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齐威王凭什么那么牛？（3）

稷下学宫

稷下学宫，是世界上第一所由官方举办、私人主持的高等学府，位于齐国的国都临淄稷门附近，因此得名。一说学宫建于齐威王初年，一说建于田齐桓公（威王老爹）在任期间，不管建于何时，稷下学宫从威王时期进入兴盛期（包括后任宣王时期），几乎容纳了“诸子百家”的所有门派，其中主要的如道、儒、法、名、兵、农、阴阳、轻重（轻重家，主要研究经济问题，也涉及政治、外交等其他领域）诸家，汇集天下贤士多达数千人，包括耳熟能详的孟子、邹衍、申不害、鲁仲连、荀子（三任学宫校长）等，当时的学术名人更是多如过江之鲫。稷下学宫的开设，增强了人们的学习热情，大量学术著作相继问世，大大地促进了先秦时期学术文化的繁荣，为之后的“百家争鸣”创造了条件。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查阅资料，这里就不多说了。

衣赐履说：看到稷下学宫的相关资料，我感觉有些问题好解释了。稷下学宫产生了大量的学术著作（包括很多已经佚亡的），很可能是后世修史的重要参考。在稷下学宫讲学的人待遇优厚，像淳于髡这样的名士，其待遇堪比齐国大夫，而且这些人很有可能借讲学成为齐国重臣。因此，我们可以合理推测，稷下学宫生产出来的作品，难免会有褒齐而贬其他国家的情况。我们说，读书人著书立说，当然应该尊重历史、实事求是，但是吃着你的喝着你的拿着你的还要骂你，恐怕很多人难以做到完全公允吧。从这个角度看，就能够理解为什么齐威王那么牛了。

09千古第一绝唱——秦孝公和公孙鞅的一世情缘（1）

前362年，秦献公嬴师隰（读如席）逝世，子嬴渠梁继位，是为孝公，昭示着一个大时代的到来。

中原各国，一向把秦国视为蛮族部落，各种国际会议，一向拒绝秦国参加。孝公深以为耻，决心整顿内政，提高文化水准，追求强大。

前361年，孝公发布招贤令：

从前穆公（春秋五霸之一，名嬴任好）励精图治，在东方帮助晋国削平内乱，在西方称霸夷狄，地广千里，天子封为盟主，各国国君都来祝贺，开辟后世万年基业。不幸出现一连串不肖的国君，厉公（十七任嬴刺）、躁公（十八任，名不详）、简公（二十一任嬴悼子）、出公（二十三任，名不详），国家动乱，无力顾及外事（原文：会往者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未遑外事）。于是，晋国占领我们河西领土（陕西省合阳县、大荔县一带，魏长城至黄河之间），使我们丢脸。我父亲献公即位，把首府迁到栎阳（栎读如阅，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准备东征，收复失地，复兴当年声势。可惜壮志未酬即与世长辞，每一思及，万分痛心。现在我们公开征聘贤才，无论是本国人民，或外国宾客，只要有谋略可以使秦国强大，我愿任命他当高官，分封采邑。

衣赐履说：招贤令不长，但很有分量，很有可信度。为什么？尽管到了二十一世纪，现代人号称可以实事求是地看问题，但是儒家文化根深蒂固，请问有哪个现代人可以拍着胸脯说自己的祖先很愚蠢的？而孝公在向天下发出的公文中点名道姓说自己的一大堆祖宗都是废物，一方面是秦本落后，还算朴实；另一方面说明，孝公内心的确煎熬，是真的想招揽人才，振兴国家。

消息一出，传遍各国，卫国人公孙鞅立即西来。公孙鞅即后世所熟知的商鞅，因是卫国人，也被称为卫鞅，之后变法立大功，秦王将其封到商於地区，才被后人称为商鞅。此时，公孙鞅在魏国宰相府充当一名职员，他喜欢研究法律，爱好秩序，笃信法家学派学说，遂成一代法家巨子。宰相公叔痤知道他有才干，打算向魏王推荐，但却害病在床。国君魏惠王魏罃（读如英，和齐威王论宝的那位）前来探病，见公叔痤奄奄一息，十分悲痛，说，人的寿命上天注定，有谁能不死？然而你大去之后，国家大事，我跟谁磋商？公叔痤说，宰相府里有个中庶子（随从官）叫公孙鞅，年轻有奇才，盼望你能信任他，把国家交给他治理。惠王大吃一惊，把国家交给一个从不认识，而且地位卑微的年轻人，这是开的哪门子的玩笑！公叔痤又说，如果你不能用他，那么，请马上把他杀掉，别教他离境，否则投奔别的国家，魏国必有后患。惠王听到此，又是一呆，支吾几句，起身告辞。公叔痤把公孙鞅找来说，对不起，我是国家宰相，必须以国家利益为先，所以先劝魏王或用你、或杀你，然后再告诉你，我看用你的可能性不大，请你快点逃走吧！公孙鞅说，大王既然不能听你的话用我，又怎么能听你的话杀我？魏惠王出了宰相府之后，对左右说，宰相病得不轻，尤其是脑子坏了，一会儿教我用公孙鞅当宰相，一会儿又教我杀掉公孙鞅，恐怕宰相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吧！

衣赐履说：这一段，《史记》、《通鉴》上记得都差不多，最主要就是魏王不用商鞅，但也没有按公叔痤的建议杀掉商鞅。我个人觉得商鞅在此表现有些托大，有两种可能，一是为了说明商鞅牛逼，故意编出这一个故事来印证他高度的智慧，其实商鞅早就跑了；一是魏惠王不是一个残忍的人，商鞅了解其个性才判断魏王不会杀他。

另，有时看古人起名字真有意思。商汤名子天乙，商纣名子受辛，咱们说帝王喜欢用干支起名也就罢了。这个公叔痤，痤是小包，可能是脸上长的，也可能是地面上的小土包，用在名字上不知什么道理。后面还会碰到很多怪名，到时我们捡有意思的讲一讲。

09千古第一绝唱——秦孝公和公孙鞅的一世情缘（2）

公孙鞅到了秦国，通过宦官景监的推荐，晋见秦孝公，提出富国强兵的具体方案，孝公大喜，要求公孙鞅负责执行。

衣赐履说：《史记》中记载公孙鞅与孝公谈了三次，第一次谈帝道，第二次谈王道，孝公都不感兴趣，第三次谈霸道，孝公立即不打哈欠了，精神超好，连谈三天三夜，云云。估计兑有水分在里面。

前359年，公孙鞅获得了孝公的绝对信任，于是大刀阔斧变法革新，但立即受到贵族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对（前361年君臣见面，前359年才开始改革，史书上没有明确记载为什么，估计是在为改革做各项准备，到了本年，正式开始实施）。

公孙鞅说，就普通人而言，面对一项重要突破，开始时他不可能会热心投入。可是等到丰富的成果呈现出来，他一定欢天喜地。真正有高贵品格的人，绝不随波逐流，建立不世功业的人，也绝不去征求每一个人的意见。所以，圣人们认为，只要可以使国家获益，不一定要遵守传统。

大臣甘龙反对说，恐怕不见得，遵循传统的风俗习惯，依照传统的法令规章，处理国事，官员们可以胜任愉快，人民也不致骚动。

公孙鞅说，普通人习惯于他们所习惯的那种生活方式，而专家学者们的见解，往往局限于他自己专业的那个狭小的知识领域。这两种人，教他们在他们的位置上，遵照规定，处理刻板事务，是上等人选。但不能跟他们讨论大计方针、政纲政策。智慧的人指出方向，平凡的人实践执行。贤明的人变法改革，庸碌的人牢牢抱住现状，死也不放。

孝公毅然说，公孙鞅说的对。于是，任命公孙鞅为第十一级官左庶长。

注：秦国官阶共二十级：最高一级彻侯，二级关内侯，三级大庶长、四级驷车庶长、五级大上造（大良造）、六级少上造、七级右更、八级中更、九级左更、十级右庶长、十一级左庶长、十二级五大夫、十三级公乘、十四级公大夫、十五级官大夫、十六级大夫、十七级不更、十八级簪袅（读如赞【阴平】鸟）、十九级上造、二十级公士。自三级大庶长到十一级左庶长比九部部长；十二级五大夫到十六级大夫，都是军中文职人员；十七级不更到最低二十级公士，都是士卒。

衣赐履说：我理解，此为官阶或爵位级别，类似现在说的国级、省部级、司局级等，但并不是实际职务，无实权，故公孙鞅初入仕即为十一级左庶长，级别很高，但如要变法，还得需要实际官职，就如同现代军队中，军长是正军级，有些唱歌跳舞的演员也是正军级，但实际权力区别很大。公孙鞅升至五级大良造后被车裂。秦始皇到泰山封了一棵老树为五大夫，相当于那棵树享受秦政府十二级待遇，套现在应该是文职干部，呵呵。

于是，公孙鞅甩开膀子实施变法，主要内容为：

组织民众，十家编成一组，互相监督，一家有罪，九家连坐。
鼓励告密，检举犯罪的告密者，跟上阵杀敌同一功勋。
知情不报或掩护犯罪的，跟阵前降敌者同一处罚。
建立军功的，依照等级，接受上赏。
不诉诸政府而自相斗殴的，按情节轻重处分。
在自己专业的岗位上，努力工作，农夫农妇，从事耕种纺织，而有超额生产的，免除他们的赋税。
从事蝇头小利的商人工匠，因懒惰而陷于贫穷的，全家没收，男当奴隶、女当婢仆。
皇亲国戚，如果不在战场上献身，一律排除于皇亲国戚之外。
爵位官级，有一定的高下尊卑和一定的升迁顺序，分配给跟身份相当的田庄、奴仆婢女和衣服器物。
对国家有功勋的，赐给他荣耀；没有功勋的富有人家，即令钱再多，也没有光彩。

