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六十二章 转兵东线（一）
尽管事后证明，彭总所极度担心的敌在侧后登陆并不可能，但 还是对其提出的作战方针和部署基本赞同，并委托总理起草以军委名义的复电，于1951年4月28日发出。该电共有六点：（1）同意彭总建策，并望立刻执行。（2）对五次战役下一阶段期望是，给予韩1师、美3、24、25师、土耳其旅和英28旅（英27旅改变后的番号）尽可能大的打击，争取歼敌1.5万到2万人，为今后作战创造有利条件。
（3）军委得到的情报是，美40、45师已经到达北海道；而友方（苏联）谍息是，美军两个师已到日本，另两个师在运日途中；表示并不知道有四到六个师美军到达日本。既然东京的新闻界在4月25日发表美军四个师抵日消息，便已令作战部、情报部和新华社集中注意力，分别收听日、美、台、韩四方面广播和电讯，以弄清情况并及时告知志司（事实证明，那些消息都是美军释放的干扰“烟幕”）。
（4）不管真相如何，仅从此次敌军且战且退及之前的沿海袭扰来看，其确有引诱志愿军南下、然后在北部登陆的企图，故同意彭总的部署，按敌很快就会登陆情况进行准备，以免被动。为此，敌如沿南汉江集结，在前线的志39、40军即可不再南进，北调到沙里院、成川地区，以利元山、镇南浦之线的东西策应。
（5）西南工兵团已经从东北出发，前往实施修通熙川至阳德公路任务，请志司迅速查明并报告，还需要何种器材和帮助？但龟城经球场到德川的铁路，因中间需要凿通若干山洞（隧道），短时间内绝对无法修通，目前能做的就是，令铁道部派人勘察，计算所需时间和器材，以便制定具体计划。（6）空军准备及诸兵种协同作战问题，等与刘亚楼（空军）、陈锡联（炮兵）、许光达（装甲兵）面谈后再指示。后勤问题尤为迫切，可由前线将意见面告杨立三、张令彬解决。
彭总根据电文精神，决定以杀伤、吸引正面之敌为手段，来避免敌从侧后登陆，故令前线部队继续突击敌纵深。4月26日晚，中朝部队恢复进攻。3兵团12军以34师主力和35师106团，于27日三时进至抱川西南的竹叶山地区。清晨，34师104团发现，竹叶山以南寺谷至松岘间，有美军动用300余辆汽车装载步兵撤逃，当即组织攻击。美军随即反扑，并从南面出动援军两个团，在几个炮兵营和40余架次飞机掩护下，疯狂攻击志愿军阻击阵地。

第一百六十二章 转兵东线（三）
这就要从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作战的规划说起：彭总既已识破李奇微依托坚固汉城、以空、炮立体火力杀伤中朝部队的奸计，便另寻歼敌机会。由于第一阶段进攻重点在西线，故此时联合国军整条防线由西南向东北倾斜，把守东线的韩军明显处于突出位置。于是，彭总就在决定结束第一阶段作战的4月28日，就把下阶段的作战目标，定在了歼击东线韩军上。
为此，彭总会同邓华、朴一禹等以联司首长名义，仍在4月28日下达命令：志3、9兵团稍事休整，即在春川、洪川间的39军在掩护下隐蔽东移，与当地人民军一起，争取歼灭韩军二到三个师及美7师一部。联司为迷惑西线的美英军，又令朝1军团在汉城以西，19兵团在汉城以东，对汉江实施佯渡攻击，制造夹击汉城的假象。
显然，美军战史记载的从汉江口渡江的军队，就是执行佯动任务的朝1军团。人民军军团相当于志愿军的军，兵力在3万人左右，6000余人遭空袭牺牲，整个军团此后战斗力必将受到一定削弱。而朝1军团在第五次战役后面阶段仍不断执行任务，并不像受过重创的样子，故真相应该与“原州炮击”一样，只是美空军的单方面感觉。但由于战场在汉江里，不像原州地面战场必须拿出战死者遗体，美方堂而皇之将虚构战绩写入战史。
而在4月30日，中朝军停止进攻不久，美8集团军遂按“磁性战术”原则，开始以小部队，在高阳、议政府、清平川、加平、春川、麟蹄、杆城一线，进行侦察袭扰。5月4日，范佛里特又令第一线各师，均以一个齐装满员的团，配属坦克分队，在主阵地前方的7到8英里处，设置侦察基地，然后派小部队深入中朝军阵地纵深10到12英里，侦察袭扰。同时令其他部队扫荡金浦半岛，并沿交通干线向汉城东北方向推进，占领议政府和春川。
范氏还向到前线视察的李奇微建议，如中朝军近期不发动进攻，美8集团军将发动一轮大规模攻势，并得到批准。而留守西线的志19兵团和朝1军团，以前轻后重的部队配置，节节抗击敌军进攻，并不断实施小规模反击和袭扰，采取各种方式迷惑敌军。这样战至5月8日，联合国军把战线推回到高阳、水落山（议政府东南）、禾也山（清平川南）、原昌里、富平里至襄阳以北的龙浦里一线，将4月22日以来的失地恢复了一半。
而在5月6日，联司下达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作战预令，决定首先集中力量歼灭县里地区的韩3、5、9师，尔后视情况继续歼击韩11师和首都师。8日，彭总、邓华、朴一禹专门致电志3、9、19兵团和人民军前线指挥部首长，对第二阶段作战指导的几个关键问题作了指示。9日，志愿军主力完成了短暂整补，开始行动；其中，3、9兵团开始东移，39军也在昭阳江南岸地区，实施积极作战，掩护东移。

第一百六十二章 转兵东线（四）
19兵团和朝1军团，则开始在汉城正面集结兵力。5月10日，65军一个连攻占天宝山及附近高地，并坚守了三天。13日，63军进至清平川、永阳里以北赤木里地区，64军进至抱川东北机山里地区。至16日，64军191师主力进至磨石隅里，其中一个加强营前出到富坪里南梧山洞，190师一个加强营则进至清平川以西20余里的外坊里；65军也派出一个营，攻击议政府东南10余里的水落山、国赐峰；而63军188师歼清平川之敌后夺取桥梁，在北汉江南岸建立桥头堡，187师攻歼了上泉里之敌。朝1军团一部又在汉城以西佯渡汉江。
范佛里特果然上当，发动大规模攻势决心更加坚定，具体目标是攻占铁原、金化、平康“铁三角”地区，恢复“堪萨斯线”。若美8集团军贸然行事，则第二次战役结果很可能重演，朝鲜战争态势将极大有利于社会主义阵营。可李奇微老奸巨猾，根据空中侦察和地面战斗的报告，于5月12日判断，中朝军很可能随时发动一轮新攻势，尤其是“在72到96小时之内”，为此令美8集团军无限期推迟进攻，全线转入防御，以期收获后发制人的效果。
而事实正是，志3、9兵团于5月9日东移后，至15日将各突击集团隐蔽开入春川至兰田里（麟蹄西南）间的北汉江、昭阳江两岸地区；朝2、3、5军团也同时进至麟蹄及其以东地区。联司据此决定，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于16日十八时开始进攻，正好落在李奇微判断的时间段里，几乎让人怀疑联司内暗藏着美韩的奸细。
不过，李奇微对彭总的进攻方向判断是错误的，认为中朝军的主要突击力量，是位于中西部的志愿军5个军，目标是汉江下游地区；汉城方向将面临志愿军3个军和人民军1个军团的辅助攻击；而在东线，中朝军可能以5个军（军团），向春川、洪川一线实施小规模攻击。为此，李奇微将靠东线的美7师和预备队韩2师都调到中线，以加强该处兵力。东线韩军实力更为空虚。
5月16日十八时，东线中朝部队各突击集团按预定计划，在短暂炮火准备后，发起全面攻击！担负主要突击任务的是9兵团，其20军于二十四时，在九万里以东宽15公里的地段强渡昭阳江，很快突破正面韩军一线阵地。其中，曾在下碣隅里、古土里之间打击过德支队的60师178团，迅速向敌纵深猛烈穿插，沿途击溃和歼灭多股韩军，于17日七时抢占战线后25公里的后坪里、五马峙。

第一百六十二章 转兵东线（五）
60师主力随后跟进，于十七时按时进至后坪里、美山里、旺盛谷地区，切断县里地区的韩3、9师退路。联司闻之喜悦，当天就对178团通令嘉奖。与此同时，20军58师突破昭阳江后，173团于18日一时，完全占领龙浦公路以西一线高地，控制该公路交通，并于朝5军团6师会合，切断县里地区韩军东南退路，构成合围的内正面。
而27军于5月16日二十三时，由九万里、仓幕洞突破，17日三时进占桃水庵、美也洞、院巨里一线，一部攻占于论里附近地区。81师师长兼政委孙端夫，亲自率领242团2营在前穿插，不惜伤亡、不为小敌所诱，途中大小战斗10余次，9个小时前进60余公里，于17日五时提前40分钟抢占岩达洞公路两侧高地和砧桥、坊内里诸要点，切断了县里之敌在西南方面的退路。
此时，韩9师30团恰好撤来，孙端夫指挥刚进入阵地的2营，突然对敌展开攻击，将其车队打乱，迫使敌狼狈逃回县里（相当于二次战役38军突袭三所里）。至5月17日十二时，跟随行动的242团主力，也赶到砧桥、岩达洞，加固了阻击阵地。18日，联司又对81师的英勇果断，予以通令嘉奖；9兵团特别对孙师长个人予以嘉奖，记二等功一次。
27军79师也强渡昭阳江，先攻占玉山洞，随即向南先后在甲屯里、直洞、所峙里、金富里等地，歼灭或击溃多股敌军，于5月18日进至所峙里、后坪里、直洞地区。作为军预备队的80师也进至于论里地区。至此，27军已突入敌纵深20余公里，在外正面对对县里地区韩军构成半包围之势，并会同20军60师，在上南里地区，全歼韩军5个营3000余人。
3兵团进攻不利：12军突破后，主力在三巨里歼韩5师一部；但进至隐里北侧时，对当面之敌美2师一个营和法国营战斗力估计不足（原以为是韩军），连续4次猛攻，方攻破加里山敌阵。此后，他们又在扇坪遭敌顽强阻击，激战终日方才占领。31师主力迂回时被敌阻隔，至5月18日，方进至丰岩里以北及月隐洞地区，只有一个团在拂晓攻占长水院。可总体来说，该军未能完成按时迂回到丰岩里、束沙里任务，致使事先并不知晓在包围圈内的美2师和法国营逃出。
东线人民军战况是，5军团动作迅速，其6师1团于5月17日晨，攻占县里以北的贵屯里，随后坚持白昼行进，于十三时半，插至铁东里南山，与志9兵团20军60师178团会合，共同形成对内合围正面，受到联司通令嘉奖。但2军团因积雪行动困难，受阻于雪岳山地区，未能与志27军会合，完成对外合围的正面。紧跟其后的3军团（欠1师）因而改为随5军团作战，进占对岩山、琉璃峰、西林里地区。

