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一）：《春秋》是一部什么样的书？
《春秋》是一部什么样的书？
这个问题，以我的水平，其实挺难回答。放开了说甚至可以洋洋洒洒写几万字的文章来论述——而且我敢保证即使如此，也无法准确完备的回答“《春秋》是一部什么样的书？”这个问题。所以我只能就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理解试着回答一下。
“春秋”这个词，有很多含义，即可以解释为春夏秋冬四季中的春秋——由此引申出了用“春秋”二字代指一年。也可以解释为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时期即所谓的“春秋战国时期”中的前半段。还可以解释为一本书，即后面要重点讨论的名为《春秋》的这本书。
实际上“春秋”这个词的上述三层含义，是有一定关联的。正是由于“春秋”二字可以指代年份，所以，鲁国史官按照时间顺序逐年记载的以鲁国历史为主要记述对象的这部书，就用《春秋》来命名——其实不只是鲁国有《春秋》，当时还有别的国家的类似史书也叫《春秋》，但我们后面说的《春秋》，除非特别说明，都默认是鲁国的《春秋》——意思就是按年记载的书——这也开创了中国史书体裁的一个重要派别，即“编年体”史书。《春秋》一书，就是公认的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史书。也正是由于《春秋》一书记事的时代，大致与东周前半段在时间上相匹配，所以东周的历史在史学界习惯分为两个阶段，而前一个阶段就被以“春秋”命名。
我们今天说一年四季，是春、夏、秋、冬，那为什么这本书只是叫《春秋》而不是叫《夏冬》或者《春夏秋冬》之类的其他名字呢？有一种解释是说，春天是阳气始发的季节，秋天是阴气始发的季节，一阳一阴就把全部包含了。而且孔子所处的时代，当时的历法观念里，人们相对更重视春秋两季，《庄子·逍遥游》就有“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的说法，就是以“春”“秋”来指代年的例子，类似的例子同时代的文字中比比皆是，可见当时确实习惯以“春秋”二字代表一年。
我们通常所说的《春秋》一书，一般认为是孔子依据鲁国史官记载的史料，整理修订而成的一本书——严格的说，《春秋》不是孔子原著，而是他对已有的鲁国史官记载的史料的修订整理。
世界上应该没有哪个民族像中华民族这样重视对历史事件的记录了。得益于汉字的存在且其变化规律清晰可溯，我们清晰可辨的历史记录可以追溯到商周，甚至更早的历史也可以随着甲骨文的辨识而被了解。在孔子之前，史官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职位，掌握着客观记载国家大事的权力，任何人都无法干预。所以后世有“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一说，无论是齐的太史兄弟还是晋的董狐，之所以名垂千古就是因为不畏强权秉笔直书如实记载了史实。在孔子之前，修史是属于官方垄断的事，民间是没有资格来修史的。
但是孔子整理修订《春秋》，打破了官方修史的垄断权，开创了民间修史的先河。这样做的后果就是后世对历史事件既有官方正史的记载，也开始有民间稗官野史的记载，甚至有时候会出现官方记载和民间记载大相径庭乃至截然相反的情况。这个时候后人要了解历史的真相，就比较费劲。不像孔子之前的历史，因为一件历史事件只有官方一种记述，一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实际上，我们今天也完全可以猜测，这种官方唯一话语权讲述的也未必真的就是客观的史实——除非所有史官都是齐太史、晋董狐这样的人。
我们都知道孔子是很尊崇礼仪的，作为没有修史资格的民间人士，他去修史，这显然是违反礼仪规矩的——事实上他自己也很清楚这点，所以他自己也说：“春秋，天子之事也。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可见他自己也清楚，某种程度而言，他整理修订《春秋》属于僭越行为。那他为何要做这件事呢？
在《史记·孔子世家》中，司马迁有这样一段记叙：
“鲁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及西狩见麟，曰：‘吾道穷矣！’……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
——这段话意思是说，鲁哀公十四年春天，在大野这个地方狩猎……这次狩猎捕获了麒麟，孔子叹息说：“我的‘道’走到了尽头了啊！（意思是他的主张到了穷途末路了根本没法推行）”……孔子说：“怎么办！怎么办！君子最担忧的就是死后没能留下一个好的名声啊。我的主张没法实现，我能给后世留下什么啊！”于是就根据鲁国的史书作了《春秋》一书，上起于隐公，下至哀公十四年，一共记载了鲁国十二个国君的历史（为何“西狩获麟”影响这么大，后面我们还会细细解读）。
这是司马迁对孔子作《春秋》缘由的解释。在司马迁之前的孟子，对孔子作《春秋》一事的起因有过更详细的解释，在《孟子·滕文公下》中有这样一段话：
“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君者有之，子弑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可见，孟子认为，孔子虽然知道自己做了违反礼制的事情，但是是迫不得已。因为当时已经礼崩乐坏，社会失去了正常的伦理秩序，在孔子看来，能让社会体系重归正轨更重要、意义更大，而什么能让社会重归正轨呢？在孔子看来就是所谓的“道”，即正确的行事标准和社会运行准则——这也是为什么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春秋》里的案例曾经作为后世刑狱定案乃至评论一件事做的对不对的重要参考。所以，孔子要重新修订《春秋》，通过《春秋》的文字，阐述他认为的“道”、阐述他对社会治理的观点和看法，最后达到影响他人、影响社会的目的。
孔子是如何通过整理修订《春秋》来完成他对“道”的阐述呢？在修订后的《春秋》这本书里，孔子在记述鲁国史实的同时，文字上做了一些艺术性的处理，后人认为《春秋》虽然记事文字非常简练，但是每个字都很讲究，有着微言大义——所以后人就有“春秋笔法”一说，意思是文字不能只看表面的叙述，要琢磨文字后面暗含的意思。孔子则恰恰就是通过这种对文字的艺术处理，来传递他的思想（有些学者认为主要是传递他的政治思想，我觉得有点狭隘）。也就是说，孔子修订的《春秋》，除了记事记史，还隐晦地传递着他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臧否，塑造了一套孔子认为合乎儒家道德规范的评价标准体系。对此，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里说了一段话，他说：
“周道废弛，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子，大夫雍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辩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
——大致意思就是说，那个时候周王朝开始衰微，孔子在鲁国担任司寇一职。但是诸侯们害他，大夫们排挤他，孔子知道自己的建议当政者听不进去，他的主张难以实现。于是就把二百四十二年的鲁国历史按照自己的是非道义标准做了评判，以此希望作为天下人之后的行为准则。他之所以在这部书里贬低（行为不合乎礼法的）天子、斥责（不守规矩）的诸侯、声讨（胡作非为）的大夫，就是为了阐明正确的王道……孔子修订的《春秋》这部书，往大了说，阐明了夏禹、商汤、周文王这样的古代圣王的治国理念，往小了说，讲明了为人处世的原则，分清了难以分清的事物，制定了是非的评判标准，让做事犹犹豫豫的人有了行事的准则，使人们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贤良什么是不肖。保存了已经灭亡国家的文化历史，延续了已经要灭绝的世系，弥补了社会运行中存在的弊端，让已经荒废的好的东西重新得以兴起。这些都是先王之道非常重要的内容啊。……《春秋》让人能明辨是非，所以有助于治理人民。能对社会起到拨乱反正作用的，没有比《春秋》更好的书了。……如果做人不通晓礼义的要旨，就会君王没有君王的样子，臣子不守臣子的规矩，做父亲的不像父亲，做儿子的不像儿子。君王没有君王的样子，就会出现以下犯上。做臣子的不守臣子的规矩，就会惹来杀身之祸。做父亲的不像父亲，就是不守伦理道德。做儿子的不像儿子就是不孝敬父母。这四种行为，都是天下最大的过错啊。有这四种行为的人，怎么批判惩罚他们都不为过啊。所以说《春秋》这本书，阐述的就是礼义的根本啊。
读司马迁的《太史公自序》，会感觉几乎整篇都在高度颂扬《春秋》。我觉得有两方面原因，一者，《春秋》确实禁得起这样的表扬，尤其在司马迁时代，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儒将《春秋》拔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甚至为后世两千年《春秋》的地位做了一个定论；另一方面，也不乏太史公夹带私货——毕竟《春秋》具有史书的成分，而太史公最大的心血也是著了我们熟知的《史记》这部史书，太史公对《史记》的期待，某种程度上恰如孔子对《春秋》的期待，都希望能做到教化人心，让人能明辨是非，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所以褒扬《春秋》其实也是在抬高自己的作品吧。
也正是因为“《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让人明白君臣父子应该遵守的礼义准则，以此来评判这些人做事对不对合不合乎礼义的标准，所以孟子后来评价说：“孔子做《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在《史记·孔子世家》中，司马迁也说“《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从孟子和司马迁的这个观点来说，似乎孔子修订《春秋》达到了他的目的。但是是不是真的如此，就不好评价了——反正后世“臣弑君、子弑父”这样的乱臣贼子依然屡见不鲜。想来如果太史公地下有知，恐怕也只能对此叹息一句：“呜呼！惜乎《春秋》之义不行，致使天下乱臣贼子无所惧矣！”
正是因为后世对孔子修订的《春秋》——为了方便，后面我们就按照惯例直接称呼为《春秋》——有这样高的评价，后来《春秋》就被列为儒家的五经之一，所以《春秋》也叫《春秋经》。过去我们说“四书五经”，其中的“五经”就指的是《易经》《诗经》《尚书》《春秋》《礼记》（一说是《仪礼》）。后来还有所谓的“六经”“十三经”之说，但怎么排，《春秋》都在其列。
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能称为《经》的要么作者是圣王贤哲，例如《黄帝内经》的作者假托是黄帝，《易经》的作者说是周文王。要么是有宗教背景的，例如《金刚经》《道德经》乃至后来的《圣经》《古兰经》。总之，能称为“经”的，都是地位相当高的书籍。可以说，能被称为“经书”的典籍，其文字传递的理念，就是人们应该遵守的思想、道德乃至行为的准则。
但是一说起《春秋》，我们往往还会同时听到《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这样的并称。即，不仅仅会提到“经”，还会提到相对应的“传”——其实不仅是《春秋》，儒家的很多经典都是即有“经”又有“传”的，例如《易经》就有相对应的《易传》。
这就引出一个问题：什么是经，什么是传？

前言（二）：什么是经，什么是传？
织之纵丝谓之经，也就是说，经的本义，是织布的时候的纵线（竖着的线）。见过老式织布机的人会很容易理解这个，织布的时候，先要确定好经线，然后以经线为依托，再横着穿插线——这个叫纬线——最后才能织成布匹。所以有“经正而纬成”的说法，这就是经线纬线的最早由来。由此又引申出了地理上的经度纬度的概念，在地理上，南北曰经，东西曰纬。

前言（二）：什么是经，什么是传？
织之纵丝谓之经，也就是说，经的本义，是织布的时候的纵线（竖着的线）。见过老式织布机的人会很容易理解这个，织布的时候，先要确定好经线，然后以经线为依托，再横着穿插线——这个叫纬线——最后才能织成布匹。所以有“经正而纬成”的说法，这就是经线纬线的最早由来。由此又引申出了地理上的经度纬度的概念，在地理上，南北曰经，东西曰纬。

正是由于“经”是织布的基础，是首先要确定的根本性的东西，由此才引申出来了一层含义，即原则、标准的意思。所以后来人们就把那些对国家社会的运作具有指导意义的典籍称之为“经典”——而《春秋》，恰好就是这样一部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经典。
传，简单的说就是对“经”的解释。对二者的区别，晋代的张华在《博物志》中有一句解释，他说“圣人制作曰经，贤者著述曰传。”经传并列，就是重要书籍的意思，有个词“名不见经传”，就是说这个人不重要啊，你看，历史书上都没有记载名字。

但是，从原始文字意义上讲，与“经”对应的是“纬”，有经书，那是不是应该有纬书呢？还真有，而且纬书还真是对应的经书出现的。尤其是在两汉魏晋时期，谶纬盛行，纬书出现了很多。之所以有纬书出现，是因为当时有些人认为经书不能完全充分的阐明圣人的想法，需要与之相匹配的书来进一步解释阐发圣人的想法——这点其实与“传”有点相似，但显然，纬书的作者认为纬书的地位某种程度上跟经书是可以相提并论。这点与传不同。甚至即使是传，后来还有对传进行解读的，例如《易经》就有《易传》，对《易传》解读的文字称为“彖”，不过这些与我们要讨论的《春秋》关系不大了，属于一点题外话。
《春秋》就记事本身而言，文字是很简洁的。一般人只看字面意思，未必能理解夫子想含蓄表达的深层次内容，所以就有很多人来解释，某一段话为何这样说，用这个词又代表了孔子怎样的情感倾向等等——这种解读某段话的工作，其实我们每一个学过语文的人都经历过。小学语文里我们被训练过很多次解读鲁迅的某一句话。甚至社会上对于《红楼梦》的研究也有这方面的倾向。至于作者是不是真的如解读者所理解的，其实谁也不敢说对错了。这种对《春秋》的解读后来有很多学术流派，流传至今且影响最大的，是三家，即左丘明的《左传》，公羊高的《公羊传》和谷梁赤的《谷梁传》——这三家后来合称为“春秋三传”。

孔子的春秋笔法微言大义，为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文化财富，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也带来了一个弊端，就是孔子的《春秋》，能不能作为史书来看待？史书，从理想化角度而言，记载的史实应该是客观公正不带记录者感情色彩的，但是孔子的《春秋》显然不是这样。例如，我认为一句标准的史书记录应是这样的：
“张三者，雍州人也。”
但是如果按照《春秋》的风格，这句话则可能就变成了：
“张三者，雍州鄙人也。”
——只是多了一个字，但明显就有点瞧不起张三了。
如果是《左传》的风格，那这句话可以演变成一篇《张三列传》之类的文章，如果是《公羊传》和《谷梁传》的风格，则可能会出现：“何以为张？姓也。何以为三？名也。然何以名三？排行之故也。雍州者何？昔者大禹定九州，雍州居其一。言雍州者，盖谓张三非夷狄也。然何以言鄙？其人乖张，有违圣人之道，故君子鄙之”云云。
《春秋》里因为有文字艺术的加成，所以无法掩饰地附带了孔子的感情色彩，尤其是在后来的公羊传、谷梁传等的阐释下，这种感情色彩更显得丰富多彩——当然，也许有不少其实是后人过度解读罢了，孔子当时未必真的那么想。但是这个，也只能是我们的猜测而已，无法去证伪了。正如今天我们重新读《春秋》三传，前人的许多著述可以参考，我们自己的看法也可以拿出来与别人商榷，我们可能未必与古人先贤的观点完全一致。对同一事物，从不同角度看去，必然会得出不尽相同的结论，恰如盲人摸象一般——而这种“偶有所得”的感觉，我觉得其实恰恰是读书的乐趣所在吧。
我在以前，就曾经断断续续读过一些《春秋》的内容，也读过一些关于春秋时期历史的其他书籍文章。前两年把《春秋》三传都买全了，但是一来忙二来懒，书买回来了就一直束之高阁。倒是也曾给自己定了两个读书计划，关于《春秋》三传就是二者之一，但也一直未落实。而今可能会相对有更多一点的时间和精力来做自己喜欢的事了，譬如跑步、临帖、练笛子、读书之类。重又把之前的计划和书捡起来，希望能断断续续的坚持下去，尽自己的能力把这个功课做的细一点，能在读《春秋》三传的过程中，有更多的收获吧。当然，我不是中文或者历史专业的出身，没有相应的学术功底，自身的素养不值一提，手头的资料也有限，读的过程中做的这些读书笔记，更多是对前人资料的整理——恰如当年孔子修订《春秋》一样。偶尔或有一点我自己的见解和想法，也未必对。我把这些笔记心得记录在这里，不敢说是分享什么，只是给自己做个备份，如果有人看到了，指出我有什么疏漏错误，那我也是非常感激的。探讨、交流甚至辩论，我觉得也是读书所能带来的乐趣。孔子说：“朝闻道，夕死足矣。”我对知识和真理的追求没有他那么高大纯粹，我只想好好活着，多读几本书，多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多认识些有趣的人经历些有趣的事。
我，其实是个俗人。

