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背图》探究之帝国再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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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2022-05-15 17:42:34 更新时间:2022-05-19 23:08:38

楼主:ty_三默  时间:2022-05-15 09:42:34
研究发现,从推背预言的组成结构来看,第七象才是预言的真正开始。前六象是作者用亲历的重大历史事件和已经发生的历史验证道家易的预言功能,证明道家易预言功能的实证过程。创作者用前六象建立起了一个用道家易预言未来历史发展进程的模型,形成了推背预言所遵循的预言路径。《推背图》的每一象都围绕着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或者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又或一个具有重大影响的自然现象,然后使用卦名,配图,谶语,颂词,层层递进来完成对一段时间内的人类社会发展历程的预言。第七象围绕着一个奇异的天文现象“彗星”的出现展开了推背的预言过程。

依推背卦序,《推背图》第七象为天山遁,干支为庚午,其配图、谶语、颂辞如下:



谶曰:
慧星乍见, 不利东北。
踽踽何之, 瞻彼乐国。

颂曰:
搀枪一点现东方,
吴楚依然有帝王。
门外客来终不久,
乾坤再造在角亢。

清人金圣叹曰:“此象主东北被夷人所扰,有迁都南方之兆。角亢南极也。其后有明君出,驱逐外人,再度升平。”此象的关键在“再造”乾坤。金圣叹此说确是至论。

帝国的国祚没有因为夷人在东北的骚扰而中断,只是被迫向南迁移了。

依推背凡例,《推背图》首先要根据遁卦的卦名本义绘制第七象的配图。遁是动词,形声字,从辵盾声。东汉·许慎《说文》遁,迁也。遁的本义是迁或迁移,可引申为逃避或逃跑。联系到人类政治领域就指帝国和帝王迁移或者逃避到了其他的地方。配图画着一个身着龙袍的帝王,背着手独自行向外行走,身后的半空中是一个很大的星星(彗星),在照着他前行的路。配图和遁卦之本义完全吻合。对于一个帝国而言,迁移国都和帝王出逃才是真正具备预言价值的历史事件。

遁卦之象,上卦乾:为健、为天、为日、为帝、为君、为星、为马;下卦艮:为山、为大、为少男、为夫、为虎、为君、为手、为背、为狐、为宗庙、为社稷、为宫室、为君子、为贤人、为角。遁之变卦为临,互卦为姤。

依推背凡例,在依据遁卦的卦名之义绘制出配图之后,预言就要综合配图和遁卦所包含的信息推演谶语。第七象的谶语是:“彗星乍见, 不利东北。踽踽何之, 瞻彼乐国”。“彗星乍见,不利东北”;彗星又叫“扫把星”,《天文略论》道:“彗星为怪异之星,有首有尾,俗象其形而名之曰:扫把星。 ”彗星在地球上的各民族中都是不吉利的象征。配图中彗星照在一个帝王的头上,非常形象的预告了国家将会遭受重大而不吉利变故的原因。不利于帝国的情况会出现在帝国的东北方向上。“踽踽何之,瞻彼乐国”;“踽踽”是形容独自走路很孤独的样子,配图中一个帝王孤独地向外行走,“何之”的意思是他要到哪里去,一个帝王要孤独地走向什么地方。“赡彼乐国”出自《诗经》,意思是向往快乐的国度,这个帝王要走向一个快乐的国度。综上所述,谶语所要表达的意思和配图、遁卦之本义所表达的意思完全吻合。东北方向来的不吉利造成帝王出逃,国都迁移。

