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 尤德才

一本探究18世纪法国大革命的著作《旧制度与大革命》，曾在中国知识界引起广泛关注，成为最畅销的作品。中央高层领导如王岐山为什么力荐此书呢？因为，当前中国与大革命前的法国都处于最繁荣的时期，警示当前中国社会的处境与法国大革命前期有相似性。

在中国的崛起中，研究法国大革命并吸取其教训，可以避免走入误区或陷入很多的陷阱，有利于形成共识。共识越强烈，改革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以下是本人的心得体会，请大家多多指教。

有感一：以法治国

《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表达这样信息，如何解释“改革带来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作者托克维尔的解答是：旧制度下中央政府的改革带来了境遇的普遍改善，正是这改善吊起了人民的胃口，民众开始认识到进一步的改善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应该的，是人民的“天赋权利”，而政府却未能通过有条不紊的、进一步的改善来满足民众期望、平息不满。 特别是改革到了深水区，那个深层次、最本质的东西却没改。或者说改掉的那部分与未改不改的那部分发生冲突和不相适应，更令人们无法忍受。最终人们去去耐性，偶然的事件可能成为导火线，这个时候革命就来了。

路易十六是位较为开明的国王，深知道不改革没有出路，为释放长期积聚的不公平所导致不满情绪，不断努力改善来满足大众的期望。例如，巴士底狱没有政治犯，如果路易十四、路易十五时期关进去的政治犯，到路易十六也大都被释放（除精神病患者）；当时的法国农民的自由、平等和财产，比路易十四、路易十五都受到更好的保护。但长期忍受不公平待遇的法国人民，随着社会政治经济发展，人民对社会政治的需求和期望不断增长，思想观念深刻变化，需求也越来越高。人民从满足温饱的需要，提高到人权、受尊重、平等、自由等等的需求等。一旦压迫减轻，就会尽其力将其挣脱，对特权、腐败、不平等、公正的容忍度越来越低，对特权越来越敏感。此时，路易十六稍有差错，似乎都比路易十四（名言：朕即国家）整个专制制度更难以忍受。法国大革命前，国王路易十六比路易十四、路易十五做得更好，但路易十六最终也蒙难于革命的断头台。

法国大革命不是一天突然发生的，早在路易十四已种下祸根。克维尔全书的主旨在于告诉我们“路易十四的中央集权制度已经使得法国革命不可避免”。国王带头对最古老最坚固的制度毫不尊重；政府告诉大家对私有财产的轻视态度；司法在教会人们不用尊重基本的程序。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书中不无嘲讽地说，政府干预司法的结果，是民众对法律的漠视和对政府的崇拜，人们在遇到司法麻烦时，首先想到“只要与政府有一丝一缕关系，便可以除政府之外天不怕地不怕”。旧制度下的政府就是这样，以国民或公共利益为名，把暴力正常化、正当化，法国人耳濡目染，从政府那里学会了无视权利、法律、程序，并崇尚专断、暴力的政治心态，国家就这样完成了民众的革命教育。这一教育的结果是培养了在奴役和革命之间摇摆的人民，除了接受奴役和发动暴力革命，国民不知道该如何自主地进行政治行动来治理自己的事务，从而建立了充满自私和敌对的社会。自由自治被破坏，使得责任伦理和尊重精神丧失，成为革命的土壤。

因为，民众蔑视法律的结果是：“倘若人民偶然激动起来的话，最微小的波动立即就可将人民引向暴力，这时，镇压人民的，也总是暴力和专权，而不是法律。”托克维尔不禁哀叹：“人们常常抱怨法国人蔑视法律；哎呀！什么时候他们才能学会尊重法律啊？”今天中国民众比当年法国民众更迷信革命和暴力。如果作为其基础的社会一旦动摇，偶然事件就会造成政治崩溃和社会解体的毁灭性灾难，随时可能发生。以暴制暴，以暴易暴，玩火者必自焚的自我摧毁逻辑，也会暴露无遗。

