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运用两面手段坐收渔利，他一面授意新军南下平叛不要急于扑灭革命之火，一面向清廷施压，大权独揽，逼迫皇宫增加平叛的军费。袁世凯缓慢推进大军，时打时谈，不着急迅速镇压革命，革命党人的新军战斗力不如北洋新军，逐渐支撑不住，袁世凯派人与南方革命军开始谈判；太后不得不拿出财宝交给袁世凯做军费，国库里搬出六、七百箱金银财宝，都是过去慈禧太后积攒下的各地督抚的孝敬。当时清朝的规矩，外地的封疆大吏每年冬夏各进京一次，向太后进献“炭敬”和“冰敬”，这些人的出手很大，因此慈禧积累了一大笔“私房钱”，这些钱当年袁世凯进京做军机时是了解的，因此他算准了清廷还有一大笔钱可以拿出来，其余大臣则对他这种欺诈孤儿寡母的行为很不耻。
南北会谈在上海举行，袁世凯派唐绍仪赴上海与南方革命党谈判，南方则推伍廷芳为代表。
且先说唐绍仪，他的从政之路的跌宕起伏都随着一个人的命运而浮沉，这个人就是他在朝鲜做税务官时就结交的驻朝鲜办税大臣袁世凯，当时他们两人都是风华正茂的青年，在朝鲜相识相知，结下深厚的友情。
唐绍仪是被容闳带去美国的第三批留美幼童，他去美国是受他叔叔的影响。他的叔叔唐廷枢是一个大买办，负责开平煤矿，袁世凯在朝鲜练兵的军费就来自于开平煤矿，因此唐绍仪和他早就认识，在朝鲜唐绍仪的外交才能很受袁世凯赏识，把他当做自己的左右手。袁世凯去朝鲜时才二十来岁，却把那些个美国人、德国人、日本人一个个打败。袁世凯的成功也很大程度上得到唐绍仪的助力，因此当袁世凯从朝鲜回到清廷，开始混得风生水起时，唐绍仪也得到提拔和重用。
袁世凯在义和团之乱以后，接替支持义和团运动的毓贤出任山东巡抚，后来在天津任北洋大臣，等于接了李鸿章的班，他深知没有一批熟悉洋务的人才是不行的，因此调回唐绍仪辅助自己搞外交、物色人才，唐绍仪就等于北洋的外交负责人，他作为留美幼童，自然而然地向袁世凯推荐了许多留美同学，如后来的天津大学校长蔡绍基、天津警察局长曹嘉祥、袁世凯的翻译蔡廷干等人，所以天津的洋务一直搞得有声有色。
袁世凯被摄政王开缺以后，唐绍仪也退到天津，静观局势，后来袁世凯东坡还朝，唐绍仪又接替盛宣怀出任邮传部大臣。
南北会谈唐绍仪自然是北方代表的不二人选，袁世凯不是很放心他，又不能不派他去。一来唐绍仪的留美背景使他自然而然地心向共和，二来唐绍仪和孙中山同为广东老乡，和南方革命党中不少粤籍人员都有交往，他在谈判中的立场可能会发生动摇。
伍廷芳是清末外交重臣，他眼见清廷败坏，下决心分道扬镳，遂南下到沪上，被南方推和谈的代表。
谈判中，唐绍仪提出行立宪制，保留皇室。
伍廷芳说：“自己以前也认为该行立宪制，但是国家如今搞成这么败坏的模样，清廷应该要负责任，即使一间银行信誉败坏了，经理也要引咎辞职，更不要说是一国之君了。”
有人回去奏报袁世凯，说：“这哪里是去谈判，简直就是去馈献江山。”袁世凯不承认唐绍仪签订的条约，认为他是越权行事并将他解职。
伍廷芳坚持条约有效，说：“谈判前我们互验文凭，唐绍仪是全权代表，既是全权代表，就有权订立条约。”
袁世凯也不敢完全推翻他们的条约，但他坚持要优待清室，一番讨价还价后，南方同意优待清室条件，孙中山此时已先组成临时政府，当选大总统，承诺如清帝退位，则让位于袁世凯。
袁世凯开始想法子逼宫，但是到底深受皇恩多年，不好做得太难看，于是做了一番苦情戏，半真半假地哄骗深宫里的太后同意退位。
他往太后宝座前一跪，说：“臣无能啊，不能挽救江山社稷，孙中山的革命党太厉害了，枪炮武器先进，他携带海外巨款回国，饷银充足，革命党人战斗力很强，我们现在粮饷皆缺，哪里是对手？”
革命党人其实更缺钱，辛亥革命以后，孙中山回国，记者问他带回多少钱？他回答道：“孙中山一文不名，只带回一腔革命精神。”他担任临时大总统以后，有人来要求下拨军费，他大笔一挥，20万，去库里支取。打开银库一看，只有9个钢镚。外间的人都知道孙中山没有钱，只有太后蒙在鼓里。
可怜的太后把自己的养老钱都拿出来了，现在听到这话，眼泪就出来了，自己战战兢兢，好不容易媳妇熬成婆，却接下这么个烂摊子，不但无钱，还要丢命，该怎么办？
她只有垂泪，完了问袁世凯：“现在怎么办？如何收场？”
袁世凯再劝慰，说：“太后莫慌，唐丞去谈判已经定下了优待清室条件，退位后每年有400万优待费，保证太后皇上后半生无忧，将来民国政府待先朝皇帝如异国之君，仍有皇宫可住，皇号可保，紫禁城内，关起门来，仍是一朝天子。三千年来的亡国之君，有这样的光荣收场，古史所未有也。”
皇太后不言语，只有哭，袁世凯也陪着哭。袁世凯的欺骗手段和心理战术很奏效，几乎没有遇到什么阻力，三言两语就把太后劝退了。此时的太后私房钱也花光了，只盼着拿着优待费，把日子过下去就行了。
满族人可不都是太后一个妇道人家，有人要主战，太后说：“非是我要共和，袁世凯说革命党厉害得不得了，我们打不过，能有什么办法？我一个妇道人家，久居深宫，你们这些臣子哪里为国分忧过？只知道揽权揽钱，无一缺不卖，卖来卖去，祖宗的江山都卖光了。”为了怕出乱子，袁世凯故意对王公大臣们说：“如今国库空虚，粮饷皆缺，如果非要一战，那就只有请各位毁家纾难，筹措军费了。”
王公大臣们一听，这还了得，北京的王府一座比一座要豪华，真的毁了一两个，说不定军费也就解决了，只是转念一想，就算自己王爷不当了，家当还在，生活富裕，不愁吃穿，真的把家拆了去打仗，哪个能愿意？
庆王爷头一个就反对，他和袁世凯本就有姻亲关系，谁当家还不都一样，自己反正不吃亏，该享受的一样能享受，换个名头罢了。他家的油水也不少，足够下半生体体面面的生活了，再说都一把年纪了，哪能经得起折腾？庆王主张让袁世凯组织政府，他自己要退休了。主战的皇族良弼被炸弹炸死，群龙无首，皇族们纷纷开始寻求退路，有些卖掉了北京的王府，搬到天津去了。
袁世凯的手段真是高明，搞了个不流血宫廷政变就改朝换代了。清帝溥仪宣布退位，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
南方革命党等他劝退清帝等的不耐烦，先组建了临时政府，选举孙中山为大总统。但是临时政府不能得到外国承认和支持，孙中山和革命党认清形势，决定把总统之位让与袁世凯。不过袁世凯只能做第二个总统了。

