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波三折的毕业分配——风云才略忆77（之一）

今年是2022年，忽然想起，40年前，1982年，这个时候，应该正是我们毕业之际，雄姿英发羽扇纶巾，风云才略撃77，每个人就此开始人生新的征程，命运在此转折。记得当年元月份，分配已落地，全班同学都纷纷去新单位报到了，我却迟迟没能定下来，被一直拖到三月份，其中因缘颇有周折。
我在入校之初，曾是班上最后一名来报到的学生，到了毕业，又是最后一个离校的（曾雪萍同学因病推迟半年，当属正常），人生机缘真是有如此之巧合。
值此毕业四十年之际，我记叙一段毕业分配一波三折的过程，作为我大学生活的回忆吧。

我们那时毕业是包分配的，由国家统一分配，统一安排。大学生实行自主择业、双向择业，那是1997年以后的事。
包分配是铁饭碗，旱涝保收，组织上统筹计划，按需分配，适当照顾个人的需求和具体困难，这种分配方式，优点是毕业生少一些盲目和操心，缺点是不一定能找到心仪的单位，或专业不对口，或地区不合适，接收单位也不一定找到适合的人。计划经济嘛，不能人尽其才。
我们77级是恢复高考后第一批毕业生，那时从中央到地方各个部门青黄不接，都缺新生力量，尤其缺乏经济人才，我们的选择面就比较宽，所以分配很顺利，班上同学基本上各得其所。只是
我的分配去向却出了意外。
我起初是被分配到省计委的，这自然是个好单位，有权有势福利又好，我们学的是国民经济计划，专业上又对口，除了上北京去中央单位，那是“高攀”，留在地方的，这应该是数一数二的“肥缺”，从这一点看，学校对我还是重视的。
当时选派了二人，孙枫同学和我，但终究还是没有去成。原因据说是名单报去后，省计委提出他们要自己来挑选，学校回复说，你们绝对可以放心，我们选送的毕业生肯定是成绩好的，优秀的。省计委就很不高兴。
那个年代，计划为上，计委权力大得很，向来说一不二，下面单位谁个不是仰其鼻息，如今自己机关要人，已经是给你财院的面子，现在居然挑选的权利都没有，岂不憋屈。
学校则认为，你怎么不相信我们选派的学生呢？我们财院现在属财政部领导，你省计委有什么权力指挥我，我才不屌你呀。这样一来二往，双方搞僵了。
结果省计委看了档案后，借口我与孙同学的亲属中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就把我们退回去了，也不接收其他毕业生，这一届一个都不要。学校只好重新安排分配。
学校与省计委的这段分配纠葛，我当时是一点不知道的，直到毕业后十年，我们班搞聚会时，陈远敦老师在酒席宴上透露这段往事，我才知道我曾与省计委有这段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的渊源。
据陈老师说，当时已经确定我分配到省计委的综合处（我实习时就在这个处），综合处提出需要一个笔杆子硬足的，这可能是学校挑选我去的原因之一。只是他们计委太霸道了，陈老师说，这件事就这样黄了。
我觉得这段往事应该不像陈老师所云那样简单，这桥段也太具戏剧性，一个像是闹情绪的学生伢，另一个则是市民泼妇在骂街，两个堂堂大单位，不会这样低俗，也不应该因这种赌气似的原因而闹僵，真实原因恐怕另有内情，陈老师不便细说罢了。
当然十年之后再计较这件事已毫无意义，陈老师也是作为一段笑话说说。今天看来，我当时不知道也不清楚这件事也是好事，那时人年轻，这种先喜大普奔，却又戛然而止，大喜后大悲，否极泰来，绝对都是对心灵的折磨，不知亦无求，当时少了多少的懊恼，沮丧，气愤，后悔，徘徊，心痛的过程。如今谈起此事，就可以如此风轻云淡，天凉好秋。
77级我们这一届没有人分配到省计委，78级财院没有开办计划班，79级终于有二个毕业生分到省计委的物资处，但命运不佳，听说几年后受处长的牵连，违纪受了处分，有一个甚至被判刑，真是世事难料。
系里正式通知我的分配单位是湖北省社会科学院。
我们那时很单纯，懵懂无知，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单位，那时也没有百度，微信可以查询，长期生活在汉口，对省里的机关单位一无所知，只是觉得名字还高大上，对新的单位颇有一番憧憬和期望。
社科院其实是一个资格很老的新单位，文革前，没有社科院，只有在科学院下面有一个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文革时期解散了，1978年开始恢复，在原基础上筹建社科院，把旧有的人员都调回来，1980年又再招考了一批研究人员，人数不多，都是文革前的老大学生。
除了招考的外，也接收少量应届大学生，77、78、79级，都分来一些，79年后，就只要研究生博士生。社科院眼界比较高，针对性强，每年接收的应届生数量很少，且大都是来自武大华工，甚至人大复旦这样的学校，我是财院唯一分配来的本科生。
记得77级来的大学生有4个，文学所哲学所历史所经济所各一个，文史哲所都是武大分来的，经济所就是我。
学校的分配方案落定后，记得我们有过一段躁动期，然后平定下来，进入毕业生个人总结评定阶段，班上事情不多，人心散漫，各忙各的，常常见不着人。
12月的一个星期天，我们宿舍寝室来了两个人，指明找我，原来是社科院来的，年纪大一点叫徐荣安，年轻的是李建新，都是经济所的科研人员。那个时候，似乎有规定，接受单位是不能直接与毕业生接触的。徐荣安是我们学校前身湖北大学59年毕业的，学的也是国民经济计划专业，也是计统系，可能是对学校轻车熟路，他们本来只是来了解一下情况，看看我的材料的，在学校看了档案位一无所知，只是觉得名字还高大上，对新的单位颇有一番憧憬和期望。社科院其实是一个资格很老的新单位，文革前，没有社科院，只有在科学院下面有一个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文革时期解散了，1978年开始恢复，在原基础上筹建社科院，把旧有的人员都调回来，1980年又再招考了一批研究人员，人数不多，都是文革前的老大学生。除了招考的外，也接收少量应届大学生，77、78、79级，都分来一些，79年后，就只要研究生博士生。社科院眼界比较高，针对性强，每年接收的应届生数量很少，且大都是来自武大华工，甚至人大复旦这样的学校，我是财院唯一分配来的本科生。记得77级来的大学生有4个，文学所哲学所历史所经济所各一个，文史哲所都是武大分来的，经济所就是我。学校的分配方案落定后，记得我们有过一段躁动期，然后平定下来，进入毕业生个人总结评定阶段，班上事情不多，人心散漫，各忙各的，常常见不着人。12月的一个星期天，我们宿舍寝室来了两个人，指明找我，原来是社科院来的，年纪大一点叫徐荣安，年轻的是李建新，都是经济所的科研人员。那个时候，似乎有规定，接受单位是不能直接与毕业生接触的。徐荣安是我们学校前身湖北大学59年毕业的，学的也是国民经济计划专业，也是计统系，可能是对学校轻车熟路，他们本来只是来了解一下情况，看看我的材料的，在学校看了档案后，不知怎的突发奇想，想想既然来了，干脆与我见见面，于是悄悄绕过学校和系里，打听到我的宿舍，直接找上我，估计也是想来一个当面考察吧。
只是刚巧我不在学校，寝室里只有我下铺的袁和平同学，他们于是和袁同学聊了几句。徐荣安那一年近50岁，他也是招考进的社科院，但口气是大咧咧的，劈口就说，这个李肇文的历史地理成绩怎么这么差呀？不会呀！袁和平回答，再说我们也没有开历史和地理的课程呀。原来徐说的是我高考时的成绩，袁和平于是解释了一番。反过来又问他，社科院经济研究所主要搞什么呀？徐回答，主要搞农业经济，说话间话锋一转，问道：李肇文是戴眼镜的吧？度数高不高呀？能不能走田埂子路呀？我们可是要经常下乡的啊。。。。。。就这样闲扯几句，就告辞了。
晚上我回到学校，袁和平一五一十讲了社科院派人来的情况，我听了好生不快，尤其那句“走田埂子路”的话一下子堵住我的心。
在这里先介绍一下徐荣安说这话的背景。
社科院经济所的所长是朱剑农，他是一个德高望重的学者，主攻农业经济，在国内外颇有名气，他研究的农业经济不是农村经济发展、体制、布局等等实证经济研究，而是纯理论的基础性研究，如土壤肥力递减效应和规律、地租理论，价值规律在农业中的运用等等，朱剑农在这方面的研究是很有权威的。经济所就是朱剑农挂帅，下面只有五六个刚刚招考进来的老大学生，所以经济所最初的研究课题主要还是围绕朱剑农的学术方向规划的，都是搞农业经济，徐荣安的说法也没有错，此其一。
第二，徐荣安招考到社科院之前是武汉市农业局干部，来院后主要做朱的助手，当时已在酝酿新成立一个农业经济研究所，即农经所，由徐荣安来牵头，徐可能已有意把我这个同校同专业的小老弟纳入他的麾下，于是脱口而出，我分到社科院是去搞农业经济研究。至于那句“经常下乡要走田埂路”的说话，只是农业局干部的经常随口之词而已，却没想到把我这个不谙世事，不明事理，理论知识一知半解，社会经验又单纯薄弱的毕业生吓坏了。
我一夜辗转，越想越气，越想越烦，“浮想联翩，夜不能寐”。第二天就找到系里，表示不愿意去社科院，理由是专业不对口，我是学国民经济计划的，怎么去搞农业经济呢？
这是台面上的理由，其实心底里是不愿去农村。我曾经下放农村三年多，吃尽了苦头，多次招工未果，后来是费尽周折，病转回城，这段经历使我对农村有一种深深的恐惧感，如今好容易读了四年大学，怎么又转回农村去呢？
想想也可笑，当时自己也真是幼稚，居然把农业经济研究等同于分配到农村工作，把走田埂路理解成下农村。
今天回忆这段往事，还是十分感叹唏嘘，当时为什么这么冲动和莽撞，匆匆忙忙就做出决定，为什么不找人商量商量，讨论讨论，（虽然那时同学个个自顾不暇），或者直接去社科院再了解一下情况（他们既然找我没碰见，我去找他们也理由很充足），到底人还是年轻啦。
我这种做事急性及遇事缺乏考虑，一念之下冲动而起的情况，在我的生活经历中，还有过很多次，每次都留下许多懊丧和后悔，这恐怕是我的脾性和性格所然，直至今日，还是如此，没有办法。
