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中叶的广州羊城保持着传统的风貌，街道狭窄，茶楼林立，舢板竞渡、肩舆往来，佛塔寺庙遍地，还未经历现代工业文明的浸染，充满朴素的田园风光。
街上人流如织，嘈杂喧嚣，一刻不停。车夫拉着人力车一路吆喝着，车子安装着轻便的轮子，跑起来吱嘎作响。挑夫挑着沉重的担子，乞丐、小贩和船夫们大呼小叫招揽过客。
江面上停泊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船只，挂着大红灯笼的花船成群结队，窗户上的珠帘放下了一半，遮挡住外人想要窥视的目光，船上的男仆手持一根长竹竿，把周围的小船撑开一些距离，老鸨正在梳洗上妆，脸上露出放纵后的疲惫憔悴，正等待着迎接夜晚的来临。
船屋在岸边停在岸边排成一条直线，挨挨挤挤的紧密连成一片，好像一条整齐划一的街道。许多人终生住在船上，从出生到离世，都没有离开过船，船屋的经营者一般是一个贫苦人家的妇女，她的母亲和小孩跟着她在船上谋生，当她的帮手载客赚钱，她们十分熟悉水性，像鱼儿一样跃入水中，自由自在地划水。
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姑娘正用力把船屋划向对面的一艘英国商船，船上运来好多稀奇的玩意儿，鼻烟壶、水晶瓶、自鸣钟等玩意儿，水手们成群结队地站在甲板上，朝着小姑娘挥挥手示意要搭船上岸。
她呼喊着一旁的小弟说：“阿文，你动作快点！”
一旁的小男孩加快了划桨的速度，就在船要靠近时，那群水手开足马力，把船驶向对岸，然后又向正在划船的小女孩招手，叫她快点跟上来，小女孩再度奋力向前划去，她显然很想做成这笔生意，就在她快要接近时，水手们又把船开向更远处，小女孩累得气喘吁吁，水手们哈哈大笑起来。
小男孩气愤地说：“姐姐，他们在捉弄我们。”
小女孩不甘示弱，向着水手的方向咒骂道：“番鬼！”随后，朝他们做了一个大大的鬼脸。
对面码头等着许多来接客的小店伙计，他们麻溜地上前接过旅客的行李，邀请水手们去店里喝一杯，在水手们举棋不定之际，小伙计拿出一份准备好的“好人证”，递过去给他看，说：“这是以前路过的水手写的推荐信。”上面写着“好人杰克”，水手们便放心地跟随他们而去。
阿文和她的姐姐好生失望之际，对面有个神父模样装扮的洋人挥手想做船，阿文说：“姐姐，这些番鬼太坏了，我们不要做他们生意了。”
小女孩正在考虑，今天还没有开张，没有钱交给母亲，如果能做成这个洋人的生意，说不定能赚个把鹰银，换点粮油米面也好。
小女孩说：“先划过去看看情况再说。”
小女孩把船划到离岸边还有几米远的地方就停下了，没有马上靠岸，她问：“你们几个人坐船？”
对方竖起三根手指。
小女孩说：“你先付钱。”
对方好像也很心急要搭船，开始在身上翻找，掏出一块银元，直接抛上船。
阿文赶紧跑过去捡起来，他把银币拿在手上翻看，惊喜的告诉姐姐：“这是一块货真价实的银币。”
一般客人出手不过几文小钱，如此多的钱还是第一次收到，姐弟两人十分激动，赶紧把船靠了岸。
神父和两个商人打扮的男子同行，他们说：“我们去行商伍大人那里，认识吗？”
阿文连忙说：“我父亲就在伍大人家做事，我带你们去。”
伍行商是怡丰行的老板，他的父亲伍秉鉴是十三行行商之首。阿文听父亲说过，伍行商家里常常有欧洲商人居住，他们家主要贸易伙伴就是欧美商人，这些商人来了广州，一般就住在他家里。他非常有钱，富可敌国，家里用的酒杯全是水晶做的，就连烤肉的碳都是欧洲运来的。
小女孩瞪了阿文一眼，说：“你闭嘴。”她很警觉地看着这些人，害怕阿文有危险。
阿文年纪小，正活泼可爱，神父觉得阿文很机灵，问：“你多大了？”
阿文很奇怪，这个洋人怎么还会说中文。
当时，清朝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严格限制对外交往，外国人来中国一般都是在澳门停留，再通过广东十三行的行商做生意。
外国神父来华前，一般也是先到澳门居住，学习中文，再到中国传教，清政府是禁止中国人教授外国人中文的。这位神父极有可能是在澳门学习过中文。
阿文说：“我八岁了。”
神父问他有没有读书？
阿文说：“在乡间私塾读了一年，现在没有读了，跟着姐姐做生意。”
神父说：“澳门有学校，不收学费，如果想读，可以去，就说找郭士立。”
阿文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阿文往前面一指，说：“前面就到了。”

第二章 少年时代
我叫唐文浩，出生在香山县唐家村，是家中次子。父亲在伍行商家里当帮佣，母亲靠上山打柴为生，终日忙碌所得不过是身上衣口中食，除了一众贫寒的亲友再也无人可以依靠。
一天晚上，父亲对母亲说：“美国传教士郭先生在广州设立洋人学堂，准备招收若干男童入学，阿文已经八岁了，不如我们送他去那里读书。”
母亲神色有点犹豫，说：“阿文学习好，将来说不定能考个功名哩。”
父亲想得很实际，说：“读官学考科举太难了，我们这种人家，无权无势，孩子有口饭吃就行了。学一些基本英文知识，将来可以去英国人家当个仆人。洋人有钱，洋务买办能赚钱，若能将来谋得一份洋差，也一样可以出人头地。”
当时中国还是清朝封建统治时期，世人都视科举考试为正途，稍有身家的人是不愿意把子弟送去读书的，因为读西塾不能考秀才举人，并不被主流社会认可。
还记得我第一次看到郭夫人，小心翼翼地打量着她：高鼻深目，金色头发，古铜色眼睛，皮肤雪白，个头很大，穿着宽大地白色袍子，两只鼓胀的袖子缀上白色蕾丝，非常飘逸，样貌秀美又有威严，一望而知就是果敢又决断的女丈夫。相处时间一长，觉得郭夫人和蔼仁厚，像母亲一般。
我刚去读书时比较顽皮，与外界接触很少，对外面事物地看法很狭隘，古夫人念及我幼小，让我和她同住后院，后院都是女眷，男孩居住在前院，我总是羡慕男孩们一起奔跑捣蛋，到街上闲逛看热闹。我和郭夫人以及一些小女孩住在一起，行动处处受限，现在明白是古夫人念及我年幼给我的特殊关照。可那时哪懂，只觉得厚此薄彼，心中不甘。
一日我偷遣出门，看到河岸边舟船密集，谋生了一个出逃计划，回去和同院女生商量，因为管束太严，女生们也有不少响应我的计划。于是第二天我们登上一艘小船，划到对岸就可以回家了。
河面有很多舟船做生意，船家都是女人经营，只要付几文钱就可以送到任何地方，有点像今天的出租车，不过是江上的出租船。年轻的妇女是屋船的女主人，她的两个孩子也在船上，大一点的那个已经可以在旁边帮忙摇橹，小婴儿背在背上，她似乎已经习惯了这样的节奏，在一摇一晃中已经睡着了。我在想这条船的男主人可能是岸上的苦力或者三轮车夫吧，晚上回家带上一点糙米，几个苹果，或是给孩子买一支竹蜻蜓，一家人围在船边拉拉家常，释放一天的疲惫。
我不禁想到我的母亲也一样期盼我回家吗？她会拿大手抚摸着我的头发，慈爱的拉着我的手吗？我一阵悲哀，不敢再想，只得直直的盯着江水，收住自己的思绪。
船刚行到江心，郭夫人划船追来，我们的船小速度慢，郭夫人船是我们地两倍大，速度很快。我们好像一个个小逃犯被抓回去，因逃跑主意是我提议，惩罚我站在凳子上，戴着尖尖地帽子，胸前挂上一个大牌子，让来往路过的小孩批评我懦夫的行为，我惭愧地低下头，真希望地上有一条裂缝能让我钻进去，可是地上不会有裂缝，我只能站在那里“示众”。
郭夫人还故意当着我把点心水果分给其他孩子吃，他们故意在我面前吃得津津有味，我只能无奈地干咽唾沫。
不久，郭夫人因为身体原因返回英国治疗，西塾一度中断。
我回家时才十一岁，父亲已经去世了，家里经济情况不好，为了维持家庭生活，我每天凌晨三点就起床，去邻村兜售糖果，直到晚上六点才回到家中，每日得到银币两角五分，全数交给母亲。钱不至于使家里富裕，仅仅能维持生活。
寒冬时节，商店停售糖果，我就得改业，到乡间拾穗。每当麦子成熟时，一片金色的稻田一望无际，好像连到天边，收割稻子的季节来临了，姐姐带着我一起到田间拾穗，收割麦子的农民弯着腰，反手抱着一捆稻子，快速地用另一只握着镰刀的手割下去，但总有漏网的，一些没有成熟的稻子长得不够高，正好躲过这一镰刀，跟在农夫身后的小孩就在地上再拾一遍“二水”，不过没有长成熟的稻子和收割下来的稻子区别是明显的，漏在地下的稻子长势不好，结的谷粒干瘪，不如刚收割下来的稻子饱满，只要到扬谷场一扬就能马上分辨出来，拾稻子的人手脚如果不干净，偷拿了好稻子，一旦发现以后都不能再靠近稻田，也就上 “黑名单”了。
我和姐姐常常一无所获，她正苦恼时，向农人夸赞我会外语，老农在好奇心驱使下把我叫到跟前，说：“我活了半辈子，还没有听过洋话，你如果能背红毛语给我听，我就犒赏你一大捆稻子，你背都背不动的。”他说完，用手指着面前堆得像小山包的稻谷，黄澄澄的。
“A、B、C、D……”我站在田间深没到胫骨的水中大声背诵二十六个字母，周围的农人一辈子都没听过，停下手中的农活转头好奇地看向我。“演讲”结束以后，我果然得到农人的犒赏。
农忙时节很快过去，我又无事可做。邻居梁阿发在传教士卜神父处做印刷工人，需要招聘一个粗通英文，能核对英文字母和号码的小工校订，英文要求不高，母亲认为我可以担当这项工作，请阿发推荐我去卜神父处工作。卜神父每月付给我五角钱，除了膳食费，余钱按月汇给我母亲。
卜神父从英国爱丁堡大学医学院毕业后作为传教医生到澳门工作，爱丁堡大学医学院学生毕业以后待遇很高，每月六百英镑，到中国做传教医生每月只有两百英镑，医学院多次号召也没有人愿意去，只好改为有条件资助学费换取工作服务。卜神父在学校读书受教会资助，半工半读完成了大学学业，毕业后要到东方从事传教服务工作。
他初来广州，对一切都很陌生，为了方便了解中国乡村，他从国外购买了一辆自行车，自行车前后两个轮子大小还不一样，后座上装了一块木板，木板上包上一个厚厚海绵垫子，由我骑自行车背他前往五英里外的乡村传教。惊险时有发生，有一次我大叫着冲下一个斜坡，连人带车摔倒在稻田里。村民远远看到我们这一老一少、一中一洋的滑稽二人组都大笑起来。很少人听懂他布道，尽管他能够阅读中文，可是中文讲得实在含糊不清。
卜神父入乡随俗，衣着服饰按照中式服装穿着打扮，在白色袖子周围绣上了中式金丝花纹，还聘请了一位中国画师，把基督教里的寓言故事，依照中国人物的形象，画成水彩画。有些朋友会请他帮忙从美国购买望远镜、显微镜等物品，他也乐于帮忙并鼓励他们从事自然科学发明的研究，我听到他讲过瓦特发明的蒸汽机的故事，由蒸汽机带动的火轮船日行万里。他还把自己环球旅行的照片做了上百张彩色幻灯片，形象再现了实况，演讲深深吸引了听众。遇到圣诞节日，神父扮做圣诞公公给教区居民的孩子们发糖果，表演魔术，获得了孩子们的喜爱。
圣诞节是我最喜爱的节日，卜神父会依照美国方式用蜡烛装饰圣诞树，还要摆满各种各样的礼物，充满节日欢乐的气氛。他穿上圣诞老人的服饰，给孩子们派送礼物，我也会得到一份礼物，我通常的愿望是一本彩绘书籍，尤其喜欢科技一类的读物。当我收到礼物以后，会学着外国人的方式在小卡片上写上简短的感谢语：您赠送的书籍不仅富有趣味，而且颇具启发。
神父的妻子玛丽心灵手巧，她能用简单的材料制作棒球服、面罩、球棒，还在衣服上用彩色颜料涂上数字标号，她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除了协助神父主持教堂工作，还要听那些穷苦妇女倾诉苦水，终日孜孜。伍大人常到教堂听卜神父布道，结束以后和卜神父沿着河岸边散步闲谈，两人聊着聊着一直要到太阳落山。
有时伍大人带廷芳少爷一起来，我们就到后院打棒球，棒球里面填上了沙子，挺有重量。
有一次，廷芳少爷提议我们来一场棒球赛，我担任投手，他担任捕手，激战正酣时，意外发生了，棒球直直地飞向廷芳的额头，他差点被击晕过去，而我作为始作俑者吓得呆若木鸡，结果廷芳毫无怪罪的意思，片刻后，他从地上爬起来，看着棒球喃喃：“egg head 、egg head”, 伍大人家里请了两个女传教士作为廷芳的家庭教师，教他外语，大概意思是在自嘲吧。他身上没有一丝纨绔子弟的习气，更像一个诚实淳朴的乡间少年，我们两人相视一笑，从此竟成一对好友。
廷芳是伍家远房亲戚，他的父亲伍常设是新会人，早年下南洋闯荡，在南洋做些小生意，慢慢有了积蓄，又做起了砂糖生意，在当地的华人圈中娶了一位南洋华侨的女儿。
廷芳从小聪明过人，他的父母深感颠沛的海外生活会影响他的学业，因此，将他寄养在伍大人家里，伍大人膝下无子，夫人年约四十无所出，廷芳来了以后就养在伍夫人跟前。当时，行商家里没有男丁，事业就后继无人了，因此廷芳到来是一件喜出望外的事情，加上廷芳极为聪明机灵，颇受伍大人喜爱，视为己出。
教堂里准备组织一个唱诗班，有一个女校的学生加入唱诗班，她们坐在大厅的隔间，不和观众见面，因当时的风气还比较保守，男生和女生不同台表演，周六晚上玛丽就邀请孩子们到家里排练，我们都很喜欢去，小孩子们聚集在一起排练的时光总是很开心。玛丽担任指挥，我们表演的都是美国歌曲四重唱。演奏时需要一个会弹风琴的人，卜神父听说廷芳少爷家里聘请的女教师还教授风琴课，派我去请廷芳少爷参加演奏。我揣着一个信封过去，上面写着“廷芳亲启”，每当他收到信时，总是显出得意的神色。
风琴演奏时需要一边弹一边拉风箱，就像是给风琴充气一样，由我负责拉风箱，可是拉的力气大小不好控制，又或是时间长了有点走神又忘了拉，因此风琴声音忽高忽低，一会儿尖锐的像警报，一会儿又好像一口气提不上来，还好唱诗班有惊无险的最终完成表演。
后来，每周日礼拜结束后，廷芳会来教堂找我下西洋棋、打棒球。
这一日，廷芳姗姗来迟，他一见我便对我说：他要去香港读圣保罗学校读书。圣保罗是一个教会学校，教的内容是和外国学校一致，课程已经世俗化，有英文、算数、文学等。毕业后，想去英吉利攻读法律。
自明清传教士来华后，开始在中国开办教会学校，香港马礼逊学校就是为了纪念英国第一个来华传教士而创办的，教材都是从国外运来，教会学校的教师也是外籍教师，教授的课程是和本国接轨的，所以读完出国是可以完全适应国外的高等教育的。
临别时，他赠给我一只手提箱，质地是上乘檀木料，上面挂着一把精巧的银锁，箱子底部刻有一个方方正正的“伍”字，这是伍家出品的标记，凡是怡丰行出口海外的货品包装外都有这样的记号。
我想廷芳的用意是一方面如果我要远行是会需要这只箱子的，另一方面如果有急用，还可以用来换钱。我为他的用心感动，也为我和好友即将分别而伤感。
“你愿意以后和我通信吗？我会写信给你的。”廷芳真诚的说道。
我郑重地点点头，向他道别，看着他的背影越来越小，最终消失在我的视线中。
再见了，我少年时代的朋友。

