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也有一丝淡淡的哀愁

《论语》里有这样的句段，既不是“子曰”，也不是“曾子曰”、“有子曰”，或其他“问答”，而是直接写下孔子是怎样一个人。如“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说孔子在家闲居的时候，体貌整齐端庄、和舒自然。这样的孔子怎么会有哀愁呢？又如“子以四教：文（历史文献）、行（生活实践）、忠（待人忠实）、信（讲究信用）。”孔子致力于从这四个方面去教育学生，那是他毕生的事业，充满了责任和乐趣，何哀愁之有？再如“子温而厉（温和而严肃），威而不猛（有威严而不凶猛），恭而安（恭敬而安详）。”既然修炼到了此等程度，更不会有什么哀愁了。（以上所引句段见《论语•述而》）

但，仔细阅读《论语》，就会发现孔子内心深处确实有一丝淡淡的哀愁。细心体味，那是一位思想家的无奈，并非个人的患得患失。

孔子有一次对弟子们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真是一语道破了那种当自己的主张行不通时的心境！设想一下，他果真要坐着小筏子到海上去漂流，而且让仲由跟从吗？那实在是一种情感的宣泄。还好，以勇猛著称的弟子“子路闻之喜”，居然愿意陪侍老师漂流于海上，戏剧般化解了夫子那一丝淡淡的哀愁。（以上所引句段见《论语•公冶长》）

孔子说过这么一句话：“饭疏食，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很有一点“出世”的味道，与其一贯“入世”的精神截然不同。关键在于他要表达的是紧跟在后面的一句话：“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孔子完全看不起取之无道的富贵，这才有了前面“乐在其中”的感叹。曾几何时，孔子背着“复古”的骂名，其实他生活的春秋时代，正是礼乐“坏崩”的时代，那些值得肯定的道德取向和礼制竟被世人所破坏，这是孔子难以容忍的。他在评论鲁国大夫季氏用周天子的规格表演乐舞的时候，叹息道：“八佾（八行乐舞队伍）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论语•八佾》）这类僭越的事都发生了，那么通过不讲道德的手段去攫取富贵的事更是司空见惯了。所以，孔子说“富而可求也，遂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论语•述而》），不过是对取不义之财的家伙们的嘲讽而已，或是对内心深处那一丝淡淡的哀愁的一种排遣。

“春秋”是乱世，也是一个变革的时代，其中的“百家争鸣”，继承了上古三代的思想精华，奠定了中华传统文化基础，孔子“未鸣先鸣”，功莫大焉！孔子的确抱着济世的理想，活跃在那个时代。公元前502年，即鲁定公八年，从事教育差不多二十年的孔子以知天命之年开始真正从政，先是当了鲁国的中都宰，后为司空，再升为大司寇，主管司法，至鲁定公十四年（公元前496年）还兼理宰相事，可谓位高权重。这引起齐国的警觉，遂使出美人计，向鲁定公和季恒子（季孙氏）送去“女乐”（歌妓舞女），以堕其志。而孔子的施政方针本来就危及了鲁国操纵国政的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三家大夫的利益，特别是得到齐国“女乐”的季恒子因之疏远孔子，整天迷恋女色，甚至“……三日不朝。”终使“孔子行。”（《论语•微子》）孔子意识到无法在鲁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于是携弟子“周游列国”。

孔子十几年的“列国游”，处处碰壁，同样无法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只是印证了“道不同，不相为谋”（《论语•卫灵公》）。孔子往返于列国，却无所作为，且在陈、蔡遇难之时，有些跟随他的弟子竟离他而去，所谓“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论语•先进》），那埋在心里的感慨，无疑化作了一丝淡淡的哀愁。鲁哀公十一年，即公元前484年，68岁的孔子携忠实于他的众弟子返回鲁国，致力于学术研究和教育，算是心灵上的回归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