衣赐履说：公孙鞅变法，当然不可能就这么几条，而且他当权二十余年间，还在不断推出新法。不过，我们仅从这几条就可以看出，尽管自公孙鞅变法开始，秦国走向强大，并且一统天下，但秦法严苛可见一斑。就我的理解，把万恶的连坐制度以法的形式公然实行，始于公孙鞅，此法一出，几千年来不知有多少冤魂飘在半空中，如果能吃公孙鞅的肉，他们一定一人一口撕碎他。鼓励告密，只此一条，中华民族的许多优秀品质立即会荡然无存，所有人与所有人为敌，所有人是所有人的监督者，人民生存在一个可怕的国度。农夫农妇超额生产的免赋，商人工匠懒惰而致贫的，男奴女婢。我几乎已经看见，有多少恶吏害得小民家破人亡！然而，就是这一套东西，使得秦帝国在百年间勃然兴起，真是历史的吊诡。后世太多的人崇尚商鞅，当代有作家出了一套书叫《大秦帝国》，前两册都是写商鞅的，把他塑造成一个悲天悯人的殉道者，甚至把其在渭河上杀掉成百上千反对变法的百姓、染红渭水的残暴之举，也都给出合情合理、有大慈悲心的解释，我以为就太过了。

09千古第一绝唱——秦孝公和公孙鞅的一世情缘（3）

公孙鞅担心人民不相信法令，于是就发生了妇孺皆知的“徙木立信”。在首府栎阳南门，竖立一根三丈长的木杆，宣称：谁把它扛到北门，就给十金（二百四十两黄金，实际应为铜）的报酬。大家觉得搞笑，没人当回事儿。于是，公孙鞅把十金提升到五十金（一千二百两），有个家伙想，不就扛个木棍吗，死不了人的，于是他把木杆扛到了北门，结果真的得到五十金。所有其他人目瞪口呆，真没想到政府也能说实话！于是，下令变法。

变法开始后一年有余，秦国各地人民纷纷前往首府栎阳，向政府控诉新法弊端的数以千计。正在民怨沸腾、舆论哗然时，太子嬴驷触犯新法，这是变法成败的关键，也是秦国兴衰的关键，全国人都屏声静息，严密注视公孙鞅的反应（估计等着看笑话的人得一大半）。公孙鞅态度坚决，说，法令所以丧失尊严，主要的是高阶层权势人物破坏它。太子是王储，也是国君的合法继承人，不能使他接受刑罚，但那些有责任教导太子应当守法的人，必须承担责任。于是逮捕太子师傅嬴虔，施以劓刑（读如义，割去鼻子）；逮捕皇家教师公孙贾，施以黥刑（读如晴，在脸上刺字）。雷霆般的措施，震惊全国。此后，秦国人立刻守法唯谨，再没有人敢凭借财富或权势，行险侥幸。十年之间，秦国一跃而成为强盛国家，路上没有小偷，山上没有强盗，不小心遗失的东西，没人去捡。人民勇于从军作战，不再自相械斗。村落城镇，一派清平。当初攻击变法的一些人，转过来赞扬变法。公孙鞅说，他们正是乱法小民。全都放逐到荒远边陲。从此，秦国人民没有人敢再议论法令的是非。

衣赐履说：中国历史上虽然也有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和“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说法，但实际上小民永远是刀俎上的鱼肉，永远左右不了自己的命运，当权者仁慈一点，小民好过一点；当权者凶悍一点，小民家破人亡。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社会环境，往往是人人自危的环境，不敢说话的环境，目不斜视的环境，军队战斗力的增强，很可能是被压抑的情绪只能在战场上发泄罢了。试想，路上掉颗白菜，为何不送到官家，或者送到伍长、拾长家里，丢了白菜的人到专门地方去取不是更好？我们只能推断，小民想捡也不敢捡，只要一捡，立即有无数的人冲向官府去告密，结局恐怕不是受刑就是放逐。短短一段话，表明了秦国的崛起，暗含着小民的血泪。

前352年，秦孝公命公孙鞅率军攻击魏国，此前公孙鞅的爵位已升至大良造，前351年，公孙鞅包围魏国固阳（今地不详），固阳城投降。前350年，秦国在咸阳筑城，并兴建宫殿，从栎阳迁都咸阳。

公孙鞅下令：严禁人民父母兄弟姐妹儿媳同住一室（中国北方天寒，冬天赖火炕取暖，一家男女老幼，挤在一个大炕上睡觉。其实到了今天，东北地区还存在这种现象，我理解是生存环境使然，不能简单定性为愚昧不知廉耻），把若干村落集结成为一县，设县令、县丞。经组合后，秦国共有三十一县。废除井田制度，铲除阡陌。制定新度量衡，统一全国斗、斛、丈、尺。

前348年，公孙鞅颁布新赋税法。

09千古第一绝唱——秦孝公和公孙鞅的一世情缘（5）

孝公把商於地区（西起商邑、陕西省丹凤县，东至於邑、河南省西峡县）十五个城市，封给公孙鞅，号商君（此即后世称其为商鞅的由来）。

前338年，秦孝公逝世，子嬴驷继位，为秦惠王。孝公是商鞅的靠山，好比乾隆是和珅的靠山，靠山一倒，小命难保。最初被商鞅惩处过的高官贵族势必制其于死地。被商鞅割了鼻子的嬴虔，指使党徒检举商鞅谋反，嬴驷下令逮捕。商鞅仓促逃亡，投奔魏国，魏国拒绝其入境，把他遣返秦国。商鞅回到封地商於，集结他的党徒和民兵，北上攻击郑县（陕西省华县）。秦国政府派大军迎战，把商鞅生擒，施以五马分尸之刑。商鞅亲属，无论男女老幼，一律诛杀。

衣赐履说：我们可以认定孝公奠定了秦国一统华夏的基础，如果没有他和商鞅的一拍即合，没有他对商鞅始终如一的支持，秦国不但不可能统一天下，甚至在战国七雄中能不能占据主要地位也未可知。一个时代的产生，需要许多条件，认可良臣的明君，能力超群的良臣，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活得足够久的君主。历朝历代都有这样的例子，比如汉武，比如光武，比如康乾。我们一厢情愿地希望，昏君最好短命，少掌一天权，国家少昏一些，人民好过一些。可是往往希望无法成为现实，比如明朝的嘉靖、万历，不但昏庸无比，而且祖孙两个都执政半个世纪之久，好端端一个大明朝，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

孝公死时刚43岁，以商鞅的政治智慧，我感觉不可能不考虑自己的后路，所以，孝公很可能是暴毙，以致于商鞅还没来得及想好对策，或者说没来得及部署，孝公就死了。商鞅逃跑，而不是赴死，说明他自认为不应该被杀，他是冤枉的。于是出逃，但是在秦境无人收留他，跑到魏国又被送回来，于是带着商於地区的人反秦，然后被俘车裂。我们可以说，商鞅是死于自己制定的法律上的。于是，我们就要问，商鞅冤不冤？估计大家都觉得他冤。那么，他是冤枉的，死在自己的法律之下，那死在他制定法律之下的成千上万人，是不是都是死有余辜呢？我想，恐怕被冤枉的也不在少数吧。从这个角度看，商鞅之死，不冤。

中国历史上权臣善终的方法无非是两种，一种是范蠡、张良这样的，坚决求去，爷不干了！另外一种就是如王翦、萧何这样的，不断给帝王加深我不想谋反的印象。两种都比较被动，第二种更甚。但从来没有人站起来说，我为了国家立了大功，你凭什么要杀我？没有，永远都没有。再要么就是真的被逼反了，这下，以前的清白都变成了伪装，更是百口莫辩。

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三次变法是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和张居正改革，不论功成与否，全是“少君+能臣”的模式。秦孝公20岁，商鞅34岁，蜜月期24年，以孝公逝世宣告结束，商鞅伏诛而法存，此为商鞅幸事；宋神宗20岁，王安石47岁，蜜月期17年，以安石第二次罢相宣告结束，司马光上台后新法尽废，变法惨败；明神宗10岁，张居正48岁，蜜月期10年，以张居正逝世宣告结束，数年后神宗将一个好端端的“万历中兴”划了一个断崖式的句号，令人唏嘘。

10公孙鞅变法的理论基础——《商君书》摘抄

衣赐履按：发布《千古第一绝唱——秦孝公和公孙鞅的一世情缘》后，有朋友与我私下探讨，有的认为我以道家思想来衡量法家作为，似乎有失公允；有的认为商鞅变法于国于民有利，难免在变法过程中有人要作出牺牲，包括商鞅自己……其实，我只是就自己的理解作了一些评论，仅仅是个人看法，对于商鞅变法这样的大课题是对是错，我是没有能力加以批判或者褒扬的。探讨之中，我找出《商君书》翻了翻，该书是商鞅变法的理论基础，大多篇章为商鞅本人的思想，虽粗略一读，还是有所触动，这种触动还是主要集中于商鞅的冷血，以及对小民的悲悯。