第三章 下西洋
这天，卜神父从广州领事馆收到一封传教协会的信，大意是要召卜神父回国。卜神父叫我去教堂找他，他对我说：“你和我在一起这段时间，英语进步很快，你找到了一把开启西方知识大门的钥匙，但是如果你想登上西方科技的高峰，你需要去西方的高等学府接受更多的教育，我认为年轻人在青年时期应该要多读书、多见世面，我建议你到美国去继续学习。”
固守乡里的人大多生活闭塞，固步自封，旅行可以增长见识，丰富阅历。我心里很希望能够出去见见世面，开阔眼界。不知是否我在不经意间流露出对西方知识的渴慕落入了神父的眼里，他的话的确直击我的内心。
对我来说，最大的困难是经济问题，姐姐已经出嫁，有两个孩子，姐夫抽大烟，家里经济状况很拮据，两个孩子也是跟着姐姐吃了上顿没下顿，偶尔还得回娘家接济一点粮食。至于我，我在卜神父这里工作，还可以帮助家里，如果我走了，母亲如何生活。
卜神父写信给伍大人向他寻求帮助，伍大人慷慨地资助了我的学费和生活费，还承诺在我学成回国期间会给我母亲捐助，解决了我的后顾之忧。
临行前，我的亲人及街坊邻居用传统的方式向我道别。母亲不舍得看着我，她没有拥抱也没有亲吻我，中国人的感情是含蓄内敛的，在众人面前亲吻搂抱是不体面的。我向她磕了三个头，她眼睛里泛着泪花，却装出高兴的样子，给了我一点刚卖掉两担水果换来的钱，用别针缝在我内衣里，嘱咐我做个好孩子，给家里常写信……我心里感慨道：天下的母亲都是一样！母爱是伟大的！等我以后有了能力，一定让您每天都开开心心地过日子。
以前我的衣服总是做得宽大，母亲帮我把中间腰部折叠起来，等我个子长高了，再把中间的衣服放开，可是中间的衣服颜色看上去比其他部分颜色要深，这让我觉得尴尬，当然这也培养了我艰苦朴素不浪费的生活习惯。大姐在县里裁缝师傅那里为我做了两套新衣，我装扮上唐装、戴上瓜皮帽，整个焕然一新。等到了美国，见洋人都是西装、礼帽、史地科（stick），我这一身唐装又显得不合时宜了。
待到季风起，我们搭船赴美，当时到美国的船有两条线路，一是乘美国船直达，二是乘英国船到欧洲中转再去美国，直达美国的商船一般只设筒仓和头等舱，筒仓的人挨挨挤挤像沙丁鱼罐头；欧洲船另设二等舱，价格比头等舱便宜不少，而且乘坐较舒适，途中经过欧洲，距离虽然较长，却能增长见识，恰逢玛丽哥哥随东印度公司的船只赴美，安排我们从广州上船，途经香港装货再去法国。
后来我在美国认识了很多朋友，美国富人和普通人都热衷于海外旅游，有一个美国商人每年都去欧洲待好几个月，但没有去过欧洲以外的地方，我建议他可以去亚洲中国或日本看看。我也常环游各国，在下榻的饭店碰见过我在美国的朋友们，美国妇女出国旅行的也不少，有一次在卧铺包厢中，睡在我上铺的就是一位美国女士，花上几百元去旅行，接触其它国家的人，扩大视野，不比把钱花在珠宝、华服、奢侈品上更加值得吗？
英国船螺旋桨转得飞快，正值雨季，船身颠簸剧烈，有时夜里风高浪急，海水会涌进船舱，我晕船严重，开始几天都躺在床上。我在心里默念真想奔回家乡。到了香港，我看见远处维多利亚港的旖旎风光，又把之前的不快都抛在脑后了。
船上的餐点都是西餐，牛奶、面包、水果，餐前有冰柠檬水，一开始饮食不太习惯，早上想喝点米粥，吃点咸菜，随身带着一瓶母亲做的腌萝卜皮，吃个精光。饭后想饮茶找不到热水，晚上8点以后就不供应热水了，据说是海员协会地规定，得空就要先预备一壶热水。一个星期后，我已经习惯吃西餐，旅途生活也不那么枯燥。
之后一个月的日子里，我也学船上的外国人一样，在甲板上玩玩沙包游戏，舒展筋骨，卜神父关照我借用的东西都要换回原处，有礼貌才会受欢迎。
在法国巴黎我们有几天休息，可以上岸走走，我看见凡尔赛水晶宫殿美轮美奂，从没见过那么多高楼大厦，洋人穿着西服、戴着高高地礼帽，妇女穿着蓬蓬地蕾丝裙子，下摆被宽大地衬裙撑开，呈伞状，有的贵妇人头上装饰着羽毛，发髻高耸入云，据说这种发型流行于法国宫廷，断头皇后首创了这样的发型，宫廷的贵妇开始模仿，然后民间也流行起来。只不过，大革命的硝烟已经散尽，拿破仑的武功也过去了，法国引领的奢侈时尚风潮还在继续。
我觉得服装应该以舒适为主，我常穿中式服装，国外的皮鞋打脚，我脚上的鸡眼在穿上中国的手工布鞋就完全消失了。中式棉衣和夹袄没有束缚感，活动自如，冬天比西装更加保暖。国外妇女的束胸太紧，有报道说因为束胸太紧使一位孕妇窒息而死。在舞会上，有些妇女总喜欢裙摆拖地的长裙，后面紧跟两个小童，帮她拎裙摆。这样麻烦的穿着我确实难以欣赏，还有一种限制走路的一步裙，裙子太窄，一次只能走一小步，我觉得这简直是一种折磨。
我们去参观了茶花女的墓地，法国的名人堂有很多，为什么独独选择去祭奠茶花女呢?也许因为她是爱的化身吧！茶花女也代表着法国人的多情和浪漫，我们去参观时遇到两位时髦的巴黎姑娘，她们对我的打扮很感兴趣，主动和我们交谈，等了解到我们来自遥远的中国时，感慨道：中国不愧是一个文化大国，茶花女的故事也被他们的孩子所熟知。天知道，我的这些知识也是刚从玛丽女士那里听说的。我也被茶花女的故事深深打动，这是法国人的“梁祝”，对美好事物的向往是中外民族的共同追求。

第四章 新大陆
美国土地广袤、人口稀少，是一个年轻的新大陆，有各色移民来到这里。美国的印第安人会说美国是印第安人的，英国人说美国是英国的，新奥尔良地区的说美国是法国人的，旧金山的人说美国是墨西哥的，美国的版图是通过购买、战争等方式一步步扩张而来，联邦制也表明了美国的野心，新合并一个州就在国旗上加一颗星。美国是一个大熔炉，把各种族融为一体，成为了新的美利坚民族。
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后，种族的歧视仍然没有完全消除。车厢分成有色人种和白人车厢，不过有时他们也不纠缠，我属于哪一个车厢呢？搬运行李的人直接把我们的行李放在了白人车厢。
我生平第一次见到铁路，列车在两条窄细的铁轨上，风驰电掣地跑动。
我好奇地问卜神父：“这是什么啊？”
卜神父说：“这是火车。美国各大城市都有，是出行的交通工具，十分便捷。”
我看了看窄细的铁轨，百思不得其解，问：“是什么在拉它？”我误认为有什么东西在拉着火车跑。
卜神父笑了笑，说：“是蒸汽机驱动它，蒸汽机是瓦特发明的，你看最前面车厢上面冒出的白烟，就是蒸汽机。每小时大概七八十马力。”
我似懂非懂，说：“七八十马力是什么意思？是七八十匹马拉它吗？”
“马力是美国的计算速度的术语，不是真的马匹，不过你可以想象成快得像有几十匹马拉。”卜神父解释道。
“它跑得真快啊！”眼前的景物在车窗飞快而过，根本看不清楚。
火车上有卧铺包厢，我们的卧铺包厢里走进来一位白人年青女士，她的卧铺在我的上方，她表现得很大方，一位年青女士单独出行在美国是很在自然的事情。
我们搭乘的是从纽约驶向康州的火车，横穿过新英格兰地区著名的康涅狄格河，到达了散落在河口的小镇斯普林，这里是卜神父的家乡。刚到美国的头一个月，我和卜神父的母亲住在一起。
卜神父在途中写信给哈中的海文校长，介绍我的情况。海文校长是康州哈特福德高中的校长，也是卜神父的好友，他们经常一起散步聊天，一直走得很远，走到几十里外的一座山，再返回。聊天聊得太阳都落下来。卜神父给海文的信中向他请教了对我的住宿和具体教育方式的安排：
我不得不考虑munny在美国的住宿问题。城市的花费比较高，可以考虑让他住在乡间，那里安静利于学习，不像城市喧闹，朴素的风土人情，有助于孩子们养成用功学习的习惯。另外，让他和友爱的美国家庭一起居住，是否更有利于他提高英语水平，融入到美国生活中？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我想听听您的意见。
海文校长听取了卜神父的意见，为了让我尽快学习语言，最终决定将我安排到居住在康涅狄格河谷的一个律师家中。
host family的女主人一见到我，就把我拉进她的怀里，在我的脸上烙下一个吻。我羞窘地低下头，其他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我的初次露面一定也让他们觉得滑稽，因为我是中式打扮，头上梳着小辫子，脚上蹬着厚底布靴，戴小瓜皮帽，外面罩着一件白色亚麻马褂。
茱莉亚夫人带我回到康州哈特福德家里，她家后山种有许多苹果树，可以畅吃苹果，周围有八九间房，依山傍水，风景秀丽。她的三个女儿都像可亲的姐姐，小女儿朱迪和我同龄，为了显示美国女孩的热情，她爬上高高的果树，倒挂在上面向我挥手，我真是吓坏了！二姐温蒂非常严格，为了迅速帮助我提高英文，在饭桌上，要求我要记住各种食物的名字，如果我不能说出那道菜的名字，就不能吃那道菜。我的语言进步惊人，短短一个星期，已能够流利地和他们交流。大姐安妮在纽黑文读大学，周末回家常常帮我辅导功课，期间茱莉亚会进来送上一碟苹果给我们。每到周五晚上，我都到车站去等安妮，再和她一起步行回家，一路上安妮会给我讲很多大学的趣事。
哈特福德校长海君是一位享有盛誉的学者，他的头发整齐地向脑后梳着，鼻梁上架着一黑框眼镜，看上去十分整洁儒雅。他是一位儒雅的绅士，有点像中国的儒士。
我来到哈中后，他很关心我的学习和道德教育，时常和茱莉亚交流我的学习生活，就连一些要注意避风，防止感冒的小事也会关心。我可以算是最早来哈特福德读书的中国学生了，但是海君关心我并不是“物以稀为贵”，而是希望我能够学成回国，对祖国有所贡献。
我很尊敬他，得知海君毕业于耶鲁大学，我也立志要考到海君母校读书。
哈中的棒球、橄榄球、赛艇等运动很受欢迎，每年都有公开赛，在棒球比赛上，我获得过“最佳投手”，munny仔的名字不胫而走，我们常常在校园里比赛，跑垒的人速度飞快，在体育锻炼中，我的体格也开始发生变化，长得高大黝黑结实。橄榄球的冲撞对身体力量和速度的要求很高，相比之下我更喜欢赛艇，赛艇比赛要发挥团队合作，队员要经常训练，统一动作，其中一个队员坐在船头指挥，要大声喊口号，有时夹杂着脏话大骂，更能让队员兴奋。 这种给队员鼓劲的方法就像我们中国古代士兵作战，要有人敲擂鼓，鼓舞士气，把敌方冲杀地溃不成军。我的角色正是在船头大喊口号的人，但是中国人天性内敛害羞，我头几次机械木讷地念着：“damn……shit”,结果队员们听到我的声音爆发出大笑，有几个甚至笑得夸张到快要滑入水里。后来，我们配合越来越密切，在比赛中我们一直把对手远远甩在身后。
在校园里，我的知名度迅速上升，走到哪里都有人上来寒暄，同学们拉我加入D.K.E兄弟会，周六的晚上他们会邀请我聚会，我们围坐在篝火前，谈天说地，我受到兄弟会成员的热情招待。
一次，在招待哈佛赛艇队的宴会上，一位哈佛的队员很是傲慢，看不起中国人，竟说道：“想不到你也是耶鲁赛艇队的队员，我怎么一点儿也不记得见过你呢？”我很快地回答：“你当然没有见到我，因为我们的赛艇远远地超过了你们！”巧合的是，我在耶鲁大学赛艇队那两年，我们每次比赛都胜过哈佛大学。
毕业典礼上，哈中的优秀毕业生代表要上台致辞，我发表了“罪恶的鸦片贸易”的演说。我用十几张幻灯片出示吸食鸦片人的形象，讲述鸦片贸易对中国人的毒害，呼吁应该禁止鸦片贸易。我谈到用鸦片毒害人的身体比用刀杀他更卑鄙，许多家庭因为鸦片而妻离子散，穷人为了获得鸦片甚至卖掉自己的亲生儿女，不顾人伦道德，鸦片罪恶罄竹难书……
最后，我慷慨道：“中国这头睡狮必将醒来屹立于东方！”
听众爆发了热烈的掌声，我一度被召回台上谢幕，这在哈中历史上很少发生。
我赴美学习，原定的时间为两年，两年后返回中国。卜神父写信鼓励我继续留美完成大学的学业，他说教友会有传教医生资助计划，如果我愿意去学医再回中国传教，可以免去我的学费。
我想，悬壶济世固然可以帮助别人，但是数量毕竟有限，不如学习西方政治宪法更有好处。我虽家贫，但是不愿意因为贫穷而放弃自己理想，我越是亲身体验西方社会人民的自由、民主、平等，越感到我国人民身处专制王朝统治下的束缚和痛苦，越想用自己的所学改变这种现状。
卜神父后来回信给我：他已经帮我争取到一个妇女会的支持，资助我完成大学学习。他为我的决定感到骄傲。
我顺利进入了耶鲁大学法学院，茱莉亚一家在暑期陪我去游览波士顿，我们在夜晚乘坐过装满干草的卡车，品尝了士多啤梨雪糕，参观了茱莉亚朋友的葡萄园，她的朋友热情招待我们。
当时美国的生活水平不像现在这么高，稍微为人工作就可以赚到生活费，我看到耶鲁大学的学生在附近餐厅当侍者，我也为图书馆工作，搬运整理书籍，赚到的一点美金我托人辗转带回给我的母亲。
耶鲁法学院要求学生要参加足够次数的学院晚餐才可以毕业，这是法学院的特色课程之一。他们定期邀请著名的律师、法学教授、外交专家等人士到校与学生共进晚餐，晚餐之余和学生谈论法律知识和案例，学生可以获得很多法律实战经验，表现优秀的学生会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他们也可能愿意成为学生的引路人，在未来的工作中给他帮助。
威廉教授是一位国际大法官，精通国际法，有正义感。有回我和一位英国同学辩论是否应该取消外国人在中国的治外法权时，几个回合下来，他判定我胜出。
时间过得飞快，一转眼，毕业季又到到了。等到太平洋季风又起，我怀揣耶鲁大学一纸文凭，辞别了茱莉亚一家，踏上归程。
负笈西行已六载，归心日夜念旧邦。
无端更渡下西洋，原来他乡成故乡。

第四章 新大陆
美国土地广袤、人口稀少，是一个年轻的新大陆，有各色移民来到这里。美国的印第安人会说美国是印第安人的，英国人说美国是英国的，新奥尔良地区的说美国是法国人的，旧金山的人说美国是墨西哥的，美国的版图是通过购买、战争等方式一步步扩张而来，联邦制也表明了美国的野心，新合并一个州就在国旗上加一颗星。美国是一个大熔炉，把各种族融为一体，成为了新的美利坚民族。
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后，种族的歧视仍然没有完全消除。车厢分成有色人种和白人车厢，不过有时他们也不纠缠，我属于哪一个车厢呢？搬运行李的人直接把我们的行李放在了白人车厢。
我生平第一次见到铁路，列车在两条窄细的铁轨上，风驰电掣地跑动。
我好奇地问卜神父：“这是什么啊？”
卜神父说：“这是火车。美国各大城市都有，是出行的交通工具，十分便捷。”
我看了看窄细的铁轨，百思不得其解，问：“是什么在拉它？”我误认为有什么东西在拉着火车跑。
卜神父笑了笑，说：“是蒸汽机驱动它，蒸汽机是瓦特发明的，你看最前面车厢上面冒出的白烟，就是蒸汽机。每小时大概七八十马力。”
我似懂非懂，说：“七八十马力是什么意思？是七八十匹马拉它吗？”
“马力是美国的计算速度的术语，不是真的马匹，不过你可以想象成快得像有几十匹马拉。”卜神父解释道。
“它跑得真快啊！”眼前的景物在车窗飞快而过，根本看不清楚。
火车上有卧铺包厢，我们的卧铺包厢里走进来一位白人年青女士，她的卧铺在我的上方，她表现得很大方，一位年青女士单独出行在美国是很在自然的事情。
我们搭乘的是从纽约驶向康州的火车，横穿过新英格兰地区著名的康涅狄格河，到达了散落在河口的小镇斯普林，这里是卜神父的家乡。刚到美国的头一个月，我和卜神父的母亲住在一起。
卜神父在途中写信给哈中的海文校长，介绍我的情况。海文校长是康州哈特福德高中的校长，也是卜神父的好友，他们经常一起散步聊天，一直走得很远，走到几十里外的一座山，再返回。聊天聊得太阳都落下来。卜神父给海文的信中向他请教了对我的住宿和具体教育方式的安排：
我不得不考虑munny在美国的住宿问题。城市的花费比较高，可以考虑让他住在乡间，那里安静利于学习，不像城市喧闹，朴素的风土人情，有助于孩子们养成用功学习的习惯。另外，让他和友爱的美国家庭一起居住，是否更有利于他提高英语水平，融入到美国生活中？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我想听听您的意见。
海文校长听取了卜神父的意见，为了让我尽快学习语言，最终决定将我安排到居住在康涅狄格河谷的一个律师家中。
host family的女主人一见到我，就把我拉进她的怀里，在我的脸上烙下一个吻。我羞窘地低下头，其他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我的初次露面一定也让他们觉得滑稽，因为我是中式打扮，头上梳着小辫子，脚上蹬着厚底布靴，戴小瓜皮帽，外面罩着一件白色亚麻马褂。
茱莉亚夫人带我回到康州哈特福德家里，她家后山种有许多苹果树，可以畅吃苹果，周围有八九间房，依山傍水，风景秀丽。她的三个女儿都像可亲的姐姐，小女儿朱迪和我同龄，为了显示美国女孩的热情，她爬上高高的果树，倒挂在上面向我挥手，我真是吓坏了！二姐温蒂非常严格，为了迅速帮助我提高英文，在饭桌上，要求我要记住各种食物的名字，如果我不能说出那道菜的名字，就不能吃那道菜。我的语言进步惊人，短短一个星期，已能够流利地和他们交流。大姐安妮在纽黑文读大学，周末回家常常帮我辅导功课，期间茱莉亚会进来送上一碟苹果给我们。每到周五晚上，我都到车站去等安妮，再和她一起步行回家，一路上安妮会给我讲很多大学的趣事。
哈特福德校长海君是一位享有盛誉的学者，他的头发整齐地向脑后梳着，鼻梁上架着一黑框眼镜，看上去十分整洁儒雅。他是一位儒雅的绅士，有点像中国的儒士。
我来到哈中后，他很关心我的学习和道德教育，时常和茱莉亚交流我的学习生活，就连一些要注意避风，防止感冒的小事也会关心。我可以算是最早来哈特福德读书的中国学生了，但是海君关心我并不是“物以稀为贵”，而是希望我能够学成回国，对祖国有所贡献。
我很尊敬他，得知海君毕业于耶鲁大学，我也立志要考到海君母校读书。
哈中的棒球、橄榄球、赛艇等运动很受欢迎，每年都有公开赛，在棒球比赛上，我获得过“最佳投手”，munny仔的名字不胫而走，我们常常在校园里比赛，跑垒的人速度飞快，在体育锻炼中，我的体格也开始发生变化，长得高大黝黑结实。橄榄球的冲撞对身体力量和速度的要求很高，相比之下我更喜欢赛艇，赛艇比赛要发挥团队合作，队员要经常训练，统一动作，其中一个队员坐在船头指挥，要大声喊口号，有时夹杂着脏话大骂，更能让队员兴奋。 这种给队员鼓劲的方法就像我们中国古代士兵作战，要有人敲擂鼓，鼓舞士气，把敌方冲杀地溃不成军。我的角色正是在船头大喊口号的人，但是中国人天性内敛害羞，我头几次机械木讷地念着：“damn……shit”,结果队员们听到我的声音爆发出大笑，有几个甚至笑得夸张到快要滑入水里。后来，我们配合越来越密切，在比赛中我们一直把对手远远甩在身后。
在校园里，我的知名度迅速上升，走到哪里都有人上来寒暄，同学们拉我加入D.K.E兄弟会，周六的晚上他们会邀请我聚会，我们围坐在篝火前，谈天说地，我受到兄弟会成员的热情招待。
一次，在招待哈佛赛艇队的宴会上，一位哈佛的队员很是傲慢，看不起中国人，竟说道：“想不到你也是耶鲁赛艇队的队员，我怎么一点儿也不记得见过你呢？”我很快地回答：“你当然没有见到我，因为我们的赛艇远远地超过了你们！”巧合的是，我在耶鲁大学赛艇队那两年，我们每次比赛都胜过哈佛大学。
毕业典礼上，哈中的优秀毕业生代表要上台致辞，我发表了“罪恶的鸦片贸易”的演说。我用十几张幻灯片出示吸食鸦片人的形象，讲述鸦片贸易对中国人的毒害，呼吁应该禁止鸦片贸易。我谈到用鸦片毒害人的身体比用刀杀他更卑鄙，许多家庭因为鸦片而妻离子散，穷人为了获得鸦片甚至卖掉自己的亲生儿女，不顾人伦道德，鸦片罪恶罄竹难书……
最后，我慷慨道：“中国这头睡狮必将醒来屹立于东方！”
听众爆发了热烈的掌声，我一度被召回台上谢幕，这在哈中历史上很少发生。
我赴美学习，原定的时间为两年，两年后返回中国。卜神父写信鼓励我继续留美完成大学的学业，他说教友会有传教医生资助计划，如果我愿意去学医再回中国传教，可以免去我的学费。
我想，悬壶济世固然可以帮助别人，但是数量毕竟有限，不如学习西方政治宪法更有好处。我虽家贫，但是不愿意因为贫穷而放弃自己理想，我越是亲身体验西方社会人民的自由、民主、平等，越感到我国人民身处专制王朝统治下的束缚和痛苦，越想用自己的所学改变这种现状。
卜神父后来回信给我：他已经帮我争取到一个妇女会的支持，资助我完成大学学习。他为我的决定感到骄傲。
我顺利进入了耶鲁大学法学院，茱莉亚一家在暑期陪我去游览波士顿，我们在夜晚乘坐过装满干草的卡车，品尝了士多啤梨雪糕，参观了茱莉亚朋友的葡萄园，她的朋友热情招待我们。
当时美国的生活水平不像现在这么高，稍微为人工作就可以赚到生活费，我看到耶鲁大学的学生在附近餐厅当侍者，我也为图书馆工作，搬运整理书籍，赚到的一点美金我托人辗转带回给我的母亲。
耶鲁法学院要求学生要参加足够次数的学院晚餐才可以毕业，这是法学院的特色课程之一。他们定期邀请著名的律师、法学教授、外交专家等人士到校与学生共进晚餐，晚餐之余和学生谈论法律知识和案例，学生可以获得很多法律实战经验，表现优秀的学生会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他们也可能愿意成为学生的引路人，在未来的工作中给他帮助。
威廉教授是一位国际大法官，精通国际法，有正义感。有回我和一位英国同学辩论是否应该取消外国人在中国的治外法权时，几个回合下来，他判定我胜出。
时间过得飞快，一转眼，毕业季又到到了。等到太平洋季风又起，我怀揣耶鲁大学一纸文凭，辞别了茱莉亚一家，踏上归程。
负笈西行已六载，归心日夜念旧邦。
无端更渡下西洋，原来他乡成故乡。