第一百六十二章 转兵东线（六）
这样战至5月17日晚，中朝军已完成了对县里地区韩军分割穿插，切断了其退路，并构成了对敌内层包围，尚未完成对敌外层包围，美2师和法国营已撤逃，而包围圈里的韩军则溃不成军，四处逃散。范佛里特见势不妙，令位于汉城东南京安里的美3师、位于大田的韩8师迅速增援，同时令美9军右翼向东延伸，缩短美10军防御正面。
对此，彭总于5月17日一时，致电东线前线指挥员金雄、宋时轮，要求利用天候和敌混乱，不放松白昼作战的任何机会，并有计划组织军、师、团非战斗直属队，配属适当数量的战斗部队，认真搜索溃敌和武器装备。志9兵团和东线人民军2、3、5军团按此指示，继续抢占、控制县里地区韩军突围的必经要地。
5月18日晨，韩3、9师分别经龙浦、芳东里、镇东里，开始向南和东南方突围。志20军和朝5军团早有准备，立刻按预定部署，分别从东西两面向逃敌展开进攻。战至19日，县里围歼战胜利结束，中朝部队将上述两师韩军大部歼灭于县里及以南地区，并缴获全部重武器。在此期间，韩5、7师残部于18日，逃往洪川东北的城山里和横城东北的柳洞里地区；靠东海岸的韩首都师、11师，则南撤至注文津、江陵地区。
在此形势下，中朝部队继续对丰岩里、下珍富里地区之敌展开围歼。为加强右翼突击力量，志司决定将60军181师归12军指挥，投入松谷台山地区战斗。战至5月19日，12军主力前出到踏枫里、新村地区，181师也进至上下莲洞地区。担任迂回任务的12军31师主力，于20日黄昏前全部进至束沙里地区以北地区，其91团于20日晨，前出到束沙里以南的三巨里、兄弟峰。但因敌军提前撤逃，未能大量将其歼灭。
而在完成县里歼灭战后，20、27军均发生断粮情况，不得不在原地等待补充。5月20日收到有限补充后，27军占领讷吉里、判宫垈、苍村里地区，其中一个团前出到束沙里，但总体歼敌也有限。期间，朝5军团占领广院里、清道里地区，一部前出到下珍富里以北的皮木亭，共歼灭从县里地区逃出的韩3师残部700余人。朝3军团则于21日收复襄阳。
与此同时，中、西线的中朝部队也根据联司统一部署，对当面之敌展开进攻。在中线，志3兵团15军于5月17日晨，攻占沙五郎峙、双德洞、古约洞及三年洞等地，歼美2师一部。18日，他们又攻占板项里、大水洞及德田岘地区，并在大水洞将美2师38团团部及1、2营大部歼灭。但此后，美2师与陆战1师在寒溪里、也是垈里、都十里一线加强防御力度，15军未能继续突破，进一步实现战役割裂任务。

第一百六十二章 转兵东线（七）
3兵团负责实际指挥的副司令员王近山还想有所作为，即令60军179师机动到春川以东地区，加强15军突击力量，以求歼灭寒溪里及其以东之敌；但敌主力已经靠拢，无法将其撼动。这样一来，60军分别把181师调配给12军、179师调配给15军，只直接指挥180师攻击、牵制当面的美7师，使其不得东援。5月16日夜，该师攻占汗谷、塔洞、鸠岩里一线，19日又攻占洪川江以北法所里地区；但所处位置孤立，在日后撤退过程中处境艰险。
在西线，志19兵团于5月16日以四个师兵力，分别向高阳、道峰里、退溪院里、金谷里、磨石隅里、清平川、上泉里发动进攻，17日攻占上述各地，并歼敌一部。18日四时，63军渡过北汉江，占领通方山、罗山、凤尾山、508.7高地；接着在抗击敌反扑时，歼灭美军一个营和韩军三个连的大部。朝1军团也发动有限攻势，与19兵团共同牵制了西线美英军主力，保障了东线作战。
美8集团军为避免已经狼狈撤逃到九成浦里、丰岩里、仓村里、下珍富里、铁甲岭、仁邱里地区的东线韩军彻底崩溃，令美10军主力沿战线向洪川、清凉里逐次东移，屏护美英军右翼安全；令集团军预备队美3师，从汉城东南京安里迅速东援，堵塞战役缺口；令作为韩军战略预备队的韩8师，立即从大田北上增援东线，稳固防线；同时令美1军的三个师又三个旅，向西线的志19兵团展开攻击，以减轻东线压力。
就这样，美3师部队于5月19日和20日，先后运动到丰岩里、下珍富里，堵塞住战役缺口，巩固了该地区防御。韩8师也及时进入平昌、堤川一线阵地，构成了纵深防线。经过这番运作，联合国军重新形成东西相接、较为稳固的绵亘防线。而中朝部队经一个月的两次大强度作战，事先储存的那3000万斤粮食、3到5个弹药基数已全部耗尽，后来抢运上来的粮弹都快耗尽（有些部队已经断粮），再无力量重新撕开、割裂敌军，打出新的歼灭战。
更严重的情况是，美军的师、团建制部队未遭到毁灭性打击，实力尚存，随时可能发起反攻。而中朝部队后方江湖沼泽密布，雨季马上就要到来，一旦山洪暴发、道路中断，则将面临前有敌军、后无补给的险境。为此，东线志愿军主力9、3兵团的指挥员宋时轮、王近山、陶勇，于5月20日联名致电彭总等联司首长，建议如整条战线不继续发动大攻势，则东线也不要继续进攻，将主力后撤休整，寻机再战以求得主动。

第一百六十二章 转兵东线（八）
彭总接电后深受触动，于5月21日十六时致电 ，如实汇报了前线部队上述危险情况，并将东线志愿军将领的意见复述了一遍。 收到电报已是当日二十三时，于22日复电表示：“根据目前情况，收兵休整，准备再战，这个处置是正确的。”但彭总已在21日以联司名义，决定停止进攻。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作战宣告结束，中朝部队共歼敌2.3万余人。主要战果是在东线县里地区，歼韩3、9师大部，重创韩5，7师；次要战果是歼美7师、陆战一师一部。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 赞同，但彭总决定停止进攻的时间，要比 复电更早，这多少说明彭总在八路军时代就形成的专擅习气并没有得到改正。尽管因为符合自己意愿， 并未对此提出批评，但心中对这种做法怀有深切的忧虑。因为长此以往这种习气会演变为枪指挥党的极端危险情况，一旦 先去世，党内便再无制约彭总的力量。这应该也是八年后的庐山会议上毛、彭在政治上决裂的远因。
再回到当时，中朝部队一旦停止进攻，联合国军马上就会反攻，故主力必须立即后撤到安全地带休整；5月21日联司规定的休整地域是，渭川里、朔宁、文惠里、山阳里、杨口、元通里一线及其以北。但不可能前线所有部队都一走了之，那样在敌追击之下也走不了，必须有部队断后阻击。联司命令又为此要求，志愿军各兵团留一个师至一个军的兵力，按第四次战役开始时的办法，从目前位置起积极机动防御，节节阻击杀伤消耗敌人，争取时间。
具体部署是，19兵团主力转移到渭川里、涟川地区休整，留一个军或四个师从议政府、清平川一线开始，利用东豆川、抱川、机山里一线南北有利地形，逐次阻击敌军。朝1军团主力撤至开城地区休整，留一部于汶山、坡州里以南阻敌。3兵团主力撤至铁原、金化地区休整，留一个军在加平、春川（不含）一线，利用华川以北山区渐次阻击。其与19兵团的分界线为机山里、文岩里、汉滩川，线西（含线）属19兵团，线东属3兵团。
9兵团主力撤到华川、山阳里、金化（不含）以东地区休整，留一个师依托昭阳江及华川湖，不断进行阻击。其与3兵团的分界线为新延江、芝岩里、白积山、大成山，线东（含线）属9兵团，线西属3兵团。朝2、3、5军团主力回麟蹄、杨口、襄阳一线及以北地区休整，留下一到两个师在于论里、县里、西林里一线及以南机动阻击。其与9兵团的分界线为大同里、四明山及北汉江，线西（含线）属9兵团，线东属人民军。