特别是法国贵族仅仅考虑坐稳江山，不具备英国贵族的政治权力和品格的“贵族＋演化”道路。路易十四大致和康熙同一个时代，在位时间都很长，都长达五六十年。法国自古以来的政治自由传统就逐渐被破坏，王权专制到登峰造极自称“朕即国家”的“太阳王”路易十四治。逐步构建以从上到下的中央集权和官僚体制，剥夺了国民的政治自由。长期的专制，必然腐败低效，贵族官员滥用权力，不作为、乱作为；国王更是不受任何约束，带头滥用权力，干预司法，社会缺乏公平公正，社会的不满情绪不断在积累中。当贫困和社会矛盾等问题出现后，饱受压迫和不尊重的温顺的人民立刻便成为暴徒，所以革命爆发。

今天，中国与大革命前的法国都处于最繁荣的时期相似。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人民的生活水平相比于40年前有了巨大的进步。现在政府越来越开明，社会的法律制度越来越人性化，但历史留下的问题，远比路易十四专制遗留下来问题严重得多。随着改革的深入，各种遗留下来的问题不断浮现或矛盾激化，出现利益集团盘根错节、利益固化、社会缺乏公平公正、贪腐横行、人心向背、官民对立比当年的法国大革命前更为严重。人民对于社会的不满程度反而是越来越深，加剧或引发社会各种危机。有法律制度危机、民意危机、利益危机、公平正义危机、信仰危机、道德失守、社会失序等种种危机。其严重性已超出经济上意义，孕育了社会不稳定及不安的因素。如何解决《旧制度与大革命》书中“改革带来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这一现象，中国改革路在何方？

有感二：中国改革路在何方？

有时出现这样提示，如何解决，谢谢！

@wtwtwt01 2022-08-11 15:19:30
都是人才，不研究研究自己的阶级利益是否已经严重阻碍社会发展，不研究研究自己的对立阶级——工农阶级是否已经普遍不满，反而去研究1万公里之外的法国大革命，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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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哈，研究1万公里之外的法国大革命就很难，研究自己不是自找麻烦？

有感二：中国改革路在何方？

《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表达这样信息，一个专制传统深厚的国家进行改革的必要性和艰巨性。不改革则积重难返，凶多吉少，最终革命难免。如果改革呢？

法国大革命前，法国政府和国王路易十六做的比前任政府和国王更好。在他之前的国王，路易十四和路易十五，都厉行暴政，路易十四留下一句名言：“朕即国家”；路易十五留下另一句名言：“我死后，哪管他洪水滔天”。相比之下，路易十六开明，仁慈而宽容，了解民间疾苦并倾听民众呼声，连自己的猎物不慎损坏了农民庄稼，都主动予以赔偿。

国王路易十六实行开明专制，推行经济与政治改革。不仅创造了法国经济最繁荣时期，而且在欧洲国家中一枝独秀。当时的法国，文化艺术也空前繁荣、活跃，知识分子大胆敢言，成为众望所归的异见领袖，对法国社会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和感召力。然而，大革命却爆发了，路易十六最终蒙难于革命的断头台。

继处死路易十六之后，断头台的工作越来越繁忙，到罗伯斯庇尔被处死的时候，著名的刽子手夏尔桑松已经砍掉了2700个脑袋。断头台也逐渐从高层走向平民，被砍头的农民和工人就有近万人。断头台的效率惊人，31名税务官用了35分钟，54名红衫党用了28分钟。

因此，托克维尔似乎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专制体制下，社会越是开放，人民越容易产生不满；越是温和的 统治，越容易激发革命；有人把托克维尔那句被一些人称作“定律”的话：“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就不改革了，是有偏颇的。因为改革，至少还有希望；不改革，才是死路一条。能不能在不改革等死与改革找死中寻找到出路呢？

待续……

我以为，改革出路关键要有共识、智慧和妥协，才可能遵循社会发展规律，改革才会有效。

社会进化原因很多，相争能进化；相让也能进化；不争不让，反而致力于内部也能进化；或具备其它条件成熟，也未尝不能进化。历史经验表明，人类的进步大多是在和平中的改革（改良）中取得的，付出的社会成本最低。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今天，社会转型更应该渐进地平稳转型。从美国的马丁路德.金到印度的甘地非暴力运动，从南非的曼德拉到韩国的金大中，没有煽动仇恨和采取暴力激烈手段，同样取得了成功。前苏联、东欧也都以非暴力的形式平稳地度过社会转型期，至少会降低社会成本代价，才是最好途径。我们要避免暴力革命如法国大革命……，付出相当高社会成本。