第四章 新大陆
美国土地广袤、人口稀少，是一个年轻的新大陆，有各色移民来到这里。美国的印第安人会说美国是印第安人的，英国人说美国是英国的，新奥尔良地区的说美国是法国人的，旧金山的人说美国是墨西哥的，美国的版图是通过购买、战争等方式一步步扩张而来，联邦制也表明了美国的野心，新合并一个州就在国旗上加一颗星。美国是一个大熔炉，把各种族融为一体，成为了新的美利坚民族。
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后，种族的歧视仍然没有完全消除。车厢分成有色人种和白人车厢，不过有时他们也不纠缠，我属于哪一个车厢呢？搬运行李的人直接把我们的行李放在了白人车厢。
我生平第一次见到铁路，列车在两条窄细的铁轨上，风驰电掣地跑动。
我好奇地问卜神父：“这是什么啊？”
卜神父说：“这是火车。美国各大城市都有，是出行的交通工具，十分便捷。”
我看了看窄细的铁轨，百思不得其解，问：“是什么在拉它？”我误认为有什么东西在拉着火车跑。
卜神父笑了笑，说：“是蒸汽机驱动它，蒸汽机是瓦特发明的，你看最前面车厢上面冒出的白烟，就是蒸汽机。每小时大概七八十马力。”
我似懂非懂，说：“七八十马力是什么意思？是七八十匹马拉它吗？”
“马力是美国的计算速度的术语，不是真的马匹，不过你可以想象成快得像有几十匹马拉。”卜神父解释道。
“它跑得真快啊！”眼前的景物在车窗飞快而过，根本看不清楚。
火车上有卧铺包厢，我们的卧铺包厢里走进来一位白人年青女士，她的卧铺在我的上方，她表现得很大方，一位年青女士单独出行在美国是很在自然的事情。
我们搭乘的是从纽约驶向康州的火车，横穿过新英格兰地区著名的康涅狄格河，到达了散落在河口的小镇斯普林，这里是卜神父的家乡。刚到美国的头一个月，我和卜神父的母亲住在一起。
卜神父在途中写信给哈中的海文校长，介绍我的情况。海文校长是康州哈特福德高中的校长，也是卜神父的好友，他们经常一起散步聊天，一直走得很远，走到几十里外的一座山，再返回。聊天聊得太阳都落下来。卜神父给海文的信中向他请教了对我的住宿和具体教育方式的安排：
我不得不考虑munny在美国的住宿问题。城市的花费比较高，可以考虑让他住在乡间，那里安静利于学习，不像城市喧闹，朴素的风土人情，有助于孩子们养成用功学习的习惯。另外，让他和友爱的美国家庭一起居住，是否更有利于他提高英语水平，融入到美国生活中？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我想听听您的意见。
海文校长听取了卜神父的意见，为了让我尽快学习语言，最终决定将我安排到居住在康涅狄格河谷的一个律师家中。
host family的女主人一见到我，就把我拉进她的怀里，在我的脸上烙下一个吻。我羞窘地低下头，其他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我的初次露面一定也让他们觉得滑稽，因为我是中式打扮，头上梳着小辫子，脚上蹬着厚底布靴，戴小瓜皮帽，外面罩着一件白色亚麻马褂。
茱莉亚夫人带我回到康州哈特福德家里，她家后山种有许多苹果树，可以畅吃苹果，周围有八九间房，依山傍水，风景秀丽。她的三个女儿都像可亲的姐姐，小女儿朱迪和我同龄，为了显示美国女孩的热情，她爬上高高的果树，倒挂在上面向我挥手，我真是吓坏了！二姐温蒂非常严格，为了迅速帮助我提高英文，在饭桌上，要求我要记住各种食物的名字，如果我不能说出那道菜的名字，就不能吃那道菜。我的语言进步惊人，短短一个星期，已能够流利地和他们交流。大姐安妮在纽黑文读大学，周末回家常常帮我辅导功课，期间茱莉亚会进来送上一碟苹果给我们。每到周五晚上，我都到车站去等安妮，再和她一起步行回家，一路上安妮会给我讲很多大学的趣事。
哈特福德校长海君是一位享有盛誉的学者，他的头发整齐地向脑后梳着，鼻梁上架着一黑框眼镜，看上去十分整洁儒雅。他是一位儒雅的绅士，有点像中国的儒士。
我来到哈中后，他很关心我的学习和道德教育，时常和茱莉亚交流我的学习生活，就连一些要注意避风，防止感冒的小事也会关心。我可以算是最早来哈特福德读书的中国学生了，但是海君关心我并不是“物以稀为贵”，而是希望我能够学成回国，对祖国有所贡献。
我很尊敬他，得知海君毕业于耶鲁大学，我也立志要考到海君母校读书。
哈中的棒球、橄榄球、赛艇等运动很受欢迎，每年都有公开赛，在棒球比赛上，我获得过“最佳投手”，munny仔的名字不胫而走，我们常常在校园里比赛，跑垒的人速度飞快，在体育锻炼中，我的体格也开始发生变化，长得高大黝黑结实。橄榄球的冲撞对身体力量和速度的要求很高，相比之下我更喜欢赛艇，赛艇比赛要发挥团队合作，队员要经常训练，统一动作，其中一个队员坐在船头指挥，要大声喊口号，有时夹杂着脏话大骂，更能让队员兴奋。 这种给队员鼓劲的方法就像我们中国古代士兵作战，要有人敲擂鼓，鼓舞士气，把敌方冲杀地溃不成军。我的角色正是在船头大喊口号的人，但是中国人天性内敛害羞，我头几次机械木讷地念着：“damn……shit”,结果队员们听到我的声音爆发出大笑，有几个甚至笑得夸张到快要滑入水里。后来，我们配合越来越密切，在比赛中我们一直把对手远远甩在身后。
在校园里，我的知名度迅速上升，走到哪里都有人上来寒暄，同学们拉我加入D.K.E兄弟会，周六的晚上他们会邀请我聚会，我们围坐在篝火前，谈天说地，我受到兄弟会成员的热情招待。
一次，在招待哈佛赛艇队的宴会上，一位哈佛的队员很是傲慢，看不起中国人，竟说道：“想不到你也是耶鲁赛艇队的队员，我怎么一点儿也不记得见过你呢？”我很快地回答：“你当然没有见到我，因为我们的赛艇远远地超过了你们！”巧合的是，我在耶鲁大学赛艇队那两年，我们每次比赛都胜过哈佛大学。
毕业典礼上，哈中的优秀毕业生代表要上台致辞，我发表了“罪恶的鸦片贸易”的演说。我用十几张幻灯片出示吸食鸦片人的形象，讲述鸦片贸易对中国人的毒害，呼吁应该禁止鸦片贸易。我谈到用鸦片毒害人的身体比用刀杀他更卑鄙，许多家庭因为鸦片而妻离子散，穷人为了获得鸦片甚至卖掉自己的亲生儿女，不顾人伦道德，鸦片罪恶罄竹难书……
最后，我慷慨道：“中国这头睡狮必将醒来屹立于东方！”
听众爆发了热烈的掌声，我一度被召回台上谢幕，这在哈中历史上很少发生。
我赴美学习，原定的时间为两年，两年后返回中国。卜神父写信鼓励我继续留美完成大学的学业，他说教友会有传教医生资助计划，如果我愿意去学医再回中国传教，可以免去我的学费。
我想，悬壶济世固然可以帮助别人，但是数量毕竟有限，不如学习西方政治宪法更有好处。我虽家贫，但是不愿意因为贫穷而放弃自己理想，我越是亲身体验西方社会人民的自由、民主、平等，越感到我国人民身处专制王朝统治下的束缚和痛苦，越想用自己的所学改变这种现状。
卜神父后来回信给我：他已经帮我争取到一个妇女会的支持，资助我完成大学学习。他为我的决定感到骄傲。
我顺利进入了耶鲁大学法学院，茱莉亚一家在暑期陪我去游览波士顿，我们在夜晚乘坐过装满干草的卡车，品尝了士多啤梨雪糕，参观了茱莉亚朋友的葡萄园，她的朋友热情招待我们。
当时美国的生活水平不像现在这么高，稍微为人工作就可以赚到生活费，我看到耶鲁大学的学生在附近餐厅当侍者，我也为图书馆工作，搬运整理书籍，赚到的一点美金我托人辗转带回给我的母亲。
耶鲁法学院要求学生要参加足够次数的学院晚餐才可以毕业，这是法学院的特色课程之一。他们定期邀请著名的律师、法学教授、外交专家等人士到校与学生共进晚餐，晚餐之余和学生谈论法律知识和案例，学生可以获得很多法律实战经验，表现优秀的学生会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他们也可能愿意成为学生的引路人，在未来的工作中给他帮助。
威廉教授是一位国际大法官，精通国际法，有正义感。有回我和一位英国同学辩论是否应该取消外国人在中国的治外法权时，几个回合下来，他判定我胜出。
时间过得飞快，一转眼，毕业季又到到了。等到太平洋季风又起，我怀揣耶鲁大学一纸文凭，辞别了茱莉亚一家，踏上归程。
负笈西行已六载，归心日夜念旧邦。
无端更渡下西洋，原来他乡成故乡。

第五章 归故乡
我上岸以后，喊了一个独轮车运行李，独轮车在石板路上嘎吱嘎吱作响。我在周围人的异样眼神中前行，因为仓促之间没有准备中式服装，还是穿着西服。刚到熟悉的巷口，就疾步奔上前去扣门。
母亲打开门，我们都愣住了几秒，声音发不出来，我地语言还没有立刻转换过来，我想到了那个最简单、最原始的词，大声地喊出来：“妈，我回来了。”母亲紧紧把我抱住，一千多个日日夜夜的思念恨不能一一述说。母亲爱怜地摸着我，像小时候那样温柔地拂过我的头、脸和全身。
大哥、大嫂和母亲住在一起，大哥在伍家的茶行当管事，收入足够一家人开支。姐姐带着两个孩子也住在娘家，在大哥帮助下经营一个屋船。我给了孩子们一些钱和糖果。在美国时，常为人工作也积攒了一些钱。
隔壁的阿根嫂子也来看我，她丈夫早死，寡居多年，有一个独子阿旺做木工，家里光景不太好，阿根嫂子每天晚上都去码头卖糖水贴补家用。阿根嫂子今天拎着一罐我最喜欢的冰糖莲子红豆元宵来，倒出一碗送到我面前，看我吃下去才算心满意足。
我拿出一些钱给她，她推辞再三才收下，逢人就说：“这孩子从小就心地好，我知道。”
隔天，我去拜访伍大人，门房把我引进客厅，厅堂中央放着一只八仙桌，桌子周围雕刻着精致的八仙过海的故事画，客厅里放着落地自鸣钟，不时发出嘀嗒报时声，我刚呷了口茶，门帘一掀，伍大人走了进来。他不做声，只微笑地打量着我。
伍大人询问我在美国的留学情况，随后谈到廷芳在香港已是执业律师。香港律师分为两种，一种是做简单翻译文书整理工作的小律师，没有代理官司出庭辩护的权利，只做开庭前的文书工作，另一种是可以出庭的律师，能够代理官司，出庭辩护。廷芳已经做到能够出庭打官司的律师了，去年又考入英国林肯法学院学习西律。林肯法学院是世界四大法学院之一，相当于法律界的哈佛剑桥，迄今华人还没有考入林肯法学院的。
我刚回国，虽然学的是美国律法，但在广州没有律所，一时间也找不到合适的位置。海关需要英文翻译人才，待遇不错，每月有两百大洋，是大家眼中的“金饭碗”。海关总税务司赫德接手以后，他的管理办法和外国一样，海关内部文书全部使用英文文件，中国人很难插手，大部分职员都是外国人。
因为外国人多，薪酬制度也按照外国一样，另外还有养老金存在伦敦银行，到退休时可以领取数十万英镑，是相当大的一笔钱。中国当时其他行业还没有养老金制度，故中国人要养儿防老大概有部分原因是因为中国的养老制度没有建立。
我在海关工作了一段时间，做的是一些基础文书的翻译，海关的高级职位都是外国人担任，中国职员和外国职员的待遇是不同的。外国职员发英国的工资，领的是英镑，比中国职员高出许多，早上上班外国职员总比中国职员晚来半小时，当时的洋人都住在半山风景优美的地方，早上华人都开始上班了，洋人才从山上慢慢悠悠的走下来。华洋的差距很明显，普通的译员处在海关最底一层。
一日，我去访税务司，问他：“华人在海关工作，将来如果能够得到拔擢，有没有可能升至总税务司呢？”
他回答：“但凡华人翻译，绝对不可能升到这个职位。”我听后离开，次日递上一封辞职信。
税务司以为我想以此要价，承诺我半年以后薪水翻倍，但我不是为了钱财，也不是为了想当税务司。我想我们在国外受到同等教育，而且我还为中国自己的机构工作，我们为什么不能享有同等的权利。我虽家贫，但并不视钱财为生命，更不愿像同侪那样利用职权谋利，和商人同流合污。一些同事友人劝我不必为了虚无缥缈的理想放弃现实的两百大洋厚禄，但人生如朝露，我愿做成一二实事，不仅只为稻粱谋。中国受外国欺凌，国家贫弱，要用所学帮助同胞，为国家出力。
一个周日晚上我从码头教堂回来，沿着河边慢慢散步，一群醉酒的水手提着中国灯笼晃晃悠悠朝我走来，他们醉的很厉害，嘴里高声大喊，横行无阻，样子十分张狂。道路两边的中国人都四散开来，唯恐躲避不及。
我提着灯笼停步靠在一边，醉鬼最令人生厌。这些来自各国的水手在本国都是一些无赖地痞，在租界里借酒装疯，四处撒泼。因为在租界他们有治外法权，大家都避之如瘟神。
一个三轮车夫埋头拉车子没有看到情况，等发现时人已经立在他们面前，退避也已经来不及，水手们把他拦住，车上的人赶紧下车，其中一个高大粗壮的水手拉着三轮车夫的辫子往前拽，车夫站立不稳，摔倒地上，十分狼狈。车夫趴在地上又是作揖又是道歉，谁知那个高大的水手抄起路边的木棍往车上砸去，把黄包车的垫子砸个稀烂。车夫赶紧上去拉住他，车子是车夫的谋生工具，如果被砸坏了，要付一笔修理费，十天半个月也拉不了生意，就没有了收入。车夫也急了，他一碰到高大洋人的手臂，那人反手就对着他是一棍子，他还想往车夫头上砸去。
“住手！”我大声喝止，然后举起相机，对准他，作势要拍照。今天我到教堂帮教友们拍照，随身带着照相机。
镁光灯一闪，发出“砰”的一声巨响，周围人吓了一跳，不明所以，纷纷驻足观望。
高大洋人举过头顶的木棍在半空中停下，他心里清楚一旦被拍下证据告到船主那里，肯定会受到惩罚。
他怒气冲冲向我走过来，一拳挥到我脸上，我躲避不及，唇鼻都破了，血流满面。我抬手反击，他用手钳住我的手，他高大强壮，我动弹不得，于是抬起脚攻击他的要害。他吃痛放开我，弯下身捂住下体。他的船主这时正好也在人群中，上来把他拉开。
我走出人群，他的同伴挑衅说：“嘿，约翰，想打架吗？”约翰是带有侮辱性的词。
我毫不畏惧，说：“不，你朋友伤人在先，我是正当防卫，他太无赖了。”
高大洋人走过来，问我的名字。
我整整衣领，盯着他的眼睛，一字一顿地说道：“我叫唐文浩。”
他恶狠狠地盯着我，说：“我记住你了，我记住你了，你最好小心点。”
我没有被他的言语吓倒，扫了一眼他胸前的姓名名牌，上面有他的名字“强森”，是英国“波柏利”商船的大副。
人群渐渐散去，三轮车夫走过来向我千恩万谢，我摆摆手。他非要拉我回去，我给他钱，他又推回我面前。
我一夜间在广州租界出名了，租界里的外国人欺凌中国人是一贯的，洋人有在华治外法权，不受华律制裁，而且官怕洋人，遇到华洋纠纷，一般不管对错板子都打到华人身上，官府怕洋人借机闹事，处理得不好会受朝廷怪罪，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所以即使华人告官，也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洋人作威作福惯了，居然遇到一个敢和他们对抗的华人，还竟然打了洋人，这个消息迅速地传开了，我一下子成了广州的名人。
人怕出名猪怕壮，冷落的门庭被商人、报人、亲友、邻居各色人等填满，有邻居让我帮人评理的，有商人让我和洋人讨价还价，我应接不暇，只好禁足在家，可是一天官府来了人，说我打伤了洋人，他在家养伤不能开工，我要赔偿他误工费，还要亲自上门道歉。我辩解道那天是他动手在先，我路见不平阻止他，他高大魁梧，我的那一脚也不至于使他卧床不起。
衙差认定这事因为而起，如果我不能妥善解决，他们只能拿我问罪。
我去码头找到了那洋人的船主，向他详细述说了发生的事情经过，那船主本就对水手们酗酒闹事很不满，又知道我在海关工作，是他的合作伙伴，得罪了我等于自断财路。他说他那天也正好在场，如果这件事当时我告到领事先生那里，他的大副也是要受惩罚的。他说他来摆一桌酒，请我吃饭当作赔罪。
他其实也知道，如果我和他交涉不成，我肯定回去向广州领事申诉，我在海关做事，领事和税务司都是老熟人，会出面干涉。何况，本来他也不占理，还被拍下照片，人证、物证俱在，如何抵赖的了。
官府知道我让洋人吃了鳖，不但不用任何赔偿，洋人还按照中国人的办法摆酒向我赔罪，都觉得很不可思议，我又更出名了。