我将《商君书》中的部分内容摘录于此，只列译文，不发评论，读者可进行参详比较，有兴趣的可以找来细研。

我参考的是中华书局2009年版，石磊译。

垦令第二

——不要以务农以外的因素来权衡给某些人封官进爵，那样百姓就不会看重学问，也不会轻视农业。百姓不认为有学问尊贵，就会愚昧。百姓愚昧没有见识，就不会到处乱跑。百姓不到处乱跑，国家就没有危险。
——取缔旅馆，那么奸邪伪诈、不安心本职、私下交游、不愿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就不会四处周游，开旅馆的人就没有办法谋生，那么他们一定会去务农。这些人都去务农，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
——加重刑罚力度，建立连坐制度，那么那些气量小、性格暴躁的人就不再敢争吵斗嘴，凶狠强悍的人便不敢打架斗殴，懒惰的人也不敢到处游荡，喜欢挥霍的人也不再会产生，善于花言巧语、心怀不良的人就不敢再进行欺诈。这五种人在国内不存在，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
——让百姓不能随便搬迁，那么就会愚昧迟钝，而那些不安心务农的人就失去混饭吃的地方，一定会去务农了。农民安心务农又愚昧迟钝，不安心务农的人也去务农，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

农战第三

——善于治理国家的君主，任命官吏的法规严明，所以不起用那些头脑太灵活的人……从事农耕和作战的民众有一千人，只要出现一个学《诗》、《书》而巧言善辩的人，那么一千人都会对从事农耕作战松懈了。从事农耕、作战的民众有一百人，出现一个搞手工业的，那这一百人就都会放松了农耕和作战。
——《诗》、《书》、礼制、音乐、慈善、修养、仁爱、廉洁、善辩、聪慧，国家有这十种人，君主就无法让民众守土作战，国家用这十种人治理，敌人到了，国土就一定被割削；敌人不来，国家也一定会贫穷。国家没有这十种人，敌人不敢来侵犯，就是来了，也一定会退却；如果发兵前去讨伐敌国，一定能取胜，如果按兵不动，不去讨伐，就一定会富足。

去强第四

——运用强民（即所谓“礼、乐、《诗》、《书》、善、修、孝、弟、廉、辩”等儒家教化）的办法来清除不服从法令的民众，君主的统治会被削弱；运用弱民措施来清除不服从法令的民众，君主的统治就会加强。国家施行善政，奸诈的坏人就一定会多。国家很富强，却按照穷国的办法治理，这样的国家会富上加富，富上加富的国家就强大。国家贫穷却当做富国来治理，这就叫穷上加穷，穷上加穷的国家会被削弱。
——农民、商人、官吏这三种人，从事的是国家常见的职业。这三种人产生了六种危害：第一是农民游惰，使年岁歉收；第二是农民不务本业，白吃粮米；第三是商人贩卖华丽的东西；第四是商人买卖稀奇物品；第五是官吏营私舞弊；第六是官吏办事不积极。这六种危害生了根，国家必削。
——国家有《礼》、《乐》、《诗》、《书》、慈善、修养、孝敬父母、尊敬兄长、廉洁、智慧这十种东西，国君又不让民众去打仗，国家就一定会削弱，甚至灭亡。国家如果没有这十种东西，君主就是让民众去打仗，国家也一定会兴旺，甚至称王天下。国家用所谓善良的人来统治，国家就一定会以生动乱直至被削弱；国家用所谓奸人来统治，就一定会治理好，一直到强大。

说民第五

——巧言善变与聪明有智谋，是违法乱纪的助手；礼和乐，是导致民众放荡淫佚的引子；仁慈是犯罪的根源；担保、举荐，是罪恶的庇护所。
——用仁善之人治理民众，那么民众就只爱他们的亲人；用奸人（应指与“仁善之人”相反的人）治理民众，那么民众就会遵守国家的法制。民众结合起来就会互相掩盖过失，这就是用善人的结果；民众疏远、互相监督，这就是用所谓的奸人的结果。表彰所谓的善人，民众的罪过就会被掩盖起来；任用所谓的奸人来治理，那么民众的过错就会受到惩罚……所以说，用所谓的善人治理国家，国家就一定会乱，直到被削弱；用所谓的奸人治理国家，就一定能治理好国家，直到强大。
弱民第二十
——人民弱，国家就强；人民强，国家就弱。所以，治理得法的国家致力于使人民弱。人民朴质就弱，民从放纵就强。弱就会守法，强就任意作为。人民守法就听从命令，任意而行就不受控制。所以说，采取强民政策以去除强民的国家，力量弱；采用弱民政策以去除强民的国家，力量强。
——人民地位卑弱就会崇尚爵位，怯弱就会尊敬官吏，贫穷就重视赏赐。朝廷用刑法统治人民，人民就乐为所用；用赏赐来奖励战争，人民就会轻视死亡。因此临战严整士兵全力以赴，就叫强。民众有自以为荣的尺度，就轻视官爵鄙视官吏；人民富裕就看不起赏赐。治理民众，以刑法羞辱他们，战争时才会出战。

11制度执行之殇——申不害的自相矛盾

前351年，韩昭侯任命申不害当韩国宰相。

申不害原是郑国人，研究黄老之道，自行向韩昭侯推荐。昭侯任命他当宰相，内政上进行改革，外交上觅取和平，十五年间，终因申不害在世，韩国跃升为一等强国。

有一次申不害推荐他堂兄当官，韩昭侯拒绝，申不害老大不高兴，对韩昭侯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韩昭侯说，我在你这里学到了治理国家的法则，现在，我是接受你的请托而破坏你所定的法则，还是遵守你所定的法则而拒绝你的请托？你曾经教我，严格地执行赏罚，用人一定要合乎法度规范，遵守应有的程序。而你却私相授受。你说，你要我听你哪一种话？申不害汗流浃背，红着老脸请罪说，你才是我所盼望的真正君主。

前337年，申不害逝世。

衣赐履说：申不害的自相矛盾，看似一件非常小的事情，恰恰是几千年来我们没能解决的制度执行之殇——亲手扼杀自己制定的制度，比单纯的权力寻租更为可怕。申不害当然知道向韩昭侯推荐堂兄是与自己所制定的制度相矛盾的，但他依然厚着老脸向昭侯提了出来。昭侯拒绝了他，他还很生气。当昭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后，申不害汗流浃背。通过申不害的汗流浃背，我们有理由相信，他的堂兄没有什么值得一用的才华，只是想通过裙带关系谋个官职捞取好处而已。否则，申不害完全可以说，我堂兄是治国大才，是带兵良将，或者是大笔杆子，哪里至于汗流浃背呢！也就是说，在申不害的内心深处认为，制度都是为别人制定的，自己是凌驾于制度之上的“超级公民”，这，不光是申不害的症结，也许，也是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的症结。明朝铁血“宰相”张居正曾言，世上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申不害的自相矛盾告诉我们，制度的口子撕开的那一刹那，就预示了制度的彻底破产。

12“对不起，师弟，我把你弄残了”——庞涓与孙膑

这是史上最著名的师兄弟之一。哥儿俩都拜在传说中神一样存在的鬼谷子门下，专修兵法。师兄庞涓，一表人才，飞扬跳脱，学成兵法，下山求富贵去了。师弟姓孙，名不详，据说是兵圣孙武的后人。师兄下山后，小孙又跟着师父学了几年，按练武的说法就是“打通了任督二脉”，尽得师父真传。

庞涓一到魏国，就赶上魏惠王（和齐威王论宝的那位）广招人才，庞涓凭着一身才华，很快就当上了魏国大将，然后修书一封给师弟小孙，说，兄弟，哥哥在魏国混得不错，你赶紧来吧，咱兄弟俩共享富贵！小孙收到信，拜别师父，一路小跑投到师兄门下，兄弟两个把酒论天下，小孙意气风发、雄心万丈；庞涓却突然发觉，这个小师弟早已非吴下阿蒙，论天下论兵法滔滔不绝，甚至有些想法他庞涓打破脑袋也想不出，一定是那个老鬼师父另传授了小孙神奇的兵法！喝下去的酒立即冻成了冰，庞涓的脑袋冷静下来，他打定主意，绝不能把小孙推荐给魏王，要想办法把师父教给小孙的兵法搞到手。

过了不久，庞涓派人把小孙抓了扔到大狱里，然后砍了小孙的两条小腿（这亲师兄当的！刖刑，读如月，有说是砍小腿，有说是把膝盖骨给挖下来，不管哪一种，小孙这辈子是站不起来了），在脸上刻了字（黥刑，读如晴，除了让人痛苦之外，还要让人倍受羞辱，不敢见人。电视剧《水浒传》里，孙二娘把武松打扮成行者，就是因为行者头上带个箍，可以把刺在脸上的字挡住），再之后，庞涓把小孙从狱里接到家里，说，兄弟，魏王要杀你，我是拼了老命把你救下来的，你千万别瞎跑，到时连累了我。小孙感激涕零，说，哥哥你放心，我这条命是你救的，绝不给你添麻烦。

庞涓每天好吃好喝招待小孙，有意无意过问师父是否密传了什么兵法给小孙，引诱小孙把那些东西写出来。时日长了，小孙觉得奇怪，无意中听到自己被抓、被砍脚都是庞涓安排的，恍然大悟，于是开始装疯卖傻，动不动泼自己一身屎尿，以躲避庞涓，同时等待获救的机会（这样的日子真是难熬啊，我们看着都觉得心揪。小孙同志的举动给我们一些启示，在这种绝望中，过着与屎尿为伍的日子，依然有能够获救的信念，等待着至善机会的来临）。

