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里的“直”并不是“正直”的意思， 而是“直来直往”。你焚书坑儒，我坚壁清野；你礼尚往来，我才平易近人。身份可以不对等，待遇可以不对等，但是人与人之间的尊重必须对等。但仔细深想，这真的公平吗？

“礼”是什么？礼就是一套繁琐的规则，其实很像军阶和臂章，它藉由区隔出不同的社会阶层来明确每一个阶层的分工。因为和谐意味着稳定，稳定（在农业社会里）意味着繁荣，而繁荣，则意味着个体有着更大的可能去追求自己能力范围内的最大幸福。

但由于当代社会离“生存”这个概念实在是太远了，那些能够祸害我们祖先的猛兽，现在都乖乖的趴在动物园的玻璃窗内吐着舌头散热，那种灭国级的战争在21世纪也堪称十分少见，所以在物质主义微风细雨的香艳侵蚀下，人们并没有真正所谓“生存的焦虑”，“房贷与卡债的焦虑”也不在儒学提供的客服范围内。

因此理解儒家学说，对于现代的我们变得异常困难。

儒家的目的是创造一个稳定社会，提供农业有利的发展

儒家思想在当今社会显得格格不入，不是思想问题，而是时代问题。剥离时代背景去读儒家经典，基本等于耍流氓。让孩子背《论语》而不解释时代的差异，效果相当于虐童。

也就是说，儒家的整套逻辑是让诸葛亮有诸葛亮的幸福，臭皮匠有臭皮匠的幸福。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大人有大乐，小人有小乐。大家各安其位，各司其职；互不侵吞，互不攻伐，则天下治矣。

很少人讲清楚为什么“大同”的境界是：“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那是因为在儒家定义里，各安其位的社会里人人明白自己的本分，不会得陇望蜀，吃完碗内看碗外。既然没有人会去偷抢拐骗，自然也就不需要睡觉锁门了。儒家不断的强调“守礼”，目的就在于维系社会的稳定。

一个稳定的社会，才能够提供农业以有利的发展。农业的典型特征就是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月秀葽，五月鸣蜩。六月食郁及薁，七月亨葵及菽。九月筑场圃，十月纳禾稼。什么都不变，就是最好的变化。要是一天到晚坐断东南战未休，动不动就有好事者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烽火连三月的，还怎么六畜兴旺，五谷丰登呢？

平天下的本意并不是开疆拓土，而是维持稳定。古代士大夫的理想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就是恢复到上古时代的那种超稳定社会结构里去。

《周礼》说：“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常常被理解成一种特权主义，但事实上这是儒家的一种温情脉脉。

“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如果只看前半句，好像是在维护贵族阶层的利益，但其实重点在后半句的“礼不下庶人”。儒家想象出来的美好社会有点象是漫威宇宙：贵族的能力越大，责任也就越大。礼、乐（诗）、射、御、书、数这六艺，培养了这些菁英的能力，也陶冶了他们的性情。繁琐的同时，制造出了威严感和仪式感。

孔子的补习班，其实很像军官培训班

孔子给出去的除了他的思想，更多的是儒家文化里的那些繁文缛节。学生把它们学走之后，就能够继续靠这套手艺来维持这个社会的等级秩序，进而维持社会稳定。

但是为什么需要有威严感和仪式感呢？因为这样才能在最大程度上禁绝犯上作乱的可能。士大夫们文能提笔，武能拿枪，说起来轻松，做起来可不简单。所谓“礼不下庶人”，其实就是对普通人的豁免权。它不要求黎民百姓跟着贵族一起受罪，强迫自己把每一套礼节记清楚、每天勤勉的练习好把六艺给吃透、把食衣住行育乐弄得克制而乏味。

“礼”是阶级。而阶级是荣誉，是责任，更是表率。

既然不想要黎民百姓乱了规矩，让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推翻统治阶级的暴政，那么统治阶级自己就必须先守规矩，并用繁琐的仪式来让规矩具象化。

繁琐带出一种莫名奇妙的神圣感，就像在读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越是让人晕乎乎的繁文缛节，越是让人正襟危坐。但正襟危坐是不可能多舒服的，地位对贵族而言除了是一种享受，也是一种制约。

在这层意义上，诸葛亮和臭皮匠的快乐才有可能等同。

因为贵族能够掌握更多的资源，因此需要“礼”来约束贵族的行为，阶级之间才不会变成零和博弈，赢者通吃。总结之下儒家的逻辑是这样的：“礼”巩固了阶级、阶级维持了稳定、稳定带来了繁荣、繁荣最后则落实到具体的每一个人身上，变成幸福感。所以负者歌于途，行者休于树。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

关于正襟危坐，我们可以举《礼记》里吃饭的例子：“凡进食之礼，左殽右胾，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脍炙处外，酰酱处内，葱渫处末，酒浆处右。以脯修置者，左朐右末。”