有天涯的朋友和我讨论袁世凯当皇帝的问题，我就谈谈我的看法。
到底是谁误了他呢？
袁世凯痛苦的挣扎了好几天，他的肾病很严重，已经无法排尿了，他含混不清地嘟囔，最后从喉间逸出一句叹息：他误了我。

有人认为他说的是他的大儿子芸台，老大想要当皇帝，为了让袁世凯下决心，他不惜蒙骗他，我有一次见袁世凯时，亲眼见到他的桌上放着一张“顺天时报”，和外面的竟然不一样，这张时报是芸台专门为他印制的，只有他一个人看，都是鼓吹帝制的内容，袁世凯身边的人没有人敢告诉他真相，不知道他自己知道吗？
也有人认为袁世凯身边的食客要负责任，他们为了自己加官进爵，不断地推波助澜，难辞其咎。还有人认为是当时列强误导所致，首先日本明着支持袁世凯，暗地里又帮助蔡锷，他们不希望出现一个统一的中国。
当时袁世凯是处于进退两难的地步，皇帝倒了，权威没有树立起来，袁世凯想通过恢复帝制重建统治权威，但是他没有意识到的是：时代已经变了。谁当皇帝都是不行的了。

“我有一次见袁世凯时，亲眼见到他的桌上放着一张“顺天时报”，和外面的竟然不一样”这句引用自当时北洋政府一位外交次长写的自传内容。

辛亥革命以后，清朝实际已经失去了对全国政局的控制，满族皇亲贵胄们纷纷到天津躲避，北京大宅或是变卖或是交给管家打理，无钱了就让管家变卖家当，古董物品均由管家议价，管家在中间两头压价，趁机获利，皇室贵胄瞒顸至此，逐渐走向穷途末路了。
辛亥革命爆发以后，清廷处理不及时不妥当。本来兵变是一小部分士兵，及时控制住不要扩大即可。瑞徵搜出乱党名册，本应销毁，以安人心，他却按名册一一逮捕，使得很多观望的士兵害怕被牵连而起事，处理失当，使事情扩大到不可收拾。荫昌、载涛缺乏经验，不会用兵，南下的士兵军容混乱，大军开拔，粮草补给跟不上，行军速度太慢，迨误战机。一旦开战，将领只顾自己身家性命，仓皇逃命，部队缺乏指挥。端方带兵进四川平叛被革命党杀死。
京城大乱，许多王公贵族已经开始逃命，不想再战了，庆王年老力衰，保举袁世凯进京带兵平叛，摄政王无法可想，只得重信启用袁世凯。袁世凯却按兵不动，声称没有获得授权领兵，摄政王只好任命他为钦差大臣领新军南下。
袁世凯进京时，百姓甚盼，都出城迎接，想一睹其风采，遥想当时，项城何等意气风发。北京所有人都认为只有袁世凯可以控制大局。

孙中临时约法》是孙中山让出总统给袁世凯之后，为了限制袁世凯的权力颁布的。不过，这只是南方革命党一厢情愿的想法，他们希望通过《临时约法》架空袁世凯的权利，把他置于无权无实的地位，只是做一个“虚君”，但是既然让位了，又如何能够干涉的了？袁世凯何等人物，怎么会甘心被人摆布，乖乖做个摆设呢？
再说中国当时又有几个人能理解“内阁”、“国会”、“议员”之类的事务，大多数中国百姓是文盲，就是政府里的官员很多也是半懂半不懂的，就连袁世凯本人也糊里糊涂吧。因此国会选举大总统时，发生了滑稽的一幕。国会议员们一开始选的不是袁世凯，袁世凯早就算准会出幺蛾子，派段祺瑞领军警去把国会围起来，收买了一些地痞流氓组成请愿团，有乞丐有妓女，五花八门的人，堵住大门不许里面的人出来，不选出袁世凯不罢休。国会议员们从早上投票到晚上，实在支撑不住了，最终选出了袁世凯，有一位国会议员悄悄递了一张纸条给邻座的议员，有记者观察时看到，上面写着：议员无骨。
选举结束，记者在里面准备拍照，因拍照在室内要用镁粉，镁粉会发出像爆炸一样的声响，有的国会议员以为是有人扔炸弹，吓得躲到桌子下面，大喊：“我选的是袁世凯！我选的是袁世凯！”
山让位袁世凯前颁布《临时约法》，《临时约法》为什么约束不了袁世凯的权力？

袁世凯多方寻求西方国家的支持，却被翻译“耽误”。袁项城开始频繁接见外宾，他接见外宾时一般由蔡廷干做翻译，蔡廷干是留美幼童，早年追随袁项城，袁项城遭到摄政王罢免后，他也辞去职务，这种同进同退的表现被认为是忠心，袁项城再掌权后，他提拔重用蔡廷干。
袁世凯再度出山时，携蔡廷干访英使朱尔典，问其对他出山的态度。
朱使说：“any government with you as its head,the british government will support.”
蔡廷干译为：“阁下如为政府元首，英国政府无不支持。”
蔡的英语水平很高，但是译文不尽忠实，往往曲意逢迎，以合上意。
袁项城当时误会此“元首”有皇帝之意，如称帝，英国会支持。实际上，英国政府为内阁制，政府元首即为阁揆而已。

