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墓史

◎苍耳






通常我们说一个人死了，盖棺论定，墓地便成了他的归宿和终点。但对一个颇受争议的人物就并非如此了。他的墓似乎关涉时间对他的淘洗与评价，因而关涉一种重要史实的书写，也关涉他所置身的这片大陆的政治氛围和意识形态气候。如果一个人的墓冢经过迁葬、埋没、多次修葺和重建，形成了我称之为“墓史”的东西，那么，这时墓冢已成为死者的替身，墓史便有点像逝者的另一种历史，它从终点那儿被强迫着重新长出枝叶，充满了死者生前备受争议的足迹、个人思考与集权政治及时代之间的紧张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样的死者并没有死掉，也无法安眠，他不断被活着的人惊醒，吵醒，弄醒。他们不是呼着口号、戴着红袖章，就是捧着鲜花、携着修墓工具，甚至带着放大镜和秃笔来盗掘绯闻大发死人财。总之他们必须弄醒这个沉睡在泥土深处的死者，以便声讨他的罪行，或者嗅嗅有没有利用价值。于是乎，死者就不得不醒来，不得不坐起来倾听坟顶上的时代喧嚣。例如陈独秀，不论生前还是死后都历经大毁大誉，一九四二年有两副挽联是这样写的：其一，“言皆断制，行绝诡随。横览九州，公真健者！谤积丘山，志吞江海。下开百劫，世负斯人！”（陈铭枢）其二，“喋喋毁誉难凭！大道莫容，论定尚须十世后！哀哀蜀洛谁悟？慧星既陨，再生已是百年迟！”（高语罕）这两副挽联发出的慨叹竟得到历史的回应和证实，并曲曲折折地显现于陈的墓史中。陈独秀作为现代中国无法绕过去的历史文化符号，其墓地也成了这个符号最基本、最孤绝的载体之一。人们否定他或肯定他，利用他或敬仰他，都试图通过这个载体来表达什么。这似乎也决定了他的墓不可能不屡经动迁、衰荣与存毁。蜿蜒而行的墓史简直就像他生前历史的倒影：以1942年辞世为零界，两边阴影浓重如暗夜连成一体，并分别向1999年和1919年弥漫扩展，历经了1967年和1927年的血与火，印证着这片古老大陆不断恶性循环的历史图像和政治怪圈，因而成了折射二十世纪中国政治史和精神史的一面微暗的镜子。