古代贵族活得特别累。进食的时候，左边必须摆带骨头的肉，曰“殽”；右边则是大块完整的肉，曰“胾”。食物放左边，羹汤放右边；鱼肉和烧烤放外面，酱料和酒浆放里面，一点也不能搞错，否则就是“非礼”。非礼十分严重，因为那代表了对另外一个人的怠慢。因此贵族进食必须一丝不苟的，吃个饭搞得像毕业典礼还是国庆阅兵一般严谨，一点推杯换盏，喧闹欢腾的气氛都没有，也是呜呼哀哉。

为什么要这么做？背后的理由才是其中的精髓。

因为儒家思想的核心，是“约束”

在家里约束自己的行为，出了门约束自己的情绪。

人每天都会面对一些令人不快的大小杂事。往大了说，这就叫“肆不殄厥愠，亦不陨厥问。”；往小了说，这叫“山有蕨薇，隰有杞桋。 君子作歌，维以告哀。”虽然可以表达自己的不满，但不撒泼打滚，每天对阶级敌人保持刻苦的斗争仇恨。

要是工作不得志，情商低的人可能会“无产阶级失去的只是枷锁，而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情商高一点的人可以选择比较小楼昨夜又东风的方案，象是在自己的社交帐号上赋一首《诗经•四月》。

《四月》里说：“山有嘉卉，侯栗侯梅。废为残贼，莫知其尤。”表达起来就很含蓄，意思大概相当于：“哎呀山上有着这么多美丽的植物呀，有板栗也有杨梅，本来都是可以吃的，但就不知道什么人把它们毁了？”

懂的人，自然就懂了。抒发幽怨的同时，不带任何一点刻薄。

儒家追求的“礼”，背后除了阶级，这份意识形态的更深处提供的是一种交往空间的距离感。说话留三分，做人处事含蓄一点，给彼此充足的面子，这构成了儒家所心心念念的“中庸”：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不过度”，便是幸福的秘诀。

过度，就是一种索取。当索取没有了底限，一念无明，也不过就堕入了另一个无间地狱。

心有不甘，拔刀乱砍，这不是侠客精神，而是假面屠夫。

所以儒家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呢？除了时代感丧失了以外，其实最重要的问题就在于“礼”所对应的“责任”不见了。礼具有双重性，它同时是特权和责任。礼崩乐坏之后，特权阶级所要付出的责任被刻意忽视，而他们所能享受的待遇却被无限放大。到了皇阿玛的时代，一口一声“奴才”的，三呼万岁，皇恩浩荡，无论统治阶级如何胡作非为，都是英明神武；而老百姓的损失，也都雷霆雨露俱是君恩了起来。那才是鲁迅所批评的传统文化。

《三纲五常》里说：“君为臣纲，君不正，臣投他国。国为民纲，国不正，民起攻之。父为子纲，父不慈，子奔他乡。子为父望，子不正，大义灭亲。夫为妻纲，夫不正，妻可改嫁。妻为夫助，妻不贤，夫则休之。”

儒家的“等级”是有附带责任条款的。君王不仁、国家不义、父辈不慈、丈夫不贤、妻子不淑......一旦其中一方违背了自己所应当承担的责任，另外一方都有不合作的自由。

匪鹑匪鸢，翰飞戾天。 匪鳣匪鲔，潜逃于渊。掰掰。再见。

待遇可以不对等，但是人与人之间的尊重必须对等

现在的国文课本，非常大缺大德的把大段大段的儒家典籍大剪大贴，象是在玩马赛克艺术一样放进课堂里，咕咕哌哌的大叫几声：“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强迫学生抄下几句看起来十分理所当然的“名言佳句”，接着就往下一课匆匆赶去。这样除了可以花样百变的展示当代人类对儒家思想的迂腐理解之外，其实一点意义也没有。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劳。感激的前提在于，父母的行为值得子女的感激。否则还孔融让梨呢，如果孔融的哥哥平时老是欺负孔融，孔融就不会让他梨子吃了。这才是孔子说的：“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这里的“直”并不是“正直”的意思， 而是“直来直往”。你焚书坑儒，我坚壁清野；你礼尚往来，我才平易近人。儒家讲求的是对等。身份可以不对等，待遇可以不对等，但是人与人之间的尊重必须对等。

幸福，就在于得到尊重。

无论是仁，还是义，说到底，都是“尊重”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而已。

但同时，我们就应该忍受掷骰子决定的出生吗？在阎罗王那里掷到一点投胎当奴隶；掷到两点投胎到农民；掷到三点投胎当士；掷到四点投胎当大夫；掷到五点投胎当诸侯；掷到六点投胎当天子如何？而且这个骰子的机率分布并不均匀，骰到一和二的时间占大多数，这样的游戏公平吗？

儒家认为是公平的。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嘛。但仔细深想，真的公平吗？谁不想体验一次被贵族身份折磨得要死要活的感觉呢？

这或许就是中华文化虽然一直回避，但总必须郑重回答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