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入农牧业文明，人类 选择的文明路径各不相同，五花八门。
陈炎先生认为：作为人类文化的主要形式，无论是西方、中国，还是印度，都需要用法律、伦理和宗教来协调社会的运转。
其顺序大致如下：
（1）西方：法律、宗教、伦理；
（2）中国：伦理、法律、宗教；
（3）印度：宗教、伦理、法律。
西方是以法律为主的社会，
中国是以伦理为主的社会，
印度是以宗教为主的社会。
综合许多学者及本人的认识：
很显然，印度人继承了先天原始时代的遗风，一如既往，宗教优先。他们倚《吠陀》而创婆罗门教。以宇宙背后的终极本体梵（就是真空场）及梵的显现（梵天、湿婆、毗湿努）为枢纽，孕育了伟大的宗教文明。
印度人力求出世，在苦行中获得解脱。在他们的心目中，家庭、国家都是不死的灵魂，在轮回中一个小小的驿站，简直是一种负累。所以印度人尊师重道，神人沟通第一。师生关系，比家庭关系还要紧密。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的关系，衍生出了种姓制。印度人的基本单位就是种姓，人与人之间不仅有差别，而且等级森严。不同种姓及名目繁多的亚种姓的人之间因害怕染污互不来往、严重隔绝。父子、兄弟之间，也缺少感情联络。每个印度人都希望获得神灵的惠顾，却没有兴趣与他人沟通。人与人之间的基本关系是义务式的。——较低种姓的人为较高种姓的人，提供单方面的服务，并认为这是神灵的安排，是需要忍受的自己今生的命运。印度的社会，凝聚力很弱。
中国人另辟蹊径，在黄河、长江流域的冲积平原或黄土高原上聚族而居，因人口膨胀，战争融合与兴修水利缔造了一个大国。商品经济（由于陆路运输成本高于海路几十倍）不甚发达，氏族分化程度有限，土地也没有完全私有化，氏族内部的血缘纽带十分牢固，故大搞祖先崇拜，强调血缘关系神圣。天子分封（或者给土著一个名分），诸侯分封，卿大夫再分封......大宗--小宗--大宗--小宗，环环相套。从天子起直到士及庶民，以血缘婚姻关系，合天下为一大家族。国是家的放大，“社会成员各以其对宗主的亲疏远近关系而定其地位的高低。”是为“宗法”社会。——在家里谁讲法律啊？“人人平等”自然也不存在。父母长辈可以责骂子女，子女却不能责骂父母长辈。讲究的是父慈、子孝、夫唱、妇随、兄友、弟恭。先“礼”而后“法”，温情脉脉，使人在温、良、恭、俭、让的人际关系中获得温暖。人牺牲了自由，却获得了归属感，获得了家族的强大支撑。
中国人的基本单位是家族，“由于年龄、辈分、级别、地位上的种种差异，人与人之间也不可能是完全平等的。而保留适度的差异，并不妨碍彼此之间的沟通”。故人与人之间讲互惠而不是交换，讲差别而非对等，讲情愿而非契约，讲仁爱而非博爱。

克里特、迈锡尼文明，（后来的）希腊文明，罗马文明都是海洋文明，可以统称为西方文明。它们以远洋运输为主，大量工商业较发达的城邦皆由海外移民建立。很多人已经消弱，甚至斩断了原始氏族的血缘关系。大家都是漂泊的异乡人，甚至是“单子”，身处陌生社会。两眼一抹黑，谁也不认识谁。为了维护私有财产，锱铢必较，经常武斗，发动战争。打斗之后协商，一般都是各方相互妥协订立社会契约。所以政治哲学、法律文化相对更发达。政府该做什么，别人该做什么，自己该做什么，白纸黑字、一清二楚。故有法律上所谓“公民”概念。往往凡能自备甲胄武器者都是公民。许多城邦是公民平等，外邦人无权，奴隶和牲畜垫底。
西方文明坚信人格平等，连帝王也无权剥夺所有个人自由。人与人之间的基本关系是交换的、对等的、契约式的、商业化的。而在情感上则主张，相互尊重和均施博爱。用法律来约束人们的行动，用信仰来凝聚人们的精神。——概而言之，古希腊的“城邦”是法律的集合，自由以孤独为代价，凝聚力中等。亚里士多德所谓“人天生就是政治动物”，中国人可能会勉强接受，印度人则恐怕会嗤之以鼻。
以上三种文明，基本上都是人在特定的自然环境下所做出的符合逻辑的自然选择。对我们来说优劣难言，可以各取所需。
今天的世界是商品经济，城市文化。熙熙攘攘，争名夺利。主要应以法律维系，以宗教引导。
未来的世界，是天下一家，每个人都是法身上帝的儿女，道德伦理自然会逐渐排斥法律。以宗教引导，以伦理约束，法律日渐隐退。而印度的修炼文化，也会被高度重视。
谈到法律与政治，我们不得不从亚里士多德开始。他被誉为西方政治学之父，影响深远。