@燕狂徒哇咔咔 2022-08-29 17:27:50

写的很好！这样解读历史才是煮酒应该有的层次！

就像孔子哀叹的：道之不行也久矣，现在煮酒的文章的层次已经可以用堕落来形容了

期待继续分享解读观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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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谢。只是随手整理一下自己的读书心得罢了，多谢抬爱。谬误难免，多多批评指正。

@鲜虞郭峰 2022-08-30 19:37:49
支持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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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谢支持……多批评指正

（一）隐公元年
（1）
[春秋]元年春，王正月。
这是《春秋》开篇的六个字，但是这六个字里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很多。首先，我们知道《春秋》是一部编年体史书，那就得确定时间坐标，而这个时间坐标一开始就给出来了——元年——只要明确了这个元年对应到历史上是哪一年，就能明确后面记载的每件事都是发生在具体什么时候。我们知道中国古代改朝换代新君继位甚至国家有大事发生，习惯性的要改个年号，称为“改元”。元年，就是改年号后的第一年。那么，《春秋》开篇提到的这个“元年”，到底是中国历史上的哪个元年？
有人觉得可能很简单，既然说了《春秋》是鲁国史，那么这个元年就应该是鲁国历史上的开国元年吧？
还真不是。
《春秋》讲的是鲁国史，但是严格的说，是鲁国的一段历史。西周刚推翻商朝不久，武王就去世了，即位的成王年幼，周公旦辅政。这时候周公的兄弟管叔、蔡叔对周公心怀不满，于是联合纣王的儿子武庚发动叛乱。其中有一个之前分封的小国奄国（大致在今天的山东曲阜一带），跟随武庚一起叛乱。周公果断的起兵平叛，叛乱结束后，成王就把奄国的故土分给了周公旦，但是当时刚刚经历了管蔡之乱，周公要辅佐成王无法赴任，所以就派了自己的长子伯禽代为赴任。周公最早的封地是“鲁”，所以这个地方就沿用了鲁的称号。伯禽就成为鲁国的首任国君。因此从血缘关系上讲，鲁国是周王室最亲近的宗室。
鲁国受封后，先后二十五世共计三十四位君主，一直到鲁顷公二十四年（公元前255年），被楚国所灭，六年后鲁顷公死，鲁国就此绝祀。
孔子的《春秋》，并不是从伯禽受封开始讲，而是从鲁隐公讲起。春秋开篇的“元年”，就是鲁隐公元年，即公元前722年。按照司马迁在《史记·鲁周公世家》的记载，在鲁隐公之前，鲁国从伯禽（后世又称鲁文公或鲁公伯禽）开始，历经考公、炀公、幽公、魏公、厉公、献公、真公、武公、懿公、孝公、惠公等国君（其中懿公和孝公之间还有一段时间是懿公哥哥的儿子伯御为君，但是伯御是弑杀懿公上位，后被周宣王讨伐杀掉，所以不被周王室承认），鲁隐公就是惠公的儿子。
我自己觉得，之所以不是从鲁国的开国讲起，某种程度上恰好说明了《春秋》的非史书性。也就是说，孔子做《春秋》的目的，最主要不是记史，更重要的是借着事情来阐发他的思想。因此，他就没有必要严格的从鲁国的开国讲起，而是甄别选择一段最有助于他阐发自己思想的历史就行。从这个角度讲，春秋的开端和结尾，可以是鲁国历史上任意的一段——当然，结束时间肯定在孔子逝世之前。
虽然《春秋》可以是鲁国开国至孔子逝世之前的任一段时间的历史，那为什么作为本源为讲述一国历史的《春秋》不是从鲁国的开国历史讲起，而是要选择隐公元年讲起呢？所以后世的许多人认为，孔子选择以隐公元年作为开始的时间，应该是有深意的——所谓的微言大义，看来不止体现在字词上。
基于“选择隐公元年为《春秋》开端一定是有深意的”这一出发点，就有一种观点认为《春秋》虽然是写鲁国，但实际上是写孔子对周王朝或者说周公制定下来的礼义制度的认知，而隐公时代期恰好是周王朝的转折点，周王朝走向衰败的同时，周公那一套礼制也走向衰败，孔子的主张和理想也开始被现实粉碎，这种失望带给他精神上的打击是巨大的。所以孔子选择了具有转折意义的隐公时代，作为《春秋》的开端。为什么说隐公时代期恰好是周王朝的转折点呢？这就需要简单梳理一下隐公时代周王朝的历史。传统观点认为周分为西周和东周。以西周末代君王幽王传说中的烽火戏诸侯导致戎人攻入镐京作为西周的灭亡标志，这一年是公元前771年。幽王灭国后，诸侯拥立了他的太子宜臼即位，就是周平王。关于这段历史，司马迁在《史记·周本纪》里有这样一段记载：
“平王立，东迁于雒邑，辟戎寇。平王之时，周室衰微，诸侯强并弱，齐、楚、秦、晋始大，政由方伯。”
这段话很值得逐字逐句解读一下。“平王立，东迁于雒邑，辟戎寇”——平王即位后，将国都迁到了雒邑。雒邑就是今天的洛阳。因为洛阳在周原来的都城镐京的东面，所以后来才称都雒邑的这段周朝为“东周”。之所以迁到雒邑，按照这里的记载，主要是为了避免戎人的侵袭。可见攻入镐京一事，戎人给周王室造成多大的心理伤害。
“平王之时，周室衰微”——从平王那个时候开始，周王室日益衰微。我理解这个衰微，不仅仅指的是军事经济等等方面的衰落，更重要的，应该是指的周王室——或者说周王本人——政治影响力上的衰微。此前虽然分封天下，但是名义上周王是天下的共主，是最高统治者，诸侯都要听从他的。但从平王时代开始，这个局面发生了变化。
“诸侯强并弱，齐、楚、秦、晋始大，政由方伯。”——这一句，实际上是对前面“周室衰微”的解释。“诸侯强并弱”，意思是强大的诸侯开始吞并弱小的诸侯。我们今天觉得春秋战国不就是打打打吗，大国吞并小国，最后秦灭六国统一天下，很正常啊，那这里为什么说强大诸侯吞并弱小的诸侯就是“周室衰微”的表现呢？原因很简单，在此之前，诸侯不论大小，都是由周王室分封的，不管诸侯的封地多少，大家名义上是平等的。你管辖的土地只有经过周王的分封，才能得到大家认可的，这是当时的法理制度对诸侯的约束。在这种制度约束下，强大的诸侯不能擅自吞并弱小的国家，因为这是对周王室权威的挑衅，一旦出现这情况，周王可以号召其他诸侯国起兵讨伐，最终可能把这个挑事的诸侯国反而给灭了，所以这种事得不偿失，因此在这之前，如果有诸侯的战争，一般都是出于某种原因，由周王下令给其中的一方去攻打另一方，这样的战争在法理和道义上是符合当时的规矩的。但显然，平王之后，诸侯之间的战争慢慢就有变化了，大国吞并小国变得随意起来了。放在以前，这显然是不可能出现的。因此说“诸侯强并弱”，是“周室衰微”的表现。
“齐、楚、秦、晋始大”，我觉得这句话应该不是说齐、楚、秦、晋这些诸侯国是从那个时候才开始变得强大起来。因为若仅论国力，齐、楚、晋一开始就都是诸侯里的大国。这里的“大”，我觉得是指的“自大”的意思，这句话的意思应该是说齐、楚、秦、晋这些诸侯也是从那时候开始变得自大起来——言下之意就是不再遵循过去的礼义制度了。“政由方伯”，意思则是说天下的事情不再是周王说了算了，那些强大的诸侯开始按照自己的意愿做事，甚至左右了王事的政事。所以，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后来齐桓公要打着“尊王攘夷”的口号了，中国的传统一直是喊什么说明缺的是什么，能喊出“尊王”，说明王已经很久不被大家尊重了。
司马迁在《史记·周本纪》里讲完上述这段话后，并没有再详细讲平王东迁之后的历史，而是立刻跟着来了这么一句：
“四十九年，鲁隐公即位。”
发现什么没？是的，周平王一共在位五十一年，作为讲述周王朝历史的一篇文章，周平王在位的前面四十八年一笔带过，根本没写一件具体事，周平王五十年和五十一年后面也是一笔带过，只有在五十一年的时候，提了一句话“五十一年，平王崩。”——可怜的平王，长达五十一年的历史里，作为主角的他，只有在死的那一年才被特意提了一下。而不是主角的鲁隐公，反倒是被特意点了出来，为什么?
还是我们一开始就在反复提到的：因为鲁隐公的即位，是《春秋》的开端。
回到最初的话题，为何说鲁隐公时期，是周的转折点。如果我们纯粹从地理空间维度看问题，那么平王东迁，是西周东周的转折点。如果纯粹从时间维度看问题，那么平王东迁的时候，鲁国国君还是鲁孝公。即使鲁孝公在平王东迁后不久就去世了（平王东迁是公元前770年，孝公去世是公元前769年），仅从时间维度上讲，经历平王时代最长的国君，也是鲁惠公——从周平王三年（公元前768年）一直到周平王四十八年（公元前723年）。考虑到周平王在位一共五十一年，这个角度而言的话，应该说，鲁惠公时期才是周的转折点对啊，《春秋》似乎应该从惠公元年讲起来才更合理。这个矛盾，似乎可以从儒家的一个习惯得到解释。儒家对于天下的概念，不是一个单纯的物理空间或者时间空间的概念，更多的是一种文化上的概念。也就是说，儒家的“中华”或者“华夏”的概念，不在时间上，不在地域上，而在文化上。所谓的“夷夏之别”，“别”在文化上。你认同我们的文化理念，哪怕你是出身在异国他乡，我们也认为你跟我们是一家人。你不认同我们的文化理念，哪怕在一个屋檐下，咱们也不是一类人。这点，在后来的儒家史观众一直传承下来，最典型的，是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顾炎武的一段话，他是这么说的：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
正是基于这种更重视文化传承是否断绝，所以按照儒家的观点，才能解释“为什么鲁隐公时期是周王朝的转折点”——因为幽王导致西周毁灭后，平王东迁，在人们看来，这意味着复国的开始，也就是说周经历了一次险些灭亡的危机后，政权又重新恢复正常，同时意味着周公制定的礼义制度得到继承。如果周王朝能就此复兴、周公制定的礼制得到发扬光大，那平王就是中兴之主，地位会高很多很多。很遗憾，事实证明平王不是中兴之主。在他即位后的几十年，现实证明了周王朝没能实现复兴，不仅如此，还出现了“诸侯强并弱，齐、楚、秦、晋始大，政由方伯”这些完全不符合传统礼制的事情，而这种礼崩乐坏的事情，在儒家看来，比亡国的影响更大。从对平王充满希望，到几十年后，大家渐渐失望，再到鲁隐公的时候，周游列国所见所闻几十年起起伏伏的阅历，让孔子可能对复兴周礼已经彻底绝望了。因此，我觉得，从儒家的史观出发，从文化传承角度而言，隐公时期也就是平王末年，代表着儒家对周礼文化复兴这一想法从希望到失望的过程，从这个角度而言，平王末年也就是隐公时期，确实是周王朝的转折点——更准确的说，是周公确立的那套礼制文化的转折点。所以，孔子选择了隐公元年，作为《春秋》的开端——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猜测，或者说强行做的解释，至于是不是这样，可能只有孔夫子知道了。
让我们再重新回到《春秋》正文。讨论完“元年”，我们说后面的几个字。“春”，很好理解，春天的意思。改元都是从一年的开始算起，表示新的时代开始了。那为何要强调一句“王正月”呢？这里的“王”，指的是周王，而非鲁国的国君。从礼法角度而言，那个时候能被称为“王”的，只能是周王。至于我们所熟悉的后来的什么楚庄王、齐宣王之类，这些“王”的称号，其实是僭越礼法后自己给自己加的，按照周礼，这是胡作非为的，算不得数。因为楚庄王、齐宣王这些人，都只是属于诸侯，远远达不到“王”的等级，而且即使是诸侯，里面也有公、侯、伯、子、男这些等级的区别。鲁国和齐国，都属于二等的侯爵，楚国一开始地位更低，属于子爵，所以其他诸侯瞧不起他，连楚国自己也自嘲“吾乃蛮夷。”
为何要强调是周王的正月呢？因为古人对历法很重视，改朝换代之后，必定要颁布新的历法。我们知道，在农耕时代，历法对农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从而会影响整个国家的运转。但是制定历法，是需要一定的天文学基础的。某种程度上，这有着“君权神授”的含义在里面，所以，改朝换代之后颁布新历法，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既有实际意义，又有象征意义。
要确定历法，最基础的就是要确定正月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问题要展开讲，涉及到比较复杂的天文学知识。我们只需要简单知道，古人最终确定以冬至这一天，作为校验一年时间的标准。夏朝的时候，规定冬至月后的第二个月，为正月。到了商朝，不管是因为时间推移星象运转导致原来的历法已经不符合实际了，还是因为改朝换代的政治需要，总之商朝规定冬至月后的第一个月，为正月。到了周朝，又把正月往前提了一个月，冬至在的那个月，就是正月。
为什么计较正月在什么时候呢？前面说了，既有指导现实生产的需要，也有君权神授的政治需要。所以过去有个规矩，如果一方臣服了另一方，就要用对方的历法，记录事情的时候也要采用对方的纪年方式。这里强调是“王正月”，也就是说隐公元年的开端，是周历法的正月。之所以强调“王正月”，说明当时还有其他纪年的正月——事实上也是如此，例如宋国，是微子启的封国，毕竟是前朝后裔，所以周王朝在礼义上不是把宋国当做诸侯看，而是客客气气的当做客人平等看待的，允许宋国祭祀历代的殷商祖先。宋国用的历法就是商朝的历法。用谁的历法，在过去就叫奉谁为正朔——意思就是承认谁才是合法的政权。“王正月”，说明用的周王的历法，那就是奉周王室为正朔。
“元年春，王正月”这是《春秋》——或者说《春秋经》里的话。我们前面说了，有经有传，那么《春秋经》里的这六个字，对应到《左传》《公羊传》《谷梁传》里，又有什么不同的阐发呢？

