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是中国历史上文字狱最兴旺发达的朝代，从清初顺治始兴，经过康熙、雍正朝的蓬勃发展，在乾隆时期到达高潮。黄裳先生著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笔祸史谈丛》一书，对清代文字狱的种种现象作了详尽的阐述，精辟的分析，深刻的解剖，和尖锐的批判，写得非常好。读此书，如饮一杯醇而且烈的苦酒，一代代文人和智识之士的悲苦、辛酸、哀号、愤怒都在那酒杯中沉淀着。

压制言论，禁锢思想，是历朝历代统治者们的共识。自秦始皇焚书坑儒以来，每个封建王朝都有其文字狱，即使是“礼优士大夫”的宋朝也不例外，大文豪苏东坡便因“乌台诗案”差点没命。而文字狱到了清代变得特别疯狂，规模之宏大，手段之残忍，都是空前的。究其原因，在于清代的统治者乃是来自关外的少数民族，而世居中国的汉族自古便有一套非常牢固的“夏夷之防”的思想，戎，夷，狄，胡，虏等都是对中原以外少数民族的蔑称，汉人，尤其是文人，骨子里是很看不起这些“没文化”、只会耍刀动蛮的“满班儿”“胡种”的。所以当满清统治者定鼎之后，很快就感受到了来自被征服人民的轻视和敌意，那种感觉对胜利者来说是很不舒服的。他们挥舞屠刀，强迫中原人民剃发，换装，逼着“高贵”的汉族在发型和穿衣打扮上变得跟他们瞧不起的“戎狄”“胡虏”一般模样，正是出自这种自卑的心态。而变化其外表之后，还须改造其灵魂，“夏夷之防”的臭思想必须打倒，戎，夷，狄，胡，虏等字眼都成为敏感词，不准再说，更不许追念汉族人的政权，说朱明王朝的好话，竖立起许多许多禁忌，谁敢犯禁，轻则抄家发配，重则杀头灭门。然而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间的隔阂和敌意在那里，虽有严苛的律令，各种违犯仍层出不穷，凶残而恐怖的文字狱便开始了。粗略地分一下类，清代的文字狱大概有以下几个种类——

第一类：“罪有应得”的文字狱

或称“不算冤枉”的文字狱。这一类文字狱多发生在清初，最著名的是康熙初叶的庄廷鑨史狱，又称“明史案”。系浙江巨富庄廷鑨得到明遗民朱国桢《明史概》残稿，请人改编成《明书》。遗民所修的史书，沉浸了满满的亡国之痛，对前朝的追思，对本朝的不敬，比比皆是，忌讳犯禁之词，随处可拾。写这种书本身就极其危险，写成后不藏在家里，居然找书商刻板印刷，公开售卖，可见庄氏一家以及当时的文人和市民阶层对即将来临的“文祸”毫无警惕，还在延习明末市肆间“言论自由”的风气，天真地以为虽然改朝换代了，只要不号召大家造反，文人们聚在一起修修书稿，叙叙旧事，发发牢骚是不妨碍的。终于被人举报，撞在了刀尖上，给满清朝廷当成他们宣传文字狱政策的一桩典型案例大办而特办了：

“壬寅冬，史难发，奉旨，谕承审大人及督抚，问书内赞扬故明、毁谤本朝，是何情由，着严刑夹讯。呼太祖为某子，是何情由，着严刑夹讯。呼尚王耿王为尚贼耿贼，是何情由，着严刑夹讯。呼本朝为后金，是何情由，着严刑夹讯。共八条，其四条，年久，余忘之矣……”

这段文字出自晚清傅以礼所辑的《庄氏史案本末》，黄裳先生抄录在了他的《笔祸史谈丛》中。从皇帝发给审案大臣的上谕，不难感受当权者被冒犯后的那份震骇与激怒。在气势汹汹的排比句中，在一声声“是何情由”的喝问里，是当案人辗转于刑具底的惊恐和哀乞。几处违碍与不敬，都清楚明白，需要解释的是“呼尚王耿王为尚贼耿贼”一条。尚王耿王，即尚可喜和耿精忠，两人都曾是明朝的大将，明亡前投降了满清，帮助清军入寇中原立下大功，和吴三桂一起受封“三藩”。后来康熙削藩，吴三桂反，耿精忠跟随吴三桂，兵败被清军俘虏凌迟处死，而识时务的尚可喜及时投降朝廷，保住了性命。此等卖国求荣的汉奸深为明的遗民所痛恨，其首鼠两端身死名裂的下场人人称快。然明史案发时，吴三桂等尚未造反，耿精忠尚可喜还拥有藩王的头衔，正是位高权重的“国家领导人”，《明书》竟称之为“尚贼耿贼”，政治立场公然站在朱明王朝一边，胆子实在是太大了，比呼太祖为某子，呼本朝为后金还要不得，被定为“大逆罪”，严厉惩处是必然的。

庄廷鑨其时已死，被掘墓戮尸；他的兄弟儿子侄儿，连同列名参校的十八人，皆被凌迟处死；这还没完，出版家，刻字工，印刷工，送板人，买书人和卖书人，连同他们的亲属，一个都逃不掉，全部杀头。此案处以极刑的一共七十多个，创下了记录。如黄裳所说：“这是一个严厉的信号，不久，规模庞大的文字狱就开始了。”

这就是清初著名的文字狱大案。我们以今天的眼光看，其实也没什么了不起。书里是有不少敏感词和禁忌语，对当朝亦多不敬，但也就是发发牢骚，并没有煽动人民造反，“颠覆国家罪”是谈不上的。或删或改，或列为禁书收回销毁，再将作者严厉申斥，不允许他继续发表违禁作品，不行罚款，降级，再不行开除出作协，也就到顶了。何至于大开杀戒，一死一户口本，外加一通讯录？连排字的工人，买书的读者都不放过，株连实在太残酷了。但统治者不这样看，他就是要制造一种恐怖的气氛，让你不敢越雷池半步。在专制的淫威下，文人们终于意识到时代变了，现在不能像以前那样“自由”地讲话做文章了，以前挂在嘴边的“戎夷胡虏”全成了致命的毒药，想在新朝活人，除了头上的辫子、身上的满装必须小心维护外，还得管好嘴巴和笔杆，不能乱说话乱写字。文字狱的目的就是让人驯服，听话，给思想套上枷锁。然而驯服的过程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明的遗民还在，亡国之痛还在，嘉定三屠扬州十日的仇恨还在，剃发换装的屈辱还时时刺痛着被异族征服的中原人民的心。哪怕前车之鉴如此惨痛，不怕死敢蹈覆辙者仍前仆后继。康熙后期的《南山集》案便是又一个有名的文字狱大案。

《南山集》，全名《南山集偶钞》，作者戴名世，这本小册子是他的学生尤云鹗为老师选刻的文集，收录了戴百余篇文章。黄裳书中言道，戴名世系康熙四十八年一甲二名进士，与方苞齐名，都是兼做古文和八股文的名家。康熙五十年，副都御史赵申乔揭发《南山集》卷首的一篇《与余生书》里有违悖之处，此文提到了作者的同乡，曾参与吴三桂造反的方孝标，不但称之为“方学士”，还夸赞他写的《滇黔纪闻》“考据颇为确核”，而为《南山集》作序的，正是方孝标的族孙方苞。这就触犯了清廷的大忌。康熙亲自批阅了此案，勒令将方氏族人迁往他处，“或入八旗，或正法，始为允当”，免得他们留在老家与乡党士人勾结作妖，图谋不轨。在康熙看来，这场文字狱因为和吴三桂造反有牵连，政治上的性质就特别严重。而《与余生书》中还有许多关于明史的议论，更让满清的统治者不能容忍。戴名世说：