《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作者托克维尔生最纠结最痛苦的莫过于，他意识到民主是一种出于天意的历史必然趋势，浩浩荡荡，无可阻挡。但1848年爆发的民众情绪和急剧高涨的社会主义革命热潮，使托克维尔对民主感到恐惧。法国大革命不是一天突然发生的，早在路易十四已种下祸根。克维尔全书的主旨在于告诉我们“路易十四的中央集权制度已经使得法国革命不可避免”。一个民族长期在专制体制下，缺乏公民教育，被隔绝在政治之外。在改革开放或启蒙过程中，发现理想秩序与现实秩序的落差时，偶然事件就可能引爆长期积累的社会矛盾，爆发时释放的能量就是灾难性的，于是出现升级版的“法国式大革命”。托克维尔当年为何发愤著述？初衷就在这里。

今天中国改革和社会转型想付出的代价希望最低。本人认为，中国改革之路应是“构建和谐社会”。构建和谐社会是改革“最大公约数”的共识，为什么？

因为，不同的阶层和党派，很少人会说：“我们不要和谐社会”。而且，无论从那个系统看，与人和谐，与社会和谐，与自然和谐，总是没错的，系统“和谐”才能产生1+1＞2（整体大于部分之和）,不“和谐”产生1+1＜2（整体小于部分之和），这即是系统论的核心思想。“和谐”最具普遍适用的道理，其内涵价值远远高出“自由、平等、博爱、人权、民主法治”观。

事物没有完美，事物都有“好和坏”阴阳两面，事物发展过程利弊共生，全盘否定或肯定都是不科学。盲目追求民主，自由，人权、公平就可能造成国穷民富；公平和正义都只具有相对的意义，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家制度，对公平和正义的理解就不同，甚至截然相反。希特勒也认为自己是正义；即使是民主、法制、人权、公平，因时因地也有差别的；高福利可能造成国民超前消费、长期养尊处优，缺乏勤劳精神等，容易造成像希腊和欧债危机的经济低增长；自由市场经济可能造成贫富加剧而激化社会矛盾等等；由于权力是选民给的，为讨好满足选民需要和解决内部矛盾，容易造成民主是对内的文明，对外不文明，强权霸权，影响世界的稳定。

民主法治、自由、公正、博爱、人权也没错，因为它是构成 “和谐”文明现代社会要素，是为“和谐”服务，也要靠“和谐”这个标尺来判定，是否激进，适当、适宜。如在非发达国家，缺乏公民素质，强制实行的“民主”制度不一定带来和谐，甚至导致了动荡、暴力冲突和甚至国家分裂。就像在利比亚、阿富汗那样，付出的社会转型成本代价很高。抛开“和谐”来谈“自由、民主、人权、平等、博爱”，不仅是空洞而缺乏现实意义的，不利于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的。

当然，讲和谐，并不代表就能实现了和谐。空喊“和谐社会”，不谈诚信、公正、仁爱、民主法治是构建现代文明“和谐”社会的要素，舍本逐末追求和谐，和谐就成了忽悠人们的东西，或成为笑话。

待续……

@我的V587你不懂 2022-08-11 20:00:19
唉,现在还有这样的蠢比
革命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
有革命,才有妥协,有革命懂妥协了,才有改革
不然你去做梦取得共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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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以暴力恐怖闻名，在大革命中，恐怖暴行与美德被联系起来，个体生命在革命面前毫无价值，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一个政府正式将恐怖暴力定为政策。以断头台成为恐怖的标志，仅在1793至1794年雅各宾恐怖政治最盛期间，巴黎和各地被处以死刑的人数高达4万人以上，还有更多人未经法庭正式宣判就被杀害。比如1792年9月的监狱大屠杀，受害者约有2700人，包括神父和修女，革命者们将他们由牢房拖出，并以“正义”的名义就地处决。

法国大革命是在摧毁人类之前的一切传统、信仰，试图彻底改变社会。法国大革命以平等、自由、博爱、“启蒙时代”的理性推理等为口号，但实际发生的却是腥风血雨的恐怖。当人们在现实中完全和传统道德决裂后，那人性中的恶就会被激发和放大，人们的表现就会完全失去理性，举止变得象魔鬼。

@以前2021 2022-08-11 18:25:01
沟驲的楼主，不就是宣传资本主义革命吗？资本主义革命不就是资产阶级成功压制了无产阶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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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果和狄更斯的作品，明显表现出对法国大革命的厌恶和否定。

