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

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
汝阳三斗始朝天，道逢麴车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
左相日兴费万钱，饮如长鲸吸百川，衔杯乐圣称避贤。
宗之潇洒美少年，举觞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树临风前。
苏晋长斋绣佛前，醉中往往爱逃禅。
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
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
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
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谈雄辩惊四筵。


杜甫结束放荡齐赵间的浪游生活，于开元五年到达长安，试图获得重要官职以实现他“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理想。

这首《饮中八仙歌》很可能是作于老杜初到长安之时。此时李白已被放逐，而苏晋很可能已死于开元二十二年，故杜甫虽曾为汝阳王宾客，也很可能见到李适之和张旭等人，但其实无缘得见八人聚饮之盛况。因此饮中八仙当年的豪情胜概，人物风流对杜甫来讲更多的是江湖传说。

论者多以此诗为老杜之创格。以短短一首诗的篇幅而为八人画像，必不能为工笔之刻画，而只能是大笔写意之速写，如何以最精炼的笔墨抓住人物的典型特征乃是传神之关键。而人物出场先后之结构安排亦需匠心。

把贺知章安排在第一个，固然是因为他在八人中年纪最大资格最老，贺生于六五九年，较七零一年出生的李白大四十二岁；更在于他是饮中八仙的精神领袖。作为一个诗人，贺知章虽有诗名，但跟李白显然不在一个档次。所以老杜就不提他的诗了，而是写他憨态可掬，老顽童一般的醉态。他醉酒后骑马不稳，摇摇晃晃如乘一叶扁舟行于大江风浪之中；眼花落井即水底眠，难不成老贺真的成仙了，井水竟然淹不死他？老杜不过以夸张的笔墨写他的醉态罢了。

接下来即写汝阳王李琎和左相李适之。这就是自二人王侯将相之政治地位重要性来考虑的了。“汝阳三斗始朝天”，琎为玄宗长兄宁王李宪之长子，玄宗对他颇为宠爱，琎真可谓恃宠而骄；酒麯子乃酿酒之媒蘖而非真为美酒，道逢运送酒麯子的马车就馋得流口水，则其嗜酒如命之态乃栩栩如生，“恨不移封向酒泉”则同其机趣。

“左相日兴费万钱”，写李适之为美酒不惜每日兴起即一掷千金，或言其出万金以饷客，则其慷慨豪放可知。长鲸乃地球上最大之动物，其量之大，竟能吸干百川之水。老杜以“长鲸吸百川”的比喻状其酒量之大和饮兴之豪，可谓穷形尽相。此一比喻气象之大，何逊于太白之“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衔杯乐圣称避贤。”则关涉当时政治时事了。天宝五载四月，适之为李林甫排挤罢相，乃赋诗曰：“避贤初罢相，乐圣且衔杯。为问门前客，今朝几个来？”清酒为圣人，浊酒为贤人。如此，“乐圣避贤”也者当是讥刺李林甫为浑浊之人了。

接下来则写了两个地位和才华皆稍弱的人崔宗之和苏晋。前面刚写了汝阳王和左相的嗜酒如命和豪饮，就不能再从这个角度写了，否则命意就重复了。写崔宗之重在其年轻潇洒的人品和白眼望天之骄傲。写苏晋重在其醉酒逃禅的破戒之举。长斋绣佛前，似乎是一虔诚居士，而一旦有酒局，则醉酒复逃禅，则苏晋为佛徒矣？亦酒仙矣！

崔苏二人实为过度，李白和张旭才是八仙之主角。不仅仅因为他二人诗歌书法之艺术才华非余子可比，更在于他们的天命即是诗人和艺术家，故而最具脱略形骸，恃才放旷之艺术家风范，明星味儿最足，光芒最耀眼。

写李白之重心乃在其敏捷之诗才和笑傲王侯之气概。李白虽嗜酒，然世上酒徒何其多也，碌碌岂足道哉！“李白一斗诗百篇”，与汝阳三斗，焦遂五斗相比，一斗之量不足称道，故此处非赞其酒量之大。仅喝完一斗酒的时间即赋诗百篇，太白才思之敏捷可知。诗才乃其天赋，非借酒方有灵感。然酒能松弛理性之桎梏，激发肉身之潜能，从而能助诗兴则是不争之事实。“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醉中李白方能如此，方敢如此。清醒的李白是一闻皇帝征召就“仰天大笑出门去”的热衷功名之人，跑得比谁都快，哪有粪土功名，笑傲王侯的模样？当然，此处老杜重在刻画太白“仙”的一面，至于其“俗”的一面，人皆有之，则略而不提了。读到这里，我更感慨盛唐时代精神之自由开放，尤其玄宗之自信宽容，如是在苛酷如朱元璋那样的时代，即便是李白，又安敢如此嚣张；即便真敢如此，恐怕诗仙也会变成“尸鬼”了。

《新唐书·张旭传》曰：“旭，苏州吴人。嗜酒，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笔，或以头濡墨而书，既醒自视，以为神，不可复得也，世呼‘张颠’。”李欣《赠张旭》：“露顶据胡床，长叫三五声。兴来洒素壁，挥笔如流星。”老杜之写照，亦为实录也。

焦遂，不知何许人也，于八人中最弱，故附于李张之后作为收束，以诗仙草圣之光芒映带笼罩之。然亦有特点，五斗不醉，则其酒量颇豪；饮五斗前之沉默寡言与五斗微醺后之高谈雄辩构成强烈对照。帅哥崔宗之酒后看不起人，居士苏晋醉后逃禅，诗仙李白酒后写诗，草圣张旭醉后写字，焦遂则是酒后高谈阔论，每个人的个性都非常突出。老杜抓住每个人的特点传神写照，可谓一组极其成功的人物群像速写。

整篇诗歌是“次强-次弱-最强-最弱”的结构，强弱交替，以强带弱，避免了弱人的过于集中导致诗歌感染力的减弱，而次强次弱与最强最弱的组合刚好构成对称平衡。

八仙聚饮，当在李白至长安之后的天宝初年，甚至八人未必同时聚饮，很可能仅仅是因好酒而共享八仙之名号而已。但是不管怎么说，饮中八仙之自由豪放，不拘礼法都是有象征意义的，乃是开元盛世之盛唐浪漫精神之表现。他们的自信豪放不仅因为个人气质，也是尚武使气，开疆拓土，宾服四夷之伟大帝国的时代精神之贯注和投射；而他们的放浪无拘又跟天下太平及当道之自信包容有关。

故此，杜甫对饮中八仙风采之倾倒既是自己青春浪漫阶段精神气质之延续，也是仅仅赶上盛世末期之杜甫对行将逝去之盛唐帝国浪漫精神之追慕和立此存照之意，尽管可能是不自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