根据卦名之本义、配图、谶语而来的颂词是对谶语所预言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进一步解释、补充和说明。第七家的颂词是:“搀枪一点现东方,吴楚依然有帝王。门外客来终不久,乾坤再造在角亢”。“搀枪”是古人对彗星的别称。预言在这里再次强调了帝国所面临的危机,而且危机的原因是出现彗星的时间段里做出的政治决策,是彗星光临地球的那个时间段内最高当局的政治选择造成的,后来发生的历史变故只是其发展演变的结果。然而,危机之中存在着生机,“吴楚依然有帝王”;“吴楚”指的是今江苏、安徽等地,吴楚这个地方依然有帝王延续了原来的国祚,国家并没有被东北来的夷人灭亡,只不过是国都迁移了地理位置。“门外客来终不久,乾坤再造在角亢”,来自东北的客人对帝国的骚扰时间并不长,乾坤在新帝王的手中得到了再造。乾坤是指天下或者帝国的秩序。角和亢原是二十八星宿中的东方青龙七宿中的角宿和亢宿,是天文中的时间和空间范畴。从遁卦所预言的历史来看,角亢应是指时空统一的一个历史阶段和地理位置。乾坤在《周易》中指的是天地或阴阳两个对立面,“再造”是重新赋予的意思,《宋书·王僧达传》中说:“再造之恩,不可妄属”就表达了同样的意思。指国家换了一个地方又重新获得了生机,因为来自东北方的敌人的影响,帝国的国都从北向南迁移了,仿佛再造而重生。

真实的历史进程仿佛是在推背预言的指导之下进行的。北宋神宗朝的一次变法失败是导致外客入侵,帝国南迁的直接原因。吊诡的是宋神宗在进行变法时的1076年,天上出现了一个很大的彗星。彗星的出现成为反对派反对变法的主要依据,致使主持变法的主要人物王安石被罢相,因为反对者认为“彗星乍见”是上天对变法的警告。王安石在《答司马谏议书》一文中对反对者借“彗星乍见”指责变法进行了十分严厉的批驳。王安石说:“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这些话成为后世许多变革者自我激励的豪言壮语,从中我们也看到了反对者力量的强大。

北宋神宗的变法,习惯上称之为“王安石变法”,它还有一个叫法是“熙丰变法”。熙丰是宋神宗熙宁、元丰两个年号的合称,因为这场变法自1069年(熙宁二年)开始,至1085年(元丰八年)宋神宗去世结束。宋神宗是一位热血青年,即位时年仅二十岁,他不想“垂拱而治”,一上台便急于施展抱负。他希望能够通过励精图治,为父亲宋英宗正名,并平辽灭夏,一扫武弱之风,收复燕云十六州,完成祖宗的遗愿。然后他面对的却是建国近百年以来积累的“三冗”之弊。1076年(熙宁九年)因出了彗星,王安石被第二次罢相,宋神宗只好从幕后走到台前,亲自操刀主持变法,因为他改变了“祖宗之法”,就为北宋的覆亡埋下了无法避免的祸根。

所谓的祖宗之法就是皇帝做不得“快意事”,也就是皇权不能任性。北宋建立后,吸取了前代的教训,通过变革科举考试制度,大量的寒门之士通过考试进入仕途,瓦解了唐朝遗留的贵族政治与武人政治,建立起了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士大夫政治”。在中央层面设立了参知政事、枢密使、三司使三个部门以削弱宰相权力;在地方派文臣任各州负责人,同时设立通判与知州相互牵制。在权力制衡的同时,又设立了一套自上而下的监察体系,在中央设立御史台和谏院组成台谏制度,在地方设立监司、通判等职,发挥检纠功能能。这一套自上而下的监察架构既可用来限制皇权、又可用于监察百官。从北宋立国到神宗变法之前,朝政主要依靠这套制度的设置对权力进行制衡和监督,维护了一种和睦融洽的士风和政风。皇帝与士大夫两者相互配合,共同分享最高决策权和行政权,其任何一方都无法摆脱另一方单独做出决断和推行政策,执行过程又有监察部门的监督和制衡。北宋形成的这套权力架构,有着超强的稳定性和强大的纠错能力。多重相互制衡和监督下,将不犯错误的责任从依赖个人能力转而变为依靠制度的监督,皇权受到了很大的束缚,“事无大小,悉付外廷议”。这样就是皇帝可以成为儒家士大夫心目中“垂拱而治”的“贤君”。