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年—公元前322年）是世界古代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科学家和教育家之一，他极其博学，多才多艺，著作等身。构筑了一个包括形而上学、逻辑学、修辞学、物理学、生物学、教育学、心理学、伦理学、政治学、经济学、美学、博物学等等在内的庞大体系。他的著作是古代的百科全书，据说有四百到一千部之多，这些书为后来的许多学科奠定了基础，几乎左右了欧洲中世纪的学术。对阿拉伯国家，对近代世界，同样意义十分重大。他在思想界的历史地位，大概仅次于耶稣、释迦牟尼、穆罕默德等几大教主，在近现代欧洲恐怕是无人能出其右。
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年，出生于色雷斯的斯塔基拉，这座城市是希腊人的一个殖民地，与正在兴起的马其顿毗邻（色雷斯的斯塔基拉在上面的地图上可以看到）。他的父亲是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的宫廷御医，他的家庭应该是中产阶层。17岁时，亚里士多德南赴雅典，在柏拉图学园就读。他在那里寄居达20年之久，直到前347年柏拉图去世。柏拉图对他评价很高，称他为“学园之灵”。他并不盲从，经常与老师争辩。留下了一句名言：“我爱我师，但我更爱真理”。
离开雅典后，他游历各地。3年后，即公元前343年，被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召回故乡，担任当时年仅13岁的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他教给储君哲学、逻辑学、伦理学、政治学、几何学等。此时，亚里士多德四十二岁。普鲁塔克认为，亚里士多德对亚历山大影响很大。罗素则认为，他对亚历山大的影响等于零，在亚历山大眼里只是一个迂腐的老学究，两个人仿佛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一般。

亚历山大对科学事业非常关心，对知识十分尊重，也许的确受到了亚里士多德的影响。但亚里士多德的政治观是建筑在即将衰亡的希腊城邦基础上的，实质上就是坐在封建社会的最末端回望。而亚历山大大帝，开创的则是一个中央集权制的大帝国。
公元前338年，腓力二世打败了雅典、底比斯等国组成的反马其顿联军，次年召集了全希腊会议，约定希腊各邦停止战争，建立永久同盟，由马其顿担任盟主。希腊各邦已经名存实亡，成了马其顿的附庸。
公元前336年腓力二世遇刺身亡（普鲁塔克怀疑刺杀与亚历山大有关），20岁的亚历山大继位。公元前334年，他率领马其顿和希腊各邦联军出征波斯。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打跨了许多国家的上百万敌军，建立了一个空前庞大的帝国——其领土西起古希腊、马其顿，东到印度河流域，南临尼罗河第一瀑布，北至药杀水，征服全境约500万平方公里。据说超过了成吉思汗本人征服的领土面积。
亚历山大出发远征的前一年，公元前335年，亚里士多德重返雅典，在那里建立了自己的学校——吕克昂学园。他领着弟子，边讲课，边漫步，因此被称为逍遥学派（可不是《天龙八部》里的逍遥派）。他的作品很多都是以讲课的笔记为基础，有些甚至就是他学生的课堂笔记。
因为帝师身份，他在雅典受到了很多的优待，地位显赫。据说还得到了亚历山大和各级马其顿官僚大量的金钱、物资和土地资助。吕克昂学园，占有阿波罗吕克昂神庙附近广大的运动场和园林，有当时第一流的图书馆和动植物园等等。有人说，亚历山大为他的老师提供的研究费用，达八百金塔兰（每塔兰重合黄金六十磅）之巨。还提供了大量的人力，收集了大量动植物标本和其他资料。后代学者一致认为，没有一批助手的协助，亚里士多德的浩瀚著作，实非一人之力所能完成。
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病故。雅典人立刻开始反叛，想摆脱马其顿的统治。由于和亚历山大的特殊关系，亚里士多德被指控为不敬神。他被迫逃出了雅典，一年之后，即公元前322年，亚里士多德因身染重病离开了人世，终年六十三岁。