1942：孤绝之渡

Ａ、必死之地
四川江津成了陈独秀的必死之地。这是当年激扬凌厉的陈独秀所无法设想的，也是他的追随者和敌人所不可逆料的。陈独秀在五四运动中曾有一句名言：“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句话后来竟成了他自己的真实写照。陈独秀是一个不怕杀头的铁血汉子！集权者多少有些忌惮杀这位在中国极具影响力的人物，以免引起天怨人怒。陈独秀五次被捕，五次被关进监狱，抓他的有军阀政府，有外国巡捕房，更有国民政府。最后一次被捕关在南京老虎桥监狱，其时儿子陈延年、陈乔年已被蒋介石密令处决，大女儿玉莹死在寻兄的悲凄之途。我们知道，陈独秀选择的死地是监狱，但监狱却没有成为他的必死之地。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被免去中共 职务，鲍罗廷代表共产国际多次要求陈独秀去苏联训练和学习，均遭他严辞拒绝：“我是中国人，我要研究中国问题，为什么不能在中国研究而要到莫斯科去研究？”所谓训练和学习，说穿了就是洗脑子，就是变相流放。据记载，与中国大革命有关的联共成员、共产国际成员，计有一百六十四名被苏联当局秘密处决。陈独秀若去了苏联，注定回不来，甚至连骸骨都找不到。苏联注定成不了陈独秀的必死之地，此乃性格使然：“苍溟何辽阔，龙性岂易驯”——堪称陈独秀极富抗争的倔强性格的自我写照。
一九三七年九月，陈独秀被国民党释放出狱，蒋介石极尽拉拢之能事，以高官利诱之，邀他担任劳工部长。陈一口回绝：“他杀了多少共产党人，杀了我两个儿子，我与他不共戴天！” 公仇私愤，矛头直指政敌，足以让那些叛党者、变节者、投机者尽显卑劣。这时，老友胡适从美国写信来力邀他去美国，说一家图书公司请他写自传，也被他婉言谢绝。倘换一个趋利之人，处于如此困境正求之不得：眼见大势已去，且饱受冤屈和排挤，何不退而求其次，早点逃离这个是非之地，寻一处清静之地尽享安逸！但陈独秀是猛士不是懦夫，在他的词典里从来没有“逃避”二字。在他看来，国难当头之际，自己跑到美国去写自传赚钱，拿共产党人鲜血染红的旗帜炫耀自己，那无异于亵渎和背叛！由此可见，他的必死之地既不是陪都重庆，也不可能是大洋彼岸的纽约！
当时上海的托派也派人来联络，劝说陈独秀前往沪上重整托派。此时的陈独秀对托派组织已完全失望：投机钻营者、变节者、告密者太多，内部忙于打口水仗，拉山头，说得多做得少，政治纲领不能随抗战而变化。与此同时，托洛茨基也设法将陈独秀弄到美国来，认为他在第四国际中可以起到片山潜在第三国际所起的作用。然而，陈独秀对托洛茨基的看法也变了，批评得相当尖锐：“直至独裁这把利刃伤害到他自己，才想到党、工会和各级苏维埃要民主，要选举自由，然而太晚了。”他理智地回绝了去沦陷区上海的吁请，深知那儿不是他重振雄风、为抗日摇旗呐喊的地方。与此同时，中共也希望与陈独秀进行某种程度的合作，或者让他直接去延安，将他养起来，前提是公开承认错误。陈独秀当然无法接受，他质问道：“我不知过从何来，奚有悔？”“现在乱哄哄的时代，谁有过谁无过还在未定之天，不写，有什么过可悔？”陈独秀不是一个拒绝反省之人，但他决不接受共产国际强加给他的“错误”！在他四面楚歌之时，国内外各种政治势力——共产国际、延安中共、胡适、蒋氏集团、上海托派、托洛茨基等——都以“悔过”要挟他，延安的王明、康生之流还在《解放》周刊施放暗箭，造谣中伤，攻击他是日本人的走狗，每月从日本人那里拿三百元津贴。于此可见，陈独秀倘去了延安，谁敢保证他不被坐实为“汉奸”而死无葬身之地？！
陈独秀之所以一概拒绝各种政治集团的利诱和威压，不容回旋，其根源在于他的思想观念也经历了否定之否定，不妨听听他自己的表述：“我只注重我自己独立的思想，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见，……不代表任何人，我已不隶属任何党派，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陈独秀给陈其昌等人的回信》·1937年11月），可以看出他的晚年开始向民主与自由的思想回归，但更注重个人的自由与独立。这是难能可贵的。