雨果《九三年》开篇最精彩的部分是一个革命军和一个村妇的对话。军人问∶“你是什麽政见？你是和蓝军在一起？还是和白军在一起？”回答∶“我和我的孩子在一起。”村妇告诉军人她丈夫三天前被杀害了。“谁杀了他？是蓝军还是白军？”“是子弹杀了他。”

雨果提出了至今仍是人类严肃而重大的问题∶孩子和革命哪个重要？生命和政治哪个宝贵？雨果的结论是∶人道高于革命，仁慈重于意识形态。人，人性，人道，这些价值是至高无上的，它是衡量一切“革命”的尺子。在三个无辜的生命面前，没有蓝军、白军，没有保皇和革命。

在雨果看来，君主制虽有严重问题，甚至罪恶，但是，罗伯斯庇尔的大革命更可怕，因为它更暴烈、更凶残、更血腥。如果说国王政治是“一个令人厌恶的瘤”，那麽大革命就是“一把斧头”，它乱杀乱砍，溅出一片血腥和恐怖。雨果盖棺论定说，“大革命就是断头台”，对其痛恨至极！

雨果在书中用老伯爵的口痛斥革命的罪恶∶“你们杀掉国王，杀掉贵族，杀掉教士，踢倒圣坛，粉碎上帝；你们只会破坏、粉碎、摧残、毁灭，心安理得地充当残暴的野兽。┅┅

@萬道圣 2022-08-11 14:18:36
当时幸亏有卢梭、伏尔泰、孟德斯鸠等启蒙思想家，否则暴力革命以暴制暴，循环往复，人民的苦难没有尽头。可见正确思想理论对于社会改良的极度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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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革命，或意识形态如果不是对人类传统道德信仰的延续，那人性中的恶就会被激发和放大，举止行为会变得象魔鬼。法国大革命之所以腥风血雨的恐怖，是它摧毁人类之前的一切传统、信仰，试图彻底改变社会所造成的。

在法国大革命中，一切宗教、伦理、艺术等传统，都要用革命思想去审判过滤。法国大革命几乎无制不改，一切以“革命的理性”为目标。大革命期间甚至把每天24小时，每小时60分钟，改成每天10小时，每小时100分钟。每个礼拜7天这种宗教传统被改成每周10天，每个月30天就是3周。 为了取代天主教，法国大革命人为制造了两种“宗教”，一种是基于无神论的“理性崇拜”，一种是革命领袖罗伯斯庇尔创立的革命宗教“至上崇拜”。

这就是为什么法国大革命以平等、自由、博爱等为口号，但实际发生的却是腥风血雨的恐怖的原因。

@ty_尤德才 2022-08-11 17:53:58
我以为，改革出路关键要有共识、智慧和妥协，才可能遵循社会发展规律，改革才会有效。
当然，讲和谐，并不代表就能实现了和谐。空喊“和谐社会”，不谈诚信、公正、仁爱、民主法治是构建现代文明“和谐”社会的要素，舍本逐末追求和谐，和谐就成了忽悠人们的东西，或成为笑话。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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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构建和谐社会，是指通过法律的途径，通过制度的调整，通过协调和妥协，使利益各方的矛盾得到妥善解决，而不致引发剧烈冲突。尤其是引发暴力革命，任何社会和组织都要为之努力，社会只能在和谐中前进。和谐社会是改革主旋律，也是改革目的。不和谐的改革绝对不是有效的改革。

当前，中国与大革命前的法国都处于最繁荣的时期相似。物质财富的增加，却出现利益分化严重，利益集团盘根错节、利益固化、贫富差距加大，阶层固化、社会不公等现象。催促了人们权利意识的觉醒和敏感，对特权、腐败、不平等、公正的容忍度越来越低。而这个时候，还出现了有些“贵族反动”和“领主反动”，要开历史的倒车，更是玩火自焚了，酝酿革命的土壤。中世纪末期以来，王权扩张，逐步以从上到下的中央集权和官僚体制，剥夺了国民的政治自由，建立专制。结果到18世纪，中央集权已经成功地渗透到法国社会的角角落落，成为国民的行政“监护人”，法国大革命不是一天突然发生的，而是长期积聚的不公平所导致。虽然，后来法国政府和国王路易十六不断努力改善来满足期望大众满足，并不比前政府做的差，然而，缺乏智慧与审慎，也是大革命爆发很重要原因之一。
待续……

