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1960年代，国防科技工作者安万里和中学教师唐美萍组建了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庭。因为安万里工作的特殊性，两人聚少离多，且妻子唐美萍对其工作内容知之甚少。安心出生后几个月安万里才第一次见到女儿，一家三口拍了第一张，也是唯一一张全家福。1965年底，唐美萍收到安万里的来信，就在夫妻双方憧憬着合家团聚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革命搅散了一家人的美梦。自那之后，原本相亲相爱的夫妻天各一方，在时代洪流中颠沛、挣扎。

为避免自己的身份给家人招致祸端，安万里忍痛写给唐美萍一封绝交信。在生存和生活的重压之下，唐美萍万般无奈与乔振华结成夫妻。安万里在遥远的青海忍受着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在那片格桑花盛开的地方，与他遭遇相同的程克勋、宗少华、程平一家三口给了他很多温暖和慰藉。几年后，程克勋被虐待至死、宗少华自杀相随，剩下苦命的程平和安万里相依为命。在他们以为日子就那样永远过下去的时候，突然传来革命结束的消息。

安万里带着程平不远万里回乡寻亲，可惜早已物是人非。无家可归的程平跟随安万里来到北京。安万里拖着残腿在北京四处奔走，想为程平谋得一个光明的前途。就在二人心灰意冷，打算回青海的前一天晚上，恢复高考的消息在一夜间传遍大江南北、全国上下。为了给程平一个合法的、可以参加高考的身份，安万里和程平正式办理了收养手续，户口簿上的名字分别是安慕云和安平。他们在北京正式安顿下来。

安慕云总会不自觉地回到当初他跟唐美萍的家所在的地方。他躲在街道的拐角处，看着唐美萍一家四口其乐融融，内心翻涌、五味杂陈，他想转身走开却挪不动脚步。后来，无意间得知自己的女儿（唐心）参加了高考辅导班之后，他突然冒出一个大胆的想法。他渴望一个出现在唐美萍母女生活中的机会，守护在她们身边的机会。苍天不负、怜其情深，正如他所愿，最终安平和唐心成为夫妻，他与自己的亲生女儿终于成了一家人。

时隔半个世纪之后，当那张早已泛黄的全家福再次摊开在一家人的面前，那些尘封的往事和早已逝去的面孔在安平和唐心的唇齿间醒来，鲜活、生动、如雾如烟却又清晰如昨。

《局外人》目录：
一、全家福（1）
二、安平的故事（1）
三、安平的故事（2）
四、安平的故事（3）
五、安平的故事（4）
六、安平的故事（5）
七、唐心的故事（1）
八、唐心的故事（2）
九、唐心的故事（3）
十、唐心的故事（4）
十一、安慕云的秘密（1）
十二、安慕云的秘密（2）
十三、全家福（2）

一、全家福（1）
郑慧慧望着窗外连绵不绝的小雨，又一次禁不住地纳闷，节气真是神奇，不管是自己的家乡江南小镇，还是如今工作、生活了五六年的首都，每年的这个时节，小雨都会淅淅沥沥地下个没完。今年更甚，清明远在一周之后，可这没完没了的小雨已经洋洋洒洒了好几天，而且一点停的意思都没有。细雨或许能寄托人们对逝者的哀思，但对此刻的郑慧慧来说，只是平添烦乱。
女儿安妮刚刚满月。可能是郑慧慧许的愿灵验了，上天果然发给她一个天使宝宝，整个月子期间吃得香、睡得好，体重足足涨了三斤，各个方面都没让人操心。眼见着身边这个小奶娃从皱巴巴的小不点长成为现在粉嫩粉嫩的肉团子，郑慧慧就难免母爱泛滥，成就感爆棚。她控制不住自己，只想时时刻刻地看着她，不管安妮是睡着还是醒着，她都舍不得挪开视线。就这样一个月看下来，孩子被她看大了不少，她自己却因睡眠严重不足而消瘦了许多。人家产妇坐月子都是坐得肥肥白白、面色红润，只有她，不仅没囤一点脂肪，还熬出了很重的黑眼圈。
刚才，郑妈妈几次三番、连哄带劝地好不容易从她眼皮子底下抱走孩子，催她赶紧补补觉，可惜她睡眠太轻，那少得可怜的一点睡意再一次被窗外说大不大、说小又不小的雨声搅散，消失得无影无踪。
难得的周末时光，安妮在隔壁卧室睡着；爱人安程也在安妮身边发出了轻微的鼾声；郑妈妈轻手轻脚地做着家务，家里的氛围静谧又温馨。既然睡不着，索性就起来简单梳洗一下。婆婆早上打过电话，午饭后老两口要过来看看孩子，看时间估计快到了。
安妮的爷爷安平和奶奶唐心，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考生。自考入北京大学、毕业留校至今，是名副其实的北大元老。近几年虽然因年龄原因已经很少给本科生上大课，但除了亲自指导研究生之外，还时不时地给全系的学生做系列讲座，分别被物理系和中文系的师生戏称为‘镇系之宝’。
郑慧慧对公婆的印象极好，从第一次见面至今一直如此。
郑慧慧是比安程晚两级的师妹，相识于她开学报道的那一天。当时安程并不是学生干部，他只是去现场抓负责新生接待的室友回来打游戏，好巧不巧就碰上前来报道的郑慧慧。西沉的落日余晖笼罩下，一袭白裙、长发飘飘、巧笑倩兮的江南女孩，那一低头的温柔不经意间落入安程的眼，瞬间将他击中。后来安程回忆说，那一刻他感觉世界被抽成了真空，没有一丝声响，他眼前、脑中和心上只有那女孩，静默在斑驳的法国梧桐树影里，遗世独立。那一瞬间的电光火石点燃他沉睡了二十一年的情感，并以燎原之势一发不可收拾。
那一天，一向最不喜跟女孩儿打交道的安程头一次热血沸腾、积极主动。他一马当先地拎起郑慧慧的行李，鞍前马后、卑躬屈膝地在前引领，郑慧慧袅袅婷婷、不紧不慢地稳步相随。被安程那不寻常举动惊得差点掉了下巴的室友，望着‘小安子’和‘格格’远去的背影摇头叹息、一语中的，“唉，何意百炼钢，化为绕指柔！”
直到安程大学毕业，欲将二人关系在家人面前盖章认证的时候，郑慧慧才第一次得知安程的父母竟是隔壁北大的教授。她惊讶的同时忍不住怪怨安程，为什么不早告诉她？面对她的责问，安程表现出一脸的无辜和委屈，“是我们两个处朋友，跟父母又没关系，早一点还是晚一点知道有什么要紧！”这个带着帝都男生独有的天然优越感，凡事都满不在乎，甚至有些混不吝特性的安程让郑慧慧着迷，同时也让她不安。
知道安程父母的身份之后，来自江南小城的郑慧慧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自卑之中。当安程告之父母邀请她周末去家里吃饭的时候，她甚至想象安程的妈妈会不会当着安程的面夸她好，转身就让她离开自己的儿子？一路上，郑慧慧都陷入各种胡思乱想之中无法自拔，电视剧里准婆婆刁难准儿媳的戏码轮番在脑海中闪现。不管安程怎么跟她说自己的父母多么开明、多好相处，郑慧慧还是害怕。待他们到了安家门口，郑慧慧才惊觉自己已经一手的冷汗。
郑慧慧是怀着吃‘散伙饭’的视死如归心情踏进安程家门的，可一顿饭还未吃完她就开始感恩上天待自己不薄，并暗暗发誓此生非安程不嫁。
安平和唐心当时都是居家服饰，随意但不随便。饭桌上也是很简单的家常便饭，席间，他们夫妇俩只是简单问起郑慧慧的课业，对专业的理解，听到她不卑不亢的应答不时点头表示认同，但也仅限于此。一顿饭下来，更多的是他们一家三口的聊天。郑慧慧没想到，在她面前一向张牙舞爪、无遮无拦的安程在父母面前的风格竟截然相反，或者，这个稳重、有礼、风趣、幽默的男孩才是他本来的样子？在他们面前，安程该有的家教一样都不少，但除了亲缘身份之外，他们之间的谈话更像是相互尊重、彼此平等的朋友之间的日常交流。
郑慧慧亲眼看见唐心给在厨房忙碌的安平擦抹额头上的汗；安平也一点不避讳，在众目睽睽之下细心地剥好虾放在唐心面前的小碟子上，唐心报之以微笑。目睹了他们之间的自然流露，郑慧慧突然很感动。在这样的家庭环境长大的安程，该是一个懂得尊重、爱护妻子的人吧？她第一次那么郑重，又真诚地希望自己能成为这个温暖有爱的家庭的一份子。
回学校的路上郑慧慧越想越忐忑，总觉得吃了顿真饭见了次假家长。她问安程，“叔叔阿姨好像没问我家里的情况，是不是……”安程听明白她的言之所指后哈哈大笑，“你别多想，他们不是不关心你，他们是连我也不关心的，他们俩眼中只有彼此，你今日所见就是我这近三十年所遭受的‘虐狗’日常。”说着，他搂紧了郑慧慧的肩膀，意味深长又‘不怀好意’地补充了一句，“以后你会习惯的……”一开始，郑慧慧以为他是在安慰自己，后来随着接触的次数渐多，才知道安程所言不虚。
跟安平、唐心夫妇相处下来，郑慧慧的感觉就是舒服自在没有压力。他们懂尊重、知分寸、不干涉，他们清楚界限，从不倚老卖老。一句话，他们是精神世界丰盈的人，是活得通透清醒的人。结婚三年多，不管是逢年过节还是周末空闲，安程和郑慧慧想约老两口出游或者吃饭都要提前预约，因为他们确实很忙，不管是科研还是业余生活都安排得满满的，丰富多彩且自得其乐。
同样，如果老两口想来他们这边看看，都会用征求的语气提前询问他们什么时候有空，方便他们过来坐坐。对于安程和郑慧慧的小日子，他们从来不发表任何意见，用他们的话说，生活是你们小两口自己的，即便是身为父母，我们也没资格指手画脚。与此同时他们也交代过，如果安程和郑慧慧有需要帮忙的地方，他们倒是乐意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搭把手。
这不，安程知道他爸妈今天过来，就请他们帮忙顺路取了安妮的新生儿写真照片。自安妮出生之后，老两口来的次数明显比以往频繁，惹得安程干醋横飞，跟郑慧慧抱怨，“我活了三十多年得到的关注还不如这个小家伙的三十天，天理何在？”郑慧慧哭笑不得，“安程，你是在跟自己的亲闺女争宠吗？”
“我才不屑去做那以卵击石的傻事，”安程说着，两眼放光贱兮兮地依偎过来，“我就想告诉你，这里有个缺爱的小哥哥，求收留、求安慰——”郑慧慧笑成一团，不忘给他作势欲扑的身影一个姿势漂亮、力道不足的侧踢。安程想哀嚎都不敢大声，只能化无尽的‘愤懑’为睡意，蹑手蹑脚地拱到闺女的身边，在小胖妞不战而胜的王者光环照耀下，很快鼾声即起。