第一百六十二章 转兵东线（九）
9兵团主力撤到华川、山阳里、金化（不含）以东地区休整，留一个师依托昭阳江及华川湖，不断进行阻击。其与3兵团的分界线为新延江、芝岩里、白积山、大成山，线东（含线）属9兵团，线西属3兵团。朝2、3、5军团主力回麟蹄、杨口、襄阳一线及以北地区休整，留下一到两个师在于论里、县里、西林里一线及以南机动阻击。其与9兵团的分界线为大同里、四明山及北汉江，线西（含线）属9兵团，线东属人民军。
为防联合国军尾追，联司的命令还规定：各部于5月23日晚统一开始向指定地区移动；负责机动防御断后的部队，必须掌握“前轻后重、配备纵深”原则，特别要加强工事减轻自身损失，尤其要严密组织和发挥炮火威力予敌最大杀伤，对位置突出之敌或有利出击情况下，应即时组织反击，每次以消灭美军一个连到一个营、韩军一个营到一个团为目标，以滞止敌进攻，争取时间以利主力部队休整。22日，志司又规定了撤退时的最后抵抗线，也就是下一战役反击线，为高台山、朔宁、秀龙山、大得峰、福柱山、巴浦里一线。
志愿军各兵团据此先后下达停止进攻、主力北移、偏师殿后的部署命令，具体内容是：19兵团以65军在议政府、清平川至涟川、文岩里以南地区殿后，令其选择有利地形，以运动防御态势逐渐向涟川地区退却，争取赢得15到20天时间。9兵团以27军一个师，于5月26日前，在自隐里、加里山、坪村里、上衣里、芝村里、华川湖、石池谷、大同里之间地区，进入防御阵地，暂定阻击一个月。之前27军主力以一部控制苍村里、梨岘、水下里一线前沿阵地进行掩护，26日晚自动撤离。
3兵团以60军在19兵团和9兵团之间的自逸里、白积山线（不含），由加平、春川一线地区开始布防，设想利用华川西南山区有利地形，节节阻击敌军。兵团同时令12、15军在现地各留一个团，掩护伤员转移。其中，15军所留的团要在加山里地区坚持到5月25日，待27军部队接替后，再开往军主力集结地域。
应该说，上述部署还是比较严密的，如果完全得到贯彻，则部队能像第四次战役第二阶段那样，有秩序地退却，等后备力量积蓄后，发动另一次进攻。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彭总在下达前线部队全面撤退命令前一小时的5月21日十五时，抢先发布了一道“优惠”39军的命令，从而引起连锁反应，最终导致后撤的志愿军秩序大乱、为敌所乘，遭遇了第二次战役中联合国军所遇到的极端不利情况。
事情是这样的：志愿军首批入朝六个军，经长期消耗大半伤了元气，其中四个军或回国或在朝鲜后方休整，未参加第五次战役。只有39、40两个军参加了第五次战役，而40军参加了第一阶段进攻后，也退往后方西海岸，警戒美军可能的登陆。这样，39军（欠一个师）就成了首批坚持前线作战最久的一个军，尽管第二阶段进攻只是在60军背后掠阵，也是相当的疲劳。彭总念其辛苦，抢先以防止道路拥挤为由，令该军提前到5月22日晚撤退。
当然，27军这两个师本身未与敌接触，先走一步不至于影响战局（彭总也是这么认为的）。可问题在于，志司为了弥补3兵团把12军借调给9兵团指挥而出现的兵力不足，临时让3兵团负责指挥39军。此时既然先撤，军长吴信泉便要跟指挥3兵团的王近山打声招呼。而这一打招呼，近山犯了本位主义的错误，于5月22日十七时在沙金鹤指挥所发出命令，让12、15、60军从当晚就开始撤退。

第一百六十二章 转兵东线（十）
王近山这么做，纯属本位主义作怪，12军的前身是中野6纵，是他一手带出来的基本部队，此时配属9兵团，已前进到偏南位置，让其早一天行动，就可以多争取一点时间，更有利于撤到相对安全的地区。而15军也属二野，军长秦基伟又跟近山是四方面军的老战友，关系比较亲密，故也一并照顾撤退。
只有60军属于一野18兵团，前身是晋冀鲁豫野战军8纵及华北野8纵，为王、秦的“老师”徐帅在山西调教出来的部队。然而，60军虽与四方面军“沾亲带故”，但毕竟不是直系；且军长韦杰虽也在二野当过纵队司令，但毕竟系出百色起义、属一方面军系统，且在入朝前才取代属四方面军的原军长张祖谅，关系疏远。不过，王近山也不是对“老师”徐帅的面子一点也不顾，因60军当时只指挥180师，特意令12、15军各留一个团加强掩护力量。
如此安排确实存在问题，但若3兵团各部事先未做撤退准备，接到通知后逐级传达再实施，实际推迟一天半天，结果倒合理完美了。然而，秦基伟早在5月21日就在日记里写道：“我判断，这次战役马上就要结束了，不能再打了，很可能马上就要撤退，所以要提前做好准备。”这位秦军长既然是这种心态，便早就把撤退路线侦察好，一接到王近山的命令，立刻把全军的步话机全部开通，亲自把一个个团长叫出来布置撤退，故迅速收拢了部队。
这还不算，秦军长为加快进度，还让军参谋长张蕴任，去后勤分队组织撤退。他们的理论是，后勤同志这也舍不得，那也舍不得扔，不仅东西保不住，人也很难脱身；遂严令人全走东西一件不带。秦基伟反应如此敏捷，跟西路军时被徐帅故意安排在临泽差点做牺牲品的经历有着重大关系（详见前文），此后便形成了如下观念：在战场上盲目信从上级者死，只有以不违背命令为前提、发挥主观能动性才能活。
所以，当作为上级的王近山命令15军可以在5月22日晚撤退，秦基伟立即行动合情合理。这跟西府战役中，西北野4纵司令员王世泰，擅自率部撤离阻击阵地，导致彭总亲自指挥的西北野主力腹背受敌，性质是完全不一样的。当然，秦军长也有做得不地道的事情，首先是未按命令留下一个团掩护伤员撤退；其次是一旦撤退就关掉电台，让上级再也无法联系到他，以至于近山没有弥补指挥失误的机会。
15军所作所为也影响到了12军，他们同样未留下一个团兵力掩护伤员，致使中路战场3兵团防区里，只有一个60军180师左推右挡，无法面面俱到，与两边9和19兵团的结合部出现了缝隙。如果美军一字平推，这还无大碍。可问题是，李奇微的“磁性战术”也很厉害，一旦看到志愿军攻势停顿，马上就会组织反攻。那样的话，志愿军防线之间缺口就会被敌所利用，反过来也打穿插包围。欲知实战中美军是否利用志愿军的失误，请看第一百六十三章《为敌所乘》。

最近事情多，更新一章后进度又跟不上了。但目前已经忙完，有了一些空闲时间，下周一有望重新更新。

由于国焘前期工作做得好，到了国际注入经费时，借助铁路流动性大，全路工人往来十分方便，再加上铁路南端是汉口，还有那里的陈潭秋、董老可提供策应，京汉铁路上的工人运动很快开展得蓬蓬勃勃。到了1923年初，成立全路工会的时机已经成熟。而全路工人力量最强的所在是郑州，这里也正好位于京汉铁路中央，各处代表往来方便，中共遂决定在郑州召开成立大会。
让中共没想到的是，北洋政府灵魂人物吴佩孚一改保护劳工的调门，不准中共开会。筹备大会的代表遂从郑州赴洛阳，向这位子玉将军交涉。子玉的态度是，成立工会可以，开会也可以，但不能在郑州开，要换地方。他的真实意思是，我的地盘我说了算，你们中共领导下的铁路工会如能听我的话，在我需要用铁路调兵运货时，助我一臂之力。那么，我就允许你们存在，也保护你们。若你们连我要你们改地址的话都不听，那就对不起了！
子玉这种态度，与不久前铁路密查员事件是分不开的。当时，子玉亲信交通总长高鸿恩要对京汉、津浦、陇海、京奉、京绥、正太六条铁路经营情况进行调查，以便改革铁路弊政。高对旧官僚的慵懒心知肚明，想来想去，把密查员人选的脑筋动到了中共身上。在他看来，中共这个愤青组织人员廉洁、有活力、肯吃苦，正好帮他完成这项使命。高某找大钊一说，大钊欣然同意，派了六名党员（其中比较著名的有何孟雄）去。不料，六党员拿了高某发给的免费车票，一路去搞铁路工运，根本不密查。子玉看来，中共只添乱不帮忙，从此对中共十分不满。
当时，中共代表若停止在郑州开会，改址改期，事情尚不至闹大。但代表们或许觉得自己翅膀硬了，可以跟军阀干一场了，遂不向上级汇报，决定依然于2月1日在郑州开会。结果，当国焘等中央代表兴冲冲来郑州，准备在“ 台前排就坐”时，却招来了郑州警察的一顿暴打，总工会牌匾也被抢走。
事情闹到这一步，中共如能暂时退让，再找关系向子玉疏通，她在北洋政府辖区内的工人组织或许还能存在。但代表们都觉得咽不下这口气，干脆来个大罢工，看看到底谁是老大？国焘被大家一鼓动，也就一同去了武汉，并下令总罢工。果然，2月4日下午开始，京汉铁路全线瘫痪。子玉一看这还了得，不镇压以后这铁路就姓共了。经过三天准备，2月7日傍晚以谈判为名开始大搜捕。幸亏国焘留了一手，没亲自去参加谈判，才保住性命一条。当晚，国焘不顾项英等多数人反对，决定忍痛复工，由此避免了更大血案的发生。但即使如此，林祥谦、施洋等多人被杀害，凡子玉地盘上的所有铁路工会都被取缔，附属工人学校、俱乐部一并封闭，刊物被禁止发行。连因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上海被租界当局封闭后，迁往北京的中共中央机关，也不得不重新秘密迁回上海。一直在武汉从事革命活动的董老和陈潭秋，同样受此牵连，被迫远走他乡避难。总之，因为和吴佩孚势力蛮干，中共最大的本钱——铁路工会基本丧失，总本钱是十去其九。
事后，陈总也觉得不对劲，询问国焘能否避免这次损失？正当国焘担心被追究责任时，马林却站出来称许国焘。他认为，国焘促成罢工和罢工遭镇压后迅速退却，都是正确的。中共中央就此判定国焘无错。马林与国焘个人关系并不友好，这次国焘冒冒失失赔掉了中共刚刚攒起来的大部分本钱，他为何出来为国焘解围？预知详情，请看第二章《中山容共》。
当然，在本章结束时，笔者还要做点总结。那就是，从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理论出发，中共是个早产儿，是被共产国际催熟的早产儿。由于早产，所以中共自身体弱，不得不长期依附苏联。这种不正常关系，直到1959年以后才完全消失。