第六章 救助盲童
辞去海关工作以后，我到《广州捷报》做英文编辑。《广州捷报》的主编黄胜在香港读马礼逊学校时，和廷芳熟识，后来去了美国读书，回国后他们一起在香港办报纸，当时办报纸要有一副铅字，不太容易获得，香港有个外文报《瓦剌西报》，余下一副铅字交给他们，后来在香港办起了第一个华人报纸。我想如果不能用法律捍卫权利，用新闻帮助大众发声也可以启发民智。
我到报社以后，认识了一个耶鲁毕业的英国人包君，我按中国人的习惯给他取了个中文绰号叫“包子”，主编叫他“老包”，大家也都这么喊了，也搞不清楚到底他的英文名字叫什么。他也入乡随俗，出门不驾马车，都是喊黄包车，穿中式服装，常去茶楼里和人打桥牌，一路上有人和他打招呼，还能说一口地道的广州话，是个“中国通”。
他是英文版的主笔，我们来自同一所学校，话题很多，关系走得比较近，一起在使馆区租了一个公寓合住，也互相有个照应。听说他父亲原来在广州十三行做生意，和伍秉鉴是好友，现在在香港。他自己不爱多谈家里的事情，这是外国人的习惯，注重保护隐私，我也就不主动问。
老包最近心情不好，他在美国的女友好久没有来信了，每次接到信，他总要拿出来，招呼我：“阿文，我女朋友来信了，我念给你听。”
晚上老包回来，拿着一封美国女友霉霉的来信，垂头丧气地说：“霉霉爱上别人了，她和我分手了。”
我看了看信纸，霉霉和他分开久了，身边有了新的追求者，两人已经发展到恋人关系了。
我安慰他，说：“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单恋一枝霉。”
他说：“你不懂，我送她的礼物都被退回了。”
说完，很沮丧地回了房间。
第二天，我上街去买了一幅画，回到家对老包说：“送你一幅美人画，你贴在墙上，就不必担心她跑了。”
老包破涕为笑。
我决定拉他出去到湖边散散心。
湖里停着好多小船，我们一招手，一条游船就靠岸了。我们上了船，才发现掌舵的是两个小女孩，这没什么稀罕，只是一个小女孩双眼失明了，握着船舵，另一个小女孩给她指方向。我的心骤然一紧，两个女孩最多十一二岁，单薄的身子在船头显得孱弱，失明的孩子掌着舵，这孩子的家人呢？他们的家人怎么忍心她做这么危险的工作。我转念一想，也许她的父母已经早死了，是个孤儿，为了生计，没有办法。可能因为双目失明看不见，更加心无外物，看她的样子好像前面的滔滔江水都不存在，也许她的家人还在，但是没有能力养活她，说不定还等待她能换点钱回家。
老包见我不说话，他问掌舵姑娘：“多大了？”
姑娘说：“十二岁。”
他问：“家里人呢？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姑娘说：“父亲抽大烟，母亲去世了，在这里掌舵，船老大不给钱，只管饭。”
老包说：“谁把你带到船上的？”
姑娘有点警觉起来，说：“自己亲人介绍的。”就不肯再多说了。
下船时，我多给了她很多钱，这样我的心里也能舒服些了。
我和老包回到报社，盲女的遭遇使我很揪心。老包拿了一张几天前的报纸给我看：现在有很多盲童流离失所，官府在一个年老失修的破庙暂时收容他们，有的无人领回，现在允许别人把他们领回。
我看了这个消息，心情久久不能平静。盲童会遇到的遭遇我已经可想而知了。国外有盲童院收容残疾儿童，教授他们技能，待他们成年后能够自谋生路。国内当然没有这样的救助机构了，我想从报纸上刊登盲童的事情，看看有没有人能够捐款帮助他们。
老包说：“有一个认识的美国汤神父在广州收容了一些盲童，我们可以找他帮忙。”
我们在报纸上刊登了一个盲童的专栏，呼吁大家捐助。
老包神通广大，到领事馆去募集了很多善款，洋买办、行商都急忙慷慨解囊，伍大人也派人送来二千大洋，香山县丞派人也送来了一千大洋。一周之内共收到一万大洋。我和老包把钱送给美国汤神父，他和修女建了一个保育院，收容了上百名盲人孤儿。
我托阿根嫂子拿五百大洋给阿旺，帮教堂打点板床、柜子，阿旺去教堂量了几遍尺寸，又帮神父把保育院打扫得干干净净。阿旺觉得这是做善事，把剩余的木料捡了回来，凭着一双巧手做成一些小板凳，说是送孩子们的，这个不要钱。阿旺在家具老板那里做木工，每天七十蚊小钱，仅够生活开支，家里要养老母，还没有娶媳妇，故我处处不要他花钱，想要另外算点工钱，但他坚持小板凳要白送，不收钱。我只得领下这份心意。
我问他：“有没有什么困难？”
阿旺说日子过得去，犹豫一会儿又说：“最近打好了一块紫檀屏风，老板售价两千大洋，比较难找到合适的买家。”
我也是吃了一惊，想：什么屏风值这么多钱，价格确实很贵。
阿旺问我认不认识一些出得起价得买家。
我也想还阿旺一个人情，便说：“我去帮你的屏风拍几张照，送去给船商看看有没有人看中。”
阿旺觉得这真是个好办法，拉我去家具店看看这块屏风。
难怪这么贵。这块屏风是极好得檀木料子打的，上面雕刻着精美的中国古代神话故事，人物刻画非常细腻，脸上表情栩栩如生，老板说这样的屏风一个巧手的木工要花上十年的时间雕刻打磨，如果刻错一刀，整面屏风就报废了。这样的巧匠要在他体力、眼力、工艺水平最好的时候打磨这面屏风，一个工匠一生中只能打造两面这样的屏风，因为他的黄金年龄之后，视力、眼力已经不能够支持他做这种精细的工作了，他只能沦为出卖体力的粗工。老板雇佣工人打造这块屏风，不管刮风下雨，每天要付七十蚊钱给工人，经过十年才能收获成果，因此要价两千大洋并不算贵。
阿旺抚摸着屏风，用棉布小心翼翼地擦拭了好几遍，就像给自己刚出生的婴儿洗澡。
我拿起相机拍了几幅照片，阿旺将信将疑地看我拍照，镁光灯一闪，吓得阿旺赶紧用手遮住自己的脸。我想给他拍一张照片，他却死活不肯，说：“如果拍了，魂儿就被收进去了。”显然，洋玩意儿对阿旺来说还是很难理解和接受。
老包看到照片，觉得屏风很精美，他自己家人也喜欢收集中国古董，像古瓶、古瓷都有收藏，就把照片寄给香港的亲友们。
过了几天，老包收到回信说有人想买，叫阿旺带去香港看货。来回的运费和食宿有人预付了。
我把消息告诉了阿旺，他开心极了，立刻去家具店打包装箱，为了保险起见，阿旺决定亲自押运。
几天后，老包接到香港朋友的来信，说没有见到阿旺。老包问我，我也纳闷儿了，那天我看着阿旺上船的，我去找了阿根嫂，她说阿旺几天前出门送货就没有回来过。

第七章 华人领袖
我让老包打听打听阿旺的消息，老包通过领事馆收到消息，阿旺死了。我非常震惊，连忙追问怎么回事。
老包说：“阿旺扛着箱子去送货，路上撞倒一个醉酒的英国佬，英国佬怒气冲冲上去推开阿旺，并且砸坏了屏风，阿旺的犟脾气也上来了，冲上去抓住英国佬叫他赔钱，英国佬想一拳把他挥开，阿旺就是抓住他不松开，英国佬的拳头不停的朝阿旺头上砸去，英国佬身强力壮，阿旺渐渐地就没声了。”
我问他：“那现在这件事情的结果如何了。”
老包摊开手，说：“英国人在香港享有特权，打死人的英国佬又是一个名门望族的公子，阿旺无权无势，这事就不了了之了。”
我很愤怒，感觉胸中的那团火就要烧起来了。是呀，多少次看到外国人像踢打牛马那样对待我们的同胞，不，一般外国人爱护动物，不会踢打牛马，我一边的理智告诉我他们有特权，拿他们没有办法，必须忍耐，但是另一边我的情感却备受煎熬，侮辱、愤怒、悲哀，各种情绪向我涌来就快把我淹没。
我大骂：“他妈的，见他鬼的特权，太混蛋。”
我看了看老包，想到他也是一个外国人，我这样说他会不会不舒服。
老包看着我，认真地说：“我的母亲是一个爱尔兰人，我算是半个爱尔兰人，我深知种族歧视的痛苦”，他说，“munny，他们都是傻瓜，种族歧视是行不通的。”
中国人对外国人的看法像月亮的两面，一面是阴暗面，一面也有光明面，外国人在中国的侵略、蛮横是野蛮凶狠的一面，老包这样的人也让我们看到国外先进、文明的一面。
我说：“我要为阿旺讨回公道，不能让他死得不明不白。”
老包点点头，重重地握了握我的手。
我和老包出了报社就直奔阿根嫂那里，阿根嫂住的地方是偏僻的陋巷，老包这个外国人怕引起反感，我喊了一个黄包车和他坐进去，又让老包用团扇遮住脸，就在巷口，几个小童发现了老包，他们捡起地上的石头朝他扔去，一个石头砸到他的脸，外国人在广州经常欺负中国人，小孩子对他们的印象也不好。
我转过脸看去，老包眉毛上流血了，我正想批评这些孩子，老包赶紧下了车，却没有一点生气愤怒，只是叮嘱孩子们要注意安全，还拿出包里的糖果分给他们，小孩愣在那里不敢接过，一个大小孩飞快接下带着一帮孩子们跑走了。
走进屋子，阿根嫂子正面如死灰坐在床边，手里攥着阿旺的衣服，码头货船上的人已经把阿旺的死讯带回来了，我和老包凑了一些钱带给阿根嫂子，这趟生意是我介绍的，现在阿旺出了事，我心里也责怪自己。阿根嫂子只是请求我把阿旺的尸体带回家乡安葬，不能让他客死异乡。
我和报社告假一个月，出发去香港。临上船前，老包气喘吁吁地跑来，说怎么能少了他。他家里亲人在香港，我可能会需要帮忙。他不由分说一屁股坐到我地旁边，我张了张嘴，感谢地话又咽了回去。
香港在1842年鸦片战争后割让给了英国，缘起于鸦片战争中国败给英国。香港的维多利亚港是一个深海港，适合军舰停泊，被英国武力抢夺去。当时两广地区盗匪很猖獗，社会动荡，不少人移居到香港，带动了香港的经济发展。
当时香港的英国人有一万多人，华人有十几万，华人的数量增加，但是华人的地位却没有改善，香港实行西方律法，可是西方律法适用于英国人，华人犯罪受到的刑法更加残酷，鞭刑打得犯人皮开肉绽，甚至当场打死，这样残酷的刑法只针对华人。
香港存在种族歧视，比如香港的电车是双层的，最上面一层是富人专座，可能因为视野较好，在乘坐时可以欣赏风景。法律解释有利于英国人，英国人和华人犯罪是双重标准。英国人在香港有殖民宗主国的优越感，认为华人和英国人不能享有同等的权利，甚至把鞭刑带入香港，鞭刑用的鞭子不是普通的麻绳，是用九股浸过桐油的粗麻绳合成一股，犯人在公开市集上被反绑在柱子上行刑，一鞭下去打得皮开肉绽，甚至当场打死，每次行刑都有一大堆人围观。
英国自诩为文明大国，但在殖民地却使用过去原始野蛮的刑法，美其名曰这样可以使华人受到震慑减少犯罪，但是他们自己却早已在法律中废除了鞭刑，可见，他们还是以香港的太上皇自居，只要是有利于华人的议案提出，他们必定想办法阻止实施，动辄就上书殖民地大臣和女王，香港的华人不过是二等公民。
我和老包借住在他一个朋友的公寓，他的朋友从一个认识的熟人那里打听消息，阿旺的尸体送到皇家医生处要解剖，我大惊，忙问：“尸体不能领回安葬吗？”
老包说：“香港的医疗法规定死后要按照英国的下葬方式火葬，为了检查是否死于疾病，尸体先要解剖。”虽然从公共卫生方面有一定好处，但是明显西医是凌驾于中医之上，不按照中国人传统的下葬方式。我想既然答应了阿根嫂，看看能不能有变通的办法运尸体回广州安葬。
老包说：“华人反对剖尸，有钱人都重贿皇家医生，把尸体带走安葬，无钱的人只能任人宰割了。”
我问老包，“这种做法没有华人反对吗？”
老包说：“反对没有用，凡是有利于华人的议案提出，都遭到英国人的反对，其中还涉及到皇家医生的特权，阻力很大。”
我又问老包：“打死人的英国人怎么判？
老包说：“打死人的英国人是一个官商之子，其中肯定有些不可告人的关系所在，事情被压下来了。”
“那赔偿有吗？”我已经愤怒之极了。
老包说：“连一分钱的赔偿也没有，也没有判刑。”
我心中有种说不出的感受，觉得不能就这样白来一趟。
我对老包说：“我不相信香港就没有正义之士，我们要把这个案子向民众公布，争取民众舆论的支持，通过社会舆论把是非曲直陈述清楚，不能只让英国人主导发声，愚弄大众。”
老包点点头，说：“黄胜在香港办了中文报纸，主要对象是华人，我们可以在上面刊载消息。”
我和老包联系了黄主编，老包主笔报道此事，他用中英文报导，可以唤起英国人的注意。我请汤神父写了一篇讣告，讲述他帮助教会收养盲童的故事，附上他对阿旺品行的保证，一起交给老包刊登。黄胜联系当地的华商，组织了一千多人的请愿团，要求总督重新审理此案。
消息刊出以后，长期受到压制的华人愤怒了，许多华人组织起来声讨、抗议，法院迫于舆论压力，答应重新审理此案，可是他们并不甘心，提出要有一个具有大律师资格的华人当阿旺的代理律师才能审理，我学的是美国律法，和英国律法还是有差异，不能够出庭。就在我左右为难之际，远在英国的廷芳看到消息回来了，他说他要为阿旺代理这场官司。
廷芳在英国林肯法学院学 夕钻研法律，精通英律，取得法学博士学位，林肯法学院是世界四大著名法学院之一，他的资质文凭都得到法庭认同。
上庭以后，他一一驳斥对方谬论，援引法律条文和案例，法官被驳斥地哑口无言，一直自诩为英国绅士的法官已经不顾形象大吵大骂起来，辩论变成了吵架。廷芳毫不畏惧，予以争锋相对的驳斥，法庭庭审一度中断，择日宣判。
新闻报纸把整个过程报道出来，一时舆论界哗然，为了显示法律公正，挽回负面消息，总督介入此案，法院改判那个英国佬监禁五年并支付巨额赔款。
廷芳乘胜追击，向总督递交了华人的请愿书，要求香港废除针对华人的鞭刑，最终总督轩尼诗同意废除鞭刑的提案。香港的华人视廷芳为华人“领袖”。港督轩尼诗很赏识廷芳，经常找他到总督府商量意见，轩尼诗比较同情华人的处境，他认为香港的繁荣要靠所有在港华人一起努力，承诺改善华人的的待遇，提高华人的地位。
香港的英国人认为港督袒护华人，联名上书给女皇反对此事，要求调离总督。为了维护华人的利益，轩尼诗的去留非常关键，廷芳联络黄胜，让他发起华商联名上书请愿留任港督轩尼诗，还向殖民地大臣提交了香港在轩尼诗总督任期内经济繁荣发展的报告，英国决定轩尼诗继续留任，廷芳大获全胜。轩尼诗投桃报李，想招揽廷芳到立法局任职。廷芳辞谢总督轩尼诗的挽留，准备返回英国继续学习国际公法。
就在此时，一位六十多岁的大清进士郭嵩焘正心急火燎地派副手刘锡鸿到香港截住廷芳。