大宋建立之初,为削弱官员的权力,实行一职多官,设官分职尚有定数。但自宋真宗时起,朝廷关于官员致仕的诏令日见增多;至宋仁宗时,更是三令五申。同时由于大兴科举、采用恩荫制,奉行“恩逮于百官,唯恐其不足”的笼络政策,导致官员多贪恋权位,官僚机构庞大而臃肿,产生了大量的无事可做的“冗员”。为了稳定社会秩序,抵御北方民族的南侵,宋初实行“养兵”之策,形成了庞大的军事体系,同时又为了防止武将专权,而实行“更戍法”,造成了兵不知将,将不知兵,兵虽多但不精的状况,对外作战常常处于不利地位,又造成了大量的“冗兵”。军队、官员的激增导致财政开支的增加,使得本就拮据的政府财政更加入不敷出,再加上最高统治者大兴土木、修建寺观等,更造成了大量的“冗费”。“三冗”之弊的存在使国家财政的压力十分巨大。

同时,外敌的侵扰也带来了巨大的生存压力。北宋建国以后,就与东北边境的契丹族和西北边境的党项族连年发生战争。但由于政治腐败和军队软弱涣散,虽然耗费了巨额的财力和人力,但每每以失败告终。1043年(庆历三年),以范仲淹为首的革新派实施了“庆历新政”,但只一年即告失败。宋神宗即位后,大宋王朝表面上一派繁荣,其实内部已经蕴涵着深刻的矛盾和问题。由于土地兼并严重,大批农民丧失土地,兼之富豪隐瞒土地,导致国家财政收入锐减,出现了立国以来少有的财政赤字,“百年之积,惟存空簿”。

1069年(神宗熙宁二年),宋神宗力排众议,果断地拜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委以重任,揭开了变法图治的序幕。在王安石的主持下,颁布了一系列新法,涉及到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易、保马、方田等方面。改革的措施虽然很多,只是经济层面的改革,是为了解决财政问题,并未触及政治结构,却依然遭到了重重的阻碍。宋初确立的“祖宗之法”,和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传统,使得推行新法在程序上一次次受到了无形的阻碍,令宋神宗感到束手束脚。他觉得在这种制衡体制下他无法发挥,他的君主本能被一步一步地激发觉醒,他想做“快意事”了。宋神宗希望加强君主集权,乾纲独断,来快速推行变法措施,实现富国强兵的目标。他要变革官制,减少冗官、冗兵、冗政的弊端,夯实自己对帝国的掌控。

“熙宁变法”失败以后,宋神宗痛定思痛,决心要将变法推行到底。他绕过宰辅,开启了属于自己的变法进程“元丰改制”。他绕开容易引起争论的理财问题,从管理体制上下手,颁布《寄禄格》,为官员升迁制定了标准,又恢复唐代的三省制 ,将宰相的权力进行分割,限定了官员的职权范围,达到了皇帝直接参与朝政,而不需要通过宰相的目的。“元丰改制”裁撤了部分冗员以及冗散的机构,明确官吏的了职责,减少了财政开支,提高了行政效率,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从神宗元丰时期的历史记录来看,宋神宗每天都要发出数道旨意,指挥全国从上到下进行变法。高度集中的皇权推动着新法体系像机器一样地高速运转。然而,权力的集中,加强了君主的集权,削弱了宰执班子的权力,自然打破了“祖宗之法”。从制度上彻底摧毁了仁宗时代已经定型的宰相对皇帝最高决策和行政权的分享和制衡,而且将宰执机构变成了皇权完全的下属,这样的朝政架构,开始失去了制衡皇权的能力。

