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在《内营》诸篇中认定“曹河单堤”是战国时的中山、齐长城—即中国第一座长城的组成部分。如果再重新研读有关文献记载、审视石家庄市地图或踏勘滹磁郜沙四河走向，当可悟出：该堤子还应与大禹治水时所防的“原泒”脱不开干系。
原泒的“泒”字读作“gu”，东汉许慎的《说文》谓之水名“起于雁门…东北入海”—当指今桑干河。不过按秦始皇“古之帝者，地不过千里”说，唐虞夏三代均未辖及晋北，大禹也不可能去治理桑干河流域。并且墨子所说大禹“防原泒”后是将“西河”之水注进了“后之邸、滹池之窦”。而不管大禹再如何神能，都是难以将桑干之水注进“氐水、滹池”的。就连司马迁描述的大禹治水也未将晋北包括在内。显然“原泒”另有其水。唐初李延寿的《北史》说：北魏皇始二年“冬十月丙寅，帝进军新市。贺麟退阻泒水（北宋范祖禹据此补《魏书》脱为派水），依渐洳泽以自固。甲戌，帝临其营，战于义台坞，大破之。”大禹也只有“北防”这一新市义台坞旁的“泒水—派水--即今新乐沙河”才可与《墨子》文中之义前后衔接—将“西河”之水注进羲台后面的“氐水”和前边的“滹池”。
从地图上看：行唐城以上，磁郜沙三河均呈西北东南平行走向，独独郜河却在城南折而东北汇入沙河。笔者曾在《派水》篇中否定沙河为派水，而在此却肯定郜河才堪称名副其实的派水，因郜河在新乐着实派生过三条河。其一便是“曹河”，明清新乐县志载其“发源新乐内营村，入木刀沟”。内营距行唐城20里，恰在郜河射延线上；其二是林河，发源行唐贾老营，经新乐青同、贾庄入木刀沟，贾老营距郜河拐点12里，亦在其射延线上；其三是惠民渠，亦发源贾老营，经习村入木刀沟。虽此三水与郜河没有直接沟通，但相较于磁河“至行唐张茂伏流不见，至府东北三十里南孟社（即磁河射延70余里的今藁城南孟）复出”而言，说其皆由郜河派生当不为过吧!
据此我们是否可以认定：大禹治水时，郜河并未在行唐拐弯，而是直泻内营，经今新乐市区而危逼古新市—即时为唐虞帝都的今新乐马头铺。于是大禹便借助地势“北防原泒”—即将新乐马石桥至行唐高里间原有的土疙瘩连接起来拦截郜水，使其一部分北注羲台后面的沙河--因古名氐水而称“后之邸”，一部分经曹河、林河故道南泄，与磁河汇流后注入滹沱。后历虞、夏、商、周近两千年，曹、林等河时塞时流，而郜河主流已正式并入了沙河。春秋战国时，虞舜、唐尧后裔分别与鲜卑山戎人联合先后衔接建立起了鲜虞、中山国，仍以唐虞帝都—今新乐马头铺为其政治文化中心。晋人在灭掉藁城的“肥国”和晋州的“鼓国”后，又于-463年夺取了“穹鱼（鲜虞）之丘”—即今新乐褚邱，将鲜虞—中山人压缩在了新乐的内营到坚固之间的窄小空间。中山人为了阻滞赵军战车的袭扰，才在大禹所防“原泒”基础上筑起了中国首座长城。中山人移都灵寿时，将长城遗弃给了赵人。不久又被齐人夺占。以至战国末楚人也觊觎齐土时才说“朝射东莒（当是今山东东营），夕发沛丘（即今褚邱）…则长城之东收而泰山之北举矣”。又历两千余年，大清首任新乐知县曹国柄借齐长城遗址筑堤浚河而名之“曹河”。新中国建立之初，为了保护“京广大动脉”又在“曹河单堤”上筑起了新堤。所以尽管现有堤土可能筑就不足50余年，但该基址确应有着极其宝贵的文物价值，是一笔绝无仅有的文化资源。

李延寿《北史》与墨翟《兼爱》一脉相承，足证“泒水”是今行唐郜河。也足以证明大禹治水的“西河”离不开冀西一带！

陕西山西间的黄河有过“泒水”之名吗？虽墨翟对大禹治水的描述是用的战国时人的地理概念，也足以证明孔丘、孟轲、墨翟们心目中的“西河”是指的冀西诸河而非黄河。

关于“曹河单堤”，新乐人还盛传着一则笑话：说是古代有一大官“为保民而筑堤”，并上报朝廷称工程巨大“西至西天、东至东洋大海”。于是朝廷未加详查便拨赈银几何云云。实则“西天”是指的今新乐西田村、“东洋大海”是指的今新乐东阳村和正定大寨村，全长不过六千米。即便如此也应该是为刚刚入主北京的顺治朝廷长了脸面的。为此还把刚刚做了一年新乐知县的曹国炳调升中央做了“首任工部督水司主事”。尽管新乐没像某县那样建起耗资百亿的“水司楼”，可在《县志》中仍然以“曹河”之名铭载着曹县令的功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