“昔者宋之亡也，区区海岛一隅，仅如弹丸黑子，不逾时而又已灭亡，而史犹得以备书其事。今以弘光之帝南京，隆武之帝闽越，永历之帝西粤、帝滇黔，地方数千里，首尾十七八年，揆以《春秋》之义，岂遽不如昭烈之在蜀，帝昺之在崖州？而其事渐以灭没……”

弘光，隆武，永历，是南明时期先后在南京、福建和广西云南称帝的三个小皇帝，他们分割一方，各自为王，率领士民与清军长期斗争，在清廷看来统统是前朝的余孽，不肯归顺新朝、拒绝统一分裂边疆的“伪朝廷”“伪政权”。而戴名世身为清朝的一甲进士，竟将他们与在西蜀称昭烈帝欲图恢复汉室的刘备，在崖山随陆秀夫跳海殉国的宋义帝相比，叹息他们光复前朝的事迹不能流传，这个胆子比起庄廷鑨的《明书》又不知大到哪里去了！

往下看更不得了：

“近日方宽文字之禁，而天下所以避忌讳者万端，其或菰芦泽之间，有廑廑志其梗概，所谓存什一于千百，而其书未出，又无好事者为之掇拾流传，不久而已荡为清风，化为冷灰。至于老将退卒、故家旧臣、遗民父老，相继澌尽，而文献无征，凋残零落，使一时成败得失与夫孤忠效死、乱贼误国、流离播迁之情状，无以示于后世，岂不可叹也哉！”

这就是公然要为南明争正统，发动明的遗民收集文献，寻访老将旧臣，大张旗鼓地修“南明史”了。还要立忠臣榜，竖乱臣碑，总结一代得失成败的教训，替亡明吃后悔药，真可谓胆大包天。黄裳对此的评价是：“即使是书呆子的白日梦，在清统治者看来到底是危险而不能容忍的。”“更何况戴名世又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天真地说什么清朝的文字之禁已经放宽，更是不折不扣的梦话，其必然碰到统治者的刀尖上，是毫不奇怪的。”

可是戴名世却丝毫不觉得自己正在往刀尖上撞，还在做着修南明史——甚至整部明史的好梦。他不止发动别人做，他是真的撸起袖子自己干，到处寻访遗民，收集与南明有关的史料书籍，《南山集》中有一篇“天籁集序”如是写道：

“顷余有志于先朝文献，欲勒为一书，所致辄访求遗编，颇略具。而今侨寓秦淮之上，闻秦淮一二遗民所著书甚富。当其存时，冀世有传之者而不得，深惧零落，往往悲涕不能自休。死而付其子孙。余诣其家，殷勤访谒，欲得而为雕刻流传之。乃其子孙拒之甚坚，惟恐其书卷之流布而姓名之彰者。呜呼，祖父死不数年而其子孙视之不啻如仇雠，其终必至于磨灭。”

从秦淮遗民的子孙不愿献出家中藏书可以看出，当时民间的许多人脑筋还是清醒的，并不像戴那么天真地相信清廷已放松了文禁，恢复“言论自由”了。事实上，经过康熙朝数十年文字狱的洗礼，人们早已深知文祸的危险，谁都不愿将有关明清易代史事的著作付之刊刻，唯恐招来庄氏史狱那样的泼天大难。这便是兴文字狱的成效，清朝初叶在汉族知识分子中普遍存在的不合作与反抗精神，已被屠刀和鲜血磨灭得差不多了。而身为进士的戴名世竟然敢和皇帝对着干，除了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以外，也说明他确实是一个勇敢而有良心的汉族知识分子，随时不忘家国之痛，冒着遭罹文祸的危险为亡明“整理国故”。

那么天真而忠勇的戴名世得到了怎样的结果呢？当然是死。而他为明朝修史的好梦也终于付之东流。《南山集》案最后的处理是，“戴名世从宽免凌迟，著即处斩”，包括方苞在内的几个方氏族人“俱从宽免死，并伊妻子充发黑龙江。此案内干连人犯，俱从宽免治罪，著入旗。”方苞后来得到了赦免，还写进“满汉名臣传”，成为桐城派古文的开山人物，算是在这场文字狱中苦尽甘来的幸运儿。

同样是和明史有关的大案，庄氏史狱杀了七十多人，《南山集》案却只杀了一名主犯，其余人员只是发配、入旗，连刻书的戴的学生尤云鹗都放过了，何以会这样宽大呢？原因大约有二。一是戴名世虽然在《南山集》中不断地思念故国，时时流露出修明史的夙愿，却并未实现，不像庄廷鑨的《明书》确实成书出版，造成的影响更加“恶劣”。二是戴名世身份特殊，他是皇帝钦定的一甲二名进士，康熙四十八年刚刚及第，五十年就被检举案发，按科举制度三年一大比，还没到下一次考试，还是新科的“榜眼”，本人虽犯了该凌迟处死，外加销户口本销通讯录的大逆罪，处置时却不得不格外慎重。刑杀太酷，株连太多，会显得皇帝忒没眼力，把一个大逆不道的贼子抬举成了天下仰目的榜眼，有失朝廷尊严，所以尽管戴的案情十分严重，仍从宽发落了。而庄家只是浙江一富商，并无功名在身，严办他毫无妨碍，正可惩一诫百。这便是两件文字狱同样悖逆，结局却不一的原因。宽严之间，本有微妙的区别，就看政治和宣传的需要了。

第二类：“牵强附会”的文字狱

或称“蛮不讲理”的文字狱，这一类文字狱多发生在康熙以后的雍正、乾隆两朝。经过数十年残酷的文字狱运动，加上清朝定鼎日久，统治已然稳固，汉族人民包括知识分子对满人的反抗浪潮渐渐平息，不情不愿地接受了头上的辫子和身上的满装，文字间的禁忌也习惯成自然，脑子里装上了过滤器，遇见“戎夷狄胡”等字眼便自动避开，既不轻易在诗文中感怀伤世，思念故国，更不心心念念要为明朝修史，总结经验教训了。

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明的遗民已退出历史舞台，新一代士人生长于新朝，读书，考功名，做官，走的是和前朝士人一样的老路，对“驱逐鞑虏，恢复中华”这一套既不感兴趣，更不愿因此触碰严厉的文网，招来杀身灭门的大祸。一句话，原先桀骜不驯的人们听话了、驯服了。但统治者并不满足，认为人们听话、驯服得还不够，还要再听话、再驯服一些，他们非但不肯放松文网，反而变本加厉，罗织得更紧密，更严酷。康熙朝兴文字狱，还得抓个实据，讲点道理，犯事的主有意无意，或骂或嘲，总是向清统治者放了几枝冷箭的，“罪有应得”。到雍正乾隆两朝，那就连这点道理都不用讲了，文字间稍有可疑可凿之处，便生攀硬扯，上纲上线，小题大做，酿成了各种千奇百怪的文字狱，雍正年间著名的“查嗣庭科场试题案”便是其中之一。