系里居然也很支持我的意见。我这个人情商很差，学习四年，没有与系里打过什么交道，不认识什么系主任和副主任，我找的是谢国香老师，他当时是什么职务，忘记了，他是一个大好人，我入学时与他有过交道，留下好印象，所以这次还是找他。他大慨也不了解社科院的性质和特点，听我这么一说，也连连点头，说我们辛辛苦苦培养出来的国民经济计划人才怎么去搞农业呢？
他要我去找学生科领导反映解决。
学生科的科长记得是一个女老师，我一自报姓名，她就很熟悉，她听说我不愿意去社科院，感到很意外，她说这是学校专门挑选你去的，言外之意，社科院是一个很好的分配去向啊。
的确，当时看，社科院真是一个名气大的好单位。
首先，社科院级别高，不说北京的中国社科院，历来都是政治局委员当院长，湖北社科院的院长那时就是省委副书记许道琦，后来的院长密加凡当时还是副院长，密院长是延安时期的干部，资格老，行政级别8级，这级别湖北省没几个。至于下面的中层干部，办公室、科研处，组织部等，头头级别也都不低，许多都是新五师时期的老干部。
其次，社科院的学术水平是省内最高的，各个研究所的所长都是各个领域的顶尖专家学者，那时不兴说什么智囊，脑库，省里也还没有体改办、研究室这些政策咨询机构，社科院当时就是省里领导决策的参谋班子。
1980年，社科院招考了一批研究人员，都是文革前的大学生，基本都是各个省直机关的骨干，有的已经是处长科长级别，里面不乏一些精英，比如哲学所的李步楼去社科院前就是宣传部的处长，经济所的殷冰侠是省计委的副处，经济所的廖丹清是华农的正牌讲师，还有邓绍英曾是北京红旗杂志的编辑。他们从这些实权部门跑到社科院，一方面是对学术研究的热爱，另一方面也是对社科院名气和学术的仰慕，可见社科院的吸引力有多大。
这么好这么有前途的单位，你李肇文居然不愿去。学生科领导当然觉得奇怪，不过当时他们的态度真的是非常好，对我改分配去向的要求是满口答应，没问题，你不去就不去，我们给你重新安排。她们大概认为，我1这是从所谓好单位转去所谓差单位，从省直转去下面厅局，应该是很容易办的一件事。
我看学生科老师没有任何犹豫，满口答应，好像换一个分配单位是一件轻描淡写的事，这个态度和表态，让我一下子安心下来，心里一块大石头也落了地。
转眼元旦过去了，班上热闹纷纷，毕业的合影照了，散伙饭也吃了，在学校食堂里，8个人一桌，觥筹交错，杯盘狼藉，也算丰盛。同学们互相打着哈哈，人在学校，心早已飞到新的单位。陆陆续续有人打点行李，启程出发，有的上北京，有的去厅局，有的去地县，个个踌躇满志红光满面，一批又一批。
最高兴的是去北京的同学，我们都去送他们，班上年纪最小的是孙光学同学，他拉着唐棣在一旁叽叽咕咕，是在央求唐同学留下统计学的课堂笔记本，原来孙光学正准备报考学校统计学的研究生，在这毕业之际，他的考虑与我们都不一样。
班上的同学都走了，宿舍豁然清静下来，只有我还在一次又一次去学生科询问，有时找不着人，有时找到了，也语焉不详，一会儿说快了快了，一会儿说还在与社科院联系。
有一天突然对我说，你来的正好，想征求你的意见，到武汉市去怎么样？我说好哇，肯定愿意，那时我没有省市级别的概念，总是想离家里近些好，我那时安家在汉口，那个年代，汉口到武昌，交通还是非常不方便的，看我一口就答应，学生科老师很高兴，说那好那好，你过几天来听消息。
过几天去，学生科就找不到人了，学校放假了，放寒假，那时也没有手机微信邮箱，说找不到就是找不到。转眼春节就到了，一切工作都停顿下来，看来只能等春节后再说啦。
1982年的春节是在1月份，1月25日，这个春节我过得很不踏实，李仁芬同学告诉我，她是在春节前就到新单位报到了，开始她的人生新征程，而我那时的处境却还是十五个桶吊水——七上八下，有什么心情过节呢。
春节刚过，我就去学校，仍然找不到人，寒假还没完。那一年的冬天，武汉特别冷，一场大雪，空寂的校园一片白茫茫，记得学生科办公室在进校门的左边一栋平房里，这里路人稀少，一片雪地里，只有我孤零零的脚印……
好容易等到开学上班了，回复还是等等，这一等就到了三月份，学生科的老师态度还是很好，笑容掬掬，但是对我的频繁啰嗦的催问，明显流露厌烦的情绪。
通过这件事以及以后的社会经验，我才深有体会，凡事都是这样，你要跟随潮流和大的趋势，要与更多的人一起行动，办事才会顺利，等到你成为个别问题时，就不会那么重视你，关注你，这似乎是一个普遍的规律和现象。
我不知道的是，其实社科院那边也起了变化，当然这是我若干年后才知道的。
那时的湖北省委书记是陈丕显，文革前长期在上海工作，他带讯上海复旦大学，要在经济系应届毕业生中挑选一名，来湖北省做他的秘书。老领导的指示，当然不折不扣的执行，选派的那个人是湖南人，叫袁运良，自然是品学兼优，政治可靠，而且年纪轻，相貌端正，一表人才。
这位老兄也是有些书生气，到省委办公厅报到后，去面见陈丕显，居然当面表示不愿意在行政机关工作（就是不想当秘书啰），要去搞学术研究，陈丕显当然很不高兴，拂袖而去。
袁大老兄的一手好牌，被自己打烂，就只能自己去找接收单位，一下子找到社科院，社科院当然很高兴，却又奇怪，总觉得他是不是另有隐情，于是又是考试，又是政审，总算定下来接收，自然是去经济研究所，但省委办公厅那边又不放，报到教育厅和人事厅，又牵涉到分配指标和编制，相互推脱。社科院在那里一番操作，早把我这个财院的学生放到一边去了。
至于我这边两个多月时间里，财院学生科为我的事，是如何与省教育厅管分配的学生处联系的，又是如何与社科院交涉的，其中的勾勾节节我就不得而知。是坚持给我换一个单位，或者换一个人去社科院；还是社科院态度有改变？同意换一个部门；还是教育厅人事厅坚持原则，从中协调。这些都有可能。也许这中间什么也没有做，又是春节又是寒假，公事私事，事情繁忙，无暇他顾，就这样空空让我等了二个多月。
对于我们这些毕业生来说，分配是人生大事，关系今后发展和前途，自然是重中又重，但对于这些职能部门来说，只是日常工作，把这个人放这里还是放那里，只是一件司空见惯的小事而已。
三月的一天，终于有了回音，学生科的老师给我说，还是分配你去社科院，不是经济所，而是《江汉论坛》编辑部，不搞科研，当编辑。
从社科院内部待遇来说，经济所与编辑部差别太大了，科研人员是院里的骨干，待遇好，又不坐班，工作就是搞课题，写书写文章，写出来有名有利。而编辑部整天坐班，约稿改稿，为他人作嫁衣裳。科研人员出头露面机会多，发展前途大，编辑部通常在院里作为二线单位，不受重视。我的分配，从经济所转到编辑部，实际是贬低了许多。
但是我那时也没有考虑那多，两个多月的拖延分配，早就磨去我的耐性和判断力，安定下来比什么都重要，管他什么坐班还是不坐班，总比走田埂路要好。
我二话不说，拿起调令函就走，当天就去社科院报到。社科院那时没有办公楼，借用省二招的地点办公，地址就在首义路，与我们学校只有一墙之隔。
就这样，我开始了社科院十年的编辑生涯，也总算给我的人生转折点——毕业分配划上一个句号。
编辑部的环境和工作，实际上比较适合我，我在文革时就独立办过小报，后来在印刷厂做过排字工，这些经历使我很快适应和融入编辑部工作。
我在经济组，经济组原来只有两个老同志，经验丰富，待人和蔼，涵养高，不常来坐班，总是让我挑重担，培养我，我很快能独立负责经济组的全面工作，先任经济组组长，后来提拔为副主编、副社长。
我的分配，从经济所转到编辑部，我从来没有感觉过后悔，遗憾，反而有些庆幸。
对于一些刚入职的年青人，有一句忠告，许多职位和工作，名气级别的高低，不一定是最好的衡量标准，适合自己才是最最重要。
这就是我毕业分配一波三折的往事，写完了，再补充几件后来发生的事。
第一，我在社科院编辑部搞了十年，编辑之余，也有些学术研究，先是研讨中国的房地产改革，住宅商品化，后来深入下去，开始研究城市土地问题，又转到城市地租，地租理论，再转到地租的根源，土地肥力（收益）递减的规律和效应等等，我研究的这些，其实已经涉及到农业经济的理论研究范畴，想不到我当初毕业分配时曾如此反感和抗拒的农业经济学科研究，过了几年，转了一个大弯，还是万宗归一，又回到这个领域，真是有意思。
有时想想，人生的机缘总表现那么的随机，但其实冥冥之中却早有安排，是不是这样。
第二，我到编辑部后半年多，编辑部又分來一个武大经济系78级的毕业生，叫余茂才，据说又是从经济所那边转到我们编辑部的。编辑部主任陈正亮要我去考察一下，主要是问问他，愿不愿意搞编辑工作。我于是充当了一次当年徐荣安的角色，悄悄跑到武大找到余同学。
余同学是支部书记，班上二号人物，能分配到社科院，还是对他的重视。但他果然对这个分配去向非常犹豫，不想到编辑部，想去实权部门。我吸取当年徐荣安考察我的教训，仔细详细介绍社科院的情况和编辑部的工作，帮助他分析利弊，他自己也觉得编辑工作不适合他的个性和爱好。回去后我给陈主任汇报了他的犹豫状况，陈主任于是说既然不喜欢编辑工作，我们就不要了。
余茂才后来去了武汉市经委，他官运亨通，平步青云，先后到体改办、政研室，政府办、市委办，职位最高升到市委副秘书长、江汉大学党委书记。我后来搞房地产改革研究，作为省里的专家，常到武汉市开会，与他多有交割，他经常向别人介绍，说我是他的恩人，在我帮助下，他有了人生重要的抉择。
第三，最后要讲讲改变我分配命运的徐荣安老师，徐老师后来的发展十分辉煌，他作为著名经济学家，著作齐身，职衔无数，他创建的中国城郊经济学，拓展了农村经济学领域，影响遍及国内外。徐老师培养和带出一批助手和学生，发展也很好，现在都是专家学者、教授博导，都是各个领域研究的佼佼者……
四十年后的今天，2022年，我在深圳，回想当年的毕业分配过程，思绪万千。想到我在社科院《江汉论坛》杂志搞了十年编辑，后来因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要办一本《开放导报》杂志，调我南下深圳，来深后不久就下海经商，又是办一本杂志《股市动态分析》，我这大半辈子都是和杂志打交道，以编辑为职业，这一切不都是源于当年的毕业分配吗？
如今时至耄耋，碌碌无为，空发长叹，人生没有后悔，不能重来，如果当初毕业分配之际，没有徐荣安的“走田埂子路”的随意一说，也没有我幼稚的误解和一时冲动的念头，我的人生是不是会有另外的轨迹，是不是走的另外一条道路呢？

