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本文记述了笔者1962-1968年间在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时代，和其后至1970年的农场生活。全方位展现了那个“书上没有，老师不讲”的特殊时期的大学生涯。本科在校六年和一年半的农场锻炼，经历了课堂教学、实践教学、社教运动、文化大革命，直到去接受再教育的诸多阶段，完成了从学生到社教工作队员、到首都红卫兵、到五七战士多种角色的转换，全程参与了那个动荡年代的各项政治运动。这段时间，正是左倾错误干扰社会主义事业、折腾全国人民最厉害的时期。其间，坎坷复杂，一波三折，血泪伤痛，千言难尽，绝非今天大学生所能想象……
和其它回忆录不同的是，本文不只是对个人经历的回顾，也是对那段历史时期的深入讨论。文章采用了回顾与反思相结合、微观与宏观相结合、叙事与政论相结合，涉及到当时与当前中国社会的诸多问题，无论是对同龄人还是当代年轻人都会有较大的感触和启示，会更好地理解胡锦涛 多次讲到“不折腾”的深刻含义。
本文为纪实作品。讲的是真人真事，用的是真名实姓。具体事例如有不实，可当面指正。
笔者联系方式：[email protected]

目录
前言
一，传统教学阶段
1录取通知
2北京印象
3校园生活
4课外活动
5世界风云
6课堂教学
7“清理反动派学生”
二，社教运动
1远赴湖南
（1） 问题的提出
（2） 整装出发
（3） 初涉农村
2以社会为课堂
（1） 同吃
（2） 同住
（3） 同劳动
3运动过程
（1）前后十条
（2）二十三条
4运动后遗症
（1） 个人感受
（2） 投下阴影
（3） 也说大饥荒
（4） 引发文革
三，实践教学
1总统府
2教改感受
3左倾错误的逼近
四，文化大革命
1狂潮骤起
（1） 大字报
（2） 新市委
2“二月兵变”
（1） 郭影秋
（2） 大辩论
3红卫兵
（1） 工作组之争
（2） 造反有理
（3）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4） 恐怖“红八月”
（5） “联动”的结局
（6） 再说红卫兵
4大串联
（1）倾巢出动
（2）回家的路
5两派对立
(1) 两派的由来
(2) 分庭抗礼
(3) “孤岛”时期
(4) 武汉”七二0”事件
6打倒帝修反
（1） 苏联大使馆
（2） 火烧英国代办处
（3） 批斗日共代表
（4） 感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7逝者血泪
(1) 孙泱之死
(2) 孙维世之死
（3）胡锡奎之死
(4) 阚玉瑶之死
8血腥武斗
(1) 形势分析
(2) 攻打红楼
(3) 相互抓捕
(4) “夜袭兵工厂”
(5) “捣毁野猪林”
(6) 血染操场
(7) 勿忘前事
9文革感受
（1）看透极左本质
（2）坚持做个人
五．黯然离校
1离校之前
2工宣队
3毕业分配
4步出校门
5躲过一劫
六．部队农场
1“五七道路”
2劳动与军训
3艰苦生活
4．徐州
（1）长途拉练
（2）住院治疗
（3）怀旧
5．湖西“肃托”事件
6．沉重压力
七．结束语
1回望母校
2难以忘怀
林昭，张志新，林希翎
3留下记忆
4以史为鉴
5历史教训
（1）民主是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
（2）彻底抛弃专制思维
（3）暴力革命的必要性与局限性
6不应回避
7厘清思想
（1） 左倾思想存在的原因
（2） 什么是左和右
（3） 正确处理当前社会矛盾
（4）经济体制改革离不开政治体制改革

