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来“斩首”几成功？

现代战争也讲究“斩首”。小布什就曾把他对伊拉克的空中打击称为“斩首”行动，欲置当时的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于死地；2011年二月份，北约开始对北非的利比亚实施空中打击，也急不可耐想对卡扎菲实施“斩首”。当然，从起始意义上而言这两次“斩首”都未获得成功。前者是在对伊之战取得绝对性胜利后的一段时间内活捉了萨达姆，并启动了法律程序将萨达姆处以绞刑。后者则是打了半年，战争尚未全盘结束，虽说反对派的武装打进了首都的黎波里，却一时难觅卡扎菲踪影。这是对一个国家的首脑进行“斩首”的实例。看来，想“擒贼先擒王”并非像探囊取物一样容易。

对首脑级的人物施以暗杀，也是一种另类的“斩首”。二战期间，德国这个庞大的战争机器内部，有一伙子军官欲炸死希特勒来结束一场疯狂的不义之战，结果没能得手，反遭到血腥的清洗。

至于对恐怖组织“基地”的头头本•拉登实行精准追杀，算是成功的“斩首”个案，但花费了十年时间。

总之，公开通过军事手段来“斩首”，抑或通过秘密的暗杀手段来“斩首”，其出发点均为达到对敌方心理形成威慑的目的。如这些“首脑”是强大的操盘者，将其清除，便具有了不大动干戈就能屈人之兵的战略意义。

其实在我们的古代，亦有属于谋略范畴里的“斩首”行动。司马迁的《史记》卷八十六为《刺客列传》，这刺客正是执行“斩首”的捉刀人。此传属于类传，就是把“行事”相类似的人物归到一类来叙述。《刺客列传》记叙了五位知名刺客。这些刺客所采取的方式不尽相同，有的不一定真的“斩首”，但起到了“斩首”所起的作用。

第一位是曹沫，鲁人，“以勇力事鲁庄公。”他身为鲁将，三次败于齐国，鲁庄公不得不献地求和。后来齐桓公答应与鲁庄公会盟，于是一场“斩首”在即。是时，曹沫突然“执匕首劫齐桓公，齐桓公左右莫敢动。”这是一次非常冒险的行动，意在逼迫齐桓公许诺归还侵占的鲁地，否则一刺了之。齐桓公只能允诺，但一经脱险，便怒而反悔。多亏齐相管仲以不失信于诸侯劝阻齐桓公，才使鲁国的“斩首”之计有了胜算。

第二位是吴国的专诸，成功刺杀吴王僚，为公子光（吴王僚的堂兄）登上王位铺平道路。这就是春秋时代有名的“鱼肠剑”故事。这是一个策划于密室的“斩首”阴谋。此事与楚国的伍子胥有关，他避难吴国，为的是借助吴国之力报父兄被楚平王杀害之仇。他深知公子光有杀僚自立之心，遂进献勇士专诸，彼此心照不宣。公子光善待专诸，终在光所设的“家宴”上，由专诸将匕首藏于鱼腹之中，借上菜的瞬间，破鱼取刃直刺吴王僚毙命，专诸亦被左右所杀。整个过程干脆利落，只是公子光埋伏的兵甲虽尽杀僚的警卫，却未能救专诸一命。

其余两位刺客是豫让和聂政。因为晋人豫让多次谋刺赵襄子，为的是报智伯知遇之恩；魏人聂政刺杀韩相侠累，也是代人报私仇，都与“斩首“的等级相去甚远，不是实际意义上的”斩首”，故从略。

第五位是卫人荆轲。关于荆轲刺秦王嬴政的故事，《史记•刺客列传》有相当详尽的描写。这是秦王嬴政二十年（公元前227）的事情，差不多过了将近九百年，骆宾王在易水送别，写了一首五绝《于易水送人》：“此地别燕丹，壮士发冲冠。昔时人已没，今日水犹寒。”读后依然让后人感觉到当年荆轲赴秦前的那种凌然之气。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在卷六、卷七里记载了秦并六国的过程，涉及到了荆轲刺秦王的事迹，虽说取材于《史记》，但写得更为简练而具深度。

燕太子丹为除秦王，问计于太傅鞠武。鞠武献策，请太子丹“西约三晋，南连齐、楚，北媾匈奴以图秦。”本是良策，太子丹以这样太“旷日弥久”，未予采纳。鞠武还就秦将樊於期逃亡到燕国来避难一事，劝谏太子丹“疾遣樊将军入匈奴”，以免得罪秦王。这是对的，太子丹又以樊将军“穷困于天下，归身于丹”断然不肯这样做。于是请到来燕国游历的勇士荆轲，向其陈说鉴于秦国吞并的强势无法实行“合纵”，只有对秦王施以“斩首”，趁其内乱联合诸侯来破秦。

一个“斩首”的计划渐次形成。嬴政二十年，荆轲携燕国地图（内藏锋利而含毒的匕首）、樊将军自刎后的头颅，买通秦王宠臣蒙嘉，得见秦王，演出了“图穷而匕首见”的惊险一幕……然而最后以失败告终。如司马光所写：“荆轲废，乃引匕首掷王，中铜柱。自知事不就，骂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约契以报太子也！’”

人们多这样评论“斩首”，认为这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就算刺杀秦王成功，以秦国之强，以及其顺应了大一统这个历史的潮流，燕国也挽救不了为秦所灭的命运。

评论历史事件，最忌对历史上没有发生的事情下结论。以此而论，“斩首”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谋略，其所能够发挥的作用，那就要看它对历史影响的程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