查嗣庭是浙江海宁人，著名诗人查慎行之弟，康熙四十五年考中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翰林院编修，雍正元年受隆科多举荐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是正二品的大官。雍正四年，查嗣庭任江西乡试主考官，负责给江西省报考举人的应届高考生——秀才们出试题，正是这几道出自四书五经的试题给他招来了杀身大祸。郑天挺主编的《明清史资料》载有雍正为此案下发的上谕，现摘录几段，请大家欣赏一下那位“抄家皇帝”在炮制文字狱方面的“天才”：

“以命题讥讪，逮江西正主考、礼部左侍郎查嗣庭，交三法司治大逆不道罪。 　　上谕：查嗣庭向来趋附隆科多，在朕前荐举，令其内廷行走，授为内阁学士，夏见其语言诈伪，兼有狼狈之相，未之任。隆科多又复荐举，遂用为礼部侍郎。今岁典试江西，首题“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夫尧舜之世，敷奏以言，非以言举人乎!查嗣庭以此命题，显与国家取士之道相背谬。三题“介然用之而成路，为间不用，则茅塞之矣”。更不知其何所谓。《易经》次题“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矣”，《诗经》次题：“百室盈止，妇子宁止”。去年正法之汪景祺文稿中，有《历代年号论》，指正字有一止之象，引前代如正隆、正大、至正、正德、正统，凡在正字者皆非吉兆……今查嗣庭所出经题，前用正字，后用止字……显然与汪景祺语相同。”

别的都罢了，让查嗣庭送命的，正是这个“雍正”的“正”字。上谕中提到的“去年正法之汪景祺”，乃是另一桩雍正皇帝亲办的“名文字狱”的主犯。汪景祺，浙江钱塘人，康熙举人，雍正二年为年羹尧幕，驻西宁大营。次年年羹尧落马，办案人员查抄年在杭州的宅邸时，发现汪景祺所著《西征随笔》一本，内有一书信对年羹尧极尽歌功颂德之能事，称年是“宇宙之第一伟人，”历代名将郭子仪、裴度等和年相比“不啻萤光之于日月，勺水之于沧溟”，如此拍马；另有一诗“天子挥毫不值钱”则暗讽康熙将他的不高明的书法作品赠与臣子，如此不逊，遂将此书送呈雍正。雍正看后大为震怒，在首页题字：“悖谬狂乱，至于此极！惜见此之晚，留以待他日，弗使此种得漏网也。”勒令严办。搜查汪的文稿时，又发现一篇《历代文号论》，指正字有一止之象，不吉利，这更触犯了皇帝的大忌。其实汪的《历代文号论》年月不详，未必写在雍正继位以后。但皇帝不管这些，我现在的年号叫“正”，你却偏说“正”不吉利，你不是诅咒我短命？哪怕是以前说的，也不行！你如果不能未卜先知，就该闭上鸟嘴，为尊者讳，皇帝的年号岂是尔等屁民瞎议论得的？——死啦死啦的！汪景祺最后以“大逆不道罪”斩首，脑袋挂在菜市口示众，一直挂到雍正驾崩，乾隆上台，才取下掩埋。其妻发黑龙江给披甲人为奴，亲属皆受株连。这就是汪景祺案的大致经过。

话说这位汪举人，确实有点骨头轻，夸某大臣是“宇宙第一伟人”，也太不把皇帝放在眼里了；又讥讪圣祖的书法，编排 的年号，按封建时代的标准，死不算冤。可是查嗣庭就太冤枉了。他出的那两道试题“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矣”和“百室盈止，妇子宁止”，分别来自《易经》和《诗经》，风马牛不相及，只不过前一道题中有个“正字”，后一道有个“止”字，就被神经过敏的雍正嗅出了毛病，认为他造此二题，故意先正后止，是在暗合汪景祺“正字有一止之象”的意思，借出考题的机会向皇帝下咒。这是迫害妄想症患者的临床表现，然而推其原因，还是去年的那篇《历代文号论》让雍正受了刺激，于任何文本中看见“正”字、“止”字就大为紧张，细思其来由，唯恐有黑心的文人在那埋伏着诅咒，终于在江西省高考卷里抓住了查嗣庭的黑手。

其实最先看出江西省高考卷有问题的并不是雍正，而是向雍正（官府）举报查嗣庭的人。大多数文字狱都是被检举揭发出来的。检举揭发的目的，有的是为邀功，有的是为报仇，更多的仅仅是为了免受牵连，因为一桩文字狱往往株连极广，亲族朋友都要遭殃，只有出首告发才能免罪。举报查嗣庭的人出于何种动机，我不知道，而他看出查的两道试题里藏的玄机，无疑也是受到汪景祺案的启发，可见汪案在当时影响之深之广。查嗣庭身为二品大员，不可能不知道这件文字狱，出题时却未认真自审，给有心人抓住了把柄，政治敏感度太低。可也难怪他，只有千年做贼的，哪有千年防贼的？谁想得到别人竟能将前后试题中的文字拼凑在一处，去和某一件文字狱相暗合呢？这份猜字谜玩射覆的本领，和鸡蛋里面挑骨头的耐心，委实是登峰造极，防不胜防也！

民间传说查嗣庭是以“维民所止”为题（出自《诗经•商颂•玄鸟》：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被人举发“维止”意在取“雍正”二字去其首，因而得罪。果真如此，那性质可比“一止之象”严重多了，直接要让皇帝掉脑袋啊！但雍正上谕里未见此条，可知民间传说并不确实。上谕中除了那两道“恶毒攻击皇帝年号”“大逆不道”的试题外，还列举了多条查的罪状，无一不是与文字——言论有关，这些悖逆不敬的言论统统来自查案发后从其家中抄出的私人日记：

“及遣人查其寓中行李，有日记二本。至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则前书圣祖仁皇帝升退大事（指康熙驾崩雍正继位），越数行即书其患病腹疾大发，狼狈不堪。其悖乱不敬至于如此。自雍正元年以后，凡遇朔望朝会及联亲行祭奠之日，必书曰大风，不然则狂风大作。偶遇雨则书大雨倾盆，不然则大冰雹。其他讥刺时事、幸灾乐祸之语甚多。”

难怪圣人告诫人须“慎独”。日记固然是私密的东西，可保不住有朝一日会成为你的罪证，所以当你在日记本上写下不足为外人道的私生活与心腹话时，必须揣着十二分的小心，随时自查有没有违禁语，敏感词，有没有对领导不敬。看这位查先生的日记本，同一页上，头几行还在记录先皇驾崩 继位的国家大事，底下跟着就写自己吃坏肠胃跑肚拉稀，可不是“悖乱不敬”？你实在要写跑肚拉稀，另起一页行不行，节约这点纸张干甚么？顶好就不要写。
至于记录当日天气，本是古今中外记日记的习惯，但是也要看看那天发生了什么事，如果光是你跑肚拉稀，那没问题，刮风就是刮风，下雨就是下雨。如果还有国家大事，初一十五开朝会啦，皇帝祭天坛地坛日月坛啦，就得小心了，刮风不能刮大风，下雨不能下大雨，下冰雹更不行，否则竟是讥讪皇帝福薄无德，一遇到事天公都不作美。总之你作为一个天朝的臣民，想保全身家性命就得活在一种高度警觉的状态下，连在日记中写生病写天气都得前后顾盼，战战兢兢。这便是文字狱的目的。