8面向未来
9写作说明
（1） 写作原则
（2） 几点说明
(附:介绍《革命四十年》)
***********************************

如果你了解我们在冬天的泥沼里跋涉得有多艰难，
你就能理解我们对春天的追求有多热切。
*
前言
*
说起我的学生时代，说起我的母校，总有几分失落。
我上的小学，上海市溧阳路第四小学，没有了。
我上的中学，上海市红旗中学，没有了。
我上的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在一段时间里也没有了。
没有的原因，各不相同。我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入学的小学生，但我的小学是个弄堂小学，教室散布在居民楼里，非常简陋，不具备办学条件。被撤消，是应当的。
我的中学，在四平路头道桥，是建国后新建的。教室里是木地板，课桌是苏联式翻盖的，与靠背椅连在一起，用的是很粗壮的木头。尤其是教学楼的后面有个200米跑道的操场，这在上海市区里的中学是很少有的。但就是这个操场，二十年前，被区教育局看上，要盖家属楼。校长对此提出异议。结果，校长被免，学校被撤，操场上盖起了家属楼，前面的教学楼变成了虹口体校（真不理解，没了操场，怎么反倒成了体校）。这是我在九十年代从《报刊文摘》上看到的。有网友告诉，现在广中路水电路附近有个红旗中学。但那个与我已经没有更多的关系了。
至于人民大学的撤消，则完全是文化大革命的结果。
*
抚昔思今，感触良多。才短短几十年的人生，就已是沧海桑田，有点不堪回首了。
但我始终无法忘记我的学生时代，它不只是人生旅程的起始，更是我用时光和生命累积的财富。这财富也不只属于我个人，我愿意跟今天的年轻人一起分享。
就说说大学时代吧。笔者那时的大学时代，跟被宠称为“天之骄子”的当代大学生，真是不可同日而语。坎坷复杂，一言难尽。我的本科上了六年，不是读研，更不是留级，而是五年制，文革又延长一年。这六年的大学生活，集中体现了新中国一代青年知识分子的历程。从课堂听讲，到社教工作队员，到首都红卫兵，最后进部队农场接受再教育，一个大学生在校期间和它的后续，就能有这样多重的角色转换，恐怕人类五千年历史上只有我们1961、1962、1963级的文科生，才有这个“幸运”。
近二十年来，我自己当老师，每学期给学生上课，不管是哪个班级，我都要作为专题，配以PPT，讲一下“我的大学时代”。我总要对年青一代讲：“老师真心地羡慕你们，你们赶上了中国几千年、解放几十年以来最美好的时代，你们要珍惜、要努力啊。”当然，勿用讳言，我们现在还并不十分完美、十分理想，还有很多不尽人意之处，但跟过去相比，确实有着不可比拟的巨大进步。
我觉得学校教育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学生今后在社会上生存和发展的能力。书本知识的学习是一个重要方面，但不是全部，还要让他们了解和认识现实的社会。所以在我的教学中总是引用大量的真实事例，包括跟专业教学有关和与思想教育有关的事例，进行这方面的教育。
在这儿，我之所以想讲几句关于我的母校、关于我的大学时代，另一层意思是：这对读者进一步理解我创作的另一部一百二十万字的作品《革命四十年》有所帮助（该书是我国第一部全面描述1949至1989年间中国当代史的长篇小说，目前正在天涯文学网〔历史类〕连载，点击量在二百万以上。本文是这部小说的附录，用谷歌或百度搜索书名，即可进入。这部长篇小说的写作，跟我在学生时代的感受和经历，跟母校对我的哺育，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这大学六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传统教学阶段、社教运动、实践教学阶段、文化大革命，另外顺便再讲下农场生活。