雨还在下。
郑慧慧收拾停当就窝在沙发里百无聊赖地划拉手机。这时，一阵轻轻的‘叩叩’声响起，她忙起身去应门。早在安妮从医院回来的当天，‘女儿奴’爸爸安程就已经拆除了门铃上的电池，说是怕影响孩子睡觉。所以，现在郑慧慧家的门铃就是个摆设，连外卖员都知道这家的门铃‘不好使’，只能敲门，还得轻轻敲。
因为拆除电池的事，安程被郑慧慧狠狠地调侃了一番，在他酣睡于女儿身畔，鼾声如雷而不自知之后。“你光知道拆电池，怕门铃响吓着孩子，你知不知道你打呼的声音多恐怖？”郑慧慧慷慨激昂，因为声音被压着，饱满的情绪全都凝在浮夸的面部表情里。被推醒的安程愣了一下，回过神来之后赶忙看了一眼正翘着嘴角、做着美梦的安妮，心虚地小声问，“我又打呼了？”郑慧慧接着夸张，“我还能骗你？可大声了，下次我给你录下来啊！”
“我就想看她一会儿，咋还睡着了呢？”安程自觉理亏，低声做并不深刻的检讨。郑慧慧见他铁汉柔情甚是感动，“我就说嘛，可不止我一个人看不够！”虽然她心里这样想，嘴上却揶揄道，“以后别去她跟前睡了，小心闺女听了你的呼噜声做噩梦！”这一刻，安程终于听出了郑慧慧的调侃，他大脑跟着眼珠飞快地转动为自己辩解，“那可不行，闺女还是要陪的，要是不小心睡着了，呃——权当是让她熟悉爸爸的专属‘环绕立体声’吧！”
“什么？”郑慧慧哭笑不得，自从当妈之后感觉自己的智商都被冲进了马桶，怎么人家当爸爸的反倒当出了急智呢，真是不公平。“唉，说了你也不懂，这叫‘浸润式父爱’，知道不？”安程强词夺理，终于为自己找到了底气。
此刻，小安妮就被那时高时低的‘环绕立体声’包围着，沉浸在浑厚又深沉的父爱里。
唐心和安平提着满手的大包小袋轻手轻脚地走进来。放下东西跟厨房的亲家母打了招呼，相继洗了手才蹑手蹑脚地来到安妮的卧室。看到床上那对父女俩相映成趣的豪放睡姿，夫妇俩相视一笑。
回到客厅，郑慧慧已泡好两杯茶端到茶几上，闲聊才得知公婆刚从外地回来。郑慧慧心想，怪不得，此前两三天就要来看看安妮的，这次居然过了一个多星期。老两口出差是常有的事儿，而且通常形影相随，开会旅游兼顾，因此她也不多问。郑慧慧看着沙发上的公婆，心里很是羡慕。
唐心已年届六十，脸上却丝毫没有岁月的痕迹，身材也保养得很好，还是几年前郑慧慧初见时的模样，唯一不同的是身上那种沉淀过的、洞察世事的恬淡与安适更浓；那双镜片后面的眼睛也更显清澈、纯粹。外人只当她的气质是因为久居高校，不染社会之污浊；但郑慧慧知道，最主要的原因则是安平对她的保护，一个一辈子被爱包裹着的人，内心自然也是最柔嫩、温暖的。安平比郑慧慧初见时显老，但看唐心的眼神还是一如既往的深情而专注。沙发上，唐心侧身跟郑慧慧说话，安平坐在唐心的身旁，一只手搭在她身侧的沙发靠背上，那是潜意识里的一种拥抱，随时为对方提供依靠的姿势。郑慧慧羡慕老两口的感情，就是因为这骗不了人的肢体语言。
一杯茶还没喝完，唐心从随身包里拿出两个小礼盒。她打开第一个盒子，递到郑慧慧面前，“慧慧，你看看，这是爸妈送给安妮的出生礼物……”郑慧慧低头一看，眼前是一条金项圈。不同于那些普通的、刻着‘长命百岁’的金锁，这条项圈的坠子是个完整的树型，从树干到树冠都泛着莹莹的黄金光泽。一抹翠绿色的枝丫在七八脉枝干组成的金色树冠上格外醒目、耀眼。树干上两列小字，‘落地生根，恣意成长’，下面写着，‘安妮，2019年3月3日生辰贺’。
郑慧慧看出了公婆在这份礼物背后所花的心思，她心下感动，忙说：“我替安妮谢谢爷爷奶奶！”唐心拍拍郑慧慧的手背，说：“这份礼物不值什么，只是我们的一点心意，欢迎安妮来到咱们家，我们也想藉由这小小的‘金镶玉’，预祝小安妮的人生乘风破浪、恣意痛快……”
唐心打开第二份礼物递到郑慧慧面前，扭头看了一眼安平，回头笑着说：“我们一直想送你一件礼物，你看看，是不是你中意的？”郑慧慧一打眼就吓了一跳，这只卡地亚镶钻黄金手镯正是自己心心念念的那一款。放在购物车里好久了，一直等到‘暂无现货’都没下手，她实在舍不得，毕竟七八万元顶她好几个月的工资呢，用来买一只手镯未免太奢侈。
郑慧慧有点受宠若惊，一时间涨红了脸语无伦次，“这，这，这太贵重了——”唐心帮她取出来戴上，称赞道：“尺寸刚好、款式也好看，你的眼光果然不错！”郑慧慧更加不好意思。唐心笑眯眯道：“我们一直想不出送你什么？还是安程偷偷翻了你手机上的购物车，才解了我们的燃眉之急！”郑慧慧满心问号，“可是——”唐心了然，说道：“我们是托朋友从国外带回来的，昨天才拿到手。”
郑慧慧正不知说什么才好，听见身后传来踢踢踏踏的脚步声，紧跟着安程揉着惺忪的睡眼走过来，一边嘟囔着“有没有我的礼物啊？”一边一屁股坐在郑慧慧身边。他低头扫了一眼郑慧慧手上的两件礼物，露出很受伤的表情，“啊，又没我的份儿啊？”
安平和唐心对视，会心一笑，“怎么没有你的？你的礼物不是早就给你了吗？”安程眼睛睁圆了，问：“什么时候的事儿，我怎么不知道？”唐心说：“就是那本相册啊，你不记得了吗？刚好，去拿来吧，把安妮的新相片放进去，快去快去！”很快，安程捧出一本厚厚的相册，红棕色、油亮的皮面，边角处的颜色更深一些，一看就是已经有些年月的老物件了。
安程将相册交到妈妈手上，唐心迫不及待地打开，大拇指在扉页那张合影中的一个头像上轻轻地摩挲着，表情复杂。然后，她把相册推到郑慧慧面前，问道：“你知道这张照片上都是谁吗？”郑慧慧点头，用手逐一指给她看，“站在最后排的是您和爸，前排坐在中间、抱着安程的是姥姥，姥姥的左侧是姥爷，他身边站着小舅舅……”看向最后一个人的头像时，郑慧慧禁不住心生疑惑。照片中的其他人都是嘴角上翘、喜不自胜的样子；只有他，紧绷着一张脸，似乎在拼命压抑着一种紧张无措而又激动不安的情绪，显得与所处的氛围格格不入。
这一细看不打紧，郑慧慧竟有重大发现。她兴奋地指着头像对安程说：“你快看，这里，鼻子和嘴巴，是不是很像？”安程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问：“像谁？”郑慧慧难以置信地瞪大了眼睛，声音也高了一度，“像你呀——哦，不对，应该是你像他——”她在安程和相片之间来回看了几眼，更加笃定自己的判断，反问道：“你不觉得吗？你严肃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嘴巴的线条走向都是一模一样的呀……”她一边说着一边有点急，这么明显的细节他们都没注意吗？安程下意识地抿了抿嘴，做出同样的表情求家人鉴定。郑慧慧转过脸问，“妈，爸，你们看，安程跟爷爷很像吧？”唐心和安平但笑不语。郑慧慧心里没底了，弱弱地问：“这——这位应该就是爷爷吧？”她的疑问，实际是针对照片上老人的表情而非身份。安程家人口不多，能坐在那个位置上的除了爷爷不可能是其他人！
出乎郑慧慧的意料，她并没有听见迅速的肯定答案，却见安平和唐心交换了一个眼神，然后才道：“嗯——是，也不是！”别说郑慧慧，就连安程也吃惊不小，这样的问题怎么会有模棱两可的答案呢。安程嬉皮笑脸地跟安平说，“诶，爸，这个问题咱可含糊不得呀——”
安程的这句玩笑一扫唐心的满脸严肃。她凝视着这张有着三十多年历史的老照片，神情慢慢舒展。那是安程五六个月大，安慕云回北京过春节时安平、唐心及双方家人的第一次合影，也是两家的唯一一张‘全家福’。一晃竟过去了这么多年。
如果当时自己了解所有的事实真相，是否就能避免那些午夜梦回时的痛彻心扉？也许，自己心心念念、求而不得的所谓‘弥补’，于他而言，只不过一缕过眼云烟。他的所求是否已经圆满？还是空留无尽的遗憾？唐心又一次情不自禁地问自己，答案还是不得而知。
“你个臭小子，想到哪去了！”安平佯怒道，“他叫安慕云，是我的养父，并不是亲生父亲，所以我才说‘是，也不是’，这下明白了吧？”
“啊——”郑慧慧惊呼一声，忙看了安程一眼，从表情来判断显然他也是第一次知道这个秘密。郑慧慧满心的好奇被点燃，磨着唐心和安平讲故事，“爸，妈，快给我们补补课吧，以后等安妮长大，面对着祖辈的照片好奇，我们总不好一问三不知呀！”
真是说曹操曹操就到，刚一提到安妮的名字，就听卧室里传来小家伙吭吭唧唧的声音，那是知会大人她醒啦！郑慧慧慌忙起身奔过去，不忘吩咐安程，“给爸妈续上茶水，我马上回来！”
吃饱喝足的安妮在小推车里踢腾着自己的小手小脚，郑妈妈也被唐心请过来一起喝茶聊天。五个人或坐或靠在沙发、地板上，五杯清茶升腾着袅袅热气。一室的安静之中，只有安妮偶尔的咿咿呀呀声，稚嫩、清晰。
室外小雨已歇，天仍旧阴沉着。
“这个故事有点长，我们该从哪讲起呢？”安平啜口茶，看向妻子，唐心将右手默默覆在他的左手背上，那是无声的支持。“那就从我小时候开始吧——”安平缓缓说道。

二、安平的故事（1）
我出生于1957年，老家在黑龙江哈尔滨。我的父亲程克勋和母亲宗少华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即‘哈军工’的大学教师。1963年以前，我一直跟祖父母生活在乡下。被接回哈尔滨之后，我们一家三口度过了一段平静而幸福的时光。可惜好景不长。1966年秋天，刚一开学我就明显感觉到不同。不管在学校还是家里气氛都很压抑，就连大街上也听不见往日的欢声笑语，取而代之的是每个人都行色匆匆、满脸凝重。没过多久，我懵懂之中所预感的‘大事’就发生了，比我想象的还要严重上万倍。
1966年初冬的一天，我们一家三口正吃早饭，几个红卫兵破门而入，盛气凌人地对着我的父母亲大吼，命令他们赶紧收拾东西跟来人走，去向‘组织’自首、交待罪行。那些人看上去比我父母还要年轻一些，但一个个的表情都是一副耀武扬威、替天行道的样子。
父亲没有一丝慌乱，他只是用目光安抚一下惊恐不安的我，又迅速跟母亲交换了一个眼神。母亲微微点头、恢复了镇定，她放下手里的碗筷转身进屋拿出两个不大不小的包袱。红卫兵似乎没料到我父母居然对此早有准备，看上去好像更进一步坐实了他们的罪行，因此态度愈加蛮横无理，开始很不耐烦、骂骂咧咧地催促，有个人甚至还试图去拉扯母亲，终是被父亲的眼神震慑住了。父亲出身军旅，自有军人不可侵犯的威仪。
后来我从母亲口中得知，在同事们相继被带走之后，他们就料到那一天迟早要到来。关于我的去留问题，母亲主张把我送回乡下以保证我的安全；父亲却担心我会牵累到年事已高的祖父母以及两位叔叔的全家。最终，因为他们对那次运动一厢情愿的盲目乐观以及母亲对我的不舍，我才得以跟着他们登上了去向‘组织’自首的漫长旅程。
一路上，我们被不断换岗的红卫兵看管着，绿皮火车、军用汽车、拖拉机、牛车马车……除了飞机，几乎坐遍了所有的交通工具。唯一不变的，就是冷。最后，在1966年十二月底，我们一家三口被卸载在青海211基地附近的一个劳改农场里，说是劳改农场，实际就是一个小村庄。当初从哈尔滨上车时的很多同行者，有的在中途已被卸货，有的还要被运往下一站，或者下下一站。不管被卸货的终点在哪里，跟那对头发花白、戴着眼镜的老夫妇相比，我们都是幸运的。
那位老先生看上去比较孱弱，刚到内蒙古境内时就已经开始身体不适，全车人多次请求但红卫兵置若罔闻。最后，老先生陷入昏迷才终得机会被特殊对待。我记得他们夫妇是在一个雪天的下午被接走的。荷枪实弹的红卫兵与车夫一左一右坐在单薄的板车前缘，像那头牲畜的保镖一样一言不发地盯着前方。载着老夫妇的那挂牛车在雪地上留下一串蹄印和两道崭新的车辙，然后渐行渐远直至隐没在风雪里。不一会儿，新雪覆上来，就连伸向远方的印记也不见了，好像它们从来不曾存在过一样。
风雪像刀子一样甩在我的脸上，我倔强地忍着心里的万般难过和酸涩，却不敢哭。我问，‘他们什么时候回来’，父亲别过脸、母亲搂紧我，全车人都沉默了。五十多年过去了，我还记得当初见面时那位奶奶给过我一个煮鸡蛋，热乎乎、沉甸甸的。
我们到达小村庄的时候已是深夜，村口的大树上挂着好几盏马灯，合力将黑夜撕开了一道口子。我不知道那一刻父母亲的感受，但我却像长途跋涉的旅人终于到家了一样感到踏实。走了那么久、那么远，我太累了，虽然不知马灯那丈许光辉背后的无尽黑暗里藏着什么，但我就想停下来歇一歇。
一直‘在路上’，在前途茫茫、生死未卜的路上耗尽了我的所有能量，进村的当夜我就病倒了。三天之后的清晨我才彻底清醒，挣扎着走出了那个由砖头、木板、土坯、苫布等各种建材拼凑出来的破烂棚屋。那天阳光清冽，晃得我睁不开眼，我只管一路向前跌跌撞撞。村子不大，很快就到了村口，我想靠在那棵大树下歇一歇。还没等我走到近前，突然一声断喝‘回去’吓得我魂飞魄散，紧跟着，两个天神一般的红卫兵从大树后面蹿出来，其中一个下意识地把手按在腰间的枪套子上。我急忙扭头往回走，一路踉踉跄跄不敢回头，一颗心早已扑通着差点跳出腔子。远远地看到迎面走来寻我的父亲母亲，我强撑着的那点力气也被瞬间抽空，又倒地陷入昏迷。
病好之后我再也不敢往村口的方向溜达，只在‘家’，就是那个小棚屋附近的十几米范围之内玩耍。那个村庄以藏民为主，几乎看不见汉民。慢慢地，我的身边出现了一些藏民小孩，多大年纪的都有。一开始他们只是远远地打量着、探头探脑，后来才慢慢靠近，他们对我这个装束完全不同的小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我也对他们充满好奇。
父亲明令禁止不让我去招惹当地的小孩，他怕我们的‘罪犯’身份给人家惹麻烦。但我太寂寞。每天早晨天刚蒙蒙亮父亲和母亲就要向村里的红卫兵汇报思想、交待罪状，中午饭前才回，下午又要去听永远讲不完的话，名曰‘思想清洗’。每晚他们回来的时候都一脸愁苦，好像刚刚熬过了一段磨难，精疲力尽的样子。因此，他们没时间、也没力气陪我。我盼着那些藏民小孩来找我，这样就不是我主动的，也就算不上违抗父亲。靠着不标准的发音和丰富的肢体语言，我和那几个藏民小孩渐渐能猜到对方所表达的大部分意思。所以，虽然父母亲没空管我，但我的生活因为那几个小孩的介入而慢慢变得丰富多彩。