宋神宗加强君主集权,推行改革富国强兵,对于他这样有作为的人来说未必是坏事,但问题是谁也无法保证每一代帝王都是英明的君主,一旦集权落入一个平庸的皇帝手中,就会变成大灾难。1085年,宋神宗逝世,太皇太后垂帘听政,司马光担任门下侍郎“以母改子”,恢复旧制,史称“元祐更化”。司马光一直就不同意变法,所以重新上台后他想通过彻底推翻新法,来重构神宋之前的组织架构。但他的政治能力不足,实施上又操之过急,以至于引起了和自己一样反对新法人士的反对。另一方面是经过十几年的改革,士大夫集团也早因反对或者赞成新法而四分五裂了。司马光在主政一年半之后,得病去世。由他所主持的“元祐更化”只推行了七年,就被亲政后的宋哲宗推翻,用“父子之义”继续实施变法。所以王夫之在《宋论》中有“宋政之乱,自神宗始”的说法。为了获得上台,士大夫们开始逢迎皇帝,这就使得宋朝士大夫阶层可以制衡皇权的功能消失,皇帝的任意妄为没有了障碍,导致士大夫们根本无法对皇权的错误进行修正和制衡。

帝国这架机器运转到宋徽宗的时候,皇帝更加肆意妄为,无所忌惮。曾经的制衡机制完全失效,宰相完全依附于皇权,只有无原则媚上才能巩固宰相的地位。宋徽宗就在这样没有约束的情况下,将神宗、哲宗两朝积累下来的财富,当成了享乐挥霍的资本。王朝表面上烈火烹油、繁花似锦,实际上却一步步走向了败亡的深渊。从这个角度来讲,北宋之亡始于神宗是十分政确的。从推背预言的角度,这个结论也是十分准确而神奇的。

现在我们来看宋神宗和王安石变法失败所造成的后果。推背预言“不利东北”,说的非常明白。在帝国的东北方向上崛起的金国对大宋非常的不利。这个东北之客造成了历史上著名的“靖康之难”。一个表面上极其富强的王朝,突然之间就崩盘了。灾难因其发生于公元1126–1127年的宋钦宗靖康年间而得名。“靖康之难”是古代汉人统治天下的历史里最让人感到耻辱的一个历史事件。1125年(钦宗靖康元年),金军南下攻宋。当金国兵峰直逼国都汴京(今开封市)时,宋徽宗气急败坏,匆忙将皇位传给太子。继位的是宋钦宗,宋钦宗和其父宋徽宗一样,也是一个苟且偷安、不思自强的昏聩皇帝,加之皇权无人制约,朝堂上权臣争权夺利,相互倾轧,钦宗称帝后不到两年时间就断送了江山,自己也成了金人的俘虏。被俘的还有太上皇徽宗和他的哥哥、弟弟及他的32个儿子、22个女儿,除在外勤王的九子赵构和一岁的幼女之外,大宋皇室都做了金人的俘虏,连同宫廷后妃、宗室贵戚、大臣约3000多人被掳到了北方,被驱掳到北方的老百姓多达10万之众,北宋王朝的府库蓄积也被掳虏一空。这就是宋神宗败坏了“祖宗之法”而产生的可怕后果,也是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后果。一个一个昏聩的帝王加上一群一群阿谀的谄臣,国事自然是错误不断。这也是那个不吉利的彗星带给人间的灾难。

1127年4月,金人册封了主和的大宋宰相张邦昌为帝,国号为“大楚”。于此同时,金军得知了逃脱的康王赵构在河北积极部署军队,欲断金人退路,又担心侵入大宋版图的兵力,不能对中原广大地区实行有效的统治,于是在建立了傀儡政权之后,就撤军退回了北方,真是“门外客来终不久”。

让人庆幸的是“靖康之难”中康王赵构逃脱了金人的魔爪,他逃到了长江之南的临安重建了赵姓的大宋王朝,将大宋王朝的帝都从北向南迁移几百公里。我们看到得第七象配图上一个孤独的帝王就是赵构。“踽踽何之, 瞻彼乐国”,他不仅再造了大宋帝国的乾坤,而且还延续了赵姓帝国的国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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