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神童的命运

读《李国文千字文》（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0年8月版），中有一篇文章《高轩过》，开头写道：“唐代诗人李贺，《全唐诗》说他‘七岁能辞章’，人以神童目之。”这《高轩过》，据说就是七岁神童李贺写的一首歌行的题目。此诗为：“花裙织翠青如葱，金环压辔摇玲珑。马蹄隐隐声隆隆，入门下马气如虹。云是东京才子，文章巨公。二十八宿罗心胸，殿前作赋声摩空。笔补造化天无功，元精炯炯贯当中。庞眉书客感秋蓬，谁知死草生华风。我今垂翅附冥鸿，他日不羞蛇作龙。”且不论这首诗是不是李贺七岁时所作，因为其中有一段文坛佳话，姑且从之。

诗的前四句即是写韩愈（时任国子监四门博士，晚年官至礼部侍郎）、皇甫湜（从韩愈学古文，官至工部郎中）乘豪华“轩”来看他这个孩子时的情景。唐末五代王定保撰有《唐摭言》，系一部笔记小说集，多记唐朝诗人文士的趣闻轶事。关于韩、皇甫二人器重小李贺，有如下记载：“李贺年七岁，名动京师，韩退之（即韩愈）、皇甫湜览其文曰：‘若是古人，吾曾不知。若是今人，岂有不知之理？’二公因诣其门。”于是有当面测试小李贺才思文章的一幕，上诗便是“神童”的即席之作。

李贺是中唐的知名诗人，与李白、李商隐并称“三李”，这与他从小得到文坛领袖韩愈的关心鼓励大有关系。李贺是唐宗室郑王李亮的破落后裔，年纪轻轻就应河南府试，成了“乡贡进士”，本会再进一步通过进士科考试中第，但遭诽谤，说什么要避其父李晋肃之“晋”（与进同音）字之讳，不得中进士第。韩愈曾为此写了一篇《讳辩》，为李贺鸣不平。文章引经据典，用实例进行分析，驳斥了诽谤者对李贺的非难，等于向不成文的封建礼法提出质疑。以韩愈的学识和地位，为年轻的李贺说话，不仅难能可贵，也应该有一定的分量。

但事与愿违，世俗之徒哪里有惜才之心，终始李贺无法按照前辈韩愈来书相劝“举进士”而失去了步入仕途的正当机会。后来李贺只做过“奉礼郎”的小官，三年后便郁郁辞官而去，专心写作，名声大扬，著有《昌谷集》，流传下来的诗作有240余首。这或许让一直赏识李贺的韩愈得到很大的慰藉。

李贺成为一代诗人，与韩愈的惜才与发现天才固有关系，但与自己的刻苦努力更有关系。晚唐诗人李商隐在所著《李长吉小传》里记述了李贺（字长吉）作诗刻苦勤奋，说他每骑驴外出，总是“背一古破锦囊，得佳句“则书投囊中”，晚归后，每每得到太夫人的夸奖。从中可见李贺写诗之呕心沥血。天才加勤奋，成就了李贺，可惜早逝，享年仅二十七岁。

世上的事情无独有偶，到了宋朝，同是高官和唐宋八大家之一的王安石，也十分爱惜天才，也著有一篇文章，名曰《伤仲永》。如果说爱惜李贺之才的韩愈，一直关注并向社会推荐李贺这个文学青年，那么王安石对本可成才的仲永更有一种关注恨晚的心结，并为此神童竟成了一介凡夫感到惋惜。《伤仲永》即是他这种心情的理性流露。

《伤仲永》这样写道：“金溪民方仲永，世隶耕。仲永生五年，未尝识书具，忽啼求之。父异焉，借旁近与之，即书诗四句，并自为其名。……自是指物作诗立就，其文理皆有可观者。”

文章记叙了一个普通农家出了个“神童”，仲永父于是受到邻里的尊重，甚至因此获得邻里的钱币资助。身为神童的父亲，本应让孩子上学以便深造，却“日扳仲永环谒于邑人，不使学”，后来王安石“从先人还家，于舅家见之”，小仲永已十二三岁了，“令作诗，不能称前时之闻。又七年，还自扬州，复到舅家问焉。曰：‘泯然众人矣’。”

王安石那种惋叹之声跃然纸上。所以文章最后深刻地分析道：“仲永之通悟，受之天也。……彼其受之天也，如此甚贤也，不受之人，且为众人；今夫不受之天，固众人，又不受之人，得以众人而已耶？”

小仲永，一个在文学上有发展潜力的孩子，就由于遇到了贪图区区钱币的父亲，那“受之天”的禀赋便被扼杀了，而那些本无天赋的孩子又不能受到教育，难道仅仅是个普普通通的众人吗？读之令人深思。

李贺，方仲永，一个“七“能辞章”，一个五岁求“书具”，且能“即书诗四句，并自为其名”，典型的“神童”！但一个成了诗人，一个却“泯然众人矣”。他们的命运竟是如此的不同，真的使人“悲喜交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