在讨论三传对“元年春，王正月”的阐释之前，我们先来看一段司马迁在《史记·鲁周公世家》里的相关记载：
“（惠公）四十六年，惠公卒，长庶子息摄当国，行君事，是为隐公。初，惠公適夫人无子，公贱妾声子生子息。息长，为娶于宋。宋女至而好，惠公夺而自妻之。生子允。登宋女为夫人，以允为太子。及惠公卒，为允少故，鲁人共令息摄政，不言即位。”
这段话的意思很好理解，就是鲁惠公在位四十六年的时候去世了，他去世以后，他的长子名字叫做息的摄政，代理行国君事，这个息就是鲁隐公。这里需要注意一点，是“长庶子”，但不是“嫡长子”，这点挺重要，为什么重要，在《谷梁传》里有论述我们后面再说。按这段记载的说法，当初鲁惠公的正妻没有生儿子，他一个地位相对低贱的妾生了个儿子起名为“息”。息长大后，惠公本来要为他娶宋国的女孩子为妻。但这个宋国女子来了以后，惠公发现长得很好看，于是就把这个女的强占为自己的妻子。这个女子为惠公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字叫“允”。惠公就立这个女子为正妻，立允为太子。他去世的时候，允还年幼，鲁国的宗室和大臣就让息摄政，所以也不说息是即位。
对于《春秋》开篇的“元年春，王正月”这六个字，《左传》的相关记载是这样的：
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继室以声子，生隐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为鲁夫人”，故仲子归于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隐公立而奉之。元年春，王周正月，不书即位，摄也。
结合前面的《史记·鲁周公世家》里的相关记载，我们很容易就理解了这段话。基本说的还是一件事。不过这里说明了惠公的正妻是孟子（不过不是后来的那个儒学大师孟子），孟子去世后，另一个叫声子的女子为惠公生下了隐公。宋国国君宋武公生了一个女儿仲子，结果这个女孩子一生下来掌纹就像文字，辨认出来是“为鲁夫人”，后来果然做了鲁惠公的妻子（按《史记·鲁周公世家》的记载，这个仲子应该本来是隐公的妻子），生的孩子就是后来的桓公。桓公出生不久惠公就去世了，隐公摄政但尊奉桓公。在解释了隐公及身边几个重要人物的关系后，《左传》特意强调了一下“元年春，王周正月，不书即位，摄也”。按照礼法，新君即位的当年，依然要用先君的年号，次年正月，新君要举行即位大典，然后才改年号，这一年就是新君的元年。按照这里的说法，隐公应该并没有举行即位大典，以示他只是暂时性摄政，所以《春秋》里也没有写他是即位。还记得我们跟前面提到的司马迁在《史记·周本纪》里是怎么记载这件事的吗？“四十九年，鲁隐公即位。”，司马迁是明确说了即位的，这点是《史记·周本纪》与《春秋》的明显不同。我理解司马迁之所以这样写，是因为他认为隐公的地位是后世承认的，所以司马迁是按照正常国君的记录写的。但实际上从其他的相关记载看，隐公应该确实没有举办正式的即位典礼。这点，对于特别看重周礼的孔子及后世儒家学者而言，其实是挺重要的一个细节。
《公羊传》对“元年春，王正月”这六个字的相关记载如下：
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公将平国而反之桓。曷为反之桓？桓幼而贵，隐长而卑。其为尊卑也微，国人莫知。隐长又贤，诸大夫扳隐而立之。隐于是焉而辞立，则未知桓之将必得立也；且如桓立，则恐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故凡隐之立，为桓立也。隐长又贤，何以不宜立？立適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桓何以贵？母贵也。母贵则子何以贵？子以母贵，母以子贵。
我们前面说了，《公羊传》和《谷梁传》在写作手法上，都是采取了一问一答的形式，读起来让人能有一种学生问老师答的现场感，而且问答层层递进，给人印象很深。这段话里，《公羊传》先是解释了元年、春、王等几个字的深层含义。然后强调了之所以说“王正月”，是为了传递一个观念——“大一统也”。
“大一统”这个概念的提出，非常契合汉初的政治需要，这应该也是公羊学在汉初能勃兴的重要原因。汉初刘邦曾经分封诸王，结果导致了景帝时期的七国之乱，武帝后来实行推恩令，削弱藩王的实力，在逐步改变高祖留下来的政治体制过程中，亟需一套理论上的支持。公羊学派的“大一统”概念的提出，恰好满足了这一政治需求。《公羊传》里，这段话意思是说当时天下都奉周礼，诸侯统一于周天子权威之下。以此类推，则后来天下都应该大一统于正朔之下。汉时就是汉朝的中央政权，唐、宋则就是唐、宋的中央政权。诸侯分裂及地方割据势力都不应该出现或者说即使出现了也应该至少在名义上要臣服于中央政权的统一管理才对——维护中央政权的统一权威，是公羊学的一个重要观点。
接着《公羊传》解释了为何《春秋》不明言隐公即位，即《春秋》这样写是为了成全隐公的心意。按照公羊学的观点，隐公本来的心意就是要将来还政于桓公的，之所以最后要还政于桓公，则是因为桓公虽然年幼，但是他地位尊贵，隐公虽然年长，但是地位相对较低，桓公才是惠公君位的合法继承人。但是这兄弟俩的尊卑之别不是很大，一般的国人也不清楚这点。当时大家都觉得隐公年长而且贤能，于是诸位大夫就拥戴了隐公。如果隐公当时即位了，后来桓公能不能即位就不好说了。而且以当时桓公年幼，如果直接即位，恐怕朝里的大臣也未必能安心辅佐他。所以隐公就暂行摄政。隐公之所以没有即位，说明他一开始就想的是要未来还政于桓公的。隐公既然年长而且贤能，为什么不能即位呢？因为按照“立適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的原则，隐公不适合。这里，我们就看到了后来封建时代在爵位继承时一直遵循的一个很重要原则——嫡长子继承制。以今天人的眼光看，选贤任能才对啊，为何要始终坚持嫡长子继承这个原则呢？原因其实很简单，所谓“贤能”，这个标准没法精确衡量啊，一家弟兄好几个，你说老二贤能，我说老三优秀，怎么办？争论不下来了那只好诉诸武力了，所以说如果用是否贤德来做标准，缺乏可操作性，只会引发很多矛盾。而“嫡长子”则是有统一精确的标准的——正室夫人生的长子——这个标准简单粗暴精确，可操作性又强，因此，成为后来名义上尊奉的原则。而儒家是很重视这个名分的，公羊学也正是从细微处来阐述、弘扬这些观点的。“立適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其实说了两种情况：有嫡子的时候，嫡子里面的长子是第一继承人；没有嫡出的儿子，只有庶出的儿子的时候，这时候庶子里面，谁的身份高贵，谁就是第一继承人。
隐公和桓公谁是惠公的第一继承人，恰好就是按照“立子以贵，不以长”的原则确定的。因为惠公的正室夫人没有生儿子，现有的两个儿子都是庶夫人生的，但是，桓公的母亲地位更尊贵一些，因为她是宋武公的女儿。而且按前面引用的《史记·鲁周公世家》的记载，惠公在的时候甚至可能明确了“登宋女为夫人，以允为太子”的。我猜测如果惠公确实如《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的这样明确过，除了他喜欢仲子导致对允偏心外，还有一个原因应该也是考虑到仲子的出身更高贵一些——毕竟，当时这种贵族的婚姻背后往往都有很多政治利益的考量，一般正室夫人的出身都相对尊贵一些，这也意味着正室夫人的娘家势力相对强大一些，如果得罪了某个孩子的母亲，很可能意味着你得罪了这个母亲背后的政治势力，那会引发什么问题就不好说了——大的话，真的可能会身死亡国的。这点，距离隐公时期不远的周幽王和周平王就是例子。幽王之所以身死、西周之所以覆亡，很重要一个原因是幽王宠爱褒姒，想立褒姒的儿子为太子。而当时幽王的正牌的太子是宜臼，他的母亲是申国国君的女儿，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维护女儿和外孙的利益不被侵犯，申侯联合戎人发动叛乱，导致幽王身死西周覆亡。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宜臼虽然后来在一些贵族的拥立下继承了周王位，成了周平王，但是平王在一开始很长一段时间里，背上了弑父的罪名，导致有一部分势力是拒绝承认他的合法地位的。隐公与桓公相比，显然缺少一个强有力的姥爷，不然隐公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即位了。
在强调了继承人选择的两个重要原则后，《公羊传》针对隐公桓公哪个人更有继承权做了归纳总结，得出另一个重要的结论——“子以母贵，母以子贵”。“子以母贵”，桓公继承权优于隐公就是例子；“母以子贵”，则反过来强调了孩子继承了相应的权利地位后，对应的母亲身份地位应该得到提升——这点后世也有很多典型案例，但与我们讨论的《春秋》开篇几个字关系不大，因此这里就不赘述。
《谷梁传》对“元年春，王正月”这六个字的相关记载如下：
传虽无事，必举正月，谨始也。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志也。焉成之？言君之不取为公也。君之不取为公何也？将以让桓也。让桓正乎？曰：不正。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隐不正而成之，何也？将以恶桓也。其恶桓何也？隐将让而桓弑之，则桓恶矣。桓弑而隐让，则隐善矣。善则其不正何也？春秋贵义不贵惠，信道不信邪。孝子扬父之美，不扬父之恶。先君之欲与桓，非正也，邪也。虽然，既胜其邪心以与隐矣，已探先君之邪志，而遂以与桓，则是成父之恶也。兄弟，天伦也。为子受之父，为诸侯受之君。已废天伦而忘君父，以行小惠。曰：小道也。若隐者，可谓轻千乘之国，蹈道，则未也。
《谷梁传》也是认同隐公从一开始就是准备要还政于桓公的——这点上三传是达成一致的。但是对于隐公准备让位于桓公这件事对不对上，《谷梁传》则认为不对。虽然隐公这件事做得不对，但是“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还是成全了隐公。之所以成全隐公，是为了反衬桓公的恶——隐公本来就是要还政于桓公的，结果还是被桓公杀了，一对比，更突显出隐公的善与桓公的恶。但是，按照《谷梁传》的观点，隐公虽然这件事上做的是“善”，但并不对，也就是说，在《谷梁传》看来，“好的”和“对的”是两个概念，做的好，但并不能代表你做的就对。例如隐公一开始就准备将来要还政于桓公，就是做的好但不对的典型例子。原因就在于《谷梁传》认为“春秋贵义不贵惠，信道不信邪”，即《春秋》褒扬的是大义，而不是小恩小惠，崇信的是正道而非邪道。“孝子扬父之美，不扬父之恶”，意思是说一个真正孝顺的儿子，要想办法彰显自己父亲好的品德行为，而不是彰显父亲不好的方面。当初惠公准备把继承权给桓公，这点本身就不正确——《谷梁传》为何会认为惠公选择桓公而非隐公继承国君是不正确的做法，是我读到这里的疑惑，但是《谷梁传》对此并未有进一步的解释，我自己琢磨，可能原因是《公羊传》里那句“其为尊卑也微，国人莫知”，即隐公和桓公身份尊卑之间的差别，其实并不是那么明显，在这种情况下二人身份尊卑既然差别不大，那就长且贤的隐公显然才是正确的选择——但到底是不是如此，我也不确定。
《谷梁传》在惠公选择继承人一事上认为，惠公选择桓公是不对的，但是“虽然，既胜其邪心以与隐矣，已探先君之邪志，而遂以与桓，则是成父之恶也。”——言下之意，隐公之所以能摄政，其实是惠公在去世之前首肯同意了的，而惠公之所以能同意隐公摄政，就是心底已经知道自己选择桓公继承君位是不正确的。而隐公应该也已经明白父亲的心意了，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是摄政想着未来要还政于桓公，就是放大了父亲在这件事上恶的一面啊。所以《谷梁传》就此事得出的结论就是：“兄弟，天伦也。为子受之父，为诸侯受之君。已废天伦而忘君父，以行小惠。曰：小道也。若隐者，可谓轻千乘之国，蹈道，则未也。”意思是说兄和弟的长幼顺序，是老天定下来的。做儿子的，你要遵照父亲的要求，做诸侯的，要遵照君王的要求。而隐公的所作所为恰恰是既不遵照老天定下来的顺序，又不遵照君王和父亲的意愿啊，目的不过是为了他自己以为正确的小恩惠于桓公罢了。所以说，相对于为君为诸侯的大道而言，隐公的行为只是小道而已，为了这点小道而轻视了鲁国国君这样重要的身份应该承担的更大担当啊，要就一个合格的国君标准而言，他还没有做到啊。
其实，人生很多时候就是在不断的做选择题，不断取舍。取舍的结果，就是有得必有失，有失必有得。至于得失之间，哪个更重要，恐怕只有做抉择的人自己清楚吧？我个人一直觉得，得失之间看你更看重哪个、得到的哪个能更让你觉得心安了，只要自己觉得心里平和对得起自己的良心，那做出的抉择就不要后悔了。所谓“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就是这个道理。就像隐公一开始就想着将来有一天要还政于桓公，有人褒扬有人斥责，至于这个念头对不对，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我想，隐公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至少他是觉得这样的结果，能让他安心吧——如果他能预测到后来他会被桓公弑杀，他还会不会是这样的选择呢？也许不会，毕竟生命重要。但是，我更倾向于隐公依然会如此选择——毕竟，别人怎么做那是别人的事，我们怎么做，是我们自己的事。

@lwz4918 2022-09-01 12:49:52
写的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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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谢，请多多批评指正

@ty_莫名的恐惧1 2022-09-01 16:54:25
也正在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这三本书。中华书局的版本。看到成公了。
三个版本的解读差别很大。
其实也正常，就如论语一样，千人千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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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我的看法未必对，欢迎批评指正，一起交流学习。