马教历史学者，搞不清楚古希腊文明的位置。硬说古希腊城邦都是奴隶制的，亚历山大帝国也是奴隶制帝国。罔顾事实，削足适履。他们认为，人类历史从低级到高级要依次经历原始GC主义的、奴隶制的、封建制的、资本主义的和GC主义的五种生产关系。这种理论漏洞百出，导致了无穷混乱。已经被事实粉碎，变成了一个荒诞的笑话（譬如前苏联和东欧就从所谓先进的社会主义社会，退回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国也是一样）。
我们用生产力标准和政治集约程度来划分社会，认为人类经历了采集狩猎、农牧业、工商业社会，经历了旧、新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机器时代——信息时代。后面是超能时代，灵系时代。一个比一个进步（中国现在处于半机械半信息社会）。
用政治集约程度划分：氏族——部落——酋邦——封建国家——中央集权国家——世界共和国（天下），还是一个比一个进步。
（注：酋邦是原始社会晚期的大型社会组织，部落联盟酋长拥有的是非强制性的权威。还不是国王，社会的政治机构还不完善。参与、影响决策的，并非酋长一人（譬如黄帝与四岳），还带有MZ性质。部落联盟酋长还需要推举，而不是顺位继承，它往往是几万年原始MZ的最后阶段。）
古希腊各城邦所处，就是封建社会。亚历山大帝国和希腊化各国，则已经进步到了中央集权社会。狭小地域方能施行的民主制度，尤其是直接民主制已经过时。19世纪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格罗特甚至说“从亚历山大以后，不但希腊的政治自由和独立行动开始熄灭，而且多产的天才也开始枯萎。”——所以亚里士多德对城邦政治理论的种种探讨，也主要只是针对未来才有意义。

两种社会都有奴隶，但都不能称之为奴隶社会——很简单，奴隶不是生产的主要承担者。奴隶不仅仅存在于这两种社会之中，还可以存在于其它社会。譬如近代的美国南方、加勒比岛屿和南美的巴西。如果有奴隶就是奴隶社会，那么今天的中国一样可以称为奴隶社会（黑煤窑）。
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试图在古希腊、罗马社会中发现奴隶从事大多数生产劳动的做法是徒劳的，事实上除了意大利部分地区和西西里在短暂的时间内曾出现过奴隶劳动占优势的情况外，古代西方大多数生产劳动，还是由小农和小手工业者完成的。奴隶制的繁荣仅仅局限于古希腊和罗马的一定时期，即由于战争与海盗的猖獗，造成奴隶价格极为低廉——这样才有可能出现奴隶劳动代替自由人劳动的趋向。时至今日，西方有关史学家，已经一致否认奴隶制社会存在的普遍意义。
在西方学者中，对雅典奴隶数量的估计从二万到七、八万不等。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威斯特曼在《古希腊与罗马的奴隶制》一书中指出：阿泰尼乌斯所提供的古代城邦蓄奴数字完全不可靠（阿泰尼乌斯说雅典有40万奴隶）。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反杜林论》中直接使用阿泰尼乌斯的数字作为雅典等邦已变为奴隶制国家的证据，自然也大有问题。平均每个自由人有10个奴隶，在冷兵器时代岂不等于是在准备上吊自杀？——虽然希腊城邦在公元前 5 - 4 世纪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使用了奴隶劳动，但“希腊文化并非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之上。”
奴隶制生产方式只是一种局部的特殊现象，所谓“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发展”，这一历史公式乃是完全错误的。
我们已经看到，日耳曼人，从氏族部落进入封建社会，没有经过奴隶社会。南斯拉夫人从氏族社会，没有经过奴隶社会，直接进入了封建社会。（公元六七世纪时进入巴尔干半岛，建立一些封建小国）——西斯拉夫人（捷克、波兰），东斯拉夫人，阿拉伯人、印度人，日本人、朝鲜人、越南人，实际上也包括中国人，都是没有经过奴隶社会阶段就直接进入了封建社会。遍征史籍史料，世界古代各国绝大多数都没有经过奴隶社会，就直接进入了封建社会。
概而言之，由原始氏族社会进入领主封建社会才是惯例。所谓奴隶社会理论，完全是望文生义（把斯巴达的特例当成了惯例），捕风捉影。
——加上这段分析，我们对亚里士多德生活在怎样一个时代，才能有清晰概念。