一次，齐国使者到魏国进行国事访问，小孙听到消息，于深夜拖着两条残腿，爬到使者住处求见。我们不知道小孙和齐国使者说了些什么，但我们知道这次谈话之后，齐国使者宁可冒着生命危险，偷偷把小孙带回了齐国。我们还知道，从此以后，那个不知名的小孙死了，一个满腹奇谋的孙膑出世了（孙膑，以入刑的“膑”为名，估计是提醒自己不要忘了亲师兄庞涓，你送我斧钺，我送你箭簇！）。

到了齐国，见到齐国大将田忌，一经交谈，田忌立即折服，将孙膑接到家中，待为上宾。

接下来发生的是三岁小孩都知道的、著名的“田忌骞马”。

《史记》载，田忌经常与齐国诸公子赌马，而且下重注，经常输得骂娘。马分上、中、下三档，孙膑见田忌的马每一档都比王室成员的马要差，必然是逢赌必输。于是，他向田忌建议，下次赛马时，将军只管下重注，能下多重下多重，我可以让您取胜。田忌对孙膑言听计从，于是与齐王及诸公子约赌，上、中、下三等马各比一场，三局两胜，田忌下注千金。到比赛时，孙膑说，将军，这次比赛，你以下驷对彼上驷，以上驷对彼中驷，以中驷对彼下驷。果然，田忌三局两胜，赢了齐王千金。之后，田忌把孙膑介绍给齐威王，威王向孙膑询问兵法，心悦诚服，拜孙膑为军师。

衣赐履说：此处赛的是“驷”，即四匹马拉的车，也就是说田忌赛马赛的不是马，而是马车，由此我们可以合理推断，彼时恐怕还没有马鞍马蹬，还无法进行更为精彩的骑手赛马，进一步推断，彼时还没有骑兵，至少还没有专门的左手拉缰右手持戈的骑兵。

13“没关系，师兄，我会把你弄死的”——庞涓与孙膑（1）

子贡问孔子，有一言而可以终生行之者乎？
孔子说，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我想问历代战神，有一计而可以百战百胜乎？
孙膑一定会说，有，围魏救赵而已。

孙膑在赌场上赢得了名声，当上了军师，但还需要一个机会在战场上树立威名。

来他个围魏救赵

机会很快就来了。前354年，魏国大举攻击赵国，包围邯郸，赵国向其他诸侯求救。楚宣王任命大将景舍当统帅，率军援救赵国。

前353年，齐国决定增援赵国，齐威王任命孙膑担任军队统帅，孙膑推辞说，老大，我受过重刑，脸上刺字，身体残疾，出个主意还行，让我当统帅估计兄弟们不服啊。威王一想也对，就改派田忌担任统帅，孙膑为军师。

田忌对孙膑说，魏国围住邯郸都快一年了，咱得赶紧杀向邯郸，再晚几天，说不定赵国就被灭了。

孙膑说，哥啊，俩人打架打得你死我活的，你这时候上去拉架，就算不被人家砍上两刀，也可能会被呲一身血啊。如今魏军和赵军打得正酣，就像两个人打得生死难分，咱别去趟这个混水。咱们避开刀光剑影的战场，而直捣强势一方必救之处，那时你让他打他也无心再打，争斗自然停止。魏国的精锐部队都投到战场之上，留在国内的都是老弱残兵。兄弟建议大军直指魏国的陪都大梁（河南省开封市），魏军必然回军自救。我们则一举两得，既救了赵国，又重创魏国。田忌连连呼“妙”，于是大军直扑大梁。十月，邯郸城向魏国投降（魏国占了赵国首都邯郸，可看出当年魏军有多猛，庞涓可不是酒囊饭袋。前351年，秦国攻击魏国，魏国把邯郸还给赵国，两国缔结和平盟约）。
庞涓收到后方警报，急忙回军救援，走到桂陵（河南省长垣县西北），中了齐军埋伏，魏军大败。

衣赐履说:孙膑在此报了一箭之仇，但还没有对庞涓造成伤筋动骨的影响。“围魏救赵”这个成语就此得以流传下来。孙膑是残疾人就不能当统帅吗？我想，可能不是这么简单。我倾向于认为，孙膑婉拒统帅，可能考虑的是自保。试想，如果孙膑接受了这个任命，田忌当作何想？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然而孙膑一旦被人陷害，那就只有一种可能——残疾人想逃都逃不了。

13“没关系，师兄，我会把你弄死的”——庞涓与孙膑（1）

子贡问孔子，有一言而可以终生行之者乎？
孔子说，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我想问历代战神，有一计而可以百战百胜乎？
孙膑一定会说，有，围魏救赵而已。

孙膑在赌场上赢得了名声，当上了军师，但还需要一个机会在战场上树立威名。

来他个围魏救赵

机会很快就来了。前354年，魏国大举攻击赵国，包围邯郸，赵国向其他诸侯求救。楚宣王任命大将景舍当统帅，率军援救赵国。

前353年，齐国决定增援赵国，齐威王任命孙膑担任军队统帅，孙膑推辞说，老大，我受过重刑，脸上刺字，身体残疾，出个主意还行，让我当统帅估计兄弟们不服啊。威王一想也对，就改派田忌担任统帅，孙膑为军师。

田忌对孙膑说，魏国围住邯郸都快一年了，咱得赶紧杀向邯郸，再晚几天，说不定赵国就被灭了。

孙膑说，哥啊，俩人打架打得你死我活的，你这时候上去拉架，就算不被人家砍上两刀，也可能会被呲一身血啊。如今魏军和赵军打得正酣，就像两个人打得生死难分，咱别去趟这个混水。咱们避开刀光剑影的战场，而直捣强势一方必救之处，那时你让他打他也无心再打，争斗自然停止。魏国的精锐部队都投到战场之上，留在国内的都是老弱残兵。兄弟建议大军直指魏国的陪都大梁（河南省开封市），魏军必然回军自救。我们则一举两得，既救了赵国，又重创魏国。田忌连连呼“妙”，于是大军直扑大梁。十月，邯郸城向魏国投降（魏国占了赵国首都邯郸，可看出当年魏军有多猛，庞涓可不是酒囊饭袋。前351年，秦国攻击魏国，魏国把邯郸还给赵国，两国缔结和平盟约）。
庞涓收到后方警报，急忙回军救援，走到桂陵（河南省长垣县西北），中了齐军埋伏，魏军大败。

衣赐履说:孙膑在此报了一箭之仇，但还没有对庞涓造成伤筋动骨的影响。“围魏救赵”这个成语就此得以流传下来。孙膑是残疾人就不能当统帅吗？我想，可能不是这么简单。我倾向于认为，孙膑婉拒统帅，可能考虑的是自保。试想，如果孙膑接受了这个任命，田忌当作何想？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然而孙膑一旦被人陷害，那就只有一种可能——残疾人想逃都逃不了。

13“没关系，师兄，我会把你弄死的”——庞涓与孙膑（2）

再来一个围魏救韩

一晃十几年过去了，前341年，庞涓率军攻击韩国，韩国向齐国求援。齐威王举行御前会议，征求意见说，早点发兵好，还是晚点发兵好？

宰相邹忌说，韩国、魏国打仗，跟我们有毛关系，什么早发兵晚发兵的，干脆不发兵。
大将田忌说，那样可不行，如果我们拒绝发兵，韩国必然被魏国并吞。而如果伸出援手，就要早伸出来。

孙膑说，韩国现在跟魏国血战，并没有疲惫，此时救他，是我们代替他挨打。而且魏国攻势猛烈，要决心消灭韩国，韩国也了解面对的危险，非依靠我们不可。最好的方法是告诉韩国我们一定发兵，用以坚定他们抵抗的决心，等到把魏国军队战力消耗得差不多时，我们再插手，所受到压力一定减少。那时，不但可得到无数利益，还可以搏个好名声（孙膑真是狡猾狡猾滴，呵呵）。

齐威王说，就这么办。

于是齐国秘密向韩国使节保证，我们一定发兵，你赶紧回去向韩侯汇报。韩国仗恃齐国的承诺，认为援军早晚就到，奋力抵抗，却五战五败（正面交锋，庞涓真不是吃素的）。只好再派使节，向齐国表示，一旦得救，韩国甘当齐国的小弟。

于是，齐国任命田忌、田婴、田盼，分别担任统帅和副统帅，孙膑当军师，率大军出动。仍用老战略，直袭魏国陪都大梁。庞涓急忙撤军回堵，魏国动员全国所有的武装部队，任命太子魏申担任统帅，准备跟齐国决战。孙膑告诉田忌说，赵、魏、韩三国战士，素来剽悍，常看不起齐国，认为齐国人胆小如鼠。优秀的指挥官就是要顺着敌人的心意，引导他走向错误。《孙子兵法》说，以一百里的速度急行军，会跌倒他的上将，以五十里的速度急行军，士兵死亡逃散，到达目的地，最多保持一半。庞涓熟读兵法，咱就将计就计，让他跳进这个圈套。

