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1月16日，民国政府国防最高会议正式决定迁都重庆，各机关职员除其最高长官留南京主持工作外，其余均自当天起陆续离开南京转赴武汉集中。

蒋介石阐述了迁都重庆的重要意义。他指出：国民政府移驻重庆，乃是战略性的撤退，是以四川为持久抗战的大后方和民族复兴之根据地。

12月1日，国民政府正式宣布在简陋的重庆新址办公。

当时，蒋介石选择抗战的最后根据地，有考虑河南洛阳、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等地，最后选定重庆和四川，原因主要有三点：第一，四川具有天险，易守难攻；二是四川有初步工业的基础，足以发展民生经济；三是川渝是鱼米之乡，腹地包括云南和贵州的大西南。

实际上，日军曾经几度接近重庆，却都无功而返。

1940年日军占领宜昌，宜昌扼三峡水路咽喉，是长江西进重庆的门户，当时震惊了整个重庆，日军如再继续进攻，国民政府就危险了。结果，日军虽然占领了宜昌，其主力部队却自动撤回原驻地。1943年5月，日军再度来到宜昌，在石牌要塞与国军展开激战，几度猛攻，都没能拿下石牌，决定撤退。最后一次是1944年日军发动“一号作战”时，日军第一师团曾接近潼关对面的风陵渡，胡宗南兵出关中，在灵宝与日军激战，截退日军。

为了攻进重庆，日军曾多次制定“西安作战”及“四川作战”， 发布作战准备令，认真准备和规画，还做了演习。计画的内容虽有变化，但不外乎两条路径：首先是从山西西部过黄河，控制西安，然后南下占领重庆；其次是从宜昌沿长江三峡西进，攻占重庆。

日本打到武汉就僵持了好几年，一直到1944年才有“一号作战”，把后方军队都调过来。日本参谋本部一直跟日军前线说，“不要再往前推进。”但前方作战的日军已杀红了眼，前线将领向天皇保证“3个月可以攻下来”，结果事与愿违，脸拉不下来。到1941年日本海军军令部总长永野修身向天皇说，日本的石油库存只剩下2年而已。

日军在抗战前期信心满满，采取“速战速决”战略，不把战线拉得太长，所以没有攻占重庆的计划。

武汉会战后，日军资源更加吃紧，对华战略调整为“政略”、“战略”并进，实际上是以“政略”为主，手段包括诱降、和议、扶植亲日政权等等；战略方面则进入中日两军相持的阶段。在地形上，四川周围都是崇山峻岭，攻入四川太困难；而且，日军大部队向西作战，后面庞大的占领区必出问题，所以日军也没有把注意力放在重庆。

日本陆军高层将领不甘被拖在中国战场，草率制定“五号计画”，但两个因素难以实施：

一是中国军队把四川守得固若金汤，胡宗南在关中、陈诚在三峡两处，严密防守日军入川必经之地，致使日军不敢轻易进犯。

二是日军在太平洋战场连连失利，根本没有发动“五号作战”的条件，最后落得无疾而终。

可以这么说，抗战期间，日军始终未能攻入重庆，也没有进攻西安，不是不想，而是心有余而力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