《封建论》认为：“封建非圣人之意也，势也。”——什么势？
青铜时代，主要生产工具都是石器、蚌器、木器。生产力不发达。天下共主不可能实际控制各小邦。所以他不得不分权。让他们自治。
百度《封建制度》：
“《史记》记载：黄帝时代，“诸侯咸来宾从”、“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黄帝“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这描述的便是早期的封建制度。五帝三代时期不断发展，到周朝时封建制度的完善程度达到顶峰。柳翼谋谓：“自唐、虞至周皆封建时代，帝王与诸侯分而治之”，即从尧、舜经夏、商到周朝，采用的都是封建制度”
“封建社会发展成为一国政府体系统一治理的完全大一统社会，可说是社会进化（包括产业、商业、科技、交通、军事、行政、思想等发展）的必然结果。封建社会变为大一统社会，世袭贵族和全民阶级制度被取消，代之以官僚选拔和行政制度，确立了广大人民之间的平等原则；而基层民间自治机制，仍得以延续发展；在中央则采用君主集权制，直至民国”。
——放眼古代，这乃是世界历史的常态。——铁器（生产力进步）导致中央集权。所以说中国历史才是这颗星球上的标准版。
欧洲则是例外（什么事都有例外）。
罗马帝国也曾经统一欧洲，树立中央集权。建立行省，派遣总督治理。（奥古斯都时的行省总数达到27个。）但由于蛮族入侵，中世纪欧洲却退回了封建制度。失去了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大大小小的诸侯各自为政，建立属于自己的城邦，如同中国的周朝。
则显而易见，欧洲经历了：封建——中央集权（罗马）——再封建（中世纪）——再中央集权。（英法德意各国）
从欧洲视角看世界，莫名其妙。
由世界看欧洲，一目了然。

亚里士多德用归纳法和演绎法研究哲学（当时的哲学范围广大），认为实体是形式和质料的结合。世界由土、水、火、气、以太五大元素构成。“真空”不能存在，因为空间必须装满物质。物体运动需要推动，“必然存在第一推动者”。
伯特兰·罗素对此的评价是：“他的学说乃是一种常识上的偏见而加以学究式的表现”。
亚里士多德认为，白光是一种再纯不过的光。他按一定的标准对动物进行了分类，猜出了生物应该有遗传程序（他叫它“造型因素”）。他不相信进化，坚信世界基本完美无缺，而知识起源于感觉。他认为逻辑学是一切科学的工具。他创立了形式逻辑，提出了著名的三段论。
亚里士多德认为地球是球形的，是宇宙的中心。
他在《天体篇》里从三个角度对此加以论证：
1、月食时分界线总是凸的，皆因月食由地球介入而生，分界线形状由地球表面决定，由此可知地球是球形的；
2、夜间从北向南或从南向北走，会看见有的星星从前方地平线升起，另一些星星却在后方地平线下消失；
3、船靠近时总是先看见桅杆、后看见船身，而远离时正好相反。
（“如果地球不是球形的，那么月食时就不会显示出弓形的暗影...如果月食是由于地球处于日月之间的位置，那么暗影的形状必定是因地球的圆周而造成的，因而地球必定是圆形的。观察星星也表明，地球不仅是球形的，而且也不很大，因为只要我们向南或向北稍微改变我们的位置，就会显著地改变地平圈的圆周，以致我们头上的星星也会大大改变它们的位置......某些星星，在埃及和塞浦路斯附近可以看见，在较北边的地方则看不见，而在北方国家连续可见的星星，在其他国家就可以观察到沉落。这就证明，地球不仅是球形的，而且地球的圆周也不大，因为要不然，位置的细微变化不可能引起这样直接的结果”。）
——真是视野开阔，思维缜密。令人惊叹不已。充分显示了一个伟大科学家的深邃透辟。
霍金说：“亚里士多德甚至估计地球大圆长度为4000000 斯特迪亚。现在不能准确地知道，一个斯特迪亚的长度究竟是多少，但也许是200码左右，这样就使得亚里士多德的估计为现在所接受数值的两倍”。——似乎倾向于贬低亚里士多德。但也有人认为，亚里士多德的数值可以换算成39,350公里。与地球赤道周长40075公里相差无几，极其准确。
亚里士多德甚至预言了工业革命的来临：“如果每个机器都能制造其各自的零件，服从人类的指令和计划...如果梭子会自己来回飞动、如果弦拨会自己弹奏竖琴，完全不需人手操控，工头将不再需要领导工人，奴隶主也不再需要指挥奴隶了。”
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一书很出名。他认为，伦理知识并非一种“精确的”知识。伦理是一种实践的学科，而非只是理论性的。譬如一个人若要成为“好人”，便不能只研究美德为何，而是要亲身实践美德。“至善”的最终目标是幸福，幸福本身则是最终的至善形式。一个人去做人应该做的事情，就会快乐。
他将人类划分为四种等级：道德的、自制的、不自制的、以及邪恶的。认为找出事物的平衡点，是找出幸福的关键。介于两者之间的那个平衡点，就是中庸之道。奉行中庸之道，可以让一个人活的健康、快乐，养成好的习惯非常重要。除了一般的正义，对于犯罪或非正义行为施加惩罚也是正义。——都相当正确。
而罗素的评价居然是：“亚里士多德的伦理观点，大体上代表着他那时有教育的、有阅历的人们的流行见解”。“这部书投合了可尊敬的中年人的胃口，并且被他们用来，尤其是自从十七世纪以来，压抑青年们的热情与热诚。但是对于一个具有任何感情深厚的人，它却只能令人感到可憎”。——真是岂有此理！