对集权政权进行改革需要很高的政治智慧与审慎。路易十六召开三级会议，而这恰恰是缺乏政治智慧的表现。一百五十多年都没有开过的三级会议，现在突然要开会，国王、贵族、利益集团准备好了吗？有限的让步和允诺，还能喂饱那个羽翼丰满的利益集团的胃口吗？所以，一开会就出现了政治失控。特别在大革命时期的法国，阶级矛盾尖锐，在面对理想秩序与现实秩序的落差时，已普遍产生了彻底纠正不平等状态的强烈渴望，人们逐渐失去理性和忍性，误入冒险激进的歧途。正如托克维尔描述的，“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环境中焦虑兴奋，努力改变处境：追求更好的东西是普遍现象；但这是一种令人焦虑忧伤的追求，引人去诅咒过去，梦想一种与眼前现实完全相反的情况”，最终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最大的动荡和最可怕的混乱。

雅各宾派的领导人罗伯斯庇尔，当年走在革命成功之后的巴黎街头，看到解放了的民众都在兴高采烈抓人送往断头台。老罗对民众说，你们要遵守法律。民众回答他，我们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法律。对这个回答，老罗无言以对，仔细想想又觉得很有道理。

罗伯斯庇尔的精神导师是卢梭，是卢梭的忠实信徒，被称为“行走中的卢梭”。卢梭是法国十八世纪启蒙思想家、启蒙运动代表人物之一。卢梭最强的理论就是“公意”和“自由”，他认为公共意志就是社会的最高意志。所以罗伯斯庇尔对解放后的巴黎民众的回答不得不满意，因为那是公民们的公共意志。

后来，罗伯斯庇尔也被公共意志送上了断头台。到被处死的时候，著名的刽子手夏尔桑松已经砍掉了2700个脑袋。断头台也逐渐从高层走向平民。断头台的效率惊人，31名税务官用了35分钟，54名红衫党用了28分钟……。法国大革命以平等、自由、博爱等等，最后异化成腥风血雨的恐怖。

改革需要智慧而审慎。改革虽与“革命”赛跑，但一味追求激进的改革，就会滑向革命，走向动荡混乱的危险，误入冒险激进的歧途。特别是长期集权管理下，严重缺乏民主法治、宽容妥协、人权、契约精神等公民素质，严重缺乏民主政治改革所具备的条件、公民素质和环境，更易产生激进和暴力革命。因为，民主政治高度依赖诸如契约精神、妥协、宽容、尊重、协商智慧，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文化，才不会因理念或政见不同分裂社会，导致混乱。没有现代政治妥协、宽容、尊重、协商智慧的公民素质和公民文化，如何有民主法治，社会如何和谐？

前几年，发生在中山市鸡毛蒜皮的小事件，演变成了大规模的官民冲突。足以看到社会内部潜藏的各种矛盾和冲突的程度和强度，潜藏的那种盲目的、疯狂的、暴力、混乱、无理性的发泄、动荡渴求，令人堪忧！它有别于根植于成熟的公民意识的，用公共精神、基本的公民伦理来考量和维护公共秩序、公共利益。

待续……。

阻碍当今中国民主法治发展最大因素是公民素质和公民文化环境，而不是制度结构等硬件部分。因为政府、法律体系、社会制度和结构都可以在短时间改变的。公民文化和公民素质不可能短时间建立和提高。制度结构易建，民主精神、公民素质、公民文化难成。公民文化和公民素质是民主法治社会的基石。

今天，公民意识急需引起重视。注重公民教育，让民众知道公民权力、责任和义务。让公民具有社会良知和责任，才能更平稳地度过社会转型期。没有公民教育，就没有公德的觉醒，公共意识、公共责任、公共道德久而久之自然淡薄。人们就会在罪恶中保持沉默，自扫门前雪，并不以破坏公共利益和公共环境为耻。缺乏社会良知，承担公共责任和义务，使整个社会逐步陷入道德滑坡危机之中，不仅缺乏社会变革的正能量，也会出现捷克首位民选总统哈维尔曾说：“我们每个人都是 机器的共同建造者。由觉醒的国民、有一定的公民素质和公民意识的来推动改革，社会更能平稳转型，付出的社会成本最低，逐渐用民主政治取代强权政治。