1967年三月的一天，我记得很清楚。那天中午我回家取一个木刻的小狗，想跟朋友换他的一把小弯刀。还未走到门口，我就听见母亲压抑的哭声，从她断断续续的声音里我才知道她为何那么难过。因为她拿不出给我的生日礼物；因为她觉得我实在不该跟着他们白白受那份苦；因为那样的苦日子看不到尽头……父亲叹口气，揽住她的肩头轻声安慰，‘会过去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快擦干眼泪，别让平儿看见！’我转身走开，刚刚的兴奋也被我远远地抛在身后。才三四个月的光景，母亲已经瘦得皮包骨，几乎撑不住棉衣的重量。
我们到达那里的时候冰天雪地，从地里找食已经绝无可能。红卫兵按月给我们发放父亲和母亲两个人的口粮，因为我并不在他们的抓捕计划之内，自然也就没有我的配给。那点口粮，即便对于父亲和母亲两个人，也是只能保证饿不死、留口气的量，更何况还有一个正在长身体的我。后来，多亏了我的那些新朋友以及善良的村民们，我们才得以熬过那个最难的冬天。
一块苫布、两片破毛毡、一碗糌粑、半桶酥油茶……有时是他们硬塞到我的手上，有时是悄悄放在门口。我们到那已经三四个月，没有一个村民跟父母亲打过招呼、说过话，尽管他们的孩子已经跟我勾肩搭背、称兄道弟。大人之间壁垒清晰、敌我分明，没有人敢迈出那不知会导致什么后果的第一步；小孩子则完全不同，没有阶级属性，玩也好、打也罢，没人留意。就是那些不被留意的交往，给了我们一家无尽的温暖和支撑下去的力量。
四月的一天，父亲和母亲‘思想清洗’后回来时已经很晚，他们比以往更加沉默，好像嘴巴贴了封条，父亲一脸悲戚，母亲也怔怔地出神。看着他们的样子，我就像被人扼住了喉咙，压抑得喘不过气来。我端出朋友刚送的热乎乎的酥油茶，母亲却并未拿出那三只破碗，而是小心翼翼地将它倒进一个干净瓶子里。父亲把几块干巴巴的粗面饼子用一块布包好，和那瓶子一并塞进我怀里，吩咐道，‘快去，给823号送过去！’
那里所有的‘罪犯’都只有编号，除了自己（和亲人）之外只有级别很高的红卫兵知道他们本来的名字。父亲和母亲的编号分别是1064号和1065号，红卫兵提审、传唤、呼喝时都是用这个编号。‘罪犯’之间也是靠这个编号区分、辨识，但他们之间真正用到编号的时候并不多，因为私下里的交往是不被允许的。
大约半个月前我见过一次823号，远远地隔着数十米。那天，晚饭时分父亲和母亲还没有回来，我左等右等不见人影又饥肠辘辘，就情不自禁地走到了他们聚集的村小学门口。说是小学，其实就是一所相对宽敞一点的房子。我猜停课之前课桌椅应该都是齐备的，但那时已经所剩无几，实际上也用不着几个，因为所有的‘罪犯’都是席地而坐，或跪，桌椅对他们都是奢侈品。
我刚到院门口房门就打开了，‘罪犯’们鱼贯而出，父亲和母亲夹在队伍中间。还没等他们走出院子，一个红卫兵突然蹿出房门，大喝一声‘823号！’整个队伍好像瞬间被冻结了一般一片死寂，就连动作都凝固了。然后，我看见队伍最后的那个人转过身去，拖着左腿一高一低、一颤一颤地往前挪，他的头抬得很高，后背也挺得笔直。
那个红卫兵像一只捉弄老鼠的猫，满脸讥笑地看着，等着。待到823号终于挪到了近前，他扬起手中的一大团纸奋力掷在他脸上，一边掷一边气咻咻地喝骂，你个臭‘反革命’，‘卖国贼’，‘汉奸’，忒不老实，回去重写——他看上去只有十七八岁，但因为对自己所从事‘神圣事业’的莫名笃定，脸上是一副与之年龄不符的慷慨激昂与大义凛然。
823号一言不发，回头找到那团已滚落在烂泥中的纸，挪蹭过去，然后右腿呈弓步慢慢转移全身的重量，左腿如筷子一般随着重心的移动慢慢侧倾。我远远地看着他终于拿起了那滚满泥污的纸团，双手拄着右腿的膝盖慢慢直立起来，左腿随之被拖着一点点向右腿靠拢。他终于站稳的那一瞬间，我竟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队伍又活泛起来，但除了深浅不一的脚步踩在泥雪里发出的‘噗噗’声之外，没有一丝其他声响。好像被那种安静震慑住了，我竟躲在树篱院墙外不敢去追赶父亲母亲，更不敢与他们同行，就那样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走远。我要离开的时候看见一个村干部模样的人走出来，他身着藏族服饰，一路走一路摇头，那张长期生活在高原地区的脸黝黑又愁苦，沟壑纵横。
根据父亲的指点，我没费什么力气就找到了823号的‘家’。在那之前我一直以为我家那个‘牛棚’是全村最破烂的居所，但跟他的家相比，我的牛棚堪比宫殿。我与朋友玩耍、疯跑的时候，从那个低矮、破败、四处透风，看上去随时可能坍塌的小屋前经过多次，可我从未感觉到一丝有人居住的气息。
天已经黑了，屋里一丝光亮也没有，乌沉沉一片，与屋外的颜色融为一体。因为连门也没有，我省略了敲门的动作，一边低声问‘请问，是823号的家吗？’一边战战兢兢地走进去。五六平方米的空间里，只有正对门口的那堵矮墙下有一堆干草，其余湿哒哒的泥土地正在暗夜的侵吞下慢慢结冰。
话音刚落那堆干草就窸窸窣窣地开始蠕动。我毛骨悚然，但因为任务还未完成而不敢后退，可我更不敢向前，只能呆立在那里不知所措。借着头顶的月光，我看见干草丛中伸出两只手来，它们扒开了干草被窝，紧跟着一颗脑袋露出来。他的手在身旁一阵摸索，然后摸出了一副眼镜架在鼻梁上。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坐起来，靠在身后的矮墙上急促地喘息，好像那个简单的动作耗尽了他的全部气力。
看他那虚弱的样子，我只好走上前去跪在他身边，将怀里硬邦邦的饼子拿出来掰碎放进他嘴里。他吃得很慢，好像每一口咀嚼都令他十分痛苦。他一边吃一边从那只完好的镜片后与我对视，我没想到一个如此虚弱的人眼中竟会投射出那么坚定、不屈、热烈的光芒。那种不匹配令人心痛，我赶紧将视线移开。酥油茶已经凉透了，贴着瓶身凝固了薄薄的一层，但他捧着瓶子咕咚咕咚如饥似渴地喝着，好像根本感觉不到那彻骨的寒冷。待他吃喝完毕，我拿起瓶子准备离开的时候，他突然拉住我，那比寒夜暖不了多少的手掌冰得我差点跳起来，见状他又慌忙松开手，低低说了一声‘谢谢！’我没答话，逃也似地跑了出去。
那是我和他的第一次见面，我们都没想到彼此会成为此后漫长岁月中相依为命的依靠，更不知我们之间竟还有大半生的父子缘分。