第八章 诸侯人才争夺战
此刻，郭嵩焘被清廷任命为驻英大臣，他是进士出身，写一手好文章，才华出众。他和镇压太平天国的曾国藩都是湖南人，又结成儿女亲家，与李鸿章也有姻亲关系。历任蒙古王爷增格林沁的幕僚，出任过广东巡抚，1875年奉命出使英国，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常驻西方的钦差。
郭嵩焘出使英国实属巧合，缘于英国使馆翻译带领一支探险队从缅甸潜入我国云南边境，因未知会地方官，被当地农民发现后打死，英国公使威妥玛抗议，扬言道要下旗回国，派兵船来谈，便一路南下。李鸿章匆匆南追，在烟台截住他，摆下筵席，派人居中说和。威妥玛也就坡下驴，重回谈判桌。威妥玛认为打死使馆人员应为云南长官授意，要惩办凶手，李鸿章辩驳说官员不知情，是边民个人所为。威妥玛以此要价，逼迫中国签订了《烟台条约》，要求政府保障传教士进入内地自由传教，并要求派遣中国官员赴英国请罪。
郭嵩焘在马嘉理案中洞察到英国人想借此挑衅，云南巡抚岑毓英处置不当引起外交上的纷争应负有责任，他向朝廷上书弹劾岑毓英，引起轩然大波。中国当时可是天朝上国，一个天朝的大官打死几个不守规矩的蛮夷算得了什么。郭嵩焘这种情况下被派往英国，两江总督刘坤一写对联骂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湖南人视他为败类，讥讽他家是天主教传教士“郭寓”。
郭嵩焘带着赴英请罪的使命，但他不懂西律，带去的人没有通晓洋务的，如果要与英国人辩论，急需要一个精通西律的人才。这样的人内地没有，只能从香港找，最好还要有点爱国心。
他从香港的案子中发现伍廷芳这个人才，急忙派副使刘锡鸿先去香港留人，自己也南下广州等待消息。
香港罗便臣道的公寓门铃作响，一个穿着西服的青年人上门来访，刘锡鸿拉开门，这位青年人正是伍廷芳。他脑后留着一尺长的辫子，说话彬彬有礼，活脱脱一个英国绅士的模样，刘锡鸿一下子就生出好感。
廷芳进门先自报家门，陈述了对访英的看法，“英国是一个名义上的君主立宪国家，国王只是国家的象征，实际权利在两院和民众手中。举凡国家大政方针，如果市民皆反对，那么国王也要顺从民意。现在诸位大员驻扎伦敦，便于两国互通信息、交换意见，但诸位还要上奏朝廷，鼓励华人学习英语，广招人才，派驻英国创办报纸，剖析两国隔阂的缘由，争取舆论同情、理解。如此，国患可以减轻。”
刘锡鸿和一众大臣都点头称是。谈话中，刘锡鸿已略知廷芳获得大律师资格，并准备再度赴英学习。他本想再咨询一二，奈何自己听得似懂非懂，两人又寒暄一番才依依惜别。
人生的际遇是很奇妙的，有时候无心插柳柳成荫，廷芳这次偶然的到访，使他的人生轨迹发生了变化，他的谈吐和举止给中国官员留下深刻印象，举座大臣一致认为此次出使英国如果有此人助力必定事半功倍。刘锡鸿提笔修书给郭嵩焘，大力推荐这个年轻人。
郭嵩焘大有当年刘备三顾茅庐寻访诸葛亮的架势，急忙赶赴香港约见廷芳，他以为自己会见到一个假洋鬼子，没想到眼前的年轻人没有浮浮夸夸的西洋习气，他身着唐装，执礼甚恭。
郭嵩焘开门见山地说出来意，想聘请他担任公使官随员，一同赴英。廷芳直接告知：“驻美公使陈兰彬也提出他学成以后，不要回国，直接到美国上任，给他二等参赞的待遇。二等参赞比起随员地位高，而且自己回港做律师，每月一千元，比起随员每月两百元待遇好多了。”
郭嵩焘有点不高兴，没想到这个年青人直截了当拒绝，还像市井商人一般和自己讨价还价。
我也有点不明白，廷芳绝不是一个只为金钱驱使的短视小人，他自愿为阿旺代理官司，没有一分一厘回报，他为弱小群体争取权利，是因为他有一颗爱国心。现在有一个机会可以为国家做事，他绝不会为因为金钱而拒绝。
廷芳走后，郭嵩焘思来想去，还是觉得人才难得，郭嵩焘比起同时期的人更睿智、更有远见，他明白中国需要这样的人才。只是他生不逢时，他出使英国途中，写下了在英国的见闻，最早介绍了西方的宪政制度，赞扬了英国的学校教育的务实精神。写成后寄回总理衙门刊印，却被清廷销毁了。
副使刘锡鸿虽然思想也比较解放，但是在国外却带着有色眼镜看待一切事物，专爱打小报告，君子斗不过小人，笨人也总是在忙着填补“聪明人”留下的坑。郭嵩焘和他搭班子吃尽了苦头，他说郭嵩焘在国外忘本，用的茶叶罐是英国的银器，还同外国人一起在戏院看戏，戏院本按次序依次就座，没有职务高低之分，刘锡鸿却说他和诸夷并排杂坐有损天朝的威严。他之所有这样，还有部分原因是因为中国当时不了解国外驻使节的规定，还是按中国出使番邦的办法派正副使两人，可是国外只承认一个公使的身份，其他人都是参赞、随员等，没有副公使这一对应职务，弄得刘锡鸿尴尬不已，自嘲自己变成了“吃闲饭”公使。闹到最后，清廷召回郭嵩焘，同时也召回刘锡鸿。
郭嵩焘有着超出同时代人的见识，可是身在一个腐朽没落的封建王朝，当时的统治者闭目塞听，在一群歌功颂德的臣子中盲目自大，对于持不同意见者都视为“异类”，郭嵩焘备受污蔑和排挤，尽管他说的是真话，可是这样的真话是统治者并不想听的，他的结局注定是不幸的。
这时，他和刘锡鸿难得意见一致，决定联名上书向朝廷要人，他上折子给朝廷，说：“中国和英国的关系是与所有其他国家关系中最重要的，陈兰彬在美国不缺少洋务人才，而自己身边却没有合适的人才。正所谓：无剑不打虎，无舟不过河，如果出国遇到要与英国人辩论，我无人可派。伍廷芳学的是英国法律，英国法律和美国法律有所不同，应该留在英国更能发挥长才，请朝廷直接降旨改派他前往英国。”清廷首肯。
郭嵩焘答应要提高廷芳的级别和待遇，决定聘用他为使馆的参赞。他争抢伍廷芳的事情引起了其他官员的注意。清廷识才的可不止他一个，各路诸侯掀起一场人才争夺战。
两江总督刘坤一，管理中国最富庶的地方，他认为伍廷芳这样的洋务人才应该到上海，上海是中国和外国人通商最频繁的城市，外国人经常钻漏洞要免厘，最近税收有所减少，沿海的税收减少会影响国家经济的稳定。
李鸿章已经派养子李经芳亲赴广州粤海关迎他北上，我也受邀陪同前往。
李鸿章在北京时，居住在贤良寺，我们被引荐进入会客厅，李鸿章的客厅没有大排长龙等候的客人，他总是很快地接见来访宾客，及时处理政务。他勤于政务这点和曾国藩很像，案头没有留待批阅的公文，客厅没有等候接见的客人。
他本人很守时，这和当时中国官场不同，一般说请客只有一个大概的模糊时间，没有严格的时间观念，总是晚于约定时间的一小时，我们在约定的时间内见到了这个传奇人物。
他穿着缎面中式马褂，戴着绒面瓜皮帽，手上拿着一根拐杖，还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桌上放着一个地球仪，书桌后面挂着一副世界地图。
他很有威仪，先是温和的打量我们，接着又用锐利的目光审视我们，一挥手，让我们坐下。在他的注视下，我隔着距离还是感到坐立不安的压力。
他询问廷芳一些外交事务的问题，廷芳一一对答如流。
李鸿章问他：“朝鲜提出要中国帮助他们办理外交，你有什么看法？”
廷芳想了想，说：“中国可以代办，朝鲜一直是中国的藩属国，藩属国无外交权。”
李鸿章又问：“如此会有无穷无尽的烦恼，恐怕维护不成，反而夹在各国中间左右为难。日本近来增兵朝鲜，恐有战祸。”
廷芳说：“如果中国不帮朝鲜办理外交，意味着承认朝鲜的独立国家地位，日本插手朝鲜事务，中国再干预反而被动。”
李鸿章说：“如果满朝大臣都想与日本一战，你认为中日之战结果会如何？”
廷芳说：“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国家在西化道路上一日千里，日本国的无畏舰队实力不容小觑。何况日本国民齐心协力办海军，中国地方各自为政，有家而无国。练兵方面，虽然聘请洋教席，但武夫粗莽，操练西洋火器不得法，所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自强之道，在乎师其所能，夺其所恃。”
李鸿章沉默了一会儿才说：“日本逼视我中国，中国可不为自计乎。朝中大臣无事则斥西方事物为奇技淫巧，有事则惊叹稀奇，士大夫囿于章句之学而昧于三千年来一大变局，苟且偷安而忘记国家三十年来的剧痛，数十年后国家如何安内制外？”
廷芳说：“三十年来的战祸多从海上来，我以为国家诸费可以省，惟养兵设防、练习枪炮、制造兵船之费万不可省。我闻英国兵船三百六十多只，在诸国最多，内有铁甲舰四十余只。法国有兵船三百多只，铁甲船六十多只。俄国兵船三百多只，铁甲船二十多只。西洋大国，实力相差不大，其余弱小邦国，或兵船数十只不等。日本也购买了吉野等十二艘新式铁甲舰，海上实力大增。当然，战争胜败不是以兵船数量决定，但是国家要守疆保土，应加强海防。”
廷芳的想法和李鸿章一拍即合，李鸿章显然很满意，最重要的是，他身上没有浮夸的西洋习气，是一位风度翩翩的儒家君子。
李鸿章是个行动派，为了力证自己的清白，他先修书一封给已经身在英国的郭嵩焘，大意是伍廷芳自己不愿去英国，陈兰彬也变卦不要他去美国了，实非夺君所爱。李鸿章不愧是词臣出身，几句话就把郭嵩焘的嘴堵得死死的。至于说陈兰彬不要伍廷芳赴美，一来陈兰彬在美国的留美事务局经费短缺，幼童留美原先是从江海关道下支出经费，可是江海关又中途变卦说无钱可支，全靠李鸿章北洋的财力支持，已欠下巨大的人情；二来李鸿章在朝廷的地位已位极人臣，自己断不会为了一个洋务人才而开罪李鸿章，更何况美国还有耶鲁毕业的容闳做副史，留美幼童中可以选择英俊人才留用，不如卖一个人情给李鸿章。另外朝廷看各路诸侯都在争夺，一时也不好定夺，让他们各自竞争，朝廷允诺同意李鸿章聘用伍廷芳，费用要自筹。
李经芳说：“ 伍廷芳乃沿海椎撸之子，恐重利轻义，况且他在香港已经是执业大律师，年薪万金。郭嵩焘三次登门礼聘不就，非朝廷征召不至，要价恐一年要五千金。”
李鸿章端起桌上的茶盏细细呷了一口，才说：“这是人家投石问路啊！他要五千金，就给六千金。你写信给南洋沈葆桢，经费南北洋各出一半，遇两洋有事他两边出力相助，南北洋的洋务繁多，需要聘用一两个这样的人才。”
李经芳被父亲一指点，恍然大悟道：“父亲说的是，我跟不上父亲。”
李鸿章把自己的想法合盘托出，“日前日本人已经聘用一个英国律师，年薪万金，近日很多官司事务都交给外国律师办理。我们遇到不讲理的外国人，中国律法不能制裁，就要用西律和他辩论，以彼之矛攻彼之盾，以夷制夷，无事让他翻译西方律法，已备顾问。现在外国一出事动辄百万赔款，他能成一二件事情也值得了。”
李经芳点点头，说：“况且他是中国人，办理事情总比雇一个外国人方便，我看也再合适不过。”
李鸿章说：“郭公见识超群，刘坤一在上海也算见多识广，他们都能看上的人确实出类拔萃。”他顿了顿又说：“如果领兵打仗，此人可指挥千军万马。”一副志在必得的神情。
可就在各方争抢廷芳的时候，廷芳却遍寻而不得了。
翁同龢在日记中写下：“粤人伍廷芳，非征召不至，不应诸侯罗聘。”
廷芳正准备去英国攻读法律，广州家里有人报信，伍大人去世了。廷芳旋即折返广州回家奔丧。
按中国人传统习俗，孩子要为父母守孝三年，期间不能出仕做官。守孝期满以后，廷芳去了香港工作，他结识了一位何牧师的女儿，是个端庄大方的小姐，妹夫也在英国攻读法律，娶了英国一个贵族小姐，共同创办了一所医院，医院是以贵族小姐的名字命名叫做“雅丽医院”，国父孙中山也曾在这所医院学医。
廷芳被轩尼诗提名为立法局议员，他是首位华人立法局议员，不久廷芳获选为 “太平绅士”，帮助香港华人争取权益，成为了华人领袖“伍叔”。
在一个旧历新年的庆典上，廷芳受总督轩尼诗之命负责招待英国来访的皇室贵族和英国海军官员。他安排了中国的传统舞龙舞狮、鞭炮、游行等节目招待客人。有一位海军大校却在船上不肯上岸，廷芳为了尽到主人的地主之谊，亲自上船邀请大校参加庆典。谁知这个大校轻蔑地说：“你们有烟花爆竹，可你们会制作枪炮，能够战胜敌人吗？”廷芳僵住，这种感觉就好像一个聋子进了音乐会，被人当场戳穿是个聋子，又像一个跛子进了舞场被人当场揭破是短腿。
廷芳回到家，夜已经深了，呷了一口茶，茶在嘴里苦涩冰凉，咽了一口，一直涩到心里。
什么都可以做，但被殖民的奴隶是不可做的。廷芳决意北上，追随恩主李鸿章。
弱国无外交，但弱国可以有外交家。
廷芳北上辅佐李鸿章，李鸿章视为肱骨，凡事必先咨而决之。
我相信，在后来我们看到的李鸿章对外交涉文件中，尽管没有留下廷芳的署名，但是背后一定有廷芳的出谋划策。
廷芳深获李鸿章信任，后来在清朝官至正二品，这在清朝官场上是史无前例的。
廷芳自己曾说，自己学的是番学，没有获得功名，清朝的官员都是要通过科举才能晋升，可见他本人的能力相当受到清廷的认可。

第九章 李鸿章赴日艰难谈判

清廷四十年间重要的外交事务和条约的签订几乎都有李鸿章参与，他也因此成了一个毁誉参半的人物，前半生风生水起、无限风光，后半生却一落千丈，跌落神坛。
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就是他一生的分水岭。
其实，早在甲午战争前，中日之间就有了交锋，这次事件是长崎兵斗事件，当时北洋海军正处在最风光的时候，舰队到了日本，水兵上岸玩乐，因为语言不通发生误解，与当地人发生冲突。事件发生以后，拖了好几个月没有办结，李鸿章委托伍廷芳拿出解决的方案，廷芳跟随李鸿章以后办理的第一个案子就是这件，最后，日方因为没有做好战争的准备，海军实力也不足以和中国抗衡，接受了中方提出的办法，向被打伤的士兵赔偿医药费。
日本全国上下勒紧裤腰带发展海军，尚武的民族性被激发起来，甚至连几岁的小孩玩的游戏都是捉拿“定远”、“镇远”。
清朝在70年代还表现出一股积极进取的态度，到了80年代却连一艘新的战舰也没有添置，李鸿章为了哄得太后高兴，把发展海军的军费挪去修园子了。
短短十年间，中日双方实力反转，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军事强国。甲午战败，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朝野震动。
日本指名要李鸿章去日本签订条约。
清廷之前派张荫桓去谈判，结果吃了闭门羹，日本人连见也不见。
无奈之下，李鸿章派伍廷芳去“询价”，一来，伍廷芳处理长崎兵斗事件有与日本打交道的经验，另一方面，伍廷芳和日本首相伊藤博文都曾在英国留学，于公于私，他应该都会得到一些消息。
伍廷芳一行第三次出使日本，受到日本轻慢，以没有全权代表为由仍然被日本拒绝谈判，但是第三次出使有一个收获就是弄明白了日本的真实意图，就是要中国派出一个全权代表。当伍廷芳一行奉诏回国时，伊藤博文叫住伍廷芳，和他单独谈话。
伊藤博文说：“你们远到而来，没有商议成功，我表示遗憾。请你转达我对李大人的问候，并请他理解日本拒绝这个使团并不是日本不要和谈，相反，和平对于中国来说是更为重要的。中国应该拿出和谈的诚意，再派员谈判，必须是有相当资格的全权代表。你们的张、邵二位大人此次所带文书，为什么不按照国际惯例？”
伍廷芳说：“我非常感谢阁下的谈话，至于阁下提到文书一事，我当时人在天津。谈判已至此，我想冒昧问一句：阁下是否认为我方派出的议员官阶不够？”
伊藤博文说：“不是官阶和地位，只要是有委任全权代表的官员，我们都能接受。”他还是冠冕堂皇，但下一秒他道出了真实意图，“当然地位越高对谈判越好，下次议和最好派一位有名望的人。”实际就是点名要李鸿章亲自来。
伍廷芳再次要明确日方的意图，说：“阁下指名谈判代表必须位高权重，根据阁下刚才的话推论，言下之意是嫌张、邵二人人微言轻？”
面对伍廷芳一阵见血的问题，伊藤博文继续含糊其辞，说：“不，我只是泛指，不过阁下记得在朝鲜发生甲申政变时，我国使团在北京见到贵国政府授予李鸿章全权代表文书后，我方同意回天津与李中堂谈判。考虑李中堂年事已高，我甚至愿往中国。”
伍廷芳问：“阁下愿往中国哪里？上海。”伍廷芳进一步询问。
伊藤博文又改口，“不不，不是上海。”
伍廷芳问：“香港呢？”
伊藤博文推说：“香港也非谈判之地。”
伊藤博文的真实想法是要李鸿章亲自来日本谈判，他在之后的谈话中改暗示为明示。
针对日方借中关于代表的全权问题拒绝谈判，伍廷芳道：“依中国惯例，颁发全权一事，向所罕见。今张、邵二位大人携带国书、文书，依照惯例，即有全权办理的意思。中方既委派二位大人前来商议，即能够画押，如有疑惑，我们随时电奏请示，阁下以此为借口拒绝谈判，未免太过拘泥。”
伊藤博文说：“此次谈判，日本极为重视，恐中方日后翻脸不认账，再爆发战争，日方要求应照国际惯例办理。全权即代表银两，譬如一个人买货，必要备齐银两才能交易。”
日本小国就是小国，总是以己度人，料想中国一个大国又岂会赖账。
伍廷芳说：“卖物的人也需要将价钱告诉买主，买主才能议价和备银钱。现在价格秘而不宣，既不能久秘，何不早点告知，也好让我国想办法筹措准备。”
伊藤博文说：“日本国小，财弱，如今战争已经向国民商借一亿两，现在战争没有结束，还准备再借5000万两，军费开支早已是贵国的数倍，战场瞬息万变，贵国还是及早议和为好。贵国何不派出恭王或李中堂来，方可明示。”
后来，日本狮子大开口，要价赔款3亿两白银。
伍廷芳说：“依照国际公法，全权代表的身份，无非便宜行事，现在各国都铺设电线，信息传达通畅，即便是全权代表谈判，消息也时刻可以传回国内。中方交给日方的文书，采用日方的式样，可以吗？”
伊藤博文点头，说：“可以。”
由此，一系列外交辞令中我们看出，伍廷芳搞清了日本谈判的要求，主要是派李鸿章为全权代表到日本人谈判。
伍廷芳一行在日本受尽屈辱，他写信给munny说：“我真是恨不能自己披甲上阵杀敌，免使国家遭此大辱。”
清廷权衡再三，派李鸿章赴日本议和。
消息传回国内，上至朝廷下至百姓，莫不议论纷纷。
朝廷上，大臣们各持已见，认为日本开出的条件太过苛刻，不能接受。
翁同龢是李鸿章的死对头，他说：“与其接受日本的议和条件，不如我们举国再和它一战。”众位大臣纷纷附和。
李鸿章心知肚明，这些老学究不过是要显示自己是朝廷的清流，借此撇清干系。李鸿章点头称是，说：“我赞成翁大人的提议，若是开战，我愿为他的副手。”
轮到翁同龢骑虎难下了，他哪有这个本事带兵打仗，而且拿什么去打，绿营已经腐化得不成样子，太平天国的起义还是靠曾、李的湘军、淮军才打赢，这些军队镇压农民起义还行，要和日本打恐怕不行，再打实际上是不可能了，自己不过喊喊口号罢了。
不过翁同龢到底也是老臣子，他很快就给自己找了台阶下，说：“洋务的事情还是李中堂熟悉，我不了解情况，恐怕不能担此重任。”
皇帝说：“倭人已经在旅顺登岸，如今威海卫又失陷，整个山东已经落入敌手，北京已经危在旦夕了，如今还有何可说？”
翁同龢说：“记得10年前，李中堂可是对皇上信誓旦旦北洋舰队即使不能退敌，也必然不会使皇帝日夜忧虑，谁能料到如今这个结果，此事当然是李中堂负责善后事宜。”
朝臣一片附议。见风使舵是为官之人的本色，天上的风往那边吹，地上的草就往哪边倒。
慈禧开口，说：“国事如此，只能请中堂分忧了。”
李鸿章回道：“此事就让臣来了吧。臣必定尽心竭力以报皇恩。”
北京城茶楼里人声鼎沸，吃茶的人围坐在一起，只听一个茶客说：“听说高升号刚开出去就被击沉了，几个管带都自尽了，丁提督在威海卫失守后也自裁了。”
周围茶客们纷纷感慨，一个茶客说：“日本人在旅顺口登岸后，屠杀了几万人，真是禽兽不如。”
“听说日本人狮子大开口，不仅要赔款，还要割台。”
另一个茶客说：“听说英国教头朗威理在开战前预测中国实力强于日本，怎么一打起来竟是这个结果？”
旁边一个叫“坏爷”的人说：“大清国怕是要完了。”
茶楼老板闻言，赶紧走过来制止，说：“坏爷，你可别混说，今儿不要你酒钱了，你走吧。”
人群渐渐散去，不复之前的喧闹。
为什么曾经号称世界第七、亚洲第一的北洋海军会败给日本这样一个蕞尔小国呢？
近代以来，中国和日本的遭遇很相似，都遭到了外国的侵略，被迫打开国门。中日开始了近代化改革的尝试，领导这场改革的一个是慈禧，一个是明治天皇，当日本举国上下节衣缩食发展海军时，慈禧太后正和太监李莲英在颐和园扮观音，她为了庆祝自己的60大寿，从海军军费里拨钱修园子。
李鸿章本人也不是没有压力，醇亲王曾想把他从北洋大臣职务上换下，李鸿章也不得不为了保住自己而做出妥协。
他自己也说，自己何曾放手办理过洋务，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拆穿还可以掩饰一时，一旦撕破，早就千疮百孔了。
他的困难来自于君臣的掣肘，海军军费短缺，西学人才的缺乏，他本人意识到这些问题，在70年代由容闳带领一支小留学生去美国学习，后来朝廷反对，李鸿章也只好妥协，撤回留美学生。
他力主加强海防，不惜耗费巨资从国外购买铁甲舰，组建了北洋海军，当时长江沿岸各路诸侯也都大力购买船舰，组建起福建海军、南洋海军，只是这几只海军不受李鸿章统辖，只有南洋沈葆桢能支持一下，这些海军还是在原来的水师基础上建设的，管理体制落后。后来，逐渐没落，海军人才都转送到李鸿章的天津水师学堂学习。
因为海军军费短缺，海军兵勇的薪饷总是欠薪，只能离开之后再付清，到了80年代，就无法再添置新的船舰了。后来李鸿章出国，在美国参观军工厂，看到新式枪械，子弹连发的速度很快，再询问价格，李鸿章摇摇头，太贵了，枪可以买，但用不起这些子弹。
再谈到船速的问题，同样是购买的外国船舰，为什么日本的船速比我们的快？也许又一些外国投机商人玩了一些小把戏，卖给我国一些淘汰品，那么卖给日本的就一定是最新式的船舰吗？船速的问题应该是和燃料的质量有关，主要就是煤的质量，供应给北洋舰队的煤很劣质，居然烧不燃，可以想象这背后腐败成什么样子，简直是烂到根子里了。
李鸿章去日本谈判，是对他本人的一次羞辱。他这样一个受人敬仰的人物，在谈判桌上遭到威逼恫吓，不允许分辨，只有“答应“和”不答应“的选择。最后，赔款从3亿两减为2亿两，并不是被江面上那几艘残舰吓住，而是出于李鸿章在日本遇刺的愧疚之情。
是李鸿章带去的谈判代表不行吗？不是这样的，李鸿章身边的罗丰禄、伍廷芳都是资深外交老手，精通国际法律，一点不亚于伊藤博文、陆奥宗光等人，只是弱国无外交，城下之盟只能任人宰割。
李鸿章表面上还是云淡风轻，可是回来以后，时而狂乱，胡言乱语，德国医生帮他做了几次放血治疗，跟在他身边的留美学生吴应科，在甲午战争中因作战英勇被授予“巴图鲁“的称号，他随船返回时，把自己的勋章和辫子包成一包扔进了大海。