于是下令，大军进入魏国领土后，最初建十万个炉灶。明天，建五万个炉灶。后天，建两万个炉灶。庞涓得到情报，高兴得跳起来，大叫说，我早就知道齐国人都是胆小鬼，只会吹牛逼，却不知道怯懦到这种程度，进入魏国三天，齐军已溃散过半，此时不穷追猛打，就捕捉不住他们野战军的主力，如果让他们逃掉，下次可能没有机会。于是，下令步兵照常前进，而他亲自率领精锐骑兵部队，只带少数粮秣，加倍速度迎击。孙膑计算庞涓行程，某一天黄昏，当到马陵（河北省大名县），此为一条险道，路面狭窄，下有深谷，上有绝壁，最容易隐藏。孙膑让士兵削下一棵大树的树皮，在树干上写“庞涓死此树下”六个大字。派一万余名弓箭手，夹道埋伏。下令说，见有火光，集中射击。
时候终于来到，天已入夜，庞涓驰经树下，见树干一片雪白，上面有字，命举火观看，还没有看完，伏兵四起，万箭齐发，魏国骑兵惊恐四散。庞涓自知难逃罗网，拔刀自杀，临死时说，竟然让竖子成名！齐军乘胜攻击，生擒太子兼统帅魏申，魏军全部崩溃。

我们可以想像，见到庞涓的尸体后，孙膑估计会浅饮薄酒，轻声说，师兄，你要了我的腿，却还我一条命，太客气了，你真的是亲师兄啊！

此后，史书上再没有孙膑的记载，他和其祖孙武一样，神秘地消失了。

衣赐履说：前面说过，史书一记到齐国，总给人以吹牛的感觉。我相信孙膑干掉庞涓应该是事实，但神到这种程度，则添加了重料。想想看，一条窄峡谷，埋伏了一万弓箭手，对准同一棵树，士兵们叠起罗汉来也没地方藏啊！树干雪白，偏偏没人去看，只有庞涓伸着脑袋点上火去看，没道理啊。再有，几十万支箭射下来，庞涓还有机会拔刀自杀吗？呵呵。“围魏救赵”很有意思，后面我们会发现，不论在军事上还是政治上、经济上，这条计策都有广阔的使用空间，等碰上了，我们再详述。

另，现在有说1972年在山东临沂市银雀山汉墓出土了《孙膑兵法》，上面记述了如何在桂陵之战（前351年，围魏救赵那次）大破魏军，生擒庞涓。注意，是生擒庞涓。如果证实属实，那《史记》和通鉴上的内容很多都需要修正了。甚至，有没有马陵之战，都很难说，因为，桂陵之战后，孙膑一定会要了他亲师兄的命。

又另，对照《史记》和通鉴，在围魏救赵这件事上，两本书在时间、地点、参与者等方面都有相当大的出入，我是真的醉了，还是采用通鉴的说法吧，至少柏杨先生作过艰苦细致的考证。

少一些“田忌赛马”式思维

衣赐履按：我对田忌赛马颇有些不同意见，附在此，与朋友们探讨。

数千年来，田忌赛马的故事为国人津津乐道，“以上马对中马、以中马对下马、以下马对上马”的策略成为彰显智慧的典型案例。

的确，田忌赛马式思维可能帮助我们赢得一场比赛、谋得一个职位，甚至打赢一场战役，但从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角度来看，这种思维却可能使我们落入崇尚所谓“谋略”的窠臼，在一次次获得小利的同时，却在民族、国家间的竞争中失掉先机、逐渐掉队。
田忌赛马式思维弱化规则意识。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比赛也有相应的规则。齐王与田忌约定，将马分为上、中、下三等，比赛三场，胜多者赢。田忌的上中下三等马均不如齐王的马，遂采用门客孙膑的计谋，用自己的上马对齐王的中马，用自己的中马对齐王的下马，用自己的下马对齐王的上马，果然三场中胜了两场，赢得了比赛。问题在于，为什么没有任何一个人指出田忌违反了比赛规则这个明白无误的事实呢？甚至齐王也不曾维护他自己定下的规则。这种对谋略的过度推崇，使数千年来的国人都只看到田忌赢得精彩，却看不到被马蹄所践踏的规则。在这种传统思维的影响下，国人的规则意识越发淡漠，十字路口闯红灯者比比皆是，“我爸是李刚”的咆哮此起彼伏，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的警示标志下烟雾缭绕，足球场上的假球黑哨使人麻木……社会的运行机制往往处于制度之外，所谓制度永远挡不住善谋者的另辟蹊径，难怪张居正发出慨叹：世上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谋略本为争胜，但争胜也应遵循特定规则，当正式的规则失效之后，守法行为获得的不是尊重和认同，而是漠视与嘲笑，甚至出现违规者呼风唤雨、守法者寸步难行的局面。规则意识弱化，使逐权、逐利者的目标更加单纯和直接，对违规行为既无心理负担，亦无违规成本，讲假话、滥用权、不作为大有市场，假奶粉、毒粉丝、地沟油、黑心棉层出不穷，社会运行成本大大提高，社会信任机制如沙上建塔，一触即溃！。

田忌赛马式思维缺乏累积效应。人类文明是一个累积的过程，每一个新思想，每一个新理论，每一个新创造，都应该是一个文化的精神或物质的一块基石，后人将在前人的贡献上更上一层楼。西谚有云：规范的思维产生智慧。规范思维下产生的每一个成果都是构建智慧大厦的一块砖石，后人可以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继续前行，并继续添砖加瓦。而田忌赛马式的思维则很难归于“规范”的范畴，这种思维是零乱的、不可复制的、难以借鉴的。它只能用一次，第二次就不那么灵光了。它不但不具备可复制性，甚至不具备可学习性，它只能靠某种天资或灵光一闪来完成，绝不可能进行批量生产，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精明”，但它永远达不到智慧的境界，因而也无法真正成为社会发展的基石。

田忌赛马式思维漠视基础工作。或许有人会说，谋略有什么不好？战争中谋略就非常重要。不错，谋略很重要，但谋略同样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没有物质基础的谋略就没有着力点。如果交战双方武器装备的技术差不大，谋略对于战争胜负至关重要；但当双方的武器装备技术差超过1代、甚至几代时，谋略将一无用处。试想，在伊拉克战争中，萨达姆究竟采取什么谋略才能够和美军抗衡？北约空袭南联盟时，南联盟能够拿出什么办法对付多国部队的狂轰滥炸？为什么为国人所津津乐道的三十六计一遇到洋人就一筹莫展？为什么区区两三千名英国士兵，就能逼迫拥有数十万大军的大清国签下著名的《南京条约》？……我想，当田忌赢得赛马那一瞬间，他已经失去了最为宝贵的东西——他的马永远没有超过齐王的马的可能了。当用谋略可以轻易赢得比赛的时候，马的好坏就不重要了，两千年后，当大清国的“上马”都无法与大英帝国的“下马”一试身手的时候，就算有一万个田忌，恐怕也是一样的结局。

当然，田忌赛马式思维并非一无是处，但其永远都只能作为解决问题的权宜之计。国家的发展，民族的振兴，需要的不是拥有田忌赛马式思维的人，而是那些肯坐冷板凳的人，是那些不大懂得所谓人情世故的人，是那些不怎么“聪明”、甚至有点“傻”的人，是那些自觉马不如人就回去养马育马驯马的人。当我们的教科书、历史讲座、儿童读物中，不再为田忌赛马鼓掌叫好时，我们的发展建设才可能会有实质性提高。

衣赐履说：好莱坞有部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传记片，叫《美丽心灵》，主人公叫约翰·纳什。此人因开创了博弈论而荣获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纳什不但是一个实足的书呆子，而且在87年的生涯里，有一半时间是以疯子的形态出现的。田忌赛马可以归为“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静态博弈”，之所以是“静态博弈”，是因为齐王不知道田忌会违反规则，否则就会演变成一个“动态博弈”。一个书呆子创立的一个纯学术的东西，已经成为经济学的标准分析工具之一，在生物学、经济学、国际关系、计算机科学、政治学、军事战略和其他很多学科都有广泛的应用。而田忌也好、孙膑也好，包括把田忌赛马这一招玩儿得炉火纯青的政治天才们，永远也不可能弄出博弈论来。这就是所谓的，规范的思维产生智慧。

14我本“真小人”，奈何被你们弄成了“伪君子”？——大帅哥邹忌（1）

衣赐履按：邹忌大名，中国人恐怕无人不知，中学课本里有一篇《邹忌讽齐王纳谏》，出自西汉刘向编著的《战国策》，文中对齐国的描写有如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齐威王与邹忌这一对君臣简直是人间绝配、君臣典范。让我们来看看刘向是怎么写的。
邹忌讽齐王纳谏

邹忌身长八尺，神采焕发，容貌俊美。一天早晨，邹忌梳洗完毕，对着镜子，问他的妻子，你看是我英俊，还是城北徐公英俊？妻子说，老公，当然是你英俊，徐公怎么能跟你比？城北的徐公，是齐国出名的美男子，邹忌不大自信，又去问他的小妾，我和徐公哪个更俊美？小妾说，徐公哪里比得上您呢？第二天，有客来访，邹忌跟他闲谈时问，我和徐公哪个更俊美？客人说，徐公比不上您。

不久后徐公来到邹忌家，邹忌抱着徐公的脸细细地看，一个毛孔都不放过。徐公被看得起了一身鸡皮疙瘩，说，哥哥意欲如何？兄弟可不是断背啊。邹忌脸上微微一热，闲聊几句送徐公出门后，立即拿起镜子来仔细端详，发现在徐公面前，自己长得跟没发好的包子似的。晚上他躺在床上，一边流泪一边思量，领悟到，我的妻子说我俊美，是因为偏爱我；小妾说我俊美，是因为畏惧我；客人说我俊美，是因为有求于我啊！