一． 传统教学阶段

1． 录取通知
我参加高考是在1962年夏，那年十七岁。知道录取消息，是8月中旬的一个夜晚。晚饭后，正光着膀子坐在我老家上海弄堂里石库门的家门口。那时上海人住得很挤，夏天天热时，晚上家家户户都拿着板凳、椅子出来，在弄堂里、马路边乘凉。两位高中老同学兴冲冲地跑来，说：考上了，你也考上了。这是班主任最先知道消息，叫他们过来喊我上他那儿去。我抓起背心还没穿，就跟他们走了。因为那时高考录取率很低，还不到10%。尤其是1962年还是困难时期，不少高校缩小规模，甚至停办，能考上挺不容易。我知道，要是我考不上的话，等待我的将是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甚或是更遥远的黑龙江和新疆那些地方去生产建设兵团或插队落户了。之前，我甚至还上西藏路的青年宫看过有关“江西共大”的展览，看看我将去的地方到底是个什么样。所以知道了录取的消息，是分外地高兴。
说起来，我们高三（1）班在全校是最好的。从高一起，就常听老师们夸奖说：“高一（1）班不错”。这句话也在我们班成了流行的口头禅。至今我们班同学之间联系还挺密切。后来知道，我们班也就考上了十几个,但在全校是遥遥领先的。当然再后来的后来，我们考上学的也不见得是好事。至少我们这十几个，大学毕业后很少有在上海的。
到了班主任那儿。我们的班主任顾乃武老师，他住在四川北路溧阳路口一个外观挺洋气的公寓楼里，底层的一小间，屋里很简朴，像是单人住。他对我们班级、对我们同学是尽心尽职的。他在抗战时曾去过缅甸战场。很长时间里，我对此感到很好奇。但那时的资料极其匮乏，可以说是根本没有，也就打探不出究竟。这是我所以对东南亚问题感兴趣的初始。
班主任向我们报告了好消息。但他以为我是考上了复旦，那是我的第一志愿（历史地理专业）。第二天上学校拿到正式通知，才知道是中国人民大学。那是我的最后一个志愿：人民大学统计专业。原是想报个冷门，在填报技巧上作最后一博。没想到，还真是它。随通知单，还有几张大大的行李签。上面印着鲜红的“人民大学”的字样。这几个字，在我的印象中竟比那录取通知书还深。后来有一张贴在了我唯一的一个箱子，那是我姐姐用过的一只兰色帆布箱，特地拿过来给了我。因为舍不得那标签，那旧箱子也一直随我到现在。

上大学是个大事情，但也没有什么好准备。8月末，就乘火车去北京了。因为兴奋，竟直到火车启动了，我才从月台跳上了车厢门口的踏板，隔着车窗摇手向送我的三哥和几位高中同学告别。心里想，我离开中学时代了，离开上海了。但绝没意识到，这就真的离开上海了，离开这片生我养我的故土，不再有做上海人的资格了。虽然我还真是为数不多的祖祖辈辈生活在上海这片土地上的人。
为了省钱，坐的是硬座慢车。那时的票价很低，到北京19元8角。加上是学生票半价，花了9元9角。但要和那时的收入比，也不能说便宜。正因为是趟慢车，所以开几分钟就停一停。很多站连地名也没有，就叫几零几公里，甚至连个站台也没有，就在路基上下车。到北京，走了三十多个小时。
沿途有印象的是，摆渡过长江，江中静静地竖着几个停了工的大桥的桥墩。过江后，看淮河平原上的农舍，全是茅屋泥房。所谓的窗户，全没有玻璃，甚至没有窗框，也就是个泥窟窿，就像是原始社会的部落。第一次为中国农村的贫穷落后所震撼。过泰山、过黄河时，都已是半夜，虽一夜未眠，也只是耳闻站名，未能见真容。

在黑夜中摇晃的列车座位上，想着将要去的新的大学，也想着曾经的中学。有一点挺奇怪的，后来在大学，对大学的校长，比如吴玉章、郭影秋、孙泱，印象都很深，尽管作为学生并没有很多和他们直接接触的机会。然而对于中学校长反倒印象不深，而对一些任课老师，其印象却终身难忘。除了班主任顾老师，我至今不能忘的，还有：语文老师贾同文、物理老师刘乾复、化学老师杨碧兰等等。
贾老师对我的鼓励、帮助，使我对文学的热望持续升温。刘老师是我初中、高中连续四年的物理老师，是我十八年求学过程中讲课最生动、最成功的一位老师。化学，曾是我很喜欢的一门课程。在初二时，我就开始自己看初三才上的化学书。在这过程中，杨老师功不可没。记得有一次测验，有道题有误。下课铃响了，其他同学都没交卷，不知道怎么做。而只有我交了，卷子上还指出了这道题的不当之处，应该怎么做。结果杨老师不但不隐讳自己的失误，反而破例给了我110分，大加鼓励。我至今不能排解的遗憾是，最终没能如她所愿去考化学专业。
*