在伦理学之上，亚里士多德构建了《政治学》体系。《政治学》据说成书于公元前326年。此时，亚历山大已经征服了整个波斯。正在远征印度。（前327～前325）他在海达斯佩斯会战中，彻底击溃了印度国王波拉斯的军队。并义释被俘的波拉斯，即将停止远征。一个空前庞大的帝国已经缮就。

在对100多个城邦政制分析比较的基础上，亚氏系统论述了什么是对公民最好的国家。他从柏拉图的《政治家》和《法律篇》出发。跨出了大大超越柏拉图的决定性的一步。阐述了城邦的起源、性质、目的、任务和活动原则，提出了关于公共权力、政体、法治等方面的理论。提出了“人天生就是政治动物”这一充满希腊人偏见的命题。他把个人的正义和国家的正义截然分开，使政治学获得了“独立”。《政治学》一书乃是政治学的开山之作。其体系和一系列政治观点，对西方政治思想的发展影响深远。在下二十多年前初读此书，即印象深刻，颇感惊异。

此书共8卷103章，可分4部分：

①第1、3卷，探讨城邦、政体等基本理论。认为城邦是至高而广涵的一种社会团体，追求最高最广的善业。人经家庭、村坊而组成城邦。政体分为正宗与变态两大类。前者为君主、贵族、共和3种，后者为僭主、寡头、平民3种。
②第2卷，批驳取消私有财产和家庭的主张，评析当时的各种政制。
③第4、5、6卷，论述现实中的平民、寡头、共和等政体的具体形态、变革原因及其防范措施，提出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共和政体是最稳定的政体。
④第7、8卷，论述理想城邦中的道德、人口、疆域、民族性和教育等问题。