第十章 执教圣约翰
母亲去世后，我辞了报馆的工作，年轻人干不惯磨桌子的工作。每天赶稿子到半夜，以至于我后来尽管没有什么话可说了，但笔端还是不停的流淌出文字，我知道这样迟早会耗尽我的精力，必须要停下来。
我接到卜牧师的书信，他的儿子要来上海，做圣约翰大学的学监，想聘请我去圣约翰执教，我欣然答应，还有什么工作比和一帮上进的青年人在一起更有乐趣呢？
此时，卜舫济正坐在晃晃悠悠的帆船上，从十六铺码头上岸。我在岸边从人群中看到了一个金发碧眼的外国青年，我在美国时，他刚好在寄宿学校读大学，我们未曾见过面，可是，一见面就有一种熟悉的感觉，不仅是他酷似卜牧师的外貌，还有他也和卜牧师一样，穿着中国的传统服装，一派中国儒士的模样。
我问他路上的情形，他说乘坐了一个多月的轮船，一开始晕船得厉害，什么也吃不下，路上遗失了一幅金袖口，那是父亲给他的纪念品，也是他身上最贵重的物品，有点遗憾，其它还好，总算平安抵达上海了。
他手上拿着一个箱子，除此之外没有其它身外之物了。我笑着安慰他：“舍财免灾，就当是做捐献了。”
他问知道怎么去圣约翰吗？我指了指一旁等候的轿夫，我已经雇了一顶轿子。卜舫济很好奇地打量轿子，他坐进去，等候一旁的轿夫就起轿了，他坐在里面忽然身体一震，我骑着马走在前面。
卜舫济捞起帘子朝外面看去，轿夫们轻快的在市集上穿梭，一边朝对面的人念念有词：“当心——，当心——”，集市上卖鱼的小贩隔一会儿就把一瓢水快速浇到大缸子里，保持鱼的新鲜，黄狗在路上跑来跑去，人力三轮车夫光着脊背、赤着脚在路上拉车子。
轿子到了租界，这里手持大棒的巡捕看起来很吓人，租界里都是外国人，地方干净、人也少，有很多漂亮的马车在路上跑，轿夫小心地避开他们。
我们在梵王渡圣约翰书院停下，当时学监颜永京已经在门口迎接我们。颜学监正准备调任虹口教会牧师，他把我们请进客厅坐下，我们三人先是寒暄一番，然后颜学监开始向卜舫济交接工作，他介绍说：“学校现有学生约七八十人，每日上下午各有一次圣经学习课，还有体育课等运动活动，学校有棒球队、足球队等。”
卜舫济问：“学生一般如何招募？去向如何呢？”
颜牧师说：“为了招收学生，学校有种种优待，信教学生免费，校方除了供给食宿外，每年另给小帽一顶，鞋子两双，青布长衫二件，棉袄一件。放学时，并给铜钱百文为书费。书籍及医药费亦由学校供给。读完四年的英文和数学，就到海关或电报局谋事。”那个时代，不少学生是为了微薄的补贴，才勉强学习英文。后来英文在商界流行，学生可到洋行做事，收入颇丰，入校人数逐渐增多。
卜舫济问：“学校师资如何呢？”
颜牧师说：“学校目前有十余名教师，其中大部分是外籍教师，还有一些留美回国的中国人担任英文教师。”容闳博士带去美国的120多名学子，在1880年代他们回国后，很难找到合适的职位，有些人就委身于书院的教职。当时书院教师待遇每月30两，算是报酬很优厚，后来卜舫济把教师的待遇提高到每月100两，这在当时是很可观的一笔钱。
颜牧师把我们领到教师楼，这是一排上下两层的小洋房，周围种植了花草，门口有两颗很高大的柿子树，上面结满了晶莹剔透的果子，像一个个小红灯笼，在微风中轻轻摇曳。
我们住的房间都经过了改造，因为外国教师的生活习惯不同，房子外面虽然是中式的，但里面改为了西式的结构，有电线、电话，客厅还有壁炉，房子住着很舒适，我觉得这里的环境清幽，是我心中理想的工作地方。
颜牧师安顿好我们以后，告辞离去。我正专心收拾东西，发现门口靠着一个穿西服的年青中国人，咦？他应该是这里的教师吧。
他看见我，显示出很高兴的样子，走上来问：“你好，我是英文教师牛尚周，住在你的隔壁，你是新来的老师吧？我点点头，看见他的手上还拿着一个灯泡的东西。
牛尚周走过来，说：“我听到你屋子里有动静，想起你这间屋子里灯泡好像坏了，我从房间拿了一个备用的给你。”他说着，直接就站在凳子上动手帮我装起来。
我一下子就对他产生了强烈的好感，远亲不如近邻，我的这位邻居真像个可爱的大男孩。他看起来刚二十出头的样子，谈吐作风完全是美国化的。
我停下手上的事情，坐下和他攀谈起来，问：“你是什么时候去美国的？” 牛尚周说：“前几年，容闳博士奉命选拔一批幼童赴美，我有个表哥在上海做进出口货物的生意，思想开阔，让我去报名参加考试，结果考上了。”原来他就是容闳博士带去美国的留学生，巧合的是我们都在哈中读过书。
牛尚周继续说：“不过我没有拿到毕业证就回来了，我在读大二，吴学监通知朝廷要撤回留美学生，我们就被勒令返回了。”
我问：“你们都在上海吗？”
牛尚周说：“嗯，我们几个月前在上海登岸，上海道台派了一个笨伯来接我们，我们是在大家惊异的注视下被独轮车推进城的，进城以后把我们安置在一栋年久失修的大楼，大楼散发着一股强烈的霉味，我们住了有一个月才见到上海道台。天知道我们是怎么熬过来的，我是多么想念过去可亲的朋友和同学啊！后来部分同学去了工部局、电报局，还有些去了李中堂的招商局和船政局，还有不少人去了天津，天津是李中堂的大本营，这些洋学生都被他招揽过去了，我家在嘉定，父母好不容易盼我回家团聚，我就留在上海了。我学的是文学，去洋务企业没有合适的职位，就应聘到圣约翰书院教英文。”
他问我：“你为什么会来圣约翰？”
我把之前的来龙去脉大致向他说了一遍，牛尚周听得很认真，进而很理解我的事情。
不知不觉，我们谈到了大半夜，临走时，牛尚周对我说：“周末我们留美的同学在上海跑马场和美国水兵们有一场垒球赛，你想不想一起去看？”
我初来乍到，没有什么大事，再说多结识一些上进的年轻人是很好的事情，我很高兴的答应下来，顺便邀请了单身汉卜舫济一起去，他刚来上海，对一切都充满了新鲜感。
上海跑马场在今天人民公园一带，是外国人闲暇消遣的地方，上海外国人在中国举办外事活动一般都在跑马场，赛马是一项赚钱的活动，外国人也开始推广，中国人也去赌马。
我们在路上看到哪些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妓女坐在壮汉的肩上招摇过市，引得人们纷纷侧目，路边有杂耍艺人，一个强壮的汉子在手上挂上铁钩再吊起一叠砖头，钩子嵌入皮肉，看着都疼，洋人坐在漂亮宽敞的双匹马拉车子上，下了车，手边挽着一位穿着层层叠叠纱裙的西洋美女。
卜舫济的装扮引得人们啧啧称奇，他脑后居然还留有辫子，走路规行矩步。他有很高的中文造诣，写的信在结尾处会加上敬语“弟顿首再拜”之类的话，他有着美国的外表和中国人的内里，更像一位温文尔雅的儒士。
我们进场以后，比赛队员正在准备入场。
牛尚周说：“今天是我们留美同学和美国军舰上的水兵比赛。”
牛尚周朝前方跑过来的一个人挥手，来人是一个正准备比赛的中方队员，他穿着特制的比赛服装，手臂细长，身材矫健，十分自信。
牛尚周向我们介绍：“这位是钟文耀，在上海外事局工作。”他又朝我们指指，说：“他们是我在圣约翰书院的同事。卜舫济、唐文浩。”
我们互相致礼，祝他旗开得胜。
牛尚周为了善尽地主之谊，滔滔不绝地为我介绍垒球比赛规则，末了，牛尚周说：“好了，我亲爱的同事，你应该了解比赛的规则了，希望你能好好享受比赛。”
我点头致谢，不紧不慢的开口，说：“亲爱的同事，我想我不太能同意你其中的一些解释，实际上，我在耶鲁校队担任过两年的投手。”
牛尚周一脸惊讶，钟文耀和卜舫济爆笑出声。
钟文耀说：“我们有一个队员有腿伤，打不完全场，中场你来做替补。”
比赛开始，对方的第一守垒员身材修长又十分灵活，好几个投球都被他截住，比赛过半，我方渐渐落后，钟文耀向裁判示意换我上场，做我方的投手，我不负众望，开出一个漂亮的弧线球，要知道，我在耶鲁获得过“最佳投手”。比赛结束，我们3比3平，打了一场友谊赛。
看台上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比赛很精彩。
卜舫济指着看台问：“看台上面有一个穿官服中国人是谁？”牛尚周说：看台中心坐着的全是外国人，那个中国人是上海道台。”其他的随员都只能坐在外面。看台中心除了几个受雇于外国人的中国杂役，其他中国人是不能上去的。
我看到看台上外国夫人中有一位典雅大方的中国女子，她穿着中式的绣花裙，梳着简单的发髻，问牛尚周：“那个中国女士是谁？”
牛尚周说：“她是黄牧师的女儿，黄映兰，以前随黄牧师在美国读书，上海有外事活动都找她做翻译。她的姐姐黄映柳是圣玛丽中学的校长，圣玛丽中学就在我们学校旁边，是我们的附属学校，经常能碰到。”
一个中国仆从打扮的男子走来，对我说：“美国领事先生请几位上台一叙，可否赏光？”
我们三人随他上了看台，美国领事很有兴致地问：“你原来在哪里学习？”
我说：“耶鲁大学。”
他问：“你在哪个学院？”
我说：“我在法学院读书。”
他说：“我也是。”
他说：“我们是校友，你是我的学弟。”
我们一下子找到很多共同的话题，从耶鲁的草坪谈到教授的小狗。领事先生又向卜舫济询问圣约翰书院的办学情况和美国教师的生活日常。领事先生意犹未尽，说：“下个月在兰心大剧院有美国歌曲合唱表演，请你和你的朋友们一起来观看。”
我说：“我不胜荣幸，一定按时赴会。”
领事让我们一起落座观看赛事，我们就在一旁坐下。领事夫人和黄映兰也走了过来，准备坐下看赛马。
我问牛尚周：“你可不可以介绍我认识那位小姐？”我指了指黄映兰。
牛尚周会意地一笑，说：“我非常乐意充当这个齿轮。”
牛尚周和黄映兰是熟识，黄映兰见了他，主动说：“好久不见，你好。你怎么在这里？”
牛尚周说：“黄小姐，你好。我今天来看留美同学的垒球赛，这位是我的同事，唐文浩。”
黄映兰说：“唐先生，你好，你刚才的表现真太精彩了。”
我说：“叫我阿文，很高兴认识你。”
黄映兰说：“我姐姐也在圣约翰的附属中学教书，你见过她吗？”
我说：“我上周才到圣约翰，还没有见过令姐，依你推想，令姐一定也非常出众。”
黄映兰脸上微红，可能觉得我恭维得太直白，但她表现得落落大方，不像一般的闺阁小姐那般娇柔。
我一直单身到30岁，在中国人看来是不可思议了，但是我一直期望能够寻找一位志同道合的新式女性做我的终身伴侣，直到遇到黄映兰，让我有了建立家庭的想法。
我反客为主，说：“下个月领事先生邀请我去兰心大剧院看演出，我缺少一个女伴，可否冒昧请你当我的女伴？”
黄映兰说：“恐怕不行”，她见我表情失望，连忙说：“因为我要为留美学生的合唱担任钢琴伴奏，我还要带圣玛丽中学的学生合唱团去排练。”
我说：“你排练的时候需要我去帮忙吗？”
黄映兰很高兴地说：“每周六晚上在我姐姐家都有排练，你可以一起来。”
我说：“却之不恭。”
此后，每周六晚上，我和她都带着学生排练，黄映兰担任钢琴伴奏，黄映柳指挥，她们非常关爱学生，如遇学生生病，还会带回家里亲自照顾，尽职尽责。我们常一起依偎在月光下散步，这样的行为在当时很受到别人指点，我却不以为意，一个月后我们定下终身，我买了一个金镶玉的戒指给她，她回赠给我一副金袖口。学生们则充当了鹊桥的作用。
上海兰心大剧院是欧式风格的剧院，类似外国的歌剧院，有包厢看台，贵宾票都在位置靠前的内场，外场和边上都是给教会学校的穷学生们的。工部局每月有一次交响乐表演，会演奏像《弥赛亚》一类的曲目，不过这样的高雅音乐在当时是曲高和寡，来听的人一般是外国人和有留洋背景的人。
我和卜舫济坐在贵宾席位，正对舞台中间，牛尚周要参加合唱表演，在后台准备。留美学生们唱的是美国歌曲四重唱，十分精彩。
演出结束，我带黄映兰、黄映柳过去和卜舫济打招呼，卜舫济是圣约翰的学监，黄映柳是附属中学的校长，他们相谈甚欢，十分投契。不久之后，卜舫济和黄映柳结婚了。这在当时可是不得了的事情，一个中国大家闺秀嫁给一个洋教士，卜舫济是教会派来的，教会规定传教士不允许和中国女性结婚，但是卜舫济认定了黄映柳，他们终成眷属。
我们的婚礼差不多同时举行，婚礼当天，校园里张灯结彩，我邀请了牛尚周和他留美同学一起来，没有闹洞房的习俗，新娘也不坐花轿，而是从楼上走下来，映柳弹钢琴，卜舫济举杯祝酒，牛尚周和留美学生们在婚礼上引吭高歌、喧阗笑语氤氲其间，十分温馨。
新婚不久，经方知我在上海任教职，劝说我进江南制造局当工程处做经理。制造局是曾文正公剿灭太平天国后创办的，位于黄浦江边，有船坞，能造战船，是一个小型兵工厂，设有方言馆，招收培养翻译人才，择优者进入同文馆学习，学成后可出国继续深造，培养了许多优秀人才，如北洋政府的外交总长陆征祥就是从这里送出去的，还有专门的西书翻译馆和化学馆。映兰认为在制造局能够发挥我的才华，支持我去尝试新的工作。
我辞去教职进入制造局工作时，长子呱呱坠地，我们接着又养育了一个儿子和女儿。
次男后任职于清朝外交部和北洋外交部门，我接着讲述他的故事。

