗生计问题。然而，历史的发展并不以清朝统治者的意愿为转移。开国之初，八旗人口较少，旗地也充足，生计颇为丰厚。然而康熙中叶后，旗人内部就开始分化，少数旗人仕途发达凭借权势积累大量财富，经济呈上升趋贽；多数旗人丧失或部分丧失原有的经济基础，加以养尊处优、腐败奢靡，兼人口的不断增跃，以至负债累累。至乾隆朝，八旗生计问题已经成为清廷极为棘手的问题，甚至出现旗人隐瞒身份、冒充民人卖身为奴的事件。八旗生计日窘已是每个旗人时时刻刻感觉到和面临着的严重问题，当然也是困扰清政府的几乎无法解决的大难题。生活的困窘又导致了八旗世风的恶化，世风恶化又造成更大的浪费，形成更严重的腐败，给国家带来更大的无形开销。
面对百弊丛生的财政系统，道光帝也不是不想“做手术”，即位之初就曾专门下达过相关谕令，但谕令遭到了官员群体的一致反对，几乎没有一个赞成的。
面对巨大的反对声浪，以及官场已经出现的混乱迹象，道光只能被迫收回成命，同时做了自我检讨，承认自己刚做皇帝，不懂吏治，做事难免冒失。
等到真的“懂”了，道光更加不敢动这样高难度的外科手术了。事实上，他也的确没有什么办法，历数祖祖辈辈，康熙够伟大了吧，可他又能拿财政问题怎么样呢？
所以，本就不多的国库存银，加上国家频频多灾多难，财政一直入不敷出，而且每年上报的数据都存在“放大炮”现象，再加上整个财政系统弊端百出，道光爷真正手头拥有的银子，能维持日常运转就已经不错了，要是再遇到一次把白莲教起义那样的突发事件，道光爷也是会被一文钱难倒的，无计可施的道光爷唯一可做的，就仅仅是号召全国向自己学习，鼓励大家勒紧裤腰带，全国发扬勤俭节约的精神而已啦。
俗话说的：屋漏偏逢连夜雨，破船又遇打头风。很多事情，都不是孤立出现的，与之相伴的，还有一系列问题。道光朝财政上左支右绌的同时，也是祸不单行的。那么，道光朝除了财政上出了问题，还有哪些问题呢？请看下集。

声明：非常欢迎真正有真知灼见的高人不吝指教。若是捣乱的，黑名单见！

@tjm676058 2022-02-07 22:11:12
挺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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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夸奖，您的鼓励就是敝人前进的动力。

@夜阑孤灯品风雨 2022-02-08 09:58:57
楼主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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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涯太冷了，我都想换个平台发了，浏览量超过500就更新，否则没啥意思。

@夜阑孤灯品风雨 2022-02-08 09:58:57
楼主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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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涯太冷了，我都想换个平台发了，浏览量超过500就更新，否则没啥意思。

@夜阑孤灯品风雨 2022-02-08 13:09:52
天涯现在是门庭冷落，但也不妨碍您普及文化知识，有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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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捧场，超过500浏览量了，敝人继续更新了。

第一章 七宗罪 第四节 土地资源严重“内卷”，大清经济趋于“躺平”
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时代，有一个很著名的三百年定律，也叫三百年怪圈。其大略梗概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王朝，自秦朝始，到清朝止，为数不可谓不多，但是这些王朝不管怎么兢兢业业，也不管历任皇帝如何励精图治，其寿命总超不过三百年，还没到三百年就要改朝换代。