乔治·萨拜因认为，《政治学》不是一部成品，乃由三套讲稿，或者五篇论文缀就。相当凌乱。读者不妨就按它传统的顺序读下去。
为了偷懒，我们就坡下驴，顺次摘读，夹叙夹议。最后予以总评。
提要：
亚里士多德把城邦理解为政治上的“合伙”关系。建立城邦是为了过良好的生活。个人因“畏惧暴死”、“厌恶麻烦”，决定放弃独立，开始了政治上的伙伴关系。。。。。。
（这一假设不成立。------古人都是聚族而居。由氏族而部落。由部落而部落联盟，再转化为国家。狼虫虎豹遍地，敌对氏族漫野。个人岂能独存？）
他说：我们见到的一切社会团体的建立，其目的都是为了完成某些善业。则社会团体中最高而包含最广的一种------城邦，它所求的善业也一定是最高最广的。家庭无需契约，组成政治团体则应有契约。（宪法）-------（这是商邦商人的见地。事实上，中国古人的社会契约就是“礼”法。超过家庭的是一个更大家族，甚至聚天下为一家。大家往往不好意思撕破脸皮，白纸黑字，标示权利与义务。）
为了互相维系得到共同保全，便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结合。“凡是赋有理智而遇事能操持远见的，往往成为统治的主人；凡是具有体力而能担任由他人凭远见所安排的劳务的，也就自然地成为被统治者，而处于奴隶从属的地位：在这里，主奴两者也具有共同的利害”。
（纯粹是谬论！没有谁会自认卑劣，自甘**。不因为被俘、被拐、负债，谁会愿意为奴为婢。把自己的权利拱手奉献他人？）“野蛮人应该由希腊人为之治理。”野蛮民族天然都是奴隶。（希腊人已经有了牢不可破的民族观念。所以我们主张，没有统一时的希腊各邦，是处于封建割据状态。希腊各邦与中国的春秋战国各邦大同小异。文化之辉煌亦不相上下。各擅胜场。但亚氏对野蛮人的偏见较之中国古人对“夷狄”的偏见更深一些。也许这就是他对马其顿君主的真正看法。他只字不提亚历山大的征服，恐怕就是出于这种偏见。）
男女因天性结合组成“家庭”。若干家庭联合成“村坊”。若干村坊组合为“城市（城邦）”这时“社会就进化到高级而完备的境界”了，在城邦“人类的生活可以获得完全的自给自足”。（亚氏此言甚为有理。因为社会需要分工。群体太小会妨碍分工。大城市有聚集效应而小城镇就差得远。）
城邦就是社会团体发展的终点。人类在本性上，是一个政治动物。而完全自足的城邦就是趋向至善的社会团体。（他似乎还没有博丹的“主权”即“国家特有权力”的概念。把城邦混同于了一般的社会团体。似乎也完全没有看到中央集权大帝国的优越之处。此处，远不及孔子对大同世界的高瞻远瞩。）
离群索居不是一个鄙夫，就是一位超人。不是一只野兽，就是一位神祇。（他显然不知道，在印度离群索居乃是正常的生活方式之一。）城邦的缔造者应该受到后世的敬仰，把他们的功德看作对人间莫大的恩惠。“城邦以正义为原则。由正义衍生的礼法，可凭以判断〔人间的〕是非曲直”，正义是树立社会秩序的基础。（此言极是。一个正义缺位，鬼魔横行的社会，很快就会天下大乱。不信就拭目以待。）
“人类所不同于其它动物的特性就在他对善恶和是否合乎正义”可以辨认。并且用言语互相传达。人趋向善良会成为最优良的动物，如果不讲礼法、违背正义，他就堕落成了最肮脏最残暴的野兽。他武装起来，更会引致世间莫大的祸害。（人是地球上最好的生命，也可能是地球上最坏的生命。这种现象举目即见。最肮脏最残暴的野兽也会让我们联想起侵华日军。）
古希腊智者大都认为法律出于强权，奴隶制度既由法定，便不合自然，违背天意。智者吕哥茀隆认为，人类不该有贵贱之分。他们认为“大神令人类全都自由，自然从来不曾强迫谁当奴隶”。　境内无奴隶之国，往往礼法良善，风俗醇正。
亚里士多德则认为：奴隶是有生命的财产。只有到了自动化时代，机器能自动工作时，奴隶主才可放弃奴隶。
（真是不仁已甚也。跟商羯罗一样。与释迦牟尼佛，耶稣，孔子等志士仁人相去甚远。多智而寡德，此亚氏之所以不能称圣。）