于是邹忌入朝参见齐威王，他说，臣确实比不上徐公俊美，可是臣的妻子偏袒臣，小妾害怕臣，客人欲有求于臣，异口同声说臣比徐公俊美。如今齐地纵横千里，有一百二十个城邑（乐毅攻打齐国时，占领齐国七十余城，只有莒城、即墨二城未克，不晓得齐国哪来的一百多个城邑），宫中妃嫔、左右近臣，没有不偏私于大王的，朝中大臣没有不畏惧大王的，齐国上下没有不求于大王的，可见，大王实在被蒙蔽的厉害！齐威王听后称赞说，您说得对。

于是发出诏令：凡官民人等，能当面指责寡人过失的，受上赏；能上书劝谏寡人的，受中赏；能在大庭广众之下批评朝政，只要为寡人所闻，受下赏。诏令刚刚颁布时，大臣们都来进谏，朝堂门庭若市。过了几个月，时不时还有谏言上奏。一年之后，人们即使想进言，也没什么可说的了。

燕、赵、韩、魏四国听到这件事，都来齐国朝见。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得胜于邻国在于自己国家的内政修明、政治正义”啊！

衣赐履说：这个故事在《史记》和通鉴里都没有，仅见于《战国策·齐策一》。《战国策》是重要的史料，从这个故事里，我们几乎看到了一对完美的君臣组合，为天下树立了标杆。这正是儒家知识分子所提倡和向往的内圣外王（读如望）的完美体现。然而，可能实现吗？三代同堂的家庭，就有解决不完的矛盾，偌大一个齐国，经过一年整治，竟然全国再也提不出一个问题、提不出一条意见了！

我们不妨想像，大臣甲提意见说，大王，咱首都临淄的天际线太乱了，需要整治啊！
齐王说，好，这个意见提得好，赏一百金！

明天，大臣乙提意见说，大王，咱首都临淄的天际线很美啊，现在正有一帮子什么人乱拆乱砸搞破坏呢，得赶快派人制止啊！

齐王这时候该怎么回答呢？呵呵。

《战国策》的作者是西汉刘向，著述颇丰，除《战国策》外，还编著有《新序》、《说苑》、《列女传》、《五经通义》、《楚辞》、《山海经》等，可谓当时的超级畅销作家兼责任编辑，呵呵。大多读者只知道他的作家身份，其实他的官位也颇不小，当过光禄大夫、中垒校尉等。所以，刘向是有丰富官场经验的读书人，在《战国策》里，他可能想借写史向皇帝提出其政治态度和治国理念，因此，史的部分恐怕很有些艺术加工的成分，我们可以合理推断，《战国策》的文学价值远大于其史料价值，邹忌则是刘向表达个人理念的一个载体。然而，邹忌实际上是个什么货色，咱们慢慢道来。

14我本“真小人”，奈何被你们弄成了“伪君子”？——大帅哥邹忌（2）

论琴拜相

《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载（通鉴里没提这事儿），邹忌弹琴技艺高超，借此进见齐威王，威王大喜，把他安排在宫中住下。有天，威王正在弹琴，邹忌推门而入，说，真是弹得好琴！
威王不高兴了，放下琴握住宝剑说，先生怎么知道我弹得好呢？（不很理解威王为什么要握住宝剑。）
邹忌说，大弦缓慢并且温和，这是象征国君；小弦高亢明快而清亮，象征宰相；手指勾弦有力，放开舒缓，象征政令；发出的琴声和谐，大小配合美妙，婉转而不相互干扰象征四时（我判断，古琴弦多，不同的弦同时发声，产生共鸣，因此，才会有此一说），我由此能知道您弹得好。”
威王说，看来你对音乐很有一套。
邹忌说，岂止是谈论音乐，治理国家和安抚人民也都蕴含在音乐之中。
威王有点不高兴，说，如果谈论五音的调理，我相信没有比得上您的。如果是治理国家和安抚人民，与弹琴有个毛关系？
邹忌说，大弦缓慢并且温和，象征国君；小弦高亢明快并且清亮，象征宰相；勾弦用力但放开舒缓，象征政令；弹出的琴声和谐，大小配合美妙，婉转而不相互干扰，象征四时（把上面的话又重复了一遍）。回环往复而不乱，是由于政治昌明；连贯而轻快，是由于保了将亡之国，所以说琴音调谐就能保天下太平（原文是：夫复而不乱者，所以治昌也；连而径者，所以存亡也：故曰琴音调而天下治。我的水平有限，实在不知道邹忌在说什么）。治理国家和安抚人民，和音乐根本就是一回事啊。
威王说，好极了。
三个月后，威王拜邹忌为宰相。
衣赐履说：在翻译上面的内容时，翻得云山雾罩，参考了很多版本，我感觉没有一个版本翻的是准确的，基本的感觉是威王和邹忌鸡对鸭讲，最后莫名其妙拜了相。我自己最终也没完全弄清邹忌究竟在说什么，总体感觉，邹忌硬生生把音乐和治国拉扯到一起，把齐威王忽悠得云里雾里，三个月后即拜为宰相，我也是醉了。如果邹忌碰到的是秦孝公，估计就算不杀他头，也得先打一顿板子再说。中国古代有一种万法归一的糊涂思想，以万事万物相类比，似乎到了化境就相通了。比如，弹琴的最高境界，无非就是个一级演员，硬是跟治国理政搞到一起去了。
邹忌这一段论述洋洋洒洒，说得连齐威王都不好意思说他不对。其他人又能说什么呢？几千年来，没有人对这段话有任何质疑，我感觉主要是害怕被人嘲笑，万物相通，万理连宗，你连音乐和治国的关系都搞不清，听不懂，你实在太差劲了。于是，战国版的《皇帝的新衣》上演了，谁要是看不出音乐与治国的关系，那就是白痴。于是，大家都觉得邹忌是治国的奇才。那么，就由我这个心智晚熟的老男孩来叫一声吧，醒醒吧！唱歌弹琴演戏和治国都是毛关系都没有，别再拿出来忽悠人了！如果真有关系，填词圣手南唐后主李煜、书画双绝宋徽宗赵佶、天朝第一木匠明熹宗朱由校，这些个皇帝们应该治国上也都有一套吧？郎朗、李云迪之辈就算进不了政治局，但怎么也应该弄个省部级干部干干吧？呵呵。

“两忌”相争，不死亦伤

邹忌任齐国宰相，封成侯。田忌是齐国的大将，战功卓著。“两忌”感情不睦，互相猜忌。邹忌手下公孙阅献计说，阁下何不策动大王，令田忌率兵伐魏？打了胜仗，那是您策划得好，大可居功；一旦战败，田忌假如不死在战场，回国也必定枉死在军法之下。邹忌说，你小子可以啊！这招虽然损，可是我喜欢，哈哈哈。于是劝说齐威王派田忌讨伐魏国。
谁料田忌三战皆胜，邹忌赶紧找公孙阅商量对策。公孙阅出了个更阴损的主意，邹忌连连称妙。公孙阅派手下带着十斤黄金招摇过市，找一个卦师占卜，自我介绍说，我是田忌将军的臣属，如今将军三战三胜，名震天下，现在欲图大事（这四个字紧密联系的就是另外四个字——诬以谋反，置人死地的超级法宝），麻烦你占卜一下，看看吉凶如何？手下卜完卦刚走，公孙阅就派人抓了卦师，连夜刑讯逼供，妄图给田忌捏造个谋反的罪名。田忌听说后，又惊又怒，带着一票人马杀向邹忌家，准备砍了这个无耻小人。邹忌早有准备，早就不知道躲哪儿去了。田忌没抓到邹忌，气得骂娘，如果被抓进狱里必然是死路一条，一跺脚，一路小跑投奔楚国去了。
衣赐履说：基本上是这么个意思，不过《史记》上这一段记得前后矛盾，前面刚说了赵国向齐国求救，邹忌反对出兵，后面马上又说邹忌鼓动齐威王派田忌出兵，在桂陵大败魏军，弄不清楚究竟怎么回事儿。至于田忌三战三胜，也不晓得是哪三战，也不晓得孙膑参加了没有。

原文附后，读者可参详。

二十六年（应指的是齐威王26年），魏惠王围邯郸，赵求救於齐。齐威王召大臣而谋曰：“救赵孰与勿救？”邹忌子曰：“不如勿救。”段干朋曰：“不救则不义，且不利。”威王曰：“何也？”对曰：“夫魏氏并邯郸，其於齐何利哉？且夫救赵而军其郊，是赵不伐而魏全也。故不如南攻襄陵以弊魏，邯郸拔而乘魏之弊。”威王从其计。
其後成侯邹忌与田忌不善，公孙阅谓成侯忌曰：“公何不谋伐魏，田忌必将。战胜有功，则公之谋中也；战不胜，非前死则後北，而命在公矣。”於是成侯言威王，使田忌南攻襄陵。十月，邯郸拔，齐因起兵击魏，大败之桂陵。於是齐最彊於诸侯，自称为王，以令天下。

14我本“真小人”，奈何被你们弄成了“伪君子”？——大帅哥邹忌（3）

扔到井里还不行，还得盖块大石板

由于邹忌的诬陷，田忌逃出齐国，避祸于楚。邹忌在齐国取得了更大的权柄，却天天睡不着觉，万一哪天田忌借楚国之力重回齐国掌权，还不得把自己剁成肉酱啊！又有手下（邹忌手下都是些什么货色，出的主意都是什么主意，呵呵）献计说，大哥，这事儿包我身上，我可以设法让田忌留在楚国。