1978年3月入学湖北财经学院国民经济计划专业，作者李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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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报到记》引起的一场风波------风云才略忆77（之二）

我在前一篇文章写道，我的毕业分配，虽然一波三折，学校还是重视的，先是分到省计委综合处，后来到社会科学院的经济研究所，最后到《江汉论坛》编辑部，这些都是起点比较高的单位，特点是主要工作以动笔为主，要会写，写总结材料，写科研论文，看来学校注意发挥我的专长，认为我写作能力比较强。
其实说来惭愧，我在大学期间没有写什么东西，没有发表什么作品和论文，大学四年可以说是按部就班，平平淡淡，不像有的同学频频在校刊上发表文章，有的还参加大学生论文赛，获得一等奖。基建77的郭才明同学与我关系比较密切，他就是一个大才子，经常把在报刊上发表的小说给我看，据说他还写了一个鸿篇巨著，让我钦佩不已。
那么系里仰或学校，为什么会有我的文笔好，笔杆子硬足（陈远敦老师的评价），适合去科研部门工作的印象呢？我觉得最大原因是源于入校初期的那场席卷全校的大字报风潮，那场要求退还校舍的风波，而引起这场风波的导火线是就是学校文艺汇演时的一个节目——《新生报到记》，这个节目是我创作编写的，我实际是这场风波的“罪魁祸首”。
这场要求退还校舍的风波曾闹得学校上下轰动，大字报遍地，大标语上街，甚至游行示威，要停学罢课，矛头直指省委，最终财院经过努力交涉，逐步收回被侵占的校舍，上上下下皆大欢喜，这个事件当时在学校领导及老师中影响是巨大的，对引起风波的那个节目《新生报到记》也是印象深刻的，我这个剧本的编写者，是不是因此而给学校留下了笔杆子会写的印象，就不得而知。
我看过一些校友写的回忆文章，尤其是77、78级的，很多里面都提及到这场风波，时隔几十年，大家仍然记忆深刻。我们班同学几十年后的每次聚会，也时时提及当年的这件往事，回忆其中的细节，有回味，也有感叹。
为什么我们大家会有如此深刻的回忆，是因为它就是我们大学生活中的一页。短短一段经历，说明我们曾经如此年轻过，如此激动过，如此反抗过，如此发泄过，那是一个思想解放的年代，在那拨乱反正的时期，给了我们一些勇气和自由思想。在那以后，我们何曾有这样的机会，不是埋头读书，就是毕业后的埋头工作，唯唯诺诺，服从领导，遵从上级，何曾能有一点自己的思想和冲动，慢慢自己也变得世故圆滑，莫衷一是，愤世嫉俗，或者自己也成了领导，习惯下面的阿谀谄媚，曲意顺从。。。。。。
正是出于这样的感叹和唏嘘，四十年后，我记下这场风波的经过和来龙去脉，作为难忘的大学生生活的一段追忆。
今天回忆起这场风波，起因其实非常普通，不甚经意，突兀而起，既没有“策划于密室”，也没有“点火于基层”，就像浩浩黄河的发源地，竟是一条涓涓细流，风云起于青萍之末，浪成于微澜之间，只是一个节目的演出，刚好迎合了当时的形势，也触动了大学生敏感的心灵，居然就酿成惊涛骇浪，谁又何曾想到，就是我们这节目的始作俑者也措手不及。
这次风波发生在我们入校的初期。说是初期，其实是我们77级的第二个学期——78年的11月，我们77级是78年3月份才入学，因时间急促，暑假很短。9月份开学后，发现学校有了大的变化，学生多了，78级新生入学，一下子增加了近千人，食堂拥挤不堪，打开水要站很长的队，宿舍里到处是人。
特别醒目的是教学楼中间，搭起了好几个帆布帐篷，长长的，宽宽的，军绿色，有大有小，大的是教室，小的是宿舍，就像农村的蔬菜大棚，当然比大棚厚实的多，整齐排列在教学楼之间，显得特别不伦不类。这些帐篷是学校为了应对校舍不足，而搭建的临时建筑，主要是供78级学生使用。。
这种帐篷其实不陌生，在1976年唐山地震时，北京到处都是这种帐篷，当时叫防震棚，我们印象非常深刻。现在居然树立到我们大学里来了。
帐篷教室、帐篷宿舍是什么感觉，肯定非常憋屈，不通风，出太阳时闷，下雨时潮湿，光线灰暗，看不见黑板，听不清讲课，老师学生都叫难受，纷纷抱怨，但学校也是无可奈何，迫不得已，因为校舍太困难了。
财院的前身是中南财经学院、湖北大学，一直占有阅马场首义路这块水宝地。武汉的几所有名的大学，大多地处偏远，武大在珞珈山，华师在桂子山，华工在关山，华农更远了，狮子山。只有湖北大学依偎蛇山脚下，交通方便，风光一时。
文革期间，大学式微，致使校舍纷纷被一些单位占用，湖北大学那时被解散，规模缩成一个培养会计人才的大专，改名为湖北财经专科学校，偌大的校园缩成一小块。
主楼及前面一大块被湖北日报社占用，中间一大片的十几栋楼被湖北歌舞剧院当做宿舍，几栋教学楼也是成了歌舞剧院的排演场，学校只剩下28号楼做宿舍，29号楼做办公楼，34号楼是教室，当年赫赫有名的新湖大，只剩下寥寥几栋楼，好在操场保留下来，标准足球场，四百米的环形跑道，有点模样。
文革后期学校开始招收工农兵大学生，零零星星，又搞一些代培生，校舍问题尚不突出，77年底开始恢复高考，77级一下子来了500余人，宿舍住满了，还没有喘口气，才过几个月，78级又招进来800余人，学校也恢复本科规格，改名湖北财经学院，校舍遽然紧张，只能挖掘潜力，将办公室教研室搬到简易的平房，27号楼改为宿舍，宿舍的学生，从原来的四人六人拥挤到八个人一个房间。教学楼不够，便打起了搭帐篷教室的主意。即使这样仍然拥挤不堪，生活不便，学校像一个大集市，缺乏起码的校园氛围，争取归还校舍已成财院正常教学的当务之急，也成为学校发展壮大的瓶颈。
大学校舍被占用的情况是个普遍现象，武汉的大学都有，不过其他学校地方偏远，占用不多，只有财院最为严重。这种情况全国也是很多，国务院于78年8月31日还特别批转教育部的报告，发文要求各地三月内必须退出所有的被侵占的校舍；省革委会也发文，不能以任何借口拖延抵制退还校舍。但是历史遗留问题盘根错节，搬进来容易，搬出来难，哪有那么容易解决。
财大的校舍地址优越，搬进来的单位当然舍不得走，主要侵占者是湖北日报社，家大业大，影响力大，说实在，打的主意就是想鸠占鹊巢，独占这块风水宝地。于是归还校舍成了一句空话，结果造成财院望舍兴叹，无可奈何，左右为难，学生造孽受罪的现状。
这是当时的时代背景，先要交代明白。
新学期开学后不久，学校以校团委和学生会出面，准备搞一个文艺汇演，欢送76届（工农兵学员）毕业，还要进行班级评奖，通知下来，各个班级都纷纷准备，大学生嘛有文艺才能的不少，所以一下子，课外之余，处处莺歌燕舞，琴瑟萧笛，好不热闹。
我们计划班人数本来不多，好像有文艺才能的也不多，眼看时间过去月余，仍然没有动静，急坏了文体委员唐棣。于是召集几个人商量，决定要我编写一个节目。
我用了一个晚上写了一个小话剧，剧名就叫《新生报到记》，内容是一个财院的新生，从农村来报到，因财院校舍被占用，结果先错进了湖北日报社的地盘，被报社的编辑调侃了一番，又错进了湖北省歌舞剧院的地盘，被歌舞剧院的编导无故捉弄一番，最后总算找到了财院，看见了周边环境，特别是那些“防震棚”，简直不相信这是一个大学，怀疑自己是不是到了农村的大集市，进了一个大杂院。最后在老师的帮助下，总算顺利报到入学。
这个剧本肯定是因学校的现状有感而写，情节内容其实非常简陋、简单，可以说漏洞百出，但是切合学校实际，符合国家政策，题材是选的不错的，又用了一点夸张和误会的戏剧手法，大家看了，都觉得还有点意思。
我是个老武汉，平时都是汉腔汉调，所以在剧本中采用了大量武汉的方言，俗语，俏皮话，在演出时，加上演员的发挥，就会使节目风趣幽默，更有吸引力。记得我当时将剧本形式，称之为“方言小话剧”。
这种小话剧的形式，就是现在的小品，现在每年的春晚上都会有几出，赵本山，黄宏、陈佩斯都是靠演此而出名。按我的理解，小品就是小喜剧，主要用人物的动作言语，来表现讽刺（或者歌颂）的主题，情节与台词一定要风趣，诙谐，用谐音梗，情节梗，夸张、误会、错误等表演手段来吸引观众，搞笑观众。
我对戏剧知识其实一无所知，都是在实践中瞎搞，我下放农村时，办过一个宣传队，里面的节目都是我来编写，那时年轻，提笔就写，编写过许多类似的小话剧、小歌剧、快板剧，内容都是紧跟形势，加一点戏剧性。
这次写这个节目，触景生情，驾轻就熟，很快就写出来了。
剧本写好后，考虑到涉及湖北日报社和省歌这些邻居单位，便想到拿去给系里领导审查一下。
系里的回复很巧妙，记的是在上午的课间操时间，系的领导（那时系主任是崔之庆，忘记是不是他）从队伍后面走到我跟前，说，演节目写剧本是你们学生的事，系里不需要审，不必要审，也不好审。说完将剧本稿交还给我，并叮嘱，这件事就当系里不知道好了。
系领导真是有先见之明，他们怎么会预见到这个节目会惹出事呢？真是奇怪，只能说他们深沉老道，有政治嗅觉。对这些涉及学生抱怨的敏感问题，既不反对扼杀，又保持一段距离，这恐怕是历次运动后得到的经验和教训。
系领导这一番表态使系里早早脱离风波的漩涡，也脱离了很多是非，不担负任何责任。
要说明的是，系的老师虽然表态不涉及，但是在风波起来时，对我们没有任何指责和打压，相反还有些保护和支持，充分表现出他们知识分子的良心和教师的担当。
节目开始排演就发生了矛盾。几个角色确定后，主角由曾同学主动担任。这个曾同学，年青，才华横溢，能写会演，上大学前就是农村基层干部，上学后非常活跃，参加各种社团，担任各项职务，他来演这个角色再好不过。谁知才过了一个星期天，他却拿出一个新的剧本，要求演他写的剧本。
曾同学确实有才，一个星期天就把新剧本写好，厚厚一叠纸，字迹端端正正，一手漂亮的字，看了就让人喜爱，时间地点人物背景，开场发展高潮结尾，交代的清清楚楚，有模有样的一个剧本。
内容也是讲新生报到，不过是从正面来叙说，顺序也是湖北日报歌舞剧院再财院，但都是正面的评论，义正辞严地批评指责他们侵占校舍的行为。
曾同学的新剧本，拿今天的话说，就是正能量，突出主人公的正面形象，高大上，在突出的事件中突出正面人物。但这样的情节安排，一开始就揭示了节目的主题和结尾过程，就有点缺乏戏剧性，悬念性和观赏性。
曾同学的这个新剧本，搞得文体委员很为难。曾同学说，你不要为难，可以将新旧两个剧本拿到班上同学面前来一个“民意测验”嘛。
民意测验在当时还是一个时髦的新鲜词，是改革初期从国外引进来的所谓民主形式，曾同学活学活用，马上移植。
文体委员于是找我商量，我那时年轻，缺乏涵养，一听就来气，又不是选举什么干部，或者评先奖励，排一个节目还搞什么民意测验，简直就是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你们想用哪个就哪个，我不搞民意测验。
文体委员没办法，就把矛盾上交，又要系里去决定，系里自然不会牵涉进来，新剧本交上去，石沉大海，这一下又拖了两个礼拜。于是无奈就按新剧本开始排演。
排练了两次，参加的几个同学总觉得情节太平淡，台词又都是一些口号，演的不上劲，于是议论来议论去，还是想按老剧本演。曾同学不高兴了，提出如果不按新本子，他就不参加演出。
这一下把扮演湖北日报编辑的席凯民同学搞烦了。
席凯民个子高高大大，平时喜欢说一些俏皮话，人缘很好，走读生进来之前，他年龄在班上排名老大，进校前他是武汉重型机床厂的炉前工，平时待人和和气气的他，这一下子也发起工人阶级的脾气，他说，谁怕谁呀，你一定要按新本子排，那我也不演了。。。。。。于是这样搞僵了，双方下不了台，节目排练就停下来，眼看就夭折了。
好在王玉潜同学自告奋勇来担任这个主角，才将这个节目死里复生，重获生命。
他们在那里折腾来折腾去，我却顾不上，我碰上一个烦心事。
这天辅导员付秀英告诉我，图书馆到系里告我的状，说我上个学期在图书馆借了70本小说书，其中56本是外国小说，是全校借阅小说最多的学生，这会严重影响专业学习。付秀英于是要我写一个书面说明，什么说明？其实就是写一个检讨。
我一听就火冒三丈，这图书馆不是多管闲事吗？我看书看得快，借的多还的快，是不是影响专业学习，我自然会有考虑，也由系里来评判，与你图书馆有何关系。现在学校提倡跨学科学习，鼓励学生扩大知识面，多看书有何不对。这个检讨不能写，写了放进档案，影响毕业分配。又想到以后去图书馆借书会不方便，一时心烦意乱，也顾不上排节目的事。
好在这件事不了了之，系里没有追究。转眼到了11月下旬，学校对这次文艺汇演还特别重视，每个节目先要在班上预演，再在学校彩排，彩排时间是12月3日，正式演出在12月中旬。
班上的预演在教室里，去的人不多，大家知道这节目的纠葛，也就不感兴趣，反应平平，几个演员也是有气无力，敷衍而过。
12月3日学校里彩排，这一天是星期天，我回汉口的家去了，晚上回到寝室，席凯民高兴地告诉我，我们班上的节目——《新生报到记》火了。
彩排时起初没人注意，演到一半的时候，其他班彩排的同学都围过来了，不时哄堂大笑，拼命鼓掌，围的人越来越多，里三层外三层，演员说一句，周围就笑一阵，演到新生看到帐篷教室这一段，用武汉话说道：这黑布隆冬的，怎么上课啊？围观的人猛然一下子爆发起来，叫好声吼叫声鼓掌声响彻整个彩排的礼堂。
彩排完了以后，其他班的学生言犹未停，兴奋不止，议论纷纷。都说计划班这个节目呀，肯定评奖拿第一。有的说，这应该是我们财院的“于无声处”呀。
这里说的“于无声处”，是指1978年5月在上海风靡一时的一部话剧，内容反映文革时，天安门事件一段历史，由于它贴近生活，贴近历史，反映动荡时期人们的切身感受，深受观众喜爱，据说一连演了100多场。
将《新生报到记》媲美“于无声处”，说明同学对这个节目努力反映财院现实生活，针砭窘迫的校园环境，臧否校舍被侵占的现状，滥觞侵占单位的无赖，投下肯定和赞扬的一票。
当天晚上，寝室里我们兴奋交谈到很晚，“新生报到记”为什么受欢迎，就是因为它切中时弊，反映同学的愿望，说出大家的心里话，主要是题材选的好，看来得奖有希望了。。。。。。
我们不知道的是，当天晚上，其他系的一些学生寝室里，也在议论这个节目，回味里面的台词，感叹里面的内容，联系学校的现状，越谈越激动，他们更有了新的念头和打算。
第二天12月4日下午，有人告诉我们，28号楼外墙上贴出了大字报，内容是有关你们班的节目的。
我们跑出一看，题目是“校园不是集市，校舍必须退还”（这是节目中的台词），文章劈口就说《新生报到记》说出我们的心里话，我们学校不是没有校舍，我们的校舍被人侵占了，没有校舍，谈何大学？怎样为四个现代化学习？。。。。。。文章结尾是：湖北日报社必须立即归还我们的校舍，不归还校舍，我们誓不罢休。落款是商经78级全体学生。
大字报立即引起轰动，到了晚上，更多的大字报出现了，都是表态支持，要求立即马上归还校舍，里面大量引用《新生报到记》中的台词，一场要求退还校舍的大字报运动就这样猛然爆发了。
写大字报的主力主要是78级学生，看来校舍问题，78级深受其害，感受最深。
78级学生入校才二三个月，他们满含兴奋和憧憬来到大学，充满新鲜感，但学校的氛围和环境与他们的想象落差太大，二个多月的憋屈、愤懑，在这时因《新生报到记》趁机喷薄而出，商经系大字报这么一贴，工经78，工会78，农经78、财政78纷纷跟着表态，你一张我一张，大字报贴满28号楼，成燎原之势。
经过一个晚上的联络，第二天更多的大字报出现了，77级也加入大字报的行列，“归还校舍，刻不容缓”、“湖北日报滚出校园”，“校舍不归还，老邓不放心”。。。。。。一个标语比一个标语口号响亮，一张大字报比一张大字报态度鲜明。
下午出现署名一群年轻老师的大字报，表态支持学生要求归还校舍的行动，大字报开始蔓延到27号楼的外墙，到了食堂、图书馆、教学楼，四处开花，真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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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教师积极响应学生的大字报，也是必然，他们也是校舍被侵占的受害者，这些年青老师大都是近年来留校和调进来的，一直没有住房，有的结了婚有了小孩，仍然住单身宿舍，生活和工作的不便，对学校当局争取校舍行动不力，早有怨言，所以对学生的行动心意相通，心心相连。