三、安平的故事（2）
高原地区春天来得晚，四月下旬才开始春耕，紧跟着青草和小花争先恐后地从被积雪滋润了一冬的泥土下冒出来，好像一夜之间，山野就披上了生机盎然的绿衣裳。
自打春耕开犁，汇报和‘思想清洗’分别被改在早饭前和晚饭后，白天所有的‘罪犯’都要加入到村民们轰轰烈烈的春耕活动中去。任何一项革命，归根结底都是体力活，不管是革命的，还是被革命的，都得填饱肚子才能完成革命。尤其是被革命的，他们的命只能用来被革死，万万不能被饿死，否则，这革命就不是成功的、伟大的革命，这革命者也不是合格的、尽职的革命者。
重新站在土地上，以一个耕作者的身份自由地呼吸新鲜的空气，哪怕只是片刻地忘却‘罪犯’两个字，对父亲和母亲这等可怜人来说已是天大的恩赐。虽然每天劳作辛苦，但他们的脸上渐渐地有了笑容，那是随着秧苗一起重生的希望所带来的笑容。
可能是红卫兵害怕还没等他认全罪状就被那条伤腿拖累死，823号因祸得福被特赦不用下地干活。褪去了那条破烂的大棉裤，我才知道823号的腿居然肿的那么厉害。他歪歪斜斜地站在那里，就好像被一根突兀的木桩挡住了半个身子。当然，我见到他的机会并不多，虽然不用出工，但他大部分时间还是躺在那堆干草上，日观天、夜赏月。
有一天，我跟朋友在山坡上玩耍，无意间捡到一根顺溜的木棍，较粗的那端有一个大结节。不知怎么地，我竟鬼使神差地把它带回了家，并用小刀笨拙地将那个结节削得刚好适合抓握。第二天，再路过823号的家，我就‘不小心’将那根木棍掉在他门口（如果那个空洞可以称作门的话）。又过了几天，我看见他拄着那根拐杖站在门前，眯着眼睛看天高云阔。那一天，阳光明媚，我的心情是从未有过的轻松和畅快。
在那个小村庄里，一共有五六名红卫兵看管着包括父亲和母亲在内的二三十名‘罪犯’，每天除了例行的汇报和‘思想清洗’之外，并无其他事情。每隔一个多月，会有更高一级的‘组织上的人’来巡查，收集‘罪犯’们的最新情况，或者布置新的任务、交代新的罪名，等着‘罪犯’进一步招认。据说，823号就是因为上次巡查时对‘叛徒、公贼、反革命’等罪行拒不招认，才招致了一顿毒打。很显然，这招杀鸡儆猴的目的就是为了让这些‘罪犯’知道，在‘组织’面前不老实是没有好下场的。
虽然红卫兵从来没有为难过我，但我对他们充满了敌意。可是有一天，我跟朋友玩耍的时候，两个红卫兵从我们身边经过，我亲耳听见其中一个哭哭啼啼地说他想回家，另一个拍着他的肩膀说，快了，应该快结束了！我回家跟父亲和母亲说起这件事，他们都叹了口气，母亲说‘还是个是非不分的孩子呢！’从那句话里，我听到了深深的同情和怜悯。在那之后，虽然还是经常见到他们在‘罪犯’面前耀武扬威，但我却能看出他们虚张声势背后的无知和可怜。
不知是谁最先起的头，反正有人偷偷往823号家送吃的、喝的。最先暴露这件事情的是一只空碗，一只放在823号家门旁石头上的空碗。那是一只木碗，上面有很多刻痕，年深日久的样子，一看就是不属于823号的东西。慢慢地，瓷碗、铜碗、铁碗等各色的碗出现在那个位置上，再不是只有我家的破碗一枝独秀。
紧跟着我发现，一个个静悄悄的夜晚过后，823号的家渐渐地蜕变成一个更像是人居的房子，后面的半截土坯墙被打了结实的补丁，另外三面的木板也被拆卸下来，一并被土坯墙取代了，被拆下来的木板七拼八凑构成了一个歪歪扭扭的门，倚在没有门框的土墙上。我从未在他家附近见过任何一张陌生的脸孔，但我能感觉到那所破房子周围涌动的良善。
春种秋收，转眼一年就过去了。除了上级来巡查的那几天气氛压抑，总有个别人要吃一通拳脚之外，其他的日子倒也没什么大的苦楚。因为收成还不错，1967年的冬天比上一个冬天好过多了。823号的腿伤已经痊愈，却落下了跛脚的毛病，尽管走路不利索，但拐杖是拄不得了。那根给他招来一顿毒打的拐杖早已不知被添进了谁家的炉膛。
那是秋收前后的一天，因为刚下过雨路面泥泞湿滑，晚饭后823号拄着拐杖去小学校参加‘思想清洗’，一进校门拐杖就被一个红卫兵一把夺下。紧跟着，‘资本家’、‘反革命’、‘坏分子’……等罪名就被一项项地加诸其身。红卫兵骂得不过瘾，直接抡起拐杖就往823号身上打，坚硬的把手多次敲在那条伤腿上，可他脊背挺直、一声不吭。父亲终于看不下去，抢下拐杖说‘这是我送给他的，要罚就罚我，跟823号无关！’大家都愣住了，包括母亲在内。等红卫兵反应过来，立刻赏了父亲一顿更粗暴的毒打以表明他们的态度。
最后，两个人一瘸一拐地走出学校门口的时候竟相视一笑，一切尽在不言中。当晚，母亲一边给父亲上药一边落泪，我自责得无以复加。父亲抚摸着我的头说，‘平儿，你没做错什么，大丈夫有所为有所不为，我们都没做错什么！’自那以后，823号和1064号就成了红卫兵的眼中钉、肉中刺，欲除之而后快的硬骨头。

@江南毛老四 2022-02-16 20:2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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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至1970三年间，823号与我们一家越走越近。当然，在村里的时候，我们还是互不熟识的样子，但我们有广阔的田野和无休止的劳作，青稞地、小麦田，都是我们自由的世界。我们无所顾忌地谈天说地，俨然一对忘年交。因为那次拐杖事件，父亲和823号也成了惺惺相惜、患难与共的好友，只不过谁都没有把那份友谊说破。如果放在现在，他们应该会是可以一起下棋、一块钓鱼、一起吐槽老婆厨艺的莫逆之交。只可惜，在那前途未卜的岁月里，就连有尊严地活着都是一件奢侈的事情，更何况其他？
1970年三月，我生日的时候823号送给我一个木刻的小人，鼻子眼睛惟妙惟肖，但因为它身上系着一块不知从哪儿得来的旧花布，我怎么看都觉得那应该是给女孩的礼物。通过那几年的交往，我早已把他当成一位亲密的家人和朋友，内心不再设防，于是我的疑惑脱口而出，‘您有孩子吗？’他先是一愣，然后苦笑了一下，没说话。当天晚上，父亲第一次那么严厉地批评了我，他告诉我，不问过去、不问未来，不仅是对我自己，也是对对方的保护。
说实话，那段日子虽然清苦，但与父亲和母亲相依相伴，又有823号这个忘年交和藏民朋友的情谊，我是何其幸运和幸福。我以为这样的幸福会一直持续下去，持续到这个世界回归正轨、恢复清明。可惜，厄运已经张开尖利的爪牙，在不远处吐着毒信，对我虎视眈眈。
1972年四月，组织派了一行人来巡查。以往的巡查组与他们相比，就像‘绵羊’与‘狮子’。在那令‘罪犯’提心吊胆的四五只‘狮子’之中，有一个人看上去特别与众不同，他慈眉善目、和蔼可亲。我曾经在路上碰见过，他甚至弯下腰来问我是不是1065号的儿子？有什么想要的东西可以告诉他，下次来的时候会带给我。我被那突然而至的、来自于对立面的‘善意’弄得莫名其妙、满腹狐疑。我扭头就走，一边走一边想着，如果跟父亲和母亲提起必定会被他们批评没有礼貌，因此，到家后我什么都没说。
以往的巡查组最多呆一个星期，了解完情况、布置完任务就走，可那次的巡查组在村庄里呆的时间出奇的长。自从他们来了之后，父亲和母亲脸上难得的笑容双双消失不见了。有一些夜晚，我听见母亲的抽泣和父亲的叹息。母亲日渐消瘦下去，但两眼的光芒却越发隆盛，就好像所有的精气神都凝聚于其中一般。事发后我才明白，那光芒原是一种玉石俱焚、同归于尽的赴死气概，可惜当时，除了本能的害怕我什么都不懂。
1972年六月，母亲用我那把已经不见了两个月的小弯刀把那个‘慈眉善目’变成了不男不女的异类。当天夜里，父亲和母亲就被关押起来，红卫兵对他们开始了持续月余的疯狂报复和非人折磨。我在他们的牢房外哭喊，跪求红卫兵饶过他们。一墙之隔的父亲拼尽了全力对我大喊：程平，不要求他们——然后一片死寂。那是父亲的命令，也是父亲的气节。作为父亲的儿子，我必须听从，宁死也不再向他们低头。
我六神无主，跌了无数个跟头回到家，翻遍所有的角落也找不到一件可以解救双亲的武器。我颓丧地瘫在门口，痛哭失声。一下轻一下重的脚步声传来，然后823号第一次走进我的家门，他将我搂进怀里，我听见了比我还快的心跳。
二十多天之后，父亲被两个红卫兵拖曳着送回我家。我慌忙架起奄奄一息的父亲，发现他瘦得只剩下一副骨架。紧跟着，母亲也带着满身的伤痕进了家门。父亲开始咳血，水米不能进。眼见着回天乏术，我诉求无门，只能在满月的夜晚偷偷跪在屋外，祈求满天神灵救救他，哪怕拿我的命去交换也可以。没有神仙理会我，但村民们一个个送食、送药，关怀备至，以至于有一天，当父亲从昏迷中清醒过来，我竟以为是村民的善意将他从死神的手中抢了回来，禁不住欣喜若狂。父亲不理会我的激动，吩咐我去请823号。
823号来到他的床前，父亲突然不知哪里来的那么大力气，一把抓住了他的手，断断续续地说，程……程……程克勋，哈……军工——听见父亲的话，母亲忍不住大放悲声。父亲听而不闻，只是目光灼灼地盯着823号，那拼劲全力才得以专注的眼神随着时间的流逝一点点涣散。我不知道他到底想说什么，但显然823号知道，他紧紧握住父亲的手，声调哽咽但坚定，我叫安……安慕云，你放心，我会尽我所能照顾他们母子——父亲的手松垂下去，他眷恋地看了一眼母亲和我，一颗浑浊的泪从眼角爬出来，在他枯败、瘦削的脸上留下一道晶亮的痕迹。他努力地扯了一下嘴角，留给我们一个似是而非的微笑，然后永远地闭上了双眼。
在那个至暗的年月，以他们当时的身份，交换姓名堪比交换性命。我的父亲，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以他所能给出的最大诚意——自报家门，将我和母亲托付出去。那是哀哀的恳求，也是殷殷的嘱托。
然而，对我来说父亲的猝然离世不仅仅意味着这个家少了一侧屋顶，而是导致了整个房子的坍塌。就在我茫茫然根据大人的指挥料理父亲的后事时，母亲带着自责和对父亲的愧疚，在小河边的一棵树上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看着她像一片轻飘飘的树叶安静地躺在那里，我头一次又怨又恨，不知她在最后的时刻是否想起过我；但一想到他们两个或许可以在那条未知的路上相互依伴，我又觉得心安。
从那一刻起，在这天地之间，我彻底变成了孤零零的，一个人。
自那之后，白天我做的最多的事情就是围着父亲和母亲的坟拼命奔跑，等到把自己跑累了、把泪水跑光了，我就趴在他们的坟上迷迷糊糊地睡着或醒着。我的朋友除了陪着我流泪，看着我奔跑，就是按时给我送饭。我三餐不误，但我觉得我已经死了，跟着父亲和母亲一起，就埋在我趴着的那个地方。
就那样过了好几个月，秋收之后天气很快转凉。早上起来的时候，仍旧泛绿的草地上已经挂了一层霜。我又去父亲和母亲的坟头，陪他们躺了一个下午。醒来时已日头偏西，迷迷糊糊之中我看到坡顶上一个身影立在那，见我起来他转过身去，两只肩膀一高一低，一步一步崴进夕阳的光芒里。
那是我最后一次躺在父亲和母亲的身旁，只是当时我尚且不知。