查嗣庭案的处理结果，查本人被捕后死在狱中（扛不住严刑夹讯），被戮尸枭首示众，株连其亲属，多人被杀，剩下的发宁古塔，家产抄没，并停止整个浙江士人参加当年的乡试与会试。江西省的高考卷出了问题，因为主考官是浙江人，竟然连累浙江省的考生今年不能参加高考，似这般离奇而任性的株连，真是冤哉枉也！但这就是文字狱的目的。看你们还敢不敢乱写字，敢不敢乱讲话？一字说错，不但害自己，害家人，害朋友，还害老乡，户口本通讯录固然得销，连地图册都保不住——文祸猛于虎。

汪景祺《西征随笔》案，查嗣庭科场试题案都是雍正炮制的“名文字狱”，但平心而论，其“质量”与康熙的两桩大案相比可差得太远了。庄廷鑨的《明书》和戴名世的《南山集》里头的确是有些危险的气味，轻侮当朝，怀思前朝，皮里阳秋，反骨隐然，皆是统治者不能容忍，必须剪除的。可从汪查的文墨里实在看不出此二位有任何打算与“我大清”作对的地方，汪只是出言不检，轻狂了些，查完全是个冤，白受了汪的“一止之象”的连累，根本说不上“悖逆”，却落得如此悲惨的下场。查嗣庭还是内阁学士，礼部侍郎，正二品的大员，都不能获得一点宽免。设想一下，企图为明朝修史的戴名世落在雍正手里会如何？那位迫害妄想症患者能让他轻轻松松地一个人砍头吗？做梦。肯定是本人凌迟处死，全家斩首。康熙只砍了戴名世的头，和他的儿子相比真算“仁慈”了！

清朝的三位明君在文字狱的事业上一代胜过一代，儿子比爸爸狠，孙子又比爷爷凶。文字狱搞到这个地步，让天下的读书人如履薄冰，大气不敢出。“反骨”是早不敢留了，老老实实当一顺民，写诗作文连记日记都加点小心，不批评国家政策，不议论皇帝年号，绝不把新君登基和跑肚拉稀放在一页，开朝会那天一定写上“天朗气清，惠风和畅”，即便下雨也是“淅淅沥沥的小雨，沁人心脾”。似这样谦恭谨慎就没事了吧，发丝悬着的屠刀就落不到我头上了吧？不见得。文人们写诗作词，免不了抒情议论，吐露胸中块垒，喟叹不得意之人生，发牢骚，说酸话，保不准哪一句又触碰到了统治者的神经，拿起放大镜细细考究你文字间的真意，你就得吃不了兜着走了。

徐述夔是乾隆年间江苏泰州的一个读书人，此人中过举，没考上进士，只做过一任知县小官，却颇有文名，连乾隆的宠臣内阁大学士沈德潜都曾为他作传。这样一位怀才不遇的文士在诗词里发发牢骚，愤世嫉俗一下是很自然的。徐述夔著作颇丰，其中有一本诗集《一柱楼诗》，里面便埋藏了不少危险的黑火药，幸而一直到他本人去世，都未发作；甚至到他的儿子徐怀祖去世，仍平安无事——然而最后却在他的孙子徐食田那儿被点炸了。一个与徐家有财产纠纷的人告发了《一柱楼诗》，说其中的两句诗“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为“非常悖逆之词”，类似的诗句还有不少。时任江苏学政的刘墉接到举报，非常重视，立刻呈报乾隆。乾隆看后大为震怒，下旨严查此案，并亲自降谕云：“徐述夔身系举人，乃丧心病狂，所作《一柱楼诗》内系怀胜国，暗肆诋讥，谬妄悖逆，实为罪大恶极！”证据何在呢？乾隆在上谕中写下了他对这两句诗的解析，堪称罗织文网的模板，和他的先皇考相比青出于蓝胜于蓝：“借‘朝夕’之‘朝’，作‘朝代’之‘朝’，且不言‘到清都’，而云‘去清都’，显有欲兴明朝去本朝之意……实为罪大恶极。”

怪只怪乞丐皇帝朱元璋缔造的朝代名字起得太害人，别的不起，偏要叫“明”，这么一个日月同辉、端庄而充满正能量的汉字，想避开它实在太难了——而中国字中偏生又有那么多的多音字！朝字的两个读音，一般人结合上下文，很自然地读成“朝（zhao）”，两句诗理解为：“明天我将展翅高飞，去到清都（帝都）飞黄腾达”，俨如那位仕途不顺的老先生还在做着青云直上的好梦，非常普通，甚至有点庸俗；然而别有用心的人却阴险地读成“朝（chao）”，诗的意义陡然就变成了极其恐怖的“明朝将要重振乾坤，一举克服清都（北京城）！”呜呼哀哉，解文如斯，想脱罪也难了！

注：清都并非清朝的首都，此二字来自楚辞，原意是神话传说中天帝居住的宫阙，亦可引申为帝王居住的都城。乾隆是精通汉文化的满清皇帝，自己写过几万首御制诗，不可能不知道“清都”的意思，明知而故意曲解，正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一个自视甚高却际遇不平的文人的励志诗，竟被解读成了号召大家“反清复明”的造反诗，说你是，你就是，不是也是。不讲理到这等地步，也是绝了。
《一柱楼诗》案的结果，经三堂会审，皇帝钦准，判“徐述夔编造狂悖诗词，妄肆诋讥，其子徐怀祖将逆书公然刊刻流传，二人虽已身故，仍照大逆凌迟律，锉碎其尸，枭首示众。徐食田藏匿逆书，照大逆知情隐藏律应拟斩立决；徐食书应依律缘坐，拟斩立决。徐首发、沈成韵列名校对，又不举发逆书，照大逆知情隐藏律，应拟斩立决。陆琰有意消弭重案，照故纵大逆律，应拟斩立决。以上徐食田、徐食书、徐首发、沈成韵、陆琰五犯俱奉旨加恩改斩监侯，秋后处决……”

这般冷酷野蛮如吃人生番的判词，竟记录在一个礼仪之邦煌煌大国的国家档案中，读之令人从脊椎冷到灵魂。将死去十数年的人从棺材里拖出来切碎，把一颗烂光了皮肉的骷髅头挂在街口示众，这是今天的恐怖片，在影院上演时须分级限制观众年龄，二百多年前却在首善之都的闹市中公然演出，画面感太强了。死的尚不饶，活的更难逃。爷爷犯禁，孙子偿命。列名参校的文士，知情不举的官员，一齐杀。加恩改斩监侯，并不真的“死缓改无期”，不过是让他们在牢狱里多受几个月罪，再去菜市口吃那项上一刀。如猫捉住了耗子，并不立刻吃掉，而是慢慢玩弄够了再将它杀死。徐家全部家产充公，其余亲眷或发配边疆，或入官家为奴，连锅端。至于已去世的为徐述夔作传的内阁大学士沈德潜，也得到了革销谥号，扑毁祭葬碑文，撤去乡贤祠牌位的处分。总算沈是乾隆帝的宠臣，曾为乾隆捉刀代写诗词，网开一面，没有从棺材里拖出来碎尸。