我们班的辅导员付秀英老师，就是其中一员，事情起来，她比我们学生还要兴奋，穿梭于我们的寝室，鼓动我们班也去表态支持，还提醒我们要把矛头对准谁谁。
我们班当时比较矛盾，开始有些踌躇，班干部有些私心，大字报这么一搞，我们班的节目首当其中，搞不好就不能演出，到手的评奖拿不到，少一份成绩。但是看到其他班热火朝天，大字报一波又一波，要求退还校舍的呼吁义正辞严，对始作俑者的我们班居然没有表态，都很奇怪，形势之下，加上付老师的催促，于是决定贴出支持的大字报。
我想我们班要干就干出色一点，干脆把标语贴到大街上去，于是我与孙枫、杜伟、席凯民等几个同学拎着浆糊桶就到了武珞路的那个校门外，贴的大字报直接点了省委书记王群的名，大意是归还校舍是正义行动，是党中央的部署，湖北省不能置若罔闻云云。
武珞路这边的大门，其实也是湖北日报社的大门，那些湖北日报的人来来往往，对我们的行为和大字报的内容，不置一词，不理不睬，那个神色，似乎在嘲笑这些学生伢的幼稚和冲动。
大字报冲出校园，在社会上倒没有什么影响，在校内震动更大了，第二天，政治系法律系的大字报也贴到大门外，他们到底是学政治学法律的，出手不凡，两篇大字报的题目是：“当前退还校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关于财院校舍问题的考察报告”。
大字报上了街，对学校压力大，于是系里传达学校的意见：学校领导非常重视学生意见，邓书记一天打三次电话给省委汇报，学生还是要以学习为主，大字报可以写，但是不要上街。
这样的指示当然平息不了学生的热情，大字报更是铺天盖地而来，大学生的才华也尽情涌现，形式多种多样，有打油诗，有漫画，有笑林新编等等。
工会77的大字报别出心裁，内容是从结算核算方面分析退还校舍问题，题目是：20000元应该怎么花？不知哪个班的同学更是出格，从教学楼楼顶，吊下一个大标语：校舍不归还，邓副 不放心啦？
这一天，群情激愤之下，有几个班的学生，特别是女生寝室的同学，集合起来，你叫我，我邀你，上百人来了一个游行示威，高呼口号，浩浩荡荡走到湖北日报社前，鼓噪了一番。
在一片大字报的声浪中，作为与学生关系最密切的两个部门之一的校学生会，终于也贴出大字报，表态支持学生要求退还校舍的行动，而另一个部门校团委，却始终态度暧昧。
对于退还校舍及学生的大字报行动，不同单位，不同方面出于不同的立场，想法态度是不同的。作为侵占校舍最多的湖北日报社，是风雨不动安如山。湖北日报进驻这里已经七八年了，印刷厂发行部也搬来了，早已把这里作为它的地盘，目的很清楚，就是想鸠占鹊巢。在他们看来，要他们退还校舍，为什么不干脆学校搬走。都是国家的单位，国家的土地，给谁都一样。说财院重要，作为全省第一大党报，岂不更为重要。财院已经属财政部管，财政部有权有钱，但远水解不了近渴，湖北日报可是在省里有高度的影响力、决策权，舆论大权更是在手，几个学生贴几张大字报又奈我如何。从这一点看，当时财院真是处于生死交关之际，搞不好就会被一脚踢走，或者龟缩在一个小地盘里，长时间无法发展。学生的运动其实正当其时，意义重大。对学校来说，退还校舍肯定是众望所归，但财院内部其实有两派，老的湖大老师和领导，对学校有深厚的感情，痛心学校的现状，盼望学校的发展，下面的老师和系里，更是希望学校在校舍归还上，对上强硬一些，早日恢复往日的辉煌，他们对学生的运动深抱同情和支持。
但当时学校的主要领导是邓书记，邓周立，他刚调进学校不到一年，人生地不熟，他是43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来之前在沙市工作，没在教育系统，特别是大学工作过的经历，相比财院历史上各阶段的领导，资历经验要差得多，在与省里有关方面打交道时，自然得不到重视；作为基层上来的干部，组织纪律又特别强，向上只是层层反映，按程序来办，结果校舍的事迟钝缓慢，进展停滞，这就引起老师们，特别是激进的年轻老师们的不满和藐视，认为他对学校没感情，太顾及自己的官帽，态度暧昧不坚决。这也就是付老师作为年轻老师一员，在鼓动我们贴大字报时，再三暗示要把矛头对准某个领导的原因。邓书记这边虽然有些孤立，但是跑腿的听指令的总会有一些，校团委就是积极跟从，秉接旨意的部门之一。团委的周老师也是工农兵大学生留校的，与邓书记走的就很近，对学生的大字报运动就很不以为然。从根本上上说，他们也不是反对归还校舍，也知道民心所向，只是地位和职责所在，必须按照上级，也就是学校党委书记的指示办事；更深层的原因，在他们看来，他们才应该是学生活动的领导者，引导者，现在这么乱七八糟一搞，大字报满天飞，完全是反潮流，不循规蹈矩，怎么能体现他们的存在呢。团委的周某人，秉接校方旨意，四处活动，小人得志，不免有些颐指气使，不知是领接上面的精神，还是自以为是，大肆收集学生的动向动态和资料，搞得鬼鬼祟祟，结果与我们班爆发一场大的冲突，吃了一场大亏。这件事我下面还要谈到。再谈我们班，虽然是这场风波的导火线，但是对贴大字报并不积极，班 虽然迫于大势，开会决定表态支持78级的呼吁，但是只动口不动手，支部书记囿于身份，不愿参入其中，每天还是教室图书馆寝室，三点一线雷打不动，比较活跃的还是曾同学，他是党员，又能说善道，积极与外面班联系，表现特别突出。我这个这场风波的“黑笔杆”，在风波而起后反而没有什么行动，除了一时兴起跑到校门外刷了几张大字报外，也没有再四处活动抛头露面。我又不善交际，接触外班的人不多，休息时要回汉口，不在校的时间多，校内的好些活动都不知晓。更重要的是，我这个人其实做很多事，都是瞻前顾后，浅尝辄止，叶公好龙，成不了大事。当然因为《新生报到记》一炮打响，校园内也稍稍有点小名气，学校校刊来找我约稿，一连来了三次，要将剧本拿去发表，我答应修改后给他们；辅导员付老师也兴冲冲告诉我说，学校广播站要聘请我去当编辑。不过过了几天，又都不提这事，校刊不见人来，广播站也不见后话，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好生奇怪。这天政治经济学课，我们班和基建财务班合起来上大课，课间休息，李俊杰老师慢慢踱到我面前，笑眯眯的说“你写的剧本是不是用了三个误会法，突出戏剧冲突哇？”，我一时不知所措，没想到近100个学生中，李老师居然认识我，对他的问话更是突兀其然，不知如何回答，他却不待我说话，就信步走过去。。。。。。
这一学期的政治经济学是社会主义部分，大家争论比较多，期末考试，开卷写一篇论述，班上普遍分数是良，我却得了优，我一直认为应该是有印象分在内。到了8号，事情已发生4、5天，呼吁归还校舍的运动仍然方兴未艾，并从贴贴大字报，过渡到有组织的活动。法律系政治系提出必须要有一个组织，可以叫“请愿筹备组”，晚上各班的代表就在一起开了个会，会上群情激愤，有人提出集体出动去省委去刷标语，也有人提出12日开始罢课，10日开全体学生的动员大会，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教学楼上又吊下一条标语：“财院已放不下一张平静的课桌”。学校对学生激烈的情绪也非常着急和紧张，据说邓书记一天之内三上省委，终于领回了上面的指示，全校召开大会转达：第一，校舍问题是林彪四人帮破坏的后遗症，要把账算到他们身上；第二，要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学习延安抗大的优良传统；第三，适当解决学生可以解决的困难。搞了半天，等于说了一堆废话。下面阵阵哗然，纸条纷纷递上去，邓书记也无可奈何，在台上唠唠叨叨，下面却纷纷退场，会场上所剩无几。偏偏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北大校办的副主任来做报告，主题是“思想再解放一点”，学校大概是想分散一下学生的注意力，搞了这样一个讲座。谁知这个主任也会联系实际，说，我听说你们学生贴了几张大字报，要归还校舍，省委就有人说这是破坏安定团结，到底是抢房子的人破坏安定团结呢？还是要房子的人破坏安定团结呢？下面于是拼命鼓掌，报告会成了动员会，一些学生纷纷上台，表决心鼓勇气，随即在报告人的提议下，决定向教育部打呼吁电报。会后在门口，每个听讲座的学生都拿出一角钱，作为发电报的费用，有人戏称这是“造反费”。学校也开始采取措施，防止事态的发展。第一是要求老师不要贴大字报，有意见有看法通过系里向上反映，这一招厉害，老师不比学生，有家有小，有顾虑，头上有紧箍咒，马上能令行禁止。第二是召开党团员大会，要求党员团员起安定团结的带头作用，中流砥柱马上显示出来。第三要各个班的辅导员要做好学生的工作，大字报不上街，保证教学正常进行。这几条措施效果明显，没有搞大张旗鼓的宣传号召，悄没儿声的来了个釜底抽薪，大字报的数量明显少了好多。这天我们班的辅导员付老师找到班长商量，说她的压力很大，上面批评她工作是怎么做的？这个惹事的节目是你这个班搞出来的，最先到校门外贴大字报也是他们，矛头对准省委是他们提出的，这个班问题最多。又说那个戴黑框眼镜的（指的是曾同学），还是个党员，活动的最厉害。付老师又说学校方面要文艺汇演时取消我们的节目，并且要我们把剧本底稿交上去，据说是交到省委宣传部去审查。
班长急急忙忙找到曾同学和我，转告付老师的话，并叮嘱如果有人问起写剧本的是谁？你们就说不知道哇。我听了很不以为然：有什么紧张的嘛，就说是我李某人写的好了，我不在乎。我那时年轻气盛，有些吃软不吃硬，一下怼过去，搞得班长很尴尬，其实他是一番好意。我把剧本的底稿找出来，交给付老师转交上去。值此就再没有见到此稿，一直到事件平息，一直到我毕业离校，没有人提起，我也忘记这件事。今天想起来，不应该呀，是不是还作为黑材料放在哪个档案袋的角落里呢？下午付老师又急急来通知，我们的节目还是演出，不过排在最后一个，而且要删去几句话，估计是学校方面考虑如果禁止演出，会激起学生更大的反感。随着文艺汇演时间的临近，对《新生报到记》演出的期盼，学校气氛还是热闹波动，大字报继续出现，基建班又贴出新的呼吁书，几个活跃的“学生领袖”频频联络串联，继续号召进军省委。我们学生不知道的是，其实这场风波已经惊动上层，省委派出了省委宣传部的工作组，到学校调查考察，我的剧本底稿可能就是工作组调取的。就在文艺汇演的当天下午，事情发生戏剧性的进展，从一些老师那里传出消息，那个宣传部的工作组，已经与学校达成协议，要在近期退回几百平方的校舍以解财院燃眉之急。我们学生要求退还校舍的活动终于取得了胜利，取得了成果。不要小看只有几百平方，这实际上是承认了这块地的归宿和主人就是财院，有几百平方就会有以后的几千平方，有整个的校园回归，这是一个重大的转折，湖北日报鸠占鹊巢的企图基本落空。从这一点看，学生的大字报行动和热情，再怎么评价也不过分。2018年，我们班在学校聚会纪念入校四十年，我们参观了校史馆，看到记叙学校的沿革与发展，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长篇大论，没有丝毫提及当年校舍的归还一事，当然不会提及，毕竟退还校舍引起的风波，是一件反潮流的事，不循规逾矩的事，自然不能列入正史。当天晚上盼望已久的文艺汇演终于举行了，《新生报到记》虽然排在最后，时间已到十点，礼堂仍然座无虚席，演出非常顺利，掌声叫好声不断，尤其是席凯民扮演的湖北日报编辑，打扮成大腹便便，打一口官腔，他不断没有删去几句所谓出格的话，反而临场发挥，加了不少新的台词，惹得观众情绪暴满。节目演完后，观众仍不停鼓掌，不愿离去，大呼过瘾。我们班的英语老师，teacher唐，也是个年轻教师，他兴奋对我说：演得好演得好，原来大字报里一些话，都是节目里的台词哇。。。。。。随着节目的演出完毕，学生的激情也遽然消失，第二天只有一张大字报出现，虽然有几个“学生领袖”，还在嚷嚷要乘胜追击，几百平方只是省委的缓兵之计，但大字报的热潮毕竟越来越低，事件趋于平息。但是没想到的是，在我们班却又发生一场不大不小的余波。
节目演出后的第二天晚上，班长到我们寝室串门，透露原来演出前付老师的压力来自校团委的周顺民，他一再追问付老师，这个节目剧本的执笔人是谁？班上谁跳的最高？大门口的大标语是谁写的？矛头指向省委书记是谁提议的等等？我们班的节目差一点泡汤也是他主张的，这个周顺民的行为实在是太恶劣，目标针对性强，实在叫人愤慨，这是对我们班的成见，他是在想秋后算账。大家议论纷纷，这样的人一定要写他的大字报，不能让他欺负到我们班的头上。于是又是由我执笔，你一言我一语，一张大字报一挥而就，激愤之下，词语颇为尖刻，最后几句是：“希望周顺民有空来我班，我们会告诉你升官发财的诀窍。。。。。。好汉做事好汉当，你我做的事，谁也赖不掉。”晚上九点许，席凯民就拿去贴了。立马上就有人给他报信，周顺民急急邀了一些人一起找到付老师，要她做工作把大字报撤下来，付老师又去找班长，谈到12点，班长也姓付，两个姓付的，负负得不了正，班长说这个事我做不了主，解铃还须系铃人，要找2组的，于是他们到了我们的寝室推醒熟睡的我们，一谈又是二个小时，大家意见不一致，我实在困死了，说，那就把他的名字涂掉吧，于是深更半夜去涂大字报。第二天一早，这位周老师就亲自上门，堵住我们的寝室，再三解释这是个误会，他没有追查，也没有打听，反而他就是退还校舍运动的积极参入者，又说这是付老师传错话，是有人在挑拨他与学生的关系云云。
付老师正好也进门，听见此话，勃然大怒，一一诉说，你是不是这样问我的，哪里哪里，时间地点。于是姓周的更尴尬了，千解释万解释，又发誓又作揖，眼泪汪汪，死死赖在宿舍不走，就是希望能在8点老师上课之前拿下大字报，以免造成不好的影响，甚至闹出更大的风波。我看他可怜巴巴的样子，心里也软了，付老师，班长也在一旁劝说，于是起身到楼下把大字报撕了。今天提起这件往事，我们也应该检讨，当时过于冲动，得理不饶人，词语也写的过于尖刻，太自以为是，学生狂妄气，不管怎么说人家还是老师身份，虽然年纪轻，做事有些不妥，恐怕也是受命而为，身不由己，我们为什么不能宽容一些呢？至于周顺民为什么对这张大字报这么在意，这么紧张，可以如此低三下四，低眉顺眼，一定要在8点之前取下这张大字报，其中有什么隐秘，他背后有什么故事，就不得而知。这位周顺民，周老师，以后有了辉煌的前程，他读了研究生，进了省财政厅办公室，几十年后我在深圳，无意中在报纸上看到，他已经官居省财政厅的党组书记，副厅长，享受正厅的待遇，不由感叹，真是人不可貌相。只是又过了十几年，2013年，在网上又看到，他因贪污受贿被开除党籍，当啷入狱，又不禁一阵感叹唏嘘。看来，周某人既是体制内的受益者，又是体制内的失败者，他的人生遭遇看起来大起大落，其实在那78年的那一个晚上，他已经有过一番清晰的演绎。
退还校舍的风波终于平息，学校又恢复平静，不久我们男生搬到26号楼，这是歌舞剧院退还的宿舍，大概是那几百平方中的一部分。过了寒假，到了新的学期，学校模样有了大的改变，帐篷教室都拆除了，图书馆也扩大了，宽敞了许多，学校环境让我们眼睛一亮。三年后，我们毕业前夕，湖北日报社彻底搬出了校园，那座主楼成了学校的办公楼，主楼旁边又盖起了一个更高的教学楼。我毕业分配到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地址在东湖，省博物馆的旁边，斜对面是一栋很气派的大楼，高耸入云，这是湖北日报社的新大楼。想不到读书时，住在报社旁边，毕业后仍然与报社为邻，真是有缘。文艺汇演的评奖也出来了，我们班的节目《新生报到记》，不出所料，不负众望，被评为一等奖，奖品是二胡一把，笛子一套，我和曾同学则每人奖一个笔记本，上书红红的“奖品”二字。《新生报到记》引起的风波就这样过去了，多少年后，我都多次回想追忆这件事，感叹我们是遇到一个好的时代，一个冲破思想禁锢的时代，一个拨乱反正的时代，一个追求自由开放的时代，一个光荣平等的时代。有人说中国的七十年代末是一个最开放自由的时期，这个评价，应该是准确的。翻翻历史，想想我写的剧本，以及引起的风波，如果往前推20年，1957年，不就是右派分子吗？往前推10年，1967年，不就是“秋后算账”的对象吗？我感到庆幸，也感到骄傲。
三十多年过去，我已退休，这一天我翻开退给我的个人档案，在我的大学毕业鉴定上，红红的财院巴巴印下面，写道：该生写作能力强，适合科研工作。感谢母校对我的重视，感谢学校老师对我的关心和爱护。