四、安平的故事（3）
此后的大半年，我都没有再去父亲和母亲的坟上。我以为已经没有眼泪，但夜里无数次惊醒时都发现自己泪流满面，我没有哭，是泪水自己在流淌。我多次在寒风中站在门口看着夜空，星星很低很亮，但我实在不知哪两颗才是我挚爱的父亲和母亲。
我和安慕云还是住在各自的家里，自己做饭、自己出工、自己照顾自己。对于我这个痛失双亲的孩子，没人在意我是否按时出工。如果有几天没见，安慕云会去我那看看我，也仅仅是看看而已。虽然只剩下我们两个人，话反倒更少了，我们谁都不愿意开口，一开口嘴里全是苦涩。我不愿意看见他，只要看见他我就想起过往三个大人宠着我的幸福，彼时有多甜，此时就有多苦；可他偏要时不时地来看我，因为他对我父亲的承诺。
1973年七月的一天，我去看望父亲和母亲，那时山坡上已经开满了深浅不一的各色格桑花，白的、粉的、紫的，在微风中轻轻摇曳。我趟过绿浪、踏着花海一步一步走向他们，坐在他们的坟前悄悄叙说，从清晨到午后，我终于没有哭。回去时我刻意绕了路，安慕云已经有两个星期没去看我了，经过他家时我发现他正坐在门前给藏民小孩讲故事。我一直不知道他的藏语竟然说得那么好，和汉语夹杂着，讲到精彩处逗得孩子们哈哈大笑。
后来，几乎所有的自由时间安慕云都会雷打不动地在门前讲故事，不管有几个听众。可能是心太空了，我也慢慢地被他的故事吸引，一点点向他靠近。不知不觉之中，安慕云的故事从笑话、成语、典故……到科学家轶事、科学趣闻……再到数学、物理、化学，听众越来越少，但他越讲越沉醉。他风趣幽默的讲解令那些枯燥的科学知识变得妙趣横生，我成了安慕云故事会中出席率最高的听众。
终于又剩下我一人。当我鼓足勇气与安慕云四目相对，内心竟一片安定和释然。他一个人的独角戏渐渐变成两个人的交谈，但我们只聊摩尔、数轴、力矩……不谈情感；我们不约而同、十分默契地将各自的内心重重包裹，不去提及、不去触碰。他狠狠地教，我狠狠地学，似乎只有这样，才能证明我们还活着。
那时的我万万不曾料到，茫茫黑暗之中唯一盈握于掌心的星火，竟为我照亮了一条人生路。
后来，我和安慕云时常结伴去看望父亲和母亲，在他们的坟旁一坐就是一下午。我曾一度恍惚觉得又回到了我们四人躲在青稞地里谈天说地、开怀大笑的时刻。当我意识到父亲和母亲已经永远地变成了听众时，心中只剩想念，没有悲痛。我跟安慕云的话还是不多，除了讲课之外，大部分的相处时光都是静静地看着漫山遍野的格桑花开了又败、败了又开。
几年间，安慕云在我眼中已由仰视变为俯视。时光匆匆，拉着我迅猛奔跑，我挣扎着向后拖曳，想努力留住带有幸福印记的孩童模样，但那终究是徒劳。
1977年三月，革命结束的消息传到了那个偏远的小村庄。其实在那之前早有征兆，因为组织上的人已经很久都没来巡查了，紧跟着村里的红卫兵也好似一夜之间蒸发了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但‘罪犯’们不敢妄动，就像已经被驯服的动物，即便笼子已经打开，也没有哪个具备足够的胆量敢第一个走出去。
朋友们兴奋地跑来告诉我，他们把我抱得紧紧的，我像一个木偶任由他们拍打着肩膀、推搡着胸膛，耳边的嗡嗡声忽远忽近、忽高忽低。那一刻，我特别想念父亲和母亲，但我没有哭，我的情绪已经借由朋友们的泪水奔流。
我走出门去，远远地迎面看到安慕云顶着一头灰白、蓬乱的头发跌跌撞撞地向我扑过来。那是一个奋力奔跑的姿势，可惜左腿不争气，而他的执拗又让本就不稳的脚步更加凌乱。我迎上去，到近前才看清他的面孔，五官扭曲着、抽搐着，一张笑脸两行泪。那张脸就那样一言不发地看着我，好像突然明白不能同时完成哭和笑这两件事，于是他放纵起来，随着胸膛的起伏，喉咙发出嘶拉嘶拉的声音；片刻的功夫他又豪迈地抹了一把泪水，很有一笔勾销的意思，然后仰天长啸，待那悲怆的声音结束，他清癯的脸庞现出了不知所措，但又纯真无比的笑容。
相识十年，那是我第一次在他的脸上看到那么复杂又生动的表情，像个疯子一样的哭，像个傻子一样的笑；那一刻，我第一次觉得安慕云是鲜活的。
对于革命的终结，我并没有特别大的感受。‘重获自由’是对那些‘罪犯’而言的，我本来就不是他们当中的一员，从来也没失去过自由，所以谈不上‘重获’。但我特意去了父亲和母亲的坟上，坐在那两个披着雪被的土馒头旁边，将这个消息告诉了他们。
不是所有人都像我一样淡漠。安慕云已经被‘重获自由’折磨得形销骨立。他在我的屋地上踱步，因为跛脚，踱步就并非直来直去，而是绕圆圈，好像圆心处有某个东西吸引着他的身体，一步一倾斜、一步一倾斜地向圆心问好。不知想到了什么，他一会眼神充满兴奋雀跃，一会又满脸挂着沮丧颓唐。对于已经戴了十年思想枷锁的人来说，‘重获自由’也意味着迷茫和无措。
终于，安慕云问我想不想离开，离开那个生活了十年、吞噬了我的家、埋葬了我父亲和母亲的小村庄。我不回答。我想问他，是否还有回得去的故乡，是否还有等着投入他怀抱的家人。但我终究没有问。
村庄里的外乡人（原‘罪犯’）都走得差不多了，我们还没拿定主意。我曾不止一次跟安慕云说我已成人，他也已经兑现了对我父亲的承诺。现在，做任何决定都无需再考虑我，我甚至跟他保证，他离开之后我也会好好生活。但他就是不肯走，如果我执意留下来的话。我本来确实想过，要在那个小村庄一直生活下去，陪着我的父亲和母亲，一直到我跟他们归于一处。但我看得出安慕云有牵挂，或许一直都有，只是从未如此明目张胆地表露出来过。他总是坐在门旁的大石头上，望着村口的方向发呆，神情落寞。

我们决定离开的时候已是八月。安慕云带着我在村里挨家挨户地磕头道谢，朋友们抱着我哭成一团。对那个我以为自己会在此终老一生的小村庄，我第一次产生了深深的眷恋和不舍。我的父亲和母亲永远地留在了那里，那是我的第二故乡。
来时天寒地冻、前途茫茫，但因为与爱我如珠如宝的双亲在一起，我总觉得那不过是个归期未定的远行；可如今，我踏上了前往故乡的寻亲之路，但内心深处，家已经被我抛在身后，越离越远了。走出村口的那一瞬间，我告诉自己，我再也没有父亲和母亲了；那一瞬间，我终于向现实低头，认同了自己已是一个无家可归的孤儿。我一边走，一边紧紧地捏住手中的小包袱，捏紧里面那两朵采自父亲和母亲坟前的格桑花，那是他们留给我的最后一丝气息。我没有回头。
带着朋友们备下的吃喝和盘缠，安慕云带着我一路北上。关于我们的行程，安慕云曾亲自去父亲和母亲的坟前报备过，他说，老程，我要亲自把平儿交到你们程家人手上，方不辜负你的重托——对此计划，我的父亲和母亲没有表现出任何异议，我也一样。感恩他照顾我那么多年，我不想他因为我的态度而有任何顾虑。更何况，除了已经记忆模糊的‘老家’，我还能去哪儿呢？
辗转多日，我们终于到达位于哈尔滨乡下的祖父母和叔叔家里。到那才知祖父母早在我们一家离开哈市的第三年、第五年就相继离世了。长子一家生死不明、举家团圆遥遥无期，忧思和绝望给这对风烛残年的老人带去了致命的打击。
我们走进祖父母家那所破败的老房子时正是晚饭时分，围着炕桌吃饭的四五个孩子和他们的父母亲一起，惊诧又好奇地看着我。弄清楚我的身份之后，那个我该称为老叔的男人匆忙跑了出去，不一会儿，二叔、二婶和他们家的堂妹跟着老叔走进来，一瞬间屋里变得挨挨挤挤的。因为板凳不够，大家只能齐刷刷地站着。老叔倒是虚让了几次座，安慕云和我都谢绝了。
他们打量着我，似乎难以置信。得知我的父亲和母亲永远地留在了千里之外的小村庄，他们忍不住一阵唏嘘，二婶和老婶还抹起了眼泪。二叔和老叔搓着双手陷入沉默，片刻之后，他们你一言我一语地将日子的艰辛摊开在安慕云和我的面前。由于文化程度所限他们说得很慢，一边说一边思索着努力寻找合适的词语，偶尔因为意识到个别句子用词不当而急得面红耳赤，好在二婶和老婶见缝插针地为自己男人的发言补充了适当的细节。所以，他们的难处在我面前变得一目了然。
对此，我没有一丝一毫的失望和怨怼。
父亲是那个家里唯一走出农门的人，可惜，一场浩劫把他从全家热切期盼的指望变成了避之唯恐不及的祸端。没有人不怕牵连，尤其是已经被那场旷日持久的运动搞得神经紧张、噤若寒蝉的人。现在，已经不在了的父亲，可以名正言顺地接受他们的哀思；而他还健在的儿子，却成了烫手山芋和定时炸弹，把他们逼得硬是将‘不敢留’说成‘不能留’。但我理解他们，说到底，谁有勇气收留一个‘反革命’的遗孤呢？
二叔和老叔终于说完了，我看得出他们都很煎熬。我笑了笑，说：你们误会了，我就是来看看爷爷奶奶，没想到他们已经不在了——我听见四个人不约而同都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说完我才发觉，自然而然之间我吐露的是‘来’，而不是‘回来’，因为在我的潜意识里，那里根本就不是我的家，又怎会有‘回来’一说？
安慕云接着道，时候已不早，咱们别再打扰了，回去吧！一边说，一边拉着我的手就往外走。四个大人突然一阵慌乱，那是一种不知是否应该出言挽留的措手不及。我们走出门口时，身后传来老婶真切又飘忽的声音，要不，吃完饭再走吧？
我大步迈出去，踏进尘土的一脚又一脚，踩断了我与这门程氏的最后一点牵连。跨出院门的时候，自小与我一同在祖父母身边长大的堂妹发出了一声甚是突兀的哭喊，我很意外，但脚步没有停。自那一刻起，我只剩下一个故乡，在那开满格桑花的山坡上。所谓‘故乡’，于我而言，就是至亲故去、长眠的地方。
显然，这样的认亲结果大大出乎了安慕云的意料，但不知为什么，我却有一种如释重负的轻松感。我们连夜赶回哈尔滨，在一个廉价的小旅馆住了几晚。白天的时候，安慕云陪我回了一次十年前离开时所住的哈军工学校宿舍，那里还贴着封条，走廊上一地的碎玻璃和撕烂的大字报。虽然，对于认亲我并没有多么热烈的期待，但它的失败却使我对未来、对人生感到前所未有的迷茫。
小旅馆的最后一晚，安慕云跟我说了他的计划。他说，你先陪我去一趟北京，然后我们再做打算……看样子，‘去一趟北京’可能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结果，而他对此毫无把握。他一直在说‘我们’，没有丝毫要跟我分开的意思，这让我觉得温暖，但我什么也没说。
我的直觉告诉我，他应该是个有家的人，他一直把对父亲的承诺放在心上，我反而更不想拖累他。那几天，我确实想过从此跟他分道扬镳，但是，没有亲眼看到他跟家人团聚，我又不放心撇下他一个人。