第十一章 吾家有子初长成
我们的家搬进了制造局所在的高昌庙附近，当时那里路上都是石子，因为制造局搬过来，住的人也越来越多。交通工具只能是独轮车和人力推车，自马路修好以后，我家里为了出行方便，购买了一辆双匹马车。
我父亲在附近靠近河边的地方购置了几亩地，建造了一个小楼，楼房里可以停放马车、轿子，屋外种上果树，还有菜园，里面可以找到促织、蟋蟀，比起城市的拥挤，这里空气十分新鲜，我家里养了一只全身雪白的哈巴狗，我们给它取名叫“雪球”，我们常和它一起玩耍。房子里面铺上了外国进口的地毯，有电灯、暖气、抽水马桶，大厅宽敞，父亲的留美朋友们经常到家里聚会。
年纪稍长，晚上母亲让我们在大厅里完拼图游戏，这让我很快掌握了英文单词，我们还聘请了一位圣约翰的外国女老师教我英语，她总是慈爱的看着我，和我谈话总是带着期许。她教我用拼读字母的方法记住“mississippi”，这对我掌握英语大有好处。
童年里记忆最深的是父亲带我去城隍庙玩，我不喜欢到城隍庙，但我最喜欢在城隍庙外的豫园游玩，这是我童年的乐园。
豫园里有个假山，假山旁边有一个很大的鱼池，里面蓄有金鱼百尾，大的有七八寸，灯泡眼扇尾巴，五颜六色的都有，在池子里，悠哉游哉。下山就是九曲桥，我问：“爸爸，为什么桥造成弯弯曲曲的？”爸爸说：“这是中国营造园林的特点，高低错落、相互掩映，桥曲折迂回，既美观大方，又处处看出的风景各不相同。你看它是不是比一座笔直的桥更好看？”
亭子里今天在品兰花，不少商人携带一些名贵品种的兰花盆栽在这里售卖，兰花姿态各异，枝丫修剪的很古朴雅致。
爸爸说：“在日本国，国民喜欢园艺，很多人家会摆上花草盆栽做装饰，有的甚至上百年了，异常珍贵。”
我第一次听到日本这个国家，只是没想到日后我也会亲自登上这个国家。
爸爸说：“这里不同季节有不同的玩意儿，古玩、珠宝等应有尽有。”每当珠宝交易时，仕女们穿梭其间，一片生意兴隆的景象。
我倒是不感兴趣，拉着爸爸到长廊去，那里有小贩托着托盘兜售小吃，托盘里有五香豆、酒酿汤圆、桂花糖藕，最有名的是南翔小笼包子，和姜丝香醋同食，鲜美无比，不用问别人在哪，店铺门头大大的金字招牌会为你指路。每次我总在这里流连，爸爸也会让我尝上一两样。
最使我兴奋的是江湾的龙舟赛，每次去看龙舟赛就像过年一样开心。每到端午节，家家户户用粽叶包粽子，江湾也会有十几条龙舟比赛，哥哥带上我一起去看。每条船上张灯结彩，划船手整齐划一，分坐两边，行动快捷，花样变化，令人目不暇接。
年纪稍大一点，父亲很重视的我学业，不仅有英文老师教授我的外语，还聘请了一位博学的举人教我中国传统四书五经。这个举人老爷留着一个山羊胡子，总是佝偻着背，用含混的声音摇头晃脑的讲课，我经常听得昏昏入睡，有一次我正在打瞌睡，他站在我背后用一把一尺长的戒尺打在我的背上，我的美梦一下子被惊醒，身上火辣辣地疼痛。他举起戒尺要再向我挥过来，我拔腿就逃，再也不肯回来上课。
第二天，这位举人向我父亲递了一封辞职信，父亲知道事情原委后，请了几个相熟的朋友作陪，设宴请老师来家中吃饭。
父亲只字不提发生的事情，等吃饭气氛很热烈时，他说：“中外教育很不同，外国人的教师是一份职业，中国人自古以来就讲天地君亲师，老师的地位和父母一样高，我们要尊敬教师，记得我刚到圣约翰时，班上的学生很多比我年长，我站在讲台上，心里不免发虚，但是他们都十分尊敬我。”
我听到这里，心里一阵惭愧，知道父亲是在批评我，我的头一直低垂着，不敢看他。宾客们纷纷举杯附和，说：“来来来，大家一起举杯敬敬老师们。”父亲走到我面前，领着我走到举人面前，毕恭毕敬地向他敬酒。
第二天，父亲把辞职信还给了举人，说：“这封信请您务必收回，犬子让您费心了。”
举人收下信，没有再推辞。他说：“小公子玉雪聪明，将来必成大器。”
父亲很看中孩子的品德教育，所有品德中，他最强调要诚信，周末晚上在家时，父亲总设法对我进行教育，他说做人要诚实，如果不诚实，说了谎话，将来总要被人揭破，到时人家处处疑心你、防备你，你说难不难受。
在交友方面，他也谈到交朋友要交益友，你要想想你能从身边的朋友身上获得哪些益处呢？你要多和比你优秀的人交往，学习他们的长处，学习他们的为人处事。如果交了损友，那对自己的危害就很大，所以我们要谨慎交友。
大哥圣约翰毕业后，又进同文馆学习法语，后随许景澄大人出使俄国。因欧洲外交通行法语，外交文书除了使用本国语言，还可以使用法语，而且后者更能受到重视。许大人对大哥悉心栽培，爱护有加，父亲写信道：“你不仅要以师师之，还要以父父之。”
家里孩子就我和妹妹，妹妹年纪还小，父母觉得小女儿可爱，十分宠爱，我是男孩子，故对我要求十分严格。我15岁时，准备出国赴美留学，我在上海留美预备学校学了一年，然后乘坐火轮船经一月余到达美国。
我登岸时遇到港口的检查，滞留了好长时间，因为此时美国对华政策开始改变，随着移民美国的华人增加，美国开始严格限制华人移民，华工被禁止进入美国。美国斯科特法案颁布以后被视为排华法案，美国的华人处境艰难。
我被移民局官员扣在港口不能入境，和我一同前往美国的卫公理教会的牧师拿着我的签证力争，我并不是入境的华工，而是来读书的学生，我持有的签证是读书签证，他还叙述了我父亲也是牧师，他如何在中国帮助美国的传教士们，保护了教会的财产等等，他叙述得很打动人心，但移民局得官员听罢，只是抬起头来，两手一摊，表明自己也只是照章办事。牧师气急了，大吼说：“我真不明白你们，要是这样虔诚优秀的年轻人都不允许入境，那么什么人才能够入境？”
后来，我拿出父亲写给伍廷芳的书信，请他去中国大使馆通知伍大人。伍大人在甲午中日战败后，曾经随李中堂赴日本议和，期间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说了一番话：“我和伍廷芳同在英国留学，我回国以后已经官至首相，伍廷芳还不过区区一个随员，贵国对人才是不是不够重视啊？”李鸿章受到触动，保举伍廷芳出使美国。父亲知道他在美国，特意修书一封让我带去找他，还真是不想就派上用场了。
伍大人接信后，立刻联系美国华府官员，请他们从中斡旋，后来他带着盖章文书亲自来港口说明情况，移民局才将我放行。
卜舫济校长的父亲来接我，我在他们家中住了三个月，学习语言、熟悉生活，卜牧师推荐了一个他儿子就读的学校，学校是位于弗吉尼亚的一个高中，收费合理，环境很好。弗吉尼亚是英国殖民者到美国的第一站，也是建立的第一个殖民地，位于美国东部新英格兰地区，人口并不多，风景很优美。
我就读的学校是一所寄宿制高中，教学楼和宿舍楼分开，宿舍楼后面是一座山坡，有一大片树林，为了学生的作息规律，宿舍楼晚上9店熄灯，学生必须准时就寝。早上起来，自己去打水，很难找到热水，即使冬天也只能用冷水洗脸，如果一定要形容冬季早晨用冷水洗脸的感觉，就好像是风雪夜在雪地里撒尿，冷暖自知。宿舍楼中间有一根长管子，学生们上课赶时间可以顺杆子滑到一楼。
学校的体育运动很丰富，每年的橄榄球赛季节到了，校园里到处都是留着长发的学生，据说是为了配合橄榄球赛特意留的“橄榄球发”，学校里纪律开始松懈，学生会在赛后外出饮酒，我没有加入橄榄球队，因为橄榄球冲撞奔跑充满了暴力，我不太适应，我选择了棒球和垒球运动，冬季下大雪使学校外的河面结冰后，学生们热爱去湖面滑冰，穿上冰靴、戴上风雪帽和绒线手套就去一展身手，我却比较笨拙，总是滑不会。
假期里，父亲的朋友会邀请我去家里做客，我在肥美的芦笋园大饱口福，这是我父亲一个富有的教友家里的产业，他的生意做得很大，芦笋都加工成罐头销售到各地。我在后两天住在一个寄宿家庭，女主人富有爱心，常常晚间送些点心给我，一个月餐费不过20美金，生活成本不算太高，我的学费一年不超过300美金，教会牧师的子女会有优惠，最后一个学期，教务长宣布减免我的学费，他说我在这个州住了这么久，感觉我已经是这个地方的人了。
家里会寄大礼包给我，有各种各样好吃的中国食品，我会分送给同学们品尝，像果脯、果干都是很受欢迎的，有时还会寄来一些丝绸挂件，我会挑几样精致的挂件送作为礼品送给寄宿家庭的主人，中国的小礼品很受他们的喜爱。父亲常书信给我，我虽在异乡，但是能时常受到他的教诲，我们交流过很多事情，现在我不能一一回忆起来，特别遗憾这些书信我没有保留下来。记得父亲有一次说他在有生之年看不到一个富强的中国了，但愿我有一天能够看到一个新中国并且为之而奋斗。
我顺利进入了耶鲁大学，我一直立志要考入父亲的学校，因为是家人念过的学校，就像回家一样。读大二时，我接到大哥的信说父亲去世了，不久以后母亲也走了。我当时正在美国读书，不能回家奔丧，没有能和父母见上最后一面，这是多么无奈啊。
我在美国作为一个穷学生，很少问津去华府、纽约这些大城市游玩，有时伍大人会邀请我们这些留学生去大使馆当翻译，当时大使馆的随员大多都不会英文，我陪同过一个使馆的随员上街，美国这时已经开始排华，对华人并不友好，我们去搭电车时，还有人扯住他的辫子，也有人向我们扔石头，真是让人感到愤怒。
记得我在大使馆过新年时，有一个华人中年男子来找伍大人，他说他要被遣返回中国了，他有一个愿望就是想拿出自己所有的积蓄3万美金，捐赠给耶鲁大学，希望耶鲁大学能设立一个中文研究机构。
这位男子名叫丁天龙，他是从中国来美的华工，在一位大亨家里做佣人，这位大亨性情古怪，终身未婚，家里的佣人因为忍受不了他的脾气而辞去工作，只有天龙留下来，悉心为他打理家中的事情，这位大亨认为他是一位深受儒家教诲的人，谦卑诚实，十分依赖他。他想了很多办法想把他留下来，但是因为排华法案出台，没有任何转圜的余地。天龙作为一名仆人，他是如何节省下这些钱的我们可想而知，他并没有打算带着钱回到中国安享天年，而是把毕生积蓄都捐献出来要设立一个华人讲座，他有着对国家深深的爱。这位大亨在他走后，为了帮助他完成心愿，以天龙的名义捐献给哥伦比亚大学30万美金，哥伦比亚大学设立了一个以他中文名字命名的“天龙讲座”纪念他。
我一直记得，在送别他的前一夜，他一个人坐在山坡上吹树叶的情景，微风吹拂起他的衣角，他瘦削的脸颊显得苍白而忧愁，双眼静静地望着远方，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伍大人曾问他为什么想要捐赠一个中文讲座，他说：“我很遗憾我没有机会接受很好的教育，但是我希望今后的华人能够在美国获得受教育的机会，能够为中国人争光。”
中国华工在《蒲安臣条约》签订以后到美国谋生，他们承担起最艰苦的修建铁路工作，铁路的铺设路段有的是在崇山峻岭之间，华工的伤亡率极高，可以说，每一段枕木下面都流淌着华工的鲜血。可是当铁路开通时，等待他们的却是失去工作，被遣返回中国的命运。
伍廷芳出席美国排华法案听证会时，他为华工们奔走呼号，听证会上他不顾法官的干涉滔滔不绝地陈述自己的意见，最后被法官驱逐出去，法案通过时他并不在场，伍廷芳深谙国际律法，不会不知道法庭的规则，他是有意想阻碍法律的通过。在座的议员们都一致认为，这位伍廷芳真是世界上一流的人才，可惜他生在一个贫弱的国家。
我在火车上和孙中山先生有过一面之缘，有一次我去华盛顿，对面端坐着一位仪表不凡、气宇轩昂的青年男子，别人后来告诉我他就是孙中山。
我美国街头曾见过孙中山先生的演讲，孙先生演讲言简意赅，说问题总是一针见血，清楚明白。
他问：“什么是驱逐鞑虏？就是推翻清朝统治。”
他很善于演说，每当他演讲，听众总是特别多。后来，他在日本演讲时，日本派了一位要人去监视他，结果那位政要听完以后，深深拜服于孙中山先生的个人魅力，竟成为他革命事业的一位有力支持者。
美国的华人踊跃募捐，当时华人很多从事的行业是开洗衣店，因为华人洗衣都是手洗，美国人认为手洗可以减小对衣物的损害，所以愿意把衣服送到华人开的洗衣店。他们从早到晚为人浆洗衣服，一刻也不得闲，挣来的钱不放心存在银行，都压在床板下面。但是为了支持孙先生革命，他们把床底下的硬币都一个个倒出来做捐献。
秘鲁听说美国出台排华法案，也想效仿。伍廷芳亲自赴秘鲁交涉，当时外交和今天不同，一般驻美大使兼办周边小国家的外交事务，不再另外派驻大使。伍廷芳十分强硬，他认为秘鲁并不了解中国实际情况，说：“如果谈判不成，立刻下旗回国，派兵船来谈。“秘鲁害怕酿成祸端，只好让步，也算是挽回了清政府的一些颜面。
我毕业回国后，带回了一辆自行车，大哥带着我去圣约翰拜访卜舫济校长，卜舫济校长聘用我为外文系教师。卜舫济校长还给我和美籍教师一样的待遇，我是第一个享受和外籍教师同等待遇的中国人。我和外籍教师住在同一个区域，我们相处很融洽，有几户美国人家经常在周末邀我去家里聚会。
这时的圣约翰大学招收学生生源充足，在上海的大学里享有盛名，就读的学生很多。我兼任了好几门课程，有些课程我还不够熟悉，备课的时间很长，我几乎白天晚上的精力都投入了教学，我尽量为自己找到一些用武之地，学校有足球队、垒球队、棒球队等运动队伍，每年上海高校之间会举行联赛，圣约翰大学的足球队总是第一，沪江大学也表现抢眼。
我回到上海时，环境较十年前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留洋回来的学生身价看涨，不像之前的留美学生回来以后遭到冷遇。
我在圣约翰大学上课渐渐有了名气，上海很多达官贵人的活动会请我去做翻译，在一次活动中一个洋行的大买办想要我教他学英语，他在上海做生意，想集中学习一个月的英语。他学了几次以后，告诉我李中堂的孙子想找一位英文老师，想请我去教课。我和李家又有了联系。
我回国时正逢八国联军侵华，北京乱作一团，大哥回上海避难，说北京情况很凶险，主战派和主和派都被杀了，毓贤误国啊。毓贤主政山东，仇恨洋人，煽动义和团团民杀洋人，李中堂几次进言，都听不进去，最终弄得不可收拾。李中堂年事已高，议和期间终日奔波劳累，洋人要惩办祸首，开出的名单都是皇亲贵胄，这个和怎么能议，几番讨价还价，最终惩办人员减少为六人，已经是尽了最大的努力了，李中堂签完条约，吐血身亡。慈禧听到消息，也忍不住说：“以后再有祸事就无人可以分忧了。”