英国、日本都说得模棱两可，摆了他一道，下面的人又曲意逢迎他，他觉得时机成熟，都拥戴他，所以开倒车了。

袁世凯称帝前，在家里首先开始封妃。袁世凯的姨太太很多，最小的一个排行老九，有风尘女子、有朝鲜公主，他都按进门的先后排序，前面的四个先进门，资历深，因此封为“妃”，后五个进门时间短，封为“嫔”，这一下子姨太太们可不依了，我们原先都是姨太太，身份上平起平坐，现在我见了她还要行礼了，家里不得安宁，最后吵得不欢而散。

袁世凯登基大典上，他对百官说：“当皇帝是要我跳火坑，我明知是火坑，还是不得不跳。”

当初袁世凯命他带兵督川，他竟跪在地上三嗅袁世凯的足才退下，袁世凯问他“何以如此？”他说他恐怕赶不上参加袁世凯的登基典礼了，所以提前行礼庆贺。最后他竟然来电劝袁世凯退位，袁世凯去世以后，朱使竟对人说：“可惜项城不听我的。”

首先袁世凯北洋集团内部就反对。冯国璋是袁世凯一手提拔起来的将领，还有姻亲关系，冯国璋对他是忠心耿耿的，但是冯国璋听说袁世凯想当皇帝，当面去询问他有没有这事儿？
袁世凯却说：我绝无皇帝思想，袁家没有过六十的人，我今年五十八，就是当皇帝能有几年？我大儿子克定是残废，二儿子克文假名士，三儿子克良是土匪，哪个能为一国之君？”
冯国璋一度信以为真，后来皇帝计划实施时，他十分愤怒，说：“我这辈子伺候袁世凯我也认了，你看大少爷这位爷，如何能伺候的了？”他们还巴望着袁世凯死后，自己能能过过大总统的瘾，现在要恢复帝制，岂不是生生世世都要给老袁家当牛做马，永无出头之日了。

其实我很想问问，如果我以此历史事件为背景写个短篇小说，大家会不会想看呢？

其实袁世凯很善于用人，特别是他早年一直在国外，和英国公使等都相交很深。那时的外交官真的办外交不容易，弱国无公义，以前读书，总以为清末明初外交都是卖国，后来读了一些外交官的回忆录，觉得他们很不容易。
曾纪泽被派到俄国时，操着半懂半不懂的外语，和俄国苦苦交涉，维护我国主权。
陆征祥为了签订“二十一条”耿耿于怀，最后在修道院郁郁而终。
顾维钧等才华横溢，在巴黎和会展露锋芒，可是最后山东还是被转给了日本。
我写过一篇关于外交官题材的民国小说《现在好想见你》，引用了部分袁世凯的内容放在网上，受到天涯朋友的鼓励，我贴出部分，供赏。