翻开中共建国后一批副总理级干部的履历，在五卅期间入党入团的比比皆是。如薄一波在太原读书参加五卅运动后，于1925年秋加入青年团，同年12月转为中共党员。许光达1925年5月在长沙读书时，加入青年团，参加五卅运动后，于同年9月转为党员。陆定一在上海读书参加五卅运动后，于1925年秋加入青年团，同年冬转为中共党员。陈云在上海做店员参加五卅运动后，于1925年8月秋加入中共。王明在武汉读书参加五卅运动后，于1925年10月加入中共。黄克诚参加五卅运动后，于1925年10月加入中共。乌兰夫在归绥（今呼和浩特）领导声援五卅运动后，于同年9月加入中共。至于像《刑场上的婚礼》女主角陈铁军那样的新生代愤青，通过五卅运动靠近中共，经过组织考验后于次年入党的事例，更是不胜枚举。
虽然五卅运动因上海商人妥协，经过三个月的斗争，并没能取得重大胜利。但为声援五卅运动举行的省港大罢工，却持续了16个月，直到北伐开始，才于1926年10月宣布结束。在省港大罢工中，中共领导的工人纠察队为了窒息香港经济，迫使英帝国主义低头，对千里海岸线实行封锁，成为广东事实上的第二政府。国民政府因能从中获得税收好处，也容忍了这种局面。一批中共干部借此积累了宝贵的行政经验。以上事实充分说明，这一时期英帝国主义的傲慢凶残，是中共群众基础得以迅速壮大的重要原因。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人民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确实是被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逼出来的。
从这时侯开始，中共初具了一个大型政党的规模。较为充沛的人手，使她不必每次只集中精神干一件事；而是既能进行组织建设，又能处理与国民党关系、与国际关系；既能领导工运、学运，又能领导农运、兵运。边远省份的党组织，也是从那时开始建立起来的。而对中共未来前途最为重要的有两件事，其一是初步构建起中共军事力量基础，其二为开办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为开展农民运动培养骨干。
中共最早涉足军事，开始直接掌握武装力量，是在中山离开广州北上前夕的1924年11月。可能是作为接受苏联军援的交换条件，当然也只有中共党员才能胜任做政治工作，留法归来的中共党员周恩来（以后简称总理），被任命为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同时，中山还批准成立了大元帅府铁甲车队，所属成员的配备和调动，都完全由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陈总长子）和作为区委军事部长的总理决定，队长、副队长、政治教官、军事教官，全是清一色的中共党员。
到了1925年，中共又双管齐下。一方面，从旧军队里发展了一些有理想、有报国之志的军人新老愤青入党。其中，陆续加入中共并在日后军事斗争中起到重大作用的有：前滇军将领朱德（以后简称老总）、川军将领刘伯承（以后简称刘帅）、中山嫡系大元帅府将领叶剑英（以后简称叶帅）和叶挺、粤军将领张云逸等。另一方面，推荐了一批有军人潜质的青年党团员，进入黄埔军校学习军事或充当教官。日后较为著名的有：林彪（鉴于他在中共军事斗争中立下的卓越贡献，以后尊称林总）、徐向前（以后简称徐总）、聂荣臻（以后简称荣臻）、陈赓、周士弟、许继慎、曾中生、许光达等。以上这点小的可怜的军事本钱，成为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共维持不绝如缕的生命和重新步入辉煌的本钱。
中共致力于农民运动，是从彭湃在家乡海陆丰的实践开始的。到1924年7月3日，经彭湃向国民党申请，第一期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正式开学。到1926年9月，共办了六期，培训学员的总数近千人。这些学员在大革命时期波澜壮阔的农运中，成为了起关键作用的火种，为日后农民运动加军事斗争的中共夺取政权模式，奠定了初步基础。
随着中共力量的壮大，党内因权力分配而形成派系，便成为不可否认的事实。本来，中共只有在陈总领导下的国内工作者一个大系，大钊、国焘、 、董老诸人都属于这一系。但国际出于提升中共干部素质与加强对中共控制两方面考虑，通过对中共旅欧（主要是旅法）支部党员的考察，选送一部分个人素质较高的党员，赴莫斯科接受系统培训，然后送回中国担任中共的中高级职务。于是，中共的一个新派系——旅法系就此诞生。旅法系从开始到终结，精神领袖始终都是总理，重要成员有赵世炎、陈总二个儿子延年、乔年、和森、向警予（和森之妻）、李富春（和森妹夫）、聂荣臻、陈毅、小平等。老总在此期间游学德、法，加入了旅欧支部，也可以看作是旅法系成员。旅法系在中共以后发展历程里，一直起着较为重要的作用，而且在 逝世以后，由其成员小平担任了二代领导层核心。至于留苏系，当时人丁还不兴旺，即使算上因替国际工作的太雷、秋白，也不过少奇、任弼时（以后简称弼时）、肖劲光等寥寥数人。其后一度掌握中央领导权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这时还没踏上苏联国土呢。
中共在飞速发展，国民党又在干什么呢？国民党此时正陷入中山逝世后的权力斗争当中，想重新形成中山这样的领导核心，一需要时间，二必须得到鲍使支持（即苏联支持）。国民党要员在争夺领导权之前，还得先解决广州政权的内忧外患。所谓外患，即盘踞东江地区的陈逆军队。通过第一次东征，陈逆军队被赶出东江地区，被迫逃往福建境内。而所谓内忧，则是同驻广州的、属于盟友性质的滇军杨希闵部和桂军刘震寰部。尽管他们是驱逐陈逆出广州、迎回中山的主力军，但因他们垄断了广州财源，影响国民党力量发展。所以，在鲍使策划下，国民党人决计消灭他们。6月13日，中山逝世不过三个月，许崇智的粤军和老蒋的黄埔学生军，从东江回师广州，向杨刘军队发起了进攻。杨刘军队不堪一击，稍一接触便作鸟兽散。
安定了后方，国民党便于7月1日成立国民政府，在鲍使看来更为左倾、也就是更为亲苏亲共的汪精卫（由于此人最后成为头号汉奸，以后简称汪奸）担任 ，他和原代理大元帅胡汉民、湘军司令谭延凯、许崇智、林森，共同组成国民政府常委会。鲍使则被聘为高等顾问，暗中在幕后操纵政局。但这样的局面没能维持多久，国民党核心层就出现了严重内斗。8月20日，国民党左派代表人物、国民政府十六名委员之一、财政部长、黄埔军校党代表廖仲恺，在国民党中央党部门口遇刺身亡。
刺廖案的内情，直到现在依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鉴于笔者叙述的是中共党史而非中国国民党党史，在这里只评述其对国民党内部整合的影响。廖仲恺之死，给用革命暴力对付反革命暴力的列宁主义理论，作了生动的诠释。鲍使抓住时机，积极向国民党“推销”这一理论，倡议建立革命专政政权，各怀目的的汪奸、老蒋和崇智都比表示赞同。于是，鲍使提议由这三人组成一个特别委员会处理廖案，掌握广东政府实权。原先的重量级人物胡汉民，则因对苏联态度暧昧，则被怀疑为刺廖的幕后黑手，不久便在鲍使策划下，以考察为名被放逐到了苏联。