李肇文 2022年4月1日

我是写一封“告状信”进的财院 ——风云才略忆77（之三）

原创 李肇文 岁月的回望 2022-04-06 15:40


我的毕业分配是一波三折，其实我的入校经过也是颇有周折，可以说是阴差阳错。


我高考志愿中没有填报湖北财院，那时还是叫湖北财经专科学校，我是写了一封告状信，“开后门”进的这所学校。


高考前，我是一个文学爱好者，三不知在《长江日报》上发表一些火柴盒或肥皂盒大小的文章，有通讯，有杂文，有评论，于是成了报社经常联络的通讯员。


1976年8月，武汉市有一个全市职工文艺汇演，《长江日报》副刊部组织了一批所谓工人文艺评论家，观看演出，准备写一些评论文章，我也被纳入其中。文艺汇演搞了半个多月，后来因毛 逝世而中断，我们也各自回单位，但这拨人以后以《长江日报》为依托，仍密切联系，经常聚会，谈论时事，评论作品。


这批人大都是“老三届”，年龄相近，后来其中出了好几个名人，如到团中央的高伐林，著名作家胡发云，武汉市文联 董宏猷，他的弟弟武钢的诗人董宏量，政论家张宇光等等，《长江日报》副刊部的巴编辑，年龄也与我们相近，她喜欢写诗，也是活动的积极分子，我们有时到她家聚会，地址在洞庭街的巴公房子，是一座有名的俄式建筑。


1977年10月，恢复高考开始，我们这群人都参加了考试，那时大家都自诩文艺评论家，自视甚高，看到复旦大学招考目录中有文学评论专业，便纷纷相邀报考这个专业。


受大家的影响，我的第一志愿是复旦大学的文学评论，第二志愿是中山大学历史系，第三志愿是武汉大学历史系，都是些名校，狂妄的很，不知天高地厚。


通知下来，我们这群人都没有被录取，只有高伐林，因为名气大，被武汉大学中文系第二批时才录取。后来才知道，复旦大学在武汉只招取一名考生，而光我们这群人中就有10多个报考这个专业，都是一厢情愿的瞎填报。


其实我的高考成绩还可以，每门都在80分左右，数学差一点，60多一点，在当时算高的（有资料说，广西百色当年参加高考3459人，数学60分以上只有22人，零分的多达1254人，占三成多），总分也接近300，算是一个中上水平吧，录取一个一般大学应该够格。


之所以名落孙山，一是志愿没有填好，填的主要是外地院校，在湖北录取名额极少；二是年龄偏大，我是老高三，当年已经30岁了。大学是很少会考虑招收这么大年龄的考生。


有资料说，1977年那一届参加高考，全国共有570万考生（所谓13届学生同场竞考），最终被录取的的考生只有27万人，录取率只有4.74%，这么低的录取率，学校可以充裕地挑选条件更好的考生，自然对年龄大的考生不感兴趣。


退休后，我可以翻看我的个人档案，在当年的招生报名登记表上，我看到，凡是调档过的，就用铅字盖一个红色的学校简名（当时没有电脑，只能用这种土办法），我的表上没有复旦、中山盖章，说明他们连档案都没有看过，只有武大，还有一个华师调过档，不知何因，他们也没有要我。


针对大龄考生受歧视的情况，国家立即下发一个紧急通知——《关于普通学校试行招收走读生和增加招生名额的通知》，内容是要求高等学校在完成招生计划的前提下试行招收走读生，并特别注明，要求注意招收1966届、1967届的高中毕业生。


我们看到报上的通知，满怀高兴，我是正宗66届老高三，正是扩招的对象，这次应该有希望了，谁知过了一个星期，又过了一个星期，仍然没有消息。大学都纷纷开学了，没有任何信息，看来政策虽好，我们享受不到，我已经彻底失望了。


我有个同学叫张大化，也是我们这一拨子人中的一个，他喜欢写诗，经常在报纸上发表，笔名张旗，在武汉的诗歌界有点小名气。他和我们一样，参加了考试，没有录取，他这个人有点反潮流精神，这天他来找我，要拉我一起去找省招生办，质问为什么成绩差的被录取了，成绩好的反而没有被录取？


原来他工厂里的同事，考的成绩比他还少几分，居然被录取了，他于是愤愤不平，要去找省招办理论一番，其实这很好理解，报的专业不同，录取的标准就不同，另外，别人比你年轻，有年龄优势。


但这位张同学就是不甘心，一心想去水果湖一号楼去“扯皮”。


水果湖一号楼是省招生办公室所在地，这个地址很出名，武汉年纪稍大的人都知道，文革时是造反派的据点，当年北京人大来的造反派学生赵桂林就是在这里“控诉”省长张体学。这个一号楼其实是一个省里的招待所，武汉的许多历史事件都在这里发生过，后来1987年深圳到湖北来招聘干部，也是驻扎这里。


地址是知道，我就是不愿去，一来路太远，汉口到武昌，那个年代非常不方便，公汽或轮渡都没有二三小时到不了，再说去了找谁呢？两眼一抹黑，还不是碰一鼻子灰，还是再等等吧，或许还会有通知来，有新的惊喜呢？


大化看我一百个不愿意，就说我胆小怕事，在做秋梦，一点用都没有，两人争来争去，后来妥协折中，不去水果湖，写一份“告状信”去，反映情况，诉说请求。


信是我写的，抬头是招办的领导，后面把情况摆一摆，然后表示我们都是老高三，深受四人帮破坏，耽误了青春，这次高考，成绩如何如何，现在年龄虽大，非常盼望有学习机会。。。。。。总之，写的非常恳切，最后是表表态度，只要能够读书，什么样的学校都愿意去（在现实面前再也没有狂妄自大之气），于是写了自己的姓名和报考号，装进信封，也不认识省招办人的姓名，干脆就写省招生办收吧，就这样，贴上四分钱邮花寄出了。


我根本没有指望这封信有什么作用，写信只是在绝望后的一次发泄而已。这是一次盲目行动，总以为会收不到，收到了，也就是扔进废纸篓，没人会理会。


谁知真的起了作用，真的有回音了。那个时代，虽然“走后门”盛行，干部还真是有点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我不知道，这封信在招办有过怎样的流程？又是谁处理了这封信？是出于同情心，还是责任心？总之几天之后，我和张大化都被学校录取，我是湖北财经专科学校，他是湖北省实验师范（就是后来的湖北教育学院），都是大专。


我有时也在想，我们是幸运碰到一个认真负责的干部，一个有同情心的干部，我们这算不算是走了一个“后门”呢？


我们的遭遇其实也有同例。许多年后，我看了大导演张艺谋的自述，他也有与我一样的经历，他也是77年参加高考，报考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也是因为年龄大没有被录取（他比我还小三岁），他的胆子更大，直接给当时的文化部长黄镇写了 ，诉说自己的情况，黄镇批示下来，终于被破格录取到北影的摄影系，从此走上他的光彩人生。


我的录取通知是电话打来的，为什么打电话，不寄通知？可能是时间紧迫，可能是特事特办，也可能是想先征询我的意愿。


这里面又经过一番周折。


学校的电话是打到我的工厂，我那时在一个街办小厂，只有一部电话，放在一个走廊上，经常响半天没人去接，这天刚好有人接了，但我那时已抽调到区工业局临时帮忙，这位厂的同事把工业局电话告诉学校，学校又打到工业局，刚巧我又到下面工厂去调查去了，学校只好留言要我明天一定去学校一趟，工业局接电话的人也不认识我，把留言写在门口的黑板上，名字都写错了，我回来看到，赶忙第二天来到财校。


这个过程，我事后想想就后怕，只要中间某个环节不通，或者打电话的学校老师多次联系不上，干脆放弃；或者工厂电话一直没人接；或者工业局接电话的人说一声人不在，就撂下电话，我就和财院拜拜了，哪里还会有后面的四年大学生活，看来我与财院真是有缘啦。


第二天，我来到财校，虽然没有报考这个学校，学校地址还是知道的，就是原来的湖北大学嘛，文革期间，经常到这里来串联。


学校办公室老师一再问我，愿不愿意来这个学校，我感到奇怪，连声说愿意愿意，天上突然掉下一个大馅饼，有个学校能录取我，高兴都来不及，还有什么可挑剔的。老师再三询问的原因，可能是那时学校还是大专体制，怕有的考生会有些顾忌。


我很干脆，表示只要能上学，什么专业都可以，老师说，那好，你明天来办报到手续，你就到基建财务信用专业去吧。


我那时也不清楚什么叫基建，什么是财务信用？想想财务嘛，大概就是当会计啰，也好，我爷爷是旧中国时期武汉国货银行的经理（行长），我父亲一辈子在银行里打算盘，当会计，家里也算是个银行世家，本来就应该子承父业、家族传承，偏偏自己闷骚一个，要去搞什么文学评论，这一下好啦，转天转地，你就是没有填这个志愿，也要转到父辈的这个专业来，这不是冥冥之中，上天的安排又是什么。


又过一天，我到学校办报到手续，被告知，不是基建财务了，是到物资班，我听了也无所谓，对于我，都是陌生的专业，


后来才知道，原来有一个走读生上了几天课，不知是对学校不满意，还是专业不喜欢，刚好报纸上登载，过几个月就要开始招考78级，于是退了学，想去考一个心仪的学校，于是空出一个学位，由我来拾遗补缺。


我办完手续又到了系里，系里的秘书姓黄，是计统系里的老人，我有一个邻居文革前在湖北大学上的是计统系，还有一个亲戚，也是在计统系读的工农兵学员，一问起来，黄老师都还认识，交谈之下特别亲切。


于是办完手续，我挟着一大摞新发的教材，兴冲冲奔向34号楼的教室，进了教室就直奔我的最后一排座位，正值中午时分，学生都在宿舍休息，教室里只有几个走读生，看见一个陌生人，不理不问直冲而入，都感到奇怪，只有袁桂祥，叼着一支烟，不慌不忙的用道地的武汉话问：伙计，新来的吧？


这里的伙计，不是指跑堂的伙计，要读“伙姐”，武汉人打招呼的用语，我听了好亲切呀，赶忙说：是的唦，是的唦。


又和其他几位走读生打招呼，一共连我在内7名，一问有襄樊来的，沙市来的，恩施来的，武汉市内的还是少数，好生奇怪，想不到还有外地来走读的。


交谈之中，我才知，已经开学20多天了。前十几天是军训，正式上课也有一个多星期，英语已经上完了26个字母，二篇课文。。。。。。


又翻看发来的新课本：《机械识图》、《计算技术》、《工业生产技术》、《金属材料》、《机械设备》，都是些以前听所未听，闻所未闻的课程，头都大了，一时觉得狗咬刺猬，无从下手，原来是满脑子文艺评论、历史地理，一下跳到要学习这些东西，跨度太大了，只能重新开始吧。


说话间，午休回来的同学纷纷走进教室。下午的上课开始了，我拿出笔，开始了我四年大学生活的第一堂课。。。。。。。



我就这样完成大学的入学过程，但没想到的是，这报到手续，竟然是不完善的，留有后遗症在30年后发生了。


2007年，我去社保局办理退休手续，社保局的人在我档案袋里翻来翻去，说还缺二张表，影响计算工龄，一张是下放农村抽上来的招工表，一张是大学录取通知书。我说招工表没有，因为我是病转回城的；录取通知书也没有，我上大学是打电话要我去报到的。

社保局干部睁大眼睛瞧着我，说：没可能啦，哪有打电话通知的呢？望着他狐疑的眼光，我暗想：如果我说，我真的是因为一封告状信，“开后门”进的大学，他是不是会更加不相信呢？



写于2022年4月3日 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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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读生涯100天 ----风云才略忆77（之四）