在法国大革命中，来自社会底层民众经不起革命领袖们竞相攀比的政治鼓动，其热情和梦幻似乎比制造这个乌托邦的革命领袖们更疯狂，更激进，更彻底。革命领袖为了自己权益和政治统治，往往打着诸如卢梭的“人民主权”学说是打着“人民意志”的旗号出现的，采取的手段，不亚于任何一个心狠手辣的专制者或独裁者，更加肆无忌惮，更加随心所欲，无法无天。

因为君主和王室有可能顾及到作为皇朝的安宁和延续、民族精神、民族心理信息传承的最权威的象征时，大体上能在和平、契约、妥协、让步中向民选权力机构让度自已的权力，从而在基本不流血的状态中完成宪政民主进程。英国、日本、挪威、西班牙等国，皇帝或国王犹在，是君主制国家，但议会与王权可以共生，一样可以成为的民主法此刻国家。缺乏公民素质和公民文化环境，是无法建立健康稳定的民主法治政体的。即使建立起来，也不会长久，什么意想之外的事都可能发生。法国大革命中陷入“面包越贵，革命越激进，革命越激进，面包越贵”的恶性循环的怪圈。大革命后法国迁延一百余年的社会政治持续动荡，直到1958年的戴高乐“第五共和”才算是大体稳定下来，法国人民为此吃尽了苦头。革命后所谓的新社会，大都是乌托邦的梦想。

待续……

法国大革命的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借鉴。激进和暴力革命往往是走回头，以暴制暴，以暴易暴，重建专制独裁政权。法国大革命没有带来自由，反而是更加中央集权的政治，原因在于“他们在不知不觉中从旧制度继承了大部分感情、习惯、思想。”

没有妥协就没有民主，尤其社会的强者更要妥协，才是解决矛盾的最佳途径，实现双赢，平稳地度过社会转型期，至少会降低社会成本代价。“极左”还是“极右”将付出极高的社会成本代价。我们需要改革的智慧，激进和滞后改革，都有可能造成“革命”、“暴力”方式进行社会转型，出现了社会动荡、秩序失控的局面，到时候吃亏的还是普通人民，甚至导致国家动乱和分裂。 一个有责任感的政治家，更应该致力于执政党的民主法治转型和国家的现代化民主法治转型。根据国情，渐进地求得新机制在旧机体内的自然生长，循序渐进，中国才有实现和谐的希望。

综上所述，不难明白本人为什么始终认为，解决当今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等问题，关键是如何面对处于社会变革时期，又面对全球化进程中，如何根据国情，以开放的国际视野借鉴国外成熟的公民教育和民主宪政经验与成果，摸索出一条符合传统文化和大国国情的公民教育和民主法治体制，社会才能持续稳定发展。这一宏大时代课题绝不仅仅是一个关于公民教育观和民主法治理论问题，也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改革必不可少的课题。注重公民教育与健全民主法治体制决定改革的成败，关系到中国的未来。

@以前2021 2022-08-11 14:25:28
你别再胡扯八道了，美国大革命即独立战争也是打得你死我活的，英国大革命也是打得你死我活的，只不过美英资产阶级整理后迅速镇压了无产阶级，垄断的权力，早就了资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法权秩序。法国革命中资产阶级弱，给无产阶级权力伸张一些空间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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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胡说八道！美国独立革命、英国大革命与法国大革命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革命。

如美国革命是对人类传统信仰和道德的延续，美国八年独立战争所进行的是一场保守的革命，他只是换统治者，不再接受英国和英王的统治。并没推翻现存社会的一切，否定从英国来传统、习俗等。它不像法国大革命以平等、自由、博爱、“启蒙时代”的理性、爱国的名义杀人，其所信奉的反宗教、反传统的哲学。

法国大革命是在摧毁人类之前的一切传统、信仰，试图彻底改变社会。当人们在现实中完全和传统道德决裂后，那人性中的恶就会被激发和放大，人们的就会失去理性，举止变得象魔鬼。

美国的强大不仅是金钱和枪炮，美国独立的立国精神是美国奇迹的源泉。是以宗教道德信仰作为政治秩序的第一因。华盛顿说过：没有宗教其实就没有道德。没有对神的信仰，你的道德就是没有根的，你也没有真正的爱国主义。