这就是总理在1943年所说第二次大退让（也就是军事上大让步）真相。稍有辨别能力者都可以看出，和第一次大退让不同，陈总这次并未退让，他是替苏联和国际、布氏和鲍使背黑锅。陈总真正的错误在于，他既然不愿意把中央迁往广州，而因为省港大罢工也无法迁往毗邻的香港，就应该向国际申请架设沟通沪粤两地的大功率秘密电台，从而保持与国民党政治中心信息交流的畅通。如果有此条件，那么以陈总的火爆脾气，倒是有可能采纳 献策，搞广州个天翻地覆。日后，国际即使追究起来，也已是木已成舟（老蒋就是这样干的）。那样的话，不管中共日后依然要经受多少磨难，至少老蒋这股势力被扼杀在了摇篮里，而该股势力因为系出中山嫡传，具有很强的正统性和号召力，所以，在反动力量中的综合能力最强，日后也最难对付。
但还是那句老话，历史不容假设。历史是老蒋在又得到一船苏联军火，站稳脚跟后没几天，就于5月15日召开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要迫使中共作出第三次大退让了。老蒋这次使出的杀手锏是整理党务案，其主要内容为：加入国民党的中共党员，在国民党中央、省、特别市任执行委员里的数额，不得超过总数三分之一；中共党员不得担任国民党中央的部长；中共须将加入国民党的中共党员名单，交国民党中央 保存；中共对参加国民党的中共党员指示，须事先提交国共两党联席会议通过，方能下达；国民党员不得加入中共等。
从中共方面来看，老蒋这次搞的又是突然袭击，他们是在5月15日才看到整理党务案全文的。而站在鲍使角度，他应该早就知情，甚至该提案可能就是他和老蒋讨价还价的结果。因为鲍使在5月14日，特意要求国焘和平山去拜访老蒋和张静江，保证中共对第二天会议内容并不知情，届时也不会做出贴标语、游行等反对该次会议举动。而事后，在包括 、总理在内的中共在广州党员纷纷反对整理党务案时，又是鲍使为该提案百般辩解，说什么“不被驱逐出广东，就仍有胜利的机会”、“中共实际损失不过减少了委员数和不能当部长”、“交出名单和审查训令只是国民党的一厢情愿，中共可以在联系会议上提出异议”（这一点鲍使倒是讲对了，后来在国共合作期间，国民党果然没能如愿）、“国共将来是要分家，但要等到打到北京以后”等等。
据笔者分析，鲍使同意老蒋提出整理党务案，并积极迫使中共接受，是与老蒋的政治交易，所索取的回报是老蒋承诺立刻出师北伐。苏联勒紧国内人民裤腰带，却把军火一船一船往广州运，金卢布一笔一笔往广州汇。目的既不是让国民党偏安华南一隅，也不是让国民党做好中共“保姆”，把中共培养大。它的目的明显在于尽速扶植国民党，促其挥军北伐，消灭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诸北洋军阀势力，掌控全国政权，从而成为苏联在华利益代言人。鲍使在“中山舰事件”之前回苏联述职，目的之一应该就是领受促成国民党北伐的新任务；在事件之后来广州执行“保蒋弃汪”战略，目的仍在尽快促成国民党北伐。所以，鲍使要老蒋立即北伐，老蒋顺势要求先整理党务，以安定国民党内部时，他非但没有理由反对，反而会积极推动。
当然，这样极端自私自利的动机，鲍使和苏联是羞于也不敢跟中共明说的。倚仗着对马列主义理论的垄断，他们发明了一种用于忽悠中共的“二次革命论”。即认为中国当时资本主义不发达，工人阶级力量弱小、觉悟幼稚，而资产阶级力量比工人雄厚、比农民集中。因此，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只能是资产阶级作为领导、联合无产阶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第一次革命胜利以后，只能是资产阶级坐天下，发展资本主义，无产阶级只能获得若干自由和扩大自己能力的机会。等到中国的资本主义发达了，工人阶级力量强大了，无产阶级才能发动第二次革命，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政权。按此理论，当时属于第一次革命阶段，中共就应为国民党充当“苦力”，而不应有非分之想。
鲍使祭出“二次革命理论”的法宝后，国焘及随后赶来的彭述之，不得不想方设法让参加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的中共党团接受整理党务案。彭述之唱红脸，也说不可接受该提案，但自己不提对策，对别人的对策一概否认。国焘唱白脸，在讨论到第七天时，宣布进行签字表决。由于担心个人前途，除 之外的绝大多数讨论者都签字同意接受，整理党务案便宣告生效。老蒋借此法案乘胜追击，自己取代谭平山担任组织部长且兼任军人部长不说，还把张静江捧上了国民党中央执委会 宝座。此外， 辞代理宣传部长，林老辞农民部长，中共在国民党内权力尽失。总理所说的第三次退让，即党务上大让步，终于成为现实。
在此之前，国焘其实也看出问题症结所在，他曾向鲍使郑重建议，苏联是否也能向中共提供一些武器援助，只要轮船到达工人纠察队控制的港口，后面一切问题中共都能解决。鲍使显然有所触动，但思考了一阵，想想这可能激怒老蒋，使北伐流产，便口称时机不成熟，待日后再议。中共大举建设自己军事力量的构想，仅露了个头就无疾而终。
第三次退让的消息传到上海中央，陈总自然无计可施，只是重复声称退出国民党这种弃妇一哭二闹三上吊的套路。但经国际领导人布哈林在《真理报》上撰文批评，维使亲自再来上海纠正，陈总很快就噤若寒蝉，不再反抗了。明眼人不难看出，这次就算陈总本人在广州，结果也是一样。因为党务让步是鲍使与老蒋商量好的政治交易，事关苏联和国民党合作基础，任何力量都无法使之改变。
纵观所谓陈总在三次大退让中执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问题，笔者以为纯属子虚乌有。他的真正问题在于：在中共借国民党之势已成长为全国性大党情况下，明知身处两难境地，不思发挥主观能动性，去主动忽悠国际，为中共争利。只是一味死抱着不可能实现的“退出国民党，实现党外合作”信条，无所作为。所以，陈总错误是不作为的错误，尽管对党的危害也很大，但定性必须清楚，该负的责任由他来负，不该戴的帽子绝对不能套在他头上。此外，陈总本是“二次革命论”受害者，却不料，在日后中共党史中一度成了“二次革命论”发明者，那倒是真正的冤哉枉也！
再回到当时。老蒋在党和个人要求都得到满足以后，于1926年7月4日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名义颁布北伐动员令，既为了向全中国最高统治者权力宝座攀登，顺便也兑现向苏联许下的承诺。而面对这一新形势，中共和陈总又是什么态度呢？请看第五章《北伐革命》。
在结束本章之时，笔者还想再谈谈倒霉的李代局长。李之龙同志年不过27岁，仅凭烟台海军学校学历和中共党员政治背景，就一步登天当上了海军局代局长。一时间，这位年轻英俊的大红人，成了无数广州少女心中偶像，真是风流潇洒得很。然而老子说得好，福兮祸所伏。别人无缘无故给李同志一个大馅饼，是暗藏陷阱的。果然，上任不过八天，做好的套就套上了脖子。李同志错不在白天离开办公室（因工作外出也是不可避免的），错就错在晚上到家见文件就签发。须知调动军舰这等大事，应该及时向上级请示，有延年、总理把关， 分析，这个套应该不会钻进去。再不济也该以问候校长、教育长为名，向老蒋、演达核实一下，一切就会真相大白。当然，老蒋想要夺权必然还会寻找其他借口，李同志海军代局长宝座肯定无法久坐。但那样也顶多像 那样，光明正大地辞职，日后仍能参加土地革命、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如果不倒在漫漫革命征途之上，人民共和国海军司令一职恐水到渠成。即使倒在革命征途上，也至少能入忠烈祠，不会像现在这样成为国共双方都不待见的孤魂野鬼。所以，遇到无功受禄之事千万不能得意忘形，要有危机意识，要做事谨慎。无论动荡年代参加革命，还是和平年代参加工作，都是至理名言。

起义军于26日攻占瑞金，30日向驻扎在瑞金南60里会昌的钱部主力进攻。作为参谋长，刘帅拟定的作战计划是，以贺帅第20军在正面与钱部交战，以叶挺第11军从右翼包抄侧击。但刘帅对当地地理不熟，又没来得及组织侦查，包抄要走的小路里程超过150华里，比预计的超过40多里。结果，贺帅部受到极大压力，被迫后撤。等叶挺部最终赶到战场时，钱部已能把正面部队调来加强其受攻击的左翼，奇袭变成了强攻。双方带兵官都是黄埔毕业生，本来的好朋友成为战场上敌对者，双方边骂边流泪边拼杀（这种情况以后还会多次发生）。最后，还是叶挺部意志力更胜一筹，终于在会昌城外击溃钱部，歼敌6000人，但自己也付出伤亡2000人代价。刘帅为此引以为鉴，以后带兵作战很注意战前观察地形。即便如此，在挺进大别山时，依然又有过百密一疏的重大过失。
起义军因胜利而获得了战场打扫权，共缴获枪械2500多支。至此，因陈总不作为，没有借国际“五月指示”大旗，训练工农徒手兵，而产生的人少枪多矛盾显现无余。总理等人也有认识，他们在瑞金进行了短暂休整，在吸收贺帅入党同时，商讨了后续战略。其中一种意见，就是以瑞金、长汀一带为根据地，分兵略取潮汕地区。如果这一策略被执行，则中央苏区将提前四年诞生，红军起点肯定会高出许多。但可惜的是，总理、国焘这班人脑子里还是以城市为中心的暴动模式，还是宁可相信苏联援助而不相信中国农民力量。讨论良久，依然决定取道福建长汀、上杭，再顺汀江、韩江而下，前往潮汕地区。
与此同时，被八七会议寄予厚望的秋收起义，在9月上旬，陆续在湘鄂赣粤四省打响。按时间顺序，先后进行了鄂南、湘赣边界、江西莲花、海陆丰、琼崖、黄麻等一系列等规模大小不一的起义。其中，润之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是中国革命找到以农村包围城市正确道路的关键一役；黄麻起义催生了鄂豫皖根据地和强大的红四方面军；琼崖起义所形成的坚持到1950年的琼崖革命根据地，对最终解放海南岛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可以说，这些起义都具有深远历史意义。但由于没有像南起那样，有强大正规军支持，所以，起义很快或失败或转入低潮，在当时以秋白为首临时中央眼里，全属虎头蛇尾之举。即便如润之那样的深谋远虑之举，在他们眼里无异于消极逃跑同义词。于是，已迁回上海的临时中央，只能依旧把希望寄托在移往潮汕的南起部队上，命令太雷前往汕头，宣布改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为苏维埃，将起义军调驻海陆丰，会合那里的农民，改编成工农红军。
9月22日，南起部队占领广东大埔县境三河坝，决定留下叶挺部第25师2500人驻守。主力部队继续南进，于23日进入潮州、汕头，终于实现了南进潮汕的战略目标。但是，一心要做“南粤王”的李济深，十分担心起义军会在潮汕就地做活，然后在苏联军事援助下，赶他出广州。于是，他增派陈济棠、薛岳率三个师1.5万人组成东路军，由河源东进潮汕，寻求与起义军决战。同时，未受打击的黄部9000人经丰顺南下，通过威胁潮汕来牵制起义军。遭受严重打击的钱残部，则负责牵制三河坝第25军。为巩固潮汕根据地，起义军也集中主力6500人（没有后备军的恶果）西进汤坑前线，希望能像会昌战斗那样一战而胜之。
就在决战前夕，太雷衔中央之命赶到汕头，与总理他们会合。但他带来的是起义军领导们全都降级使用的消息，是基本否定起义军战略的决定（不管否定得有理还是无理），是告诉起义军苏援不会来了。关键时刻，鼓劲还是泄气，不问可知。当然即使鼓劲，汤坑决战也胜不了，因为兵力对比是6500对15000。果然，打到9月30日，起义军损失2000多人，无力再战，只能向潮汕中心地带撤退。就在同一天，黄部已经攻到潮州，留守的20军第3师势单力薄，且当地人民又没有发动起来，故不得不和革命委员会一同西撤。10月3日，两股撤退队伍在流沙会合，总理终于向全军（包括随军行动的国民党左派成员）宣布：放弃国民党旗帜，改打苏维埃旗帜，并向海陆丰撤退。这一宣布使军心更为动摇，很快在遭遇敌东路军再次攻击时，全军溃散，只有1300人陆续进入海陆丰。不过，真正在战场上牺牲的人很少，他们中大多数人都像电视剧《借枪》中虚构人物熊阔海那样，潜回家乡，踏上重新寻找党组织的漫漫征途。
留守三河坝的第25军，也在钱残部压迫下，向潮汕中心地区转移。他们在10月5日，遇到从潮州撤出的第3师一部，得知了起义失败消息，一时间无处可去，人心涣散。负责临时指挥这支部队的老总，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在不断减员的情况下，终于成建制保住了这支队伍。他们的事迹将在下一章详细叙述。
至此，持续了三个月的南起基本失败。这场起义失败主要原因有三条：一是在没有及时稳固根据地依托情况下，多次选择同敌军展开决战，存在明显军事冒险倾向。因为没有后备兵员补充，尽管打胜了个别决战，但极大消耗了自身实力。当实力消耗到一定程度后，量变转成质变，突然崩溃。二是选择根据地时主观性强，没有选择各路新军阀鞭长莫及、非其短期内必争的瑞金地区，而非要虎口夺食，攻略对广东新军阀生死攸关的潮汕地区。致使本来可以推迟的决战，在很不利于革命力量的时间和地点发生。三是对已经受到革命影响的旧军队，找不到思想改造方法，结果导致一部分旧军队很快叛变逃跑（万幸的是，总算没有临阵倒戈）。当时一位参加起义的年轻军官，显然对所经历的起义有着切身体会。当十八年以后，他自己作为军事主官去新区开展军事政治斗争时，就毅然抵制了没有类似体会的政治主官错误决策，在未建立稳固根据地时坚决不与敌决战。结果经过几年努力，利用根据地雄厚资源，把从多个老根据地过来的杂牌队伍，打造成了百战百胜的威武雄师。
不过，当时中共并无什么威武雄师，有的只是一大群匆匆逃难的落魄之士。以总理为首一干领导，因为有革命经费支持，很快化装回到了上海。罗、瞿早就想好“甄别”这班铩羽而归战友的办法了。在11月11日召开中央扩大会议上，他们提出了不间断革命理论，据此判定南起失败原因是继续打国民党旗帜。为此，撤销了国焘、立三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把他们降为普通党员。而平山下场更惨，连党籍都被开除，到革命胜利时以民主人士身份，与中共相见。只有总理诚恳检讨，表示坚决拥护八七会议精神，而临时中央也需要肯干事之人，所以不降反升，又被选为政治局委员（总理政治不倒翁身涯自此开始）。有资格叫板的中共领袖或罢黜或归顺，秋白全党领袖地位暂得巩固，但其时中共面临的形势却越来越险恶。为了快出政绩，遏止革命形势滑坡，罗使和秋白必须策动新的武装暴动。欲知他们努力能否如愿，请看第九章《星星之火》。
在结束本章之前，笔者要驳斥近年来流行的一个观点，说什么大革命失败后，看到农村包围城市路径的中共领袖有很多，所谓润之独立走出这条新路纯属杜撰。如果真是这样，那就试问总理他们率领坚强的叶贺铁军，来到未来中央苏区核心，为什么只是动一下心，仍旧不顾而去呢？可见知易行难，尽管中共已经把农运搞得如火如荼，尽管国际在“五月指示”里已经指出农民对革命的重要性，但真正要下决心把革命之根扎在农村，依然很难很难。二战初期，苏联看到德国集中使用装甲部队威力，便也想如法炮制，但等在实战中跟德国一交战，却根本不是对手。原因在于，集中使用装甲部队作为概念接受起来不算难，但要落到实处则会有很多困难需要解决。意念不坚定者，往往会在遭遇困难时知难而退。而在中共这里，只有润之一人坚持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信念，并不断解决革命过程中困难，最终取得胜利。所以，说润之开创了第三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新模式，并非溢美之词，而是恰如其分的正确评价。