这一定律放到大清头上也一样适用。就我个人观点来看，我觉得这些王朝，基本上都是因为同一个根本性原因造成“寿不过三百”这一结果的，这个原因就是任何一个封建王朝都逃不脱封建经济赖以附生的土地资源的内卷，一旦土地资源兼并、垄断到整个社会都失去活力了，这个国家（王朝）也接近寿终正寝了。
这个三百年周期律是黄炎培提出来的，而我现在要另外提出一个定律，那就是每个封建大一统王朝都有一个150年的坎，过得了这个坎，就能延续大约100来年，过不了这个坎，王朝就会很快被腰斩了，姑且给它取名叫做150定律吧。纵观2000年封建历史，除却其间夹杂的秦朝和隋朝这2个短命王朝和三国-两晋-南北朝、五代十国这2个大乱世（西晋中间有过短暂的36年大一统），其兴亡主要是人祸，不算在内之外。其余的西汉、东汉、唐朝、宋朝、元朝、明朝、清朝都基本如此：由于这些封建农耕王朝，国家的经济基础是农耕经济，农耕经济的基础是土地，进而也就造成土地是这些封建王朝的地基，任何一座封建王朝的万丈高楼都是建立在土地这个地基上的，而土地兼并就像任何一个封建王朝都逃不掉的身体内的癌细胞一样，毫无节制、无休止地扩张、增生，直到把封建王朝这个母体给折腾到奄奄一息，乃至命丧黄泉；然后又开始新一轮循环，附着在下一个新生的母体内，重新与这个新的母体一起生长，无节制、无休止地扩张、增生，直到把新的母体给折腾到奄奄一息，乃至命丧黄泉……如此往复循环，周而复始。具体到每个王朝，基本都是经过一番南征北战，开国帝王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取得了天下，这时候国家人口少，土地资源有富余，国力就蒸蒸日上（当然，其中也有开国君臣雄才大略、励精图治的功劳）。一旦国家的富余土地开垦完毕，人口仍然不停地增长，土地兼并也随之愈演愈烈，兼并、集中、垄断到一定程度，国家就开始有末世的境况了，换言之，这也就是癌细胞增生到母体命悬一线、奄奄一息的那个时刻，这个过程基本也就150年左右的时长。这个时候，如果有能臣明君厉行改革，给这个国家打一剂强力“续命针”，强行起衰振弊，如同操起手术刀，割掉体内的癌细胞，那么国家就能继续苟延残喘，至于其能“延”多少年，“益”多少寿，就取决于这个医生的医术高明程度。但是，即便再高明的医生，也不能保证这个病人能过得了第二轮癌细胞的附着、增殖、折磨，也就是逃不脱黄炎培老先生所提出的300年周期律；就像开车开到悬崖边上了，如果有一位好司机，立即刹车、倒车、转向的话，大车就可以暂时转危为安，但是路还是原来那条。如果没有能臣明君厉行改革，那么这个王朝基本上在150年这个坎上，很快就要栽跟斗，被拦腰斩断，就好像大车行驶到了悬崖边，没有好的司机强行制动，就很快摔下山崖，以致车毁人亡。所以，要我说，无论是300年周期律，还是150定律，其原罪就是土地资源内卷。
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解释，那就是每个封建王朝从其诞生的那一刻起，就身不由己地在不停积累土地资源“内卷”的量变。这个量变累积到需要改朝换代这个质变的临界点所需时间大约是150年。扩而言之，其实，每种社会形态下，彼种社会自诞生之日起，就身不由己地处于那种社会环境下的最基础的生产要素的不停歇地“内卷”的进程中，当基础要素“内卷”这一量变积累到一定阈值了，就距离改天换日这一质变不远了。就像斗地主打牌一样，当出牌出到有人手里没牌的时候，只能洗牌重新玩了。当前的资本主义社会，其整个社会的基本要素——资本的“内卷”过程也一样，集中、累积、垄断到一定极值了，各种末世乱象就会层出不穷，只能要么改革续命，要么洗牌重玩了。所以，如何分好基础要素的蛋糕，防止少数人“吃独食”导致多数人无食可吃，是一件伴随每一个政权生命始终的，让每个政权都不得不审慎决断的大事、要事，也就是说，破除“三百年周期律”的唯一法门就是防止核心基本要素的内卷、兼并、垄断！
