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傲江湖有感;

金庸是武侠小说的泰斗，他笔下的人物栩栩如生，一些亦正亦邪，一些虽正却邪，一些虽邪却正，一些光明磊落，豪气干云，一些则是阴险狡诈，沽名钓誉。在《笑傲江湖》这本书里有个衡山派人物刘正风，他与日月神教的长老曲洋在音律上一见如故，结为知己，日月神教被所谓的名门正派视为魔教，刘正风和魔教长老结交，这便引起了各派的不满。刘正风不想再卷入江湖的是是非非，决定退出江湖，专心的研究音律，他觉得和曲洋合奏《笑傲江湖》才是人生的乐事，他厌恶打打杀杀，决心金盆洗手。但是，以左冷禅为首的恶势力对此极为不满，不惜轮番派出武力干涉，杀人放火，尽管刘正风反复解释自己酷爱音律，曲洋不是邪恶之人，彼此交往都是琴萧切磋，从不谈及武功。可嵩山派一伙人以刘正风的家人相要挟，勒令刘正风和曲洋断绝关系，划清界限，并限期一个月之内杀死曲洋。刘正风此刻也已经视死如归，铁石心肠，即使目睹家人逐一的被杀，他也不愿做出出卖朋友，违背道义的事。嵩山派在现场大开杀戒，各派都一副冷漠和麻木的在一旁站着，看着，刘正风有个儿子怕死求饶的时候，嵩山派立即要他揭发父亲勾结魔教的恶行，当众羞辱刘正风。面对嵩山派的咄咄逼人，刘正风也不想继续被侮辱，便准备好了自我了断，这时曲洋及时出现阻止了他。
书中的名门正派无不是信奉正邪不两立的真理，觉得魔教的人就是该杀，魔教的人都不是善人，毕竟双方也互相厮杀了百多年，许多门派的弟子，或亲戚朋友也惨死在魔教之手。衡山派本来就有音律方面的天赋传承，习惯了你死我活，打打杀杀的大多数门派才不理会音律的雅兴，无论是谁，只要是正派中人，就必须和魔教划清界限，对它们不能有一点同情心，只能杀无赦。谁如果和魔教有私交，或是对它们有什么恻隐之心，或帮它们说话，这便是大家的敌人，是内部的叛徒，是大家的威胁，大家便可以名正言顺的对其清理门户，甚至可以不择手段，再恐怖和再血腥的手段也是不在话下。或许读者会觉得刘正风太刚愎自用，太一意孤行，为什么不暂时卑躬屈膝，假意口若悬河，对魔教一番谴责，先救下家人，保存自己的势力。嵩山派既然有备而来，左冷禅也必然知道刘正风不是一个贪生怕死的人，先用刘正风家人要挟他，实在不行便当着各派的面杀一儆百，这样既可以加深大家的团结，又可以巩固自己的地位，以后随便发号施令，各派也不敢有异议。那门派之间便只有一种声音，那就是对魔教口诛笔伐的声音，各派也只能效法左冷禅的所作所为，被迫把他当成了偶像，洋洋得意的左冷禅便觉得自己是江湖的救世主。
金庸的《笑傲江湖》道出了人性的卑劣和无耻，他写的不是小说，而是对现实人情世故的复制，或是一针见血的揭露，在现实中有很多沽名钓誉的人，披着某种外衣或幌子，干的都是缺德事。这也是一股潮流，只要是得罪自己的人，或是自己看不惯的人，其他人都不能把他当成朋友，不能接近他，不能同情他，不能和他做朋友，否则就是跟自己过不去。多数人都是凡人，凡人就喜欢斤斤计较，小时候在农村这样的事层出不穷，如某家看不惯某家，便会没完没了的说三道四，恨不得所有人都和自己站一块，去和那一家人过不去。恶也是一种病，这种病无药可治，只要感染了就一辈子都摆脱不了恶的诅咒，会丧心病狂，会歇斯底里，会无法自拔。一些恶是遗传，一些恶则是传染，恶没有极限，随便发挥，也没有边界，随便疯狂。恶也很难躲避，毕竟大多数人都是普通人，只要是普通人就有私欲和私心，普通人不能克制自己，也缺乏自律，容易迷失本性，误入歧途，于是恶就像病毒那样人传人。真相是大多数人都是被传染，比如一家公司，老板看什么工人不顺眼了，便会发牢骚，会找大家抱怨，大家又摄于他是老板，所以不敢拒绝他的声音，只能奉陪到底，跟着老板去谴责那个工人，不知不觉中就做了帮凶。很多人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是老板的错还是那个工人的错，很多人又很迷信，觉得老板怎么会犯错，错的肯定都是工人，也不愿关心那个工人是不是真的有委屈，大家的冷漠反而助长了老板的恶，老板的行为就是把自己的恶强制传染给了大家。
这么统一想法，统一舆论在历史上也是层出不穷，像汉武帝就有几分左冷禅的性子，他穷兵黩武，连连征战，大臣只能附和，不能反对，哪怕是一点想法都不能，司马迁就是因为替李陵辩解，结果被处以宫刑。东汉末年有个才女蔡文姬，他的父亲蔡邕也是一个才华横溢的大臣，文学，书画，音律他都懂，后来因为感叹董卓的死，立即被王允报复，死于狱中，蔡文姬也流落民间，被俘卖到了匈奴。唐朝有个诗人叫李商隐，不幸被牵扯进了牛李党争的漩涡，令狐楚是他的恩师，令狐楚父子属于牛党，李商隐的岳父王茂元和李德裕交好，便被视为李党，李商隐也因此被误解和报复。北宋的党争也很激烈，元祐党人多少还留有余地，到了乱臣贼子大权在握，不仅要挖司马光的墓对其鞭尸，还特意罗列一批人作为打击的典型，这手段一直贯穿贯彻到徽宗朝。蔡京把正人君子驱逐干净，一些人根本不是党人，而是出于对党人的同情，或看不惯奸臣的所为便都被划入了党人，结果靖康之耻，朝中敢于牺牲的大臣仅有李若水一人。明朝朱棣为了让自己能名正言顺，只能寄托方孝孺，可方孝孺又忠于建文帝，恼羞成怒的朱棣便诛其十族，本来诛九族已是极限，朱棣又加上了一族，无非是杀鸡儆猴。清朝是这种的集大成者，它超越了任何一个朝代的范围，把斗争扩张到普天之下，不仅大臣被迫参与，民间也是如火如荼。前苏联也是这种的集大成者，由上而下都是一致，大家都忙着和当事人划清界限，或是积极参与批判，那些被列为敌人的人不是被送精神病院里折磨，就是关在劳改营里，反正都是生死未卜，生不如死。

你们有什么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