原创 李肇文 岁月的回望 2022-04-15 17:11




我进财院时是走读生，是学校补招时录取的，所以比一般考生入学要晚一个多月。


走读生是那个时代的特殊产物，是国家针对77级录取率低，许多成绩好年龄大的考生没能够如愿入学的情况，要求各个大学采取的一种扩招措施。


一般来说，走读生的年龄比较大，大都是老三届的学生。我所在的班有7名走读生，年龄最大的是许天武，入校时32岁，我排老二，当时已经31岁，听说其他班还有年龄更大的。


走读生，顾名思义是不在学校住宿，每天上学放学，与传统的大学学习方式大不相同。


走读生后来还是陆陆续续都住校了，走读的方式，不利于学校管理，也不适合学生的学习和生活，只能是一种临时举措。


各个学校77级走读生的时间长短不一，我们学校的走读生时间可能是最短，只有三个多月，原因是我走读期间的一场急性大病，震动了学校，学校重新审视了走读生的方式，决定调整学生住宿安排，挖掘住宿的潜力，将走读生全部安排进学校住宿，走读生自此成为历史。


走读生活虽时间不长，但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尤其是那一场急性发作的大病，改变了我走读身份，更是记忆尤深。


我在大学第一个学期，很长时间不能适应大学学习环境，无法融入大学的氛围，其原因，一是对所学专业的不适应，二是对走读生活的不适应。


我到财院，分在物资班，这是为物资部门培养干部人才的专业，学制是三年，切合原来财经专科学校的规格。


开学后不久，学校改成本科院校，班上学生便酝酿要改物资专业为计划专业。


物资专业本来也不错，计划经济时期，物资分配是一个权力大前途好的部门，毕业后去向肯定好，但毕竟学的知识面狭窄，专业名气小，不利于学生今后的多方面发展，改为计划专业后，就业面广阔，层次也高，规格更符合四年本科的学制要求。


我们系是国民经济计划和统计系，当时只有我们这一个班学生，物资改为计划，三年改为四年，计统系也就实至名归，对系的发展也有利。


这样，在学校和学生的共同愿望和努力下，我们的专业更换顺利实现。


我今天已经忘记当时专业改变的过程，只知道班上闹得沸沸扬扬，我们走读生却不大参入。走读生有点像“二等公民”，情况不明，信息不通，基本游离在班上的活动之外，每天的轨迹是上午上课，中午在教室里休息，下午上完课就回家了，与班上同学接触很少，交流更少。


走读生不在学校住宿，其实对他们的大学生活有很大影响，大学除了有系统化的学习，专业知识的灌输外，很重要一点是大学氛围的熏陶，这包括同学之间课外的交流，师生之间课外的补充，各种学校的社团活动，包括社会活动的参入，各种体育活动、文娱活动的营造等等，这些走读生基本没有参入，也无法融入，对他们而言，缺乏大学生活中的重要一环。


物资班改为了计划班，但课程设置一时改不过来，还是物资专业的那一套，什么金属材料、机电设备，工业技术，对我们这些文科生来说，课程内容就有点偏向理工科，感觉有些别扭。


好在第一个学期的课程不重，都是基础课，三门是公共基础课：政治经济学、英语和汉语，二门专业基础课：机械识图和计算技术。


政治经济学讲的是资本主义部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这个我比较熟悉，文革时，提倡工厂办七二一大学，我在工厂就教这些，先到区里党校去听课，回来再给工人上课，现买现卖，虽然学的粗浅，也知道些皮毛，如今基本是重温一遍。


政治课老师是李俊杰，讲课讲的好，声音洪亮，一个大课堂，基建二个班，加上我们一个班，将近100多人，他不用扩音器，一讲就是二个多小时。


大学学习的特点，是用一定时间进行课后讨论，交流沟通。


讨论在学生宿舍里进行，我们走读生到了宿舍，好像是去做客似的，坐在别人的床上，拘拘束束不自在，本来就没有什么可讨论的，几句话说完了，其他同学可以干干其他的事，只有我们走读生坐在那里百无聊赖，我于是拿一张纸随手画画写写，结果搞了一出“假情书事件”——这件事，我在下一篇文章里再细讲吧。


另二门公共课是中文写作和英语。


英语，对于我有些难度，我中学学的是俄语，英语要从头来，开始的几堂英标课，我因报到晚又没有赶上，留下语音不准的后遗症，至今经常有人笑话我是标准的“汉腔英语”。


其他同学可以在课余之际，晚上休息时间，睡前饭后，相互交流，练习口语，我们走读生上完课，拍拍屁股回家，缺乏练习和交流的机会。


专业基础课是机械识图和计算技术，听起来高大上，其实不然。


记得计算技术一开始，就是学写所谓规范的阿拉伯数字，做的作业是抄写12345678910，没错，就是一大排一大排的写数字，想不到我活了三十多年，上了大学，阿拉伯数字也要从头再来。


那时我的侄儿读一年级，我这个大学生和他的作业是一样的，都是抄写数字，他在小本本上写，我在大本本上抄。


今天说起这件事觉得好笑，其实就是练习财务人员的基本功而已。也不能说没有作用，我毕业后去过几个单位，在写个账报个销时，单位财会人员都会说：老李的字写的不怎么样，几个阿拉伯数字写的倒蛮标准的，我笑着回应：开玩笑，我这数字是大学老师教的，还能不正规吗？


计算技术还有就是教打算盘，这应该是小学三年级的课程，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我们大学居然还要去学这种古老的计算工具，所以难免引起学生极大意见，抱怨纷纷。


当时学生中对课程设置，有“吃不饱”和“吃不了”的议论，一方面是文科要上理工科的一些东西，会有难度，感觉“吃不了”；另一方面，有的课程内容远远落后社会实际，不能满足学生对新知识的强烈渴望和追求，又“吃不饱”。


记得学校曾召开一个教学座谈会，冯忠铨同学有一个精彩的发言，他说：我们学的手摇计算机，去年已经停产了，学之何用？而南华牌的电子计算机，有一张详尽的说明书，再笨的人看一个小时，再实践一下便学会了，而我们要学习51个学时，这不是老师板上谈兵，学生荒废光阴吗？。。。。。。


出现教学跟不上形势的原因，是学校整个教学思路还没有扭转过来，还是在沿用教工农兵大学生的方式，没有意识到77级大学生是考试进来的，具有相当的文化基础知识；也没有认识到现在的形势不是文革时期，学生的思想和格局已经有大的飞耀。


另一个原因是老师的水平相对比较低，许多是工农兵大学生留校的，基础差，缺乏进修和提高；而一些老教师因十年停滞，知识水平的更新跟不上形势发展。


教计算技术的贾老师，年纪有40多，是一个很勤奋的老师，他教的课程很多，从大一到大三都有他的课，他从打算盘抄数字开始教我们，又教手摇计算机、电子计算机，教高等数学，教电子计算机应用，还有选修课计算机编程等，可以说是一个全能的教师，他自己说，教我们学生的过程，也是他不断学习提高吸收新知识的过程。


学校和老师也感觉到了课程设置中的一些问题，经常召开座谈会，征求意见，有的老师还亲自上门，到一个个寝室里听取学生的想法和意见。只是我们走读生没有这样的机会和待遇，我们的想法和问题，不能直接反映，一些补充措施，我们不能及时获得，常常只能隔靴搔痒，隔山打牛，这就是走读生的弊端。


专业学习的不便，使我们这些走读生精神上紧张，而每天上学放学的奔波，也使我们身体上更为疲惫。这一点对于我个人来说，尤甚更重。


我住在汉口，那时连接武汉三镇的公共交通，只有一路电车，从汉口到武昌，财院正好在中间，但要过两座桥：汉水桥和长江大桥，每天来回用在路途上的时间要4、5个小时。


我一大早要先坐车到三民路，这里是起点站，通常已经是人山人海，秩序好时，排队可以有几里路长，秩序不好，马路上就是黑压压一片，要上车就要靠敏捷的身手，上车以后也不安宁，沿途拥挤不堪，那电车辫子经常掉下来，或抛锚在大桥上，动弹不得。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在武汉跑月票的日子”，讲的就是乘公交的酸甜苦辣，这不是这篇文章的主题，就不细说了。


后来我不坐一路电车，改坐轮渡，路途时间虽然长一点，但沿途不挤不抢，比较稳定，不会迟到。


我一般是早上天蒙蒙亮起床，走到武汉关，时间早，就在码头对面的小摊上吃一碗馄饨，一角八分钱，然后坐轮渡到对面中华路码头，上岸后坐车，三站路，到胭脂路下车，穿过古楼洞，就是首义路，直接走下去大约10分多钟，就到学校后门。


这段路虽长，但路人少，汽车少，我可以一边走一边看看书，或者背背英语单词。


如果赶船急，没吃上馄饨，就在古楼洞前的一个早点铺过早，一碗鱼糊粉加两根油条，一角9分钱。


我曾经写过一首打油诗描绘这段生活：揉开眼晴就看表，10分钟后路上跑，English莫迟到，车子跳的眼发花。。。。。。


我之所以对当年吃早点的事记得如此清楚，是那时我对饮食特别小心注意，因为我入学前一年，曾动过一次胃部大手术，尚未完全恢复。


那是在前一年的5月，我因十二指肠溃疡出血住院，那时医学界正流行搞针刺麻醉，医生看我瘦瘦的，是一个试验的好标本，鼓励我用针刺麻醉方法做十二指肠溃疡的切除手术。


那时的人都很单纯，医生怎么说就怎么办，手术时，旁边一部摄影机全程拍摄，准备成功后向省里去报喜，结果针刺根本不能止痛，我的惨叫声响彻整个医院大楼，不得不临时改为全身药物麻醉。


胃切除了五分之三，人也吃了大亏，手术后半年多一直没有恢复，直到入学前几个月，才能正常饮食。


上学之后，我虽然一直注意饮食，少吃多餐，尽量吃软食，但是由于走读生来回奔波，学习紧张，起早睡晚，生活规律被打乱，学校食堂的饭菜又比较硬和差，胃病还是复发了。


入学后几个月，我感觉不能吃东西，拿医学术语讲，就是腹部饱胀嗳气厌食。早上可以吃一点东西，中午就不能吃，晚上回家疲倦得倒头就睡，勉强喝点粥，就这样拖了一个多星期，没有好转。


我常常是中午在学校食堂里打了饭，吃一口，胸口就噎住了，看见同学们有说有笑的拿着饭盒，有的回宿舍，有的回教室（走读生），我只能跑到操场边，把一盒子饭扒来扒去，根本吃不下，又怕人看见，便悄悄撒到草丛里。


有一天，我坐在操场边发呆，心里很难过，想想自己怎么这么倒霉，报的文科，上的这个不文不理的物资专业，又是个走读生，天天风里来雨里去，这样搞下去，这讨厌的胃病不知能不能好？这样不能吃饭，熬到什么时候？当初怎么会听医生的鼓捣，去开这个劳什子刀呢，如今后悔不已。。。。。。我越想越多，心烦意乱，不禁悲从中来，鼻子一酸，眼泪不知不觉涌出，正是“丈夫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


中午时分，操场上人很少，有几个湖艺美术系的学生顶着大太阳在写生，画面上是翠绿的柳树，几座房子，奔跑的学生，一股盎然的春意。


我施施然地走过去，问她们，怎么不在你们的学校里画呀？一个戴眼镜的回答我：我们那个学校，就像荒货摊（武汉话，收废品的地方），艺术学院没有艺术啦。。。。。。我说，财院就这几个破房子，有什么值得画的？回答：你们有这么大的操场，有这么好的教学楼，该知足了。。。。。。


我听了，颇有感触，“知足”这两个字一直回荡我的脑海，是呀，人生贵在知足，世上事，哪有十全，总有磨难，有苦有难才是生活的全部。就像佛经里所说：有苦有乐的人生是充实的，有成有败的人生是合理的，有得有失的人生是公平的，有生有死的人生是自然的。


我能够上学，已经是多大的福报，虽然是走读，也是国家的政策，时代的眷顾。我中学一个班同学中，多少成绩优秀的，因种种原因，上大学的，寥寥几个；我的家族中，文革前因为成份问题，有好多亲戚，虽然成绩优秀，只能录取到农畜林牧专业，毕业分配到偏僻山区，或者老少边穷地区，颠簸周折一辈子，相比之下我还是非常幸运的，有书读，还能带薪，应该没有理由去抱怨伤心，更不能如此沮丧气馁，丧失信心。。。。。。。


这次的胃病发作靠药物的调理和精神上的舒展，有了改善。后来有了胃镜检查的手段，才查明是吻合口炎症，这是手术的后遗症，无法完全根除，以后的日子里，我一直注意药物和饮食上的调节，更注重精神上的调理。


我以为胃病是我走读生涯的最大障碍，其实不然，三个月后，我得了一次大病——肾结石急性发作，差点葬送我的大学学业。


这天早上起来，就觉得肚子痛，虽然不适仍然挣扎去学校，坐船坐车到古楼洞，已经痛得不行，开始有些恍惚，从古楼洞到首义路，几百米的路程，我居然走了40多分钟


我们的机电课老师姓赵，是一个很健谈的人，他曾讲过他的一次发病过程，他骑自行车上班途中，突然发病昏厥，躺在路上没知觉，醒来后，没有感觉异样，继续骑车到机关，才发现已经迟到一个多小时。


我怀疑我当时与赵老师一样，也曾昏厥在路上，肾结石发作时是一阵一阵的，那条路平时人烟稀少，可能我就倒在路边，也没有人察觉。


我进教室已经是第二堂课，机械制图，我伏在桌上，老师看我情况不对，要我去医务室，医务室的校医看我脸色苍白，疼痛难忍，立即给我打了杜冷丁，这是最厉害的止痛药，其实就是鸦片。