第十二章 初仕北京
大哥在上海待了近一年，大部分时间住在杭州的未婚妻家里。大哥的未婚妻子来自一个湖州丝绸商人家庭，是位知书达理的女子，后来随大哥出使俄国，通晓法文，会跳舞，善交际，在当时外交官的妻子中是很新潮的人物。
杭州的山水秀美，风景宜人，夏夜里，虫鸣吱吱，微风拂面，我和家人在西子湖畔泛舟游玩，享受难得的闲暇时光。大哥谈及一些出使外国的趣事，他随杨儒出使俄国时，每到圣诞夜，中国使馆会有送礼的马车，载着茶叶、丝绸、陶瓷等礼品去送礼，街上的人看到中国使馆的马车就知道是礼车到了。
他说至今都记得中国的一位大官访问俄国，使馆的人员前往火车站迎接，大家在众人异样的目光下跪在地上恭迎清廷官员，杨大人口称“奴才”（杨儒是满人），行跪拜礼，过往路人纷纷侧目，让人感到很不舒服。
杨儒在圣彼得堡病逝，与俄国交涉东三省有关，大哥当时是杨儒的翻译，俄国财长维特威逼杨儒签字，大声咆哮、恫吓，态度非常傲慢，杨儒始终不屈服，经过数月的辩论，唇焦舌敝，他义愤填膺，走出门口时竟跌下楼梯，摔断了腿，一病不起。馆里无人熟悉情况，大哥在俄国多年，有丰富的经验，后来馆中的事务就由大哥负责。
但是俄国财长维特嚣张跋扈，他既欣赏大哥的办事才能，又恐大哥深谙俄国内政，办事圆融，他不好擅权，因此故意想要调走大哥。有些传言说维特是想把大哥招揽到自己麾下，因此故意调离他。后来维特因为擅权专政被沙皇撤职。
大哥叮嘱我，说：“如今的世界已经是欧化的趋势，皇帝已经下诏废科举，传统的官学已经没有用了。不久，清廷会招考洋进士、洋翰林，你要把握机会，发挥自己的才能。”大哥对形式的预判很准确，不久以后清廷就开始录取留洋学生。
我在圣约翰大学教书有六年了，卜舫济校长想让我签正式教师合约，我正在考虑要不要长期从事教职，做教师的好处是周围都是一些富有上进心的年轻人，又有假期可以调剂，四处旅行，增长见闻，但我一直崇拜大哥，希望自己向他一样能够从事外交工作，大哥前不久来信，提到北京准备招考一批洋进士，让我好好准备。
我乘坐火车去北京，要三天三夜，卧铺车厢很脏，床上都是臭虫，晚上没有办法睡觉，这三天让我过得很煎熬，进入北京要换乘比利时人建造的芦汉铁路，这条铁路线是法国工程师修建的，车上的工作人员都是比利时人，车上只通用法语。中午不送餐，要到餐车用餐，餐车里的比利时人很傲慢，不会说中文，对人基本不理不睬，我跟哥哥学过一段时间的法语，足够日常交流，他对我的要求还算客气。
我在餐车碰到一个中年男子，他问比利时人可不可以送饭到前面包厢？他用英语问话，比利时人不懂，根本不理睬他，态度倨傲，我上前解围，用法语帮他翻译，他很感谢我，邀我到他们车厢一起用餐。
这位男子是外部的官员，他说陪少老进京，没想到这趟车上都是比利时人，我们没有懂法语的人，一路上受到怠慢，既不供给热水，又不提供饭菜，真是不舒服。
我进了包厢，他介绍里面的人是“少老”，唐绍仪，字少川，我进去拜见，他知道我哥哥俊彦（我哥哥字俊彦，我的字是俊人，父亲取名寄望我们成为一时俊杰的意思），说：“早就听说唐家一门三杰，今日一见，可知传言不虚。”
大哥向他大力举荐过我，他早已经知道我的情况，此次进京考试，少老正是面试主考官之一。我知道今天我已经给他留下不错的印象，对于进京考试又多了几分信心。
我们进入考场时，有人先高声唱名，如某人是浙江学政保举，考官是唐绍仪和詹天佑，考试结束以后，我以第四名被外部录取。第一名是来自耶鲁大学的博士，其中有两名是牙医，清朝官员认为牙医属于方技，所以排名挪到末尾。
录取之后，我们要进殿谢恩，礼部官员带着我们一行人鱼贯而入，远远地看着太后和小皇帝坐在殿前龙座上，小皇帝的帽子上有一个大东珠，因为隔得太远，看不见表情。皇帝循例问话，要自报姓名和籍贯，这个之前是要练习的，当时我还心里纳闷，这么简单的事情怎么会错，到了当场，威严的气势会令人不寒而栗，真的有人说错，这是失仪的表现。
北京城市道路很脏乱，道路坑洼不平，车辆行驶缓慢，从北到南马车要走一天。我上朝时，一般用人力车，官员分品级乘坐不同的车辆，人力车是一般办事员乘坐的，故门房每次见我都不予通报，我并不在意，后来为了方便出行，我买了一辆双匹马拉车，门房见了才高声通报。少老买了一辆豪华马车代步，亲自驾驶去上朝，在那时惹人议论纷纷，以为不成体统，少老长年在国外，也不在意。
北京当官置装费用巨大，顶戴上面镶上不同的宝石顶子，要备齐各个季节上朝的朝服，要有各种皮料和皮草的衣服款式，如果一次备齐要上千两银子，我没有为此花费过多，只在朋友那里借用几件，出席这些场合时使用。每到新年来临之际，宫里热闹非凡，官员们要入宫谢恩，朝臣们穿戴正式朝服，鱼贯进入，太后和皇帝赏赐众人，与民同乐。
外部的官员一般有留学背景，素质教高，想法比其它部门的官员更开放，待遇也比较好，我和其中一些上海籍的同事交往比较多，外务部的旧楼经过改造，里面装上了暖气、电话等，生活设施方便，住得很舒服，有时还会邀请一些外交官到家里，可以沟通感情，加强联系。
当时庆王奕劻管理外部事务，少老带我去王府帮我引荐，提醒我说：“庆邸开支大，带些孝敬去见他。”我本来很少参与这些事情，但少老一心提携我，我准备了一千两孝敬，比起一般官员的出手，非常一般。曾有位黄姓官员想要谋一个“肥缺”，给庆王送了一万两孝敬，当时人都笑称他是“万老爷”。
少老说庆王开支大是因为王府的仆人是不领薪水的，收入靠宾客打赏，所以客人登门都要备上一些银两，门包备下双份，一来下人领赏，办事很麻溜，二来也可以贴补王府的开支用度。少老引我面见庆王，临出门前，我拿出一包银子放在桌上，说：“请王爷备赏。”庆王但坐不动，说：“千万不可。”人已辞出。
1906年清朝设立邮传部，少老负责管理事宜，邮传部下辖铁路，设铁路局管理。外国修铁路只管银钱，不管行政和人事，借款我国逐年分还，直到还完。后来交通事务繁多，下设交通银行等机构，因为有接待的款项，经费很充足，形成势力庞大的交通系。
中国人自己建的铁路是詹天佑主持修建的，詹天佑留学美国，毕业于耶鲁大学，随美国工程师从事铁路建造工作，他是袁项城推荐修建京张铁路的，铁路从长城脚下的隧道洞穿山而过，修建难度很大，詹天佑出色地完成了这一项浩繁的工程，为国家争了光，至今在铁道旁留有他的塑像，由此可知，中国不是没有人才，只是清廷不能知人善用。
少老推荐大哥去奉天铁路局任职，并将大哥引荐给直隶总督袁世凯，袁世凯是李文忠公一手提拔起来的，也是文忠公的接班人。他曾经在朝鲜做办税大臣时，见到少老，觉得此人仪表不凡、气宇轩昂，主动上前结交，两人成为至交好友，袁世凯取得的成就和少老背后的助力是分不开的。
大哥在出使俄国近十年，追随过三任公使，担任过许景澄、杨儒、胡惟德公使的翻译，办事能力强，几位公使都引为左右手，以备咨询。他的法语流利、带有巴黎口音，受到崇尚法语的俄国上层贵族羡慕。每逢俄国皇宫宴会，必定特别送信邀请大哥参加，一度引得其它使馆议员抗议。
袁世凯有意结交这样的外交人才，近来听少老提起，袁项城问他：“俊彦何时回京？甚盼。”言下之意，甚是急迫想与他一见，还想要网罗他做自己的幕僚。
大哥回国后成为京城达官贵人的座上宾，他拜见了几个亲王和袁世凯。袁世凯为直隶总督，权倾朝野，大哥带我一起去见他。袁项城的身形用民间的话说属“虎形”，我们一大早去见他，袁世凯正在用早餐，桌上放着山东那种大白馒头，他吃得很快，一次能吃几个，饭量很大。
他见到我们即站起来与我们“立谈”，袁世凯见普通官员一般是坐着谈话，很少会站着谈话。
他得知大哥明日要出发往关外任职，看了一眼大哥的着装，命下人取他的皮毛大氅赠给大哥，并亲自替大哥披上，关怀道：“关外冰天雪地，十分寒冷，此皮袍子能御寒。”
我默察大哥面露感动之色，暗叹袁世凯收服人心手段高明，他如此对待下属，难怪部下死心塌地为他卖命。回家以后，袁项城送来一幅字画，打开一看，正是在客厅我们等候时驻足欣赏的那幅乾隆年间的宫廷画。
晚上，大哥叫我到他房间，问我：“未来职业发展有什么打算吗？”
我摇摇头说：“我觉得自己不会做官，什么联俄拒日，我都不会，外交辞令总是模棱两可。”
大哥面色一冷，说：“那你还不会做外交官，你懂得如何与人说话吗？一流的外交官绝对不是满口谎话，也不需要用玩笑话掩饰自己的无知，职业外交官要言简意赅，才会受到尊敬。我现在教你如何办外交，外面说的那一套都是假的，如果别国公使找你问话，你提前听到风声，就要先考虑如何回复，当他问起你，你就简明扼要的回答接受与否，如果他问你的事情你不知道，你可以先收下他的文书，回复研究以后再郑重答复。他就可以欣然告退了。不过你研究的时间不要过长，要尽快地给予答复，让他好回去复命。外交事务要分清轻重缓急，你可以把所有事情分为“急务”和“循例”，急务要立刻办理，常规事务按惯例办理即可。有人来馆里办事，划清事情的权限和范围，如找外长的人很多，事情又不是急务，你可以委婉建议他这个问题不妨和次长谈谈，该馆员办理的就请馆员直接处理。”
我点点头，说：“伍廷芳大人要再次出使美国，我想随他一起赴美，再去进修国际关系。”
大哥面色缓和下来，说：“驻外公使和随员出国是为国家工作，主要任务不是读书，再说你读书若是不能够运用到事情上，那就是读死书，你可以留心多搜集案例，多购买外交书籍，充实自己。”
后来，我在办公室里放了很多书架，平时注意搜集外交方面的资料，闲暇时拿出来学习研究。
伍廷芳在1906年再次被任命为驻美公使，当时驻外公使有权决定公使团人员，我写信向他自荐，因我在美国留学时，就常到馆里做随员的翻译，伍廷芳大人欣然应允我作为三等随员和他一起赴美。

第十三章 出使美国
公使团许多人是第一次赴美，我有出国的经历，所以一路上我负责公使团成员的行李看管、饮食照应等，这么多人的行李，一路上要照看好真是要非常仔细，我尽职尽责，最终顺利到达美国。
在船上的一个多月，是一个充实自己的好时光，我没有去玩牌打发时间，而是在船上看国际公法的书籍。
伍大人也在船上散步，他发现我坐在甲板上看书，向我走来，问我：“你怎么不去和他们喝一杯？”
我笑了笑，说：“我不喝酒。”
伍大人看着手中的酒杯，说道：“毒药，毒药。”伍大人也不喝酒，公使团一些成员因船上无事，常常一杯在手，小赌几把，消磨船上无聊的时光。
伍大人拿起我看的书，会意地点头，说：“你看了这些书，你怎么看待之前孙中山在伦敦蒙难的事情？”
我敏感到伍大人在考察我，大胆地在这个法学博士面前说出自己的看法：“根据国际公法，我国驻外公使无权在外国诱捕政治犯。”
伍大人说：“这些人是外行办外交，是要闹笑话的外交官。”
时任外国公使的清朝官员有些根本不具备外交素质，不懂国际法，不按国际公法办事，闹出许多事来。
伍大人说：“革命党人本是为国家办事，就是因为国家不好，他们才起来革命。一个没落的政权，你不要抱怨它，你只能做好自己的事。”
我心下一惊，伍大人在公使中素有开明的名声，但听他言下之意有同情革命党的意思。
我正不知如何接话，僵在原地，沉默了片刻，伍大人转移了话题说：“你若对国际公法有兴趣，等到了美国去华盛顿进修，美国流行成人教育，很多人一边工作，一边学习。”
后来我利用周末和晚上时间在华盛顿大学学习了两年国际关系，对我今后的工作大有帮助。
我把妹妹也送到美国学习音乐，父母在世时希望我们几位子女都能得到很好的教育，现在他们不在了，我仍然把妹妹带在身边，送她到美国受教育，也是完成了父母的遗愿。
伍大人在美国买了一辆车，每周开外长例会，他就和司机并排坐在车里，招摇过市。他英语很好，喜欢参加美国的社交活动，他认为我们之间应该加强交往，许多误解就可以化解。他受邀在沙龙会上发言，他的很多想法都得到美国的认可，尤其当时中美关系不好，互相有误会，他说道中美文化的不同，中国是一个文化大国，历史悠久，但是工业发展缓慢，中国人重视文化轻视工业发展，病在太虚，美国立国才一百多年，工业文明程度很高，重视发展工商业，但是文化积淀不够深厚，病在太实，两国文明若能互相取长补短，必定国家繁荣。
伍大人在美国很受欢迎，不少贵妇人都是他的粉丝，他在那些趾高气扬的欧美外交官面前谈笑自若，交换对国际事务的意见，他在宴会上也十分得体的和那些珠光宝气的贵妇人开玩笑。
有一次，他演讲完毕，有位贵妇人抱着一只小狗款款走来，对他说：“你知道吗，我非常喜欢你的演讲，我给我的小狗也取名叫伍廷芳。”
伍大人大笑说：“太好了，你可以每天抱着伍廷芳亲吻了。”
伍大人有个美国朋友为了追求女友，把伍大人的一件破旧官服重新剪裁了一番，留下绣花部分做了一件披肩，当他的女友穿着这件中国刺绣披肩出现在宴会上时，引得大家啧啧赞叹：“多么精美的刺绣。”
于是在美国妇女圈子中，刮起一股流行风潮，有些美国商人还专门去中国采购服饰，发了一笔小财。
伍大人每年从国内采购陈年花雕酒赠给罗斯福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有一次罗斯福总统喝完了，意犹未尽，上门来要，伍大人想起地窖还剩一坛，赶紧去拿，结果有个仆人贪杯，经常偷喝，一坛子酒都快要见底了，伍大人不好发作，灵机一动，把剩下的酒倒进瓶子，瓶子还没装满，他看见柜子上还有一个荔枝罐头，顺手倒了一些装满，递给罗斯福总统，总统迫不及待打开尝了一口，说：“这个酒真是非常醇厚。”
伍大人在美国重修了中国公使馆，公使馆是一个国家的脸面，伍公专门让人从国内采购家具、瓷器等物品运来美国，因公使馆常接待外国客人，所以陈设要有中国的风土味道。清廷无余钱支用，翻修公使馆的钱是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支出。美国退还庚子赔款的决议是在1909年两院通过并提交总统签署生效。历任两任公使最终促成美国退还庚款。
我在整理公使馆文件档案的时候，看到过上一任公使梁诚关于美国退还庚款一事拍发给清廷的电报原文，电报是在梁诚与当时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就赔款付金付银问题进行交涉后致函外务部的，电文内容是：
1905年1月19日函：“诚告以中国财政支绌，贵大臣所深知，现筹款已穷罗掘，一概还金，势须加赠租税，民间艰于负荷，仇洋之念益张，大局或有动摇，祸患何堪设想。贵大臣素主保全宗旨，当能为我筹一策。海为动容，默然良久，乃谓庚子赔款原属过多。”
梁诚一听有戏，在美国多方活动，5月13日函：“赔款减收似可图成，宜声告作为设学游学之用。”
公使团随员的钟文耀和我谈到此事时，说：“退款一事中美双方都有意推动，国内反美情绪高，民众抵制美国货，上海码头的工人不替美国商船卸货。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电告政府，如美国再不采取行动，中国市场会全部被日本占据，退款可以获得中国人的好感，促使中国人改变仇视美国的政策。梁公使也担心日后政府要人更换，此事悬而不决，因此在任期间敦促敲定此事。”
伍公在美期间最终把退款的事情敲定了。1908年5月27日和5月29日，美国国务卿分别致函柔克义和伍廷芳，传呈国会于1908年5月25日批准的一项法令副本，即“29号政府决议：联合决议一切豁免中国部分赔款”，12月31日转呈一份根据两院联合决议并由总统签署的实施法令，指示赔款中的退款从1909年1月1日开始。核准将美国庚子赔款数减至13655492.69美元，余下10785286.12美元退还中国。
钱退到外务部管理，用于派遣留学生赴美学习。1908年5月25日，美国国务院电告驻华公使柔克义，令他将此事通知中国政府，庆亲王在给柔克义的复照中明确地向美国方面表示，中国政府现拟选派学生前往美国学习。
中国派什么学生去美国学习呢？外务部有两种意见，外务部尚书梁敦彦结合自身的经历，主张派遣幼童赴美，他认为越小越能够完全美国化；也有人认为如果选派的学生年纪过小，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不认可，将来不能成为为国效力的人才；这样的争论最终以折衷的方式结束，即选派国内大致具有高中学历的学生出国，出国前在清华学堂学习一年。美国庚子赔款退回后，1911年我国在颐和园附近建了清华留美预备学堂，即今天清华大学的前身。留美回国的唐国安先生负责清华学堂的筹备工作，他成为了清华大学的第一任校长。
1908年唐绍仪一行赴美，伍公和公使馆几位随员一起去车站迎接他，时逢国丧，帝后前后殡天，外间流言四起，许多人认为是慈禧毒死了光绪帝，她担心在她死后，光绪皇帝会卷土重来，她对维新人士恨之入骨，在她大限将至时她先设法毒害了皇帝，使其永无翻身之日，宫闱斗争的真相也许永远没有知晓的一天。
国丧期间，所有人都要着黑色服饰，不许剃发修面，唐绍仪一行人到美国时，个个都长发覆面、胡子拉碴，如山林野人一般。
唐绍仪本是袁世凯向帝后推荐到美国的，应该是有任务在身，可是行至中途，遇到国丧，他仍然坚持来美。到了美国，正好是圣诞节，他提出请留学美国的学子聚会，费用由他负担。留学生们很高兴，纷纷前来赴宴，顾维钧时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仪容整肃、气度不凡，他代表中国在美留学生致欢迎词，少老慧眼独具，把他选为自己的女婿，并推荐给袁世凯做秘书，顾维钧为了感谢丈人的赏识、提拔和奖掖，把自己的字也改为“少川”，这也成为一段翁婿同字的佳话。
国内情况变动，伍公不久奉调回国，当时随员都是新上任的公使自己携带来美，所以我们也跟随伍公回国。
伍公回国前，绕道秘鲁处理华工的事情，我和美国朋友道别，我在华盛顿大学读书时的老师在华府任职，他介绍我入美国法学会，成为终身会员，是我的良师益友。
伍公回京前，携我一同去了日本，我们在长崎登岸。长崎两边的街道整齐划一，周围有一些艺伎馆，门口挂着一排红灯笼，里面端坐着白粉覆面的红叶妓，日本艺伎标榜卖艺不卖身，不过个中情况只有自己知道。
日本政要大偎重信宴请我们，日本当时的宴请风俗还保留传统项目，邀请艺伎作陪，我们落座以后，红叶妓从两侧进入，乐手奏乐，艺伎开始表演。表演结束，门外一名艺伎端着酒盏进来，走到伍公跟前，托盘里有洗杯盏和酒杯，客人先洗杯，艺伎再斟酒，主人先饮，客人再举杯。伍公虽不饮酒，但是盛情难却，只不过亦浅尝辄止。
伍公素来吃素，席间细嚼慢咽，吃得很少，大偎重信谈起签订《马关条约》的一些事情，言语有些轻慢，伍公已经停筷，我默察他有些不悦。
大偎重信看他不吃了，说：“你们中国人总说食少事多其能可乎？你应该学我一样，每顿吃得很多，才能精力充沛啊。”
伍公莞尔一笑，说：“体力的强弱要如何测定呢？各国的标准都不同，但是比赛跑步应该是一个普遍的做法，不如我们来一场跑步比赛？”
四座皆惊，莫敢对。大偎重信在国内遭到暗杀，被炸断了一条腿，是个瘸子。
大偎重信脸色涨的紫红，气得把拐杖一扔，两边侍从上前扶起他离席了。伍公却毫无惧色，十分镇定。
我想起罗斯福总统对他的评价：“你们可不要得罪这位中国公使，否则你就有苦头吃了。”
伍公虽是一个弱国的外交家，但他在国外总能压制住那些外国人的气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