在华盛顿看来，法国大革命反宗教、否定一切社会传统，也就没有道德，所以这样搞出来的爱国主义，根本就是变相屠杀，行为变得象魔鬼。只有在道德的基础上建立的爱国主义，才是良性的真正的爱国主义。

美国《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主要精神：一是人类要有敬畏心，要有爱的宗教信仰，对道德伦理良知的追求；二是限制政府权力，保护个人权利！《独立宣言》说：“政府的正当权利，则是经被统治者同意授予的。”政府的目的是保障人民的权利和自由，或者是保证天赋人权。

由此奠定了美国独特的制度：横向上的三权分立，纵向上的联邦自治。开创兼容了东亚与欧洲的优势，既是统一、却又自治的人类政治秩序的“第三条道路”。

英国自1688年光荣革命后，就几乎杜绝了政权的暴力更替，依托工业革命的浪潮，大不列颠成为如日中天的日不落帝国。美国也以惊人的速度成长，并终将取代英国成为世界头号强国。

而法国大革命后，法国迁延一百余年的社会政治持续动荡，依然是暴力与暴力的轮回，经过无数次枪炮与血的洗礼，经过共和、帝制、再共和，直到1958年的戴高乐“第五共和”才算是大体稳定下来，法国人民为此吃尽了苦头。暴力革命后所谓的新社会，大都是乌托邦的梦想。

@以前2021 2022-08-17 12:02:12
希特勒上台前一直纳闷，美国屠杀印第安人极速扩张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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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现代史上，美国、日本等西欧国家之所以成为发达国家，关键在于都有很强自我反思，强烈忧患意识，不分敌友，吸收全人类，各民族、各个国家的文明成果，‘海纳百川’。

一个缺乏反思，不敢正视自身弱点，只看他人弱点的民族注定会堕落的；只有发现和学习他人优点，同时又敢于正视自己弱点的人，才会不断自我完善，才能得以超越成为强大民族和国家。

美国之所以强大，是因为把世界文化当成自己的文化。日本也是向打败他们“西方敌人”学习，长期的“脱亚入欧”并没有让他们成为新的西方人，反而把东方的传统文化传播给了西方。没有哪个日本人把“学习敌人”、接受“中华儒家思想文化”误读成“崇洋媚外”。这才是我们最需要反思的地方。

@我的V587你不懂 2022-08-11 20:07:48
劳资能送蠢比的只有两个字
蠢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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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最遗憾的是什么？

我以为，改革开放最让人遗憾的是，我们不仅没学到西方社会民主精神、契约精神、科学精神等精髓东西，却把自己的根丢掉，我们越来越不象中国人。

中国自古以道德伦理立国，几千年来讲究仁义礼智信，人敬人，以道德来衡量人，不以成败、贫富、阶层、能力大小论英雄。没想到了今天，仁义礼智信的民族精神不见了，美德已经没有人听得懂了，“和为贵”中华文化所维系的社会凝聚力已淡出记忆。

扪心自问，今天的你，是炎黄子孙，华夏儿女吗？还有仁义礼智信、道德和谐的中华传统文化？已成为最不像中国人的中国人。

@哈哈不搞笑 2022-08-13 08:53:30
楼主说说看，“多数人暴政”是人人自由状态，还是自由被“民粹”控制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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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制度与大革命》作者托克维尔认为，在美国，多数对政府的统治是绝对的。在民主制度下，谁也对抗不了多数。但是，他又极为睿智地指出，多数并不具有绝对的无上权威。如果多数的权威是不加限制的，反而会引起立法与行政的不稳定，甚至造成祸端，因为无限权威是一个坏而危险的东西。

他多次拿法国的情况和美国的情况作比较，是他在考察美国民主制度时，反思法国大革命提出“多数人的暴政”说法。因为在法国大革命期间，极端派以公意之名行使的人民主权，是实实在在的多数的暴政。托克维尔最爱的曾外祖父马勒泽布死于断头台，他的父亲埃尔维也差点上了断头台。这在他心头留下了太深的创伤。

@我的V587你不懂 2022-08-11 20:07:48
劳资能送蠢比的只有两个字
蠢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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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言行就是“平庸之恶”表现。 汉娜.阿伦特的“平庸之恶”，对解析 国家中人们行为模式极有帮助。 体制会把整个社会各方面都给污染了，不管是不是愿意，必须在道德上作一些让步，或不知不觉中堕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