（3）
[春秋]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眛。
这是隐公有记载的第一次重大外事活动。元年三月，隐公和邾国的国君在眛这个地方会盟。邾国是鲁国的邻国，大概在今天的山东邹城一带。能与邾国结盟，说明双方之前的关系应该并不是很融洽。我猜隐公之所以发起这次会盟，是因为他摄政后，首先需要一个安定的外部环境，这样才能集中精力治理国内稳定大局。双方会盟的地方叫眛，在今天的山东泗水东南。
《左传》对这件事的记载是这样的：
“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昧。邾子克也，未王命，故不书爵。曰‘仪父’，贵之也。公摄位而欲求好于邾，故为眛之盟。”
意思是说跟隐公在昧这个地方结盟的人邾仪父，名叫“克”，字“仪父”，是邾国的国君。当时由于他还没有受到周王室的正式册封，因此《春秋》里在记录这件事的时候，并没有按他后来的爵位来称呼他。之所以称呼他是“仪父”，是表示尊敬他。隐公由于刚摄政想和邾国结好——“欲求好于邾”说明这次会盟是鲁国主动发起的，是鲁国有求与邾——所以在眛地和邾仪父有这次会盟。
《谷梁传》对此事的解释如下：
“传及者何？内为志焉尔。仪，字也，父犹傅也，男子之美称也。其不言邾子何也？邾之上古微，未爵命于周也。不日，其盟渝也。眛，地名也。”
这段话一开始就解释为啥要用“及”字，认为用“及”就是为了强调这次会盟是鲁国主动发起的。后面解释了一下邾仪父这个称谓背后隐含的意思，跟《左传》的观点一致，也是认为因为当时邾国还没有受到周王室的正式封爵，所以没有以后来受封的等级子爵称呼邾国国君，但即使如此依然用了一个尊称。不过在解释完这些后，《谷梁传》来了一句“不日，其盟渝也”——“渝”，就是破裂、改变的意思。这句话意思是说这次会盟达成的协议其实没多久就被抛弃了。
《公羊传》相关记录如下：
“及者何？与也。会、及、暨皆与也，曷为或言会，或言及，或言暨？会，犹最也；及，犹汲汲也；暨，犹暨暨也。及，我欲之；暨，不得已也。仪父者何？邾娄之君也。何以名？字也。曷为称字？褒之也。曷为褒之？为其与公盟也。与公盟者众矣，曷为独褒乎此？因其可褒而褒之。此其为可褒奈何？渐进也。眛者何？地期也。”
读到这里的时候，其实我自己觉得《公羊传》对《春秋》有点过分解读了。这段话先是详细解释了为啥用“及”，还进一步阐释了会、及、暨的区别。意思是说“会”的意思就是聚会（最，就是聚的意思）；“及”，有心情急切的意思；暨，则表示这个人心情比较坚决果毅。用“及”，意味着是主语这一方主动发起的会面，用“暨”，则是有主语方被迫的含义。邾仪父就是邾娄国的国君，“仪”是他的字，这里称呼他的字就是有褒扬他的意思。之所以褒扬他，是因为他与隐公会盟。与隐公会盟的人很多为何单独褒扬他，因为他较之前有了进步。
看到这里可能有人就有点疑惑了，为何《公羊传》说用字来称呼邾国的国君就是褒扬呢？引用我多年之前在一篇文章里写的一段话，简单先解释一下在传统中国文化语境下，“名”和“字”的区别：
如果按照中国传统文化，起名字是相当讲究、严肃的一件事。按照中国传统文化的惯例，名是名，字是字，有“名以正体，字以表德。”一说。《礼记·檀弓》曰：“幼名，冠字。”也就是说起名和字是两个步骤，起名是幼儿时期，人一生下来就得由父母起个名，这是“小名”或“乳名”，主要是长辈呼唤小孩子用，什么王二狗、李三猫就是所谓的这种“名”。小名没有人重视，所以谁也想不到叫个“石三伢子”的娃娃后来会打碎一个旧世界创造一个新世界。男孩子等长到二十岁，可以挽起头发戴上帽子成人了，父母将郑重其事地为其举行“冠礼”，这时候再给他起个“字”，也叫“表字”，这表示他“有为人父之道，朋友等类不可复称其名，故冠而加字”。古时女子十六岁可以盘头挽髻别上“笄”，这时也可以取字，故女子成年称“及笄”。过去说女孩子“待字闺中”，意思是尚未婚配就是这个来历。从名与字的来历可以看出，按照过去的传统礼仪，名是只供长辈和自己称呼，自称其名表示谦逊，而字才是用来供社会上平辈的人来称呼的。
回到《春秋》里，如果说真的是尊重邾国国君，按照我们上面的解释，其实称字也不算尊重啊，应该称人家为“邾国君”之类的官方头衔才是尊重啊。对此后面我们看《公羊传》认为《春秋》对人的称呼上，是有褒贬的，后面读到庄公时代的时候，就能看到《公羊传》明确提出一个观点，说“州不若国，国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意思是说称呼一个人的时候，如果说以籍贯地指代，是最低等的称谓（例如袁世凯是河南项城人，民国有人文章里提到他的时候就说“袁项城如何如何”，类似还有康有为的“康南海”之称，但是后来以地名代指某个当地著名人物时，已经没有贬低的意思了，这点跟《春秋》时代应该有所区别——至少与《公羊传》提出这一理论的时代观念有区别了）；如果出身国名指代，就显得更尊重对方；如果以所属的氏来称呼，就尊重的程度又提高了一级；如果不称“某氏”而是“某人”，则对其尊重的程度再提高了一个等级；如果不称“某人”而以其名称呼，则对其尊重的程度再提高一个等级；如果用其字称呼，则对其尊重的程度再提高一个等级；如果姓后加子来称呼，那就是再高一个档次的尊称了——所以为何说孔子、孟子这类是尊称，就是这样来的。
按照《公羊传》的这一理论，后面我们还能看到《春秋》里对于邾这样的小国，对其国民正常的称呼是“邾人”。如果说邾的国君称字都是褒扬，那我们反推出，对于邾的国君，《谷梁传》认为称呼国君的名就可以了。这样也就能理解为何《左传》里会有那句“邾子克也，未王命，故不书爵。曰‘仪父’，贵之也”了。
邾国国君邾仪父之所以被褒扬，就是因为与隐公会盟了，会盟代表邾仪父或者说邾这个小国“渐进也”——《谷梁传》的这段观点，说实话看的我挺不舒服，明明都承认是鲁国有求于邾，但就是因为鲁国出身高贵，代表先进文化，就认为邾国属于夷狄之列，就非要把自己的地位抬高一些把对方地位贬低一些，非要美化一下说邾仪父能与鲁隐公会盟代表着邾国在进步，非要这样求一个心理优越感，这种高高在上的傲慢感，真让人觉得不爽。
另外多嘴说一下，战国之前，“姓”和“氏”是有不同含义的，从起源上说，姓更早一些，然后同一个姓的大家族，随着人口繁衍壮大，又开始根据居住地、社会地位等不同，划分出来分支，这种分支之间就以氏来区别。但是秦以后，姓和氏逐渐开始合一，有的以姓为姓，有的以氏为姓，有的以国名地名为姓，最后就成了我们今天，大家只有姓没有氏了。所以今天有些姓虽然不同，但是往上古溯源，可能还是出于同姓。例如姚、田、陈、胡等都源自舜帝一脉。姜、吕、许、高等都源自炎帝一脉。姬、熊、蔡、张等都源自黄帝一脉——其实再上溯，都是一家人，大家都是黄帝的后代。

@遇到潜力股 2022-09-02 13:43:35
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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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谢……欢迎批评指正

[春秋]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
这是《春秋》里有记载的第一次重大政变——不过不是鲁国的，而是郑国的。
《春秋》是一部鲁国的国史，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一共才一万六千余字，却很郑重的记载了郑国这次政变——而且这件政变至少在当时看，和鲁国政局没有什么大的、直接的干系——可见《春秋》对这件事的重视，可见这件事后面很有些值得玩味的东西。
郑国在当时而言，是一个成立不久的国家。按照《史记·郑世家》记载，周宣王二十二年（公元前806年），宣王封自己的弟弟姬友于郑——这个地方在今天的陕西华县东，姬友就是郑桓公。幽王末年戎人之乱时，桓公死于幽王之难。郑国人拥立他的儿子掘突即位，就是郑武公。这个郑武公，就是这段话里提到的“郑伯”的爸爸，而这段话里提到的“郑伯”，就是郑庄公。“克段于鄢”这一年，是郑庄公二十二年，鲁隐公元年。
郑伯克段于鄢这件事，在《史记·郑世家》和《左传》里，都有相对详细的记载。《史记·郑世家》对此事的记叙如下：
武公十年，娶申侯女为夫人，曰武姜。生太子寤生，生之难，及生，夫人弗爱。后生少子叔段，段生易，夫人爱之。二十七年，武公疾。夫人请公，欲立段为太子，公弗听。是岁，武公卒，寤生立，是为庄公。
庄公元年，封弟段于京，号太叔。祭仲曰：“京大于国，非所以封庶也。”庄公曰：“武姜欲之，我弗敢夺也。”段至京，缮治甲兵，与其母武姜谋袭郑。二十二年，段果袭郑，武姜为内应。庄公发兵伐段，段走。伐京，京人畔段，段出走鄢。鄢溃，段出奔共。于是庄公迁其母武姜于城颍，誓言曰：“不至黄泉，毋相见。”居岁余，已悔思母。颍谷之考叔有献于公，公赐食。考叔曰：“臣有母，请君食赐臣母。”庄公曰：“我甚思母，恶负盟，奈何？”考叔曰：“穿地至黄泉，则相见矣。”于是遂从之，见母。
这段记载，大致讲述了郑伯克段于鄢的来龙去脉，简单说整个事情就是武公的妻子、庄公的母亲偏爱自己生的老二不喜欢做国君的大儿子，偏心眼的老母亲和有野心的小儿子谋划许久意欲推翻老大篡位，结果阴谋失败，兄弟兵戎相见，母子反目成仇。后来大儿子不计前嫌在大臣的谋划下与母亲冰释前嫌。
相比《史记·郑世家》，《左传》对此事的记载可以说写的精彩得多，也详细多，完全是一场宫斗+政变的传奇大戏，具体如下：
夏四月，费伯帅师城郎。不书，非公命也。
初，郑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庄公及共叔段。庄公寤生，惊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恶之。爱共叔段，欲立之。亟请于武公，公弗许。及庄公即位，为之请制。公曰：“制，岩邑也，虢叔死焉，佗邑唯命。”请京，使居之，谓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叁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将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曰：“姜氏何厌之有？不如早为之所，无使滋蔓，蔓难图也。蔓草犹不可除，况君之宠弟乎？”公曰：“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
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贰于己。公子吕曰：“国不堪贰，君将若之何？欲与大叔，臣请事之；若弗与，则请除之。无生民心。”公曰：“无庸，将自及。”大叔又收贰以为己邑，至于廪延。子封曰：“可矣，厚将得众。”公曰：“不义不昵，厚将崩。”
大叔完聚，缮甲兵，具卒乘，将袭郑。夫人将启之。公闻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帅车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诸鄢。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
书曰：“郑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谓之郑志。不言出奔，难之也。
遂置姜氏于城颍，而誓之曰：“不及黄泉，无相见也。”既而悔之。
颍考叔为颍谷封人，闻之，有献于公，公赐之食，食舍肉。公问之，对曰：“小人有母，皆尝小人之食矣，未尝君之羹，请以遗之。”公曰：“尔有母遗，繄我独无！”颍考叔曰：“敢问何谓也？”公语之故，且告之悔。对曰：“君何患焉？若阙地泉，隧而相见，其谁曰不然？”公从之。公入而赋：“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姜出而赋：“大隧之外，其乐也洩洩！”遂为母子如初。
君子曰：“颍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其是之谓乎。”
《左传》里在详述“郑伯克段于鄢”之前，加叙了一件事，“夏四月，费伯帅师城郎。不书，非公命也。”也就是说，在隐公元年四月，鲁国的大臣费伯带领军队在郎这个地方筑城，因为这件事不是隐公下令做的，所以《春秋》里没有记载——手下官员未奉君令擅自行动，更何况是筑城这种在当时意义非同一般的事情，可见刚摄政的隐公，自身的威望确实还有所欠缺。
结合《史记·郑世家》和《左传》里对此事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到，当初郑武公娶了申国国君的女儿为夫人，这位夫人后世称武姜——那时候女人一般没有名字，所以称呼女人时有一种方式就是“丈夫的谥号+姓”，武姜就是这样的称谓，这个名字翻译成今天的大白话意思就是“武公那位姓姜的妻子”。
武姜生的第一个儿子——按照“立嫡以长不以贤”的原则这个孩子就是郑武公的第一顺位继承人，后来也确实继承了武公的爵位成为了郑庄公。但即使他已经贵为一国之君了，却始终不被自己的亲娘武姜所爱，更要命的是这个亲娘还一直谋划着把他从国君之位上拉下来。作为亲妈的武姜之所以对自己的儿子庄公这么讨厌，原因在于生这个孩子的时候“寤生”——对于“寤生”的解释，我看到两种。一种说“寤生”的“寤”就是“寤寐思服”的“寤”，“寤生”就是在睡梦中的状态下生的孩子。还有一种说法说“寤生”的“寤”通“忤”，意思是出生的时候跟正常孩子不一样——正常的小孩出生的时候是头先出母体，反推出庄公出生的时候那就是脚先出的母体，也就是说庄公出生的时候他母亲武姜应该属于难产——这在今天也会让人吓出一身汗，何况医学还不发达的春秋时期，这种情况下弄不好往往会赔上大人的性命。所以武姜受到惊吓是正常的。从这个角度讲，我觉得后一种对“寤生”的解释更合情合理，武姜因为生这个孩子的时候差点自己送命，所以讨厌这孩子也就解释得通了。
庄公出生的时候吓坏了自己的母亲，导致武姜从一开始就厌恶他，还给他起名就叫“寤生”——想想孩子也挺可怜，他没有任何的过错，幼时想来也很期待来自母亲的疼爱，但母亲却没有给他爱，给他的只是憎恶，所有的母爱都给了弟弟段。这样的幼年生活环境，应该是给庄公留下了不小的心理阴影，以至于后来他对段能下死手，估计和幼年的这种经历也有关系。
与庄公出生情景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他弟弟段，很顺利的就生下来了。所以武姜也特别疼爱这个小儿子。以至于不顾“立嫡以长不以贤”的原则，多次去跟自己老公郑武公说情，想让武公改立这个小儿子段为继承人。但是武公在这件事上表现的很明智，拒绝了武姜的无理要求。于是武公去世后，寤生顺利的继承了国君之位，是为郑庄公。按史书的记载，武公十四年武姜生的寤生，十七年生的段，这个时候郑庄公也不过十四岁左右，段也就十一岁左右。可以说两个都还是小孩子。
庄公刚即位，就遇到一件棘手的事情，“及庄公即位，为之请制”，这句话虽然没有主语，但是联系上下文我们可以清晰的感受到是武姜为段向庄公提出请求，要求封段于制这个地方。制，在今天河南荥阳西北的汜水镇。这个地方地势险要，南边是丘陵，北边是广武山，中部是一条东西走向的峡谷。三国时期这个地方发生了一场著名的战役，后来民间演绎成“三英战吕布”——是的，这里就是后来的虎牢关。
制邑的地理位置对郑国而言非常重要，武姜的要求显然有着深层的考虑。面对这一无礼要求，年少的庄公表现出惊人的冷静和有主见。他说：“制，这个地方是险要之地，当年虢国的国君战死于此。换个别的地方我都可以封给段。”——言下之意当然是坚决不能封段于制了。
于是武姜退而求其次，要求把段封在京。京，离制不远，在今天河南荥阳的东南——刚好与制成对角线。这里需要解释一下，制、京等几个城邑的关系。前面说了，郑国始封于桓公，当时的封地在郑，所以叫郑国。后来桓公见周王室衰微预感祸患将至，就根据手下一个大臣太史伯的建议，用礼物贿赂当时东虢国和郐国的国君，这两国君贪图小利，各自同意给桓公五座城，于是桓公在请得幽王同意后，就和国人往东迁徙到了东虢国和郐国之间，并把家属和重臣安置在了京——也就是后来段的封地。京，在这个时间段内，属于事实上郑国的都城。
犬戎之乱时，桓公与幽王一起遇害，其子郑武公即位。武公二年，郑国灭了郐国，占领了郐国的都城制邑。武公四年，郑国又灭了东虢国，并把郑国的都城迁到了制邑。并在后面陆续攻占了周边的鄢（就是段后来被“克”的地方）、蔽、补、丹、依、弢、历、莘等八邑——我猜武公后来之所以谥号是“武”，可能就是因为他这一系列的开疆拓土的赫赫武功所致。
武公的扩张引起了平王的猜忌，为了消除平王的疑虑，武公修建了另一座城起名为新郑，并在周平王六年迁都于此——这个地方就是今天郑州的前身。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庄公即位的时候，郑国的国都是新郑，但制邑和京都曾经是郑国之前的国都，所以无论是政治地位还是军事地位而言，制邑和京，都是仅次于国都新郑的城邑。武姜为段提出的两次封地，都隐隐有要与庄公分庭抗礼之意。庄公在拒绝了封段于制的请求之后，面对武姜再次为段请封于京的要求，因为有之前的那句“佗邑唯命”的承诺，只好答应封段于京。于是段就封于京，人称他为“京城太叔”——《左传》这段记录里的“大”通“太”，我们今天很熟悉的一个称谓“太子”，实际上在很多过去的书里写作“太子”就是这个缘故，吕思勉先生的《魏晋南北朝史》里就一直是这样。
郑庄公手下有一个大臣，叫祭仲，祭，读作zhai，四声。按照史书的记载，祭仲名足，字仲。这个人是郑国著名的政治家，非常善于谋断。针对段就封于京，祭仲发表了一番议论，他说：“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叁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将不堪。”雉，是古代计算城墙面积的单位，城墙长三丈高一丈为一稚。祭仲认为一座城邑如果大于百雉，就有可能对政权的稳定造成隐患。所以先王定下来的规矩是大的城邑不能超过国都的三分之一，中等的城邑不能超过国都的五分之一，小的城邑不能超过国都的九分之一。但是段就封的京，大小超过当时郑国的国都，不符合礼制，这会给庄公的造成不利影响——言下之意就是老百姓会怎么看待呢？会不会觉得段和庄公，二人到底谁是国君啊？
庄公对此给祭仲的解释说：“姜氏欲之，焉辟害？”——意思就是说，我妈要这样做，我有什么办法？
祭仲的回答是：“姜氏何厌之有？不如早为之所，无使滋蔓，蔓难图也。蔓草犹不可除，况君之宠弟乎？”——祭仲认为武姜这个人贪得无厌啊，作为国君的庄公应该早早谋划，不能放任下去，放任下去就像放任蔓草滋生一样。蔓草都得早点铲除，何况国君那个受宠的弟弟——祭仲的看法很明显，这个段不早点除去，对庄公而言迟早是个祸患。
庄公对此说出了一句流传千古的名言：“多行不义必自毙，祭仲你且耐心等着看吧！”——可见年少的庄公比祭仲还要沉得住气看得远。
段没有因为庄公的忍耐而满足，很快就得寸进尺，命郑国西边和北边的城邑要同时听命于自己——对这些城邑而言，就出现了事实上的两个君主，一个是法理上的国君郑庄公，一个是非法的君上段。
这时候另一个人看不下去了，按《左传》记载，这个人是公子吕。按照当时的惯例，诸侯的儿子称为公子。这个公子吕，就是武公的弟弟，庄公的叔叔，按史书记载他名叫吕，字子封，所以这里称为公子吕。针对段的所作所为，公子吕对庄公说，“国家不能有两个君主啊，您到底是怎么想的？您要是准备把国君之位让给段，那就让我以臣子之礼去侍奉段。如果不是这样想的，那请您除掉段，免得老百姓生出二心。”——我读史书，经常感觉政治人物都真的是心狠手辣啊，即使是亲人，说要除去就能下手。段也是公子吕的侄子啊，是庄公的亲弟弟，公子吕都能建议庄公将段除去——我这种妇人之仁的人，注定玩不来政治。
对此，庄公安慰自己的叔叔说：“别担心。段会自取灭亡的。”——后来事情的发展果然印证了庄公的判断。
段一再试探，发现庄公并没有什么过激的反应，于是又更猖狂，直接把之前的“贰于己”的两邑收为己邑——这就是赤裸裸的挑战庄公的地位，之前好歹这些城邑面子上还尊奉庄公为君主，这下好了，直接不归庄公管了，唯一的上级就是段。这个时候段的势力已经扩展到了廪延，也就是今天河南延津县北部一带。从地图上看，此时段的势力在郑国国都以北形成了一个东西走向很长的势力带，差不多郑国的半壁江山已经事实上归属于段。
公子吕再次看不下去了，对庄公说：“可矣，厚将得众。”——意思是差不多了吧，你在这样放任下去，他的势力越来越雄厚了，老百姓都会去归顺他了。
庄公对此的评价是：“不义不昵，厚将崩。”——意思是说段这个人，所做的事情，从臣子角度来说，他对君主不义；从弟弟角度来说，他对我这个哥哥不亲啊。这种人就算看着势力雄厚强大，最终也会失败的——因为没有占据道义。
我估计祭仲和公子吕对于庄公的说法，虽觉得有理，但也未必完全支持——因为都觉得段已经尾大不掉了。但有什么办法，庄公是国君么，他说了算。
段一看，哟，我哥这是没把我放在眼里呢还是人傻啊？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啊，赶紧的，抓紧时间修成筑墙，聚集士卒，备好兵器，准备袭击都城发动政变。而偏心眼的武姜这时候已经准备好了作为内应，里应外合这政变不成功都说不过去啊。
但是可能是段的保密工作做的不好——我很怀疑其实一方面可能是庄公此前一忍再忍麻痹了段导致他保密工作没做好，另一方面则可能是实际上早就处心积虑准备收拾段的庄公情报工作做得太好，早早在段的身边安插了眼线——庄公居然提前知道了段准备发动政变的时间。于是他果断出手，“命子封帅车二百乘以伐京”，公子吕大兵压境下，京的臣民迅速叛变段向庄公投降，段逃奔于鄢，庄公痛打落水狗，一直追讨到鄢。五月辛丑日，段从鄢逃亡投奔共国。共国，在今天河南辉县一带，后来被卫国所灭。段之所以被后人称为“共叔段”，应该说就是出自此，这是因为首先段最后落脚点在共这个地方，其次按古人伯仲叔季的说法他是弟弟，那时候对于年龄较小的统称为“叔”，第三是由于段的名字是段，所以三者结合，《左传》里称呼他为“共叔段”。
郑伯克段于鄢到此告一段落，至于母亲姜氏，庄公将她安置在城颖——这个地方在今天的河南襄城县东北。面对从小到大一再侵害自己的母亲，庄公立下了“不及黄泉，无相见也”这个誓言，我们都知道黄泉就是死亡的代名词，庄公的意思就是与母亲至死也不愿再见了，可见庄公对母亲姜氏的失望与痛恨。
但是，很快在对母亲这件事上，庄公后悔了。我想，也许毕竟是母子连心，也许是庄公身为一国之君，在那个讲究“孝”的年代他多少还得顾忌别人对他的看法，母亲所作所为再不对，也是母亲。但是誓言在先，如何两全他也为难。
这时候有个叫颍考叔的人敏锐地猜到庄公心思，于是这个人有意设计了一次与庄公共进餐的机会，在进餐的时候巧妙的把话题引到母子相处上，并针对庄公的难点给出了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案。按照他的方案，庄公地下挖掘了隧道，深及见水，然后与母亲重逢在隧道，这次相见的过程双方都很愉快，相见之后，按照《左传》的记载是“遂为母子如初”。颍考叔聪明的解决了庄公的难题，这种人想来之后不会混的太差。至于庄公与母亲的“遂为母子如初”到底是真的双方摒弃前嫌了还是面子上过得去，只有当事人自己心里清楚吧。
《春秋》对于这件事只是简简单单记载了“郑伯克段于鄢”六个字，对此《左传》的解释是“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谓之郑志。不言出奔，难之也”，意思是说《春秋》认为段的所作所为不符合弟弟的身份，所以《春秋》里不把他作为弟弟来记载（因为没有称他为“叔段”而直接叫“段”）；段和庄公兄弟之间的战争犹如两个国君之间的战争，因此用了“克”字；称庄公为“郑伯”，意思是作为哥哥的庄公，面对弟弟不断犯错滑翔深渊，没有及时引导他改正往好的方向发展，没有尽到一个做哥哥的责任。也说明庄公其实心底早就有了要杀掉弟弟的念头了。因此没有用“出奔”来说段的结局，就是表示在谴责庄公。