细而言之，在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王朝史上，除去那2个短命王朝和2个大乱世是因为人为主观原因造成的以外；西汉过150年这个坎的时候，冒出个汉宣帝，汉宣帝是个明君，但是他只是对外征战转移内部矛盾，并未从根子上解决内部的土地资源垄断问题，所以汉宣帝一死不久，西汉也就over了；到了东汉，过150年这个坎的时候，是汉桓帝这个玩家在打150年这副牌，他没打好150年这副牌，东汉也就从此日渐衰落，直至完全被军阀取代；接下来是大唐，大唐过这个150年的坎的时候，恰逢安史之乱之后不久，但是这个时候冒出个杨炎，一改延续了几百年的租庸调制为两税制，所以，大唐顺利度过150年这个坎，续命到了289年的高寿；紧接着是赵宋，驾驶赵宋这辆大车过150年大坎的是蹩脚司机宋徽宗，虽然他前面有王安石这个良医开过几剂猛药，但是这些药剂还没把大宋的病体治愈，就被人强行中断了，反而给病人带来不少的毒副作用，而蹩脚司机宋徽宗除了沉溺于水墨丹青，并没有对手头这副烂牌进行洗牌，所以，大金国轻轻一推，大宋就被腰斩了，接任的南宋，可以说是用半副牌重新玩了一局，而且这一局还在过150年这个坎的时候，蒙古人就大兵压境了，外敌虽然取代了内部矛盾，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唯一的例外是大元，因为大元是游牧民族第一次做大一统王朝的主，马背民族进入中原并未像其它几个大一统王朝那样，只是大力发展农耕，导致大元并不是纯粹的农耕王朝，而是游牧和农耕双轨制，因为游牧经济掺和，且游牧经济比农耕经济生产力更低下，更浪费土地资源，所以，大元连150年这个坎都没摸到；大明过150年这个滩头的时候，冒出了个天才张居正，他这个名义上的大副（实际的船长）给大明注入了“一条鞭法”这一剂“兴奋剂”，所以大明熬过了150年这个大关，侥幸活了276年；接下来，我们慢慢谈我们的主角大清。
大清入关以后，与前面的汉、唐、宋、明没什么二致，入关之初，因为几十年的持续动乱，华夏大地人口大量锐减，以致举国人多地少，土地问题比较缓和，加上新入关的康雍乾三朝皇帝比较英明，所以取得了“康乾盛世”的优异成绩。
但是，在过150年这个大关的时候，也就是嘉庆道光爷儿俩的时候，大清早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后世的人们给他们扣上“嘉道中衰”的帽子。因为土地这个基础的动摇，大清在政治、军事、经济乃至外交等各方面都面临各种接踵而至的棘手的问题。但是，掌舵的嘉庆和道光父子都不具备大开大阖、大刀阔斧改革的能力，对眼前的“嘉道中衰”的现实，不知道是掩耳盗铃，装作看不见，或者是看到了而避实就虚，采取、实行“鸵鸟政策”，反正是除了搞搞勤政、节俭之类无足轻重的“小聪明”之外，其余的施政大略，基本就是一唯祖制是从，没做任何变更；而作为一国宰辅，无论是董诰，还是托津，或者是后来的曹振镛、穆彰阿，要么是像老黄牛一样，只懂得埋头耕地，主人的鞭子甩向哪里就耕哪里，要么是只顾一味地“爱惜自己羽毛”的清流，甚或是以“多磕头，少说话”立世的庸官，虽然他们个人修为参差不齐，有的甚至达到了无可指摘的地步，但是对于整体国势而言，无一具备扭转乾坤、逆天改命的作为；皇帝、宰辅以下的整个官僚集团，更是呈现出一派“万马齐暗究可衰”的景象，只有像说出这句话的龚自珍等少数“山野逸人”，才如同那知秋的一叶，闻到了衰世的气息。
常言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其实，虽然川、楚白莲教大起义固然是大清由盛转衰的转折点，但是乾隆四十六年的甘肃米案就已经揭开了“乾隆盛世”的底裤，而白莲教起义更是肇基于乾隆中后期，只不过嘉庆点儿背，踩了蛇尾巴而已。
乾隆中期，土地大量集中，经济衰败都已经开始达到临界点了，嘉道两朝，每况日下的境况又更甚于乾隆末。大量的小民小户由于繁重的税赋和层出不穷的各级官员的私自加派，以及豪绅奸徒的豪夺巧取，不得不把赖以为生的土地转卖出去，反过来又不得不以卖田所得的收入去租佃他人的土地来种，彻底沦为佃农和贫雇农；而贵族、官吏、豪绅则利用公权以及各种手段、名目，像滚雪球一般毫无止境地兼并小农小户的土地，使得土地“内卷”现象日甚一日。
就像山东的牟墨林，本来他家是只有1000多亩地的小地主、小豪绅，长年累月屯了不少粮食。若是在太平年份，他手里的本钱，也顶多能购买几百亩地，但是1836年当地发生了一场百年难见的灾荒，周边的小民小户基本家家都颗粒无收了，无数人流离失所，到处逃荒，饿极了的灾民大量涌入他家借粮。他倒是不说不借，只是条件有点苛刻——只能用土地来换！为了活命，灾民不得不以极低的价格以地换粮。趁着这次灾荒，他以家中屯粮，“多多益善”地大量换取灾民的土地，灾荒一过，牟墨林吞并了周边4万多亩土地！“死里逃生”的灾民们虽然饮鸩止渴了，但是对牟墨林非但没有怨言，还感激地称呼他这位“救命恩人”为“活菩萨”。
