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栩

（作品：《寒夜的星辰》，高行健 著，收录于《有只鸽子叫红唇儿》，漓江出版社，2000年11月）

“种瓜的得瓜，种豆的得豆，谁种下仇恨，谁自己收！”显然，作者用这首老解放区的民谣来评价“他”的一生是最公正不过的了。“他”不是一个宽大仁慈可爱的老好人。“他”生前不曾忘却对“他”的横加迫害，这就足以说明，“他”一生都活在斗争的风浪里。面对斗争，没有妥协可言，也毫无退缩的余地。对“他”，只有两种选择，不是进攻，就是投降。

投降非“他”本性，进攻才是“他”对原则的坚守。坚守自己的原则，“他”的意义附于留下的日记和一件破毛线衣上，这样的生命也才有了载于文字的价值。所以，彰显于小说《寒夜的星辰》里的勇敢当指两个具体表现。一是小说人物“他”在斗争的风浪里所表现出来的不屈之意志。一是小说作者为被迫害者立传的那颗坚毅之心。两者都称得上勇敢，也是时代氛围的见证。勇敢的文字讲述一个勇敢者的故事，虽说勾画的是一个时代的侧面，却未经掩饰的流泻出一股难以抑压的激愤。

任由激愤在文字中自由的流泻反倒有助于读者去理解小说作者的真诚。这是作者藉由真诚向“他”表达的敬意，为一切置身黑暗中勇于斗争的人们。斗争，是“他”无声的呐喊，在自己被定性为“他从来不是我们的人”之际，斗争的界限就已经被人为的划分。划分这种界限出自那些自称“我们”的人手上，在一九六0年代以“敌我”的标识在人群里掀起了斗争的风浪。

故而，对“他”而言，斗争是坚守原则，反击黑暗的武器。当斗争被自称“我们”的人用来作为施加迫害的法宝，被迫害者的“他”又为何不能将其用作反抗的手段呢！既往，在白区工作时丰富的对敌经验让“他”深知，唯有斗争才能为自己挣来触摸光明的一刻。在经验的凭依下，“他”被夺权狂潮裹挟着的小青年们打倒的初期，还有几分不以为然。这时的“他”认为自己的问题只要实事求是的写个书面材料，总会得到澄清的时候。可是“他”错了。小青年们根本就不想澄清什么，小青年们只不过用胡闹的方式来搅浑所有人的政治生活，加速夺权的脚步。

胡闹，自有作者对一段满目疮痍的历史深刻的揭示。这一揭示，在“他”被打倒后，随着没完没了的审讯以及“他”个人认识上的转变而越发凸显出一个难以掩盖的真相。运动开始后，“他”没有怪罪那些如同闯将般横行无忌的青年人，因为“他”认为“根子出在煽动青年乱打一气的那伙扒手身上”。当经历了儿戏般连番的审讯后，尤其是小青年们将过去的敌伪档案也利用来对付被打倒的老干部们，“他”才明白，小青年们的胡闹已不仅仅是无知的表现，而更像是一种手段，一种否定过去，试图重写历史的手段。

谁掌握了过去，谁就掌握了未来。为夺权造势的对历史的清算已溶入小青年们的审讯逻辑中，这种审讯逻辑“他”总结出来并不困难。无非就是，在过去那个革命年代，一个革命者被捕后，“就只有把敌人痛骂一顿，然后伸出脑袋让敌人去砍才算英雄”。可这样的审讯逻辑在小青年们的胡闹下也并不完全可靠。因为，就连烈士“他们”也要将其挖地三尺，“在尸骨上踏上一只脚，看踩不踩得出一点油水来”。这并非清算历史时的翻云覆雨，而是用胡闹的方式对历史的简单定论，“只要被敌人逮捕过，你就可疑，你就有罪”。

小青年们对历史的简单定论成为“他”与之斗争的决心和动力。过去不容否定，历史也决不容许胡闹。由此，在对这一原则的坚守下，不妥协、不动摇作为“他”革命了几十年的本色，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运行出这一生最耀眼的光辉。

这光辉足以照亮一个非人的年代，照鉴世间的宵小和群丑，照耀着那些逐渐清醒过来的善良的人们。清醒不是一蹴而就的，也是有反复的。就如同“他”的斗争，在曲折中前行才会生发出历尽艰辛的普遍意义。黑暗太过于强大，然而，光明不会永远沉沦。尽管黑暗让世间寒夜漫漫，夜空中的星辰依然闪烁出它那温暖的光芒。“他”和“他”的故事被载入文字，亦即这份光芒被永久保存，温暖人心、激励人心的事迹也就得以有了一个展现。

当然，“他”的故事总归来讲是一个小说，却能将其看做一个事迹，这就是作者的勇敢之处了。为英雄立传，发时代先声，除去寄托忧患意识，大概于作者而言，别无它意。

（全文完。作于2022年7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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