002 艰难的谈判
午夜万籁俱静，我今晚当值，突然，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响起，我接起来，听见电话那头执夫很急迫地说：“俊人，我知你今晚在外交部，总统有急事请你现在来一趟总统府。”
我放下电话，心里有种不好的预感，这么晚总统还没有休息，肯定出事了。我抓起墙上挂着的外套，匆匆出门了。
执夫已在门口等我，他领我进了议事厅，议事厅里总统在开会，我问执夫，“总统为什么事情忙？”
执夫说：“日使来交二十一条。”
我说：“外交惯例此文件应先交外交部，总统不该接受。”
执夫说：“日使和曹次长已讨论过几个钟头，如今欧战爆发，列强互相厮杀，无暇东顾我们国内又闹得不可开交，不能拥戴中央政府，日使居然直接向总统抛出国书，简直藐视我国到极点。”
袁总统此时从厅内走出，把手上的一份文件给我看。
我浏览了一遍内容，“二十一条”共分5号：
其中第5号第7款有亡中国之意，内容为：中国政府须聘用日本人为政治、财政、军事等顾问，允许日本所有在中国内地所设医院、寺院、学校等拥有土地所有权；中日合办警政及军械厂……
此条款完全是要灭亡中国！
日使递交的“二十一条”国书，纸上印有无畏舰的水印，暗含威胁之意，实在嚣张至极，可恶！
袁项城说：“如今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接受，要么不接受。不接受是行不通的，你看看还有什么法可想？”
我说：“不谈判就接受，外交上没有成例，我们应与日本先谈判，至于谈到什么地步，以后再看。”
袁项城把远在欧洲的陆征祥重新请了回来任外交部长，主持谈判，又把大哥俊彦从日本调回来协助谈判。
陆征祥对于主持谈判一事很犹豫，他说：“我素来身体羸弱，恐怕不堪重任。”
袁项城说：“不妨的，我请俊彦回来帮你，你若累了就在会上睡觉，直接跟日使明说，其它事情我帮你做。总之，尽量拖住日本，第5号第7款绝不能让步。”
日使日置益第二天去总统府见袁项城，质问说：“我国刚递交国书，贵国就更换外长，是否有意阻碍谈判？”
袁项城说：“恰恰相反，正是因为我国十分重视才决定更换外长，陆征祥外长素来办外交十分耐心，工作细致认真，你若不信，可以问问其它国家公使。”
日置益听了，私下去找英国公使朱使打听情况，朱使说：“陆外长久居外国，做事风格十分欧化，办事效率又高，为各国公使称道。”日使听了，信以为真，回复本国：更换外长是本着善意考虑。
陆征祥见了日置益，知道他心急，直接问他：“希望何时开始谈判？”
日置益说：“越快越好。”
陆征祥说：“不如明天开始。”
日置益没想到中国居然这么爽快，一口答应。
他趁热打铁，说：“我国建议每周一到五都谈判。”
陆征祥说：“我是外长，每周上午有接待各国公使的例会，上午不行。”
日置益说：“那就每天下午，一直延续到晚上。”
陆征祥说：“我身体素弱，如此谈判我坚持不了一星期就要辞职了。一周谈一次还可以。”
日置益说：“一周一次太少，最少也要三次。”
陆征祥接受了折中方案，说：“我中午必须午睡一会儿，下午2：00-5：00才能开始会谈。”
双方各派出三名谈判人员，这么重大的事情，却如此之少的人参加，因为日本坚持要保密，如需要记录人员，势必将来会保留下不光彩的记录。
大哥不参与会议，负责协助新闻，暗中把消息向英美等国透露，希望能借助其他国家的干涉。
陆部长巧用外交技巧拖延，每次上茶献烟，仆人稳步慢走，执礼甚恭，3个小时就去掉三分之一，日本自诩文明礼貌的国家，知道这是中国的待客礼仪，只好接受。陆部长常常发表模棱两可的长篇大论，有一次一个日本代表听了半个小时之后，根本列不出谈的内容，觉得他好像什么都没有说。日本代表发言以后，陆部长不懂日语，还需要翻译把日语译成中文，有时他装作没听明白，翻译又需要重新再说一遍，三个小时很快就过去了。总之，外部一共谈了大小70多次，耗了三个月时间，没有实质性的结论。
有时谈判很激烈，日方代表为了威逼中国，把手杖拿到桌面敲得“砰砰”响，陆征祥不为所动，始终坚持谋定而后动，避重就轻，以减少损失。
最后，日方发出通牒，只能回答：“允与不允。”
大哥匆匆到总统府向总统报告，袁世凯授意大哥把谈判内容暗地里透露给英美等国，以便取得他们干涉。大哥连日在东郊民巷各公使管奔走，希望争取欧美国家的支持，但是一战正酣，英美国家都不愿为中国得罪日本，也不愿在此时插手中国的事务。
袁世凯感到事关重大，他召集幕僚紧急开会，参加“二十一条”谈判的外长陆征祥、次长曹汝霖参会，陆部长去英国公使馆谈事情，让我和大哥先参加会议，段祺瑞也被叫来开会。
袁世凯说：“请段总长说说怎么办？”
段祺瑞说：“不能接受，我们应与日本不惜一战。”大家附议，袁世凯不做声，说等陆部长来。
陆征祥部长来了，说：“我迟了半个小时，因为先去见英国朱使，和他交换了意见。朱使认为现在开战，敌我实力悬殊太大，恐怕没有胜算，不如先低头十年，发奋图强，十年后可抬头相见。”
袁世凯趁势补充说：“我们是弱国外交，只能是螺蛳壳里做道场，谈判之难我是知道的。我深知外部已经十分尽力，大大小小会谈了不下七十余次，争论得唇焦舌敝，俊彦连日奔走在各国使馆之间，积劳成疾，现在高烧住院，我实在不忍心，好在日本总算不再坚持5号条款，如果他们没有收回，那我和段总长意见一样。”
梁士诒是袁世凯的心腹，又掌管财政大权，深知袁世凯的心思，现在他要统治中国必须要争取列强的承认，不接受是不行的，他要促成此事。他说：“打仗不是不可以，不过国家刚刚经过战乱，百废待兴，处处皆要花钱善后，现在已经向外国银行商借贷款，外国银行还迟迟没有答复，如果此时兴兵，莫说粮饷，就连开拔费也拿不出来。”
最后，陆部长只能在条约上签字。
他事后对袁世凯说：“今日的艰难情形后人不会记得，过个三四年，不明就里的年青人知道了只会说：我要吃了陆征祥的肉。”
袁世凯宽慰道：“不会的。此事还可以如何弥补？”
陆征祥说：“中国要加入一战，将来战胜了，再图更改。”
陆征祥的妻子培德是欧洲比利时贵族，她比陆征祥大二十多岁，陆征祥很敬重她，视她为自己的精神支柱，培德是将门之后，性格刚强，她本来随夫回国后，在政府里被聘为女官，协助丈夫办理外交，自从陆外长签了“二十一条”，她深感羞愧，辞去了女官一职。
不久，陆征祥向袁世凯告假，可能是厌倦官场，可能是眷恋家庭生活，他以养病为由，和培德一起回瑞士家中了。