我昏睡到下午，医务室建议我去省人民医院进一步治疗，是班上孙枫、张奋勤、席凯民同学送我去的医院，他们推着一个救护床，我四脚八叉的躺在上面，穿过操场，张扬的很，正是下午下课后的时光，校园里都是学生，他们都投来诧异的目光。


沿着紫阳路，孙枫和张奋勤将护理床推的飞快，席凯民跟在后面，跑的气喘吁吁（感谢三位同学当年的恩情，四十余年一直铭记）。


我在医院查血拍片，确诊是肾结石急性发作，打过吊针，医院就要我回家去休息。这个病就是这样，发作时，疼痛得要你的命，但也没有什么特效药，主要是止痛为主。


这样的疼痛发作情况，我以后还经历过二次。


一次是在上海，从早上一直疼到晚上，医生检查这检查那，就是确定不下来疼痛原因，让我遭受大罪，这个魔都医生的水平还抵不上我们财院的校医。


还有一次是在加拿大多伦多，也是一清早就发作，到医院急诊，这里的医生很干脆，直接静脉输液止痛，肥胖的黑人女护士大声说：Hemp！我听懂了，她在告诉我，吊的药水是“大麻”（其实是吗啡）。


静脉输液应该比肌注起效快的多，但是一瓶药水吊完了，我仍然疼痛难忍，我大声呻吟，问护士怎么还是这么痛呢？黑人护士扭动着大的屁股，狡黠地说，快了快了，马上就会不痛了，说话间挂上第二瓶药水，才滴几秒钟，我就没有了知觉。。。。。。原来第一瓶里没有麻醉成分，只是让我“望梅止渴”，看能不能用精神诱导止痛。


我的这场大病，在学校里还是震动很大的，为什么这么说？


我毕业后好多年后，财院几个人到我单位来外调，了解当年我打杜冷丁的事情，我有些奇怪，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他们解释说，杜冷丁是国家严格控制的麻醉药品，我们财院这么多年来，也只有你打了这个针，在学校是一件很大的事。


我在家里休息了几天，到学校后，系里谢国香老师给我说，院里本来准备让我休学一年，但这个物资班只办一届，第二年还不知办什么班，考虑再三，鉴于我的健康状况，决定让我这个走读生住进学校，我听了自然非常高兴，大学到底是人性管理，特别注重学生的身体和生活。


学校安排我住进27号楼的一间小小的宿舍，这里本来住着两个江西财院来代培的老师，后来又住进来二个基建财务的学生——郭才明和纪云庆，现在又安排我挤进来，狭窄的房间更拥挤了，可见当时学校为了照顾我，已经想尽办法，潜力挖掘到了准老师身上。


两个代培的老师非常好，没有一句怨言，他们本来放写字桌的地方被我占用，只能去教研室或图书馆看书。


郭才明与小纪与我相处也非常好，郭才明是松滋人，非常有才，读书期间就在报纸上发表了不少小说，让我非常钦佩，毕业后他创办了一个轮船公司，成了长江上有名的邮轮大亨。


至于纪云庆，毕业后，回了云南，一直没有联系。2003年5月，我去加拿大的首都渥太华看郁金香展，居然在那里碰见他，异国他乡的相遇，我们都很意外和兴奋，他已经是加拿大国家统计局的一名专家。


我在这个狭窄的房间住了一个多月，又搬到我们班同学的宿舍。


原来学校经过全盘考虑，决定调整学生住宿安排，将每个班里，原住五人的宿舍，改为住六个学生，腾出来的床位安排所有的走读生全部入住。


本来是一间宿舍里放六张床，住五个学生，已经够拥挤，没有活动空间，只能在空床上放行李和杂物，现在住进六个人，连置放行李的地方都没有了，这样给原来住的学生，特别是农村来的学生带来很大的不便。


走读生的入住其实是占用了班上同学原有的个人活动空间，他们的不便，换来我们走读生的方便，这是他们的牺牲精神，也是同学之情的体现吧。


正是有国家的政策和支持，走读生才能有入校读书的机会，也是有学校老师的关心、关爱、安排，照顾，我们能进入正常的学业，而更为可贵的是，有众多同学的帮助与支持，牺牲与容忍，才使我们这些走读生顺利入住学校，最终从走读过渡到住读。


6月的一天，我搬进计划班二组的寝室，开始有规律的大学生活，也结束我三个多月的走读生涯。


相比四年的大学生活，100多天的走读经历实在短暂，但其中的种种周折却一直难以忘怀。今天回忆这段往事，感触最多的，还是知足感恩四字，对国家对学校对同学，要学会感恩，对自己对困难对挫折，要知足后而奋进，让知足感恩永远萦绕在身，铭刻于心。



——写于2022年4月14日 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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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往事堪重数——风云才略忆77（之五）

我们大学那个年代，是一个奋发向上的年代，弃旧图新的年代，大学四年，1978年到1982年，文革动乱已经结束，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即将开始，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是在1978年12月，标志着对旧体制及左的思想禁锢的摆脱和扬弃，整个社会洋溢着一股蓬勃向上的气势。

那时的大学生对新的学习机会，都是非常珍惜，尤其年龄大的，更有一种紧迫感。绝大部分学生都是非常勤奋，那个时候，图书馆总是座无虚席，教室里彻夜灯明，学校不得不采取熄灯制度，到12点就要熄灯，用功的学生半夜三更回寝室，只能在黑暗中窸窸窣窣上床休息，上课很少有迟到逃课的现象，无需宣传动员号召，都是自觉的遵守学校规章制度，这一点倒是保持了毛时代的自律精神。现在有些媒体，为了与“老三届”相对应、相衔接，把77、78、79级的大学生，即文革后恢复高考后的首三届大学生，称之“新三届”。这批人有着独特的社会经历，经历了知识的饥渴，既有吃苦耐劳诚信老实循规守纪的优良传统，又开始具有改革初期的民主、竞争、价值等观念和思潮，是在新旧时代交替中接受大学教育的一代人，的确有其独特的一面。
八十年代的重要特点是新旧交错、西风东渐、创新与守旧并存，人民的思想逐步开放，但很不成熟，青年学生思想敏锐，充满激情和理想主义，走在思想开放的前沿，必然与落后的传统观念相冲突。这种矛盾充分表现在我们大学的各个方面，无论是学科设置、教材内容，老师教学，学生思想和生活等等方面都有体现，展展延延伴随我们度过四年大学生活。
首先看专业设置，从财院情况看，77级有五个专业：政治、法律、基建财务、工业会计、计划，基本还是按专科学校的体制设置，培养基层业务人才。基建财务的去向是银行，主要是建行；计划，原来是物资专业，去向是物资局；工业会计就是企业财务人员；政治是政工干部（很大一部分本身就是代培生）。随着财院体制改为本科，专业面扩大，78级增加了商经、农经、财政等，77级原有的各个专业内容也相应进行调整。
财院只有法律系有超前设计，文革中法律行业已经被取消，所以当时77级全国大学中只有财院开办了法律专业，武大南开等名校都没有开办，若干年后随着老一辈法律专家们的凋零，财院法律77级学生占先行之利，成了新生代的领军人物，许多人在法律界占有重要位置。
我们班物资改计划，看起来就业面宽了，实际不然，计委是一个位高权重单位，对综合性复合型人才需求严格，很难进去，每年要的学生不多，大量需要的是计划系统实际工作需要的物资、外贸、物价、统计等方面的人，而这些专业只需二到三年的大专教育即可。所以后来湖北省计委自己办了一个计划学院，培养基层的工作人员，分流了财院计划专业分配去向。我们班毕业分配是三分之一人留校，分到计委的只有几个，大部分到其他部门。随着国家经济改革的深入，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标志建国来一直奉行的计划体制结束，财院的计划专业，为了适应形势的变化，后来不得不取消，计划专业的老师在我们班留校的赵曼老师带领下逐渐转向新兴的社会公共管理专业。
在课程和教材内容上，我们也经历变革时期的矛盾与冲突，如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主义部分，发的教材还是文革后期编写的，远远落后形势，一本教材发下来，几乎隔几页就有用墨笔涂抹过，都是过时的观点。许多学生一考完试，马上把此类书丢进垃圾桶，学之无益，弃之如敝履。当时在政治哲学方面，随着实践是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社会上都时有讨论一些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超前观点，学生对这些与书本上大相径庭的观点更感兴趣，更易接收，更有刺激，必然带到课程学习和讨论之中，老师讲课却只能按本宣科，不能逾越，学生自然感到不满意不过瘾。
而在讨论一些诸如公有制要不要搞混合经济，小商小贩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拾遗补缺，中国粮食是不是要自给自足等等基本常识问题时，又还争论得脸红耳赤，显得比较幼稚。今天翻开当时的课堂笔记，简直有隔世之感。专业知识，也落后于形势，记得我们计划班上的工业会计课，讲的会计学还是苏联搞的增减记账法，而会计系专业讲的是西方已经通行的借贷记账法，估计是我们的授课老师还是原来的知识储备。我们计划专业的内容，也是几十年没有变。所谓国民经济计划，是研究社会主义国家通过自觉调节使社会再生产过程按比例发展的原理和方法的经济学科。
这种国民经济计划的论述体系都是从苏联教材一脉相传来的，没有大的改变，内容现在看来都是一些空洞的口号，抽象的分析，适合书本上写，课堂上教，从理论到理论，学了不能说没有什么用，但的确在实践中不能起到什么作用。在中国，国民经济计划学的鼻祖在人大，人大有一批从苏联留学回来的学计划的老师，其他学校教授计划学的资深老师都是人大培养出来的，这一套理论体系就这样近亲相授，几十年墨守成规。到了讲综合平衡的课，是叶景哲老师讲授，他应该是财院计划系的第一块牌了，叶老师讲课深入浅出，颇受学生欢迎，他讲的综合平衡是计划经。济中最容易联系实际部分，但仍然只是公式到公式，方程到方程，没有实际意义。
总的说来，我们学的计划专业，存在知识体系结构陈旧，理论指导空洞，与实际工作相关度、充实度不够等问题，严重脱离现实。我的室友刘昌平，毕业后留校，曾跟随人大的钟契夫、邵汉青老师搞了一阵投入产出方式的研究，有了些名气，又登报又演讲，被学校破格提拔为副教授，风光一时。若干年后他给我说，其实主要是运用数学模型的方式，阐述计划编制方法，都是一些基本的数理分析模式，在这方面年轻的老师有优势，接受新知识快，而老的计划专业老师，多半数学基础不行，所以进入不了这个领域，谈到老师，教我们计划专业的老师主要有四个，叶景哲、汪廷忠、陈远敦、梁怀，他们都是经验丰富的资深老师，是财院计划专业的台柱。中国的大学自1957年反右运动之后，就停止教师的评聘职称工作，所以无法用职称评价他们当时的学术水平，只留下课堂上的一些印象。叶景哲老师是全国计划学会的理事，是湖北省计划部门有相当影响的学者，他的授课通俗明了，思路清晰，令人印象深刻。他后来作为专家调到湖北省计委任副主任，算是弃教从政。汪廷忠和陈远敦老师都是人大计划专业的研究生，正牌的科班出身（当时财大计划教研室中还有年龄比较大的谢伯龄老师和郝延庆老师，也都是人大的研究生，他们虽然没有具体授课，但都是我们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的主卷老师），汪、陈老师共同的特点都是眼睛不太好，汪廷忠当年应该不到50岁，已经有严重的老光，上课要带三副眼镜，板书时一副，看书时一副，讲述时一副，上课时，只见他一会儿取下这副，戴上那副，一会儿拿下那副，戴这副，摘摘戴戴忙个不停。陈远敦老师则是高度近视，上课第一天就大发感慨：眼睛越来越不行了，不晓得哪天就要挂了哇！争取把你们送毕业吧，就怕老天爷不长脸。。。。。。一番话说得好凄惨，但是声音倒是特别洪亮，与他瘦弱身躯完全不符，听说他当过兵，大概还保留当年的豪气吧。毕业之后，1997年，我们班在学校聚会，纪念入校20周年，叶老师汪老师陈老师都来了，十五年过去，陈远敦老师模样一点没有改变，而且老远就认出了我，看来他的眼睛没有继续恶化。梁怀老师讲授的是生产力布局，他的年龄比其他老师小不了几岁，但是资历可能差一些，这门课没有什么新奇的内容，又是考查课，学生重视不够，加上他的名字谐音不好听，成为调皮学生嘲笑的题材。
若干年后，我写一篇论述土地肥力递减的文章，需要了解有关生产力要素方面的材料。那时没有百度，只能在图书馆里查找，在生产力布局方面只找到梁怀老师写的一本书，看来他应该是这方面的专家。2018年，在网上看到梁老师逝世的消息，享年90岁，也是高寿。
在大四上学期时，学校赶热潮也请来一个外籍老师，教授经济法，美国人，26岁，据说已经是教授级别，起了一个汉语名字，裴明德。一下子轰动学校，本来只是给77级上课，但来旁听的学生太多，不得不实行凭证听课。讲的自然是一口English，我们那时的英语水平，大多是无法听得懂的，于是有学生出来给他当翻译，翻译得一知半解，我们听得也不知所云。不管怎么说，总是一个洋人，外国的月亮圆，上课下课都有学生左随右拥的，法律系的学生为多，这个裴老师就自我感觉不错，颐指气使，器宇轩昂。这天上课时，是在一个大大的礼堂，这个裴老师可能是因为与法律系学生相熟，突然宣布我们班与法律班在某件事上待遇不一样（具体事情忘记了，似乎是法律系可以怎样，我们班却不能怎样），两个班同学一样听课，只是因为与法律系相熟一点就可以实行不同标准，也太不合理。由于事出突然，我们班同学虽然心中有气，也一时没有作声，静寂的教室之中，我一时按捺不住，大声质问道：这恐怕不行吧，是不是不公平哇？我的质问立刻引起同学一片喧哗，裴老师一看势头不对，也就赶快宣布下课，这件事就不了了之。这位洋人，虽起了个中国名字，却不谙中国世情，裴明德，倍不明白，水平本来就不高，居然还依自己的好恶，明目张胆搞这些厚此薄彼，另眼相待的事，自然不受学校有关方面的待见，好像只教了一个学期，到下学期就没见他的人影，听说又受聘到其他大学去了。
那时的学生受西风东渐的影响，对西方的生活开始迷恋和追求，我们班上有一个同学的姑妈在美国教书，不时听他说道他姑妈在美国的生活情况，据说他姑妈作为大学教授，还拥有六十亩（应该是英亩）的苹果园，听得我们啧啧感叹。那时能够出国留学是许多学生的奢望。其他班的同学有的一心准备出国，专业课也无兴趣上，专攻英语，整天抱着一部三洋收录机练习口语。毕业之后，其他班有一些同学出了国，我们班却一个也没有，也是奇怪。
总体看，财院77、78级出国的学生还是少数，不像以后，毕业生居然大部分都奔向国外，形成一股留学潮。写到这里，可能有人会有疑惑，你说了半天，这大学里学的东西样样落后于形势，教材、专业、老师，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有种种矛盾和冲突，那你们大学四年，到底有什么收获？对毕业后的工作和发展又有什么帮助呢？
说实话，从专业知识积累，从所学的课程来说，对我毕业以后的工作，可以说没有大的帮助。我毕业后从事经济编辑工作，尽管没有脱离经济领域，但学的十几门专业知识，都没有直接的联系，所学一切，过了几年都交还给老师，忘的干干净净。大学的经历，对我的成长，对我今后的工作，是不是没有一点好处，也不尽然，我总结一下，有这麽几点：
第一，大学让我实现阶层的跨越。入校前，我是一个街办小厂的工人，如果没有上大学，我可能还是工厂的一个工人，或者工厂的小办事员。不能说当工人不好，或者说层次低，不好听，其实任何人，都是一样生老病死过完一辈子，只是上了大学，你人生的视野和格局就大不一样，大不相同。上大学前，我曾被借调到区工业局办公室，工作主要就是综合报表，写一些总结材料。后来大学时我到省计委综合处实习，发现与我在工业局工作性质和内容非常类似，也是综合统计报表，写综合材料，只是统计数字的单位从万变成亿，综合的下属单位从工厂变成地区。表面看，工作内容一样，其实内涵大不相同。管理的对象不一样，实行政策不同，行业更繁多，涉及面更广泛，最重要是指导性的观念完全不同。大学经历能让我站在更高的起点，进入更高的领域，所以有人说大学是敲门砖，是奠基石。每个人的发展和作为，要靠自己的天分和努力，但是机会和起点很重要，所处的环境氛围和层次也很重要。如今我们社会，阶层的固化十分严重，各种关系盘根错节，一荣俱荣，没有关系门路，很难有向上的机会。总算还有高考这一条路，相对比较公平，给有才华的人，提供跨越阶层的机会。
第二，大学的学习使我具备经济学的基础，也让我开始具有自主研究的思维、能力及技能，为我以后的编辑工作和科研打下基础。上大学之前，没有理论和研究方式的概念。记得上专业课不久，有一次期中考试，题目是：论述为什么要“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粗阅这题目，不是很简单吗？书本上已经讲的很清楚，12345，逐条回答即可，哪需要花费45分钟？不少同学很快交了卷，最快的是席凯民同学，只用了一刻钟；只有赵曼同学用的时间最长，写了三四千字，从俗语“民以食为天”谈起，有中国的国情，工农业的关系，伟人的话，经济规律，等等，结果她的成绩是优，席凯民是及格。对此我深有感触和启发，对于论题，中学阶段只是回答问题即可，到大学则是论述问题。不是简单的概念回答，而是要用思辨、观察、比较、历史，收集等方式，以及必要的调查和文献查阅来综合性研究这些论题。正是在大学我有了研究的思维，也掌握一些基本的研究方法，又在实际中不断加强和完善，使我今后有兴趣和有能力去研究房地产改革，研究地租理论，研究股份制与证券市场，并取得一定的成果。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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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通过四年学习，在原来的亲属、同学、同事之外，有了新的更高层次的人脉圈子，那就是大学同学、大学校友。，四年同窗的群体，有同班的同级的同校的，尽管关系有深有浅，但总有一种亲切感，这是一种社会资源，不是期望得到什么帮助，有什么便利，而是自己能融入到一种特殊的特定的社会资源中。很惭愧，自己交际能力很差，寻找同学、校友关照的机会很少；自己也没有当上什么有权有势的官，没能享受到一些特权，因而能够帮助同学的机会也不多。但是，只要提起财大，都会有一种亲切感，自己是其中一员，为之骄傲为之自豪。