第五章 北伐革命
照中共党史标准观点，中共对1926年7月开始的北伐战争坚决拥护、积极参与。这种说法针对北伐战争进展到如火如荼阶段是对的，但如果也包括北伐战争发动期就不那么正确了。因为在那段时间，陈总竟然公开撰文反对北伐。
事情得从北伐开始前，国民革命军最重要的苏联顾问加仑将军的奇怪举动说起。他竟然问中共广州区委领导（依然是延年和总理）：“在北伐中，是帮助蒋介石呢，还是削弱蒋介石？”广州区委无法回答，遂派总理去上海向中央请示。其实，加仑的举动是与鲍使下一步图谋有着重大关联。鲍使先被老蒋发动“中山舰事件”打了个措手不及，后为了促成北伐，不得不逼中共接受老蒋的整理党务案，内心里对老蒋根本不信任。他想的是，在北伐中改变革命阵营与老蒋势力的力量对比，瞅准时机也发动一个革命的“三二0”，打倒老蒋。
鲍使既有此意图本该跟陈总明讲，而不应通过加仑打哑谜，但他刚刚强压中共就范，也许为维护领导形象羞于出口。这哑谜一打，陈总就摸不着头脑了。当时他还在病中，思维也不够敏捷，就干脆叫陪同总理一起来的国焘召集会议，进行讨论。已进化成“幼奸小猾”的国焘同样摸不着加仑底牌，便干脆打起了哈哈，说北伐中的方针就是：“反对蒋介石，也是不反对蒋介石”。对加仑的询问来了个不了了之。
陈总病好之后，寻思起加仑的态度，似乎觉得苏联和国际也不赞成北伐。而他信奉马克思主义在欧洲革命的公式“宣传——组织——暴动”，也从心底里认为北伐这样军事行动只是军阀对战而非革命。这就构成了他反对北伐的第一个层次原因。陈总反对北伐的第二个层次原因是，他根据国民革命军能投入北伐战场的兵力只有六、七万人，与子玉、孙传芳各拥兵20万相比力量悬殊的客观实际，认为老蒋发动北伐，肯定会输得一败涂地，根本无军事可行性。有可能倒是，老蒋在模仿当年中山以北伐为名收兵权的做法，把北伐当做消灭广东异己力量的幌子，这异己力量可能就是中共。陈总反对北伐的第三个层次原因是，对国际“二次革命论”不满，认为中共既然在这次革命中无法取得政权，也就无须为国民党做“苦力”。
陈总这些想法，还得到了与苏联意愿略有分歧的国际代表维使的支持。他胆子一大，便在中共机关刊物《向导》上公开撰文反对北伐。一石激起千重浪，国民党方面老蒋反对自不必说，那些本来同情中共的中派和偏右倾些的左派，也纷纷指责陈总的不是。张静江亲自抗议，要陈总收回看法，却遭陈总在《向导》公开复信批驳，闹得收不了场。
对于陈总这种做法，中共内部也有不少人不同意，中央局委员里，国焘和秋白就赞成北伐。只不过，陈总仗着家长制威风（这点后来党史倒没冤枉他）拍桌大骂国焘，国焘不敢回骂，反对北伐的动议才被通过。以动议为依据，中共签发了一系列中央通告，指示中共党员只做民众工作，不从事军事工作，不参加北伐占领区新政府。已经参加的必须退出，否则开除党籍。陈总还赤裸裸地讲出了这样做的目的：不替国民党做“苦力”，不让国民党右派强大到足以威胁中共生存的程度。
陈总这样做到底对不对呢？笔者觉得，陈总这次对形势的判断很有前瞻性。但错误在于，北伐统一是全国人民共同心愿，属于大是大非历史潮流性质的问题。即使可能对中共不利，也只能在心里想，而不能在嘴上说，更不能逆潮流而动，不肯出力。正确做法应该是积极拥护北伐，主动参与进去，然后设法从中多捞点实利，能捞多少是多少。在不易被发觉情况下，能给老蒋使绊子就给老蒋使绊子，以此缩小国共间实力差距，以图后举。如果能有后来的认识觉悟，那就索性拉一部分军事干部，“坑蒙拐骗”一部分武器，到两湖基本条件好的农村去，提前组建红军和农村根据地，增加与老蒋对抗筹码（当然，以农村包围城市革命路线是付出了血的代价，才在润之推动下确立的，此时陈总不可能先知先觉）。
而在当时，陈总采取的策略只是把希望寄托在老蒋发动北伐失败下台，从而验证自己先见之明，进一步维护家长制权威上。但事与愿违，北伐出师仅仅四个月，即彻底打垮了吴佩孚集团，拿下武昌，令陈总是大跌眼镜。那么，国民革命北伐军何以能以弱胜强呢？尽管我们所述不是国民党党史，但因北伐与中共关联密切，仍必须拿出一定篇幅，加以说明。
北伐是从援助湖南省防军第4师唐生智部拉开序幕的。唐借助湖南民众倒赵（湖南督军赵恒惕）风潮，起兵反赵，欲图取赵而代之。尽管他占领了长沙、岳阳，宣布就任代理省长，但赵的主子子玉立刻派重兵反攻。战至1926年5月初，唐力不能支，放弃长沙退守衡阳，正式宣布归附广东国民政府。当时，广西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三人集团已加入国民政府，所部被编为第7军。于是，老蒋一面把唐部编为第8军，一面派第7、第4两军入湘援唐。6月5日，国民革命军击溃当面之敌，进占攸县，取得援唐战争胜利，并打开了北伐通道。
休整了一月以后，北伐军第4、7、8三个军以衡阳为基地进攻长沙，仅仅几天工夫就于7月11日进入长沙。又过一个月，贵州地方军队也归顺国民政府，被编为第9、10两军。老蒋遂于8月12日，在长沙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对孙传芳的江西取守势，而以主力直趋子玉据守的武汉。此后，第4军于8月19日占领平江，第8军至8月22日连克岳阳、通城、羊楼司诸地，攻入湖北境内。子玉见局势危急，亲率主力从直隶南口（今北京市昌平区南口镇）南下增援，于8月25日抵达汉口。但北伐军第4军就在次日，向奉命死守汀泗桥的万余名吴军发动攻击。激战一昼夜至27日，吴军大败，被俘2400人。子玉纠合亲率的主力与从汀泗桥败退下来的溃兵共2万余人，决心死守贺胜桥。而北伐军第4、7军不给他喘息时间，于8月29日打响贺胜桥战役。至30日上午，北伐军获得决定性胜利，俘敌3500人。
这以后，北伐军于9月6、7日先后攻下汉阳和汉口，子玉留下2万人死守武昌，自己逃往河南信阳。而北伐军经过四十多天围攻，终于迫使武昌守军在辛亥革命第十五周年纪念日——10月10日献城投降。到了这个时候，吴佩孚集团基本覆灭，再也没人会认为北伐会失败，陈总的有色眼镜终于摔得粉碎。
北伐何以能以少胜多，历史学家对此做了种种分析：有人认为，国民革命军解决了为谁而战的问题，军队士气高涨、作战勇敢，是为士气说。有人认为，国民政府采取联络张作霖夹攻子玉、争取孙传芳中立的远交近攻策略，是为策略说。有人认为，中共动员沿线民众，为国民革命军带路、送情报、抬伤员，是为民众支持说。有人认为，老蒋采用银弹攻势，收买了一部分北洋军阀将领，是为收买说。有人认为，苏联顾问带来了先进战略战术，是为顾问说。
北伐胜利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上述各种原因肯定都起了作用。但笔者要说的是，导致胜利的决定性因素，是老蒋用日本步兵操典训练士兵，从而无意引发了中国战场的一次军事革命。这次军事革命是什么呢？就是步枪瞄准技术。原来，中国军队自从引进步枪以后，一直没有强调要瞄准射击，士兵上阵向来是胡乱射击，一旦子弹打完对手不溃退，那就自行溃退。也许有人会说，连猎人使用猎枪都知道瞄准，士兵真有这么傻吗？在这里笔者要指出的是，猎人知道瞄准是因为有两大动力。第一是生命安全动力，不瞄准可能会被豺狼虎豹吞噬。第二是经济利益动力，不瞄准打不到猎物，会没有经济来源，消耗子弹，会浪费经济资源。而雇佣兵打仗是例行公事，打死敌军不能证明是自己所打，拿不到奖金。反过来，只要不是一对一决斗，打不死敌军也不至于危及自己生命。所以，人一懒也就蹉跎过去了。当然，个别无师自通的神枪手还是极受欢迎的。记得电影《从奴隶到将军》里的罗宵（原形是新四军将领罗炳辉），在旧军队里因为枪打得准，他的连长叫所有士兵给他一个人装子弹。
中国近代战史也充分证明了北伐前中国军队胡乱放枪的真实性。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清朝陆军与强调瞄准射击的日军战斗，打一仗败一仗。义和团运动中，董福祥一万多甘军手执后膛步枪攻打东交民巷外国使馆区，打了几个月也没打下任何一个使馆。而在内战中，1920年直皖大战，双方共出动20多万士兵，消耗子弹上千万发。最终分出胜负时，双方一共伤亡二百多人，真正战死的仅几十人。这样打仗，其实就是比谁的子弹多，抗得住打。谁的子弹先打光，谁就输掉战争，丧失地盘和权力。