五、安平的故事（4）
1977年八月，我和安慕云又南下到了北京。八月的北京又热又热闹，无论是黑龙江还是青海，都未曾在我二十年的岁月里留下如此闷热、呱噪的印象，白天人声鼎沸，夜晚彻夜虫鸣。
我们在石景山区的一个小旅馆里落了脚。当晚虽然很疲累但我毫无睡意，就着路灯的一线光亮，我瞪着眼睛盯着窗外一只硕大的蜘蛛一圈一圈地结网，然后陪它一起静静地等待食物。安慕云以为我睡熟了，终于放心地在他的木板床上辗转反侧，我知道，那是他无法言说的‘近乡情更怯’。
第二天一大早安慕云就出去了，一个人。此后的两个星期都是如此。对于他的去向，我一无所知，正如对十年以前的安慕云一无所知一样。或许我可以不用再遵从父亲当年‘不问过去，不问未来’的告诫，但我还是没有问。只要他不主动说，我就不会问，这是过去那十年烙在我身上的一个习惯。
二十六年之后我才知道，那个八月的大半日子，安慕云披星戴月、早出晚归到底是去了哪里。
每天回来时，他要么满脸疲惫、要么若有所思，看样子他的事情办得没我想象那么顺利。两个星期之后，我们退了石景山小旅馆的房间，搬到门头沟区一处偏远的民房里，租金以月计，比旅馆便宜很多。但安慕云进城办事更加不便，加上他腿有残疾我很担心，提过一次要陪他进城，他以不必多花一个人的车票钱为由拒绝了。我不再提，但每晚早早在他下车的那个车站等他。
九月底的一天，安慕云回来的很早。他带我去了一个路边的小馆子吃饭，此前我的晚饭几乎都是馒头就咸菜，虽然他给我留了出去吃晚饭的钱，但我几乎没独自出去吃过。鱼香肉丝和熘肝尖端上来之后，他说，也不知道你吃不吃得惯，这是我最喜欢吃的菜……语气上带了点尽地主之谊的意思，说完可能觉得这话有些矫情，嘴角扯了一下算是笑了。对于我和他来说，哪还有什么吃不吃得惯，只有吃不吃得着！
破天荒地，安慕云还要了一瓶最便宜的白酒，他先是给我倒了一杯，然后给自己斟满。之后他给我夹菜、催我快尝，对于这样的安慕云，我很不习惯。我还没动筷子，他却仰脖将自己的酒一饮而尽，紧跟着开始剧烈地咳嗽，灰白的头发随之一颤一颤。颤着颤着，安慕云的眼泪就流下来，但表情却是羞涩地笑着，这……这酒，还挺烈——我装作什么都没看见，给他夹了一筷子菜放在碗里，对于这个下意识的动作，我自己也有些吃惊，很不习惯。
在酒精的作用下，安慕云的话一下子稠密起来。他说自己的事情已经办完了，并告诉我过些日子就可以回青海。在回去之前，他要带我去一次天安门，故宫、颐和园和圆明园也会坐公交车去看看，但是要不要进里面去看，再根据那叠毛票的厚度来决定。他煞有介事地算了一下口袋里剩下的钱还能参观几个景点，出乎我的意料，那笔钱的数目比我估算的多了一些，因此我推断那些天他在外面可能根本就没有吃饭。
我从面前这个絮叨、陌生、但生活气息很浓的安慕云的话中听出了一种永别的味道。没过多久，我的直觉就得到了证实。那顿饭果然是安慕云的告别宴，是他跟北京、跟自己的过去，跟淹没在北京千万人之中的他的至亲所做的告别。我当时尚不知情，只是隐隐地心疼，难道他也没有家了吗？或者是有家，但回不去了吗？
第二天，我们坐车一路向东直达天安门。置身于天安门广场上，看着身旁步履匆匆、熙熙攘攘的行人，我第一次觉得自己是如此渺小，渺小如宇宙的一粒微尘、大海的一颗水滴。我紧紧地跟在安慕云的身后，其实他根本就走不快，但如织的人潮还是让我紧张，怕一眨眼就跟他失散。这个担心涌上心头的时候，我才意识到自己对安慕云的依赖，我惊异于自己觉察到那份依赖时所感到的心安。那一天，我们抛开了所有的烦恼，俨然一对普通的父子，走走停停，偶尔也说说笑笑。
第三天，安慕云问我想去哪里，我想了想说，想去北京大学看看。好像我的回答让他很意外，也很惊喜。一路上，他的脸上都是一副喜忧参半的飘忽表情。既然要永别，那何妨彻底一点。虽然我的梦想还没真正开始，但真正的结束就结束在它应该开始的地方吧！一上午，我们走走停停依次看了未名湖、临湖轩、博雅塔等标志性景点，从北京大学出来时已是下午一点多。安慕云问我要不要顺路去圆明园看看，我拒绝了，我已看出了他的疲态。

快到出租屋的时候，我看见一个身影在那排平房前的空地上来回踱步，不时抬起手腕看表。我们的出租屋是其中的一间，因为房间狭长门与门的间隔很小，所以远远看过去并不确认那人正对着哪个门。
听见脚步声那人转身，看见我们后大步流星迎上来，哎呀，哎呀，您可算回来啦——安慕云躲开那人伸过来的双手，径直朝门口走去。那人的脸上闪过一丝尴尬，但转瞬恢复如常，紧跟着安慕云来到门口继续喋喋不休，我从上午十点就过来了，一直到现在，他一边说，一边用右手食指戳点着左腕上的手表举到安慕云面前，您看已经四点多了，我午饭都没吃，就是不敢走开，怕等不着您——
那人的话字字句句都像是在控诉，但结合他点头哈腰的肢体语言，我看得出他是在邀功。只是疑惑，一个国家干部怎么会在一个刚刚恢复了自由身的前‘罪犯’面前如此卑躬屈膝？那场十年浩劫牵连的知识分子数以万计，甚至蒙冤致死的也不在少数。此人看上去颇有权势，但对待安慕云却是一副战战兢兢、努力讨好的模样，完全没有一点官员的架子。由此，我推断安慕云在被定为‘罪犯’之前的身份绝不仅仅是他看上去的‘文文弱弱，手无缚鸡之力’那么简单。但具体是什么，我一时又猜不出。
安慕云没看他的手表，自顾自地低头从口袋里摸出钥匙开门，好像身旁那人根本不存在一样。在我的印象中，除了对待红卫兵之外，安慕云一直是个谦和有礼的人，我还从未见过他对谁有过这种冷漠的态度。
但那人却不以为忤，跟着安慕云进了屋，他刚说了一个字‘安……’，就被安慕云急厉地打断了，‘叫我老安！’
‘好好好，老安！’那人先是一愣，然后是一副受宠若惊的表情，‘您的事情我们一定会优先处理，这是老魏临终前就交代过的，组织上已经找了您好几个月，您好不容易回来了，我们不会让有功之臣寒心的——’
‘我做过的所有事情都是为了我的祖国，这没有什么可邀功的，那是我的责任和义务，’安慕云的声音淡淡的，但字字千斤，‘如果组织还能认可我的那点微末贡献，请满足我最后的这个请求，我……我安某会一辈子心存感激——’
‘老安，我们会把事情办好的，但请您给我们一点时间，您也知道我的难处，现在百废待兴、千头万绪——’那人讨好着，转身看了我一眼，问道：‘这就是您说的那孩子？’
安慕云不语，那人见他脸色更冷，也不再说下去。
我拿起热水瓶说‘我去打壶水’，就退了出来。
等我打水回来的时候，在门口听见他们断断续续的谈话。我才知道，到北京之后安慕云辗转多处去找之前的老领导，但老领导已经过世，他在过世之前曾写了一个保密的名单留给自己的爱人，嘱咐她有朝一日等浩劫结束，一定要把这份名单交给组织，请组织务必找到这些人并好好安置他们。可终于联系上了组织的安慕云却不要组织的安置，他请求组织安置我，给我一个体面的工作，一个光明的未来。原来，这就是他那几天奔波的事情！
‘老安，组织上都是安置像您这样的有功之人，如果是其他人，’那人犹犹豫豫嗫嚅道，‘那也该是您的直系亲属……’
‘老林，你也当过兵，应该知道从一个战壕里爬出来的情义……’一阵沉默之后，传来安慕云低低的声音，‘我们虽非父子但胜似父子，起码在我这里，我已经把他当成我的孩子了！’老林没有说话，安慕云接着道，‘那孩子吃了不少苦，我现在这副残躯不值得组织再费神来安置，但请务必安顿好这孩子，他值得一个好前途！’
猝不及防听见安慕云说这样的话，我惊在原地半天回不过神来，之后内心涌起无数奔腾的波浪激得我很想哭。父亲和母亲过世之后的那五年，不管是哭还是笑我的内心都是冷的、冰的，而那一刻我却感觉到了久违的一种暖，被人呵护、关心和在意的那种暖。安慕云当日的所作所为让我想起一句话，‘父母之爱子，必为其谋深远！’
我原以为安慕云待我的所有好，都是因为他看重对父亲的承诺。直到那一刻才恍然大悟，数年相依为命的陪伴下，时光早已为我们去伪存真，彼此捧给对方的全是真心和实意。原来，他早已视我如子；而我，内心深处不是也早就敬他如父了吗？只不过今天，他向一个陌生人道出了对我的情感；而我对他的，尚且没机会吐露。
‘好好好，我们尽快，但您先别急着回青海，’那人说道，‘这样吧，您收拾一下跟我走，我给你们安排个好一点的旅馆，这儿的条件太简陋了——’
‘不用了，这挺好，’安慕云打断他，‘那就请组织费心了，请尽快告诉我结果，我需要买几张回青海的车票！’
听到这我愣住了，但瞬间就明白过来。原来，那顿鱼香肉丝和熘肝尖的告别宴，我竟也是他可能告别的对象之一。他拖着不便的腿脚努力奔走，想用自己的毕生功勋为我谋一个看似光明的前程，之后就要全身而退。但他对自己的诉求结果并无把握，所以他不确定会是一个人回青海，还是我们两个一起回。无论结果如何，那都意味着告别，对他如此，对我亦如是，要么是我和他之间的告别，要么是我与‘光明前程’的告别。
一想到他竟为我思虑如此周全，我禁不住心痛又感激。我已经失去了父亲和母亲，如今，我只有他；而他，看上去也只有我。可是，为了我能有一个光明的未来，他却宁愿一个人回青海孤独终老。此番恩情让我如何承受？没有他在身边，我的日子又将会是什么样呢？五年的时间，他慢慢从阴影里走出来，填补了我内心的一处空洞。我实在不想再经历一次‘失去’，哪怕以所谓的‘前程’为代价也在所不惜。因此，我打定主意，是时候向他表明我的心迹了！
‘好，您等我消息啊，千万别走！’老林可能对那件事没十足把握，走到门口又回头补了一句自我解嘲，‘您要是有其他要求一定要提出来，我们一准儿比这件事办得快当一些！’
安慕云的口气缓和下来，‘只这一件，没有别的事情了。’
老林叹口气说，‘好好，我明白了！’说着，他拉开门要往外走，我赶紧退后几步装作刚回来的样子。
安慕云突然叫了一声‘老林’，那人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回过头去，安慕云轻轻地、真诚地说，‘谢谢你！’
老林好像笑了一下，他说，‘您客气了，我尽快给您消息！’