乾隆在位六十年，享国日久，搞文字狱的成绩也远超其祖其父，故宫博物院根据清史资料编辑的《清代文字狱档》，九辑中倒有八辑出在乾隆朝。乾隆也当真勤奋，为臣子做表率，例如胡中藻的《坚磨生诗钞》案便是他亲自发动的，他将胡的诗句“一把心肠论浊清”解为“加浊字于国号之上，是何肺腑！”另一句“三才生后生今日”，则解为“天地人为三才，生于三才之后，是为何物，其指斥之意可胜诛乎！” 意思是作者称本朝统治者降生在天地人之后，是在暗骂大清皇帝一家都不是人。难怪黄裳说“乾隆的这些推论也无疑是神经衰弱者的梦呓”，胡中藻当然是杀头，而“乾隆在这里实在是给奴才们树立了榜样，奴才们也心领神会，放手大干起来，于是大量千奇百怪的案子出现了，到底造成了普遍的战战兢兢，鸦雀无声的局面，这实在是皇帝所万分希望出现的局面。”

如黄裳书中所说，大兴文字狱后，在社会上确是发生了很大的影响，也在某种程度上发动了群众。乾隆时另一桩有名的文字狱《闻渔闲闲录》案，就是一个叫蔡显的读书人得罪了地方士绅，后者贴大字报揭发他的《闲闲录》中有怨望讪谤之语，蔡生怕大字报被官府看见，遂“畏惧呈书自首”，想争取个“坦白从宽”。谁知清朝对待文字狱的政策是无论坦白抗拒一律从严，官府本来不知此事，当案人自投罗网，岂有放过之理，正好完成当年的指标。结果《闲闲录》被列为禁书，蔡显也被杀了头，这正是“发动群众斗群众”取得的成效。而群众之所以要出首举报，除了少数为泄私愤外，大多数还是怕受牵连。

读书人生在那般“盛世”里，活人真是不易。写诗作文记日记，你自己当心不犯禁还不行，还得你的父亲祖父兄弟叔叔也当心不犯禁，否则你爷爷年轻时写的一首打油诗不知哪天便会送掉卿命。岂止血亲呢，连你的远亲近邻甚至同乡犯了禁，都可能牵连到你。甚至和你八竿子打不着的千百年前的古人诗句里都可能藏着致命的危险：一个姓程的乡下读书人，什么话都没有说，就因为在《后汉书赵壹传》内一首五言诗中的两句“文籍虽满腹，不如一囊钱”底下画了圈，并批注“古今同慨”四字，便被人揭发借古人诗怨望讥谤，砍掉了脑袋！

从这些荒诞的案例可以看出，“乾隆中的文字诛求已经发展到怎样的水平，简直已离胡说八道不远，而不幸还是幸而严中呢，全体臣民都再也不敢措一语，只剩下八股文和考据学才是十分保险的事业。”（《笔祸史谈丛》）“从此朝廷上全是不好不坏，俯首帖耳的奴才，全国充满了醇正老实的读书人。”

在“乾嘉盛世”下，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就如同龚自珍诗中写的那样：“家家饭熟书还熟，羡杀承平好秀才。”“国家治定功成日，文士关门养气时。”当文士们关门养气，不敢求新知，只好钻在熟书（故纸）堆里做考据文章，国家从此也就走上了下坡路。然而另一方面，随着大清王朝国力的衰退，内忧外患纷至沓来，统治者渐渐无心也无力继续罗织规模庞大的文字狱，文网开始松弛，让龚自珍这些头脑清醒的知识分子终于又可以相对“自由”地发声，回过头来反思甚至批判大兴文字狱的时代了，这大概便是历史的轮回吧！


（上集完）

康熙皇帝像

假日提～

雍正皇帝像

乾隆皇帝像

清代的文字狱（下）

第三类：“出奇料理”的文字狱

清代的文字狱以乾隆时为鼎盛，故宫博物院整理的《清代文字狱档》九辑中倒有八辑出自乾隆一朝。这些案子大同小异，要么在明字上做文章，要么在清字上做文章，要么玩弄猜谜射覆的把戏，从字里看出字，从表面意思看出深层意思，大胆假设，粗暴求证，先安上一个“悖逆不敬”“讥谤怨望”的罪名，再来三堂会审严刑夹讯，不愁你不认罪。文字狱的处理结果照例都很可怕，本人杀头凌迟（死了的剖棺碎尸）家属或陪斩或流放，都稀松平常。但是偶尔也会有破例开恩的时候，本人保全了性命，家属也不必充军。这并非是说当案人被判了无罪，有罪仍是有罪的，甚至还是大罪，该诛九族。然而皇帝出于某种考虑，却宽免了他们的死罪，改用了另外的“出奇料理”的手段来处置。这样的案子一共有两件，两件都是“天才”的雍正皇帝办理的。

一件是雍正七年的曾静案。

一个叫曾静的无业游民，向陕西总督岳锺琪投了一封书信，要求这位“宋武穆王岳飞”的后裔继承先祖遗烈，利用手里掌握的重兵，在关中要地发动叛变，反清复明。他的理论依据是：宋朝岳飞所抵抗的金人正是今天满清（女真人）的祖先，明朝对努尔哈赤建立的政权即有“后金”的称谓（这也是清朝的大忌之一）所以岳锺琪起兵反清，既是光复明朝，又是为先祖报效的宋朝复仇，家国两便，功莫大焉。这是实实在在的煽动朝廷大员起兵叛乱，早已超过了文字狱的范围，真的就是谋反，合该凌迟处死，灭九族。这件案子也说明，对真正志在反清复明的人士，文字狱的威胁是毫无用处的。在字里行间断章取义，吹毛求疵，只能吓唬耍笔杆子的文弱书生，敢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拿起刀枪造反的“革命者”是不怕的。有清一朝，从天地会到同盟会，中原人民“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梦想和行动就从未停止过，终于还是推翻了满清——“异族”的统治，不能不说文字狱的恫吓政策是彻底失败了。

不怕牺牲的革命志士前仆后继，然而这位无业游民曾静搞“反清复明”也太过投机。他无钱无人无地，光棍一条，不知受何启发想出这个奇招，以为岳锺琪既是岳飞的后代，血液中便该种有仇恨金人（满人）的基因，当清朝的官只是暂时隐忍，以待天时。现在遇见志同道合的同志，一经撩拨，必慨然应允，率兵起义，恢复汉族的江山。而自己这个“点火者”功劳亦是大大的，必当青史留名，位列三公不成问题。如此一厢情愿，说明这人的脑子里恐怕是有点毛病，非疯既癫的。也说明世间万事都有人想走捷径，从做官发财到反清复明——不费一兵一卒，一砖一瓦，只消一封书信，就把一个大清朝推翻了！岳锺琪收到这封书信时的心情，大概是又惊又怕，又哭笑不得吧。