Ｂ、葬于民间
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七日，陈独秀在贫病交加中客死江津，享年六十二岁。有意味的是，其时他尚未完成《小学识字教本》的著述，写到“抛”字突发疾病，卧床几天后撒手人寰。他为中国的德先生和赛先生抛洒了毕生精力和心血，在晚年更抛开四面八方的诱惑和逗引，然后被当时国内外主要政治势力所抛弃——他们无法容忍一个人保持独立的政治立场和自主思想。这注定了陈独秀必然困守在孤绝之地——穷乡僻壤的鹤山坪成了他的必死之地！陈钟凡在哀词中写道：“生不遭当世骂，不能开一代风气之先声；死不为天下惜，不足见确尔不拨之坚贞。”此言甚确也。陈独秀之死被当时主要政治势力有意忽略，几乎没有发表悼念性的言论。因为陈活着，他的影响力或可利用；陈死了，便如同干柴烧成灰没什么价值了。在我看来，陈独秀死在必死之地——江津——是独具象征意味的。江津之“津”是关津或要津，也含迷津之意，而且关津和迷津存在互否互含之关联。但关津和迷津皆为道路所连带的，或者它们本身就是一种道路。陈独秀身陷困顿的此岸以及历史、思想的双重迷津，他拼尽最后的余力要做最后之渡，以找寻走出那自以为光明而其实陷入更深迷津的道路。
陈独秀的丧葬及建墓立碑，从逝世那年的六月一日一直延续到次年元月。何之瑜撰《独秀先生病逝始末记》也是分两次记述了丧葬过程，后一次他这样写道：“墓道之修筑，先生入葬后，芟芜剔秽，竖碑砌道，莳花草，艺果树，敷布景物，差强人意”。纵观整个丧仪葬式，可以说民间力量起到了决定性作用。陈的葬礼得到江津的社会贤达和民众的大力支持，如邓鹤年、邓燮康等。在烽火连天的战时状态，他们为陈的丧事奔走乡野，最终得到一副楠木棺。稀贵的楠木棺同样是民间性的，与官方性的水晶棺形成强烈对比。陈的棺木内置石膏、木炭（按四川习俗不用石灰），入殓时身着青丝棉衣棉裤，裹着白绸，“举体柔弱，而目如生”，“默然观遗容，怆然者久之”（葛康素语）。这是典型的民间的、乡村的葬仪：没有花圈，没有挽幛，也没有人致悼辞，一切均在平旷高远的露天进行。深红色棺木上扎了一朵很大的白绸花，连着两条白绸带，由童男童女牵执开路，“灵榇由鹤山坪移至双石桥附近登舟下驶，左右乡邻壮丁不期而会者一二百人，沿途护卫，且鸣放鞭炮以示景仰惜别之意。舟抵鲤鱼石登陆，由其亲属前导，……此外则有先生之戚同党同乡数十人而已”（高语罕：《入蜀前后·独秀之死》）。
其间发生了一个小插曲：送葬队伍正在肃穆中缓缓行进，这时来了两个陌生人盘问邓燮康：“在这国难之秋，你带头为中共之父送葬，是什么意思？”邓燮康反击道：“我不管他是啥子党，啥子派，一个爱国者客死在此，我敬仰他的人格和道德文章，身为本地士绅，不忍看他陈尸于室！”陌生人厉声质问道，“你们组织这么多人，放鞭放炮，大张旗鼓，是不是想再搞一次‘五四’运动？”邓燮康冷嘲道：“这么说来，你是害怕‘五四’运动吧？”想想看，那一刻，“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就躺在棺材里，他死了。他再也不能呐喊了，再也听不见这个饶有意味的对话了。而被“五四”运动启蒙的中国竟然感觉不到他的死，没有人高喊“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了。是谁将他逼死在这个必死之地？谁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使命已经完成？陈生前曾无奈地说：“我奔走社会运动，奔走革命运动，三十余年，竟未能给贪官污吏的政治以致命的打击，说起来实在惭愧而又忿怒。”归根结蒂，专制和奴性仍统治着中国！这才是陈独秀一生的悲剧和忧思所在。
陈的墓址选在鼎山麓康庄桔园之中，用白条石砌成圆形的墓体，占地近一百二十平米，墓宽五米，长七米，墓周水泥过道宽一米，墓前有石梯，左右有条石凳，墓后有条石堡坎，墓前矗立峡石碑，上镌碑文“独秀陈先生之墓”（1879－1942）”，其书写者并非台静农，也非欧阳竟无，而是名不见经传的葛康素之五堂兄葛康瑜，手书后他亲自錾刻。这一场景为陈独秀大姐之孙吴孟明先生所亲见。吴孟明当时仅十来岁，他问道：“葛叔，为什么不写‘陈独秀先生之墓’？”葛答道：“这是何之瑜的主意。”此碑别出一格，既突出了“独秀”的峻拔不凡，也增添了亲和平易的民间色彩。陈独秀葬于民间几乎是必然的。他的一生是从民间划出的一道锐利闪电，撕裂沉沉夜幕，给无声的中国带来一串串惊蛰的响雷！只是这雷声从此渐稀渐远，直至消弥于复归沉寂的广袤天宇。重要的是心碑和口碑，而不是什么汉白玉碑、水晶棺、镏金文、纪念堂。那些栽赃，诬陷，抹黑，屏蔽，篡改，一旦置于民间、乡间和草间那阔大的背景之中便显得可笑至极。