针对这件事，《谷梁传》的说法如下：
克者何？能也。何能也？能杀也。何以不言杀？见段之有徒众也。段，郑伯弟也。何以知其为弟也？杀世子母弟目君，以其目君，知其为弟也。段弟也，而弗谓弟；公子也，而弗谓公子，贬之也。段失弟之道矣。贱段而甚郑伯也。何甚乎伯？甚郑伯之处心积虑，成于杀也。于鄢，远也。犹曰取之其母之怀中而杀之云尔，甚之也。然则为郑伯者宜奈何？缓追逸贼，亲亲之道也。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春秋》用“克”字，是指庄公能杀死段，但之所以没有用杀字，是为了表现段有军队。段是庄公的弟弟，按照《春秋》的惯例，如果国君杀了世子或者同母兄弟，则用他的爵位称呼他。因为这里用爵位称呼庄公，所以说明段是他的弟弟。段是弟弟，《春秋》却不称他为弟弟（意思是说如果段的行为符合弟弟的身份，那么正常情况下《春秋》应该称呼他为“叔段”而非“段”），是公子《春秋》也不称他公子（意思是说如果段的行为符合公子的身份，正常情况下《春秋》应该称呼他为“公子段”，如同前面提到的公子吕一样），这就是斥责他的行为有失做弟弟做公子的身份，因此《春秋》里鄙视段。但是《春秋》也认为庄公做的太过分了，因为事实证明其实他也是一直想置弟弟于死地。最后还特意强调“于鄢”是说庄公一直追到鄢这么远的地方就为了把弟弟杀掉。在这件事情上处心积虑，就如同从母亲怀中硬把弟弟夺过来杀死一样，真是过分。那庄公怎么做才对呢？《谷梁传》认为庄公应该“缓追逸贼，亲亲之道也”，意思是说在段逃亡的时候，庄公应当慢慢追，有意放跑弟弟给弟弟一条生路，这才是对亲弟弟应有的和善做法——按《谷梁传》的说法，《春秋》记载的“郑伯克段于鄢”六个字，其实含蓄地说郑庄公最终在鄢这个地方把段杀了。
《公羊传》的说法如下：
克之者何？杀之也。杀之，则曷为谓之克？大郑伯之恶也。曷为大郑伯之恶？母欲立之，己杀之，如勿与而已矣。段者何？郑伯之弟也。何以不称弟？当国也。其地何？当国也。齐人杀无知，何以不地？在内也。在内，虽当国，不地也。不当国，虽在外，亦不地也。
这段话的意思大致跟《谷梁传》差不多，也是说《春秋》用“克”，意思是庄公杀了弟弟段，但没用“杀”特意用“克”，是强调郑庄公在这件事上罪恶之大。庄公的母亲想要立段为国君，庄公却把段杀了，显然庄公并不爱这个弟弟，如果真爱这个弟弟的话，还不如当初庄公不给他地盘算了——庄公当初给他地盘并且一再纵容段就是没安好心想故意陷段于不义啊。段是郑庄公的弟弟，但《春秋》不以弟弟称呼他，是因为他把自己放在与国君对等的地位来与自己的国家为敌。特意写明鄢这个地点也是因为这个缘故。后来齐国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公孙无知搞政变被齐人杀了，《春秋》里就没写明地点，是因为整件事都发生在齐国都之内。发生在国都之内，即使被杀的人与国君地位对等，也不写明地点。不与国君地位对等的，就算是杀死在国都之外，也不用写明地点。
按照《左传》的说法，应该是庄公逼得亲弟弟段流亡他国。但按照《谷梁传》和《公羊传》的说法，庄公杀死了弟弟段——我其实更喜欢《左传》的结局，因为如果是这样，那这件事情上我觉得从家庭伦理角度来说，好的一点是虽然庄公兄弟兵戎相见，但最终并没有做到你死我活。庄公还是做他的国君，段则只不过是流亡他国而已。但到底哪种说法是对的，我查资料似乎也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史记·卫康舒世家》在记载卫州吁弑君事件的时候，提到了段兵败于鄢后与卫州吁结盟，后来甚至纠结陈国蔡国起兵伐郑，则段逃亡未死的概率更大一些。
按照史书的记载，“郑伯克段于鄢”这件事发生在郑庄公二十二年，这时候的庄公和段都三十出头。庄公隐忍了二十多年，终于对这个弟弟一击得手。我不知道此后若干年，夜深人静的时候，庄公会不会想起段，会不会想起他们孩提时代——想来兄弟之间多多少少总会在黄发垂髫的时候有些玩耍打闹的经历吧？还有那个若真的如《左传》所言没有被杀死而只是流亡他国的段，是否亦会在异国他乡的某个时刻回想起这些？他们想起这些的时候，心里又会是什么感受？
段的形象，在《春秋》及三传里，谈不上好。从传统的角度而言，我们今天也会觉得段就是一个谋逆的奸臣。不过我在网上查阅相关资料的时候，看到这样一种说法，说《诗经》里的《郑风·叔于田》和《郑风·大叔于田》两首诗中的“叔”，就是共叔段。这两首诗分别如下：
《郑风·叔于田》
叔于田，巷无居人。岂无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
叔于狩，巷无饮酒。岂无饮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
叔适野，巷无服马。岂无服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
《郑风·大叔于田》
叔于田，乘乘马。执辔如组，两骖如舞。叔在薮，火烈具举。襢裼暴虎，献于公所。将叔勿狃，戒其伤女。
叔于田，乘乘黄。两服上襄，两骖雁行。叔在薮，火烈具扬。叔善射忌，又良御忌。抑磬控忌，抑纵送忌。
叔于田，乘乘鸨。两服齐首，两骖如手。叔在薮，火烈具阜。叔马慢忌，叔发罕忌，抑释掤忌，抑鬯弓忌。
田，通畋，意思就是打猎。我们知道《诗经》里的很多诗，是来自当时的民间歌谣。在第一首《郑风·叔于田》里，主人公出去打猎的时候，不光形象俊美，而且品行又好又仁爱又勇武。在第二首诗《郑风·大叔于田》里，更是详细的描述了这位“叔”打猎时候的威武英姿。如果真的认为这两首诗里的“叔”就是共叔段，那么在这两首诗里，段的形象其实挺好的。说明郑国民间对段倒是挺敬爱的。甚至有学者认为之所以这两首诗里夸赞“叔”（或者说叔段），就是为了反衬并讥讽庄公。
但是我个人觉得对这两首诗这种解读未必准确。诗里的“叔”，未必是叔段。尤其分析第一首诗《郑风·叔于田》里，我觉得更像一个怀春的小姑娘对自己心上人的夸赞。“叔”，应该是对年轻男子的代称，犹如我们今天称呼的“小帅哥”一样。同样，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在这首诗里，这位主人公在女孩子眼里“洵美且仁”“洵美且好”“洵美且武”，形象完美的不得了，以至于看到他的时候，在女孩子眼里“巷无居人”“巷无饮酒”“巷无服马”——难道真的是这样吗？显然不是，只是当女孩子看到自己心爱的男子的时候，眼里只有这个人了，即使“巷有居人”“巷有饮酒”“巷有服马”，但她都注意不到了，此时此刻她目光的焦点就聚集在这个男子身上，我的眼里只有你，其他东西都熟视无睹了。在第一首诗《郑风·叔于田》里，我们尚可以说观察者眼里只有主人公，但等到了第二首《郑风·大叔于田》里，关注点较之第一首诗则更加细微了，直接聚焦在主人公具体细微的一举一动上了。也许，只有爱情滋润下的小姑娘，才会这样的为心上人痴迷吧。
按照一般的观点，认为西周分封的时候，诸侯国的爵位是五等，分别是公、侯、伯、子、男。前面提到的宋国，爵位就为公，属于最高等级。宋国之所以地位尊贵，原因在于宋国是被周推翻的商朝的后裔。前面我们讲述过武庚之乱，最初武王是封纣王的儿子武庚以续殷祀的，但是武庚后来叛乱被周公平定后，周公改封纣王的弟弟微子代武庚奉其先祀。出于对前朝的尊重，周王室名义上以客之礼待宋，因此宋国的地位是最高一等的“公”，也就是宋国的国君封号的都是“宋*公”。除了宋国，据说还有分封黄帝后裔的祝国、炎帝后裔的焦国、尧帝后裔的蓟国、舜帝后裔的陈国、夏禹后裔的杞国也都是公爵，另外文王的弟弟、武王的叔叔虢仲分封在了虢国，这个也是公爵。此外还有文王伯父的后裔封在虞国，这也是公爵——据说之所以虞国地位这么高，是因为文王的祖父周太王有好几个儿子，其中包括吴太伯、太伯的弟弟仲雍，以及季历。本来是轮不到季历继承父亲的位子，但是季历这个人很贤能，而且他的儿子姬昌也很贤德，所以太王就有意传位给季历。太伯和仲雍察觉到了父亲的想法，兄弟二人为了成全季历就出奔到了吴越一带，并且“文身断发”以表示不能继承父亲的位子。后来季历继承了父亲的位置，再后来把位子传给了儿子姬昌就是周文王，然后才有武王灭商。所以武王为了感激吴太伯、仲雍的这段恩情，灭商后，把仲雍的后人虞仲封在虞国。
第二等的就是侯爵，这种封国要么是宗亲，例如鲁、晋这些，要么是有大功于周王室，例如齐国，就是周朝开国第一功臣姜尚的封国。这类国家的国君，按照正常礼制，封号应该是“鲁*侯”、“晋*侯”、“齐*侯”才对——但是实际上的称呼往往是“鲁*公”、“晋*公”、“齐*公”。之所以这样，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惯例诸侯去世以后，都称为“公”，所以后来我们才看到了许许多多的公，甚至许国这样的男爵、邾国这样的子爵，国君在书中也以“公”称呼，就是这个原因。另一种情况是我自己的猜测，我觉得可能剔除宋国的特殊出身，这类诸侯国才是实打实的一等封爵，所以这些诸侯国内部称呼自己国君的时候，都会抬高一个档次——类似情况今天也存在，例如某领导姓王是副处长，正常情况下我们一般称呼的时候都是“王处”，谁要是刻意称呼人家“王副处长”，要么是有意办难堪，要么就是情商低。至于齐国后来还出来了齐宣王、齐威王这样的称呼，那就真是胡闹僭越了。
第三等是伯，我们在这里看到的郑国就是这个等级。后来的秦国也是这个等级。但是因为庄公后来在周王室担任卿士，这让他有了一个类似王室高级行政管理人员的荣誉光环，从而在伯爵的基础上获得了“公”的尊称。所以对郑庄公的称谓，如果尊重他，那么应该是抬高档次在《春秋》里称呼他为“郑庄公”的，相应的，如果作者对庄公持肯定态度，那么“郑伯克段于鄢”这条记录至少应该是“郑庄公克段于鄢”，但是《春秋》里依然是按照庄公真实的爵位伯爵来记载并称呼他，后人据此就认为称呼“伯”就意味着在“克段于鄢”这件事情上，对庄公并非持肯定态度。
但是，我觉得是不是还有一种可能，这里称呼庄公为“郑伯”，这个“伯”不是我们此刻讨论的“伯爵”的“伯”，有没有可能是“伯仲叔季”的“伯”呢？我觉得还真有这种可能，按照三传对《春秋》这条记录的解读，孔夫子显然认为段有失于为弟之道，同时庄公也有失于为兄之道——如果是这样，那么这里称呼他为“郑伯”，意思就是“郑家的老大”，这样强调他作为兄长却故意纵容乃至最后害了弟弟，反讽他有失于为兄之道的意思就更强了些。我的这个观点，似乎《左传》里的言辞隐隐也是这意思——当然，到底孔夫子在这里用“郑伯”是出于哪个思路，也许只有他老人家自己清楚了。
第四等是子和男。子，这个等级的我们前面就遇到了，不久前刚刚与隐公“盟于眛”的邾国就是，所以才有“邾子”的称谓。最有名的子爵级别国家有吴国、楚国。当然，比起齐国的僭越，楚国那就更过分了，楚国封爵不过是子，后来也自称王，什么楚庄王、楚怀王，对此，人家楚国人有一套说辞：“我乃蛮夷”——老子就是不按你这套来，你能咋？
——确实不能咋的，因为你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有些事，真的不是可以讲道理的，有些人，也真的不值得你去讲道理。
又，补两段新的猜测：
其一：针对“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这个“克”字，我其实一直感觉没有很顺畅的理解三传对这个字的解读。今天（注：8月27日）早上跑步的时候脑海里想着这个疑点，忽然灵光一现，好像明白了，试着解读如下：
克，用来描述战争时，有杀的意思，有打败的意思，有攻克的意思。表示攻克时，对应的被克对象往往是地理名词。当表示杀或打败的含义时，被克的一方往往不是指具体的某一个单个的人，而是对应着一批人。正因为如此，《谷梁传》才说“克者何？能也。何能也？能杀也。何以不言杀？见段之有徒众也”。意思是虽然《春秋》记载这件事时“克”后面是段这个人，但实际夫子要表达的意思是用“段”指代了段和他的一大帮追随者。
正常情况下，用来描述战争的“克”，主语和宾语，是交战双方，按照《春秋》时代史书的记事方法，例如晋楚城濮之战，应该是“晋克楚于城濮”，或者说“晋人克楚于城濮”之类。这里的“晋（人）”也罢“楚”也罢，都指代的是交战双方两个国家。正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左传》才对这一条解读为“如二君，故曰克”，意思是郑伯和段，这场兄弟之间的斗争引发了大批军队的参与，搞的你死我活好像敌对的两个国家交战。这时候也就能理解《公羊传》为何说“克之者何？杀之也。杀之，则曷为谓之克？大郑伯之恶也”——一个“克”之所以就能放大郑庄公在这件事上的“恶”，是因为他如果真的做到了兄长的本分，他和段能做到兄友弟恭的话，完全可以避免发生这件惨剧的，但是庄公一直故意放纵段，助长了段在错误路上越滑越深，所以某种程度上说，庄公也太恶毒了。
也许我也是过度解读了，也许我理解的未必对，不过我自己觉得我能说服自己，为一个一直困扰我的问题找到了令我满意的答案，还是挺开心。
但是，《谷梁传》认为庄公应该“缓追逸贼，亲亲之道也”，这个，我觉得真的太圣母婊了，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作为一个政治人物，这种情况下庄公如果都不杀段，那真是妇人之仁了——不信，你看看两千年之后玄武门之变李世民的杀伐果断就知道了。
其二：按《左传》里的记载，庄公最后跟母亲重新和好了。之所以双方能“遂为母子如初”，我觉得除了我前面分析的国君的颜面也罢残存的亲情也罢，也许还有一种阴谋论的可能——政治利益下的妥协。《左传》一开始就说“郑武公娶于申，曰武姜”，那个时候国君的妻子是肯定门当户对的，武姜极有可能是申国国君的女儿，也就是说武姜背后还有着申国这样的势力支撑。而申国在当时影响力应该是比较强的，毕竟幽王身死很大原因就是申国和戎人作乱所致，而导火索就是幽王要废了正牌的王后——这个正牌的王后，也是申国的女子。