于是，手下出使楚国，对楚宣王说，齐相邹忌之所以不愿意与楚国交好，只是因为担心田忌借重楚国重返齐国。大王何不封田忌于江南，以此向邹忌表明田忌不再返齐国，邹忌感激大王，一定会让齐国很好地对待楚国。再者，田忌是个逃亡的人，能得到封地，已是意外之喜，定然对大王感激涕零。他日假如能回到齐国，同样也会尽力促进两国交好。这是充分利用邹忌、田忌的两全之策啊。

楚王听了觉得有理，把田忌封在江南。如此，邹忌才放下心来。

衣赐履说：看到这里，读者有没有感觉到，“讽齐王纳谏”的邹忌和与田忌“战斗”的邹忌似乎不是一个人啊！一个是阳光美少年，一个是阴损官油子；一个是春风拂面，一个秋寒刺骨；一个是天使，一个是魔鬼啊，呵呵。人家邹忌还冤呢，我好端端一个“真小人”，奈何被你们弄成了“伪君子”？还我清白！

15孟夫子，求您别再论政了！

衣赐履按：孟夫子，亚圣，在儒家里，是仅次于孔夫子的大腕儿。老先生身体不错，活到八十四岁，后半生都在与人辩论和向各国国君兜售治国理念而奔波，应该说还是卓有成效的，虽然最后也没混上个一官半职，但是大名远扬，绝对位列战国大V前三甲。通鉴里介绍了两篇孟夫子论政的故事。

孟子见魏惠王

前336年，孟子三十六岁，四处推销自己的治国方略。找了个机会见到魏惠王。

惠王问，先生，你不嫌遥远，跋涉千里而来，有什么有利于我们国家的建议吗？

孟子说，切，你怎么总是把利益挂在嘴上？我所追求的，只有仁义。你说有什么利于我们国家，官员们说有什么利于我们家族，平民说有什么利于我个人，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上下互相斗争，国家就发生危险。而追求仁义则不然，从来没有充满爱心的人会忘掉他的亲人，也从来没有充满道义精神的人会把他的君主放到脑后。

惠王说，你说得对。

衣赐履说：感觉孟子一下子就把天儿给聊死了，惠王无以对，只好说，你说得对，但是请你走人。孟子的话，永远是大、空、对，但从来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这样的精彩语录，孟子说了很多，作为人们对道德修养的追求，当然是很好的标杆。但是，治国理政、国家竞争，从来都不可能只讲仁义、不讲利益，特别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各国拼的不是仁义，而是财力、军力，是综合实力。

在儒家那里，利和义似乎总是无法统一。孟子比较极端，甚至不允许别人提到“利”字。然而，亚圣以对圣人的标准来要求普通民众，恐怕没什么人会买他的账。只言义，不言利，历史上似乎只有墨家曾身体力行过，然而，墨家两世之后即或式微或转型了，墨家的“原教旨主义者”就不见了。因为，就连最底层的民众也无法长期跟着墨子过“乞丐加苦行僧”的生活。事实上，没有利益为基础的义，只是个伪命题。如果不承认这一点，名头再大、说得再好听，也只是一个空谈家。

孟子见魏襄王

前319年，孟子见魏襄王（惠王儿子，惠王本年逝世），出来后告诉别人，看他的模样，简直不像是一个君王，对他无法产生敬意。他一直在那里发呆，却忽然间发问，怎么才能获得和平？我说，等到天下统一。他又问，谁能统一？我说，不喜欢杀人的人能。他又问，谁愿意让他统一？我说，天下所有的人都愿意。你可知道田里的秧苗？七八月间如果大旱，秧苗一定枯槁。可是天际渐布乌云，降下充足大雨，秧苗就青绿一片，生机再起。在这种情况下，谁能阻止？

衣赐履说：到今年，亚圣已经五十三岁了，说的话还是那么不着调。襄王今年刚继位，前面几十年，战乱不断，魏国既欺负别人，也被别人欺负，国家疲惫不堪，军队损失惨重，人民水深火热。

今年是前319年，我们简单列一下过去十年间与魏国有关的战争：

前330年，秦国攻击魏国，包围焦城（河南省陕县西）、曲沃（河南省灵宝市东北）。魏国把少梁（陕西省韩城市西南）、河西（陕西省黄河以西地区）割让给秦国。
前329年，秦国攻击魏国，渡过黄河，占领汾阴（山西省万荣县西南荣河镇）、皮氏（山西省河津市），攻陷焦城（河南省陕县西）。
前328年，秦国攻击魏国，攻陷蒲阳（山西省隰县）。
前324年，秦国攻击魏国，占领陕城（陕城即焦城）。
前322年，秦国攻击魏国，占领曲沃（山西省闻喜县）、平周（山西省介休市西）。

自魏襄王有记忆以来，魏国几乎每隔两三年、甚至一两年，就被秦国吊打一顿，紧接着就是割地赔款，受不尽的屈辱。本年襄王刚刚继位，面对虎狼一样的秦国，还得随时防备会在身后捅刀子的韩、赵、齐，怎样稳定国家，怎样与暴秦对抗，怎样谋求和平，这些问题估计每天都在折磨着襄王，故而孟子见他“一直在那里发呆”。襄王不愿再打仗，盼望和平，于是问亚圣“怎么才能获得和平”。而孟子老人家的回答让人如坠五里雾中，不知想表达什么。“等到天下统一”。那么怎么等？谁来统一？他回答“不喜欢杀人的人能”。那么请问，谁是不喜欢杀人的人？搞笑的是，一百年后，天下一统，而那个统一天下的人叫秦始皇，我实在不能认定他是个不喜欢杀人的人。

我们不由心生疑问，孔孟所提倡的东西，为什么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哪个国家都不受待见，而到了西汉却被树为一尊？原因可能是世界变了，天下一统了，不需要人民有更多的思想，君君臣臣这一套东西对于统治者来说是最好的诛心之举——诛人民群众之心。而在春秋战国时期，“有粮”和“能打”才是硬道理，才能在诸侯之间说硬话、办硬事，儒家的仁义一毛钱都不值。那时是法家的天下。秦用商鞅，魏用李悝，韩用申不害，楚用吴起……但绝不会有任何国家用儒家。孟子没有得到任何一个国家的重用，对孟子而言可能是件幸事，否则可能会留下无数笑话，能否晋级为“亚圣”就不好说了。
通鉴没有记述听完孟子论政后魏襄王的态度。我私下揣测，襄王恐怕最后笑了，面对着孟老夫子，只能像他爹惠王一样无言以对，又不能用老先生，又不能杀老先生，好好招待一下送别的国家去忽悠，恐怕是襄王内心当时的想法。

16忽如一夜春风来，大王小王遍地开

本来，只有周天子称王，其他所有封国的国君无非就是公、侯、伯、子、男，比如，虞国国君的爵位是公爵，五霸中的齐桓公、晋文公都是侯爵，而秦穆公只是伯爵，楚庄王更不济，只是个子爵，所以文学作品里老是出现“楚子”，结果这家伙火了，老子地盘最大，武力最强，凭什么是子爵？你不给老子封，老子自己直接封王，搞了个楚庄王出来。至于吴王、越王什么的，也都是当时的化外之地，被中原视为野蛮人，所以他们自称个王什么的，周天子都懒得搭理，让他们自己乐呵去。

但现在情况不同了。

前334年，齐国国君田因齐、魏国国君魏罃，在徐州（山东省滕州市南）会晤，互相承认对方是国王。田因齐即一任威王，魏罃即一任惠王。（柏杨：司马光认为三家分晋是一大巨变，礼教、等级、名分，全部崩毁。事实上当然不是那回事，因为他们仍然都在周天子统御之下，而周天子本来就有权擢升任何一个人当国君。依司马光的标准来评论，本年，齐、魏国君忽然宣称自己成了国王，才是真正的巨变。从此以后，两国国君跟周天子一般高，平起平坐，公然成为可怕的叛逆，却并没有产生司马光所预料的效应，反而这种当国王的风气，使其他封国纷纷跟进。战国时代，遂进入跑道。）

我们前面一直称威王、惠王，其实到了本年才正式可以。

加上周显王和早就自称王的楚威王，现在中华大地上有四个王。还有越王、吴王。不过本年被灭了

前325年4月，秦国国君嬴驷自称国王，是为惠王。
前323年，韩国、燕国分别宣布建立王国，称韩宣惠王、燕易王。赵武灵王不肯，依然称君
前318年，宋国国君宋偃，自称国王，是为宋康王。

15孟夫子，求您别再论政了！

衣赐履按：孟夫子，亚圣，在儒家里，是仅次于孔夫子的大腕儿。老先生身体不错，活到八十四岁，后半生都在与人辩论和向各国国君兜售治国理念而奔波，应该说还是卓有成效的，虽然最后也没混上个一官半职，但是大名远扬，绝对位列战国大V前三甲。通鉴里介绍了两篇孟夫子论政的故事。