1947：漂流返乡

Ａ、漂泊于巨河的亡灵
“白骨可曾归闽海”，陈独秀早年悼何梅士的诗句，几十年后完全适合他自己。一九四七年六月，三儿子陈松年遵父亲遗嘱将他的灵柩从江津迁回安庆。人们不会忘记，民国初年徐锡麟的遗骸迁葬时，浙江都督派出兵舰和督府要员来安庆亲迎灵柩；吴越归葬安庆，安徽督府在大观亭后举行公祭仪式，军政要员隆重出席，督府乐队奏哀乐，孙中山亲撰“爰有吴君，奋力一掷。戊申义军，耀武挥戈”的祭文。而独秀灵柩的迁葬纯属私人行为，不曾惊动无声的重庆和炮声隆隆的中国。陈松年雇了一条小小的民船，先把灵柩运到一百八十里外的重庆，再由重庆浙江会馆的民船负责托运。史家们大都只专注于宏大的史料，却往往忽略具体的历史场景以及细节。当我的笔尖触及这一史实时，内心便被一幅极黯淡、极悲凉的泅渡图景所打动：一条载着灵柩的小小民船，张着风帆，在凶险诡谲如鬼门关的三峡中浮沉，奔突，旋进，那仿佛就是猛士一生曲折勇进、不知暗礁为何物的连绵倒影：巫峡、瞿塘峡和西陵峡如同他重历人生探求的三个阶段。当小船漂出重庆，漂过武汉，漂过小孤山，亡灵是否会被留有余温的生前足迹所惊醒？不堪回首呵，从一九四七漂向一九二七。还是这条巨河，还是这个武汉。大革命的胜利与崩溃均发生在这个舞台。作为主角之一，他由领袖降为罪人，由波峰卷入谷底。诡谲的戏剧性转折如同河上悬瀑，令他人仰船翻，跌入深渊。但他还是触到了那只看不见的“熊掌”。这场完全不对称、不透明的角力，以他的完败而告终。晚年的他揣摩并反思过这只“熊掌”。先天性的败因其实早就种下了，在“娘胎”里就种下了。
雾霾深锁，猛烈的风从阴阳之间吹过来，吹响了暗箫般的漫漫长夜。隔着这么多年，我看见那木船如同船形墓或冥河之筏，载着二十世纪中国伟大的亡灵，在一条日渐衰老的巨河上继续漂流……
“秋风衰劲草，天地何不仁。驾言陟阴岭，川原低暮曛。临空奋远响，寒飙逐雁群。”一九O九年，陈独秀闻长兄孟吉病逝东北，在扶棺南归的千里奔丧中吟成长诗《述哀》。令我震惊的是，诗中似乎预设了命运的玄机，其描叙的悲楚之景竟与三十八年后的场景暗合，读来如漂流中的亡灵的低诉：“扁舟浮沧海，去住随风波。浩淼不可测，起伏惊蛟鼋。……坎坷复踽踽，慷慨怀汩罗。孤篷岂足惜，狂澜满江河。区区百年内，力命相劖磨。……感此百念结，巨浪如嵯峨。噰噰鹡鸰鸟，双飞掠舷过。”他怎么能不想到君曼？一九三八年他从武汉专程来到君曼的家乡霍邱，名为鼓吹抗日，实为忏悔。世上有几个女子能做到君曼那样？早年跟他私奔忍辱负重，中年相夫教子含辛茹苦，还要协助丈夫编辑《新青年》，接待不计其数的革命同志，丈夫被捕她奋力营救，甚至与他一起蹲监狱！做革命家的老婆难，做东躲西藏的革命家的老婆尤难！一九四七年六月，长江正值梅雨季。不知天上是否有惨淡的月光穿透浓云？即便没有，那黑到极处的幽光也会闪烁在惊涛之上，轻轻拍打两个亡灵的呓语和低泣……

Ｂ、归葬故土
陈独秀自一九一三年遭通缉逃离安庆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一九三七年秋他乘船去武汉途经安庆，却未下船回故乡看看。这一直是个迷。也许事业受挫百般困扰，也许前路迷茫心事重重，也许带着少妻颇觉尴尬，……，总之他原本应该回乡看看的，可他没有回来。当木船载着灵柩抵达安庆码头时，社会显要显出一副冷漠面孔，只有少数亲朋故旧去江边迎接，更谈不上举行类似吴越那样的葬仪了。