曾静敢行此非常之举，这人身上确实很有点光棍的气质，不是普通的书呆子。他选中岳锺琪投书，应该还是做过一番考虑的。大约在曾静看来，岳武穆的后人即使不肯和他做一路，高举“民族复兴”的义旗起兵反叛清廷，应该不至于出卖“精忠报国”的义士吧？他冒此绝大风险，并非无谓地送死，进可成百代之功，退也能保全性命，想得还是很周到的。当然这只能是他的一厢情愿而已。岳锺琪接书毫不含糊，立刻将曾静和下书的徒弟张倬抓起来，一边细细拷打，审问其造反的款曲与同谋，一边将此事完完整整地上报雍正，一点不隐瞒，表明自己的忠诚。本来嘛，几个朝代前的旧账了，都是哪跟哪嘛！岳锺琪生在清朝长在清朝做着清朝的大官，凭什么祖先是抗金的英雄，就必须反清复明——反金复宋？曾静打错了算盘，只怪他自己蠢，不怪岳武穆的后人背叛祖宗。

雍正闻知此事，起先也没太认真，以为曾静不过是一个有些痴气和疯气、异想天开的妄人，在岳锺琪的奏折中批复“竟有如此可笑之事，如此可恨之人”。然而当他看见岳呈上来的曾静书信的原件时，才觉察到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原来曾静投书中除了煽动岳锺琪造反外，还充满了大量对雍正的攻击，列举了他的种种失德，具体有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怀疑诛忠，好谀任佞等十宗罪，总之一个坏皇帝应该具备的恶劣品质他都具备了。一句话，他根本不配当一个皇帝。更让雍正震惊的是，曾静的这些指控并非出自他本人，而是流布已经十分广泛的公论，是一种在民间自发传播，影响巨大的“社会舆论”。雍正做梦也没想到自己在臣民心目中竟是这般形象，曾静的投书犹如醍醐灌顶一下子把他浇醒了！他在岳锺琪的奏折中批复：“朕览逆书，惊讶堕泪览之，梦中亦未料天下有人如此论朕也。”一封书信让皇帝惊讶到要 “堕泪”，可见即使在封建时代，高高在上的统治者有时也是会感受到舆论的压力的，这便是“言论”的威力。其结果，让本来是一桩普通甚至可笑的谋逆案，因为其中包含着让皇帝震惊落泪的“舆论”，成为了一桩关乎统治者政治形象的文字狱案了。

不单政治形象，还有意识形态，后者恐怕比前者更重要。曾静投书中除了攻击雍正本人不配做皇帝外，更从根本上否定了满清对中国的统治权，也就是所谓“夷夏之防”的陈词滥调。清朝初叶兴文字狱，首要对付的便是“夷夏之防”，生怕人民以此为理论依据起来造反。而事实上有清一朝从天地会到孙中山的同盟会，革命志士们叫得最响的口号就是“夷夏之防”——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可见残酷的文字狱并不能打掉中国人根深蒂固的“夷夏”观念，至多只是恫吓，压制，使人们敢想而不敢说，尤不敢著之于文墨，留之于纸张，招来杀头抄家的大祸。但是像曾静这样不怕死的人也有的是，不但敢想，敢说，还敢写，不是写给平头百姓看，是写给手握一省重兵的封疆大吏看，鼓励他造反！此种行为虽然极端，却恰好反映了广泛存在的社会舆论和思想基础，锥子的尖端能戳破口袋，是因为底下有一个沉重的锥身在支持着。本朝从顺治开始搞了几十年的文字狱，原来效果并不理想，人们表面上驯顺，听话，骨子里仍是不服的，一遇到煽动、撩拨，就蠢蠢欲动。

雍正从曾静投书事件中揭开了这一真相，深为震惊，深为忧虑，他领悟到想根除中原人民脑中盘固的“夷夏之防”思想，光靠“杀”是不够的，还得别出新招。经过深思熟虑，雍正决定不按常规，采取“出奇料理”的非常手段来处理本案。黄裳将雍正的这一“出奇料理”归纳为三条：1）“一般的逆案，犯人的言论总是干碍着皇朝的体统与机密的，即使在官文书中有所触及，也大抵一鳞片爪，语焉不详，因为这都是“防扩散材料”，不宜使大众知道。可是雍正却反其道而行之，决心将这些材料公布于众。”2）“对于案犯的处理，常例是由大臣们审讯定拟，奏请皇帝批准执行，但雍正又一凡常规，自己站出来与案犯面对面地辩论，写下长篇的上谕，为自己的政策、言行作辩护。”3）“对于这类大逆的案犯，照例是要凌迟处死的，但雍正又一反旧例，并不杀掉，还要罪犯到处讲说，现身说法，宣扬政策，而且告诫子孙，永远不得杀害，这又是石破天惊的做法，为一切人所不及料。”

反其道而行，一反常规，一反旧例，黄裳连用三个“反”，生动地概括了雍正在处理曾静一案时的别出心裁和非凡“魄力”。公开透明，平等辩论，不杀案犯，样样出人意料，而尤以第三条石破天惊。对比雍正三年的汪景祺案和雍正四年的查嗣庭案，汪不过是议论了一下雍正的年号便丢了性命；而查更是死于“几乎无事的悲剧”，被人家鸡蛋里面挑骨头，硬说他所出的两道试题中含有对雍正年号的讥讽，便掉了脑袋，如此草菅人命。可是这位煽动封疆大吏造反，在投书中公然攻击雍正，给他列举了十宗罪的曾静，却居然保住了性命，汪查二位鬼魂得知，当在地狱底大呼三声“不公平！”

阎王缘何变菩萨？以刻毒狠戾著称、对兄弟对功臣尚不容情的雍正帝突然转性了吗？当然不是。他留着曾静的性命，是有大用处的。他要借曾静的口向天下人澄清自己，消灭谣言，拨乱反正，重新塑造“被歪曲”的社会舆论。站在统治者的立场看，对付异己分子，杀头比封口容易，封口又比攻心容易。而雍正偏要挑难的做，企图扭转人们的思想和灵魂，不能不说是绝大的魄力。他把此案的审理过程、曾静的口供、以及他自己写下的长篇上谕合编成一本名叫《大义觉迷录》的小册子，命令将这本听起来很像佛经讲义的书“加以刊刻，颁于全国各府州县学，使读书士子观览知悉。如不知此书，一经发现，就将该省学政、该州县教官一体治罪。”同时委派已被特赦的曾静充当讲解员，到各地去现身说法，逐条批驳他们对雍正进行过的指责，消除影响。黄裳的评价是：“这种敢于在全国展开一场大辩论，借以制造舆论的方法，确是一种非凡的创造。”

在四卷《大义觉迷录》中，雍正用很大篇幅对“夷夏之防”的传统观念进行了驳斥。以今天的眼光看，他的许多论述和见解其实是正确的，那种不看历史的变迁民族的融合，执意把中原汉族和边疆少数民族对立起来的观念，确实是一种落伍了的“臭”思想。在书中，“雍正把少数民族的问题说成是籍贯问题，又推华夷之论，盖起于晋宋六朝偏安之时，还指出中国幅员的拓展与民族融合的事实，也都是符合历史实际的。”（《谈丛》）他又引经据典，进一步说明“只有有德者才有资格做皇帝，民族、地域并不是决定性因素”，接下去便“顺理成章地辩解自己实在是个够格的好皇帝，并非曾静所说的昏恶了。”他还指天发誓，为了杜绝流言的影响，“是以特将逆书播告于外，并将宫廷之事，宣示梗概，使众知之……倘朕言有一字虚捏，必遭上天之责罚也……挥泪书此。”