友仁对中共方面说，可以让英租界里中共地下党员诱使印度巡捕离开岗位，使英租界成为一座空城，然后先群众冲击后军警接管。中共采纳其意见，当晚派租界地下党员备酒宴离间印度巡捕。印度巡捕当然不会为英帝国主义做替死鬼，当即全体跟着地下党员躲到华界安全场所去了。等第二天（1月5日），立三、少奇带几十万群众来冲击英租界时，根本就是如入无人之境，很快占领了英租界。
消息传到九江，九江群众在中共领导下如法炮制，于1月6日挤在英租界边上寻衅。当地英帝国主义者来不及向汉口方面吸取经验教训，依然按 惯派水兵干预，打死打伤工人多名，结果当然是激化矛盾。这里的英租界地盘更小、武装更弱，勉强支撑了两天，就不得不照汉口先例，向赶来处理事态的演达表示，愿把租界暂交中国军警管理。
英帝国主义连丢两个租界当然不服，他们再找友仁交涉归还租界事宜。友仁搬出国际法引经据典，说因印度巡捕离开岗位，造成英国自动放弃租界事实，现已派中国军警接收管理。双方僵持到2月19日，英帝国主义发现全中国斗争矛头都对准他们，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为防引火烧身，全默不作声、袖手旁观，不禁也担心再闹下去会丧失更大利益，便被迫签字承认中国人民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的事实。国共双方在收回英租界的斗争中，要力量有力量，要策略讲策略，取得无后遗症胜利，开废除不平等条约先河，大涨了中国人民志气！
大革命的第二个矛头对准了地主。中共农运由彭湃在海陆丰率先掀起，大革命之前，也在两湖、浙江、江西、广西等地，展开过一定规模的减租减息运动。但不是被当地反动政府取缔，就是遭到地主们自发的镇压，一直没有形成燎原之势。然而，北伐军对两湖实行军事占领以后，形势就不同了。随着作为地主们旧靠山的北洋地方政府轰然倒塌，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培训出来的中共党员们，迅速活跃在乡野田间，组织农民协会，鼓动农民起来同地主作斗争。一旦失去了政府法律保护，人多势众的贫穷一方必然压倒势单力薄的富裕一方，农民协会便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壮大起来。其中，湖南省1926年11月初农协会员发展到130万人，而1927年5月激增到600万人。湖北省农运开展得略晚，1926年11月，农会会员也有20万人，到1927年5、6月间达到284万人。同期江西也有农会会员5万人。在湘鄂赣农民运动带动下，广东、河南、陕西、安徽、四川、福建、浙江、江苏、河北、山东、广西、热河、察哈尔、绥远等省份也出现了农民运动。到1927年6月，全国农会会员发展到近千万人。
农会一旦取得农村话语权和控制权，便要应农民的呼声，提出政治、经济、文化诸多方面诉求。政治诉求是打倒土豪劣绅，建立农民武装；经济诉求是减租减息，谷米阻断，强迫地主修理道路、塘坝；文化诉求是破坏旧习俗，禁止赌博吸鸦片。这些诉求的具体内容，润之在一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已经写得十分详细，大家上网一搜就可读到。但应该指出的是，润之虽然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但还是对革命用了点春秋笔法，有些过火之事并未和盘托出。笔者在这里就讲点证据确凿的过火行为，也好让大家切实知道一下革命为什么不是请客吃饭。
最过火的行为莫过于处死叶德辉了。此人系前清遗老、国内名儒，还是著名甲骨文大师王国维的老师，本算不上土豪劣绅。偏偏他不识时务，给湖南省农会送去一幅对联。上联是“农运长久，稻粱菽麦黍稷，一般杂种”，下联是“会场广阔，马牛羊鸡犬彘，都是畜生”，横批是“斌卡尖傀”。上下联好理解，是骂农会“杂种”、“畜生”，横批又是什么意思呢？原来，把四字拆开就是“不文不武、不上不下、不小不大、不人不鬼”。叶某人仗着有些才学出口骂人，自然有错在先，但他并无血债，即使解放后落在人民政府手里，也不过劳动改造而已。在当时，中共湖南省委为打击其嚣张气焰，千方百计派人把他从长沙城内躲藏处抓了出来，戴高帽游街完全可以。但于4月3日将其公开处死，就属于不讲政策了。果然，消息传出，海内一片哗然。其中，王国维担心北伐军打到北京，中共掌权，自己也会落得同样下场，干脆于6月2日投颐和园昆明湖自行了断。
其他过火行为还有：减租减息变成了不交租、不还本金。破坏旧习俗在没有做长期耐心思想情况下，就毁庙宇、打菩萨、拆祠堂、推翻族长制度，被一般人认为是不孝祖宗、欺神灭道。而强迫寡妇改嫁，强迫妇女剪发，鼓动妇女反对夫权，又似乎坐实了共产共妻的谣言。当然，过火是过火，中共在农村的影响力终究是初步建立起来了。
大革命的第三个矛头对准了中外资本家。北伐军占领两湖以后，前几年遭受压制的工会，在中共领导下迅速恢复了生机。1926年10月10日，湖北全省总工会宣告成立，到该年年底会员达30万人。湖南省工业规模相对小，但同期工会会员也达9万人。由于武汉三镇工人运动的蓬勃开展，中华全国总工会也于1927年2月11日迁到汉口办公。
在中共坚强领导下，工人通过罢工向中外资本家争取自身权益。武汉的外国资本家如英美烟草公司，见势不妙，关闭企业逃之夭夭，倒也为民族资本家留下了发展空间。但民族资本家同样面临工人的冲击。当时总工会提出的条件是，工人每月最低工资十三元，每日基本工作时间十小时，加班不超过两小时，每周有一个休息日。这些条件在现在看来是比较低的，但当时资本家看来赚钱赚惯了，残酷剥削工人剥削惯了，并不肯爽快答应。而工人武装纠察队既已大权在握，也不再用罢工这样的非暴力手段，干脆直接将资本家们住所封锁住，把他们拖出戴上高帽游街示众。资本家们这才感到大事不好，只得乖乖签订城下之盟。
相对于农运，笔者以为，工人使用的手段虽也有些过火，但基本上还算有理有节。至于网上有些人最为津津乐道的江西赣州店员工会章程，应该是基层工人一些不切实际的极端要求，并非主流情况。要不然，也不会被国民党方面抓住典型，收入藏档，像宝贝一样带到台湾。几十年后还要拿出来，作为杀伤力极大的武器。
由于中共反帝反封建反资本主义三箭齐发，吸引了朋友方面的农民、工人和愤青学生大量投身革命。而少数投机分子也觉得加入中共可能是条出人头地的道路，也开始投机革命。一时间，中共党员人数急剧增加，到1927年5月达58000人，比北伐开始前又增加了三倍多，初步成为中国政坛上一支呼风唤雨的力量。
但是，也因为中共在大革命中不善于运用策略，没有暂时隐瞒自己斗争原则，从而把潜在敌人全都一步到位地放在了对立面上，造成敌方力量也空前团结、空前强大。反对帝国主义，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导致各帝国主义国家为保住其沿海租界的在华核心利益，派遣总数共达三万余人的军队来华，准备干涉革命。发动农运，被打击的土豪劣绅自身虽无力反抗，但湖南大多数地主和北伐军各级军官沾亲带故，从而大大增加了北伐军走向革命对立面的可能性。发动工运，资本家尽管被迫就范却心犹未甘，他们借口工人提高权益导致企业经营亏损，通过少缴甚至不缴税款的手段，向国民政府施加压力，加剧了国民党当局对中共的不满。所有种种来自右翼的反弹，终于导致了国民党当局由局面到全面，对中共进行残酷镇压，而挑头翻脸的依然是老蒋。详细情况，请看第六章《血雨腥风》。
在结束本章之时，笔者想就文革期间为强调所谓“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危害”，关于中共在大革命中只要坚持斗争立场，接已接近于取得全国革命胜利的说法，发表一点不同意见。诚然，当时革命形势看似一派大好，是中共成立以来难得一见的黄金时代。但中共党员人数再多，也不到6万人，与1949年临近解放时的449万相比，简直微不足道。中共发动革命的区域再广，也只有湖南、湖北、上海再加江西一隅。而中共对组织成员的控制能力、领袖们的政治老练程度，更是与1949年有着天壤之别。这样水平的政党，如果此时真能控制全国局势，也充其量是苏联在中国的傀儡，恐非中华民族之福。所以，历史特意让中共在未来二十多年里经历九九八十一难，让其百炼成钢以后，再来拯救苦难的中国。