003皇帝梦
小时候我们常常在考试失败后，发誓要认真努力读书，一雪前耻，但是随着时间流逝，我们渐渐忘了当初的誓言，开始退回到之前的样子。
袁项城现在也是如此，在被日使逼迫签下“二十一条”以后，他发表了一段声泪俱下的演讲，发誓“低头十年”，努力搞国内的建设，再图国富民强以后能抗衡日本。但是，好景不长，没过多久，他竟开起了历史的倒车，做起皇帝梦来了。
袁世凯开始多方探寻意见，首先是国外的意见，尤其是日本和英国，当时一战期间，日本几乎独占中国，日本在中国的势力最大，因此日本的意见非常重要，如果日本明确反对，称帝是不可能的。英国是老牌资本主义强国，率先打开中国的大门，在中国事务上有很大的影响。
袁世凯必须借助与日本来往密切的外交官办理此事，而且这些事情必须秘密进行，当皇帝是开玩笑的吗，他还不能下定决心，既想做又不敢做，必须找个可靠的人去办。
临近新年了，袁家每天门庭若市，来往拜年的人很多，大哥作为外部高级官员，按理也要前去拜祝。
大哥还没去，执夫已经来了，还带来了项城给的一份5000大洋的厚礼，执夫说：“总统听说俊彦要回上海祭祖，特意送些礼金以壮行色。”
大哥说：“惭愧，国家正逢多事之秋，我实在不得已要请假回沪，因家父去世之时，我和俊人都在国外，葬礼未免简陋，我心中一直惦念，父亲辛劳一生，若能在墓碑上记下一段墓志铭该多好，此次回去也准备把父亲的墓重修一番。”
执夫说：“这个不难办，张大师的文才在京里颇有名气，不如我替你要一篇文章来，我想他还是要卖我一点薄面的。”
大哥说：“感谢您的美意，不过我心中倒是有个人选，只是我没有把握能请动他。”
执夫说：“不知你属意谁呢？”
大哥说：“梁任公，先父在世时，每天必读梁任公的《时务报》，佩服之至。”
执夫略一沉吟，说：“别人都好办，梁任公除了给自己父母写过墓志铭，好像还没有为其它人写过，而且梁任公一身傲骨，不肯为权贵折腰。”
大哥轻轻叹气，说：“我知道，恐怕是不行的。”
没过几天，总统突然召大哥去总统府，大哥已经递了请假书，总统也批复了，正准备择日起程，总统有事找，怕是有急事。大哥赶紧去总统府面见总统。
见了袁项城，他拿着一篇梁任公为我父写的墓志铭交给大哥，并且在大哥面前背诵出整篇墓志铭，大哥顿时僵立当场、泣不成声。
袁项城虽没有什么文化，但却深谙如何收服人心，大哥早知道他的为人，因此对他的百般拉拢并不为所动，票子、女人都不能收买他。可是他是个孝子，尤其是父亲去世时，我们因为工作学习没能见到最后一面，一直在心中都有深深的遗憾。大哥的哭既有对袁项城礼贤下士的感激，也有对于父亲的深深怀念。他在此刻感到自己的成就足以令父亲感到骄傲，这种复杂难言的情绪交织在一起使他再也不能自己，他从此将臣服于袁项城了。
大哥回来对我说：“袁项城如此对我，我如果不能被收为己用，那我就要大祸临头了。”
大哥开始频频与日本方面接触，日本首相大偎重信的说得很模棱两可，大意是只要袁总统接受二十一条，日本会在他的事情上有所助力。
这样的暧昧态度误使袁项城认为日本是支持他的。后来，日本却支持蔡锷反对袁世凯称帝，其居心叵测。
袁项城开始频繁接见外宾，他接见外宾时一般由蔡廷干做翻译，蔡廷干是留美幼童，早年追随袁项城，袁项城遭到摄政王罢免后，他也辞去职务，这种同进同退的表现被认为是忠心，袁项城再掌权后，他提拔重用蔡廷干。
袁世凯再度出山时，携蔡廷干访英使朱尔典，问其对他出山的态度。
朱使说：“any government with you as its head,the british government will support.”
蔡廷干译为：“阁下如为政府元首，英国政府无不支持。”
蔡的英语水平很高，但是译文不尽忠实，往往曲意逢迎，以合上意。
袁项城当时误会此“元首”有皇帝之意，如称帝，英国会支持。实际上，英国政府为内阁制，政府元首即为阁揆而已。
袁项城加快了称帝的步伐，吩咐我去朱使那里进一步明确其意图。
我知道袁项城的皇帝计划开始了，我十分小心自己的言辞，每次谈论都备下一份“说贴”，有案可查。
英使说：“就目前对中国的观察来看，南方不会赞成帝制，称帝势必造成国内的内乱，恐怕会影响到英国的在华投资。”
我把朱使的意见回了袁项城，他决定亲自出马，他带着蔡廷干去了东郊民巷。执夫对我说袁世凯把日本大偎的回电出示给朱使看，借机向日本施压。
次日，朱使又来总统府，我正要面见袁项城，朱使正好走出来，他见了我，同我打招呼。
我心里奇怪，按说英使来见总统，应该通过外交部的渠道，我却不知此事，显然，这是私下的谈话，我就装作不知道，也不多问。
袁项城见了我，却极高兴，让执夫把刚才蔡廷干翻译的会谈记录拿给我看，执夫说：“英使来说如果中国人民都支持恢复帝制，英国也不反对，这本来就是中国自己的事情，他还说英使临走时还戏谑说下次再见阁下，按照体制，恐怕我就要行礼了。”执夫又把各省请愿的电报交予我看，说：“各省都在敦请总统称帝，简直是众望所归。”
我心里纳闷儿，朱使为什么转变这么快？他的这番言辞代表他自己还是英国政府，他怎么能私下里承诺，这不是信口开河吗？
袁项城满面春风，我却缄口不言。
后来，袁项城称帝失败，不久去世，朱使竟说：“可惜项城不听我的。”他如此做法怎么能对得起在九泉之下的老友呢?
国内真是一片赞成恢复帝制，拥戴袁世凯之声吗？
首先袁世凯北洋集团内部就反对。冯国璋是袁世凯一手提拔起来的将领，还有姻亲关系，冯国璋对他是忠心耿耿的，但是冯国璋听说袁世凯想当皇帝，当面去询问他有没有这事儿？
袁世凯却说：我绝无皇帝思想，袁家没有过六十的人，我今年五十八，就是当皇帝能有几年？我大儿子克定是残废，二儿子克文假名士，三儿子克良是土匪，哪个能为一国之君？”
冯国璋一度信以为真，后来皇帝计划实施时，他十分愤怒，说：“我这辈子伺候袁世凯我也认了，你看大少爷这位爷，如何能伺候的了？”他们还巴望着袁世凯死后，自己能能过过大总统的瘾，现在要恢复帝制，岂不是生生世世都要给老袁家当牛做马，永无出头之日了。
袁世凯不管这些，在他的授意下，筹安会已经开始请愿要袁世凯当皇帝了，他们开始征求拉拢各方名流。
执夫跟杨度一起南下去找伍廷芳，伍公闭门谢客，拒不见面。他们每日等在伍公门前的道旁，一日总算堵住了伍公，伍公转头就要走，杨度一把拉住伍公的袖子，跪下说：“恢复帝制乃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望伍公弃暗投明，以国家苍生为重。”
伍公一甩袖子，正色怒斥道：“你问问周围的路人，哪个是真心拥戴帝制，如今的北京就像一个小戏台，戏子的话能当真吗？你们这些人，为了自己的荣华富贵，把慰亭架在火上烤，慰亭自己难道不知道，恢复帝制是行不通的。”
袁项城顾不得这些了，开始准备登基大典，最近一个月各部都清闲得很，只有筹备处每天人来人往，忙忙碌碌。袁项城准备率百官祭天，我上表称自己是前清外务部官员，循例不应参加本朝祭天。
表呈给执夫，他对我疾言厉色道：“我盼你来，是盼你升官的，不是盼你的命的，你这是胡来，上峰有令，就连陆部长也不敢撄其锋，何况是你？
我知道执夫好意提醒我，但是我心向共和，实在不能苟同，墙头草我做不来。我对执夫说：“你直呈吧。上面要是不同意，大不了我回去当律师。”
执夫叹了口气，摇摇头。
袁项城看到我的上表后，没有勉强我，只淡淡地说：“俊人还是太书生义气了。”
尽管我不赞成他的皇帝梦，但是我不得不承认他是有帝王心胸和气魄的雄主。