另一位大贪官和珅，前面我们只是谈了他的身价，们今天不说和珅贪污的金银珠宝，也不说他在京城众多的买卖铺面，就说一说被很多人忽略的土地。和珅本人实际拥有12万余亩土地，挂靠在他名下的土地，也就是名义上拥有的土地，总共多达80万亩，约等于533.6平方公里。看到这个数字后，很多人可能没什么感觉，但是，换一种方法做作比较，我们就知道这是什么概念了：第一，欧洲小国圣马力诺，位于意大利半岛的东部，国土面积仅有61.2平方公里；第二、马绍尔群岛，位于印度尼西亚和夏威夷之间，由1200多个形状不一的岛礁组成，共有870个珊瑚礁群，其国土面积是181平方公里；第三、马尔代夫，国土面积298平方公里；综合得出,圣马力诺+马绍尔群岛+马尔代夫≈和珅名义拥有的土地面积（61.2+181+298=540.2平方公里）。或者说换另外一种方法对比：澳门，大家熟知的与香港并列的行政特区之一，面积32.9平方公里；新加坡，大名鼎鼎的亚洲四小龙之一，国土面积724.4平方公里；香港，另一个亚洲四小龙，面积1106.6平方公里；可以换算出：和珅名义拥有的土地面积=16.2个澳门≈3/4个新加坡≈1/2个香港。也难怪时人给和珅估出十几亿两白银的身价！
我再举个例子，后面我们还要大谈特谈的另外一个男主角之一的琦善，此君竟然拥有256万亩土地，约1700平方公里！几乎相当于一个深圳市的面积！比世界上27个国家的土地面积还大，远超和珅3倍有余！
而早在乾隆十八年（1753年），宗室、勋戚就已经共计拥有153366公顷土地，竟然超过福建、广西、云南、贵州这些省份的民田的总数！
与此同时，这150年来，中国的人口数激增了几十倍。1652年（顺治9年），全国总人口才1448.3858万；1713年（康熙52年），全国总人口2358.7224万；1741年（乾隆6年），全国总人口14341.1559万；1834年（道光14年），全国总人口已经突破了4亿，达到40100.8574万之巨。
土地高度集中，人口指数式地爆炸性剧增，而全国的耕地面积却没有增加多少，基本上徘徊在7.7亿亩上下。如此一进一退，就衍生出大量（数以亿计）的少地、缺地、无地之人。这些人，除了部分沦为佃农、雇农、雇工之外，绝大多数沦为了流民、游民，四处游荡。
当然，按照当时的人均耕地面积算，现在全国14亿人口，耕地面积也只是在18亿亩红线之上不多，人均不到1.3亩的耕地面积还不如道光朝的人均1.9亩多，可是如今的生产力早已经是道光朝10倍不止，而且，不管我们承认不承认，如今是社会主义资本经济，生产效率早已与那时候是云泥霄壤之别。
其实，明末中国都已经有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清朝初期也在这个萌芽基础上有所发展，但是这发展的过程极为缓慢，始终在萌芽状态徘徊，未能进入工场手工业阶段。清代前期相关政策的支持也为清代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提供了政策保障。主要是实行的工商业政策，有其积极的，较有利于资本主义萌芽的一面。比如说在征税上，禁止定额之外，恣意多索；对“原不抽税”的货物，也不准“违例收税”；比如说政府下令免除明代的匠籍，为雇用自由劳动力创造了市场；又比如说，政府缩小了官营手工业的经营范围和规模，这就为民间手工业提供了一个发展的契机。这些政策对于商人的正常活动以及资本的积累有很大的好处，给予了他们一定政策的保护。所以，在这种相对宽松的环境之下，清代的资本主义萌芽在明代的基础上缓慢发展起来了。
比如说阳山铜铅矿采冶业的发展，就是其中比较显著的例子。广东省阳山县曾经是明初十三铁冶所之一，同时也是广东重要的产矿区之一。这里虽然山高而险峻，耕作条件艰苦，但却富有矿藏，有铜铅等矿藏。一些商人就“靠山吃山”，经营起了铜矿生意。由于矿山的开采，需要大量的资本，单个老板很难独立维持经营，于是大家就合股投资。而且因为矿山的土地多半是别人的，所以，这些商人便与山主订立契约，并且将契约上报官府，取得官府的“文结”，然后到盐运司“呈验明白”，取得准其开采的大清牌“营业执照”。采矿的过程，雇佣了一定数量的搬运工和挖掘工匠。这随着产能的扩大，本地劳动力的不足，又开始雇佣流动的劳动力。这就是典型的“天朝”牌资本主义经济了。