老蒋反共能够一箭四雕：第一只“雕”就是北伐军里其他反共将领；第二只“雕”是老蒋因曾在上海做过股票经纪人，而与他发生密切联系的江浙财阀；第三只“雕”是与江浙财阀存在天然联系的帝国主义这座更大的靠山；第四只“雕”则是国民党内的老右派。这四只“雕”都是中共领导的反帝反封建反资产阶级反官僚革命运动的利益受损方，早就对中共恨之入骨。只要老蒋肯对中共及工农群众举起屠刀，他们必然是有兵出兵、有钱出钱、有武器出武器、有舆论造舆论，把老蒋重新打造成一股足以同武汉政府、同苏联抗衡的资产阶级军事政治力量。
不过，还有一个问题是，中共主要力量都在两湖发动工农运动。那里和武汉国民政府一样，处于唐生智军队保护之下，老蒋无法向那里的中共举起屠刀。而光冲着那边喊打喊杀，不向上述四只“雕”交一份像样的“投名状”，这些“雕”就不会给予老蒋实质性支持。而陈总看似高明的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的成功，正好给老蒋送上了用中共人头来拉“选票”的机会。
屡屡犯错的国际这一次却显现出难得的高明，他们命令中共赶紧在上海埋藏掉所有武器，暂时撤离上海，让老蒋一个人在那里唱独角戏。国际这一招，是想要老蒋像林冲那样，找不到可杀之人，交不出投名状，从而隔断他与四只“雕”的联系。没了四只“雕”支持，老蒋就不敢贸然跟武汉政府翻脸，就必须继续北伐事业。等老蒋军队到了山东一线，上海变为军事真空之地时，中共势力完全可以重新兴起，对前方的老蒋釜底抽薪。此计可谓老辣，但陈总好不容易得了点军事实力，焉肯轻易放弃？便没有坚决执行国际的命令。于是，中共在上海被动挨打不可避免。
当然，老蒋对于手中只拥有少量武装的中共，没有贸然采取武装袭击做法，而是严格遵循了润之后来总结出来的“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的法则。他先于4月6日，派军乐队给上海工人纠察队送去一面“共同奋斗”锦旗。然后，又在4月9日发布《战时戒严条例》后，假意表示在此之前成立的工人纠察队不受此令制约，用于麻痹中共。等本有警惕的中共果然受到麻痹放松时，已经坐镇南京的他于4月11日发布了清共令。当晚，上海青帮头目杜月笙率先发难，将骗到他家中的中共党员、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绑架活埋。次日凌晨，由上海流氓三大亨组织的青帮流氓冒充工人，手持短枪分头袭击工人纠察队各驻地。由孙传芳旧部改编过来的周凤岐第26军，佯装调解双方纠纷，将工人纠察队武器尽数收缴，并抓走多名工人纠察队骨干。
中共见蒋军发难，当然要设法化解。先是由总理借黄埔老关系，向老蒋军官请求释放工人。结果，总理自己也遭软禁，差点被杀害。后是由罗亦农等在沪领导人，于4月13日发动大批工人游行到闸北白崇禧司令部示威请愿。结果，正中老蒋和桂系结成的fam共联盟下怀，司令部外军警向示威群众猛烈开火，造成大量无辜者死亡。白崇禧等在沪国民党军事首脑索性一不做二不休，进一步追捕杀害中共骨干分子。中共组织在上海才见了三个星期阳光，就立刻被笼罩在血雨腥风之中（老白解放时顽固追随老蒋，最后暴死台湾，估计与他欠下中共的这笔原始血债有关）。
由于国民党内部反共暗流涌动已不是一天两天，所以，老蒋打响了屠杀中共党员的第一枪，就好比当了一次反革命阵营里的“陈胜、吴广”，立刻就有大批反动分子云集响应。很快，其爪牙及盟友先后在南京、无锡、宁波、杭州、福州、厦门、汕头等地，以清党为名，大肆屠杀中共党员。而其中尤以广州大屠杀，对革命事业打击最为沉重。受老蒋指使从上海回到广州的李济深，伙同留守广州的古应芬、李福林、钱大钧等人，于4月15日发动反革命事变。由于广州是北伐之前的国民革命大本营，绝大部分中共党员并不像上海的同志那样小心翼翼，而是一直在此地公开活动。因此大搜捕一经展开，以萧楚女、邓培、熊雄、李启汉、刘尔崧为首的2000多名中共党员惨遭杀害。怀孕住院的总理夫人邓颖超，若没有刑场上婚礼女主角陈铁军冒死相救，必定在被捕产下总理骨血以后，人头落地。但邓大姐也因此胎儿流产，日后百般求医问药，再无生育可能，遂留下总理没有后人的遗憾。
李济深自知对中共作下大恶，所以，当他日后与老蒋争权失利，转而同老蒋敌手中共合作时，不得不欲盖弥彰地声称：发动四一五事变之前，曾派人向中共通风报信。但若是真有通风报信这回事，萧楚女这些人能死吗？邓大姐完全可以从容离去，有必要仓惶出逃，造成终生遗憾吗？中共当然清楚李在说谎，但既然已把此人接纳为统战对象，便非但既往不咎，反而也帮着他圆谎。
李济深对革命事业的打击还远不限于此，他的所作所为切断了武汉政府与苏联的物资人员交流通道，而且，使武汉政府失去了存放在广州的800万银元财政储备。这样，尽管武汉政府仍站在苏联和中共一边，于4月17日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开除了老蒋国民党党籍，罢免了他一切职务。但武汉方面与老蒋力量对比，已明显处于下风，他们只能把希望寄托在西北冯玉祥部依然站在苏联一边上。一旦这一希望落空，拿中共领袖人头作为与老蒋重修旧好的礼物，势在必然。
老蒋在国民党内部“振臂一呼”，还壮起了他所要对付的奉系军阀张作霖的胆。本来，张已于4月6日在帝国主义国家默许下，冲击有外交豁免权的苏联驻北京大使馆，逮捕了以大钊为首的80多名国共两党党员。但为给自己留下后路，老张对这批被捕人员尚未处置。现在看到老蒋的作为，这位马贼出身的军阀胆气也壮了，便悍然在4月28日绞杀大钊等20名多中共党员，留下属于国民党的人员作为日后与老蒋议和的资本。
可叹大钊同志自以为躲进苏联大使馆就等于到了苏联国土，却没想到国际法只是帝国主义用来维护自己利益的霸王条款，到了社会主义国家要援用的时候根本就是废纸一张。其后果就是，他未能享受到六十多年后方励之所能享受到的待遇，过早地为革命献出了生命。纵观大钊同志为党工作的短暂六年时间，笔者感觉，他除了奔走于国际与中共、子玉与中共、国民党与中共之间牵线搭桥，精心构筑他在北京政界人际关系网之外，对所领导的北方局工作并未全力以赴，而依然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大学教授这项本职工作上面。也许在大钊看来，中共对统治阶级而言虽属异端邪说，但只要自己不从事暴力活动，反动政府就拿他没办法，至少罪不至死。但令人遗憾的是，他错了！中国统治阶级在未意识到有人要剥夺其特权和财产之前，或许还会虚伪地讲点法律（如国焘被捕时的情况）。一旦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就不管其人是否已经行动，也不管其人至少还打算保留他们的生命，必将利用手中掌握的国家机器，先发制人剥夺其人生命。
大钊是因为未看清楚这一点，未来得及付诸革命行动就付出了生命代价；而他在南方的同志们已经开始付诸革命行动，所面临的生命危险自然更要严重千百倍。自从老蒋在自己地盘上大肆屠杀中共党员以后，这股血雨腥风也很快刮倒了武汉国民政府的统治区里。
率先跳出来的是独立第14师师长夏斗寅。他于1927年5月13日在驻地宜昌发表《讨共通电》，意在利用武汉政府军队主力北上河南作战，武汉防务空虚之机，一举颠覆武汉政府。夏斗寅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身后有川军杨森十万大军掠阵，前面是驻守汉口的何键、李品仙等部袖手旁观，远方还有老蒋发电声援。在这些人撑腰打气下，夏某气焰嚣张，首先枪杀反对他叛变的武汉政府驻宜昌代表任剑若（此人还是他的把兄弟）。然后，他于14日攻入沙市，16日迫近岳阳，切断粤汉铁路，17日前锋到达离武昌仅30里的纸坊车站。而杨森也紧跟其后，攻到离汉阳仅180里的仙桃镇。负责武汉政府军事的演达情急之下，派原先在夏部做党代表的包惠僧去见夏某，企图以同意夏部由师扩编为军为交换条件，换取他回防宜昌。但结果自然是，包人一到就成阶下囚。至此，武汉政府摇摇欲坠。
不过，此时中共政治、军事力量的精华都在武汉，对付夏某一支孤军还是存在胜利可能的。在中共积极建议下，武汉政府于17日通过对夏某的讨伐令，并委任叶挺为讨伐军前敌总指挥。随即，驻汉口的陈总等中共领导层，迅速委派国焘过江去武昌，负责为叶挺提供后备力量和稳定后方。国焘的组织能力确实很强，一看没有渡船，就划小舢板过长江。到武昌后，他一方面率少量部队巡视市区，安定秩序；另一方面主持将武昌中央军校的4000学生、中央农民讲习所学员500人以及工人运动讲习所人员1500人，总共6000人编成中央独立师，交给叶挺带往前线。

这股歪风当然不会仅仅局限于个人之间，而一定会蔓延到党内政治斗争之中去。用郑超麟话来说就是，大概没有恋爱关系的党内斗争，双方比较冷静些，客观些，理论性多些，有节制些；凡是狂热的，过火的，你死我活的斗争，多半有恋爱纠纷线索可寻。因为如果爱人被同志夺去，即使自己能诉诸理智，将个人私事同革命事业分开，但在下意识中却很难避免对该同志发生反感。遇有争论发生：自己本可中立的，也会站在他的反对方一边；自己本就站在他的反对方一边，则更会加剧反对程度；而自己本与他一致的，也可能要慎重迟疑。所以说，此等不良风气对于白色恐怖摧残之下的中共来说，不啻雪上加霜，并成为日后延安整风要反对的重要小资产阶级思想观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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