004 一场空
袁世凯登基大典上，他对百官说：“当皇帝是要我跳火坑，我明知是火坑，还是不得不跳。”
不知这话他是有感而发，还是要自证清白，不过这样不吉利的话却成真了。他的皇帝梦在护国战争爆发后匆匆收场。
袁世凯称帝前，在家里首先开始封妃。袁世凯的姨太太很多，最小的一个排行老九，有风尘女子、有朝鲜公主，他都按进门的先后排序，前面的四个先进门，资历深，因此封为“妃”，后五个进门时间短，封为“嫔”，这一下子姨太太们可不依了，我们原先都是姨太太，身份上平起平坐，现在我见了她还要行礼了，家里不得安宁，最后吵得不欢而散。
袁世凯一顿饭吃得堵得慌，家不成家，他只有望月兴叹。
五姨太掌管家务多年，为人精明干练，素有府中“王熙凤”之称，她倒是个明白人，她对袁世凯说：“你如今娇妻美眷、儿女成群，在府里不就是一个皇帝了吗？”
袁世凯的女儿回忆道：“自从父亲在家里吃了一顿饭，后来就整个人消沉多了。”
有一天，陆征祥部长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正在更换服装，脱下了西装，穿上宽松的棉衣，戴上了一顶暖帽，换上一双布鞋，桌上放着一封辞职信，对我说：“我身体抱恙，不能再干这么重的事情了，我已经辞去外长的职务，电告俊彦回来主持工作，俊彦未到前，请你暂代一起事务。”
我急忙问：“到底得了什么急病要辞职？
陆部长轻咳两声，说：“我患了重感冒。”
我说：“伤风感冒是小毛病，何必辞职？”
陆部长说：“我如今已经担不了这副担子了，还留下做什么。”他说完，就开始整理桌上的东西，不再理睬我。
执夫来找我，让我去见袁世凯。我见到袁世凯，他在办公室的长沙发上躺着，天气已经转暖，他仍然身着厚棉袄，盖着绒毛毯子，精神很疲倦的样子，他见我进来，勉强撑着身子坐起来，我心里不忍，连忙上去扶他一把。
我说：“我刚才见了陆部长，他说已经向您请辞了，你看要不要挽留？”
袁世凯不耐烦地说：“让他，让他，何必内外夹攻，相逼太急。”
他对我说：“你是次长，先代理他的工作。”
我看袁世凯心情很不好，也不敢多推辞，再说他这时候身边没人，我不忍心看他一世英雄落得如此下场。
我从办公室出来以后，下楼看执夫，他说：“袁世凯以前每天7点准时和幕僚用早餐，屋子里找他谈事的从早排到晚，现在那些人也都不来了，怕见他。”
我说：“我见了袁世凯，他现在人很颓废。”
执夫正要开口，一个侍从拿着一封电文走过来，说：“这是陈宦从四川发来的电报。”
执夫拿过来，我看见上面写的是劝袁世凯退位的意思。侍从问：“电文要不要交给袁？”
执夫摆摆手，说：“不必了，何必再让他心烦。”
执夫骂道：“陈宦这个卑鄙小人，当初袁世凯命他带兵督川，他竟跪在地上三嗅袁世凯的足才退下，他说他恐怕赶不上参加袁世凯的登基典礼了，所以提前行礼庆贺。袁世凯对他多有提拔，现在他竟然落井下石。”
我拍了一封急电给大哥，请他定一计。大哥让我先去找段合肥和徐东海想想办法，我去找了段合肥，请他出来帮帮袁世凯，段合肥说：“我和袁项城就是因为关系太深了，我现在反而不好办，这事我早就劝过他，他又要当皇帝又不敢当皇帝，弄得现在人人喊打的局面，能怪得了谁？”
不久，袁世凯宣布取消帝制，段合肥重回北京政府。一天，外部通知我去参加紧急国务会议，我猜恐怕是袁世凯不行了。
袁世凯痛苦的挣扎了好几天，他的肾病很严重，已经无法排尿了，他含混不清地嘟囔，最后从喉间逸出一句叹息：他误了我。
谁误了他呢？
有人认为他说的是他的大儿子芸台，老大想要当皇帝，为了让袁世凯下决心，他不惜蒙骗他，我有一次见袁世凯时，亲眼见到他的桌上放着一张“顺天时报”，和外面的竟然不一样，这张时报是芸台专门为他印制的，只有他一个人看，都是鼓吹帝制的内容，袁世凯身边的人没有人敢告诉他真相，不知道他自己知道吗？
也有人认为袁世凯身边的食客要负责任，他们为了自己加官进爵，不断地推波助澜，难辞其咎。还有人认为是当时列强误导所致，首先日本明着支持袁世凯，暗地里又帮助蔡锷，他们不希望出现一个统一的中国。
当时袁世凯是处于进退两难的地步，皇帝倒了，权威没有树立起来，袁世凯想通过恢复帝制重建统治权威，但是他没有意识到的是：时代已经变了。谁当皇帝都是不行的了。

我写过一个民国外交官家庭的小说，小说里有很多民国人物的原型，自己在写的时候，有

时也禁不住推开鼠标，放声大笑。没曾想抽出部分章节放上这个版块，真有不少懂行的朋

友提出看法。欢迎煮酒的朋友们留言。

第一节 少年时代
小时候，我家在江南制造局旁的高昌庙附近，当时那里路上都是石子，因为制造局搬过来，住的人也越来越多。交通工具只能是独轮车和人力推车，自从马路修好以后，家里为了出行方便，买了一辆双匹马拉车。

父亲在制造局当经理，收入较丰厚，家里有兄妹三人，我是次男，母亲在家里照顾我们，有时也去教会帮忙，听听贫苦妇女的苦水。

父亲在附近靠近河边的地方购置了几亩地，建造了一个小楼，楼房里可以停放马车、轿子，屋外种上果树，还有菜园，里面可以找到促织、蟋蟀，比起城市的拥挤，这里空气十分新鲜，我家里养了一只全身雪白的哈巴狗，我们给它取名叫“雪球”，我们常和它一起玩耍。房子里面铺上了外国进口的地毯，有电灯、暖气、抽水马桶，大厅宽敞，父亲的留美朋友们经常到家里聚会。

周末晚上，母亲让我在客厅里完填字游戏，这是一个好方法，我很快掌握了许多英文单词，父亲聘请了一位圣约翰的美国女教师教我英语，她总是慈爱地看着我，教我用拼读字母的方法记住“mississippi”。

童年记忆最深的事是父亲经常带我去城隍庙玩，我不喜欢到城隍庙，但我最喜欢在城隍庙外的豫园游玩，这里是我童年的乐园。

豫园里有个假山，假山旁边有一个很大的鱼池，里面蓄有金鱼百尾，大的有七八寸，灯泡眼扇尾巴，五颜六色的都有，在池子里，悠哉游哉。下山就是九曲桥，我问：“爸爸，为什么桥造成弯弯曲曲的？”爸爸说：“这是中国营造园林的特点，高低错落、相互掩映，桥曲折迂回，既美观大方，又处处看出的风景各不相同。你看它是不是比一座笔直的桥更好看？”