感谢各位的支持和鼓励，我会继续保持每天更新的节奏，直到故事完结。如果您喜欢，也请推荐、分享给身边的朋友们，感谢感谢。

六、安平的故事（5）
等待最是折磨人，不是因为等待之人可以听得见时光缓慢流逝的清晰声音，而是因为所等待的结果被全权交付给了天、地、命运，他人、唯独自己对它无能为力。
我们等了整整一个星期，没等来老林的只言片语,安慕云已经开始焦灼不安，跟他相比，我的心情则轻松很多。某天中午，我趁着给他洗衣服的机会掏空了他的口袋。第二天他午睡时，我偷偷地捏着仅剩的那几张纸币和他那副靠着几片碎玻璃和胶水支撑了十年的破眼镜去了附近的一家眼镜店。当我把新眼镜递到他面前的时候，他眯着眼睛难以置信，抬头的第一句话却是，‘还剩多少钱？’
我心里一笑，看来我并不是一点都不了解他，我说，‘正好够买两张回青海的车票！’‘两张’二字被我说得异常郑重。他的眼神一晃，紧跟着一声叹息，‘唉——你这孩子！’那是他第一次用那样亲昵的口吻跟我说话，充满宠溺和疼爱，但我却丝毫不觉突兀，好像我们之间一直如此。
有时候‘没有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有时候则刚好相反。
如果我们有足够的钱，我相信安慕云一定会坚持继续等下去，他实在不死心，总觉得命运应该青睐一次我这个‘可怜的孩子’。但我们等不下去了。买完两张回青海的车票之后，我用剩余的钱买了一大袋馒头和一小包油炸花生米，那袋馒头是我们到达青海之前的所有干粮，花生米则是我给安慕云准备的惊喜。这次是真正的告别，我买不起鱼香肉丝和熘肝尖，那包花生米是我的心意。
离开的前一天，吃完馒头就白开水的晚饭之后我提议出去走走，安慕云答应了。走在暮色四合的北京乡村街道上，我的内心出奇的平静，或许遗憾也是有的吧，但更多的是即将‘回家’的兴奋，不知道朋友们看到我会是怎样的表情。身旁的安慕云一直沉默着，我想他一定心有不甘，但我们都没办法。
路边的工地上很多工程车在大探照灯的人为光亮下夜以继日地工作着，轰鸣着，放眼望去一片百废待兴的样子，正如此刻的这个国家。我们路过一栋居民楼时，突然从里面爆发出一阵猝不及防的欢呼声，震耳欲聋，紧跟着声音越来越大，相邻几栋楼的欢呼声连成一片，此起彼伏。我和安慕云看到迎面冲过来两个年轻的小伙子，一边奔跑一边大喊，又哭又笑。我一把拉住安慕云靠在墙上，一颗心也没来由地怦怦直跳，难道又‘运动’了？细看又不像。稳住心神后，我在匆匆的行人中拉住一个推着水果车的老大爷，他满脸激动，‘小伙子，你还不知道吗？高考，恢复高考啦！我，我，我得赶紧回家告诉我闺女去……’说完一溜烟不见了。
我转身看安慕云，他正沿着墙壁一点点往下滑，看上去没有一丝气力。我赶紧上前一把搀住，这才注意到他脸上那种绝处逢生、惊喜过度的神情。他一把抓住我的手涕泪横流，‘你，你……我们，我们不用回青海了！’口气里张扬着毫不掩饰的武断和喜悦！
当天夜里，安慕云兴奋异常、坐卧难安，好像心里有一把火在燃烧，一直烧到脸上、烧到眼睛里。他目光炯炯地看着我，‘你需要一个合法的身份，能让你参加高考的身份！’然后好像终于找到了症结一般，他踏实下来倒头便睡，不一会儿就传来了呼噜声。
第二天，我们兵分两路，我去火车站退票，安慕云去找老林。三天之后的一大早，我们被一阵敲门声惊醒，打开门就看到喜气洋洋、满头大汗的老林。他抚着胸口喘息稍定，断断续续地说着玩笑话，‘老安……我说过吧，你只要有别的要求，我们一准办得更快当——’
安慕云一听满脸喜色，一边胡乱穿衣服一边催我。我们三个人一路换了好几次车，终于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公安局。很多年之后，我才知道他为什么舍近求远，避开石景山区公安局，而选择更远的西城区公安局为我落户。
我们进去后，很快就有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工作人员过来招呼我们。老林指着我们说，‘小张，这就是我跟你说的那对父子，呃——不对，那对要成为父子的人！’看上去老林已经跟他介绍了我们的情况。小张扫了我一眼，问‘你清楚要办什么事情吧？’我说，‘我知道！’他又扫了一眼安慕云那条伤腿，对着我追问，‘那你知道成为父子之后，对老人的赡养责任和义务吧？’我对他刚刚的那一眼很反感，回答得生硬而又愤愤然，‘我知道！’他继续喋喋不休，‘小伙子，你可想清楚了啊，老安的身体情况可能还没为你做什么贡献就等着你给他养老啦！’说完竟哈哈大笑起来，似乎在为自己的‘风趣幽默’而洋洋自得。安慕云愣了一下，难掩尴尬神色。
我一点没觉得那有什么好笑，对他的反感更甚。我说，‘反正以后我们是要生活在一起的，是否确定父子关系随老安的安排，我都同意！’那时候在人前，我都是称呼安慕云为老安，那是安慕云的授意。第一次在陌生人面前使用这个称呼，还是在我祖父母的老屋里。私下里只有我们俩的时候，通常是直接对话，自然而然地省略了称呼。我父母还健在的时候，我称他为安伯伯，他也跟我的父母一样叫我平儿，但那已经是太久远的事情了，那时候我还是孩子。
小张听了我的话终于不再出声，拿起那张写着我名字和出生日期的纸张开始登记。这时，老林转过脸看着安慕云，低声问，‘老安，你确定吗？你家……’安慕云迅速看了我一眼，紧接着他那两片常年青紫的嘴唇开始抑制不住地颤抖，过了好半天，他终于磕磕绊绊地抖出了沙哑的一句‘老林，我……我回不去了！’说着，他将目光投向别处，脸上也慢慢恢复了平静，一种如释重负和绝望至极相互糅杂的平静。而我就在他转过头的那个瞬间，看清了他脸上每一条褶皱里藏着的苦和痛。走出公安局的时候，我看见老林往安慕云手里塞钱，但被他拒绝了。

退票的钱让我们又坚持了大半个月。在此期间，老林送来了两张户口卡，夹在棕红色的户口本里。那个年代，办理户口是一项十分繁琐的事情，尤其是像我这样‘从天而降’的人。因此，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拿到户口委实让我深感意外，我不禁再一次对安慕云的身份产生了深深的好奇。
安慕云给我看我的户口页，上面写着‘安平’，曾用名‘程平’，出生地‘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与户主关系为‘父子’。那一刻，我心头涌上一种尘埃落定的踏实感，我知道自己终于有了牵绊，不再是双脚离地悬浮于空中，随时可能消失的孤苦无依之人。恍惚之间，我突然明白了离开祖父母的老屋时心头如释重负的感觉来自何处，原来，与安慕云继续相依为命的生活才是我一直暗自期盼的归属。
而标志着这个家成立的那本户口本的首页，则是在26年之后才第一次呈现在我的面前，与安慕云的所有秘密一起。
根据安慕云的‘最好离石景山区某街道近一些’的唯一要求，老林为安慕云安排了一个在事业单位收发室收发邮件和报刊的工作。那个工作很适合他，方寸之地不需要太多走动。收发室的工作性质就像一个站在明处的隐形人，好像每个人都接触，而实际上却与每个人都不接触，安慕云对此安排十分满意。
我们从门头沟的民房里搬出来，怀着满满的希望住进了老林帮忙找的一个老旧小区。第一个月的房租是老林帮忙垫付的。老林领着我们进去的时候满脸愧疚地说，‘按照您要求的租金范围，短时间内能搬进来的只有这间了，但这条件实在是——’安慕云四下打量，一边打量一边点头，‘不错，已经很好了，谢谢你老林！’如果老林见识过我们在青海的住所，就知道安慕云所言不虚。那间他口中的‘简陋房子’对我们来说，甚至可以用豪华来形容，家具齐备，一室一厅。就这样，作为父子的安慕云和我，终于在北京城有了一个落脚之地。
1977年十一月初，我正式开始了考前复习。那时候，偌大的北京图书馆坐满了全身心备战高考的人，各个年龄段都有，复习资料和座位变得空前紧俏。翻看高中三年的数理化课本我才发现，过去那几年安慕云已经在潜移默化之中教授了我大部分的知识点，我心存感激的同时信心倍增。然而，外语科目的复习却给我泼了一盆冷水，一度令我沮丧得毫无斗志。某天安慕云发现了我的异样，问清缘由之后他十分自责，‘怪我了，当初没想周全，怎么把外语落下了！’然后他颇有信心地说，‘不怕，我给你补！’
紧接着，安慕云真的开始给我补习外语，从二十六个英文字母开始，三天的时间就讲到时态和宾主格。我知道师傅已经领进门，后面全看我自己了，越发争分夺秒地狠学英语。有时候发音不准确，安慕云会及时帮我纠正。听到他一口流利的英文，我再一次对他刮目相看，与此同时，他的真实身份又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那两个月，周末的时候安慕云会抽半天时间陪着我去图书馆看书，他自己也借书看，看得津津有味，偶尔还在纸上写写画画，做详细的笔记。我趁着他出去的时候偷偷瞄了一眼书名，要么是《原子物理学》，要么是《核与粒子物理导论》等，对我来说那些书籍比外语课本更像天书。
十一月下旬的一天，晚饭时安慕云突然跟我说要我去高考补习班，是通知的语气，毋庸置疑。那时我在外语复习方面已经摸出了一些门道，慢慢捡回自信。我想即便不去补习，仍旧有很大希望考上一所好大学。我当时十分不解安慕云为什么会有那个决定，尤其是在我们的生活正处于捉襟见肘的困难时期，但是他既已决定，我去做就是了，我们俩之间一向如此。
1977年十二月，我被裹挟在百万考生之中参加了十年浩劫之后的第一次高考，并如愿考上了北京大学，我梦想开始的地方。
……
安平终于讲完了他跟养父安慕云的相识相伴、相依为命。所有人都听得如痴如醉，怔怔地半天回不过神来，郑慧慧的脸上还挂着两行泪痕而不自知。那么久远的历史随着故事的讲述再一次铺陈在众人的面前，就连空气中的每一粒尘埃都沾染了沉痛和压抑。过了好半天，郑慧慧才道出令她匪夷所思的疑问，“真是奇怪，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我怎么觉得安程确实像爷爷呢？”安平看了安程一眼，慈爱又神秘地笑了笑。
安程——这个一向大大咧咧、不知愁苦为何物的阳光大男孩——此刻也是满脸忧伤，他走过去搂住安平的肩膀，声音哽咽，“爸，我从来不知道您居然吃了这么多苦……”安平拍拍他的手，“傻孩子，没有苦哪有甜呢！”说完，他看了唐心一眼，意味深长。
“老安，你歇一会儿吧，”唐心为安平续上温热的茶水，柔声道：“另一半故事让我来讲……”

七、唐心的故事（1）
我出生于1959年十一月，父亲叫安万里、母亲叫唐美萍。自记事起我从未见过我父亲，母亲告诉我，父亲从事一项伟大的事业，因此不能经常回家。我追问父亲到底做什么工作，母亲又说不清楚。那时，我跟母亲和祖母生活在石景山区的一栋筒子楼里，我们的生活简单而快乐。
1965年底，母亲又收到父亲的来信，信上说他将在几个月后回家与我们团聚，母亲一脸幸福、喜不自胜。那时候，每隔大半年我们就会收到一封没有父亲联络地址的来信。他的信主要是诉说对我们的思念，信尾也会问我们的近况。每当母亲读到‘你们怎么样？’，‘奶奶身体还好吗？’‘安心乖不乖？’之类的句子，我跟祖母都忍不住捧腹大笑，笑他‘痴傻’，明知我们无法回信还故此一问，真是愚钝至极。但每次读完信，母亲都会认认真真地写回信，逐条回答父亲的关切，并细致地将每封回信与来信一一对应，好像唯有她写了回信才能收到父亲的下 一样。我将母亲写回信的事偷偷告诉祖母，她老人家摇头叹息，‘唉，这俩人呐——’祖母每次都说这半句话，我不明白她是说这俩人一样的‘痴’、一样的‘愚’，还是一样的‘可怜’？
1966年五月革命爆发，父亲未能如期归来，我们家因此而笼罩了一层不祥的阴影，祖母和母亲心急如焚、满面愁容。几乎一夜之间，大街上就挤满了斗志昂扬、群情激愤的红卫兵。不久，母亲所在的中学也停课了，因为学生都涌到街上投身到‘更伟大的事业’中去了。
秋天的某个深夜，我们一家老少三个女人被一阵急促的砸门声惊醒，还没等母亲走到门口，红卫兵已经破门而入。紧跟着，在手电刺眼的光照下三五个红卫兵将母亲团团围住，厉声逼问‘反革命’父亲的下落。我在祖母的怀里瑟瑟发抖，不明白前些日子还来看望唐老师的学生们此刻怎么会变成那副模样。母亲咬紧牙关，对待他们提出的任何问题，她都只有一个回答——‘不知道’。即便母亲对父亲的工作和下落一清二楚、心知肚明，她也绝不会有一丝一毫出卖父亲的念头，更何况当时她对父亲的事业确实知之甚少。但红卫兵却以为‘不知道’的背后全是母亲的誓死维护，因此他们被母亲的回答激怒了，开始推搡、谩骂，态度愈发恶劣。
自那之后，我们一家人非必须不外出，老老实实地待在家里，但看着街上愈演愈烈的场面，母亲和祖母越发食不下咽、忧心忡忡。虽然我们不主动去找麻烦，但麻烦从来没有忘记我们。每隔几天，红卫兵就会来例行盘问、逼供，赶上他们心情不好的时候，砸碎一些东西，或者顺走一些物件也是常有的事。
红卫兵的折磨加上对父亲的挂念令母亲迅速消瘦下去。很多个漆黑的夜晚，她抱着我，却好像抱着的并不是女儿，而是丈夫平安归来、一家团聚的信念和希望。因此，她常常情不自禁地越抱越紧，丝毫不知那一根根肋骨硌得我生疼。自那之后的一年时间，我们再未收到父亲的只言片语。
不知不觉之间，我的生活也慢慢发生了变化。原本经常一起玩的小朋友再也不来找我，走在大街上，很多认识的小孩朝我做鬼脸、吐口水，喊我‘反革命’、‘坏分子’，更有甚者还向我扔土块、石头。当时的我完全不懂他们喊的是什么意思，心里又害怕又委屈，回家就扑进母亲的怀里痛哭，而母亲除了帮我擦拭一身的污渍之外只能默默地心疼和流泪。
因为断了经济来源，我们三个人的生活变得左支右绌。不得已，母亲只能做一些体力活来贴补家用。母亲为人一向和气，左邻右舍见我们生活有难处，私下里热心帮忙介绍了一些缝补、浆洗、手工的活儿，我们才得以捱过那段艰苦的时日。身体上的苦尚且可以忍受，但精神上的折磨却一次又一次地将母亲击倒。
母亲辗转数月，经多方打听才找到一个叫‘老顾’的联络人，父亲每次从家里回单位都会向他报备，那个人是她所知道的有关父亲工作方面的唯一线索。母亲满怀希望地走进他家，只看见三个嚎哭不止的孩子、怔怔失神的妇人和满地狼藉。一问才知因为不堪忍受红卫兵的折磨和侮辱，老顾在一个月前已自杀身亡。他的死并没有如他所期望的那样，给他的家人带去平静和安宁，反而进一步坐实了他的‘反革命’罪名。作为反革命的家属，他的妻儿势必要遭受更多的骚扰和践踏。
母亲拖着沉重的步伐回到家，一进家门就一头栽倒一病不起，半个月后才终于恢复过来，人却更加沉默。期间，红卫兵还是不定期来逼供，不管是打还是骂，母亲始终一言不发，连最初挂在嘴上的‘不知道’三个字也不再说了。
1968年底，我们意外地收到了父亲的来信，距离上 足足三年之久。终于捱到夜深人静，在祖母和我的热切目光注视之下，母亲颤抖着双手打开信封。我们没有等来母亲像以往一样用温柔又温暖的声音给我们念信，却看到两行泪珠顺着她苍白瘦削的脸颊扑簌簌落下。我抢过信纸一看，上面只有三行字，‘我安万里，自今日起与唐美萍断绝夫妻关系，今生今世、互不相干、永不再见；自收到该信之日起，唐美萍恢复自由之身以及择偶婚嫁的权利，本人再无权利干涉。安万里，1968年11月’
放在今天，那不过就是一封语焉不详的分手信，但在当时，对我们三口人来说那不啻为一个晴天霹雳。母亲就那样瘫坐在椅子里默默垂泪，过了一会儿泪还未干却又笑了。她一把抓住祖母的手，高兴得语无伦次，‘妈——他还活着，他还活着，我就知道，他一定还活着——’祖母也跟母亲一样，哭哭笑笑、笑笑哭哭。当时的我只有九岁，但我从她们的表情里已经猜到了信的意思，我懵懵懂懂地站在她们的身边，不知所措。
那时候，有一个专有词汇叫做‘划清界限’，但通常都是家人与‘罪犯’划清界限，像父亲这样反其道而行之的行为并不多见。母亲从父亲那封写在一小片报纸边缘空白处的‘绝交信’中看到了他对家人的保护以及他所处的险境。对于他们那种相爱多年、默契十足的夫妻来说，重要的信息从来都不在字里行间，而是脱离了字面的‘言外之意’。如果不是到了绝境，父亲断然不会用这个办法来减少对家人的拖累；但凡还有一丝希望，他也绝不会自断后路。
自那以后，母亲就一直生活在渴盼之中，她渴盼收到父亲的来信，她渴盼知道父亲还活着的消息。可偏偏事与愿违，直到母亲去世，她也未再收到父亲的一字一句。那封‘绝交信’竟真的是最后一封，真的是绝交信。