作为高考的过来人，在此谈一下，对我国高考制度的认识。我觉得，在现有的社会构架下，现行高考制度是相对比较合理的。不少人批评它为“一考定终身”。但是问题不在于“一考”，而在于“定终身”。现在对高考制度的修正，老是在考几门、考几次上兜圈子，那是没有出路的，那顶多是改变而不是改革。关键在于“定终身”，在于在我们的社会里，缺少人才能够多元化发展的环境和土壤，底层群众能够经过自己努力而使自己社会地位有所上升的渠道太少、太窄。这些上升渠道相当大的部分被“官后代”、“富后代”所占据（“富后代”中的一大部分也是“官后代”），剩下一些的相当大部分也要经过他们那个圈子的许可，而这种许可的公正性又要打很大的折扣。真正能不靠关系靠努力而上来，第一步那就是高考。广大平民百姓的子女只能走这条路，所以有“千军万马走独木桥”的说法。而且，尽管现在的高考录取率比我们那时早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但高考对学生、对家长的压力依旧不减，原因就在于此。独木桥虽然加宽了，却依旧是独木桥，几乎没有别的路。高考的公正合理，代替不了人才选拔、任用、晋升的公正合理，而后者才是关键之所在。所以，改革高考制度、减轻学生负担、走出应试教育的怪圈，主要责任不在教育部门，不在学校，更不在教师，而在于社会体制改革，在于人才选拔任用制度的改革，在于社会分配制度的改革，在于社会民主、公民基本权利的落实，在于每个人都能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能够依靠自身努力来改变自身状况。否则，前面讲的那些改变，都不过是浮云。

那时的高考分为三类:理工类、文史类、医农类。语文、政治为每类必考。当然考文科的这两门，题目难度要大一些，语文科目的总分要高一些。另外，文科考历史地理，理工类考物理化学，医科除理化再加考生物。外语，因为那时农村中学的教学条件差距太大而不考。
我家的经济条件并不好，按说应该早点下学去工作，但是我初中毕业时尚不到报考中专的最低年龄（15岁），只能考高中，而考高中就只有考大学一条路。所以我在初三就决定以后考文科。在高一语文书的封面，就写上了：“向北大进军”，以自我鞭策。那时，我还没听说过我以后要去的人民大学。文科的四门，我都学得很好。虽然文理在分科上很彻底，但分科的时间很晚，直到高三下学期开始后才分班。复习一个多月后，便各自在家看书，所以对文科班的同学几乎没有印象。
文科的招收和报考人数都很少，大约只占总数的一二成，而且大都是师范院校。考文科的同学大体有两种情况，或真的喜欢文史，或数学不行。我所以报文科，这两个原因都有。这两者之间也是相互影响。到高中后就基本放弃数学，只求及格就行。理化还不错，是以前一直比较喜欢。

要讲学习方法，我的特点是由喜欢知识到喜欢阅读。由于大量的阅读，使大脑中的知识有了相当的规模，形成了网状体系，新的知识很容易附着上去。像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自己还觉得乐在其中。我不喜欢背书，所以外语不行。尽管作文不错，也不喜欢背古诗和课文，以至于语文老师也不叫我在课堂上背书。由于不去化时间背书，数学几乎放弃，外语又不行，所以精力都放到了文史时政上，这些方面学习好，也就没什么可稀奇的了。对这些课的学习已超出了课堂教学的范围，摆脱了应试教育的束缚，教材作为基本依据，只是个出发点，自己出去找书看。这种方法拿到现在，恐怕是不行了。
我的看书往往到了没有书可看的地步：想了解某方面的问题，却没有那方面的书，以至于后来激起了自己写书的想法。之所以没有这些书，想必读者也能知道这些原因。这种状况，现在要好多了，但某种程度上也还有。比如，本文将会引用很多公开出版物的材料，不过，其中相当一部分，读者再要找到它们恐怕也不容易了。笔者之所以写本文，之所以写《革命四十年》，也是想部分填补有些读者希望了解那段曾经岁月的记录空缺。
在摇晃的思绪中，天亮了，古老的城墙映入眼帘，北京到了。

