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在是个大时代，逻辑的讲大时代一定应该有大学术，但这种要求成为压在中国现在哲学社会科学学者身上的泰山之石，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困境。
自然科学很好说，原来中国就是一张白纸，中国现在的自然科学从地基都是用西方自然科学打起来的，所以现在中国自然科学的学术和西方自然科学的学术是一脉相承的，学术话语通用、表达方式通用，而且几乎没有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自然科学学术的要求。
中国没有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自然科学学术的要求主要是认为它无关思想，而其实西方自然科学学术是有关思想的，比如有关上帝的、宗教的，对人来说一切学术一旦无关思想都是不能成长的。
而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不一样，原来的中国并不是一张白纸，很复杂，尽管它也没有真正的宗庙之美百官之富，但它毕竟有，它不能没有，没有就没有价值，价值是靠哲学社会科学建立的，不然原来的中国成为什么样子的文明古国了呢？而这也就构成了现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困境。
摆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者面前的当务之急有二，一是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体系，二是打通中、西、马学术体系，这不但对于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至关重要，对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走向世界也很重要。
西、马学术思想一打就通，马本来就是西的一支，而难于打通的是中、西和中、马，难的地方不仅在于认识角度、认识方法这些关于内容的方面，还在于表达的话语，也就是说中和西、马的表达根本就是两种互相没有任何关联还很容易引起误解产生歧义的话语。比如西、马都有“存在”这个话语，而且是基础，中就完全没有这个话语，而且很难理解。
智慧如李泽厚者被称为中国打通中、西、马的第一人，而其实他也不过是既能理解中，也能理解西、马，而打通中、西、马还是力有未逮，看他的《批判哲学的批判》，满本都是西方哲学尤其是康德哲学的学术话语，一个“律令”就让你癔症半天。也或许这也太难为李泽厚了，中、西、马是很难打通的，重建反而更容易，但重建毕竟和打通的意义不一样。
“道”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基础性的概念，诸子百家以及后来各家都用，但都没有给出一个明晰的概念性的解释，这在中国本来不是事儿，可当西、马进入中国以后，要求给“道”一个概念性的明晰的解释以后就成了事儿，于是难为了朱光潜和张岱年等大师，不知道“道”到底是“物质”的或“意识”的，不知道是“物质”的或“意识”就不好进入现代的学术话语体系之中，这可是头等大问题，而这本来不是个事儿，现在成了头等大事儿。
张岱年说：“我把老子所谓‘道’解释为最高的理，也就是把老子的学说理解为一种客观唯心主义。但解放后，我重新考虑这个问题，觉得老子学说的本质应该从其反对宗教观念这一方面来考察，而老子所谓‘道’应该理解为原始的混然不分的物质存在的总体即混然一气。所以老子的宇宙观应该说是唯物主义的。”不过张岱年对“道”的不同理解不光是学术问题，还是政治问题，这就是哲学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的地方。
为什么“道”原来不是事儿，现在是大事儿，就因为原来不要求清晰，能用就行，现在要求了清晰，能逻辑的解释才能用，也就是说原来不讲逻辑，现在讲了逻辑。为什么原来讲“道”是“理”还是“气”，现在讲“道”是“物质”还是“意识”，就因为现在引入了另一种学术体系，而且两种学术体系要走向结合，再不能关着门儿自己搞自己的。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困境不只是有关逻辑问题，当然这很重要，极为重要，但最重要的还是怕政治不正确。用马改造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最政治正确，但二者差别太大，同时一定牵涉到西，而一牵涉到西，就一定涉及到政治的不正确，建立不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

希望批评。

@苏海游2 2022-06-12 15:37:36
当有一天，
理性逻辑哲学这些成为中国人的通识教育了，
这个民族才有可能真正强大起来。
但，
这些都是DCZZ的敌人，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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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样。

中国现在还不具备讲逻辑的社会环境，一讲逻辑很多问题就暴露了，所以这个困境还要承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