1969年夏天的一个夜里，红卫兵再一次砸开我家的房门，在未得到他们想要的答案之后，一个红卫兵将母亲踢倒，紧跟着几只脚迫不及待地踏在母亲蜷成一团的身体上。我和祖母本能地扑过去保护母亲，一个红卫兵的粗暴拉扯将古稀之年的祖母推撞在桌角上，一瞬间鲜血自她的额头喷涌而出。眼见着祖母软绵绵地瘫在地上，我又咬又踢挣脱红卫兵的束缚奋力扑过去，可任我怎么哭喊也唤不醒祖母。母亲顾不得自身的伤痛匍匐着爬过去，一见祖母的鲜血瞬间崩溃、嚎啕大哭，我从来不知道母亲日渐枯瘦的身体里竟然还能爆发出那么惊人的力量。至今我还记得那哭声，又悲怆又绝望。
哭声引来了楼上楼下的邻居，一个高大的身影从门口的人群中走出来，他拨开挡在身前的红卫兵，抱起祖母就往外走，母亲和我踉踉跄跄地跟在身后。看着那人抱着祖母健步如飞的那一刻，一直只存在于脑海中的‘父亲’二字突然就在我的面前具体起来。
虽然医生要求再住院观察几天，但祖母舍不得花那‘冤枉钱’，母亲和我拗不过她，只能将被撞成脑震荡的祖母接回家来静养。祖母跟母亲商量要买点礼物去答谢那个帮了大忙的邻居，但所有可以表达谢意的礼物无一例外我们都买不起，所以‘答谢’就一拖再拖。在那之后，我跟母亲在楼道里见过那人两次，第一次点头打了招呼，母亲还没来得及跟他说一声谢谢，他就急匆匆走了；第二次我们远远地看见他刚要说话，他却一转身向相反方向走去，好像很怕面对我们的样子。
两个月之后，母亲把一个包好的礼物交给我，让我送到楼上去。我刚返回家就听见敲门声，打开门看到门口放着一罐麦乳精。母亲拿着那罐麦乳精来到祖母面前，两个人面面相觑都不知如何是好。后来又有一次，那人从门口路过时正赶上红卫兵骚扰、盘问我们，他进来不由分说就把他们抓起来扔出门口。母亲吓坏了，不知他这一出手会招致什么样的后果，他却淡淡地说，‘我不怕他们！’之后，那些十七八岁的红卫兵果然收敛了很多，不是因为他烙铁一样厚实的手掌，而是因为他的‘工人阶级’身份以及身边围绕的那群和他一样孔武有力的朋友。
1970年冬天，祖母在一次外出时摔倒，昏迷好几天才终于捡回了一条性命，但从此不良于行，我们的日子更加雪上加霜。那个冬天祖母时常发烧，有时半夜要紧急送医，奈何母亲身体瘦弱，根本无法支撑祖母的重量。万般无奈之下，母亲敲响了那个人的门。等他把祖母背回家的时候，虚弱的祖母强撑着睁开眼睛对我说，‘安心，快叫乔叔叔！’
1971年春天来临的时候，祖母的身体恢复了很多，可以拄着拐杖自己挪动几步，但她很少下地。我奉母亲之命监督她适当活动，开始还算配合，但我看得出她只是不想让母亲和我失望。慢慢地，她就对我们的建议和请求听而不闻，大部分时间里她都呆坐在床上，双眼瞪着前方，眼神似专注而又空洞。每次看到她的眼神，我都不由自主地觉得脊背发冷，因为那里藏着无尽的忧伤和冷却的绝望。
某天我刚走到门口，竟然听到了久违的祖母的声音，就像很久以前每一个平凡日子里的那种说话声，甚至语调更慈爱、更温暖。她说，‘小乔啊——’一个声音急急道，‘大妈，您就叫我振华吧！我身边的人都叫我振华，或者乔振华，没，没，没人叫我小乔……’祖母轻笑了一声，语气更加语重心长，是那种长辈对晚辈掏心窝子的语重心长，‘好，振华呀，大妈问你，定亲了没有？’一阵沉默之后乔振华的声音传来，‘大妈，我就一普通工人，勉强能养活自己，有点剩余的钱还得帮衬我哥哥一大家子，像我这样的，谁愿意——’祖母的话不疾不徐，但字字紧逼，‘那——要是有人愿意呢，你怎么说？’乔振华愣住了，半天才反应过来，磕磕巴巴地说‘大妈，您，您，您可别误会，我帮您就是因为看不惯他们欺负弱小，可不是打，打，打你们家唐老师的主意，可不是……’说到后面有些语无伦次，那是一种急于撇清自己的窘迫。
祖母的声调还是稳稳的，‘大妈知道你古道热肠，大妈也知道你从没往那方面想，现在是大妈在问你愿不愿意？’乔振华一下子语塞，说不出话来。祖母又自顾自说道，‘我儿子早就来信跟美萍断绝了夫妻关系，我知道他是不想拖累美萍，但如果不是走到绝境他不会那么做……两年了，没有一点他的音信，恐怕已经凶多吉少了……’说到最后，随着幽幽的叹息，祖母的声音变得几不可闻。乔振华急忙宽慰祖母，‘大妈，您别这么说，您的儿子自会吉人天相的……’
会吗？会吗？这世道什么时候是个头啊？不知道是问乔振华，问她自己，还是问苍天。祖母问完之后很长时间都没有说话。我听见乔振华挪向门口的脚步声，慌忙躲到楼梯的拐角处。他将门轻轻掩上的时候屋里传来祖母的声音，没有一丝温度，她说，‘振华，你好好想想，尽快告诉大妈！’

八、唐心的故事（2）
我是在生下安程、当了妈妈之后才终于理解祖母当日心中那种锥心刺骨般的苦痛。作为一个母亲，却为儿媳与他人牵线搭桥，费尽心力将儿媳拱手相让。这样的行为，令祖母自己很不齿，我多次听见她的自言自语‘没脸见祖宗、没脸见老头子’，那个老头子是我的祖父。能够宣之于口的是她对自己所作所为的自责，而真正的痛苦则来自于她的默认，她清楚自己的行为就是默认了儿子已经遭遇不测，那种默认将她推入痛苦的深渊，万劫不复。因为自己的狠毒行径与‘母亲’的身份严重背离，她甚至觉得自己才是儿子‘遭遇不测’的罪魁祸首，是她，在心中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儿子安万里。
可她没有办法。她要在自己还能睁开眼睛的时候，好好替母亲物色一个保护神，保护母亲，就是保护我这个安家唯一的血脉。那个人要接替父亲、接替她来撑起一把大伞，在那个是非不分、乾坤颠倒的乱世中护我们一世周全。
乔振华那边还没传来任何消息，母亲却已在祖母的言语暗示下彻底崩溃。一向温顺的母亲头一次瞪大了眼睛在祖母面前咆哮，挂满泪水的脸上是又惊又怒和难以置信的神情，‘妈——您怎么能……万里，我一定要等万里回来，等他回来……’祖母伸出手去够着从她床边一步一步后退的母亲，‘妈知道，是妈对不起你，是安家对不起你——’看着眼前两个泪水涟涟的女人，十二岁的我隐约觉察到家中可能要发生的变故，恐惧和难过在心中翻涌，我也跟着大哭起来。母亲赶忙搂住我，一同扑进祖母的怀里，那一天，我们三个女人似乎流光了一生的眼泪。
我们母女俩终于在祖母温暖但充满了老人气息的怀抱中安静下来。祖母说，‘美萍，你听妈说，妈的日子不多了——’母亲的身子不由自主地一哆嗦，我们抬起头来，祖母用两只粗糙的手掌为我和母亲擦拭泪水，满眼的怜爱和疼惜，‘妈要在走之前给你找个归宿……妈不求别的，只要能对你好，对安心好就行……’母亲早已泣不成声，泪珠滚滚而下。祖母的手又一阵忙乱，却怎么也擦不干母亲脸上的泪，倒像是打开了一个隐形的‘水龙头’。一周之后，母亲收起了眼泪，她强颜欢笑着对祖母说，‘妈，我听您的！’祖母也笑了，她们相顾无言，泪水再一次涌出眼眶，在笑容还没散去的脸庞上悄无声息地流淌。
父亲的信、照片、衣服，以及其他所有能够证明父亲曾经存在过的物件都被母亲一一收藏起来。包袱打结之前，母亲最后一次给我看了那张每晚睡前她都会看上几眼的照片，那是我跟父亲和母亲的第一张，也是唯一一张合影。照片中的我只有几个月大，被母亲抱坐在膝上咧着嘴笑着，露出两颗刚刚冒尖儿的小门牙；母亲的头十分自然地偏向父亲的肩膀，眉梢眼角都是初为人母的恬淡和喜悦；父亲剑眉星目、身姿挺拔，冷峻的脸上挂着满足的笑容。
母亲指着照片上那张英俊的面孔对我说，‘安心，这是你的亲生父亲，你要记在心里，永远都不要忘了他——’说这话时，母亲的口吻平淡又冷静，就像交代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情。长大后我才明白，那个包袱结对于当时的母亲来说就像一把利刃，在我以为的平淡和冷静下面，母亲正在用它完成一个鲜血淋漓、痛彻心扉的割裂，与过去的割裂、与安万里的割裂、与渺茫的重逢希望的割裂。从那之后，她还是她，但她再也不是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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