2. 北京印象
到了北京，坦率地讲，有几许的新鲜，也有几许的失望。头一眼觉得整个北京城非常的简朴，除了天安门广场和故宫之外，整个城市显得很陈旧。主要的商业区王府井、西单这些，还赶不上上海家门口的四川北路。西四、阜内那些地方，如果不看路上有无轨电车，光看街边铺子的话，就跟农村的集镇差不多。当然，北京有别的地方无可比拟之处，那就是皇家建筑。故宫就不用说了，就讲颐和园吧。它离人大不远，来回两角钱的车票、一角钱的门票，是我比较常去的地方。尤其是下雨的天气，诺大的园林几乎空无一人。漫步在长廊里，凝视佛香阁，远望昆明湖，细雨迷蒙，宛若仙境，真的是叫人神往、忘了自我。
再就是那个动物园。我很喜欢看动物园，后来我每到一个城市，必去那儿的动物园。上海的西郊动物园，当然不错。不象城隍庙九曲桥旁那个就一间屋子的动物园，最大的笼子才一二米长，而且还是笼子叠笼子，里面关着黑熊、猴子这些，看了都叫人难受。不过在上海时，由于经济条件有限，西郊又远，每次要在静安寺排很长的队转车，故而很少有机会去。而北京动物园离人大较近，是从人大出来进城换车的必经之地，所以能常去。

2. 北京印象
到了北京，坦率地讲，有几许的新鲜，也有几许的失望。头一眼觉得整个北京城非常的简朴，除了天安门广场和故宫之外，整个城市显得很陈旧。主要的商业区王府井、西单这些，还赶不上上海家门口的四川北路。西四、阜内那些地方，如果不看路上有无轨电车，光看街边铺子的话，就跟农村的集镇差不多。当然，北京有别的地方无可比拟之处，那就是皇家建筑。故宫就不用说了，就讲颐和园吧。它离人大不远，来回两角钱的车票、一角钱的门票，是我比较常去的地方。尤其是下雨的天气，诺大的园林几乎空无一人。漫步在长廊里，凝视佛香阁，远望昆明湖，细雨迷蒙，宛若仙境，真的是叫人神往、忘了自我。
再就是那个动物园。我很喜欢看动物园，后来我每到一个城市，必去那儿的动物园。上海的西郊动物园，当然不错。不象城隍庙九曲桥旁那个就一间屋子的动物园，最大的笼子才一二米长，而且还是笼子叠笼子，里面关着黑熊、猴子这些，看了都叫人难受。不过在上海时，由于经济条件有限，西郊又远，每次要在静安寺排很长的队转车，故而很少有机会去。而北京动物园离人大较近，是从人大出来进城换车的必经之地，所以能常去。

北京的气候不算差，比较干燥，觉得反而比南方好。每到“五一”前后，便有种浓郁的春天气息。那绿树，那红花，那蓝天，真叫人陶醉。人大校门口的大路很宽，除了来去两条车行道外，那就是比车行道更宽得多的泥土，和泥土里的草、泥土里的树。春天里，那嫩绿的新叶，像冬雪般漫天飘落的柳絮，和地上羊群似翻滚向前的絮团，那才是春天。不像在上海，有的是拥挤嘈杂的人群、房屋、街道，而看不到半点泥土。北京的夏天不算很热，晚上又挺凉爽。尤其是九、十月份，国庆前后，秋高气爽，真是好。冬天也不很冷，有时气温已到零下五、六度，看水池边的冰碴冻得厚厚的，要是在上海这样的温度可是冷得不得了。但在北京，可能是气候干燥、皮肤散热慢的缘故，并没有觉得想象中的冷。只是早春季节风沙较大，市区里常见好多女同志到时用白纱巾把头部肩部包得严严实实，成了一道很特殊的风景线（学校里没有这样打扮的）。
大概是1965年底，还经历过一次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沙尘暴。那时上午十点左右。忽然，天暗了下来，不一会，越来越暗。听到走廊里有人在喊：“快关紧门窗，来沙尘暴了。”接着是一阵关门关窗声。天黑得很厉害，黑得跟深夜一样。太阳像朦胧的月亮。只见对面楼房亮起的灯光，不像平常夜晚的白色和黄色，而是很怪异的蓝荧荧的光。再一会，狂风骤起，风沙大作，玻璃窗上打得沙沙作响。大概一个多小时后，又渐渐静了下来。天色又渐渐变亮，但整个天空一片灰蒙。下课后，走出教学楼，空气里弥漫着呛人的沙土味，地上、树上、房上，到处都覆盖着一层薄薄的尘土。
对北京城印象最深的倒是，北京的社会风气也很质朴，很文明。等公交车，哪怕是两个人，也都是自觉排队。打那以后再没见过。
*