亚氏认为，劣种人被优种人奴役，合乎自然。“有些人在诞生时就注定将是被统治者，另外一些人则注定将是统治者”。在战争中所得蛮族俘虏及向蛮族地区所猎取的男女是“自然奴隶”。希腊人种优良，非希腊的波斯、意大利、黑海两岸欧亚各民族都应该当奴隶。“对于原来应该服属于他人的卑下部落，倘使竟然不愿服属，人类向它进行战争（掠取自然奴隶的战争）也应该是合乎自然而正当的。”（他的自然==天意）
希腊人称野蛮人为“吧尔吧”人，犹如犹太人称非犹太人为“外邦人”。中国古代黄河流域各族称吴楚人为南蛮“鴃舌”之人。
在希腊内部，凡是体力粗壮卑下、缺乏理智的人，“这种人就天然是奴隶”，应该“成为别人的财产”。而修长俊美的应该做主人。（希腊人非常重视美。）主奴各尽自己的职分，存在着友爱和共同利益。但不可凭借战争——权力和法律造成强迫奴役。（在希腊）总之要内外有别。
柏拉图认为政务和家务是一码事；亚氏则认为“政治家所治理的人是自由人：主人所管辖的则为奴隶”。奴隶的灵魂缺乏理智部分，但异于**，他能感应主人的理智而服从他，进行劳役。奴隶完全不具备思虑（审议）机能。
有五种生活方式：游牧、农作、劫掠、渔捞和狩猎。

亚里士多德坚信有神。
他认为神是最初因，是第一推动者，“真正的原初的善”，“永恒的美”。“神就是一切活动的目的因。”-------最终形式即是高高在上之神。神不生不灭，亘古不变。超胜但难以认知。是事物背后的实际主宰。最高的学问就是神学。
他说：“在月亮以下的东西都是有生有灭的，自月亮而上的一切东西,便是不生不灭的了。。。。。。。各层天都是完美的球形，而且越到上层的区域越比下层的区域，来得神圣。”
他说：“一切生物都在多少不同的程度上察觉到神,并且是被对神的敬爱所推动而行动着的。”
“当人站在特洛伊(今土耳其境内)的依达山上，看见平原上行进的希腊军人，前面有骑兵，中间有战车，后边有步兵，军容严肃，步伐整齐地向前行进，便会想到：必有一位指挥官，指挥军队秩序。如果站在海岸，看见一艘船，一帆风顺地驶进码头，便知船上必有一位掌舵的人，引船进了码头。这样，人也发现了造物主，他是布置世界秩序的主宰。人们看见天上无数星辰的秩序，看见太阳的出没，便惊讶地想到：这一切不能出之于偶然，必然由一位不可泯灭的大能者造出。”
荷马称呼诸神和万民共戴的君王宙斯为“诸神和万民的父亲”事出有因。
人的理性灵魂以及神不可毁灭。人的一切出自神。譬如人类赖以产生和掌握技艺的双手就出于神意。亚里士多德将人的双手归功于“自然设计的定例”、“应采取的较好的计划”、“作最优良的安排”、“被自然配属到人类”等的结果。
在他那里自然=神=上天。
他说：自然创生人类并给他们设置了陆地、海洋及其它种种，以供应其生活资料。为人类预备好了各种动物、植物。自然对于每一诞生的动物安排了维持其生命的资料；对于动物初生的子息配置了足够的营养资料。
在致富的各种方法中获取籽实（农作）和狩集动物（渔猎、畜牧）的方式总是合乎天意的。商人在交易中牟取自己的利益，不合自然、应该受到指责。用钱币放债更坏，最不合乎自然。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指出：
巴赛勒斯的统治须符合民众的公意，而且他们的权力还受到削弱。到亚里士多德生活的年代，希腊的某些城邦的王室已成虚位，只能主持一邦传统祭仪而已。“若干邦内虽说还有真王，也仅仅在出征国外时还保留着军事指挥的权力。”
在亚里士多德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巴赛勒斯的权力受到民众的限制，能够限制巴赛勒斯权力的人民肯定是比较自由的，摩尔根评论道：
“在亚里士多德的定义中，最关紧要的一点在于人民的自由，在古代社会中，这就是指人民能将政府的权力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指巴赛勒斯之职位是由他们的志愿来授予的，并且只要他们有充分的理由即可解除其职。象亚里士多德所描写的这样一种政府可以理解为一种军事民主制，作为自由制度下的一种政府形态而言，它是由氏族组织自然而然产生出来的，当时尚武精神盛行，人们居住在城郭之内，财富与人口日增，而他们的经验【还没有为一种纯粹的民主政治作好准备，于是就产生了这种军事民主制。】”“我们可以给巴赛勒亚下一定义，视之为军事民主制，在这种制度下，人民是自由的，政治的精神是民主的。”
--------显而易见：军事民主制是纯粹的民主政治产生之前的过渡阶段。这是所有历史学者公认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