冻鸟西北来，下啄枯枝食。
感尔饥寒心，四顾天地窄。（陈独秀：《雪中偕友人登吴山》·1914年）

当年陈独秀以冻鸟自比竟成谶语，江津恰好位于安庆偏西南。而安庆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要津，两岸津渡——北岸为盛唐湾渡，南岸为大渡口——更是樯桅如云。陈的深红色棺木先暂置于安庆西门太平寺，然后安葬于城北十里铺叶家冲，与原配夫人高晓岚合冢安葬。然而，将他与高晓岚合葬是违反独秀本人意愿的。陈与高的结合属包办婚姻，由父母选择和定夺。陈与高氏在志趣、文化等方面均存在较大差距。他后来与妻妹高君曼（与高晓岚同父异母）相爱，继而离家出走、同居并结婚，遭到双方家庭的强烈反对和社会非议。这一违伦之举，曾长期是政敌嘲笑的话柄，死后亦成为文痞争相挖掘以赚取稿费的“绯资”。对陈独秀而言，他绝对想不到自己死后仍与原配合冢一处，尽管这合乎高晓岚及家人的愿望。一九三O年高氏临终前在叶家冲购置了一块墓地，嘱咐儿子她死后要与原配合葬。她是大户人家的倔强女子，到死也咽不下这口气。这到底是出于报复还是发自眷恋：你我生不同檐，但求死后同穴！按当地惯例，合冢应男左女右，可是陈的灵柩却葬在高氏右边。原来，高氏灵柩左边紧靠陈家墓地的边缘，右侧尚能容下一口棺材，再说高氏灵柩已年久难移了，因此陈的楠棺只能葬于右侧。这个合冢墓坐北朝南，跟一般村民的墓冢没什么区别，不过隆个黄土包而已，墓碑高不足一米，宽不过半米，上刻“先考陈公乾生字仲甫之墓”，下书“子：延、乔、松、鹤年泣立”。“陈乾生”是陈独秀参加科考时的正式用名。其时知道此名的世人已很少。陈松年这样写显然用心良苦：一则回避那个举世皆晓的名字，可减少来自社会和政治的双重纠缠；二则回归到他与高氏离异前的状态，更合乎母亲高氏的愿望，似乎这样在阴间更易相处。在这个墓冢上，我们不无悲哀地看到陈独秀一生的反抗宿命般地回到原点：他必须回头与原配高氏重组在一起，必须回到反清之前参加科举的那个名字下面。与其说是漂泊一生返归故土，不如说他一生都探寻、挣扎在关津和迷津之间。

1968—1978：湮没的荒冢
迁葬安庆后，陈松年每年清明都要带儿女去父亲坟头扫墓祭祀。据他口述，自一九六一年起，他就没上过坟了。一则当时闹饥荒，一家六口尚且难保，哪顾得上老祖坟；二则陈松年自小谨小慎微，敏感多疑，他嗅到了当时政治气氛越来越危险的苗头。果然，“文革”不久就爆发了，极左猖獗，全民疯狂，打倒牛鬼蛇神的口号喊得震天响，上查三代，下刨九族，剖棺鞭尸是常有的事。陈独秀女儿陈子美（与高君曼所生）居广州，在“文革”期间惨遭造反派辱骂和毒打，只因她是右倾机会主义总头子的女儿！陈子美性格刚烈一如乃父，走投无路时竟携两个儿子偷渡香港：其时她五十六岁，身上绑着酱油桶在水上漂流！陈松年的恐惧和预见是有道理的：在越来越高烧的政治氛围里，父亲成了“牛鬼蛇神”的老祖宗，集各种大帽子于一身：右倾机会主义者、投降主义路线总头子、托陈取消派、反共产国际者、反党分子、反革命分子、汉奸、叛徒。倘父亲灵柩不迁回安庆，在江津更难逃一劫——那样显豁的碑铭（那是烙在党史上的一个反面符号），红卫兵岂能放过它？
陈松年解放后一直在偏僻的砖窑厂工作。老实本份的他看透政治，世事洞明，只埋头干活，尽可能不参与社会性活动。这是他保全家躲过那场浩劫的重要原因。一波波政治运动使陈独秀日益被妖魔化了。政治上的是非功过他无法判断，父亲的形象在他心中越来越灰暗，也是不容规避的事实。那是一个巨大的阴影笼罩着这个家庭和孩子们的前途。他看来是下了决心不去扫墓的，而扫墓必定会引起注意，容易暴露目标。红卫兵都是解放后出生的年轻人，他们不知道“陈乾生”是谁，但村里年长者还在。结果，父亲的墓冢十八年无人照管，无人培土，亦无人修剪。独秀生前叱咤风云豪气万丈，死后的墓冢竟无人问津，连墓碑也不知去向——
一九七九年三月， 父亲百年诞辰临近，饱经沧桑的陈松年带着家人去扫墓，竟找不到父母的坟地，连叶家冲也更名为先锋生产队了。后来他找到当年抬棺人朱亚圣引路，才在一片绿杉林中找到一个土堆，没有墓碑，跟无主坟一样。历经十八年风霜雨雪的不断冲刷与侵蚀，坟包遮没在荒荆野草中几近于无。如果不被指认，谁也不知道这儿有一个坟——杂草丛生的小土堆下面埋着现代中国的开拓者。难道这是死者被彻底遗忘而被大地记住的最好方式？它竟应验了独秀在《存殁六绝句》中的两句诗——“冢中傲骨成枯骨”、“东风吹泪落孤坟”。陈松年的心颤抖得厉害。往事如烟，历历在目。十八年了，他也老了，比父亲更老了。他愧对这座坟。到了这份上，他还有什么放不下的？还有什么可畏惧的？
为了下次不再找错，陈松年悄悄在杉树上留下刻痕。他问朱亚圣：可晓得墓碑弄哪了？朱亚圣回答：不太清楚，可能拿去铺路了。这个村民的回答是可信的。墓碑不会用来砌房，或者砌猪圈，这不吉利，只能用来铺路。比起斯大林死后遭鞭尸之辱，比起张英、张廷玉被掘墓抛尸，陈算是幸运的了。对于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独秀晚年作过痛苦反思和惊人预见：“苏联二十年的经验，尤其是后十年的苦经验，应该使我们反省，我们若不从制度上寻出缺点，得到教训，只是闭起眼睛反对史大林，将永远没有觉悟。一个史大林倒了，会有无数史大林在俄国及别国产生出来。在十月后的苏俄，明明是独裁制产生了史大林，而不是有了史大林才产生独裁制。”（《给西流的信》·1940年）这样的观点太超前了，在当时不可能被接受。当然，陈独秀会原谅村民们。做铺路石有什么不好呢？他已经将自己的一生当做铺路石了。