再讲人民大学。1961年之前，人大主要招收调干生，被称之为国家干部的摇篮，对于应届高中生来说，有点神秘感。
一到学校，第一印象也是十分的简朴。无论是校舍，还是教工都是那样的朴实无华。整个校园里几乎都是灰砖灰瓦的平房，和相当于二个平房摞起来的二层楼房，最高的主楼也不过三、四层。我们计统系（计划统计系的简称），就在学校最里面西北角的北五楼，五排两层的灰楼。每一排都是单面的房间，开门就是外面。冬天的夜里，出去上厕所，那是很冷的。我是在其中北三楼的108室。除了北五楼，还有南五楼。平房也是五排为一堆，叫处，有南五处、北五处。这些房子，现在都没有了，所以在这儿提一下，也算是留在纸面上。据说这些都是刚解放时抢修的，原想在十年大庆时再建一个相当于莫斯科大学那样的宏伟建筑。无奈困难时期来了，也就作罢。只有厕所间上挂着的俄语标牌，还在诉说解放初中苏友好和大批苏联专家来校指导的往日情景。
北五楼的西面，有个100×50米的人工湖，是个长方形的水塘，单调得很，无景色可言。只是冬天可用来滑冰，还不错。

不但学校简朴，人大的学生也很简朴。人大虽说是以培养国家干部为主，但那时机关干部也未见有多吃香，加上录取时有一定的政治审查，所以学生多是工农家庭出身，尤以农村家庭居多，因而生活也都很俭朴。我从城市来，尽管经济条件也不好，可是也轮不上助学金。入学后，直到1966年大串联前，才回家过一次。不像现在连国庆假期，也有学生坐飞机回家。1963年暑假，是我在校期间除了后来文革大串联之外唯一回家的一次。返校时，正值海河洪水泛滥，津浦铁路运行中断。我坐的这趟车是最后一班。远望铁路两侧全是滔滔洪水，一直到天边。水中只露出了点点的房顶、树梢，看得直叫人心疼。水都漫到了路基的石子上，火车只得慢慢地开着，感觉有点像坐船在水中开行似的。其余的假期里，大都参加勤工俭学。夏日里整修操场，冬天在图书馆里整理和装帧，用汗水换来很少许的一点补贴。
*

但简朴也有简朴的美。老图书馆南面的砂土路，路边还有几处小小的树林，作为从那个十分拥挤嘈杂的城市来的人，我就很喜欢，尽管在别人看来那只能叫树丛。我还常常喜欢拿着马扎钻进那树丛里看书，顺便看看那树影婆娑，看那地上的蚂蚁在爬，蚂蚱在跳，甚至有一次还看到一只蹦跶的小青蛙。或许在很多人看来，这样的心理也太幼稚可笑。
当然，也有讨厌的，那就是苍蝇，尤其是后来搬到东风三楼，那苍蝇特别多。而且那玩艺儿还狡猾得很，你要去打它，它们就都飞到天花板下的电灯线上。短短的这么一截就停了好几、十来个。拍上去，那线是软的，轰的一声，飞得满屋都是，讨厌得很。在上海，因为经过1958年的消灭“四害”（是指老鼠、苍蝇、蚊子、麻雀，麻雀后来改为臭虫），那苍蝇不是很多了。人大的校园环境挺干净的，屋里屋外还挺卫生，不知怎么会有那么些的苍蝇。
*

来到北京，也有感到激动的事，那就是参加国庆的庆祝活动。第一年，是在天安门广场上举花。随着号令举起不同颜色的纸花，以组成广场上不同的宏大图案。游行结束，便一起向前涌去直到金水桥边。由于自己近视，对城楼上的领导人，只能看个大概起。
从1963年到1965年，每年作为仪仗队参加国庆游行，就排在最前面的第二方阵。第一方阵是北师大女生的花篮方阵，比较小，后面就是我们人大学生肩扛国徽和高举红旗的方阵了。国庆那天，面对宽阔的长安街，十点整，随着“歌唱祖国”的乐曲声响起，跨出那整齐有力的整个游行队伍的第一步，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阅，心里不由十分地豪迈。