假如满清的统治者一开始便这样“讲理”，好好地向中原人民宣传民族团结的政策，而不是“留发不留头”的动蛮，又何以会激起那么强烈的对立呢？既然你们反对夷夏之防，提倡各民族和谐相处，为什么又拿着屠刀逼迫我们接受你们的辫子和服装呢？当然，此一时彼一时，昔日清朝的开创者不像继嗣们那么有学问，个个深受汉文化熏陶，随手摘取圣人词句，师夏之长以制夏，祖先们只会动蛮，刀杆子说话。所以雍正这本小册子不但体现了相当高的理论水平，更呈现出一种难能可贵的“民主空气”。皇帝和老百姓面对面地谈心，开天辟地以来何曾有过啊！全国各省各州县的读书人每人手捧一本天子亲笔撰写的《大义觉迷录》一行行地读，仔细揣摩那深刻而明白的道理，体会那真挚而诚恳的感情，一定是“越读心里越热乎”吧！假如真能从此放下屠刀，将文化差异、民族矛盾、阶级对立都改用讲理、辩论的方法来解决，不再钻在字里行间疑神疑鬼上纲上线，发神经病，那么轰轰烈烈的“文字狱”运动似乎也就可以停息了。

可惜，这不过就是雍正皇帝的一时兴起——“出奇料理”而已。他绝没有放下屠刀，停止文字狱的意思。宽大处理曾静只是一个特例，并不需要每个文字狱的案犯都去做讲解员。那样太麻烦了，也失去了应有的威慑，该杀还是杀。讲理只这一回，总不能每桩案子都得劳烦皇帝写一本佛经讲义。不过曾静投书案确实是清代众多文字狱中的一朵奇葩，本该凌迟处死祸灭九族的曾静做梦也没想到居然获得如此宽大的处理，对雍正感激涕零。“《大义觉迷录》卷末附有曾静的“归仁说”，是一篇悔过书与讲用稿。从中可以窥见曾静被宽免以后奉旨往各地宣讲的某些内容。”（《谈丛》）显然，这位煽动岳飞后人造反的曾静并不是一位真正的“勇士”，如果他真是反清复明的志士，宁受千刀万剐而死，必不肯向雍正屈服，为其充当宣传讲解、消除影响的工具。这说明曾静的确是一个投机分子，投书岳锺琪时并未怀着为国捐躯的决心，就是被功名利禄迷了心窍，富贵险中求，去碰碰运气的。

然而讽刺的是，雍正以他天才的想象和绝大的气魄浇灌出来的这朵文字狱史上的奇葩，却被他的嗣皇帝乾隆无情地摧残了。雍正一死，乾隆上台立刻就处决了曾静，全然不顾先皇考“子孙不得加害”的诺言。他还将雍正呕心创作的《大义觉迷录》列为禁书收回销毁，导致这本当年印数极多、散布全国的宣传手册存世寥寥，成了藏书家的宝贝。乾隆为什么要翻他先皇考办的案，很难说，大概嫌《大义觉迷录》写得过度开放透明，将民间流传诋毁其先皇考乃至整个清王朝的言论全部公开，有损朝廷体面和皇权的尊严吧。“但从皇帝一换，政策立刻就变这一事实，也足以说明雍正确有点特别的地方，不大像人们心目中的皇帝模样，作为一种别格，不能不说是难能可贵的了。”（《谈丛》）

另一件“出奇料理”的文字狱是雍正四年的钱名世案。钱案比曾案早，但重要性不及，故后说。钱名世，字亮工，江南武进人。此人颇有文名，于康熙四十二年考中一甲三名进士，身为探花郎，宦途却不得意，入仕二十余年只做到“侍讲”的官职。据雍正在处理他犯事的上谕中说：“（钱名世）行止不端，立身卑污，所以圣祖仁皇帝（康熙）摈斥不用，置之闲散之地。”钱名世之前如何行止不端，立身卑污，以至遭到康熙的摈弃，上谕中没有说明。而他犯事的原由，则与雍正三年被杀头的汪景琪一样，也是作诗投赠落马的大将军年羹尧，称功颂德，备极谄媚，被大学士九卿等官员检举揭发，上奏将其革职，交刑部从重治罪。看来权臣的马屁不能乱拍，他一跌倒，牵连多少人！而这位前探花郎吹捧年大将军也确实太过，竟将“平藏之功归之年羹尧，谓当立一碑于圣祖平藏碑之后，悖逆已极。”（雍正上谕）钱名世拍马拍昏了头，居然叫臣子与皇帝争功，让年羹尧和康熙平起平坐，真是太狂妄了，跟汪景琪吹捧年是“宇宙第一伟人”异曲同工，端的可杀。连朝臣们都看不下去，请旨严办。然而雍正却给了他宽大处理：

“钱名世谄媚性成，作为诗词，颂扬奸恶，措词悖谬，自取罪戾。今既败露，益足以彰圣祖知人之明。但其所犯尚不至于死，伊既以文词谄媚奸恶，为名教所不容，朕即以文词为国法示人臣之炯戒。”

所犯至不至死，并没有确定的标准，全在皇帝的一句话。文字狱这东西，本来就是“说你有，你就有，没有也有”，“说没有，就没有，有也没有。”在这个人该死的，在那个人却无事，全看皇帝需要你死还是不死，他的一个闪念，甚至那天的心情，便决定了你的命运。钱名世运气不错，赶上雍正那天心情好，不想杀人，可也没有白白放掉的理，让见风使舵、眼里只有权臣没有皇帝的马屁精得了意。于是乎我们天才的雍正皇帝开动脑筋，想出了一个“出奇料理”的法子，用“文词”代替“屠刀”来惩戒之，什么呢，上谕继续说：“著将钱名世革去职衔，发回原籍。朕书‘名教罪人’四字，令地方官制匾额，张挂钱名世所居之宅。”

这真是太有想象力了，简直充满童心，像捉住耗子的猫儿在尽情玩弄到手的猎物。将御书的匾额挂在钱家的客厅上，让他每天从早到晚走过看见，给每个来访的亲友欣赏瞻仰。文*革时红卫兵批斗“牛鬼蛇神”，常给他们剃阴阳头，戴高帽子，“名教罪人”四个大字就是雍正送给钱名世的阴阳头和高帽子，让他后半辈子天天顶着戴着，一直到死为止。这是精神上的摧辱与折磨，“不只是残酷，同时还是残忍。”（黄裳语）“这样的料理，是只有绝顶的‘天才’才能想得出来的”。事情到这里还没有完，上谕继续说：

“且钱名世系读书之人，不知大义，廉耻荡然。凡文学正士，必深恶痛绝，共为切齿。可令在京见任官员，由举人进士出身者，仿诗人刺恶之意，各为诗文，记其劣绩，以儆顽邪，并使天下读书人知所激劝。其所为诗文，一并汇齐缮写进呈，俟朕览过，给付钱名世。”