1979：重立墓碑
陈松年秋天再去墓地时，发现那棵刻有记号的树被人砍掉了。重修墓地之于他，此时变得更加迫切。可是，为右倾机会主义者修墓非比寻常，弄不好会成为一起政治事件。因此他向当地政府提出申请，并最终获得省政府批准。事实上，这次修葺不过是给几 地的坟茔隆个土包，然后重立一块墓碑。重立的石碑高零点八五米，宽零点六米，碑文由安徽书法家葛介屏书写，右边一行小字：“公元一八七九年十月九日”，中间用隶书大写“陈公仲甫母高太夫人合葬之墓”，左边下角写：“子延年、乔年、松年、鹤年泣立”。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碑铭将陈独秀与高氏并列一起，世俗化、家族化色彩更浓，政治性联想被降到零点。以几十年历经运动之经验，陈松年的担忧并非多余：直接写上“陈独秀先生之墓”仍存在危险，既对活着的陈氏后人，也对父母墓冢构成难以逆料的威胁。然而陈独秀毕竟是一代巨人，完全回避他的革命家、政治家的角色是不妥当的。因此，这个碑铭显然不如前面那一块。它折射了“文革”刚刚结束后的政治气候，似乎正在解冻但寒潮不断，走出阴影的人们仍心有余悸，如履薄冰。
如果老先生地下有知，他一定会发脾气的。没出息！粘粘乎乎，拖泥带水，哪像我陈独秀的墓碑？当年陈松年第一次去南京老虎桥探监，见到父亲后眼泪汪汪，被父亲厉声斥道：“没出息！”与他两个哥哥相比，这小子显得太懦弱了。延年、乔年刚烈一如自己，甚至见面不以父子相称而直呼“独秀同志”。以笔者猜测，若老先生自撰碑铭，当疾书“陈独秀在此耳”！这才合乎他的格调他的脾气。“我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张，自负责任，我绝对不怕孤立！”他晚年曾作过如此表白，堪称一生行事风格的恰切写照。不过，他怎么也想不到死后还在“走”（类似“走资派还在走”），飞墙走壁，如鸟似蚁，在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海洋中走，在浩如烟海的反面教材中走，在蓬头垢面的牛鬼蛇神中走。在活人看来，这个亡灵走着走着，就有点像喜剧和荒诞剧了，墓地竟成了小戏台。到如今，立块碑还得有人开恩，写个碑文还如此战战兢兢。也许，只有坟顶上的杂草野花以及蚂蚁们昆虫们，才能稍微慰藉这个一直被惊醒、吵醒和弄醒的墓中人。