每年的国庆，都是最忙碌的一天。凌晨一两点就起床，集合，上车，在东长安街上列队。游行完毕，要步行很长的路，往往要走到西四、甚至更远才能上车回校。吃完晚饭，便很快又要出发。晚上参加在天安门广场上联欢，看着广场上欢快的人群翩翩起舞，一朵朵在半空绽放的礼花，耳边是轰隆轰隆的炮声，四周华灯齐放，这时最能体会到生活的幸福安康，真的想衷心祝愿祖国好。回到学校，总得下两点以后了。
不过参加国庆游行，也是有点代价的。训练是很艰苦的，每年5月份就开始了，到了9月，每天都要训2个小时以上。因为长时间地练习整步走，腰部往往震动受累。也可能是因为体质的欠缺，也可能是因为训练的强度过大，我有了点腰疼。那时，刚开始有激素类的药物（强的松），吃了效果很好，但对胃肠刺激很大。这些问题，后来在部队农场劳动时变严重了，这等以后再说。
*

我们高中班级考上北京的有五个，两个清华，一个石油学院，一个铁道学院。国庆后不久，我们就在颐和园聚了次会。看到曾经都在熟悉的教室里的熟悉的脸庞，如今忽然换了个亮丽的皇家园林的背景，真觉得命运的神奇。大家都很高兴，以后也是常见面。
上铁道学院的吴芬同学，是我们高中班的团支书。她工作积极，做事认真负责。我们高中班在毕业后有过一份油印的小刊物“团结”，还印过好几期呢。文革前，还说过这期由我们北京的几个来搞。我已经写了篇关于参加社教运动的稿子。她都已经准备好了钢板、腊纸，说这些都由她来刻。不久，轰然来到的文革，冲走了这一切。
大学毕业后，大概各人的境遇都不理想，相互很少有联系了，有的都不知道去向。我知道，她去了安徽蚌埠。很多年之后，我去过蚌埠，还想过去找她，但没有合适的时间。后来，我才知道，那时她已经去世了。这使我再次深感人世的沧桑。让我向她祈祷。
*

%3．校园生活
生活上还没走出困难时期的阴影。大家穿得都很朴素。不但学生是这样，老师也是这样。教商业经济的老师很坦诚地说道：“别看这样，这还是好的。等到了澡堂里，外面的衣服一脱，里面的都是补丁落补丁，连教授也都是这样。”是啊，那时一年才三、五尺的布票，买块抹布也得掂量再三啊，只能顾最外面的了。当下的“面子工程”、“形象工程”，不知是否也源于此。
吃的就差得更多了。开始时粮食定量还不到三十斤，后来增加了点。这些粮，放到现在是足够了。可那时别的副食很少，往往顶不到下一顿就饿了。而且细粮只有很少一点（大约10%），也就是说一天还吃不上一个二两的白面馒头，其余则是以前听都没听说过的窝窝头。如果上午第四节没课的话，食堂门口一定是聚了很多人，在那儿敲着碗急切地等着饭吃。这对于从南方城市来的我，确实很不适应，而且事先也没这个思想准备。当然想到，在全国人民那么艰苦的情况下，党和政府还要培养大学生（那年人大招了400名本科生），也是不容易的，内心还是满怀感激。第二年，大学生的伙食标准由每月九元提高到了十二元五角，粮食定量由28斤提高到32-36斤，生活就有了明显好转。

这种程度并不算厉害的饿肚子，倒是让人练出了冷静和毅力，每天每顿都得按计划匀着吃。决不可一时冲动，饿了就吃，那到月底怎么办？大家都在饿，谁也帮不了你。饿了，就忍着，没有别的办法，也没有钱买别的。应该说，那时，1962年，北京、上海的大学生还是幸福的。相比起来，其生活条件在全国是最好的了（那些有内部特供的除外），所以也就没有更多的怨言。但毕竟会有一些后遗症，不久之后，我得了消化道溃疡，与这是有关联的。

这种程度并不算厉害的饿肚子，倒是让人练出了冷静和毅力，每天每顿都得按计划匀着吃。决不可一时冲动，饿了就吃，那到月底怎么办？大家都在饿，谁也帮不了你。饿了，就忍着，没有别的办法，也没有钱买别的。应该说，那时，1962年，北京、上海的大学生还是幸福的。相比起来，其生活条件在全国是最好的了（那些有内部特供的除外），所以也就没有更多的怨言。但毕竟会有一些后遗症，不久之后，我得了消化道溃疡，与这是有关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