孟子见魏惠王

前336年，孟子三十六岁，四处推销自己的治国方略。找了个机会见到魏惠王。
惠王问，先生，你不嫌遥远，跋涉千里而来，有什么有利于我们国家的建议吗？
孟子说，切，你怎么总是把利益挂在嘴上？我所追求的，只有仁义。你说有什么利于我们国家，官员们说有什么利于我们家族，平民说有什么利于我个人，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上下互相斗争，国家就发生危险。而追求仁义则不然，从来没有充满爱心的人会忘掉他的亲人，也从来没有充满道义精神的人会把他的君主放到脑后。
惠王说，你说得对。
衣赐履说：感觉孟子一下子就把天儿给聊死了，惠王无以对，只好说，你说得对，但是请你走人。孟子的话，永远是大、空、对，但从来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这样的精彩语录，孟子说了很多，作为人们对道德修养的追求，当然是很好的标杆。但是，治国理政、国家竞争，从来都不可能只讲仁义、不讲利益，特别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各国拼的不是仁义，而是财力、军力，是综合实力。
在儒家那里，利和义似乎总是无法统一。孟子比较极端，甚至不允许别人提到“利”字。然而，亚圣以对圣人的标准来要求普通民众，恐怕没什么人会买他的账。只言义，不言利，历史上似乎只有墨家曾身体力行过，然而，墨家两世之后即或式微或转型了，墨家的“原教旨主义者”就不见了。因为，就连最底层的民众也无法长期跟着墨子过“乞丐加苦行僧”的生活。事实上，没有利益为基础的义，只是个伪命题。如果不承认这一点，名头再大、说得再好听，也只是一个空谈家。

孟子见魏襄王

前319年，孟子见魏襄王（惠王儿子，惠王本年逝世），出来后告诉别人，看他的模样，简直不像是一个君王，对他无法产生敬意。他一直在那里发呆，却忽然间发问，怎么才能获得和平？我说，等到天下统一。他又问，谁能统一？我说，不喜欢杀人的人能。他又问，谁愿意让他统一？我说，天下所有的人都愿意。你可知道田里的秧苗？七八月间如果大旱，秧苗一定枯槁。可是天际渐布乌云，降下充足大雨，秧苗就青绿一片，生机再起。在这种情况下，谁能阻止？
衣赐履说：到今年，亚圣已经五十三岁了，说的话还是那么不着调。襄王今年刚继位，前面几十年，战乱不断，魏国既欺负别人，也被别人欺负，国家疲惫不堪，军队损失惨重，人民水深火热。
今年是前319年，我们简单列一下过去十年间与魏国有关的战争：
前330年，秦国攻击魏国，包围焦城（河南省陕县西）、曲沃（河南省灵宝市东北）。魏国把少梁（陕西省韩城市西南）、河西（陕西省黄河以西地区）割让给秦国。
前329年，秦国攻击魏国，渡过黄河，占领汾阴（山西省万荣县西南荣河镇）、皮氏（山西省河津市），攻陷焦城（河南省陕县西）。
前328年，秦国攻击魏国，攻陷蒲阳（山西省隰县）。
前324年，秦国攻击魏国，占领陕城（陕城即焦城）。
前322年，秦国攻击魏国，占领曲沃（山西省闻喜县）、平周（山西省介休市西）。
自魏襄王有记忆以来，魏国几乎每隔两三年、甚至一两年，就被秦国吊打一顿，紧接着就是割地赔款，受不尽的屈辱。本年襄王刚刚继位，面对虎狼一样的秦国，还得随时防备会在身后捅刀子的韩、赵、齐，怎样稳定国家，怎样与暴秦对抗，怎样谋求和平，这些问题估计每天都在折磨着襄王，故而孟子见他“一直在那里发呆”。襄王不愿再打仗，盼望和平，于是问亚圣“怎么才能获得和平”。而孟子老人家的回答让人如坠五里雾中，不知想表达什么。“等到天下统一”。那么怎么等？谁来统一？他回答“不喜欢杀人的人能”。那么请问，谁是不喜欢杀人的人？搞笑的是，一百年后，天下一统，而那个统一天下的人叫秦始皇，我实在不能认定他是个不喜欢杀人的人。
我们不由心生疑问，孔孟所提倡的东西，为什么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哪个国家都不受待见，而到了西汉却被树为一尊？原因可能是世界变了，天下一统了，不需要人民有更多的思想，君君臣臣这一套东西对于统治者来说是最好的诛心之举——诛人民群众之心。而在春秋战国时期，“有粮”和“能打”才是硬道理，才能在诸侯之间说硬话、办硬事，儒家的仁义一毛钱都不值。那时是法家的天下。秦用商鞅，魏用李悝，韩用申不害，楚用吴起……但绝不会有任何国家用儒家。孟子没有得到任何一个国家的重用，对孟子而言可能是件幸事，否则可能会留下无数笑话，能否晋级为“亚圣”就不好说了。
通鉴没有记述听完孟子论政后魏襄王的态度。我私下揣测，襄王恐怕最后笑了，面对着孟老夫子，只能像他爹惠王一样无言以对，又不能用老先生，又不能杀老先生，好好招待一下送别的国家去忽悠，恐怕是襄王内心当时的想法。

16忽如一夜春风来，大王小王遍地开

本来，只有周天子称王，其他所有封国的国君无非就是公、侯、伯、子、男，比如，虞国国君的爵位是公爵，五霸中的齐桓公、晋文公都是侯爵，而秦穆公只是伯爵，楚庄王更不济，只是个子爵，所以文学作品里老是出现“楚子”，结果这家伙火了，老子地盘最大，武力最强，凭什么是子爵？你不给老子封，老子自己直接封王，搞了个楚庄王出来。至于吴王、越王什么的，也都是当时的化外之地，被中原视为野蛮人，所以他们自称个王什么的，周天子都懒得搭理，让他们自己乐呵去。
但现在情况不同了。
前334年，齐国国君田因齐、魏国国君魏罃，在徐州（山东省滕州市南）会晤，互相承认对方是国王。田因齐即一任威王，魏罃即一任惠王。（柏杨：司马光认为三家分晋是一大巨变，礼教、等级、名分，全部崩毁。事实上当然不是那回事，因为他们仍然都在周天子统御之下，而周天子本来就有权擢升任何一个人当国君。依司马光的标准来评论，本年，齐、魏国君忽然宣称自己成了国王，才是真正的巨变。从此以后，两国国君跟周天子一般高，平起平坐，公然成为可怕的叛逆，却并没有产生司马光所预料的效应，反而这种当国王的风气，使其他封国纷纷跟进。战国时代，遂进入跑道。）
我们前面一直称威王、惠王，其实到了本年才正式可以。
加上周显王和早就自称王的楚威王，现在中华大地上有四个王。还有越王、吴王。不过本年被灭了
前325年4月，秦国国君嬴驷自称国王，是为惠王。
前323年，韩国、燕国分别宣布建立王国，称韩宣惠王、燕易王。赵武灵王不肯，依然称君
前318年，宋国国君宋偃，自称国王，是为宋康王。

17在国君们的汪洋大海中畅游——横纵苏秦（1）

衣赐履按：对纵横家，儒家非常反感，觉得他们是反复无常的小人，无原则无气节，就凭一张嘴四处招摇、骗吃骗喝。苏秦、张仪是纵横家的杰出代表，苏秦终其一生都在忙活合纵，张仪直到死都对得起秦国，还真没觉得他们朝三暮四、反复无常。苏秦本来是想事秦的，你看，连名字都是秦。但是秦惠王嬴驷没用他，只好投奔别的国家。但牛人就是不一样，苏秦如果在秦国干，有在秦国的干法，去别的国家，居然又能弄出一套完全相反的干法，让人不得不服气。

苏秦是洛阳人（周王国人），据说也是鬼谷子的学生，算起来应该是孙膑和庞涓的师弟（孙膑、庞涓学兵法，苏秦、张仪学纵横之术）。艺成下山，胸怀天下，放眼望去，只有秦国配得上自己这一身屠龙之术，况且，商鞅刚刚被秦惠王嬴驷车裂，秦国正需要他这样的栋梁之才。于是，苏秦兴冲冲奔往秦国（具体时间不详，前338年，商鞅死，苏秦赴秦当在此年之后），见到秦惠王后连水都没顾上喝一口，立即滔滔不绝说，秦国四面山关险固，东有关河，西有汉中，南有巴蜀，北有代马，渭水横穿国境，不愧是险要、肥沃、丰饶的天然府库。凭着秦国众多的百姓，训练有素的士兵，足以用来吞并天下，建立帝业而统治四方。苏秦刚刚开了个场，不料秦惠王说，鸟儿的羽毛还没长丰满，不可能凌空飞翔；国家的政教还没入正轨，谈什么兼并天下？送客！

衣赐履说：据说秦惠王不用苏秦，并不是觉得苏秦的见解不好，而是因为刚刚干掉商鞅，正对喜欢游说的外国政客非常反感。不过，让我不解的是，既然不喜欢外国政客，还见苏秦干什么？可能还有不为我们所知的故事吧。

苏秦碰了一鼻子灰，并不泄气，口中念念有词：此地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学得屠龙术，还怕没有龙？苏秦一转身奔向赵国。赵国国君肃侯让宰相奉阳君赵成接见苏秦，岂料赵成也跟苏秦不对眼，没聊两句，赵成说，送客！苏秦碰了第二鼻子灰，依然不泄气，口中念念有词：此地不留爷……拔脚北上，直奔燕国。

衣赐履说：苏秦、张仪学的都是纵横之术。此时，秦国经商鞅变法后空前强大，大有吞并天下之势。山东六国（崤山以东，尚有其他小国若干，不必考虑）都在秦国虎狼之师的虎视眈眈之下。因此，事秦，则实行连横战略，对六国进行打压蚕食；不事秦，则实行合纵战略，联合各国共同抗秦。苏秦见秦惠王时，显然是以连横战略游说的，惠王不用，苏秦再见其他国君，则改为合纵战略。两种完全不同的驾驭天下之策，纵横家们谈笑间运用自如，让后人不得不击掌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