[春秋]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
天王，是对周王的尊称。使，就是派出使者。宰咺，就是被派出的这个使者，按照当时的称谓惯例，可以推测出这个使者的名字是“咺”（xuān，或读作xuǎn），官职为“宰”。归，通“馈”，是赠送的意思。惠公，我们一开始就说了，是鲁国的上一任国君，是隐公的爸爸。他去世了之后隐公才暂行摄政的。赗（fèng），是葬礼用的一种助祭品，就是陪葬助祭的车马，其作用类似我们今天葬礼上的花圈。所以这段话的意思就很好理解：隐公元年秋天，七月，周天子派宰咺作为使者，给鲁国送来了作为惠公和仲子助葬品的“赗”。
这也让人很费解，家国大事哪件不重要了，偏偏把这件我们看起来没什么用的事郑重其实的记载下来。嗯，按照惯例，事出异常必有妖孽，孔夫子不会无缘无故这么写，文字背后一定有深意，春秋笔法微言大义嘛！
《左传》对此条的解释如下：
缓，且子氏未薨，故名。天子七月而葬，同轨毕至；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逾月，外姻至。赠死不及尸，吊生不及哀，豫凶事，非礼也。
“缓”，意思是周王室这件事情做的迟了，意味着失礼了。但这个“缓”，实际上只是针对“归惠公之赗”而言，为什么说针对惠公的葬礼来说，周王室这件事做的迟了呢？《左传》对此做了解释，“天子七月而葬，同轨毕至；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逾月，外姻至”，意思是按照礼节，周天子去世以后停灵七个月才下葬，这段时间里服从天子的诸侯都要参加葬礼；诸侯去世停灵五个月后下葬，跟这个国家是同盟国的其他诸侯都要参加葬礼；大夫去世了停灵三个月后下葬，跟死者地位相同的都要来参加葬礼；一般的士去世了，停灵一个月以后下葬，逝者的姻亲要来参加葬礼。《春秋》一开始就说了“元年春，王正月”，按照我们在前面对改元的解释，这已经是惠公去世第二年了，也就是说这个时候惠公已经去世有一段时间了。周王室“归惠公之赗”的时候已经是隐公元年的“秋，七月”了，无论怎么算，都超过“诸侯五月”的时限了，所以对惠公的葬礼而言，周王室这件事确实做的迟了，失礼了。
但是，《春秋》里记载的很明确，周王室这次是“归惠公仲子之赗”，同时给两个人送助葬品的。我们前面说了，这个“迟”，是针对惠公的葬礼而言的，按照《左传》的说法，就“归仲子之赗”而言，这件事又做的太早了——为什么呢，因为按照《左传》的说法，在前面解释“元年春，王正月”的时候我们提到了，《左传》有这样的记载“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为鲁夫人’，故仲子归于我”，所以《左传》认为这里的“归惠公仲子之赗”的仲子，就是当初提到的惠公的夫人（其实本来应该是隐公的夫人的）、桓公的母亲的仲子。在涉及这一条的的时候，《左传》特意强调了一下“子氏未薨”——仲子还没有死啊，人都没死呢，你送这助葬品啥意思？咒人家早死啊？除非两家有仇，正常人家谁能干出这种事啊！
所以《左传》对此评论到“赠死不及尸，吊生不及哀，豫凶事，非礼也”，意思就是说这个周王室的使者来的时间实在是不对，向死者惠公赠送助葬品向生者隐公表达吊唁哀悼，都没有赶在合理的时间内，而且还向尚在世的仲子送助葬品这是非常不吉利的，王室的这一系列行为都是不符合礼仪的啊——豫，通“预”，就是“预先”的意思。
该早来的不早来，来晚了；不该提前送的偏偏提前送，来早了——周王室在这件事情上做的确实让人觉得没法说，失礼的不是一点点——要知道周礼周礼，周王室应该是认真贯彻执行周礼的表率啊，怎么能这么做呢？——除非周王室这么做是故意想恶心鲁国。
既然周王室失礼了，鲁国当然要表达一下不满了，但是由于是周王室，属于上级，这种不满又不能直接表现出来，但又不能不表示出来，怎么办呢？后人解读这段话的时候认为孔子很巧妙的用了一个手段，“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奥妙就在“宰咺”二字。前面说了，宰是使者的官职，咺是他的名字。直接称呼名字是一种不礼貌的行为，《春秋》里直接称呼人名，一般都是隐含着批评的意思，所以《左传》在这条记录里一开始就点名“缓，且子氏未薨，故名”，意思是说这里直接称呼“宰咺”名字，就是批评王室在这件事情上失礼了。
所以，按照《左传》的意思，我推测说，之所以《春秋》记录这件事，是因为这件事情上王室严重失礼。而孔子一直推崇的周礼，说白了是一套社会规范运转的法则，作为这套法则运行表率的王室，都严重不遵守法则，那么天下谁还遵守这套法则？从这个角度而言，这件事带来的影响确实非常大，当然值得记载一下。
但是，《谷梁传》里对这件事有不同的看法。《谷梁传》记载如下：
母以子氏，仲子者何？惠公之母，孝公之妾也。礼，赗人之母则可，赗人之妾则不可。君子以其可辞。受之，其志不及事也。赗者何也？乘马曰赗，衣衾曰襚，贝玉曰含，钱财曰赙。
按照《谷梁传》的说法，《春秋》这条记录里的“仲子”并不是鲁惠公那位娶自宋国的妻子仲子，而是另有其人。她是惠公的母亲、孝公的妾——那就是隐公的奶奶了。按照周礼，给别人的母亲送“赗”是可以的，给别人的妾室送“赗”则是不可以的。所以君子认为这是可以推辞掉的（可能是因为奶奶早就去世了，这时候送太晚了？）。但还是“受之，其志不及事也”——“受之”好理解，接受了。“志”也好理解，记载下来。后面“不及事”就有点费解。我觉得一种，如果“不及”是表示“来晚了”，那么“志不及事”可以理解为“就那件事而言这个行为来不及了（即迟了）”——哪件事？就是给去世的仲子送赗这件事。如果仲子真的如《谷梁传》而言是惠公的母亲隐公的妾，那得确定一下这位老太太啥时候去世的，如果去世已经好几年了，这时候来给她送赗那确实太迟了。除非这位老太太去世也没多久才可能出现这时候送赗这情形。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位老太太到底啥时候去世的，所这种解释，也只能算是我的猜测。
第二种可能，“志不及书”的“不及书”表示“不是为了书写记录”，意思是说虽然记载了，但目的不是记载这件事。那记载的目的是什么？目的是因为这件事不寻常，暗示这件事王室做的不合礼仪，失礼了。
但是，仲子的身份在这里出现了不确定性，加上古代文字流传下来的过程中，有时候句读有不同断法，有时候文字的字义有不同理解，导致对《谷梁传》这几句话的这两种解读我无法确定应该是哪种，因此都列出来供大家参考。
但是《谷梁传》在这里特意给我们解释了一下“赗”，按照《谷梁传》的说法，“乘马曰赗，衣衾曰襚，贝玉曰含，钱财曰赙”，也就是说送给死者的车马叫做“赗”，衣被叫做“襚”，珠玉宝贝叫做“含”，钱财叫做“赙”——古汉语里有很多字，意思其实是非常精准的。
对于同一件事，《公羊传》是这样记载的：
宰者何？官也。咺者何？名也。曷为以官氏？宰士也。惠公者何？隐之考也。仲子者何？桓之母也。何以不称夫人？桓未君也。赗者何？丧事有赗。赗者，盖以马以乘马束帛。车马曰赗，货财曰赙，衣被曰襚。桓未君则诸侯曷为来赗之？隐为桓立，故以桓母之丧告于诸侯。然则何言尔？成公意也。其言来何？不及事也。其言惠公仲子何？兼之，兼之非礼也。何以不言及仲子？仲子微也。
——咦，又有新发现啊。按照《公羊传》的说法，这个被周天王派使者宰咺送赗的仲子，就是桓公的母亲，而且确实这时候已经去世了。而且说了，虽然桓公这时候还不是国君，但周天子之所以也按照国君母亲丧事的礼节来对待仲子的丧事，应该是隐公代替桓公摄政了，所以就代替桓公把仲子去世这件事讣告王室和诸侯了，意思就是隐公承认仲子是国君母亲的身份——如果真是《谷梁传》记载的这样，仲子确实这个时候去世了，那周王室给送赗就合情合理了。正常情况下，诸侯有丧事都要给王室和盟国告知的，然后对方才会派人按礼节参加丧礼。这个即使到今天我们老百姓家里有类似事情也是如此。所以，这里我还是比较认可《公羊传》和《谷梁传》的观点，这个被赠赗的“仲子”，确实是一位已经逝世的人。至于是《谷梁传》认为的惠公的母亲孝公的妾那位仲子呢，还是《公羊传》认为的就是桓公的母亲仲子，我也没法判断，各位自行判断吧——从仲子扑朔迷离的身份之争上，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一点：身份实名制，太重要了啊！
《公羊传》对这件事其他细节上还有不同于《左传》和《谷梁传》的观点。例如《公羊传》认为之所以强调宰咺的名字，是因为他职位就是个宰士——这个职位较之诸侯太低了，所以作为使者来参加惠公的葬礼是不合适的，是失礼的，因此这里就直接称呼他名字了，以示批评。《春秋》之所以记载这件事，是为了成全隐公的心意（意思就是说隐公以诸侯母亲丧礼待仲子，隐含的是把尚未即位的桓公当君主看待的）。之所以《春秋》 用“来”字，是为了表明王室来晚了。同时说“惠公仲子”，是王室把本来应该分开办的两件事合在一起办了，虽然省事，但是不合礼仪。而没有说“惠公及仲子”，是因为仲子的地位卑微（较之惠公）。
我相信孔夫子惜字如金的情况下，不会无缘无故记载这么一件事，肯定有他的想法，但是到底是三传哪个解释得才对，不好说了。
另外补充一点，为何《左传》说“天子七月而葬，同轨毕至”，我解释“同轨”就是代指服从天子的诸侯。同轨，好理解，即我们后来说的“车同轨”，这件事最有名的就是秦始皇的“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车同轨，不仅仅是一种形式上的统一，更重要的表示大家对统一标准的认可，这种标准，既是种制度或者文化，更是政治理念和行为规范。所以说别小看车同轨，意义是很重大的。我记得二十多年前我去山西玩，在阎锡山家乡附近，还看到了窄轨火车道，据说当年蒋介石铁路想修到山西，本来要求是用南京政府定的轨道标准，但是阎锡山故意提前动手，制定了自己较窄的轨道标准修了铁路，导致执行南京标准的火车没法在山西的铁道上跑——所以阎锡山是军阀，军阀的意思就是实质上是独立的小王国，不完全服从中央的统一管理。这点，就是车同轨的重要意义。这也是为何我认为“同轨毕至”就是指代服从周王室统一管理的诸侯的原因所在。