1983：重修墓地
上个世纪末，笔者第一次去拜谒陈独秀墓。刚刚下过一阵微雨，那片森绿的杉树林和茂密的植被均充盈着湿意，空气中仿佛有一种历史腐殖土的混沌气息。笔者在这种氛围中走向这片静穆而孤寂的墓地——从来没有如此切近地直面这个悲怆的墓主。我看到墓顶上有一篷杂草在瑟瑟抖动，仿佛在低诉墓主的命运遭际和亡灵的漂泊无着。碑前摆放着几束沾带雨水的野花儿，显然有人来过。原来，一九八一年五月，陈氏后人就“历史遗留问题”上书中共中央，七月份中央办公厅批转此来信，认为陈独秀墓“可作为历史文物，立一石碑，加以保护。”当地市政府立即拨款两万元，对陈独秀墓地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重修，于一九八三年完工。这次重修，对死者是一次较大的惊扰，重修的必要性也值得怀疑。笔者以为保持原貌是对历史的尊重，也是对死者的尊重。原墓冢可以向人们闪开一条时空隧道，让人立即触击四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历史风云和墓主的命运遭际。但时代一变脸，这坟冢和墓碑也随之变脸。“墓史”还是不可阻挡地续写下来了。
笔者无意否定此次重修所传达的真诚愿望，以及政治解冻、社会转型所带来的正向气息。它无疑是陈独秀墓史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重修的墓台占地一百八十五平米，呈Ｔ形，墓台前的墓道是平缓而上的阶石，长三十米，宽四米，四周为微红的花岗岩护栏，与墓主的狂狷刚烈的性格相符；墓冢高一米五，直径约三米，墓冢四围用白色块石砌成，墓顶未封，黄土微微突起，寓意盖棺未定。整个墓地朴质而庄严，宁谧而孤寂，平民化中透显一种不平之气，一种悲怆的力量。重新书写的墓碑高两米，“陈独秀之墓”由黄山画院院长张建中手书，背面刻有“陈独秀一八七九年八月二十四日生于安庆，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七日卒于江津，一九四七年迁安庆与高夫人合冢于此。”正面碑文中没了高晓岚和子嗣们的名字，是迁棺安庆后第一次亮明墓主的身份。如果说楠棺的回迁是他第一次归乡，那么墓碑得以正名便意味着他第二次归乡。前者关涉时间与空间的位移，后者则关涉政治与历史的演变。正是从这里，我听到苍茫深处递来的一声低唤：独秀归来！魂兮归来！
那天我在墓地徘徊良久。从修墓角度说，这次重修可圈可点之处不少，基本能显示墓主的精神品格和悲凉一生，同时保持了大地之子生于斯的民间色彩。不管怎么说，它定格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特定的历史图表中，隐约可以听到一条冰河解冻时发出的坼裂声与碰击声。尤其那宛若火山灰凝成的暗红花岗岩，在远离权力中心的民间、乡间和草间，被浓密的绿荫所环拥而显得如此炽烈而肃穆，感人至深。

1989：复原与毁灭
有专家学者认为，江津是陈独秀最初的安葬之地，原墓址远比安庆陈墓的内涵更丰富，文物价值更高。一九八九年江津县政府在原墓址原样复建了陈独秀墓，并定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供人瞻仰。有意味的是，当年的整块墓碑已无处可寻，仅在康庄被人拾到一块原墓碑之残片——只剩下“独”字之偏旁“犭”，仿佛一个幽灵陷入孤寞的情状和踽踽而行的独影。
然而，几年后建造江津长江公路大桥南引道时，重修的陈墓竟被推倒、铲平。官方认为那不过是一个空墓而已，再次迁址是不得已而为之，没什么大不了！这种令人错愕的浅薄无知并非限于此事此地，它代表了一种对待历史和人文遗产的虚无态度和流氓意识，至今仍蔓延在当下社会的意识中。谁能想象巨大的推土机轰隆隆开过来，像铲掉障碍物那样将陈墓夷为平地？且不说这是真实的陈墓遗址，即便是一个标志或象征物，其意义也与实体墓等值，它的神圣性不容亵渎，更不容随意变更！
由此我们不难发现一个巨大的魔影随着双轨制时代降临了：它并非来自极左的否定力量，而是工业化巨兽正在将当年那个温厚侠义的江津，变成另一个富足浅薄的江津。这是否意味着陈独秀必须再死一次？官方宣称，陈墓推平处已插上电线杆作为标记，计划重建墓地并立独秀雕像一尊。往明处说这是表达对死者的尊敬，但真实的动力更多的来自经济考量——建立景点搞活旅游，以迎合剧烈变迁的时代花脸和市场价值观。随着全球化浪潮日益深入，马克思所预言的“世界市场”及其连带的意识形态，正在改变这里和那里，并损毁那些有碍于它的精神质素和文化底座。

