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立国且战火未熄，天下待定而《元史》竟成。关于朱元璋速修《元史》的目的，无非是在于网罗前代遗臣，给予高官厚禄，使其为新王朝服务，老死于文字之间，削弱并消弭他们的反抗思想，这样不仅偃武修文，还可粉饰太平。

纵观封建时期历代政权建立初期之情况不难发现，封建帝王笼络士人权贵现象非常普遍。东汉光武帝刘秀对地方豪强给予特权，唐高祖李渊对关陇士族以特殊政策，他们希望通过那些有文化号召力的士人或者地方豪强的拥护和支持，获取民心，稳定政局。但从修撰《元史》所选用的人员来看，除早已被朱元璋收入帐下的主要负责人宋濂和王祎外，其他参与修撰的人员并非所谓显贵之士，反而多为不问世事的草泽隐逸之人，虽说有一定的贤名或才能，但也不至于有太大的影响力。

《元史》之所以能在修撰条件准备并不充分的情况下，成书如此之快，与明太祖朱元璋的速成要求分不开。朱元璋将《元史》修撰地点选在南京的天界寺，修撰地点邻近政治权利中心，便于其监督审查。从朱元璋为修史提供的环境来看，虽是清净雅致之地，但乃寺庙之所，并非享乐之处，一方面，可以使其专心工作，另一方面，“朱元璋退朝后经常来此身披袈裟、胸挂佛珠、手持法器与众僧一起转经，诵完经后便在此审阅《元史》初稿并御笔钦定《元史》”。朱元璋以其凌厉之威，常去御视编修工作，定会给修撰者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以此之修史氛围，何谈写史之秉笔。

也许正是因为在修撰中承受了巨大的政治压力，所以当第二次开局修《元史》的时候，原修撰人员中除了主修官宋濂、王祎外，只有赵壎一人参与了第二次修撰，其余人员大多不复还，而第二次重开史局距上次散局仅仅5个月左右的时间，可以想见修撰人员对明太祖朱元璋凌厉之威的惧怕。

在《元史》修成后，朱元璋只是简单地赏赐了一下，对于辞官不受的参修者也没有强烈挽留之意。

由此可见，朱元璋在《元史》修撰中选择“山泽隐逸之士”，在当时确非有意笼络之，反而是那些被修史排斥在外的元朝遗老、官宦等颇具实力之辈更有笼络的价值和必要。主要出于以下考虑：其一，试图显示所修史书的客观公正性，所以不起用明之官吏或元朝遗老。其二，近距离考察各地隐逸博学之士对明政权的态度，以监督修史间接了解各地民间舆情。其三，造成一种隐逸之士争相归附明朝廷的表象，展示大明王朝的实力和人心所向，以彰显明取元而代之的众望所归之意。当然，通过修史人员的征招，也可以选拔一些有能力的士人为朝廷所留用。

朱元璋是打着秉笔直书的旗号诏修《元史》的，试图向世人展示其希望史书修撰严谨、善恶分明、昭明后世的古代圣王形象。然而，从其冠冕堂皇的修史诏书和对《元史》修撰提出的诸多严格要求来看，却大有瞒天过海、故作姿态之嫌，这背后隐藏的是朱元璋别有用心的考量。

在《元史》修撰时机的选择上，朱元璋与其身边大臣是有所考虑的。1368年，朱元璋虽然在南京登基，宣告了大明王朝的建立，但明皇朝的统一大业远远没有完成。其时，元皇朝的政治势力刚刚撤离中原，长城沿线及西北、西南、东北的大部分地区仍为元朝残余势力占据，存在着对明朝三路钳制的态势，而且此时的元皇朝还基本保持着较完整的政府机构，时刻伺机着复辟，卷土重来。

鉴于元朝余部仍在苟延残喘，朱元璋引用唐太宗李世民“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治国经验，告诫元顺帝，希望他能顺应历史，以民心相悖论成败，不要做无谓的挣扎和抵抗。此时修撰《元史》进而以凭宣告元祚已明定成为历史陈迹，天运由他掌握，天命归他应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