亭子里今天在品兰花，不少商人携带一些名贵品种的兰花盆栽在这里售卖，兰花姿态各异，枝丫修剪的很古朴雅致。

爸爸说：“在日本国，国民喜欢园艺，很多人家会摆上花草盆栽做装饰，有的甚至上百年了，异常珍贵。”

我第一次听到日本这个国家，只是没想到日后我也会亲自登上这个国家。

爸爸说：“这里不同季节有不同的玩意儿，古玩、珠宝等应有尽有。”每当珠宝交易时，仕女们穿梭其间，一片生意兴隆的景象。

我倒是不感兴趣，拉着爸爸到长廊去，那里有小贩托着托盘兜售小吃，托盘里有五香豆、酒酿汤圆、桂花糖藕，最有名的是南翔小笼包子，和姜丝香醋同食，鲜美无比，不用问别人在哪，店铺门头大大的金字招牌会为你指路。每次我总在这里流连，爸爸也会让我尝上一两样。

最使我兴奋的是江湾的龙舟赛，每次去看龙舟赛就像过年一样开心。每到端午节，家家户户用粽叶包粽子，江湾也会有十几条龙舟比赛，哥哥带上我一起去看。每条船上张灯结彩，划船手整齐划一，分坐两边，行动快捷，花样变化，令人目不暇接。

年纪稍大一点，父亲很重视的我学业，不仅有英文老师教授我的外语，还聘请了一位博学的举人教我中国传统四书五经。这个举人老爷留着一个山羊胡子，总是佝偻着背，用含混的声音摇头晃脑的讲课，我经常听得昏昏入睡，有一次我正在打瞌睡，他站在我背后用一把一尺长的戒尺打在我的背上，我的美梦一下子被惊醒，身上火辣辣地疼痛。他举起戒尺要再向我挥过来，我拔腿就逃，再也不肯回来上课。

第二天，这位举人向我父亲递了一封辞职信，父亲知道事情原委后，请了几个相熟的朋友作陪，设宴请老师来家中吃饭。

父亲只字不提发生的事情，等吃饭气氛很热烈时，他说：“中外教育很不同，外国人的教师是一份职业，中国人自古以来就讲天地君亲师，老师的地位和父母一样高，我们要尊敬教师，记得我刚到圣约翰时，班上的学生很多比我年长，我站在讲台上，心里不免发虚，但是他们都十分尊敬我。”

我听到这里，心里一阵惭愧，知道父亲是在批评我，我的头一直低垂着，不敢看他。宾客们纷纷举杯附和，说：“来来来，大家一起举杯敬敬老师们。”父亲走到我面前，领着我走到举人面前，毕恭毕敬地向他敬酒。

第二天，父亲把辞职信还给了举人，说：“这封信请您务必收回，犬子让您费心了。”
举人收下信，没有再推辞。他说：“小公子玉雪聪明，将来必成大器。”

父亲很看中孩子的品德教育，所有品德中，他最强调要诚信，周末晚上在家时，父亲总设法对我进行教育，他说做人要诚实，如果不诚实，说了谎话，将来总要被人揭破，到时人家处处疑心你、防备你，你说难不难受。

在交友方面，他也谈到交朋友要交益友，你要想想你能从身边的朋友身上获得哪些益处呢？你要多和比你优秀的人交往，学习他们的长处，学习他们的为人处事。如果交了损友，那对自己的危害就很大，所以我们要谨慎交友。

第二节 出国留学
大哥从圣约翰毕业后，又进入同文馆学习法语，后随许景澄大人出使俄国。家里孩子就剩我和妹妹，妹妹年纪还小，父母觉得小女儿可爱，十分宠爱，我是男孩子，故对我要求十分严格。我15岁时，准备出国留学，在上海留美预备学校读了一年，然后乘坐火轮船赴美国，这时的轮船和父亲赴美时坐的大帆船已经不同，距离也大大缩短了，我历时一个月到达美国。

我登岸时遇到港口的检查，滞留了好长时间，因为此时美国对华政策开始改变，随着移民美国的华人增加，美国开始严格限制华人移民，华工被禁止进入美国。美国斯科特法案颁布以后被视为排华法案，美国的华人处境艰难。

我被移民局官员扣在港口不能入境，和我一同前往美国的卫公理教会的牧师拿着我的签证力争，我并不是入境的华工，而是来读书的学生，我持有的签证是读书签证，他还叙述了我父亲是如何帮助美国的传教士们，保护了教会财产等等，他的叙述很打动人心，但移民局得官员听罢，只是抬起头来，两手一摊，表示自己也只是照章办事。牧师气急了，大吼说：“我真不明白你们，要是这样虔诚优秀的年轻人都不允许入境，那么什么人才能够入境？”

后来，我拿出父亲写给伍廷芳的书信，请他去中国大使馆通知伍公。伍公在甲午中日战败后，曾经随李中堂赴日本议和，期间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说了一番话：“我和伍廷芳同在英国留学，我回国以后已经官至首相，伍廷芳还不过区区一个随员，贵国对人才是不是不够重视啊？”李鸿章受到触动，保举伍廷芳出使美国。父亲和他是旧识，知道他在美国做公使，特地修书一封，让我带去，还真就派上用场了。

伍公接信后，立刻联系美国华府官员，请他们从中斡旋，他随后亲自带着盖章文书，到港口移民管理处说明情况，移民局才将我放行。
圣约翰的卜舫济校长推荐了一个他的儿子就读的学校，学校是位于弗吉尼亚的一个高中，收费合理，环境很好。弗吉尼亚是英国殖民者到美国的第一站，也是建立的第一个殖民地，位于美国东部新英格兰地区，人口并不多，风景很优美。

我就读的学校是一所寄宿制高中，教学楼和宿舍楼分开，宿舍楼后面是一座山坡，有一大片树林，为了学生的作息规律，宿舍楼晚上9店熄灯，学生必须准时就寝。早上起来，自己去打水，很难找到热水，即使冬天也只能用冷水洗脸，如果一定要形容冬季早晨用冷水洗脸的感觉，就好像是风雪夜在雪地里撒尿，冷暖自知。宿舍楼中间有一根长管子，学生们上课赶时间可以顺杆子滑到一楼。