[春秋]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这句话很简单，也很好理解。虽然省略了主语，但是我们还是很容易推测出主语就是“我”——即鲁国人。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鲁隐公元年的九月，在宿这个地方，（我们鲁国人）和宋国举行了一场会盟。宿，是国名，据说武王灭商后分封伏羲氏的后人于宿，建立宿国——从周初分封伏羲、尧、舜、禹等先贤后人来看，我们不得感叹一句：投胎确实是门技术活啊！
宿的具体位置，在今天的山东东平县东。而会盟双方中的宋国在今天的河南商丘一代，隐公时期的鲁国统治核心区域在今天的山东济宁曲阜一代。刚好鲁、宋、宿三者在地理上呈三足鼎立之势。春秋时惯例，当事国往往在第三国会盟商谈政事。这个也好理解，就好像今天会盟双方之前有过节，在第三方中立国谈判，一个道理。
这应该是隐公时代鲁国第二次有记载的外交活动。之所以说是“隐公时代”而不说是“隐公”，是因为这里并没说隐公参加了这次会盟。
有人可能就会质疑了，虽然《春秋》没有明确记载隐公有没有参加，但是不是也可能隐公参加了这里省略主语了呢？而且如果隐公没有参加，那这次会盟就不算重要，不重要的话干嘛还要记载呢？
隐公还真的很可能没参加这次会盟，为什么我这么认为呢？如果我们对照前面那条记录“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眛”就很明显看出对比了——上次隐公和邾国国君进行会盟，因为隐公参加了，所以明确记载了。因此，既然这里没有明确记载，我就认为隐公确实没有参加这次会盟，而且同样有理由认为宋国的国君也没有参加这次会盟。
其实隐公没有参加这次会盟，不光是我的看法，也是《公羊传》和《谷梁传》的共识。《公羊传》对《春秋》的这条记载仅仅八个字：
孰及之？内之微者也。
内，就是国内的意思，这里当然就是说鲁国了。这句话的意思是，谁去参加这场会盟了？国内身份地位（相对于国君）卑微的人啊。
《谷梁传》对《春秋》的这条记录比《公羊传》慷慨点，二十三个字：
及者何？内卑者也。宋人，外卑者也。卑者之盟不日。宿，邑名也。
跟《公羊传》的观点一致，认为代表鲁国参加的会盟的人，身份地位不高。然后比《公羊传》多说了一点，代表宋国参加会盟的人身份地位也不高啊。正因为会盟的双方都身份地位不高，所以连会盟的具体日期都不记载了。宿，就是个地名——特意强调是邑，言下之意这个宿不是宿国。《谷梁传》不知道为何会特意强调这点，这是我读到这里的一个疑惑，我自己猜《谷梁传》这里的意思是会盟的地方宿可能是宿国下面的一个城邑吧，好比今天说在吉林会盟其实指的是在吉林省吉林市会盟——但我不确定我的观点对不对，希望有人看到了能替我解答。
这个时候就有点让人觉得奇怪了，既然会盟的双方地位不高，那又为何特意把这件事记载下来呢？——在《左传》里好像能找到答案。
《左传》里关于这条的记载如下：
八月，纪人伐夷。夷不告，故不书。有蜚。不为灾，亦不书。
惠公之季年，败宋师于黄。公立而求成焉。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始通也。
先看《左传》较之《公羊传》和《谷梁传》多出来的信息。“八月，纪人伐夷。夷不告，故不书。有蜚。不为灾，亦不书”。纪人，就是纪国人的意思。纪国位于今天的山东寿光一带；夷人，是对当时东部少数民族的称谓，所谓“东夷”就是指东部的少数民族——其实就是指生活在东部但文化与华夏正统不同的民族。这个称谓和与之并列的西戎、南蛮、北狄都是对当时中原四方的少数民族的称谓。其实仔细琢磨，这几个称谓都有一定的蔑视意味。“夷”这个字，“人”身上缠了绳索，那是什么？长的像人但其实是被像动物一样对待（用绳子捆绑起来）的；西戎，也被叫做“犬戎”，即使导致了西周的覆灭，仍然是跟“犬”一个档次；南蛮，就不说了，蛮夷蛮夷，不服王化之人；北狄，“狄”也是反犬旁，也是当动物看的。“不书”，意思是《春秋》里没有记载。这里记载了发生在当年八月但《春秋》里没有记载的两件事，一是八月的时候，纪国人出兵讨伐夷人。因夷人没有来告知（鲁国），所以《春秋》没记载——由此推出似乎鲁国当时和夷人有盟约。第二件事，就是有“蜚”——这个字一看就明白，应该是某种害虫。有人认为就是蟑螂，但是我觉得蟑螂一般在家庭多，恶心人而已，不至于对家国社会有多大危害。这里能记载，考虑到春秋时代农业的重要地位，我倾向于认为“蜚”不书蟑螂，而是某种对庄稼造成一定影响的害虫——按照“八月”这个时间推测，我更倾向于这个“蜚”就是蝗虫。不管到底是什么，总之这次害虫虽然有一定的影响，但是没有大面积造成灾害，所以也不书。
有“不书”的，那对应的就有“书”的，书的是什么？就是《春秋》里的 这条记录——“九月，及宋人盟于宿”，所以《左传》接下来的“惠公之季年，败宋师于黄。公立而求成焉。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始通也”这句话就是对《春秋》里“九月，及宋人盟于宿”的注解。
《左传》的“惠公之季年，败宋师于黄。公立而求成焉。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始通也”这句话的意思也不难理解，季年，就是晚年的意思。伯仲叔季，兄弟排行中季是最小的；一年有四季，每一个季节都分三段，例如春季依次又分孟春、仲春、季春，季春也是春天的末尾。所以纪年，就是后面几年的意思。黄，显然是个地名，在今天的河南民权东，这个地方离鲁国相对远一些离宋国显然更近，鲁惠公能在这个地方打败宋国，相当于打到宋国家门口了。也就是说，在鲁惠公晚年的时候，鲁国和宋国两家发生了战争，鲁国一直打到宋国门口，双方结下了梁子。
隐公摄政后，可能需要一个安稳的内外部环境，因此想跟宋国缓和一下关系，所以就有这句“公立而求成焉”，意思是等到隐公被立为鲁国君主了，就想和宋国缓和关系。这个时候我们回头再看《春秋》这条记录，“九月，及宋人盟于宿”里的“及”字，就能更好的理解了，正如前面讨论“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眛”时对“及”字的解读一样，这个 “及”说明这次会盟是鲁国主动发起的。也就能更好的理解为何会盟的地方在第三方宿——中立国对战争双方来说当然是更好的选择，双方都能接受。
但是为什么有这次会盟了，双方的国君却都没参加呢？我猜也许这次双方都只是派了大臣，互相沟通了一下彼此的底线吧，毕竟，之前还在交战，要一步到位把酒言欢说不过去。因此先派个大夫之类的勾兑一下，谈的差不多了双方国君再出面，签订一下协议皆大欢喜。就像我们今天的商务谈判一样，往往是事情已经谈好了，双方的大佬才出面——这点，自古以来即是如此啊。
这次会盟之后，鲁宋双方的关系得到极大的缓和，《左传》里说了，“始通也”——会盟之后，双方才又重新恢复正常的往来。
我读《左传》读到这里的时候，唯一疑惑的一点是，鲁惠公晚年为何会与宋国发生战争呢？要知道，按照前面的记载，鲁惠公的夫人仲子可就是宋国国君宋武公的女儿啊，这属于女婿打老丈人啊。《左传》里没有记载战争的原因，这个问题，交给史学家去解答吧，不是我的关注点了。当然，除了正史，我们也可以大胆猜测一下，也许有一个人民群众相对比较喜闻乐见的其他缘故，引发了《左传》里记载的鲁宋双方这次战争，好比特洛伊战争虽然残酷，但如果是因为美女海伦的因素，就显得浪漫多了。譬如我卑鄙地八卦一下：宋武公的女儿仲子本来说好是要嫁给惠公的儿子息（也就是后来的隐公）的，结果被惠公截胡做了惠公的夫人，宋国对此有怨气导致鲁宋双方起了龌龊发生战争？——至于是不是这样，我就不知道了。不过老爹抢了儿子媳妇的事情，春秋时代不只这一件，后世也很多，典型的就是李隆基跟杨玉环。