1999：陈独秀墓园
陈独秀死后注定得不到安宁。他的墓始终关涉这片大陆的政治氛围和意识形态气候。每一次大变动都触及陈墓的碑石和泥土，惊扰沉睡在这儿的亡灵。那些铁镐挖动的声音、打磨石块的噪声以及人群的喧嚷，不过在证实死者生前就领教过的那只诡谲之手的魔力。陈独秀墓园一期工程，于一九九九年底动工至二OO一年初结束。这个新墓看上去完全像一个富豪的墓体，富丽华美的汉白玉闪闪发光，正午时甚至有些刺眼。据称修墓耗资一百二十万，墓台由原来的一百八十五平米扩展为一千平米，耗资最大的是半球形冢体用汉白玉贴面，其高度由原来一米五提升至四米，直径七米，并完全封顶；墓台地面镶嵌斧剁花岗岩，四周仍为汉白玉雕拦；新立的黑色花岗岩墓碑高二米四，上刻一行镏金大字：“陈独秀先生之墓”，据称是拼凑欧阳洵的字体，经电脑放大制作而成，让人感觉莫名其妙，不伦不类。如此奢华、浮躁、酸气，与死者清贫、孤寂、悲怆的一生相去甚远，也与死者的精神品性相去甚远。据当地飞行员说，有了这个闪闪发光之物，军机返航可以不用航标灯了。笔者不止一次带领学生去拜谒这个新墓，每次脑海中都浮现当年那个朴素寒伧的小土墓。两相比较，那种逼人思考的悲剧性和直抵人心的震撼力，完全感受不到了。

何处渔歌惊梦醒，一江凉月载孤舟。
（陈独秀：《对月忆金陵旧游》）
看来入土为安的亡者是无法安眠于斯了。这个浮华作秀的全球化时代，尽可以在活人们中间撒欢、喧腾、抛锈球，为什么却要让一个先驱者的亡灵不得安宁，让一个不合时宜的思想者的墓冢去迎合它？新墓冢寸草不生，雨水不入，均被华美玉石彻底隔开，毫无生气、灵气和旷野气。老先生在地下，想必再也感觉不到草之枯荣、虫之低吟了。据介绍，整个墓园规划用地一百五十亩，南北长三百八十米，东西宽三百米，沿南北中轴线设立墓台、纪念广场、陈列馆、塑像、碑廊等。很显然，之所以如此大兴土木，其主要动机是为了打造的“历史文化名城”，并推动“红色旅游”。笔者并不反对为陈独秀修建墓园：你尽可以在原墓周围新建一些纪念性建筑物，却完全没必要毁掉二十年前的旧墓（这本身已是文物），去修建这样一个奢华的墓冢！笔者对此一直郁闷难解。我认为，汉白玉这种材质与陈独秀的精神品质南辕北辙。是不是石材的等级越高，便意味着亡者的地位和精神境界越高？如果有朝一日官方恢复陈独秀应有的历史地位，是否意味着要用更华贵的材质更宏大的规模再修一次墓冢呢？想想看，位于伦敦海格特公墓的马克思墓冢（也埋葬着他的家人），与其他墓冢并无特别之处（墓碑由浅灰色的花岗岩制成，高约四米，碑顶上是马克思青铜胸像，碑正面刻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一百多年来并没有因马克思死后影响日隆而重修或扩建，一切均保持当年原样。然而这并不妨碍后人对马克思的历史评价，以及无数的崇拜者来敬谒他。
前面说过，陈独秀二十年前乃至六十年前的旧墓已成为历史的一部分，改变它是不尊重历史的表现，而且让亡灵备受折腾，连享受“入土为安”也成为奢望。但修墓者不这样认为。他们振振有词地说，原墓只享受“市重点文物保护”，现在可以申报“国家重点文物保护”了。呜呼哀哉，保护欤？破坏欤？一时间竟变得模糊难辨了。笔者还想到一个细节：一张陈独秀与彭述之被捕后的双人照，一直被研究家们误读，传讹至今：那个双目炯炯、咧嘴在笑的陈被误认为彭，而双目赤红、眼疾颇重的彭却被当成了陈。建党七十周年时，中央权威部门摄制一部大型纪实纪录片《中流砥柱》，第六集仍把彭述之当作陈独秀介绍给观众。它象征性地暗示或传达了一个信息：陈独秀锁在迷雾中的真面，远未让官方和世人充分认识。
在我看来，陈独秀为民主和科学奔走呼号一生，到了晚年才意识到个人的自由和独立比什么都重要。他拒绝成为棋局的一粒棋子。前文说过，江津何以成了陈独秀的必死之地，原因正在于他看透了各种政治力量构置的棋局，他不能以牺牲独立和自由为代价去换取权力和荣耀，而宁愿坚守清贫、孤寂和惨淡直至死去。

二○○六年八月

载《随笔》2007年第四期

@人生之道22 2022-03-15 18:33:10
陈独秀晚年彻底醒悟了，什么是列宁斯大林主义及真正民的含义，但已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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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朋友来访！

@俺家三郎 2022-03-16 05:32:59
1990年4月，我到安庆石化开会，与几位会者一同拜谒陈独秀先生墓。当时印象朴素普通，冷落孤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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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现在全都改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