其实谈到大学四年的收获，在学习之外，我最大的收获是有时间，有机会，看了许多的“闲书”——外国小说、世界名著、名人传记、新派诗歌，等等，好像俗话所说，搂草打兔子，捎带的。我从小喜欢看书，没有什么人指导，瞎看，高中时和文革期间陆陆续续看了一些世界名著，但限于条件和形势，只能偷偷的看，悄悄的看，而且范围很窄，种类不多。上大学后，财院的图书馆藏书还是比较多的，我于是有了条件，可以大量借阅，畅心尽意地看，不但课余时间看，睡前吃饭时看，课外活动时看，有时上课时、讨论时也看，尤其在大一大二时，课程不重，看书机会更多。和当时许多单位图书馆一样，财院藏书也是以苏俄小说为多，再有一些法国小说，如左拉、巴尔扎克、莫伯桑等，尽管许多对于我其实我更喜欢的是苏联时期的小说，财院的图书馆这方面收藏比较齐全，这里面有柯切托夫的小说：《你到底要什么》、《落角》、《州委书记》等等，他的作品反映当代的社会现实生活，主人翁有工人，有知识分子，有领导干部，时代感强烈；还有一个卡维林的老牌作者，专门写知识分子生活，文笔细腻，充满革命的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代表作是“一本打开的书”和“船长与大尉”，我反复看过许多遍，对我的思想和三观有很大的影响。
除了小说以外，也看一些传记，马克思传，黑格尔传都是这时看的。这时一些未来学的书，如托夫勒的《未来的冲击》，也开始在大学流行，另外还有《第三次浪潮》，《科学发现纵横谈》等，《第三次浪潮》将人类社会划分成农业浪潮、工业浪潮和知识浪潮，特别切合当时的大学生思潮及对知识的渴求，因而风靡一时。这些西方的政论书，一改过去理论文章通行的引经据典及刻板枯燥的文字，用散文般的语言和大量的比喻，深入浅出地讲述道理，给你耳目一新的感觉。
我看书的特点是杂和快，再加上不求甚解。什么样的书都看，小说诗歌散文政论等，从图书馆一大摞抱回来，过几天一大摞抱回去，喜欢的细细看，不感兴趣的一翻而过，信马由缰，兴之所至，读之所至，而且不求甚解，一本书读下来，有的知道个大概，有的只留下一点印象，什么主题，中心，结构，一概不管，反正也不是文学系学生，不必为学而读，用今天的话说，就是非学术性读书。不过看到一些有感触的地方，心有会意的句子，也抄下来。从这个时候开始，我开始有记一些“读书笔记”习惯，有时写几句感想体会议论，更多的是抄书，有时抄一句二句，有时大段大段抄。几年下来，也积攒了几个笔记本。这种凭兴趣爱好的看书，没有目的没有约束的看书，天马行空的看书，给我带来身心的快乐，也是我大学生活最愉悦的事之一。
因为看书，也闹出一出图书馆告状事件。那是在大二时，一天辅导员付秀英告诉我，图书馆到系里告我的状，说我上个学期在图书馆借了70多本小说书，其中56本是外国小说，是全校借阅小说最多的学生，这会严重影响专业学习。付秀英于是要我写一个书面说明，其实就是写一个检讨。我一听就火冒三丈，这图书馆不是多管闲事吗？我看书看得快，借的多还的快，是不是影响专业学习，我自然会有考虑，也应由系里来评判，与你图书馆有何关系。现在学校提倡跨学科学习，鼓励学生扩大知识面，多看书有何不对。付老师看我很气愤，反过头来安慰我，要我不要着急，她去系里说说，后来这件事就没有了下文，大概系里也觉得是一件小事。这件事唯一留下的印象，是我由此知道，我曾有过一个学期借阅小说书70多本的“财院记录”。
在大学学习之外的另一收获，是我在大三时结婚，大四时生子，由此完成人生中的大事。学校是在我大二时宣布学生可以结婚，这消息在学校有很大的震动。77、78级学生年龄普遍很大，大都在上学前都有对象，有的实际已经结婚，只是不敢公开而已。这种学生中普遍存在大龄、热恋的情况，就产生一些问题：一是对恋爱、婚姻问题考虑比较多，比较迫切。二是某些学生由于地位的改变，出现一些移情别恋的“陈世美”现象，有些“秦香莲”跑来哭闹，闹得学校当局不甚安宁。在这方面，我还搞了一出假情书事件，差点闹出大事。这里顺便一记。
那是一次在宿舍里，分组进行讨论，时间是上午。我们几个学生边讨论边闲聊，其中有人谈及该寝室里某同学的趣闻，大约是原来老家已有一个女朋友，关系虽未确定，但上学之后追他很紧，书信频繁，他则还处于意犹未定之中。。。。。。
这个同学这天正好去系里开会，不在宿舍，于是大家纷纷调侃他的这段艳遇，也是一种背后议论吧。我听了，不知怎的脑子发了癫，想给他开一个玩笑，于是拿起一张纸，仿写了一封仰慕他的女友写来的情书。当时我正在看一本胡也频的小说，胡也频是丁玲的前夫，是一个感情特别丰富的人，写的文章感情奔放，爱意四射。我的这封假情书，就照葫芦画瓢，也胡诌了几句，堆砌一些甜言蜜语，今天还记得大概有这么几句：。。。。。。“云笺一封忽还飞，相慰空劳尖笔挥”，初时的难过、激动、惶恐、心痛、惆怅，如万箭攒心，百感交集，现在总算稍稍平静，可见无论怎样的苦难都会过去，无论怎样的伤口都会愈合，伴随着时间的流逝，一切都会慢慢消亡，留下的仅仅是淡淡的回忆。。。。。。思念是无线的风筝随风而去，心事惚惚，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
情书写好，落款就写了情意绵绵的“小妹”二字，又拿过一个信封写好地址姓名，至于寄信地址，落了一个神神秘秘的：内详在大家的哄笑声中，我把假情书封好，放在他的枕头下，这其实是一个恶作剧，完全是无聊之作。心想没有邮票，又是一个简陋的信封，谁都会一眼看出这是假的，开玩笑的，也就没有怎么在意其后果。
谁知这个寝室的室友下午急急忙忙来告诉我，这个同学居然当真了，午睡时间一封假信不知看了多少遍，辗转反复没有入睡。室友问我怎么办，我能怎么办？我楞住了，这个玩笑开大了，现在尴尬了，告不告诉他真相都是对他的巨大打击。下午，我找了一圈，也没看见这个同学踪影，可能去了图书馆，也许在哪个角落。晚上很晚很晚他才回到宿舍，同寝室的同学，怕出事情，赶快告诉他这封信是假的，是一场玩笑，他气得把信撕的粉碎。第二天我找上他，想解释道歉一番，他不置一词，两眼看着我，就像两把刀，仿佛要把我撕碎。。。。。。
这件事让我知道，卖弄一些小聪明，自以为得意，是一种损人害己的不道德行为，毫无益处。再亲近的朋友、同学、熟人，来往也要有分寸，有些玩笑是不能瞎开的，有些恶作剧，搞不好后果是会很严重的。
商经78就发生了学生因谈恋爱，受到学校处分，女生竟然自杀身亡事件，在学校引起很大风波。事件的男主角姓余，还是一个财院的子弟，来自沙市，女生则来自西北，两人入学不久就开始热恋，有天晚上到校外“压马路”，学校后门出去，信步走到武昌火车站附近，当时武昌火车站一带还十分荒凉，铁路轨道上停了一些废弃的旧车厢，两人在车厢的暗影下，卿卿我我谈的高兴，来了几个巡查的民兵，说他们搞流氓活动，于是不分青红皂白把他们带到车站值班室，然后打电话给财院保卫部将他们带回。
那个年代根本不尊重个人尊严，不注重个人隐私，这件事因此马上闹得学校沸沸扬扬，结果询问之下，这个男同学，在沙市已经有女朋友（也有说已经结婚），于是问题更严重了，在各方面压力之下，学校给男女生纪律处分，谁知这个女生性格特别刚烈，居然跑到长江大桥上自杀身亡，这一下事情更闹大了，学校将余同学开除遣送回原单位。正值80级新生入校，商经系新生开学后第一次大会，就是公布这件事的处分通知，要他们引以为戒。
有意思的是10年之后，这件事又有了续集。这个余同学入职了我深圳的公司，他在公司发展不错，后来成为上海分公司老总，曾名噪股票市场，有一段辉煌时光。发达以后，他给财院捐了一大笔钱，学校也为他当年的事情平了反。从今天的角度看，他当年的处分也的确是有些过分，完全是一种形势所迫。

大学在我人生中只是短短一瞥，却是我人生的一次大转折，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而对于我，没有财院的四年，我的人生很可能就是终老于一个街办小厂，哪有以后的去社科院，去深圳综合开发院，下海办新兰德公司，出国移民加拿大。。。。。。人生大半辈子，新生活新征程都是从财院而始。
为此我写了五篇大学生活回忆，起名“风云才略忆77”，记录财院四年的生活，留下人生的一段纪念，纪录我的青春，也记录时代给我们的幸运和机会。

写于2022年5月深圳
李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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