[春秋]冬，十有二月，祭伯来。公子益师卒。
这两句话也很好理解。有，通又，十有二月，就是十月再过两个月，也就是十二月的意思。祭（zhài）伯，显然是个人名字，祭，这个姓在前面讲“郑伯克段于鄢”的时候讲过，那个给郑庄公提建议的大臣祭仲，就是这个姓。公子益师，是另一个人，这个人的身份是公子，按照之前讲“郑伯克段于鄢”的时候，提到公子吕我们解释过公子就是诸侯的儿子，所以我们推测出来这个公子益师也是鲁孝公的儿子，跟鲁惠公一辈，是隐公的叔伯辈人物。按史书记载，他的名字叫益师，字是众父。卒，就是去世。《春秋》里这两句话就是说，隐公元年冬天，十二月，有两件事在被记载下来，一是祭伯这个人来了鲁国。二是公子益师去世了。
祭，这个姓我们今天觉得很罕见。周初分封的国家里就有祭国，封地在今天的郑州祭城。第一任国君是周公的第八子伯翔，爵位是伯爵。祭国的历任国君长期担任周王室的大臣——这点有点像郑国初期的郑武公和郑庄公，都是诸侯的同时还在周王室担任卿士。但是在鲁隐公元年，郑国东迁的时候祭国被灭，祭国原来的封地成为郑国大夫祭仲的食邑——嗯，祭仲属于鹊巢鸠占，其实他并不是真正的祭国血脉，真正的血脉是这个祭伯。也就是说，在隐公元年，郑伯克段于鄢的时候，郑国的那个“祭仲”字是仲不假，但当时还不应该叫“祭仲”。在这一年他得到原来祭国封地以后，后人才称他为“祭仲”，意思是封地在祭字是仲的那个人。
《左传》在讲这两件事之前，对于《春秋》里面缺失的隐公元年十月和十一月之间发生的几件特殊事情做了记录，具体包括：（1）“冬十月庚申，改葬惠公。公弗临，故不书。 惠公之薨也，有宋师，大子少，葬故有阙，是以改葬。卫侯来会葬，不见公，亦不书。”（2）“郑共叔之乱，公孙滑出奔卫。卫人为之伐郑，取廪延。郑人以王师、虢师伐卫南鄙。请师于邾。邾子使私于公子豫，豫请往，公弗许，遂行。及邾人、郑人盟于翼。不书，非公命也。”（3）“新作南门。不书，亦非公命也。”
对于这几件事，我们在这里简单解释一下。第一件事是惠公改葬。惠公去世距离这个时候也就一年左右，之所以改葬，按照《左传》的说法，是惠公去世的时候，“有宋师，大子少”，鲁国跟宋国还在打仗，太子（也就是后来的桓公）还年少，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导致惠公的葬礼“有阙”。“阙”就是缺失的意思，“葬故有阙”，也就是说在“有宋师，大子少”的情况下，惠公的葬礼办的有点匆忙留下了一些遗憾。上一节的时候我们讲了，“九月，及宋人盟于宿”之后，隐公解决了来自宋国的外部压力，这个时候他有足够的精力来处理内部事务，而第一紧要的事情，就是弥补先君“葬故有阙”这个遗憾，所以在这年的十月庚申日（即十月十四日），鲁国改葬了惠公。但是，这件事《春秋》里之所以没记载，是因为“公弗临，故不书”，即隐公没有以丧主的身份去主持葬礼——也就是说，按礼制，这件事是新君主持的，隐公之所以没去，就是因为他认为自己并不是国君只是暂行摄政。也正因为他没去，所以《春秋》没记载这件事。在惠公改葬的时候，还有卫国的国君来参加，但是因为没有跟隐公见面，所以这件《春秋》里也没记载。这里提到的“卫侯”，是卫桓公。
读《左传》到这里的时候，可能有人会想到前面提到的“秋七月，天子使宰晅来归惠公仲子之賵”，有没有可能就是针对惠公改葬这件事呢，如果这样的话，王室这件事也不晚啊——嗯，应该不是针对惠公改葬，因为七月的时候不可能预测到九月能与宋国人会盟解决外患，所以也无法预测到十月会有改葬惠公一事。所以，“天子使宰晅来归惠公仲子之賵”就惠公葬礼而言，如我们前面分析的，确实是迟了失礼了。
第二件事是鲁国大臣公子豫私自与邾、郑二国会盟。之所以会有这件事，起因在于五月发生在郑国的“郑伯克段于鄢”的后遗症。《左传》说法是，共叔段之乱发生后，公孙滑投奔到了卫国。这个公孙滑是段的儿子。前面我们说了，诸侯的儿子称“公子”——如果段没有作乱，后世应该称他“公子段”。“公孙”就是诸侯的孙子。公孙滑是共叔段的儿子、郑武公的孙子。卫国，是武王弟弟康舒封的封地，大致在今天的河南鹤壁、滑县、濮阳、焦作一带，跟郑国近在咫尺。公孙滑出逃到卫国后，不知道怎么做的说动卫国人出兵攻击郑国，甚至攻下了廪延。郑国当然不会坐以待毙，“以王师、虢师伐卫南鄙”，由于这时候郑庄公在周王室内部还担任着卿士一职——这个职务是行政部门高级官员，因此他可以以周王的名义讨伐有错误的诸侯。因此才能出动周王室的军队，并且联合了虢国，反攻打到卫国南部。同时请求邾国也出兵。邾子——我猜也许就是三月份与隐公会盟于眛的那个邾子克——就派人跟鲁国大臣公子豫联系沟通。正常情况下邾国之前与鲁国已经有盟约，如果是讨论联合出兵的事，应该先跟隐公沟通。我估计是沟通过，但隐公不愿意参与这件事——毕竟他刚摄政，不想惹事是正常的——而邾国想参与此事，于是私下又去跟有同样意向的公子豫联系。公子豫应该又去想说服隐公，但隐公还是拒绝了。这时候公子豫做了一件事：他自己带人去参与了这次战争，并且跟邾国、郑国在翼这个地方会盟。翼，在今天的山东费县西南。这件事说明隐公虽然摄政，但实际上下面的大臣并不完全听他的命令。
第三件事是鲁国重新修建了国都的南门。之所以《春秋》没记载，也是因为不是隐公的命令——至于谁下令的，书里没记载所以我们不知道。但是这几件事连起来看，隐公元年，对隐公而言是非常艰难的一年，除了外患，鲁国的内部许多大臣也并不听从他的命令。
在记述完几件让隐公难堪的事情后，《左传》来解释《春秋》里对十二月发生的有记载的两件事。首先第一件事，是“十二月，祭伯来，非王命也”，意思是祭伯这次来，并不是奉了周天子的命令，而是私下来的——那祭伯为何而来呢？没有解释，我有一种猜测，前面我们提到这一年祭国被郑国所灭，祭伯会不会因为为此事而来呢？或许想让鲁国出面与郑国交涉一下把吞并的祭国土地交出来——毕竟鲁国当时是大国，有跟郑国谈判的实力，又跟祭国的祖先都是周公，血缘上两家很亲近。而且从这个角度讲，祭伯来不是为了公事而是为了私事也说得通。但是《左传》没记载是不是因为这，所以就不好说了。
这个月发生的第二件《春秋》有记载的事，是“公子益师卒”。公子益师，字众父，跟前面提到的公子豫一样，也是隐公的叔伯辈。卒，就是去世了。小敛，是指给死者穿衣，与之对应的是使死者入棺为大敛。 《左传》对这件事的补充说明是“众父卒。公不与小敛，故不书日”，意思是众父逝世，隐公没有前去参加小敛，故而《春秋》没有记录众父去世的具体日期。隐公之所以没有去参加，我猜应该不是隐公对公子益师有意见，以这一年来隐公行事的风格，即使是这样，他也不会表现出来，更有可能是去参加公子益师小敛这件事，按礼制应该是国君的事，隐公摄政，所以他不愿出席本来应该国君出席的场合。
说完《左传》，我们再看看《谷梁传》对这年十二月鲁国发生这两件事怎么看的。针对“祭伯来”这件事，《谷梁传》的解释如下：
“来者，来朝也。其弗谓朝何也？寰内诸侯，非有天子之命，不得出会诸侯，不正其外交，故弗与朝也。”
按制，周天子京都管辖地方千里称寰。寰内有食邑的大夫称“寰内诸侯”，祭伯就属于这种“寰内诸侯”。这段话意思是说，来是来朝拜的意思。之所以不说朝拜因为祭伯是周王畿内的诸侯，没有周天子的命令，他不能随意出国拜会诸侯。祭伯的做法是不正当的外交行动，所以不说这次来是朝拜鲁国国君。
但是《谷梁传》在解释完这件事后，在后面又加了一段“聘弓鍭矢，不出竟埸。束脩之肉，不行竟中。有至尊者，不贰之也”，聘弓鍭（hóu）矢，是一种特定的具有礼器象征的弓和矢，应该是主要用在聘问仪式中。我查资料时看到一种说法，说作为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之一，周朝的时候围绕射箭形成了一套“射礼”——听着有点像围绕喝茶形成的“茶道”一样，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聘弓鍭矢应该就是射礼中在特定情况下使用的专用弓矢，字面上猜测似乎是行聘礼的时候用的。束脩，是古代学生初次拜见老师的时候给老师带的表示敬意的礼物，后人解释说这种情况下的“束脩”就是肉干、腊肉一类；束脩也指亲朋之间、同僚之间赠送的礼物。竟，应该是通境，边境的意思。埸，读作yì，也是疆界的意思。至尊，就是地位最尊贵的人，当时语境下就是周天子。这段话的意思是说，表示聘问用的弓矢一类的礼物，不能随便拿出边境（这么说难道祭伯是来求亲的？）；干肉之类的礼物是私人间交往用的，国与国之间正式的交往用这个就不够档次失礼了；有周天子在上，一切要听命于他，不能存有二心——言下之意，祭伯这次来鲁国，应该是带了“聘弓鍭矢”“束脩之肉”做礼物。如果是带前者，要有王命；如果有王命而又带后者，则又不正式。祭伯带的东西前后矛盾，说明这次来鲁国，是不符合规定的。那只有一种解释就是这次来不是奉了王命的。但是，作为王室的大臣，不奉王命私下结交诸侯也是不对的啊，因为“有至尊者，不贰之也”，这样做是表明祭伯作为王室的大臣有了贰心啊，不忠于周王了——总之祭伯有问题。
针对“公子益师卒”这件事，《谷梁传》的解释如下：
“大夫日卒，正也。不日卒，恶也”
意思是说，大夫去世称“卒”。正常情况大夫死了要记载死的日期。之所以《春秋》里没有载公子益师死的日期，是因为这个人是坏人，也就是说做出了有违礼制的事情（“恶也”，也可能是说孔子不记载公子益师去世的具体日期是为了表达对这个人的厌恶和批评，至于为何厌恶或者批评，那肯定还是因为公子益师所作所为不符合孔子的观念）。为什么说公子益师“恶”，至少读书读到这里的时候，目前我们还没有掌握太详细的资料。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谷梁传》认为《春秋》之所以不记载公子益师死的具体日期，并不是因为隐公没有参加他的小敛，而是因为他“恶”，这点与《左传》的观点不同。
《公羊传》对这两件事的观点又跟《左传》和《谷梁传》不同。对于“祭伯来”这件事，《公羊传》的解释如下：
“祭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何以不称使？奔也。奔则曷为不言奔？王者无外，言奔，则有外之辞也。”
按照《公羊传》的说法，祭伯是周天子的大夫，这次来鲁国并不是官方出使，而是投奔鲁国（我猜这意思是祭伯可能做了什么触怒周王的事了，所以要逃亡？），但之所以《春秋》没有说他是投奔鲁国，是因为当时的天下名义上是都归属周王的，“王者无外”，就是后来说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意思是就祭伯而言，不管你投奔哪个诸侯国家，其实都在周天子管辖范围内——换句话说，如果祭伯是另一个诸侯国的大臣，那么这件事的记录就可以用“奔”字了。
针对“公子益师卒”这件事，《公羊传》的解释如下：
“何以不日？远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
远，意思是时代久远了。异辞，就是有不同的说法。可见，在“公子益师卒”这件事上至少有一点三传是一致的，即都认为《春秋》没有记载“公子益师卒”的具体日期，是有原因的。但对于《春秋》为何这样做，《左传》和《谷梁传》看法不一，前面我们已经说了。而《公羊传》则又提出一个新观点，认为是因为这件事（距离孔子时代）年代久远，孔子看到的记载和听到的说法都不一致，（所以没法确定具体日期）——我倒挺认可《公羊传》的说法，譬如《左传》和《谷梁传》看法就是“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的鲜活佐证。
总之，三传对“冬，十有二月，祭伯来。公子益师卒。”这句话的解释可以概括为两点：一是隐公元年十二月，因为某种非正常原因，祭伯出现在了鲁国；二是隐公元年十二月，因为某种未知原因，公子益师去世的具体日期没有被《春秋》记录下来——这两件事背后的真相，如同诸多历史迷案一样，已经无法探究了。
至此，隐公元年的事情我们讲完了。总体来说，这一年隐公也很不容易，可以说是内忧外患。他也很努力去做一些事，例如他努力去结交盟友缓解外围压力。但是内部依然有很多不和谐的声音，虽然《春秋》没怎么细说，《左传》则对此做了补充，无论是四月费（bì）伯在郎筑城，还是十月公子豫私自出兵并与邾人、郑人盟于翼，亦或是鲁国新作南门，均非“公之命”——也许就是四月费伯不听隐公命令开了一个不好的头，才导致后面公子豫也敢无视隐公的命令了。这些都表明隐公摄政之初，虽然是名义上摄行君主之事，但实际上在鲁国内部他还是面临诸多挑衅。其实也正常，即使是真正的国君在执政的时候，也会遇到权臣的挑战，何况隐公这种暂行摄政的君主——毕竟，不是真正的国君，名不正言不顺，说下来就下来，不听王命的权臣们也想通过一再试探隐公底线去争取更多的实权，各位大臣们也要提前考虑站队的问题啊。

[春秋]二年春，公会戎于潜。
会，是会见、会盟的意思。公，自然就是隐公。戎，是当时的少数民族，按照当时的观点属于“非我族类”，在周王朝的西边，所以又称西戎，据说以犬为图腾，所以也被称为犬戎——我感觉如果按西戎、东夷、南蛮、北狄的称谓推测，西戎其实应该是对整个西边少数民族的统称，也许西戎内部实际上还有不同的部落族群甚至建立的国家。东夷、南蛮、北狄我觉得应该也类似。西戎这个群体对于春秋而言比较特殊，因为西周的覆灭、东周的开始，就肇始于申侯联合戎人作乱攻灭镐京。潜，地名，在今天的山东济宁一带。
可以说经过一年的锻炼，隐公对于外事活动已经有了一定的经验，所以在这里《春秋》记载了隐公出席的第二次外事活动——隐公二年的春天，他跟戎人在潜这个地方会晤。
对这一条，《左传》的阐释不长，只说了这么一句：
“二年春，公会戎于潜，修惠公之好也。戎请盟，公辞。”
“修惠公之好”，是《左传》补充解释的这次隐公与戎人见面的主要目的。请，就是请求。盟，就是正式结盟。按照当时的礼义，结盟是一件非常神圣的事情，如果各方要正式结盟，就要举行一个隆重的仪式，要准备牛、羊等动物——统一称为“牺牲”——作为祭品，在地上挖一个坑，然后结盟各方杀掉祭品，割下耳朵，取血放入准备好的容器中国，各方在神灵面前读盟书，盟书里约定了结盟各方的权利义务。然后结盟各方将血抹在嘴唇上（也有说要稍微饮一点血）——这就叫“歃血为盟”。这个动作结束后，把盟书的正本和祭品一起埋掉，意思就是交给神灵一份档案以便神灵对照参考，此后就由神灵监督各方落实情况。结盟的各方则保留一份盟书的副本，方便万一发生争执的时候拿出来寻找辩论依据。祭品里最高档次的是牛，主盟的一方往往负责在结盟过程中割牛耳取牛血，所以后来说“执牛耳”意思就是老大，就是这样来的——我觉得实际上国君不可能真杀牛去，一般不过是象征性的割一刀，就像我们现在舞狮赛龙舟之前要做的“点睛”一样。辞，则是推辞、辞谢的意思。
《左传》的这段话意思很好理解，隐公二年的春天——具体时间没有注明，我们只知道是在春天——隐公在潜这个地方会见了戎人，目的是重修当初惠公和戎人之间的关系。戎人希望双方正式结盟，但隐公婉言拒绝了。
虽然在当时人眼里戎人属于异类，但是实际上戎人和华夏族群之间的往来交流已经很频繁。《左传》里能说隐公与戎人这次会面是为“修惠公之好”，说明惠公时代，鲁国跟戎人的关系还是不错的，可能惠公去世后这段时间里，双方的关系有所淡化，因此通过这次会盟进一步重新巩固一下——鲁国作为王室的近亲宗室，按说与戎人有着幽王身死西周覆灭的国仇家恨，不应该如此亲近啊。
其实这是有原因的。按照史书的记载，当年申侯联合犬戎攻入镐京的时候，鲁国、许国都是站在申侯这边的，申侯立了外孙宜臼做平王，但是有一部分诸侯不同意，这群人以虢公为首拥立了幽王的弟弟余臣——后人称为周携王，导致当时出现了两个周天子，一直到公元前750年，晋文侯杀了周携王才结束了这种僵持了差不多二十年的局面。惠公时代鲁国能跟戎人有合作，我想一者当时这部分戎人应该本身就活动在鲁国附近，双方此前民间应该已经有着很多正常的往来。另一方面，在拥立平王这件事上，通过申侯这个纽带，双方应该建立了一定的官方合作关系。
与戎人这次会见，对隐公而言，出发点应该还是稳定外部环境。戎人对此应该挺重视也挺高兴，于是主动提出正式结盟，但是，热脸贴了冷屁股——隐公给婉拒了。婉拒的原因，《春秋》没有记载，但我猜测如果隐公要找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以此前隐公的做事风格而言，他可以说自己只是暂行摄政，不能代表国君与戎人正式结盟。当然，也可能隐公作为王室血脉华夏贵胄，其实骨子里是不屑于跟戎人这样的族群正式结盟。
这件事《春秋》没有记载具体的日期，对于很看重记载大事有没有注明具体日期的《春秋》而言，这似乎也有点奇怪，如果不考虑此前说的那种“远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情形，这个日期有没有可能是孔子故意不记载的呢？——我猜如果故意不记载日期，也许就是因为前面说的那两点，一者隐公不是以国君身份出席，二者是可能孔子对隐公与戎人会盟就有不同看法——甚至可以上溯到对于之前鲁国参与申侯之乱就有意见。当然，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这些也只是我的猜测。
《谷梁传》对这件事的阐释比《左传》多一些内容，具体如下：
“会者，外为主焉尔。知者虑，义者行，仁者守，有此三者，然后可以出会。会戎，危公也。”
解释了一下“会”的含义，“外为主”意思就是对方主动发起的，换成我们今天的话，就是说用“会”则意味着是宾语方主动发起的见面。
然后强调了一下什么情况下主语方才可以去参与对方主动发起的这种会晤——理想状态下，要满足“知者虑，义者行，仁者守”。知，通智，意思是聪明。知者虑，意思是说有智慧的人把整件事情可能出现的情况做了充足的判断（并提前制定了相应的应对措施）；义者行，意思是有正义勇敢的人遇到事情能果断行（这里把“行”理解为“行动”，如果理解成“陪同前行”的话，则可以把这句话理解为“有正义勇敢的人陪同去参加会晤”，嗯，有保镖，似乎也可以解释通）；仁者守，则是说有仁德的人在后方守护着国家。满足这三个条件，则基本上无后顾之忧了，这种情况下才可以放心大胆去会晤对方。做完理论指导后，《谷梁传》还不忘了结合实际点评一下隐公这次会晤，说他“会戎，危公也”，意思是这次会晤戎人，隐公其实冒了一定风险的。为何《谷梁传》会这么看呢，想来以隐公当时的执政环境看，对比“知者虑，义者行，仁者守”这三条，似乎他都不符合啊，所以才有这个结论吧。
汉语还是蛮有意思的，即使在今天的语言环境下，当叙述宾主双方会面时，如果用“接见”，我们能感觉到主语和宾语身份地位没什么差别，但用“会见”这个词的时候，我们都能感受到实际上隐含的意思是主语的地位相对尊贵一些。“公会戎于潜”，显然也是隐公的身份地位相对高一些——这也很好理解，一来隐公是鲁国的国君，于孔子而言是“我君”，当然要尊重自己的君主了。二来鲁国是王室血脉华夏正统，戎人则非我族类，骨子里对其就有鄙视之意。“公会戎于潜”这句话，嗯，孔夫子已经很礼貌客气了。
《春秋》虽然郑重其事的把这件事记载了下来，《谷梁传》重点抠了下“会”的字眼，《左传》强调了一下隐公的傲娇。但是，《公羊传》觉得这件事没啥值得研究探讨的，直接给无视了，关于此事，《公羊传》只字未提……