光剃阴阳头，戴高帽子还不算，还要召集大家来围观，对着那个倒霉蛋吐口水，丢臭鸡蛋。“这是发动群众搞大批判的发轫，是组成战线定下调子，有领导地进行围攻手段的先河，推源溯始，不能不推雍正为首创的先驱。”（《谈丛》）发动群众斗群众，雍正真不愧是搞运动的天才！

这场大批判的成果，三百多名大臣奉旨作诗，挖空心思拼凑了几百首“样板诗”，经雍正审阅后，刊印成册，交付钱名世。想那钱名世每日坐在天子亲笔书写的“名教罪人”匾下，捧着全体文臣为他创作的“名教罪人诗”，心情一定非常复杂，羞愧、难堪以外，恐怕也有一点点得意吧？皇帝带头，率领满朝达官显贵来批判一个侍讲小官，似这样高规格的“待遇”实在是独一无二！

奉旨作诗的三百多名臣工中，有大官，有诗人名士，桐城派大师方苞，以及不久后卷入文字狱被杀头的查嗣庭也在其中（显然未能吸取教训）。更具讽刺意味的是，翰林院侍读吴孝登、陈邦彦两人因做的诗不合圣意，吴被发往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陈则丢了官。搞批判的人竟比受批判的人结果更坏，也不知这两位究竟说了什么话惹恼了雍正，他们的诗没有收进“名教罪人诗”，未能流传下来——可是文字狱的本质也正在此，它就是教你永远活在悬崖边，不知哪天说的哪一句话便让你坠入深渊。何时宽，何时严，全无准绳；草菅人命，还是“出奇料理”，没法估计。在那张阴森的罗网下面，没有人是安全的。人们畏惧那罗网，从不敢说话，到不能说话，再到不愿说话，终于是一片死气沉沉，鸦雀无声。

第四类：“死里逃生”的文字狱

清代顺、康、雍、乾四朝大兴文字狱，皇帝带头，大小奴才一起动手，用近乎神经错乱的方式在字里行间寻衅挑刺，疯狂迫害全国的知识分子，造成了无数的冤案、惨案。但是也有一些案子的事主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幸运地免于处分，或重罪轻判，死里逃生（比如雍正的那两件“出奇料理”）。而其中最有趣的一桩发生在康熙年间，浙江一位叫何毅庵（毅庵应是号，其名不详）的文士被人举报作诗犯禁，官府捕获之，在吴山城隍庙（不知为什么是城隍庙）内审讯。问官列举何的罪状，每一条都大逆不道，足够凌迟处死。然而这位何毅庵先生仗着胸中才学和一腔正气，在刑具面前毫不畏惧，鼓动如簧之舌为自己辩护，逐条驳斥对他的指控，竟把问官驳得哑口无言，心服口服，最后对他免于起诉，当庭释放。这件奇事记录在何毅庵死后他的朋友为他所写的墓志铭中，被近代学者邓之诚收进其著作《桑园读书记》，又被黄裳先生写在了《笔祸史谈丛》里。何毅庵当庭反诉的一节极其精彩，现将其中一部分抄录在此，请读者共赏：

“（吏曰）‘明朝者何？’（毅庵）曰：‘诘旦也。以诘旦而曰胜国，则会朝清明，不惟在明朝，且在本朝矣。’
‘清戎者何？’曰：‘清军也。以戎兵而曰戎狄，则整我六师，以修我戎，不惟戎徐戎，并戎周宣矣。’
‘然则曷为夷？’曰：‘裔也。舜东夷，文王西夷也。且夷与夏对，今我有方夏，煌煌三祖，莅中国而抚四夷，谁夷我者？夷我者大逆当反坐！’
‘曷为虏？’曰：‘掳也。成为王，败为虏。寇不敢以明为虏，以明本王也。寇虽胜，然亦未底于成也。若我则成之者矣。且我自败寇以来，南征北讨，其自中及外，有何一非我所虏，而反以虏我，大逆当反坐！’”

四句问，涉及明，戎，夷，虏，全是满清的大忌，如高压电线触碰即死。而何先生毫无惧色，沉着冷静，一条条驳倒，反将罪名加在问官的身上，其雄辩和机智让人钦佩至极——

第一问，何毅庵巧妙地以“清明”二字不能解为“清朝与明朝”为例，有力地反驳了将时间的“明朝”与朝代的“明朝”相混淆的谬论。“诘旦”即平明，清晨，亦指明天；“胜国”乃满清对明朝的称谓——被我战胜之国也。

第二问，何毅庵将“清戎”解为“清军”，并引诗经《大雅*常武》中的“整我六师，以修我戎”为据，指出若将戎兵的戎当作狄戎的戎，那么连诗经所歌颂的周宣王都该算做少数民族蛮夷一类了，自然是荒谬透顶。

第三问，何毅庵先将“夷”解为同音字“裔”，又列举《孟子》中说的舜为东夷，文王为西夷的事实，指出只要品德高尚，出身夷狄的人也可转变为华夏的人，而且是华夏的大圣人。他又进一步推论，既然“我大清”定鼎中原几十年，经历三个皇帝，籍贯早已由夷变作了夏，转头号令四方的夷——少数民族去了，那么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谁还敢把“夷”算在我大清头上呢？谁敢把夷算在我大清头上，谁就是大逆不道，该反坐抵罪！——真是好刚口，好气场！问官已经在擦汗了。

第四问，何毅庵抖擞精神，接着第三问的套路，以动词“掳”代替名词“虏”，巧妙地避开了“虏”专指少数民族的雷区。寇，指李自成，何毅庵用李自成虽然击败了明朝，却不敢以明为虏，而终为“我大清”所败所虏的事实，证明了在诗文中使用“虏”字非但对大清朝不是轻蔑，反而是在颂扬其战功，谁敢不承认，大逆当反坐！——真是神来之笔！何先生越战越勇，反客为主穷追猛打，问官被他一连串的重炮轰得招架不住理屈词穷，更怕将来审讯记录给皇帝看见，怪罪他们何以如此不学无术，让一布衣文士尽占了义理，只得葫芦提匆匆结案签字放人——阿弥陀佛！

这案子看了让人解气。文字狱，本来便是荒谬的，荒谬的东西都经不起三句问。可是为什么清代那么多文字狱，只有何毅庵一人翻案了呢？难道戴名世、查嗣庭这些饱学之士都不及何有才有胆，他们干嘛不当庭反诉，把那些无稽的指控统统推翻呢？这就是一个大环境的问题了。据邓之诚先生考证，此案发生在康熙二十五年，距离三藩之乱不久，国家不太平，要笼络人心，不可过张文祸，“乃事优容”，“使在乾隆时，族矣。”

可见，文字狱的宽严尺度是随着政治形势而变化的，此一时，彼一时。何毅庵能被允许“自由辩论”，是赶上了国家多事、不得不放宽文禁的“民主空气”。当国家大局稳定下来后，这“民主空气”也就顿时消失了。到了乾隆朝的“太平盛世”，何先生还想在夹棍底下挺起腰杆，对着穷凶极恶罗织文网的奴才们论证“大逆当反坐”，直是痴人说梦了！


（下集完）

2022年9月10日 三支铅笔斋

清代的文字狱（下）中秋节已贴出，在本贴的第31-34楼，欢迎书友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