再比如说，佛山镇（今佛山市）的炒铁业也比较具有代表性。早在明朝景泰年间，佛山就以“工擅炉冶之巧”而扬名在外。清朝前期，佛山镇的冶铸业又有很大的进展。当地商人们，开制“炒”铁矿场，把矿石熔冶成生铁，又把经过冶炼的生铁，炼成熟铁，然后拿到市场上去转卖，并以此为生计，这在延续了2000多年“盐铁专卖”的封建时代，无疑是很有突破性的。有的炒铁工场里有炒铁工人数百名，生产规模还是相当大的。根据相关数据统计，乾隆年间，佛山镇共有炒铁工匠2万人。毫无疑问，这是妥妥的“规模化”资本主义经济了。
与此类同，福建的茶叶，江南的丝织业，也都出现了类似的资本主义经济。
本来嘛，资本主义经济是治疗封建土地资源内卷绝症的绝佳灵丹妙药。后来大清能够续命几十年，就是因为陆陆续续下了洋务运动、维新运动、立宪运动等资本主义改革猛药。但是，时下的道光朝，因为土地兼并太激烈了。土地高度集中，再加上层层盘剥，有发展商品经济意愿的农民，就差没卖妻卖子了，压根就没有多余的资金去发展商品生产，更甭提积累原始资金，去扩大生产了！商品经济不发达，技术就得不到进步，技术得不到进步，农业生产效率也会跟着降低，农业生产效率低下，又更加加剧了土地的兼并、集中。如此往复循环，贫苦百姓根本就没有任何余力余物余钱去经营资本经济！而那些手头已经有余力、余物、余钱的，又因为土地租金实在来得太轻松，还可以不断地滚雪球，还没有任何风险，还受国家保护，就更没动力去发展高风险、社会地位低下的资本商品经济，也就逐步“脱资向农”，拿手头的钱财购买土地，向大地主转变了。这就形成了一条阻碍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坚不可摧的无形壁垒！
而作为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表人，包括嘉庆道光在内的帝王，更是地主阶级的“代言人”，他们承袭了惯行2000多年的“重农抑商”政策。雍正即位第二年，就下旨反对招商开矿，说什么“养民之道，唯在劝农务本，若舍本逐末，游手望风而至，岂能别其奸良”，终雍正一朝，他随后又多次下旨训谕臣下要重本抑末；乾隆也说什么“天下本农为重”；一唯祖训是从的嘉庆、道光更是因袭了雍乾的思想，嘉庆道光父子不止一次强调开矿是“言利扰民”。
他们之所以一定程度上放开铜、铁之类采矿业的发展，是因为那些地方农耕条件苛刻，不适宜发展农耕，而又有大量的“穷民”靠整个生产链条赖以为生，如果骤然严厉禁止，这些生计无没有着落的人，会很容易就铤而走险，轻则聚而为盗为匪，重则聚众起义。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作为权宜之计，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限制地允许部分地方酌情发展矿业。
此外，各级官府、官吏对工商业者的剥夺、压制也是无所不用其极的。比如说当时的四川，有一种流行甚广的陋规，名叫"贼开花"。就是每当民间发生盗窃案件，州县地方官接到报案后，官吏衙役不作任何调查，先把被盗人家周围的富户指为窝赃户。而认定嫌疑犯是官吏们的合法权力，关押嫌疑犯也是他们的合法权力，他们这么做当然没什么风险。那些被指为窝赃户的人家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家里无人做官，没有后台。于是官府放心大胆地把他们拘押起来敲诈勒索，每报一案，往往牵连数家，"贼开花"由此得名。那些被指为窝赃的有钱人，知道大清各种酷刑的厉害，特别害怕坐牢，只能自认倒霉，拿出大把的钱来贿赂官吏，打点差役。官吏捞足了钱，才把这些富户放出来，并宣布他们没有窝赃。在术语里这叫"洗贼名"。甚至有些心黑手辣的官员，随便找个徭役之类的名目就能让当地的富户倾家荡产。
几重大山压下来，普通的老百姓想种地，没地；想经商，国家政策和社会大环境不允许，而且更怕被“劫富济贫”，没门。社会生产发展进入了死胡同，造成了清朝在150年大关之后，逐渐陷入了一种“土地兼并——重农抑商——土地兼并……”的怪圈当中。大量农民背井离乡，四处流亡，农村劳动力大量减少，极少部分从事农作的农民，又因为极端的剥削，生活极为悲惨，生产的积极性也极低。刚刚冒芽的资本经济，又陷入了步履维艰的境况。整个社会经济陷入了一种可怕的死寂般的“躺平”状态。
经济的萧条，又一定程度上促使财政情况趋于恶化。可是，除了经济的萧条，还有哪些因素促使道光在极端勤政、节俭的情况下，仍然“被”戴上“嘉道中衰”这顶黑帽子呢？请看下集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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