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文解》和《论语新解》
两部书都是钱穆先生著的，不过第一部是他青年时所著，当时他还是一位乡村小学教师，而后一部则是先生晚年之作，离第一部的写作已有几十年过去了。
《论语文解》解的是“文”，讲的是文章写法，起承转结；《论语新解》则训诂、考证和义理兼及。二书从内容来说，其实是很不同的。不过，从对《论语》某些章节二书的处理之不同，却也可以看到几十年前后先生看法的改变，或也可说是学问的提高吧。
“逸民（顿总起）：伯夷、叔齐（申承），［一］虞仲（顿）夷逸（断承），［二］朱张（顿总起）：柳下惠、少连（申承）。［三］（三排分起，而两申一断，极变化之致。下分承。）
子曰（此与‘微子去之’节‘子曰’同意。）：‘不降其志，不辱其身［排句起］，伯夷、叔齐与？’（承‘逸民’。）
谓柳下惠、少连（承接转换，略同起处。）：‘降志辱身矣［偏承应上］。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正承］！’（承朱张，先出文法变化。）
谓虞仲（与前节排文。）：‘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承夷逸，句法与上节排调。）
‘我（特提转起）则（承转辞）异于是（承断），［起］无可，无不可。‘”［排句对格申承］
以上是《论语文解》里对《论语》一章的分析。而在《论语新解》中，这一章是这样：
“逸民：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
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
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
‘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
明显的差别是〈文解〉把列举的人分为逸民、夷逸、朱张三类，从文法讲，就有“三排分起”。而在〈新解〉中，则把夷逸和朱张都看作人名（但二人无考，钱先生在注释中并指出把夷逸和朱张看作两类人的旧解之不当）。不是三类五人，而是隐遁者七人。
《论语》旧解本来有这两种不同看法。《文解》取其一而《新解》则取的另一。这种前后的变化在另外的章节也可发现。如《文解》中孔夫子说“五十以学易”，《新解》里是“五十以学，亦”（这也是旧有二说，《文解》取其一而《新解》则取的另一）。除此以外，还可找到类似的例子。
钱先生写过《论语新解》后还有一部大著作《朱子新学案》。在写这书时，他写给朋友的信中，谈到过同样的问题。“穆此半年来专读朱子书，时时返看旧日拙著《近三百年学术史》，颇觉当时学力尚嫌未足,对朱子学了解实不深。然此刻若欲改动，则大是难事。唯有俟此书成，俟他人合而读之，庶可以知其学问深浅之经过。即如陈兰甫于清儒首推江永,而于戴震则甚有不满,拙著<近三百年学术史>于江慎修落笔尚欠深到语,对东原<孟子字义疏证>,震于时论梁胡诸人之见,下笔太噜苏,不敢从扼要处深下砭箴.此皆由今日再读,不能不感其犹有馀憾之存焉者也。要之,暮年向学,此书之成,庶稍弥少作之馀憾则已幸矣.其有学力未及者,如朱子之格物学及于各专门方面者,返观江慎修诸书更感汗颜矣.于明儒罗整庵亦感其衡论朱子未全是，惜在此极少可与谈者.纵笔及之,聊当请教.”(见先生写给杨联陞先生的信，载于《钱宾四先生全集》)
钱先生说，把《朱子新学案》和《近三百年学术史》一起读，可以知其学问深浅之经过，我们把《论语新解》和《论语文解》一起读，应当也可以取得同样的效果。但是在有些评介钱先生的传记读物中,能把钱先生前后的著作合而读之，从中知其学问深浅之经过的却不多见（往往是每部都说好），这样对读者的帮助就比较小了。

只有一条广告?

晚年的《经学大义》（？）。

ying应是《经学大要》，是后人据讲课录音整理的，收入全集，未见单行的本子。

古老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