学校的体育运动很丰富，每年的橄榄球赛季节到了，校园里到处都是留着长发的学生，据说是为了配合橄榄球赛特意留的“橄榄球发”，学校里纪律开始松懈，学生会在赛后外出饮酒，我没有加入橄榄球队，因为橄榄球冲撞奔跑充满了暴力，我不太适应，我选择了棒球和垒球运动，冬季下大雪使学校外的河面结冰后，学生们热爱去湖面滑冰，穿上冰靴、戴上风雪帽和绒线手套就去一展身手，我却比较笨拙，总是滑不会。

假期里，父亲的朋友会邀请我去家里做客，我在肥美的芦笋园大饱口福，这是我父亲一个富有的教友家里的产业，他的生意做得很大，芦笋都加工成罐头销售到各地。我在后两天住在一个寄宿家庭，女主人富有爱心，常常晚间送些点心给我，一个月餐费不过20美金，生活成本不算太高，我的学费一年不超过300美金，教会牧师的子女会有优惠，最后一个学期，教务长宣布减免我的学费，他说我在这个州住了这么久，感觉我已经是这个地方的人了。

家里会寄大礼包给我，有各种各样好吃的中国食品，我会分送给同学们品尝，像果脯、果干都是很受欢迎的，有时还会寄来一些丝绸挂件，我会挑几样精致的挂件送作为礼品送给寄宿家庭的主人，中国的小礼品很受他们的喜爱。父亲常书信给我，我虽在异乡，但是能时常受到他的教诲，我们交流过很多事情，现在我不能一一回忆起来，特别遗憾这些书信我没有保留下来。记得父亲有一次说他在有生之年看不到一个富强的中国了，但愿我有一天能够看到一个新中国并且为之而奋斗。

我顺利进入了耶鲁大学，我一直立志要考入父亲的学校，因为是家人念过的学校，就像回家一样。读大二时，我接到大哥的信说父亲去世了，不久以后母亲也走了。我当时正在美国读书，不能回家奔丧，没有能和父母见上最后一面，这是多么无奈啊。
我在美国作为一个穷学生，很少问津去华府、纽约这些大城市游玩，有时伍大人会邀请我们这些留学生去大使馆当翻译，当时大使馆的随员大多都不会英文，我陪同过一个使馆的随员上街，美国这时已经开始排华，对华人并不友好，我们去搭电车时，还有人扯住他的辫子，也有人向我们扔石头，真是让人感到愤怒。

记得我在大使馆过新年时，有一个华人中年男子来找伍大人，他说他要被遣返回中国了，他有一个愿望就是想拿出自己所有的积蓄3万美金，捐赠给哥伦比亚大学，希望哥伦比亚大学能设立一个汉语言研究所。

这名男子叫丁天龙，他是从中国来美的华工，在一位大亨家里做佣人，这位大亨性情古怪，终身未婚，家里的佣人因为忍受不了他的脾气而辞去工作，只有天龙留下来，悉心为他打理家中的事情，这位大亨认为他是一位深受儒家教诲的人，谦卑诚实，十分依赖他。他想了很多办法想把他留下来，但是因为排华法案出台，没有任何转圜的余地。天龙作为一名仆人，他是如何节省下这些钱的我们可想而知，他并没有打算带着钱回到中国安享天年，而是把毕生积蓄都捐献出来要设立一个华人讲座，他有着对国家深深的爱。这位大亨在他走后，为了帮助他完成心愿，以天龙的名义捐献给哥伦比亚大学30万美金，哥伦比亚大学设立了一个以他中文名字命名的“天龙讲座”纪念他。

我一直记得，在送别他的前一夜，他一个人坐在山坡上吹树叶的情景，微风吹拂起他的衣角，他瘦削的脸颊显得苍白而忧愁，双眼静静地望着远方，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伍大人曾问他为什么想要捐赠一个中文讲座，他说：“我很遗憾我没有机会接受很好的教育，但是我希望今后的华人能够在美国获得受教育的机会，能够为中国人争光。”
中国华工在《蒲安臣条约》签订以后到美国谋生，他们承担起最艰苦的修建铁路工作，铁路的铺设路段有的是在崇山峻岭之间，华工的伤亡率极高，可以说，每一段枕木下面都流淌着华工的鲜血。可是当铁路开通时，等待他们的却是失去工作，被遣返回中国的命运。

伍廷芳出席美国排华法案听证会时，他为华工们奔走呼号，听证会上他不顾法官的干涉滔滔不绝地陈述自己的意见，最后被法官驱逐出去，法案通过时他并不在场，伍廷芳深谙国际律法，不会不知道法庭的规则，他是有意想阻碍法律的通过。在座的议员们都一致认为，这位伍廷芳真是世界上一流的人才，可惜他生在一个贫弱的国家。
我在火车上和孙中山先生有过一面之缘，有一次我去华盛顿，对面端坐着一位仪表不凡、气宇轩昂的青年男子，别人后来告诉我他就是孙中山。

我美国街头曾见过孙中山先生的演讲，孙先生演讲言简意赅，说问题总是一针见血，清楚明白。
他问：“什么是驱逐鞑虏？就是推翻清朝统治。”

他很善于演说，每当他演讲，听众总是特别多。后来，他在日本演讲时，日本派了一位要人去监视他，结果那位政要听完以后，深深拜服于孙中山先生的个人魅力，竟成为他革命事业的一位有力支持者。

美国的华人踊跃募捐，当时华人很多从事的行业是开洗衣店，因为华人洗衣都是手洗，美国人认为手洗可以减小对衣物的损害，所以愿意把衣服送到华人开的洗衣店。他们从早到晚为人浆洗衣服，一刻也不得闲，挣来的钱不放心存在银行，都压在床板下面。但是为了支持孙先生革命，他们把床底下的硬币都一个个倒出来做捐献。

秘鲁听说美国出台排华法案，也想效仿。伍廷芳亲自赴秘鲁交涉，当时外交和今天不同，一般驻美大使兼办周边小国家的外交事务，不再另外派驻大使。伍廷芳十分强硬，他认为秘鲁并不了解中国实际情况，说：“如果谈判不成，立刻下旗回国，派兵船来谈。“秘鲁害怕酿成祸端，只好让步，也算是挽回了清政府的一些颜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